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书坛】之对话虞晓勇（2010.4）——高质量评论将获赠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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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书坛】之对话虞晓勇

除书僧外，还有世俗书家19人，这些人在隋代的的官禄品位如下：一人不详（赵文深），余下18人中，正一品1人（杨素），从二品1人（虞世基），从三品1人（赵仲将），正从四品3人（卢昌衡、薛道衡、阎毗），正从五品3人（窦庆、窦璡、刘顗），六品以下官吏共计6人，平民3人。在9名五品以上的中上层官员中，出自关中郡望的士族几乎全部在内。其余5人中，出自于山东名门士族的有3人，寒族1人，源于南方名门的士族仅1人。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其一，高层统治者（三品以上）中擅长、玩赏书法的人并不多（从严格意义上说，仅有杨素一人将书法艺术看做是雅玩对象），凭借文翰之功登上高位的人就更少，这种现象至少反映出在“崇素重简”的隋文帝时期，欣赏、玩习书

法艺术的风气并未在统治阶级上层中间完全普及开来。到了炀帝时期，这种情况虽有所改观，但无奈国运短促，国事纷杂，因而也很难形成像唐代在上层统治阶层中盛行的赏玩书法风气。其二，大多数出自山东及江左地区的旧高门士族书家，他们在隋代的社会地位并不尊贵，其或为中级官员、卑官小吏，或为平民书手。

综合上述分析来看，隋代代表书家中地位较高的是关中籍书家，他们有的位及一品，有的能“以技艺侍东宫”（如阎毗）。但由于这类书家在整个代表书家群中所占比重较小，因此他们的社会特征并不能代表整个书家群的社会特征。而占据多数的山东与江左地区书家，由于社会的变迁，他们在隋代的社会地位并不尊贵，出自寒门者自不必多论，即便出自于旧名门望族的书家也不能再拥有旧日祖上的崇高社会地位。这就使得隋代书家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有别于南北朝旧高门士族书家，而渐趋于中下层庶族百姓的社会特征，质言之，这种特征体现了隋代文化下移普及的趋势。

第二节 书家书法观念的变化

书家书法观念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书家的社会地位，与前代相比，隋代书家在书法观念上产生的差异，也反映了南北朝后期家族门第的升降变迁情况。

在《新唐书》卷199《儒学传中·柳冲传》中，有一段常为论南北朝门第的人援引的话，其云：“开元初，诏冲与薛南金复加刊窜，（姓系录）乃定。后柳芳著论甚详，芳之言曰：……‘山东人质，故尚婚娅，其信可与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与也。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达可与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其泰可与也。’”表面上看，柳芳所说的山东、关中及代北风尚各有不同，但质言之，其均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它们都是北魏孝文帝汉化政策实施以后形成的一种门第观。在孝文汉化之前，北魏的门第观以崔浩等汉魏世家大族为代表。据《北史》卷30《卢玄传》记载：“（崔）浩大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崔浩的这种门第观源自于汉魏传统。北魏鲜卑贵族出身于擅长骑射的蛮族，其自身本无文化底蕴可言，如果据崔浩之说，依据文化底蕴来划分社会等级，鲜卑贵族的社会政治地位自然难以保证。很快随着崔浩被杀，“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①，在空前的政治压力之下，北方旧名门大族希望以文化底蕴来确立社会等级的理想也随之被绞杀殆尽。

北魏后期形成的社会等级观源自于孝文帝汉化政策中的“定姓族”一条。为了既保证鲜卑贵族的政治利益，又使得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融为一体，孝文帝下诏专以近代官爵的高下来确定姓族的尊卑。②与此相对应，朝廷选士是“但检其门望”③，婚宦制度也是只重姓族。由此可见，柳芳所说的山东尚婚娅，关中尚冠冕，代北尚贵戚，本质上是相通的，即都是对以官爵定高下的当代门第制度的一种推崇。隋、唐二代都是承接北周宇文氏一脉而来。宇文氏是鲜卑化的辽东南单于后裔④，自从贺拔岳、宇文泰率领六镇余民，割据关陇以后，北周政权就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形势。它的东方有拥有中原文物的北齐，而南方则有神州文化正朔所在的萧梁王朝，宇文氏要谋求发展，只有推行“关中本位政策”。据陈寅恪先生研究，宇文氏为了使“关中本位政策”得以确立，断绝山东将士的乡土之思，首先改易了“西迁有功汉将之山东郡望为关内郡望，另撰谱牒，纪其所承”，又改易了“胡人之河南郡望为京兆郡望”，后于“西魏恭帝元年，诏以诸将之有功者继承鲜卑三十六大部落及九十九小部落之后，凡改胡姓诸将所统之兵卒亦从其主将之胡姓，迳取鲜卑部落之制以治军”(5)。隋朝建立后，仍然沿袭北周的“关中本位政策”，除了恢复汉姓与汉魏官仪之外，对于北周时期确立的新士族族望，都善加保护与提拔。因此，隋代的新兴贵族仍是西魏、北周时期凭借着军功授予官爵，并改易山东郡望为关内郡望的勋旧。

①《魏书》卷35《崔浩传》。

②《魏书》卷113《官氏志》云：“原出朔土，旧为部落大人，而自皇始已来，有三世官在给事已上，及州刺史、镇大将，及品登王公者为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来，职官三世尚书已上，及品登王公而中间不降官绪，亦为姓。诸部落大人之后，而皇始已来官不及前列，而有三世为中散、监已上，外为太守、子都，品登子、男者为族。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来三世有令已上，外为副将、子都、太守，品登侯已上者，亦为族。凡此姓族之支亲，与其身有缌麻服已内，微有一二世官者，虽不全充美例，亦入姓族；五世以外，则各自计之，不蒙宗人之荫也。虽缌麻而三世官不至姓班，有族官则入族官，无族官则不入姓族之例也。”

③《魏书》卷60《韩显宗传》。

④ 参见林宝《元和姓纂》“宇文”一条、《周书》卷1《文帝纪上》及《隋书》卷61《宇文述传》。

(5)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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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书坛】之对话虞晓勇

为了继续推行“关中本位政策”，确保“关中大族”的尊贵地位，隋统治者一方面让“关中大族”把持中枢政要，另一方面，对原来的山东大族实行较为严厉的压制。以河东籍的薛道衡为例，在天下尚未统一之前，隋文帝重其才名，屡加拔擢。可是一旦海内清晏，加上“道衡久当枢要，才名益显”，文帝便“不欲道衡久知机密，因出检校襄州总管。”这种以“关中大族”压制“山东旧族”的政策，到了唐初也没有大的改观。如《旧唐书》卷78《张行成传》中记载：“太宗尝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行成正侍宴，跪而奏曰：‘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若如是，则示人以隘陿。’”在隋王朝确立的新等级门第制度的压制下，山东旧高门大族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尊贵地位。
南方的旧名门士族包括随司马氏南渡的北方士族和江东的本地士族，他们都属于文化底蕴深厚的高门大族。东晋末年，朝事纷乱，非旧族高门出身的楚子悍将刘裕异军突起，并最终平息这场动乱，皇权鼎祚也因此从士族掌中移入“楚子” 手里。对于南朝士族的升降变迁，陈寅恪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辨析甚明。陈先生认为，宋、齐、梁三朝君主都是出自南渡北人中的善战“楚子”，其虽代晋祚，但从巩固政权的角度出发，他们又不得不对旧高门大族加以依恃，所以，在梁以前，豪族君主与文化高门之间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这一时期，九品中正制还能保证文化高门拥有世代公卿的特权，但是，豪族君主为了制约文化高门，也常常利用高门士族不屑为小吏的心理，将例如中书舍人等职小权重的官位委任给一些出身寒族的亲信担任，以此逐步架空高门士族。因此到了梁代，有些旧族高门虽仍然拥有世代公卿的特权，但是已无实权可言，加上自身已F•B不堪，所以这些旧族的政治地位实际上已经危如累卵，有如蚁毁之堤，随时可能崩溃。而兴起于“楚子”豪族的南朝新兴士族和一些后起的庶族，其子孙也不思自振，反而奢靡自堕，以致于和旧高门望族一样，“肤脆骨柔”，原先“楚子”豪族骁勇善战的能力已然丧失殆尽。最终，在侯景之乱和江陵之役的致命打击下，南朝新旧士族同趋败亡。可以说，萧梁王朝的灭亡也就代表着南朝士族特权的终结，在多舛命运的压迫之下，他们逐步褪去了旧日萧散自高的门第风尚，过上了像寒族庶民一样的生活。
开皇九年，隋师过江，一举灭陈。南朝旧族士人又遭到了北方权贵的鄙视与压制，例如，窦威、崔祖濬修撰的《丹阳郡风俗》就把吴士看作“东夷”①，《资治通鉴》卷177《隋记一》“文帝开皇十五年”又记：“江表自东晋以来，刑法疏缓，世族凌驾寒门；平陈以后，牧民者尽更变之。苏威复作五教，使民无长幼悉诵之；士民嗟怨。民间复讹言隋欲徙入关，远近惊骇。”由此，江南地区爆发了汪文进、高智慧之乱，许多士族及出自名门的僧众也都参与其中。但不久杨广被任命为扬州总管，并镇守江都，其爱重江南文化的喜好，给已经衰败不堪的南方士族带来了一线生机。杨广在江都征辟王府学士，广交南方文士，同时又在江南兴办佛教善事。即位后，隋炀帝更是三巡江都，并在隋王朝中广纳、重用南方士人，②在其统治时期，南朝士族的政治地位较隋初有了一定的提高。究其缘由，一方面固然因于隋炀帝爱重南方文化，而更深层次的背景则在于，他深知南方文化是神州文化的正朔所在，亲近南方文化，善待南方士人是其重要的一条政治文化策略。③但是这种亲近与善待并不能凌驾于“关中本位政策”之上，查阅大业中后期朝廷“五贵”的籍贯可知④，只有虞世基一人出自南方，而统帅御林军的宇文述等人都是关陇新贵。因此，南方旧高门士族虽一时受到隋炀帝政治文化策略的惠泽，而在隋中后期的政治文化舞台上有所活跃，但由于隋政权的根基是“关中本位政策”，和关陇新贵相比，其政治地位难以发生根本性的逆转，门第的陵迟沉沦使他们高贵的士族品性逐渐褪色。
通过以上关于士族门第升降变迁的论述，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隋代社会门第等级的特点，即推崇“关中本位政策”和“当代冠冕”，旧日王、谢、崔、卢等江左与山东的高门士族，已逐渐褪却了昔日尊贵的光环，而开始步入平常庶族百姓的生活。这一门第的嬗变过程也正是隋代士族书家在社会地位和文化特征上有别于南北朝高门士族书家的深层历史原因。

① 参见严可均《全隋文先唐文》引隋炀帝《敕责窦威、崔祖濬》一文。

② 参见日本山崎宏《隋朝官僚の性格》一文，第1至59页，《东京教育大学文学部纪要史学研究》1956年第6期。

③ 参见刘健明《隋江都事变考释》一文，第245至264页，《唐研究》1996年第2卷。

④ 据《隋书》，大业“五贵”是指裴蕴、虞世基、裴矩、苏威和宇文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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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高门士族由于门第清贵，其历来就轻视寒族所职之事，这一点在江左旧世族高门中表现得尤为充分①。据颜之推《颜氏家训·杂艺第十九》记载：
王褒地胄清华，才学优敏，后虽入关，亦被礼遇。尤以书工，崎岖碑碣之间，辛苦笔砚之役。尝悔恨曰：“假使吾不知书，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观之，慎勿以书自命。虽然，厮猥之人，以能书拔擢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为
谋也。
王褒和颜之推都认为书碑是一种“吏役”，应该由“厮猥之人”（指寒族）去做，高门大族不应为此“吏役”之事。在《晋书》卷80《王献之传》中，我们可以找到同样的例子，其云：

太元中，新起太极殿，（谢）安欲使献之题榜，以为万代宝，而难言之，试谓曰：“魏时凌云殿榜未题，而匠者误钉之，不可下，乃使韦仲将玄凳书之。比讫，须发尽白，裁余气息。还语子弟，宜绝此法。”献之揣其意，正色曰：“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长。”安遂不逼。
王献之不欲为“题榜”之事，目的就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名士风度。再以未遭灭门之祸前的清河崔氏为例，崔浩之父崔宏“自非朝廷文诰，四方书檄，初不妄染，故世无遗文”②，其情形也大致与王褒、王献之的情况相类似。
那么，为什么南北朝时期的旧士族高门书家耻于做属于“吏役”、“题榜”之事呢？其源于东汉儒学经师对文吏、工师、佣书的鄙视。王充《论衡·量知篇》即云：“人无道学，仕宦朝廷，其不能招致也，犹丧人服麤，不能招吉也。能削斫梁柱，谓之木匠；能穿凿穴，谓之土匠；能彫琢文书，谓之史匠。夫文吏之学，学治文书也，当与土木之匠同科，暗得程于儒生哉。”又《后汉书》卷98《符融传》云：“（符融）少为都官吏，耻之，委去。”又《后汉书》卷60下《蔡邕传》中记蔡邕上灵帝言云：“又尚方工技之作，鸿都篇赋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忧。《诗》云：‘畏天之怒，不敢戏豫。’天戒诚不可戏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选，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责三公，而今并以小文超取选举，开请托之门，违明王之典。众心不厌，莫之敢言。臣愿陛下忍而绝之，思惟万机，以答天望。”六朝高门士族正是由东汉累世经学的清流世家发展而来，他们宗经义，守学术，其书法观也相应地表现为，以据德立身为本，鄙视有“吏役”性质的书写行为。

①
南北朝时期，江南士族在很大程度上保留和发展了汉魏的“士大夫风操”（参见余英时著《士与中国
文化》，第435至4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而北方汉族世家由于受到外来少数民族的压
制，故并没有像江南士族那样，形成高度的士族化，并很好地保留和发展了汉魏的“士大夫风操”。正
如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第六》所云：“吾观《礼经》，圣人之教：箕帚匕箸，咳唾唯喏，执烛沃盥，皆有节文，亦为至矣。但既残缺，非复全书；其有所不载，及世事变改者，学达君子，自为节度，相承行之，故世号士大夫风操。而家门颇有不同，所见互称长短；然其阡陌，亦自可知。昔在江南，目能视而见之（指士大夫风操），耳能听而闻之，蓬生麻中，不劳翰墨。汝曹生于戎马之间，视听之所不晓，故聊记录以传示子孙。”

②《北史》卷21《崔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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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书坛】之对话虞晓勇

但是历史的发展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到了隋代，原来世代簪缨赫赫的江左与山东旧高门士族，在新时期社会变革的冲击之下，开始直面生存与生活问题，他们的书法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查阅与隋代书家相关的文献材料，可以发现不少典型的例子。例如，智永在家族命运乖舛之际，将本为“世家密学”的“笔法”施用于规范佛经抄写，以此获得“精神的解救”①。又如智果，据《续高僧传》记载：
释智果会稽剡人。率素轻清，慈物在性，常诵法华，颇爱文笔,经史固其本图,摛目得其清致。时弘唱读，文学所欣。俗以书势逼右军，用呈藩晋，王乃召令写书。果曰：“吾出家人也，复为他役，都不可矣，一负声教之寄，二违发足之诫。王逼吾身，心不可逼。”乃云眼闇不能运笔。王大怒，长囚江都，令守宝台经藏。及入京，储贰出巡扬，乃上太子东巡颂，其序略云“智果振衣出俗，慕义游梁，感昔日之提奖，嘉今晨之喜庆。”遂下令释之，赐钱一万金，钟二枚，召入慧日，终于东都，六十余矣。②
先前智果还把“写书”看成是一种苦役，后慑于天威，屈节承认先前炀帝命自己“写书”是“昔日之提奖”。再以出身浙江余姚名门的虞世基为例，据《隋书》卷32《虞世基传》称：
虞世基字茂世，会稽余姚人也。父荔，陈太子中庶子。……博学有高才，兼善草隶。……及陈灭国，为通直郎，直内史省。贫无产业，每佣书养亲，怏怏不平。
在这些旧高门士族书家中，已经有不少人很现实地开始重视书法的实用功能，并将其看作是一种生存手段，而不象南朝书家那样在很大程度上把书写看作是展现士族萧散风度的一种方式。在这一点上，他们的书法观念已经和赵文深、赵仲将、蔡君知等寒族书家没有了太大的区别。从根本上说，这种书法现象体现了当时文化发展下移和普及的一种大趋势。
当然对于不同的书家而言，其书法观念并非都会随着社会地位的变更而很快地发生改变，有时它往往还具有一种滞后性。如上所言，把书写更大程度地看作是一种实用工具和基本的生存手段，是隋代书家群主流的书法观念，但也有一些出自旧名门大族的书家仍旧保持着昔日士族的风仪，他们仍然比较注重展现书法的精神内涵。例如《隋书》卷66《房彦谦传》云：“房彦谦，字孝冲，本清河人也。……善草隶，人有得其尺牍者，皆宝玩之。”又如刘顗，他是彭城丛亭里刘逖的从子，据《北齐书》卷45《刘逖传》云：“祖廞，魏尚书，为高祖所弑。顗父济及俱奔江南。顗出后。武定中从还北。……顗好文学，工草书，风仪甚美。”
此外，隋代关中籍的新贵书家，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较高，因而也就缺少像旧高门士族那样，由于社会地位的下降而直接面临的现实危机。加上，关中地区又是当时全国主要的书法文化中心，南方法书的北传为他们学习书法提供了极好的契机，因此，他们的书法观念和江左、山东地区的主流书家群是有所区别的，在对待书法艺术的态度上，其更侧重于精神内涵的追求，如杨素“善属文，工草隶，颇留意于风角”，阎毗“能篆书，工草隶，尤善画，为当时之妙”，窦璡“工草隶，颇解钟律”等。但由于这批关中书家数量较少，他们的书法观念也不能成为当时书家群的主流，到了唐代，这种现象才得到了很大的改观。
通过对隋代书家群社会结构与书法观念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南北朝时期，书家集中分布在江左和山东地区，他们大多出自名门望族。到了隋代，随着关中地区成为新兴的政治文化中心，关中新贵族中也出现了一批书家，但其所占比重较小，出自江左和山东地区的旧名门望族仍然是隋代书家的主体。然而，他们中有不少人已不再拥有其祖上在前朝的特殊社会地位，而是过上了中下层庶族平民的生活。这种生存环境的变化，使得这批书家在书法观念上呈现出一种有别于南北朝高门士族，而渐趋于中下层庶族平民的社会特征，当然，从另个角度讲，这种变革客观上也有利于书法艺术在中下层人群中的普及与繁荣。

① 参见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3册，第143页至14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 道宣《高僧传合集·续高僧传》卷31《隋东都慧日道场释智果传》（碛砂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