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由旧体诗到新诗创作的转换过程中,我真切地感觉到文言世界与白话世界之间的断裂存在着一个历史的伤口,它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类似的感受在五四前辈身上也很有体现。
所谓的“新旧文化”的冲突,存在从根本上说是中国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换过程中所产生的,但由于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以及外来强势文化剧烈冲击,文化演变的历史吃了夹生饭。
如诗歌领域,诗歌一向都处在文化变革的前锋。“新旧文化”之间冲突最激烈的地方便是诗歌领域。 “新旧文化”之间的撕扯乃至产生的心理障碍,可以从五四时期的诗人如郭沫若等人身上明显地察觉出来。而像闻一多先生那样从新诗的“格律”方面着手,来试图弥合双方冲突的努力,也很快就被“历史洪流”所摧毁。
五四是一个中国文化演变过程中的一个拐点,从此开始了以全面引进欧美、苏俄等外来文化为标杆的中国现代文化的演变历程,也是中华文化从沉沦到逐渐隐退的过程。其中最为严重的是,由于中华文化主体的丧失导致的“中华文化精神”的衰亡,也就是说,精神个体的种子再也很难落到中华文化土地上,进而生根、发芽、成长、壮大,直至长成参天大树。
如果以五四的前后十年为界,那么,其后的中国(甚至包括台湾、香港等)再也没有产生过类似鲁迅、梁漱溟那样在思想、精神方面十分强大,身披中华文化光芒的人物!便是一个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