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书坛】之 对话虞晓勇（2010.4）——高质量评论将获赠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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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书坛】之 对话虞晓勇

豆豆果：如果将书法列入了中小学正式课程，是否说明书法教育这门学科从小学至大学才真正得到完善或者说达到了良性循环？

虞晓勇：那只一个良好的开始，俗话说：“百年树人”，我认为书法教育要达到完善与良性循环，完全建立在丰实的国家实力、高瞻的管理水准和深厚的国民文化底蕴基础之上。今后的路还是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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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书坛】之 对话虞晓勇

豆豆果：书法的学习主要是临摹和创作，针对临摹，有人主张意临，您怎样解释意临？您的临摹方法又是什么？对于创作您又是怎样考虑和把握的？请谈谈您学习书法的体会。

   虞晓勇：古人所谓“意临”之语，大多是强调临摹时要重“神”，要善于取“神”而为我所用，清代的刘熙载就曾经说过：“入我神者，古化为我也。”这是一种临创转换的必经过程——但如果一味地顺己意而“篡改”经典法书，那就值得商榷了。我始终认为, 意临应该建立形临的基础之上。如果以人的生命体作譬，人的“形神”如何分离？相应而言，面对一件有“灵魂”的经典法书，我们的临摹又如何才能做到有“神”（意）而无“形”呢？所以我在临摹的时候很喜欢琢磨笔画或是取势上的细微变化，某些微小的动作往往会造成“神”（意）的巨大差异。你比如说背抛钩的角度，朝外，向上或是朝内，其形成的情趣和气度绝对不一样。对于创作，我重其“作”，所谓“作”者，指的是你有自己的发明，别人能从作品中感受到你的审美追求与艺术个性，所以我有一个执着的观点：没有书美的感觉与拿笔的冲动，你最好不要写字。这里我还需阐明一个观点，有些人往往把临摹与创作分开，我认为这也值得商榷。例如，王铎临了大量《阁帖》中王羲之的法书，时至今日我们是把这些作品看作是临摹呢？还是创作？临摹的过程中，我们学到的是古代流传下来的“成法”，以及不同时期古人对这些“成法”的灵活运用，前者是“法”与“技”，后者是“艺”与“道”。一句俗语：“你吃了吗？”不同层次与境界的人去用它，效果绝对不一样。所以在所谓的“创作”中，我们要展现的是自己对古代书法“成法”的理解，用我们的情性与审美去浇灌她，让她充分体现我们的精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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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豆果：您的作品主攻隶书和楷书，您倾向于哪种风格的学习？请就这两种书体创作谈谈你的体会？

       虞晓勇：我的隶书和楷书作品还很不成熟，请诸位道友多加批评指正。我学习楷书时间较长，曾系统研习过唐楷与魏碑。目前我追求的楷书风格是，大字生拙而沉雄，小字精巧而灵动，但做得还很不够。我以为楷书之难在于，如何在谨严与静穆中展现出一种灵动的情趣，但这种动感不同于行、草，它往往通过笔意的暗示来体现。如果我们借用古人的欣赏方式来表述的话，不妨可以这么说：远而望之，沉穆谨严；就而察之，妙趣横生。隶书我曾学习过《曹全》、《张迁》、《石门》、《封龙山》、《礼器》、《史晨》、《乙瑛》、汉简等名迹，综合学习体会有五点浅见：其一，气息须高古，篆籀之法涵泳其中；其二，笔墨须重意，笔简而意深方为上品；其三，静中须有动，此“动”非躁动；其四，贵写不贵作，“写”者率意而自然，“作”者必有匠气；其五，多观名家名作，明其渊源，思其得失，学会冷静思考，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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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书坛】之 对话虞晓勇

豆豆果：书法即是自然地书写体现，又是个性的张扬与表现。现在的书法学习，有人特别主张书法的形式构成，您怎样看？

虞晓勇：您提到的这几个方面并不矛盾，实际上都涉及到了我们对书法相关问题的思考。我有一篇文章——《从传统书学研究看书法美的构成》，文中提到古贤对书法美构成的四种认识，即“抒情论”、“象物论”、“书如其人论”和“神采与形式论”。为什么中国书法难以用一两句加以概括，因为她太博大，内涵也太丰富，我们总是想探究她的美，但往往接触到的只是其中的某个局部，所以要剖析中国书法或是书法美，我们只能采用多层面描述的方式方能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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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书坛】之 对话虞晓勇

豆豆果：关于书法理论，您喜欢谁的或哪些人的论著或观点？您的理论研究特别是隶书、楷书方面的有哪些论著？

   

虞晓勇：要谈到最喜欢的书论文献，我最喜欢的有三部：《书谱》、《书议》和《书概》，它们代表着中国书法理论的高度。目前我正在修订的书稿是《书法美学初阶》，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隶书教材《隶书概论》尚在撰写与修订过程中。

   

豆豆果：您怎样看待目前的书坛现状（从创作、理论两方面谈起）？

  
       虞晓勇：我很关注当代的书法创作与理论研究，因为这与我的学术研究密切相关。我认为，当代书法创作的路子很好，在经历早期的盲动与浮躁之后，现在的书法创作能安静地思考未来的发展问题了。书法理论研究也做得扎实而丰富，不仅具有时代性与前瞻性，而且对一些传统问题的挖掘也愈来愈具有深度。这种现象的出现，我们应该归功和感谢在全国高校书法专业主持教学科研工作的老先生们与学术带头人，是这些专家学者为当代书法发展指明了方向。

       豆豆果：楷书隶书是老百姓喜欢的字体，认为它们端正唯美，而当代的楷书隶书创作却脱离于此，认为野逸、夸张才能舒展个性，以至于远离了大众的审美标准，对此您怎样看？

虞晓勇：您谈到的是标准的美学问题，我的美学素养很浅，只能就此说一下体会。我认为这里面牵扯到了两个论题：其一，美感的共性与个性问题。审美是有共性的，《告子上》云：“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
审美是也有个性的，这也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的道理。世界上每个事物都包含着共性和个性，在共同和个性的关系中，共性是绝对的，而个性是相对的，只有把共性和个性有机结合起来，才是正确的。其二，该如何规范我们的个性。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在于含蓄蕴藉，在“合度”中尽情地展现个人的风采才是通途。古人管怀素叫“狂素”，但诸位欣赏他的《苦笋帖》不知有何感觉，正所谓“狂”而不“野”，这是一种艺术境界。

         豆豆果：现在是电脑信息等高科技的时代，书法这种抽象、深刻、独特的艺术形式又不同于绘画，在以后的时代中还能发展到什么程度？您预想或思考过吗？   

虞晓勇：哈哈，我想至少不会变成E.T的样子吧。我觉得现在有些事情，你是想不来的，越刻意，越着急，效果可能越糟。我只希望自己能做好三件事：一深入传统，二关注时代，三，发展传统。另外，我还是坚持那个老观点：越是民族的，越是原汁原味的，你的含金量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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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豆果：您专业以外的爱好有那些

        虞晓勇：给家人做饭，和孩子们一起踢球，每天和老妈通一个电话。

豆豆果：真是其乐融融啊！您这种简淡的生活状态是最幸福的。

虞晓勇：是啊！我喜欢简淡。

豆豆果：请谈谈网络对当代书法各方面的影响？

虞晓勇：网络技术的革命是世界性的，当今社会中，任何一种技艺，如果它离开了网络，其发展将大大落伍于这个时代，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网络平台推动当今书法的发展。

豆豆果：您对《书艺公社》网有何建议和期望？

虞晓勇：感谢书艺公社给我这次与大家交流与学习的机会，祝书艺公社越办越好，事业兴旺！成为我们书道同仁的“青青草原”。

豆豆果：虞老师对艺术、生活的从容自若非常值得我们学习，谢谢虞老师能在百忙中接受我们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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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书坛】之 对话虞晓勇

文而不耀，质则能辉

               ——谈虞晓勇的书法艺术格调

                        邓宝剑

因着一种缘分，我和虞晓勇博士共同来到一个院系工作，我对他的书法艺术也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

晓勇早慧，少年时便有书名。后又进入高等学府修习中文、书法，拜谒名师，书艺日进。时至今日，年轻的晓勇在书法创作上已有自成一格的气象。晓勇深入研习过《张迁碑》、《张猛龙碑》、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颜真卿《多宝塔碑》、黄庭坚草书等经典法帖，因而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皆挥洒自如。在诸体之中，晓勇的隶书尤为精彩，下面我从隶书入手谈一谈他的艺术格调。

晓勇的隶书之所以能在当代书坛自成一格，我以为有两个方面为常人所不能及，一为功深，一为调雅。

当代热衷于隶书创作的人不少，但很少有人能像晓勇这样潜下心来扎扎实实地临习各种汉隶名碑。晓勇于汉碑用功可谓勤矣，《曹全》、《张迁》、《乙瑛》、《礼器》诸碑皆能在他的笔下形神逼肖地重生。早些年，他的隶书更多从《张迁碑》得法，沉雄朴茂；近年来他又更多地吸收了《礼器碑》的用笔和结字方法，参以汉简书的笔趣，书风清隽洞达。晓勇用笔非常熟练，起、行、止之处皆有讲究。他写起字来很有节奏感，任何一笔从不草率带过，而是在点画的行进中有起有伏、有行有留，因此，他笔下的点画显得既沉厚又灵活。有了这样的功夫，晓勇作书可以做到成竹在胸，看过他写字的人总会叹服他自由畅达的用笔技巧。我曾笑谈：晓勇写字可以指哪儿打哪儿，而我却常常打哪儿指哪儿。这是自嘲，也全然发自肺腑，因为我深知晓勇深湛的功夫来之不易。

晓勇长期的功夫锤炼是和他对一种典雅书风的追求结合在一起的。汉隶之妙，在于骨气深稳、韵致高远，清代诸家颇能传其妙处。而当代书坛的风气流于制作化、表面化，隶书创作亦常呈现出矫揉造作、狂怪怒张的景象。晓勇作隶迥异于时流，他不希求夸饰夺目，而是力求从古人经典中走出自己的路来。他从不在纸张上营造那种华丽的装饰效果，也从不在点画结字上扭扭捏捏，而是在一种悠游自如的状态下不乏匠心地书写。这样的书写使他的作品在雄健中透露出秀雅，古厚中蕴含着妍美。晓勇读书广泛，对书法史与古代书论尤为用功，他的艺术格调来源于坚持不懈的艺术探索，也得益于自身深厚的人文修养。

有一次，我和晓勇讨论书法，二人得一妙语：“文而不耀，质则能辉”。这种境地在晓勇的笔下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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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书坛】之 对话虞晓勇

隋代书家群社会结构与书法观念研究

虞晓勇

【内容提要】

本文从书家群社会结构与书法观念两个方面研究了隋代书家的群体特征，希望以此能对隋代书法发展的特点作一管窥。

【关键词】

隋代书法
隋代书家
书法观念

在中国古代史上，隋代是一个国运短促的王朝，因而后人在谈到隋代书法时，往往将其作为一个过渡时期来对待，或视作六朝的“续尾”，或看成是三唐的“端始”。但从今天的研究成果来看，隋代书法的历史地位却远不能用“续尾”或是“端始”能够概括，它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承上启下地位，在短暂的38年中，其不仅以宏大的气魄汇拢与融合了前代书法的发展趋势，更以一种崭新的面貌为三唐书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本文力图通过挖掘书家群体特征的方式，来对隋代书法发展的特点作一管窥。

由于隋代立国时间短暂，其书家的范围也似难以界定，不少书家不是发迹于陈、周，便是成名于初唐，因此，本文确定的隋代书家范围，主要指那些仕于隋或卒于隋，在隋代书法史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并为史书所传的人物。本文选取的书家材料来自于唐宋人撰写的书法史传以及唐人编撰的前朝史书，主要有：李嗣真《书后品》、张怀瓘《书断》、窦臮与窦蒙《述书赋并注》、蔡希综《法书论》、陈思《书小史》、李延寿《北史》与《南史》，李百药《北齐书》以及魏征等人的《隋书》等。由于这些书家留下的书迹材料很少，故此在行文中，主要侧重对其群体的社会文化特征加以论述，藉以观察隋代书法发展和文化环境的密切关系。依上述标准共得书家24人①，其中书僧5人，他们分别是智永、智果、僧述、僧特、敬脱、房彦谦、虞绰、史陵、赵文深、赵孝逸、刘玄平、卢昌衡、杨素、虞世基、阎毗、窦庆、窦琎、赵仲将、刘顗、韦霈、杜頵、丁道护、薛道衡和蔡君知。

第一节  书家群社会结构的变化

分析一个时代书家群的社会结构对于研究该时代的书法发展情况是极为必要的。书家群社会结构的研究范围包括两部分，即书家地区分布情况和书家阶层分布状况，通过研究，可以有两个方面的收获。第一，哪一个地区的书风是这一时期的主流书风；第二，书家群中主要阶层的书法观代表着这一时期书法观念的主流方向。因此，研究隋代书家群社会结构的变化情况，有助于我们揭示这一时期书法发展的趋势，把握隋代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

南北朝时期，书家群社会结构情况应该从南北两个方面加以探讨。首先，从书家数量上来看，南朝要明显超过北朝。例如，窦臮《述书赋》中收录的南北书家，其数量悬殊极大，其中南朝有82人，北朝仅有3人。如果说《述书赋》的收录可能有偏颇的话，那么经历了有清一代的崇碑风气之后，近人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的择纳应该大致无遗了，书中共收录南朝书家177人，而北朝书家的数量还是不及南朝半数，只有82人。由此可见，南北朝时期从书家分布的地区情况来看，南朝要明显超过北朝，南方是这一时期主要的书法艺术中心地区。其次，从书家所处阶层分析，南北方也呈现出不同的情况。南朝书家群主要集中在世家大族和皇室两个阶层，这一点是与南朝高度士族化的政治特点分不开的。我们仔细检阅了《书林藻鉴》中收录的南朝书家的门第情况，其中90%为士族，既包括了东晋以来的王、谢、郄、庾等书法世家，又有南朝新兴的刘、萧等书法士族，这些士族书家之间往往具有姻亲、师生等裙带关系。除士族阶层外，南朝书家中还有一部分像纪僧真、刘系宗、丁觇那样的寒门书家。由于南朝皇室重视书法，常常需要工书之人作为诸王的“侍书”，随侍权贵左右，成为代笔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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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陶宗仪《书史会要》将《书后品》下上品中的张大隐、蔺静文也纳入到隋代，但《书后品》每品中人名的次序似乎是按照年齿排列，二人列名于唐代殷令名之后，隋代史书也没有这两人的行迹记载，故不取。祝嘉《书学史》辑隋代书家19人，其中书僧4人。又鉴于欧阳询和虞世南一生中最高的书法地位都是在唐初获得的，传统书法史也一般将二人纳入到“初唐四家”的前列，因此在本文中，欧、虞二家也不放在隋代书家中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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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书坛】之 对话虞晓勇

在门第观念的影响之下，这些“侍书”的职位往往又不为士族书家所看重，因而，寒门出身的工书者常能以此得机而出，有的甚至步步高升，位极人臣。但从整体而言，绝大多数寒族书家在南朝书家群中的地位无法与士族书家相匹敌，这一点是由南朝政权的性质决定的。北朝书家群的社会结构大致可以分成前后两期。查阅《书林藻鉴》中收录的北朝书家的门第情况可以看出，北朝前期（北魏灭亡以前）的书家群主要以士族书家为主①，这批书家绝大多数来自山东地区②。北朝后期的书家中已有不少出自于寒门庶族，但不管是士族或是庶族，他们的族望基本上也集中在山东地区，关中籍的书家相对要少得多。通过以上简要分析，可以对南北朝时期书家群的社会结构得出以下结论：以书家分布区域来看，南方是当时全国书家的荟萃之地，而山东地区则是北方书家的聚集之地，这一时期出自关中的书家较少。以书家阶层的分布情况来看，这一时期士族占据着很大的比重，但在南北朝后期，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南北各方寒门书家的数量也逐渐增多了起来。

    那么，随着统一进程的加速，文化融合的加深，到了隋代，书家群的社会结构情况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我们首先看一下隋代书家群的地区分布状况。通过对24位隋代代表书家家世及活动地域的考察可知，除1人乡里不可考知外，其余23人中，出生或活动于山东地区的书家有11人，江左地区有7人，关中有5人。可见，隋代书家群地域分布的情况和南北朝后期大致相似，即以出自于山东及江左地区的书家居多，但也有和前代不同的地方，主要表现在关中籍书家的数量在隋代明显增多了起来。在《书林藻鉴》收录的北朝后期的书家中，还没有一位籍贯在关中地区，而在隋代代表书家中，我们却发现了5位，这说明由于文化大融合的加深，不少关中地区的书法爱好者已经领略到了南方书法的精妙，在南方书法的熏陶之下，他们中有不少人逐渐成长为知名书家③。此外，由于关中地区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伴随着每一次统一进程的深入，都有不少全国各地的文人与书家被迁入该地区，因而，关中地区也逐渐成为全国性的书法艺术中心，这种政治上的变化为培养关中籍书家提供了极佳的环境，更为调和南北方书法的差别，开创新时期的书法风格，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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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书林藻鉴》中收录的北魏书家有49人，其中37人出自北朝名门。

② 主要集中在今天的河南省、河北省、山西省和山东省等地。

③ 这5人中杨素和阎毗就是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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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前代相比，隋代书家群的阶层分布又有什么异同呢？在24位代表书家中，出身门第较为确定的有18人，其中出于高门士族的有14人，占总数的78%。这些出于高门的书家又可分成两类，一类为南北朝旧名门大族之后，其郡望基本分布于江左及山东地区，这一类士族书家有9人，其中北地5人，南方4人①；另一类则是北周新立的关中新贵，共有5人。出于寒门的书家有4人，占总数的22%，其中北方3人（均出自山东地区），南方1人。如果单纯从统计数字看，隋代书家群阶层分布状况基本上与南北朝时期相似，但如究其底细，就能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那些原先出身士族的隋代书家，在新的历史时期，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能和原先高贵的门第相匹配。那么，这些代表书家的社会地位又是如何呢？以下分别从僧俗两方面加以探讨。

在24人中，其中僧人有5位。对于这5位僧人书家，我们以为他们仅以善书名世，而其本身的社会地位却并不高——尽管他们当中有的出自旧名门望族。究其原因，主要与隋代的佛教发展状况有关。

隋代二帝皆重佛教，这是秉承了隋皇先祖的宗教信仰。当时南北佛教界，虽然仍有南北朝时期“义学”与“禅法”的区别，但研究佛学的名理教养与概念体系已成为隋唐时期整个佛学界的一大热流。当时的主要宗派如三论宗、天台宗、唯识宗等都重视研究般若学的本体，而在佛教界与世俗社会上享有极高的声誉的也都是一些通识佛理的义学高僧。②以隋末唐初僧人道宣编纂的《续高僧传》为例，此书编撰体例，分为十科，即译经、义解、习禅、明律、护法、感通、遗身、读诵、兴福、杂科声德，以通修佛学为尊，兼杂“它技”为末。翻阅《续高僧传》，5位书僧中入传的只有智果、释敬脱二人，书名显赫的智永在《续高僧传》中竟无一席之地，师从智永的僧述、僧特更是无缘入载。而智果入“杂科声德”一科，主要是因为他精通佛理，曾替隋朝官家“于东都内道场，撰诸经目，分别条贯，以佛所说经为三部”，又因为他“颇爱文笔经史”，诗文“时弘唱读，文学所欣”，至于书法，连智果自己都视为“它役”。释敬脱入《续高僧传》“义解”一科，是因为他“虽该覈小大，偏明成实。讲解周镜，不亏声闻。开张衢术，章疏惟新，为后学宗仰”，对于书法技艺，乃以“兼善”视之。由此可知，与享有“朝骑王公大人马，暮宿王公大人家”生活的唐代禅僧书家相比，隋代仅以“善书”为长的僧人，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尊贵，这实是因为社会风气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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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玄平与刘顗的先祖均出自南朝前期名门“彭城刘氏”，而后家族北迁，到了刘玄平与刘顗这一代，尽管二人都曾受到南朝文化的影响，但其主要风尚已与山东士族无异，故归于北地。

② 参见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上册，第141至14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