理论，真的无用吗？

虫甬 · 发表于 2006-9-25 09:51

通过对之所以有“我在”的追究，很容易就转化为“我在”需要做什么？这就是使命感的由来。同时，精神个体也会自觉地承担起对所置身的整体文化的存在命运进行思考。精神个体的存在命运与他所依存的文化整体的存在命运是紧密相连的，对他们的感受与思考都有一个相似的过程：即以欲望冲动、感性认识为先；确立信念、践履实施居中；理性思考、形成问题域等最后，像一个事后的总结。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递进拓展、包容的关系，是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的。
精神个体——中华文化——现代中国文化——世界文化，这便是我心目中的递进拓展、包容途径。我对包容自身存在的中华文化、现代中国文化、世界文化等，都有一个以自己独特视角的把握。
对中华文化在现实中的存在状况我有两种说法。其中的一种说法是，对于古人来说，他们生活在中华文化土地上，中华文化并不成问题，我把这个时期叫着中华文化的自在期。而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中华文化的整体是一块沉陆，就局部而言又可以相对分成三部分：第一是“自然转化部分”，第二是“沉沦部分”，第三是“孤岛部分”。
自然转化部分：如汉语，由于它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所以从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转化进行得最自然、顺畅，而汉语组成的最基本因子――汉字，在新旧文化的转化过程中几乎都没有变，这是个奇迹。中华文化自然转化部分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化最基础的部分，也是中华文化意义的重要所在。中华文化大陆在沉沦过程中，还被冲刷出大量的文化因子，自然地融入现代文化之中，对此，只有通过溯源才能察觉得到。就好像眼睛是用来看东西的，但通常眼睛看不到眼睛。
沉沦部分：作为一种过去时态的文化存在，中华文化的主体部分是一块沉陆，似乎成为不可知部分和学问、知识部分，而学问或知识都是一些静态的东西，做学问就好像在考古，学知识就好像在参观博物馆，面对的似乎都是与自己的生命存在没有直接关系的东西。这也是现行知识体系对中华文化的定位。
孤岛部分：中华文化隆起的部分，如“旧体诗”、“书法”、“国画”、“中医”等，在现代文化中呈“孤岛”状态，从事文化实践的人们既无法进行自我确认（由文化整体赋予其具体文化形式存在的意义），也无法与现代文化形成整体认同，似乎只能算一门技术或一些“遗产”。（其实，遗产说的危害性显而易见，就好像一个富家子弟从祖上继承了许多的遗产，由于不是自己劳动所得，就容易挥霍，甚至糟蹋，文革中的破“四旧”便是极端的例子。）我的观点是：文化形式是文化精神的载体，必须树立通过中华文化实践获得中华文化精神的信念，使中华文化实践成为进入中华文化世界的通道。
中华文化在现实中的存在虽然相对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但是向上追溯它们是一个整体，作为一个整体便有一种统摄，我将这种统摄命名为“中华文化精神”。
另一种说法是，中华文化像一棵饱经风霜的大树，在近代，又经过一百多年的欧风美雨俄大雪的摧残，这棵大树有一部分已经干枯，有一部分正在枯萎，但也有一部分仍在顽强地绿着。如何对待中华文化这棵大树？认为中华文化已经枯死，但材质精美，可以加以利用，这是旁观者的轻松；认为中华文化这棵大树行将就木，弃之唯恐不及，这一直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界的主流意识。文化真的像衣服那样，旧了，破了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换一件？认为中华文化仍有顽强的生命力，依然有再生的可能，这是极少数人的坚持。也是我所持的立场及努力的方向……

虫甬 · 发表于 2006-9-26 09:01

用“自我确认图式”来套中华文化这样的庞大的事物，也许有些勉强，所以不妨举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儒家作为例子来粗略且主观地说明。
当孔子创建儒家之时，就好像在中华文化土地上播种了一颗独特的文化种子，儒家后来的成长都有其自在的逻辑。经过孟子、荀子、董仲舒、韩愈等杰出继承者的传扬与实践，到了宋代，可以说是儒家发展的极盛时期。朱熹理学成为儒家的集大成者。于此同时，儒家的思想开始结壳、僵化，对中国社会、文化的作用也由正面居多转为负面的居多。
反者，道之动。“知识”对“信念”的否定力量也在增长，这可以从明清之际中国的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形来考察。但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对全面的社会矛盾的解决方式是改朝换代，特别是文化落后民族的入侵，并完成其统治，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到了清代，所谓的康乾盛世，就文化而言却是十分孱弱的。
到了近现代，在西方列强的入侵及强势文化的压迫下，原本相对自足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矛盾全面暴发，导致整个中华文化的崩溃。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思想也遭受重创，同样也存在着覆灭与再生的问题。
我对儒家的存在问题的一些浅见，可以在3年前我给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的一封信中看出。现在将它粘贴出来，请批评指正。

虫甬 · 发表于 2006-9-26 09:04

原信粘贴如下：

汤恩佳先生：
您好！

春节期间，再次拜读先生的演讲词，我又有了一些思考。
孔教即儒教。关于儒教是否为宗教，学界一直有争议。认为儒教非宗教，是以西方知识体系对宗教的定义作为标准，对儒家的存在进行衡量而得出；认为儒教是宗教，也是以西方知识体系对宗教的定义作为参照，结合儒家在中国的实际存在状况进行解释而得出。是与非都处在西方强势文化的阴影笼罩之下，都摆脱不了对西方知识体系的依赖。对这个问题，我也有一些不太成熟的想法。我认为，关于儒教是否为宗教这个问题，与中国是否有宗教的问题密切相关，是在文化融合过程中产生的，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汉代佛教传入到中国之时，经过数百年的碰撞、磨擦与融合，到了唐代，形成儒、释、道三教并尊局面，问题才告一段落。到了近现代，中国文化再次处在融合的过程中，在有关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中，中国是否有真正维系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宗教的问题再次提出，而关于儒教是否为宗教这个问题也再次产生。问题既然已形成，就必须认真面对，它直接关系未来到中华文化再生的问题。不妨先将两次问题形成的背景作一番对比。佛教进入中国并扎根的过程，实际上是基于中华文化自我完善与发展的需要。在整个过程中，中华文化都是主体，自主地完成对佛教思想的吸收与融合，而作为在中华文化起主导作用的儒家思想在这个过程中也得到了完善与补充。到了近现代，人类社会进入全面大融合的阶段，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中华文化却逐渐丧失了主体，存在着覆灭与再生的问题，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思想也遭受重创，同样也存在着覆灭与再生的问题。
儒教是否为宗教的问题可以看成是儒家文化存在问题的一部分，关于儒家文化存在的问题的解决仍在进行之中，要看儒家文化再生的状况而定，如果再生顺利，重新成为凝聚中华民族“新的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成功；如果无法再生，而萎缩成为蜗居在学院内的一门学问，则不足观。
儒家在现实社会中的存在状况如何？先生在演讲词中将儒家分为六类：儒学、儒教、儒官、儒商、儒将、儒医，他们遵照孔夫子及历代各位贤者的教导，按照仁、义、礼、智、信五常去做人行事，因此真正的儒家应该是一些品行高尚且能力出众的人，但在我日常接触的范围内却几乎看不到。……
先生在演讲词中主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儒教按照现代社会政教分离的原则，将孔子儒家思想与中华民族传统宗教信仰结合起来，形成自主的宗教组织，在国家宪法与法律的规范与保护下开展活动，教化民众，启迪民智，培养人伦道德，提高人文素质。这当然很好，但其中我也有疑问：孔子儒家思想是如何成为中国民众信仰（如果将信仰比作一粒种子，那么，这粒种子在何时，于何地，如何落在人们的心田里生根发芽的？）的？这其中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我不知道，中华文化在香港地区的存在状况如何？但我知道，在内地，经过近百年对中华文化特别是孔子儒家思想的全面否定，到了我们（我1968年出生）这一代人，从小就生长在“批林批孔”的文革氛围之中，对孔子甚至整个中华文化都很难建立起那种信仰的体系。知识越多，蒙蔽越利害。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甚至步入社会，我们接受的知识体系是以前苏联或西方知识体系为参照建立起来的，一但形成认识主体，中华文化就成了“他者”，人们很难再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存在问题”，即便能够认识到问题的存在，由于无根，所有的思考都成了种在纸上的浮萍。许多年了，我对中华文化存在问题的感受与思考，一直处在一种迷茫、漂浮，甚至挣扎的状态，直到如今，心中仍有许多困惑。
我趋向于把儒家的再生问题看成是重建“中华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具体可相对分成三部分：实践、认同、恢复。
实践，中华文化的精髓有很大一部分为生命实践的体验，强调“知行合一”。这里的“知”可理解为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指的是知识（甚至真理），这样的“知”先于行，像儒家经典等可作为这方面的存在；另一方面指的是真知（即生命体验），那么，这样的“知”在行后，行而后才“知”。行即实践。实践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指文言实践，另一方面是指社会实践。因为中华文化产生于农业文明社会，随着农业文明背景的隐退，我们对她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陌生，只有通过文言实践，才能打开进入文言世界的信道，使精神个体的存在与文言世界的存在融为一体。只有通过文言实践才能真正感知到问题的存在，也才有试图解决问题的可能。在文言实践的过程中甚至可能解决信念的确立问题。当然，信念的确立也可以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解决，即精神个体在社会实践中感到茫然，如禅宗所言“立地成佛”那样，最后皈依到儒家。
认同（即存在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亦是个体向整体的皈依），除了指精神个体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之外，更重要的是在于存在共同体的意识形成。这里我想运用“精神参照”这个概念，精神参照这个词有双重的含义，第一重含义得益于佛教中的“万川映月”这个比喻：天上之月是共象，是统摄，虽然可望而不可及，但必须有，可望才会有希望。与天上之月对应的是水中之月，水中之月即心中之月，它是精神个体被天上之月照见后的留痕，是形而上的；第二重含义是指人生参照系统的形成。和以往那种以偶像为榜样的参照系不同，它是以先前实有的精神存在为定点，然后确认自身的位置与前进的方向。就好像一个人在茫茫的大夜中摸索，突然见到远处的亮光，虽然那里未必是自己的去处，但那一线光芒的出现，对在暗夜中摸索的人所产生的心灵慰藉，以及对其自身所处位置的把握都能起到参照的作用。
生命体验是存在意识形成的基础，而存在意识是认同的根据。实践在于解决精神个体与中华文化通联，认同在于解决精神个体之间的通联。
恢复，在实践与认同的基础上，恢复一方面指的是中华文化精神在精神个体内部的恢复，这时精神个体就会意识到儒与道，甚至释（这里指的是中国化的佛）等，它们之间的内在的互补与统一。另一方面指的是中华文化精神在群体中的恢复，进而达到对中华文化整体的恢复。像将儒家的存在状态恢复到类似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状态（儒家的存在在孔子那里是十分博大的，而后来的儒家则越做越小），甚至在孔子之前的儒的存在，即“死与神”的（孔子“不知生，焉知死”等说明他对“死与神”的世界有所拒绝）世界亦在恢复的范围内。
中华文化的再生是处在人类文化融合的大背景之下，当然也要对中华文化在人类文化整体中的位置有所标识。我在《中华文化的存在问题》一文中，将宗教看成是扎根于人类生命意识深处的不同部位成长起来的，它们像在生命之树上不同部位的枝杈，互相形成不同层次覆盖、交织与补充，这样它们可以成为一个整体。
总之，实践、认同、恢复，主要完成中华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传承问题，对中华文化存在状况的把握、进行现代意义的阐释以及在人类文化整体中的位置的定位等，构成中华文化再生的逻辑可能空间。这样从理论上说中华文化再生就是可能的了！
限于眼界，以及相关资料的匮乏，以上浅见，算是在班门弄斧了，不妥之处，请指正。
恭请
台安

后学：陈崇勇
2003年3 月1 日

虫甬 · 发表于 2006-9-27 09:41

说到中华文化的再生，首先是对“中华文化自信心”的恢复，这一点至关重要，否则再生无从谈起。“中华文化自信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些使用汉语的中国人，在进行文化实践过程中，产生出的一种源于中华文化，类似于信仰的力量，即是为中华文化的再生确立信念，也是为了精神个体确立“自我”的信念。
我曾经有过一个“新人”的说法：所谓的“新人”，从广义上讲，所有以汉语为母语的华人都是，而就狭意而言，特指的是中华文化之传人，他负有对中华文化重新进行存在意义的阐释之使命。他通过中华文化实践，从中华文化中得到精神倚靠，寻找到“我行、我思、我言说”之根据，并由此确立主体，然后开始对引进的各种学说、思想进行包融，进而架构关于中华文化存在意义的体系。其实，个体与整体的所遇到的问题是一致的（亦所谓的“天人合一”，即人的存在意识有多大，“天”就有多大），文化实践个体通过对自身存在问题的关注与把握，并由此拓展开来，这样寻求个体的存在意义便与寻求整体文化的存在意义便同一起来。“新人”对中华文化重新进行现代意义的阐释后，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观念融入到新的中国文化形成过程之中，使人无惑，并有所皈依。对中华文化而言，新人的诞生是一种转机，也是一个标志，新人的诞生甚至能产生出新的精神参照。
“新人”，形而上的设置，形而下地思考。中华文化的传人（近百年来，中华文化遭到全面的否定，积毁销骨，使中华文化结构彻底毁坏，中华民族在文化精神方面似乎已成了附庸。也许，适当的损毁是必须的，但问题是：真正的建设在哪里？如今，在中国，一些根本的理念已经崩溃，必须重建文化精神，从中华文化中寻找回属于中国人真正的自信，重建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在现实中也许是不存在的，但通过对“新人”的设置，可以将“中华文化的存在问题”清晰化、具体化，并将问题导向每一个文化实践个体，使每一个精神个体都可以从自身的角度进行努力，并获得一种形而上的参照与认同。
确立了中华文化再生的信念后的具体文化实践，可以分为若干个局部，汇总起来，就像沿海经济涓涓细流聚集成的大江大河。
对中华文化的再生还可以打一个不甚恰当的例子——围棋。围棋是中华文化中较有代表性的形式之一，它形成于中国上古时期。围棋的形成，有着深厚的中华文化的内涵，如方棋盘、圆棋子对应于天圆地方，黑、白棋子对应于阴阳等。围棋在中国古代逐渐演化出座子等规矩，形成一种较为僵化的模式。围棋在唐代开始传入亚洲各国，后来在日本发生了变革，废除了座子规矩，重新开始了现代围棋的发展过程。
在围棋演变的过程中，可以引申出许多问题：
一、当围棋形成之时已经预设了其发展及再生的可能空间；围棋和国际象棋等棋类相比，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明确的算路，相对有限的变化，使国际象棋容易被电脑掌握，电脑胜人脑的情况在二十世纪末已经发生，而围棋的发展空间无疑要比国际象棋广阔得多，现在还看不到它的边际。
二、围棋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已经在中华文化圈中形成广泛的影响，它已经不仅仅是中国人的专利。换而言之，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对中华文化内涵的把握中国人已经没有太多的优势可言。
三、围棋的现代化过程也就是其再生的过程，中华文化的局部的再生与整体的再生关系如何？
四、实现围棋再生的主体已经不是中国人，可以引申出进行中华文化再生的主体也可能不是中国人。
五、琴棋书画，是古代中国文化人的一种修养，现代围棋专业队伍、赛制及商业运作等方式，强化其竞技的一面，而忽略了围棋所蕴含的其它文化内涵，是发展还是异化，值得商榷（现代体育文化也存在着的异化问题），可以引申出中华文化再生中的异化问题，等等。
这些问题都值得探索……

虫甬 · 发表于 2006-9-28 13:44

我认为，目前的中国文化还处在这样一种状况：就我们所处的新文化大陆的形成而言，在近现代，中国长期面临着国家、民族存亡的危机，东西方文明这两块大陆板块发生了直接而强烈的碰撞，中华文化板块的相当部分被迫沉入海底。而抬升隆起的新文化大陆，在短短的百余年间，能形成如今这种相对适用、略有光彩的局面，着实不易。但不要忘记，这是一块形成才百余年，抬升起的高度并不大，积淀也很不够丰厚的文化大陆。
何谓新？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由于目前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它不像中华文化那样是自然而然生长起来的，而是在原有的文化废墟上，通过对外来文化的引进、模仿、移植而构建成，没有原创，少有创新，还处在一种二流的文化状态。
我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在现代中国社会的作用有以下的认识：引进外来文化的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像是车之两轮，也像是人之双腿，都是新的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新的中国文化向前发展的源动部分。如果能够真正地确立对中国文化的真正自信，那么，引进外来文化的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这两股力量，就可能相互围绕旋转，如同太极中的两仪，逐渐形成就的中国文化之核，那就使我们的自信心有了具体的指向。

虫甬 · 发表于 2006-9-28 13:45

我对世界文化现状的把握也有以下的认识。
一是目前人类文化所处的阶段。
我认为，二十一世是人类社会大融合的时期，也是人类文化大融合的时期。文化融合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需要经历几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和以往局部的文化融合不同，这次文化大融合，是地球上所有现存的文化的融合，全世界各个国家及民族都必须参与。既然是全人类文化的融合，就不能只是所谓的“先进文化”在全球的推广，而应该将所有文化的精华部分尽可能的融合。
这次文化大融合相对可以分成：扩张――动荡时期，磨合――互补时期，融洽――稳定时期。前几个世纪，西方列强向外的殖民扩张可以看成是这次文化大融合的开始，被入侵的国家和民族都会产生强烈的表层的社会动荡及深层的文化动荡，开始了文化融合的第一阶段；进入动荡时期的国家或民族都会产生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相互撞击磨合的问题，对于西方社会来说，虽然处在文化强势和主流位置，但其文化自身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需要引入其它文化进行调整，这便是文化融合的第二阶段，也是现今世界文化所处的阶段；弱势国家和民族通过引进西方文化并融合，西方国家通过对其它文化的吸收，使人类文化趋于同一，实现“大同”，完****类文化史上的最后一次辉煌，这便是第三阶段。（人类社会文化的融合可能也类似于恒星爆炸的情形，最辉煌的时期也是能量消耗最大、损毁最严重的时期，辉煌之后是冷寂。）之后，进入相对平稳的状态延续下去，直至伴随人类的消亡。
人类文化的融合存在着许多问题。
目前，所谓的“文化全球化”似乎就是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它隐含着的内在逻辑是：西方的社会模式是最佳的，而且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所以其他民族文化必须放弃自身文化来跟随。
我心目中的理想的文化大融合应该像海的形成，而各民族文化就像归入大海的河流。海要有海的容量，如果它只是容纳一条河流的水量，那只能成为湖泊，而不能成海。河流也要有河流的水量，如果它在途中就已经干涸，或已萎缩成涓涓细流，那是河流的悲剧，也是海的损失。
人类文化的融合过程也是新的人类文化精神的形成过程，新的人类文化精神应该最大限度地包融人类各民族的文化精神（即海的容量的形成）。而作为一种信念，则人类文化精神这个核心应首先形成。
打一个比方：人类文化大融合就好像在建一个人类的精神家园。西方人因为乘坐汽车等便捷的交通工具，先期到达，开工构建，并不断地从各处搜集材料。而东方人等，因乘马车、骆驼等交通工具，仍在途中。如果东方人等因羡慕，而抛弃自己的辎重，搭西方文明的便车而到达，终因两手空空，又没参加构建，只能成为精神家园里的租住客，甚至沦为精神家园里的流浪汉。而人类精神家园也因蓝图缺陷、材料匮乏，使之只有欧式建筑的单调，并留下大面积的荒芜。如果东方人等，因落后而加倍努力，并改善交通工具，也带着自己的蓝图和材料参与构建，这样的人类精神家园才最完美，并适合人类全体居住。

虫甬 · 发表于 2006-9-28 13:46

二是保持人类文化生态的多样性问题。
在地球上，几乎所有民族的传统文化面临的处境都十分相似，每一个民族都要为其自身的传统文化寻求一种出路，殊途同归。中华文化的存在问题，其实也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存在问题的一部分。
必须建立更深邃、更宽广的文化生存空间，改变现行文化价值观念，重修文化史。人类的演化不是进化，就好像一个人的诞生、成长与衰亡的过程不能说成是进化一样，文化也是如此，应该用成长的观念阐释。由于记忆的缺失，使我们对早期人类的文化图景少有所知，它已随先人的逝去而飘散，但历史必须留白，承认它的存在，并给它留下重要的位置。意义是自在的，价值在比较中产生。文化功利主义价值观，以有用和无用来衡量一种文化的存在价值，是很短视的。比如一个物种，现在无用的，但将来可能有大用。再说，对别人无用，难道它就不可以“自用”。无用是相对的，有用是绝对的。文化的火种就好像是物种，灭了也就永远的消失，决不可以挽回。所以，对文化种类而言，保存是第一性的，保存一种文化，可能就是保存一个未来的文化生长空间。
为了保持人类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寻求超越人类自身存在的精神力量。所谓的终极意义的阐释，就是指从整体的、终极的、形而上的层面进行阐释。众所周知，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人口的不断增加，人类活动场所的日益扩张，对地球生态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如果把人类文化存在的现状比作文化生态的话，这个生态系统比地球生态系统脆弱得多，地球生态系统毕竟是大于人类的存在，而地球上现存的文化大陆已经很少，大陆在沦陷，物种在灭绝，繁荣昌盛的只是商品消费型文化。而商品消费文化就好像人类种植的谷物、饲养的家禽，速生、丰产、精致、细腻，适合人类越来越娇嫩的胃口。只是，它们虽然数量庞大，但品种很少，且非原生性物种，是人类圈养的东西，如非人类特殊的呵护，它们的生存能力极低。长期食用此类食物的人类的肌体亦将受到影响，可能存在某种致命的缺陷，只是现在还没有显现出来。同理，长期沉浸于商品消费型文化的人们的心理也可能存在某种尚未显现出的致命缺陷。文化之大同可能导致“文化灾变”的发生几率大大增加，只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基因的人们，一但发生文化灾变（邪教的集体自焚，便是文化灾变的一种形式），就可能像在英国发生的“疯牛病”一样，貌似高大、完美的，以人类意志培育出的所谓“良种牛群”无一幸免，而那些土生的“不良品种”的牛群却可以不受感染。不同类型的文化，有着不同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取向，对其它文化有着天然的屏蔽作用。

虫甬 · 发表于 2006-9-28 13:48

三是人类社会、文化所面临的最根本性的问题。
我认为，人类社会、文化所面临最根本的矛盾就是，人类存在（欲望）的日益扩张与地球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矛盾。人类的这种日益膨胀的物质欲望已经对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形式的存在构成了根本的威胁，而这种威胁最终也将作用于人类。我曾经就此用文字画了一幅漫画：它的上嘴唇顶着天，下嘴唇挨着地，地球似乎只是浮在唇边的一丸，它傲慢的脚已经踏上了月球，贪婪的手正伸向火星。人类存在的根本危机在于这小小的地球无法容纳人类如此庞大的欲望，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似乎又让人相信人类的生存可以摆脱地球这个母体，这使人类更猖狂。对于人类能否摆脱地球而长期在太空生存，这不仅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生存哲学问题，很需要探讨。诸如，地球上的资源（包括文化资源）还能供人类挥霍几时？地球是不是人类的宿命？很难把握，在宇宙的角落，一颗微不足道的星球的表面上附着的生命――人类，会被赋予怎样的生命本质力量？也很难想象，上帝还会给人类像地球这样厚待生命的星球？（这样的星球，起码要能够让人类裸呈在星球表面上，自由地呼吸、自然地繁衍，否则，都只能算是暂住。人类在外星球的种种努力更有可能是将地球上生物演化的密码植入一种有极强适应能力的生命形式，让它们在其它星球上重新开始类似于地球上生命演化过程。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生命演化也可能是外星人到地球类似“登陆”播的种。）几乎是在数百年间毁掉地球的人类，再给它一个星球，能解决问题吗？
把中华文化看成一些遗产似乎已经成为共识，于是有所谓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类说法。之所以会有“遗产说”观念的形成是因为有更深层次“进化论”观念的原因，从某种角度上说“进化论”观念是人类存在的“强盗逻辑”，它倚仗人类对地球占有的既成事实，以所谓的科学论证为依据，把自身确立为最高等之后，对“弱者”（包括自然万物、落后民族、以及不同类型的文化）进行强力征服，并以此心安理得；而落后民族首先是为了生存，在接受“进化论”观念后，背弃原有的文化观念，也以此心安理得。前几个世纪，在“进化论”武装下西方列强，以及处在工业化时代的人类，干了多少屠戮种族、毁灭文化、破坏生态的坏事，造成了许多无法挽回的恶果。
如果把地球上存在的生命形式看成是一个自生自灭的过程，那么人类（生态圈里的癌细胞）的出现加速了生命形式的消亡。有时甚至可以把人类在地球上的存在看成一个自取灭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现代科学技术加速了原生物质世界的消亡，现代文化艺术加速了原生精神世界的消亡。原生物质世界和原生精神世界构成了人类存在的根本，如果两者都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也许就是人类走向衰亡的开始。“文化之大同”如果成为“文化之大灭”！就未必像人们往昔憧憬的那样美好。文化之间没有了差异，是文化史的终结。对所谓的发展大趋势之类说法必须慎重。
和早期列强的武力扩张不同，如今的扩张很大部分是资本的扩张。在文化方面，资本文化的扩张显得更深入、更彻底，可称之为“文化扫荡”。资本文化的扩张甚至可以以保护的方式进行，所谓的《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的评估就是。文化是一个整体、动态的存在，将其残存固化为一些遗址、遗风、遗存之类的“文化遗产”，然后当成科研、旅游资源等利用，这其中隐含着对文化内涵的替换，危害性不易察觉。如果说“文化遗产”还勉强有理的话，那么“自然遗产”之说，就显得十分荒谬了，这其中隐含了人类极端霸道的心态。只因为地球上还有那么一些可怜的“自然孤岛”，人类贪婪的欲望之手尚未触及，或破坏得还不太严重，亿万年前它们就存在着，自生自灭，比人类的存在还远久，与人类毫不相干，怎么就成了人类的“遗产”？……
但是，如果把人类在地球上和谐远久地存在下去作为终极目标的话，那么有必要寻求一种力量来克制这种无限扩张的欲望。这种力量不可能凭空产生，它必须到传统文化中寻求，而在人类的传统文化中大都有“禁欲”的倾向，可以转化为这种力量，如基督教的“原罪”，佛教的“慈悲”等，儒家的“仁”等。
人类何以愿意束缚自身的欲望？人类何以能够束缚自身的欲望？
每一个人，当他呱呱坠地之时，就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存在，所有的感知都依附于他的肉体。当他渐渐长大****时，这个个体――我，可以相对地分成本我、自我、超我三个层面，本我是对自身生理方面存在的感知，自我是对自身文化方面存在的感知，超我则是因种群延续方面的需要而对自身存在的超越。本我与超我都是起源于生物的本能，位于两极，而自我则是人类文化的生长部位，处在中间。本我的特征是寻求刺激与享乐，死亡为其终点；超我的特征是奉献与牺牲，死亡为中间环节，最终完成对死亡的超越。人类群体自我生长的指向决定了文化发展的趋势，世俗文化：自我→本我，宗教文化：自我→超我。
现代科学技术并没有解决人类深层次精神需求问题，傍倚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现代消费型文化像浮在水面上的油彩，虽然五光十色、眩目多彩，但终究免不了浅薄，寄身其中的精神个体都会产生飘泊动荡之感，缺乏一种坚定。要解决解决深层次精神需求问题似乎只有皈依宗教。
早期人类文化，原始崇拜普遍存在。原始崇拜主要是由于人对自然神秘力量的畏惧及对祖先的崇拜（是对“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深层追溯，亦是对生、死的直面）。后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理性意识的增强，原始崇拜逐渐转化为宗教形式（亦文化精神之固化，将充塞于天地间的文化精神固化为一些教条未必是好事）的存在。宗教扎根于人类生命存在意识的深处，所谓生命存在意识的深处就是，人类演化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模糊记忆，是理性意识所追溯不到的层面。就好像一个人，他的理性意识很难追溯到蹒跚学步时，更不用说诞生之初乃至在娘胎里的情形。而那些模糊记忆潜在地构成及制约着人类发展的可能空间。人类生命意识的深层可以相对分成：人类文明史→人类的诞生―→动、植物的分离－－→生命诞生之初―――→生命诞生前的混沌――――→星球的诞生－――――→宇宙的诞生等几个层面。这些层面递进模糊。
宗教是由于宗教的创始人或演化过程中的杰出者非凡的悟性，在人类生命意识的深层（真正的科学创造也许亦扎根于此）播下种子，并在那里生根发芽，然后破土而出，成长为参天大树，使人们受到它的荫蔽。而信徒和后人通常只能看到地面上的部分，只有少数杰出者才能探知其地下的部分。这颗种子一但播下，它的成长就有了自在的逻辑。
由于世界各民族文化精神的扎根部位不同，在深层部分具有互补性，导致各民族文化具有本质区别，是真正的多样性。所以在人类文化大融合的前期，应该有一个各民族文化复兴的阶段。当然，这是一个在开放背景下的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与弘扬。文化复兴，一方面是为了保持人类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使宝贵的文化资源不至于被浪费，或消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能够保证让全人类各民族都能自主而非被动地参与文化大融合。

虫甬 · 发表于 2006-9-29 09:55

四是人类文化精神的形成问题。
   人类文化的融合过程也是新的人类文化精神的形成过程，新的人类文化精神应该最大限度地包融人类各民族的文化精神（即海的容量的形成）。而作为一种信念，则人类文化精神这个核心应首先形成。
   由于人类自身的局限，生存、死亡的恐惧无法摆脱。理性意识所获得的只是一些小知识、小智慧。就地球而言，我们孤独、无知、畏惧。自然万物并非可以和我们平等对话的主体，所有自然生态所面临的问题都是人类在自作自受、自说自话，人类没有朋友，是孤独者；我们不知道，地球的生态圈究竟能够维持人类存在扩张的极限在哪里？很无知；如果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物种普遍灭绝，作为独夫的人类亦将面临灭顶之灾，真畏惧。就宇宙而言，人类的大孤独、大无知、大畏惧等状况也没有本质上改变。在浩渺的宇宙中，人类并没有找到另外的生命形式，地球生命是不是真正的孤独？人类对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物质的最基本粒子，什么是精神等根本性的问题都没有明确的答案，借助于天文望远镜及宇宙大爆炸理论对宇宙起源等问题的描述未必真实。真正人类个体可以感知及理性把握的事物都是很小的，在时间上、空间上都是如此。就好像一个人，在他一生的体验及感知能力之外的事物，都是不真实的，只有经过某种论述，他才能存疑地相信。我们对宇宙的认识何尝不是如此（因为没有更合理的假说）。我们算不算真的无知？当人类中小小的精神个体直面宇宙等那样庞大的事物时没有理由不畏惧。我们和千万年前的人类面临的问题只有大小而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们孤独、无知、畏惧，需要有所皈依，产生宗教情结也是很正常的。正由于全人类有共同面临的问题，它将人心聚合成一个整体，可以形成新的人类文化精神的初始状态。
   人类文化精神可相对分成时代精神与文化精神，时代精神对应于现时人类所共同面对的问题，文化精神对应于从古自今人类所共同面对的问题。在人类文化融合以前，由于地理等条件的限制，这些问题都由各个民族独自面对，并形成各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精神是经，时代精神是纬，时代精神与文化精神共同编织出人类的精神图景。在某一时段，如果时代精神之纬稀疏，则文化状态常体现为萧条，如果文化精神之经稀疏，文化状态常体现为浮华，而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显然是文化浮华的时代。
   广义的文化包含科技，狭义的文化与科技对应。我认为，广义的文化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使人类的存在最大化，当然，这里的存在本质上指的是存在意识，相对可以分成物质世界的存在与精神世界的存在。科学技术是拓展物质世界的最佳工具，文化艺术是拓展精神世界的最佳方式。科技对世界的作用，从认识开始，经过证明，最终达到对世界占有的目的，以满足“本我”的需求，以及“自我”中靠近“本我”的部分。文化对世界的作用从解释开始（这里的解释与认识密切相关），经过限制，最终完成对世界的关怀，以满足“超我”的需求，以及“自我”中靠近“超我”的部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从初始的同一到后来的不对称，它们的分裂和冲突到工业文明时代日益加剧。从某种角度上说，科技是一种邪恶，它不断地改善人类生存状况的同时，也不断地干着摧毁自然的勾当，而自然是人类心灵审美的准则。（这是生命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所积淀下来的对自然的顺从与敬畏，作为人类，也许还应该增加些反叛，但决不会太多。）物质世界的获得与精神世界的损失，孰重孰轻，何者为度？哪里是它们的平衡点？这也是人类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人类现代文明的本质特征就是物质世界的不断扩张。到了二十一世纪，以西文方文化为主导的现代文明，可能也存在着根本的信念危机。主要体现在：１、现代科学也许会发现物质世界没有“第一因”（即没有上帝），那么，真正的科学探索就失去了原动力，将导致科学精神的萎缩；２、所有的知识都可能以人类的自身为归止，渐渐呈零值，即再无奥秘，再无意义可言，亦将导致人文精神的萎缩；３、科学技术已经开始了人自身的否定，挑战人类的尊严。无知、无德、无所畏惧，却拥有强大力量的人类即处在一种十分可怕存在状态。
   西方文化手执科技的利器，像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它的光芒覆盖了其他文化的光芒。但这支火炬的燃烧难以维持太久，一是维持火炬燃烧的外部资源（氧即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二是维持燃烧的内部资源（油即西方文化资源）的有限性。一旦科技之光黯淡下去，恢复了西方文化原本的状态，那么其他文化的光芒就会显现出来，成为照亮心灵世界的光芒。所谓科技之光的黯淡，就是指科技回复到它本该有的位置。目前的人类尚处在“科技神话”的时代，人们相信，只要科学技术不断地发展，人类所面临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而实际上，科学技术只能解决它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而不是人类所面临的所有重大的问题。当西方文化发展到它扎根时所预设的存在空间之后，“知识”开始了它的否定，暴发文化灾变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
   我有一种感觉，二十世纪是一道关口，在此之前，人类在爬坡，在此之后，人类在滑坡。而科学技术也由向上之力转化为向下之力。步入中年的人类应该告别青春期的欲望贲张，转向深邃与博大。深邃指的是扎根之深邃，博大指的是关怀之博大。所谓的深邃与博大也就是寻求人类精神世界的存在最大化。
   物质世界的扩张就微观而言，人类的占有已经达到纳米级；就宏观而言人类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掌握了地球生态的命运，并且把触角伸到了火星。与物质世界的无限扩张形成鲜明的对比的是精神世界的萎缩，市场经济追逐的是眼前看得见的利益，政治团体追逐的是现时的统治，整个社会文化形态弥漫着狭隘的功利氛围，而精神个体的存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所谓的“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对自然资源的永继利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等，这些说法都是十分可疑的，在此基础上的绿色环保等观念，也显示出人类的狭隘与自私，仅仅为了自己活得更好，那决不是关怀。人类无法摆脱自身，却又要超越自身，这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不对称，造成文化存在的不和谐。
   就存在而言，在未来←—现在—→过去的坐标中，未来只是一种方向，可以把握的内容很少，很少的这一部分内容还是根据过去、现在的推想；现在，也只是一个即将逝去的瞬间；真正可以把握的、有着丰富内涵的是过去。过去就是历史，对历史进行把握，就是追溯。追溯的方式可相对分成两种：一种是理性的追溯，获得的是知识；一种是非理性的追溯，获得的是存在的认同。
   就存在意识而言，“我”永远只能是“我”，而不可能是“你”或“他”，只有当“我” →“我们”（存在意识的拓展，即存在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时，“我们”才能包容“你”或“他”。存在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必须有其内在的根据。所谓的内在根据就是指在生命意识的深处，两者尚未分离时的同一。
   人类存在真正的依靠只有自身。溯源是因，关怀是果，把人类自身的存在最大化，横向，将人类的关怀涵盖到地球上所有的生命以及生命存在所依托的环境；纵向，将人类的生命存在意识拓展到最深层，并将关怀延伸到子孙后代。只有这样，人类文化的存在时间上、空间上才能最大化，并构成一个人类文化存在的整体。
   新的人类文化精神的形成，包含了对世界各民族文化精神的超越，是人类文化大融合的最善之果。能否结出，结好，亦非定数。
   以往人类群体的理想无非有三类：一是对想象中的远古理想社会的恢复（儒、道等）；二是对天国的向往（宗教）；三是建立理想国度（乌托邦）。而如今，这三种理想的社会状态虽然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否定，但也有转化融合的可能（亦人类文化精神的融合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方面随着人类自身能力的不断增强，对祖先的崇敬越来越少；另一方面随着人类与自然的冲突不断加剧，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古人的那种人与自然相对和谐的存在状态又成为今人所羡慕的，人们对逝去的怀念也会越来越强。我趋向于认为在人类的初始状态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是基本对称的，因而也是理想的。古人向往物质世界的极大丰富的未来是对的，我们向往古人那种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相对对称的存在状态也是对的，因为今人古人的存在基础不同。向往并不是回复到过去，也不可能回复到过去，而是希冀对现实缺失的补充。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天文学的发展，上帝已无处存身，外在的神转化为内在的神性，成为科学的真正动力。
   随着人类理性意识的增强，充分认识到“人性恶”是更基本的存在，而且无法摆脱，理想国度丧失了存在的基础。正视“人性恶”，以关怀包容、涵盖之。换一种说法就是将人类的理想状态重新寄托在：
               彼岸的提升
                        ↑
               过去 ←♀→ 现在
   我认为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对称，或者精神世界比物质世界稍稍广大一些，是人类存在的相对理想状态。所以寻求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对称，并维持这种对称的动态平衡是未来人类需要努力的理想目标

虫甬 · 发表于 2006-9-29 09:58

以上的主要观点都源于拙作《中华文化的存在问题》一文。原本打算在近一段时间内，将对中华文化的存在问题的思考重新进行一次梳理，使思路简洁、明晰，无奈近来手头事情很多、且状态不佳，思考也无太多的新内容，所以了就炒冷饭，主要进行了重新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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