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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功能与个人追求
书法艺术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属于上层建筑，具有社会功能。在反映、关注现实问题、表达时代精神上，书法不如文学、戏剧、影视，甚至不如美术来得直接。中国的文学，主张经世致用、美善相兼，言志载道；中国的文学一开始就强烈地关注人的道德，主张修身养性、尊用崇善，仁义、至诚、中庸、贡献，一以贯之。书法虽然不具备与现实直接链接的功能，但在历代书法作品中，中国古代贤达的道德与理想，蕴含其中，书法以其含蓄、深厚的艺术形式，承载着士子文人尊用崇善的政治理想与审美情怀，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大众的理想、道德和情操。
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决定着我国文艺的性质和方向，是我国文艺发展和繁荣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也是书法艺术发展的必由之路。书法家是书法艺术遵循“二为”方向的主体，在追求个人艺术发展中，应当更多的关注艺术的社会功能，使书法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不少书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忽视书法作为艺术的社会功能，迷失自我，热衷标新立异，形式至上，理想式微，不从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力上下功夫，而是靠花样翻新，制造视觉刺激，其艺术创作脱离了大众审美需求，实不足取。
今天的文化生活中，出现了一种十分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书法艺术的空前繁荣，一方面是大师和经典的某种匮乏。艺术史证明，大师和经典不是凭空捏造的，不是自封的，不是小圈子捧出来的，关键要看艺术家能否自觉地把自己的艺术创作与大众的审美需求融为一体，所有的大师，都必须得到大众的认可，所有的经典必须无条件地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那些具有恒久艺术魅力的作品，无不反映普通大众的审美情趣，无不源于他们的生活和创造。
书法家只有把自己的艺术追求融入为社会为人民服务的功能中，才能真正体现出自我的价值。为此，应不断加强自身艺术修养，提高艺术表现能力，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要求。有的书家，殚精竭虑，闭门造车，自认为是创造发挥，但作品拿出来，并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群众看不懂，就必然遭致冷落和拒绝。有的人总是抱怨群众的眼光太低，实际上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大众的审美标准日益提高，对艺术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群众艺术鉴赏水平的提高是惊人的。二十年前把颜、柳写像了，就能参加全国展，一件魏碑作品，仅仅从形式上写得粗壮雄浑，就能赢得喝彩，今天就不行了。大众是文学艺术最权威的评判者和鉴赏者，如果书法艺术局限在小圈子里交流，不能与大众产生共鸣，不肯从经典作品中，积累素材，丰厚艺术底蕴，不肯向大众学习，感受他们的生活气息与审美情趣，而是躲在“象牙塔”里，满足自我，就不可能把个人的艺术创作与时代发展结合起来，创造出富有时代精神的书法作品。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华传统文化正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和消弱。文化的竞争与经济的竞争一样，讲求实力的较量。全球文化的竞争，不能期待保护，而要靠自身竞争力的提升。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得以高度统一，中华版图得以完整，依靠的是特有的中华传统文化，其中文字的统一是重要因素。因此，面对西方的文化渗透，不能妄自菲薄，更不能重犯过去的错误。过去，我们在对待传统文化方面曾出现一些偏差，如批判多于继承，否定多于肯定，导致一部分人对民族文化的无知，缺少自尊和自信。书法本来是中国最有群众基础的艺术，建立在汉字书写基础上的艺术应当具有最大的广泛性，但今天的中国，又有多少孩子还在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书法？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古人将中华文明与道德融于汉字书写，在书法的语言里，大到恢弘宇宙大道，小至个人处世哲理，化为生动的笔墨意象，书法与中国文人的内在生命精神血脉相连，融为一体。书法不仅仅是“技”，是“艺”，更是“道”，尺幅天地，构建的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我们总是感慨国人心灵的空虚，感慨西方文化的虎视眈眈，但我们很少反省自己对待传统民族文化的态度。艺术家既要满足于个人精神的愉悦和经济利益的充实，还要想到为大众为社会服务，用最具亲和力的书法艺术填补国人的精神生活。
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是经济的崛起，还必须有文化的支撑。面对“西化”，文化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书法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书法家有责任使传统艺术成为国人精神生活中的一部分，为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国家的文化安全做出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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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德修养与艺术实践
艺术工作者是创造精神产品的特殊劳动者，其自身的道德修养、思想觉悟、精神境界、知识积累、艺术功力直接决定着作品的质量和意境。
德乃立身之本。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包括艺术家）普遍地关心政治，注重文化，富于历史感受、道德自觉和修身自省。儒家所讲的修养论中，是以道德为中心的一个人的全面素质修养，同时包括文化知识、文学艺术。“修犹切磋琢磨，养犹涵养熏陶”，古代文人把自省、修养作为磨砺、陶冶人性的基本方式。孔子还把道德修养与政治结合起来，强调“修己以敬”，认为只有修养成高尚的品德，才能使百姓安定。《大学》、《中庸》更是把“正心”、“诚意”、“修身”提到了“治国”、“平天下”的高度，强调“修身为本”。古代的书家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则提出了“心正则笔正”、“书如其人”的主张。在传统的书法艺术品评中，道德修养被放在最为重要的位置上，蔡京、赵孟頫、张瑞图与王铎，或因为人奸诈，或因气节丧失，为后人所不齿，拒绝效法，只有到了当代，他们的艺术价值才受到重视。
我国当前处在改革转型期，多元的价值观，一方面扩展了人们的选择自由，比如王铎书法的盛行，在古代是不可以理解的。但另一方面，也模糊了一些基本的道德判断，传统的价值观不断被功利价值观消解，以丑为美，以恶为善，以耻为荣，以戏谑为崇高；以经济利益为中心，金钱至上，对社会公益漠不关心；弄虚作假，投机取巧，凭空炒作，急功近利，这些反传统道德的现象不可忽视。***总书记最近提出了“八荣八耻”观，这既是对中华传统道德观的高度概括，也是新时期国民的起码道德标准。一切艺术家都应率先垂范，努力践行，做一名真正“德艺双馨”的艺术家。
书法家在加强自身道德修养的同时，更要注重艺术实践。
首先，不断涵养自己的文化底蕴。与古代书家相比，当代书家显然存在着文化精神上的贫血问题，这是不必回避的现实。由于一个世纪以来传统文化屡经破坏，造成了文化上的长期断代和阻隔，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书家普遍缺乏对古典文化的稔熟和亲近感。书法生存的环境，特别是文化根基，如同釜底抽薪，大为削弱。书法是一种文化，是文化人自然而然的事情，但随着“文化人”知识结构的改变，书法与“文化人”之间出现了断裂的现象。面对现实，书法家要在继承书法艺术的同时，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研究古今艺术精神的变迁，充实个人的知识储备，开阔视野，丰富阅历。很难想象，一个不具备丰厚的人文修养的人如何去继承发扬书法这种惟有“文化人”才能从事的艺术。
其次，坚持艺术标准。有人以艺术风格的多样性否定艺术标准，这站不住脚。艺术标准不等同于度量衡，但它事实上是存在的。古代的书法，在当时称雄一世的未必流传至今，遭遇冷落的可能在当今大放光彩，说明历史的检验、筛选，有一套潜在的标准。书法艺术的标准可以简单的概括为三个方面：（一）具备可读性、观赏性。书法是汉字书写的艺术，书家在汉字书写过程中，发挥艺术想象能力和艺术创造能力，欣赏者又借助书家的汉字书写感知其美。（二）符合书写的法度。书写的法则，古人几乎臻至完美。杰出的书家具有精深娴熟的笔法运用能力和想象独特的空间造型能力。书法是一种技艺，技艺不过关，则难以成为艺术。每一个动作细节都是有规矩的，交代清楚，变化丰富，技术到位。任笔为体、聚墨成形都不行。衡量一名书家书写艺术水平的高低，这是一项非常关键的标准和参照。（三）、雅俗共赏。“雅”是书家人文精神的流露，是书家个性修养的综合体现。那种境界深远、富有品味、蕴涵情趣，自然大方，通俗易懂的才是真正的大雅。《论语》、《孟子》、《史记》，即使时空遥远，今天读之仍然琅琅上口；李白、杜甫、白居易，直抒胸臆，深入浅出，绝不故作高深；王羲之、颜真卿、米芾，他们的作品流传至今，依旧光彩熠熠，深受百姓的热爱，无论有无书法常识和创作经验，欣赏者都能够从中体味美感，获得享受。当代书家要从古今成功艺术家的作品中，总结历史，明辨是非，端正自己的创作方向。
第三，在继承上创新。当代书家并不缺少创新意识，缺少的是继承的深度。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人们动手机会大为减少，基础薄弱，技法生疏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近年来，书法界跟风现象叠起，古人说“积微成大，陟遐自迩”，而追随者却以成功者现有的成果为模仿对象，不从基础做起，抄近路，随大流，这除了功利的驱使之外，缺少根基支撑与自我意识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客观对待书法发展的现实，既不能盲目乐观，也不能自我消沉。从目前书法人口数量、创作时间与普遍的书写技艺上，今不如古，传统书法艺术面临衰落的可能性。书法在古代是文人的“余事”，现在则成为专业，甚至成为一种职业，在书法专业化的同时，书家专务此道，从书写的质量、关注程度与研究力度上，也许不让古人。近年来涌现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书家，笔法精湛，格调高雅，他们将是继承传统、创造时代书风的主导力量。
当代书家，赶上了历史上最好的机遇。经过了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侵略蹂躏，经过了百余年的战争和灾难，经过了“文革”的洗礼，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很难有今天开放的胸襟、力度和气魄。只有今天的中国人，才真正地融入到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去。经济在持续、迅速地增长，国力日渐强盛，物阜民丰，思想多元，艺术家们生逢盛世。
我们的时代处处充满了人的创造精神，蓬勃进取的时代为书法艺术的创造提供了无限良机；丰厚的文明底蕴，如果得以切实的承继，必定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不尽的文化资源；巨大的市场需求，为书法创作提供了必备的经济基础；良好的创作环境，为书家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只要把握住书法发展的主流方向，端正书法创作的态度，辛勤耕耘，就一定结出丰硕的成果。历史总是选择那些与大众同呼吸共命运的书家，总是垂青于那些富有创造精神对历史负责的书家。
以上看法，还不成熟，有的可能有错误。抛砖引玉，求教于各位专家、学者，以期共同探讨，为繁荣书法艺术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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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洒一路放歌行
——从邵秉仁先生的诗文书法说起

郑培亮

邵秉仁先生的诗文书法集即将出版，嘱我写上几句，谈点感受。这着实令我诚惶诚恐：一是邵先生多年从事国民经济的研究与决策，这一领域我一窍不通；二是作为一位中国政府的高层领导人，何以让我这么一个无名小卒撰写评论。我想，是不是正像邵秉仁先生经常深入基层考察、调研一样，在艺术创作上，他也许不愿听到泛泛的赞誉，更想倾听一下来自后生们的真切的想法吧。   
在反复阅读了邵秉仁先生的诗文书法以后，我感觉，邵先生不仅是一位在经济领域富有实践与管理经验的领导者，更可贵的还是一位受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影响非常深厚的现代文人。这种经验式的感受，邵先生也许不尽赞同。但近来偶读《论语》，联系邵先生的诗文书法，我越来越能感受到这一点。
邵秉仁先生的诗文，是典型的公务之余的抒情言志。《诗大序》中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言志”，近代以来，常常被人理解为抒发个人的志趣与情感，而其本义，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作过释解：“其作诗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国之心，诗人揽一国之意以为己意，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故谓之风。……诗人总天下之心，四方风俗，以为己意。”可见，真正的“诗言志”，仍是有关国家政事的“天下之心”、“四方风俗”之志。邵先生的诗文里，便常有“天下之心”：
“半岭望楚曾放歌，赤壁绝唱大江东。
文韬武略千古事，锦绣江山终一同。”
——《游鄂州西山》
“莫谓安石难变法，休嗟康梁铸冤魂，
纵使风浪淘千载，不没顶天立地身。”
——《纪念改革开放廿二周年赠友人》
“龙威百代锁群山，可叹兴亡一瞬间。
国破何堪依故垒，人贤应不设雄关。”
——《登长城沉思》
“西山霁虹销未尽，南浦渔歌唱犹酣。
千古华章谁人续，从来兴废铸鸿篇。”
——《重建滕王阁感赋》
“皆云群众造历史，而今英雄愚民顽。
可叹一代弄潮儿，难酬壮志鬓己斑。”
——《东湖畔沉思》
“坎坷荣辱平常事，最难淡泊对人生。
心中无悔天地阔，潇洒一路放歌行。
——《赠党校校友并自勉》
在他的诗文里，没有浅吟低唱，没有儿女情长，而是处处流露出对大众的同情，对民间疾苦的深切感受，处处体现出一个当代知识分子“修齐治平”的现实使命感与历史责任感，处处洋溢着一种人生的乐观与自信。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确如此，没有对二十年改革开放风风雨雨的亲身感受，没有对改革阵痛的切身体验，没有对国计民生的深重忧患，没有对国家民族未来发展的信心，没有对历史与现实转换碰撞的深刻体悟，便没有这样的载道与记事，便没有诗文中那种诚恳关怀与情真意切。所以欧阳中石先生在短序中论其诗曰“语由衷出”，的是良评。
由于工作关系，邵秉仁先生从事诗文与书法的创作，只能在业余时间偶然涉猎，“游于艺 ”了。《论语•述而》中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里，孔子所讲的“游”值得深味。《礼记•学记》曾说：“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此语可阐明“游于艺”。“游”是“游憩”，是对某种技艺娴熟掌握以后的运用自如，是艺术创作中所得到的充分的身心自由，是技艺之上的更高层次的追求。孔子把“游于艺”放在“志道”、“据德”、“依仁”之后，既表明于了对“艺”所体现的价值的认同，同时表明“艺”是“道、德、仁”的有益补充和有效方法。“游于艺”并不是现代人狭隘理解的文人骚客酒后茶余的戏墨涂鸦。时移世易，不仅孔子的“游于艺”被现代人曲解、淡化，而且中国传统文人一向坚持秉承的“游于艺”的心态，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文化环境的变迁，也逐渐淡出艺术创作。现代人不必说是“游于艺”，不去追求游憩其中，实现人生的自由，追求“志道”、“据德”、“依仁”的全面、丰富、完美的人格历程，而是“艺游人”，人为“艺”而艺，为“艺”而奔波、忙碌，多数人追求与实现的所谓“艺”与孔子所提倡的“艺”相距霄壤，不可同日而语，或者说，与孔子“游于艺”的主张与精神完全背离了。但在身处“艺”外的邵秉仁先生的诗文书法里，我却意外地看到当代中国依然坚守中华传统古训，不失本真的文人。也许对邵秉仁先生来说，作诗、写字，只是政务之余的消遣，在他关注的范围里，是粮食流通、乡村城镇化、三农问题，是国有企业改革、下岗就业、金融货币等等经济领域十分棘手的问题，思考的是有关国家经济发展的大课题，这些都不需要也不允许政策的制定者与实施者们浪漫、幻想、***，而是实事求是、稳妥务实、冷静理智。但是如果没有关注民生的同情和“心忧天下”的热情，又怎么能胜任这样的工作呢？在邵秉仁先生的内心深处，依旧存有中国文人的传统情结，于是借诗文与书法，抒情志、遣怀抱，便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也正因为具有了这种“游于艺”的心态，咏其诗，观其书，便会发现其中自然洒脱、情感深沉、直抒胸臆、了无挂碍这一可贵的特性。
在《书法杂谈》一文中，邵秉仁先生认为，“书法乃综合艺术，书法家应有综合艺术的修养。虽然做学问家难，但至少文学、历史、诗词应具有一定的知识。知识有助于对书法艺术内涵理解，有助于表现艺术的本质，这即所谓‘字在功外’”。“历史上没有专职的书法家，却涌现出星如烁辉的大师，按此规律，当今书法家应产生于政治家、文学家、历史学家和诗人中。可惜今天这样的人才凤毛麟角。不知是时代的悲哀还是汉字作为语言交流工具的功能在衰亡？”不可否认，书法步入现代社会，已经从古代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书信、笔札等实用价值中游离出来，逐渐脱离了群众的日常生活，从一种典型的实用基础派生出来的艺术，变为一纯粹的以观赏为主的艺术。书法一方面将其艺术价值凸显出来，一方面又与当代文化生活日趋隔膜。邵秉仁先生忧虑的事情正是当代社会分工所带来的作家、艺术家专业化这一社会文化问题。历史上，屈原、曹操、陶渊明、王羲之、杜甫、李白、苏东坡、黄庭坚，以及明清的诗人、小说家、书法家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专业艺术家。他们往往因其不朽的作品震烁古今，从而使人们淡忘了他们所研究、所从事的其他领域。而现代艺术家，则是现代社会形形色色、多种职业中的一种，“术业有专攻”，以创作为主，为艺术而艺术，靠艺术吃饭，靠艺术立身扬名。舍艺术一道，可能一无所能。这种专业化的趋势，使得艺术家们专务此道，而普遍缺少融会贯通的应付自如。社会分工的精细，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同时也造成当代艺术家难以创造出具有深刻崇高这一美学意味的伟大作品。而且，艺术家将艺术与个人的生存、发展相联系的时候，又不可避免地在艺术创作之初，便不自觉地渗透了浓厚的商品意识与功利思想。这也是古代艺术家很少去顾及的，正像前面说到的那样，古代书家“游于艺”的心态在当代已消失殆尽。
这还牵涉到一个书家成长所必需具备的知识结构问题。考察一下从古到今的书法大师们，其知识结构似乎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大师们极少有专务书道的。清代邓石如，毕生心血专注篆隶，可以说是历史上较为典型的职业书家，但马宗霍一语中的，道破了这位职业书家的弱处：“然卒不能侪于古者，以胸中少古人数卷书耳”，还是少了点清空高邈、脱世拔俗的清气。但令人忧虑的是，我们当今许多书家，不也在走着邓石如的路子吗？除了对碑帖笔法、结字、章法、墨法烂熟于心外，而于书法以外的世界知之甚少。其实，古人也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黄庭坚《书缯卷后》云：“学书必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又云：“士大夫下笔使有万卷书气象，便无俗态，不然一楷书吏耳。”“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现代书家想必对上面几句话是非常熟悉的，但似乎很少有人拿来观照自己，也很少有人思考自己的作品在笔工墨妙以外，还有无其他更为世人珍重的人文价值。
以现代社会的分工，“广之以圣哲之学”，已不容易，而且现代教育已使古人的圣哲之学退到了历史的边缘。所以今人的“学问”，与古人的“学问”在内涵与外延上已大不相同。邵秉仁先生虽然无时间、精力去研读古人的“圣哲之学”，但他所研究的是至关国家、民族生存发展的大学问，是有关国计民生如何昌盛的学问，这正是古圣先贤所梦寐以求却没有机会去实践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这种学问，古人也去研究，但毕竟研究的领域有限，深度不够，而今天有关经济发展的学问，已是日新月异，日趋精深细密，逐步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接轨，作为一个现代“文人”，已不可能死守“四书五经”去寻求安邦治国的灵方妙药，而是需要前无古人的非凡的勇气，广纳百川，纵横求索，洋为中用，付诸实践。秉仁先生的诗文与书法，“如流水之潺溪，悬泉之酣畅，或从来有自，或将有所出”（欧阳中石语），正是由于他于书学以外致力研究的“学问”作为支撑，才使得他站得高，看得远，不为古训所缚，不为时俗所羁，“从容中道”，“下笔有由”。
邵秉仁先生的书法，追求的是“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的“中庸”的审美风范。儒家思想对中国艺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中庸”这一美学原则上。《尚书•皋陶谟》提出的“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俭而廉，刚而塞，强而义”这九种规范或检验行为美德的尺度，便具有“中庸”的色彩。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美”，“先王之道”之所以美，正是实现了“中庸”，达到了高度的社会和谐；孔子论诗与乐，提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要求情感的表达要有理性；孔子论君子修养，则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总之，儒家的“中庸”之道强调的是理智与情感、规律与自由、人工与造化、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文质彬彬”、“从容中道”的“中和”之美被看成是美的最高理想。邵秉仁先生的书法，初学二王，又能深入沈尹翁的堂奥，端庄杂流丽，刚健寓婀娜，风华高洁，别饶风骨。可近年来其书风一变：方笔渐少，秾华减退，瘦硬中略趋腴润，整饬中力求自然率真，笔姿跳跃，变化从心。人之一生，时势、境遇、历练、修养，都会随着时光的流驶，自觉不自学地改变着自己的艺术风貌。但“万变不离其中”，决定自己命运和艺术成就的核心——个性，以及伴之而生的审美观念，是变不了的。刘熙载引伸许氏《说文序》的说法道：“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如其人”，用来理解邵秉仁先生的书法，是十分恰当的。
读邵秉仁先生的诗文与书法，有抑扬顿挫的节奏，有轻重缓急的旋律，有浓淡枯湿的变化，有“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均衡和谐，这都是作品带给人的一种享受，但在欣赏之余，我们得到的是更多的感悟与思索，包括国家、社会、人生与艺术。
                     2004年6月8日于历下方庐
（该文与作品集后序在内容上有出入，请小唐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