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巨献带您去看姜堰高二适纪念馆（100楼新加李双阳参观高二适纪念馆图片）

汲古斋主人

　站在乌衣巷口，看着那在斜阳中的朱雀桥，再也闻不到野草闲花的幽香了。一切都为水泥制品所代替，历史的烟尘也随着消失，但历史本身毕竟是无法割断的。当年在乌衣巷生活的人建构的一个个故事，仍然在一代一代地牵动世人心绪，似乎是永远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
　　今年八月十七日，新华社发了一条电讯称，南京市博物馆在南京东郊挖掘六朝古墓群，出土了两方砖质墓志，是东晋侍中、广陵人高崧及其夫人谢氏的合葬墓。这条电讯的作者写道：“据专家介绍，六十年代中期，郭沫若先生根据其对南京出土的几方东晋早期墓志基本
上是隶书体的考证，推论流传至今的王羲之所书《兰亭序》是他人的依托之作，并与以高二适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展开了《兰亭序》行书帖的真伪之辩。如今，与王羲之同时代的高崧楷书墓志的出土，为史学界和书法界对《兰亭序》真伪的学术争鸣，提供了重要佐证。”
　　我虽然不相信一块墓志就能证明一个时代，但它关系到六十年代的那次学术争鸣，还是使我饶有兴趣地站在乌衣巷口，领受一下它带着从泥土中透露出来的历史气息。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二日，郭沫若写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的真伪》，后在《光明日报》连载，又在《文物》上发表。这里的“王谢”都是乌衣巷的子弟，即王兴之和谢鲲。王兴之是王彬的儿子，和王羲之为堂兄弟，与兰亭雅集中的谢安、孙绰都是朋友，谢鲲年岁较长，是风流宰相谢安的伯父。他们的墓志都是用隶书写成，和王羲之用行书写的《兰亭序》不相一致。因此对王羲之所书《兰亭序》，郭沫若提出了“到底是真是伪”是“一个很大的疑问”。经过一番考证，郭沫若批判了《兰亭序》后半段文字有悲观论调，不是王羲之的思想，因而断言“《兰亭序》是依托的，它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笔迹。”从而进一步认定“现存王羲之的草书，是否都是王羲之的真迹，还值得作进一步研究。”由谁依托呢？郭沫若的结论：《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是智永所依托。智永是王氏的七世孙，为陈
代永兴寺和尚。
　　在中国古代书学史上，《兰亭序》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相传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人“会于会稽之兰亭，修禊事也”，诸诗友“临流赋诗”，得诗三十七首，王羲之书写了序。《兰亭序》作为王氏传家宝至智永，他在圆寂之前，将《兰亭序》传给了徒弟辨才。唐时为太宗所得。这里还流传着《萧翼赚兰亭》的故事和画。唐太宗死时，高宗李治将《兰亭序》置于太宗枕边，作为陪葬品入昭陵。唐以后流传的《兰亭序》墨迹，多为唐人摹本。
　　《兰亭序》的真伪问题，清代学者李文田和包世臣早就提出来了。但缺乏资料，无从争议。郭沫若的“依托说”的提出，引起学术界的震动，南京市文史馆馆员高二适写了《〈兰亭序〉的真伪驳议》，称郭氏此说为“惊心动魄之论”，对郭沫若进行指名道姓的辩驳。高二适引以为证的，有文献资料，也有法帖资料。法帖中引了吴炳藏《定武兰亭》、《澄清堂帖》和《淳化初刻》，从郭沫若到包世臣、李文田，一一驳议，认为“《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铁案”，旨在从根本上动摇乃至推翻郭沫若的“依托说”。高二适在《驳议》中说这样的争论“事本无可非难，然竟有随意否定一部史籍，而专肆力于突梯苟冒之言以矜乎当世者，甚可怪也。”这话道出了高二适写《驳议》捍卫传统文化的动机。
　　高二适将文章寄给报刊，本想引起争论，结果以退稿处之。他又将文章寄给章士钊，希望得到章士钊的支持和帮助。也许关系到郭沫若和康生，因为郭文中引用了康生的话，高文中又对康生一驳，章士钊感到不大好办，于是写信将高二适的文章转呈毛泽东。
　　章士钊致毛泽东信：
　　润公主席座右：
　　兹有读者江南高生二适，巍然一硕书也（按硕书字出《柳集》）。专攻章草，颇有发明，自作草亦见功力，兴酣时并窥得我公笔意，想公将自浏览而喜。此钊三十年前论文小友，入此岁来已白发盈颠、年逾甲子矣。然犹笃志不渝，可望大就。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学革命，该生翼翼著文驳之。钊两度细核，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郭公扛此大旗，想乐得天下劲敌而周旋之。（此论学也，百花齐放，知者皆应有言，郭公雅怀，定会体会国家政策。）文中亦涉及康生同志，惺惺相惜，此于章草内为同道。该生来书，欲得我公评鉴，得以公表，自承报国之具在此，其望虽奢，求却非妄。鄙意此人民政权文治昌明之效，钊乃敢冒严威，遽行推荐。我公弘奖为怀，惟（望）酌量赐予处理，感逾身受。?此籍叩政绥
　　　　　　　　　　　　　　　　　　章士钊　谨状　七月十六日该生致钊书附呈，不须赐还。
　　毛泽东于七月十八日即复信章士钊，信中有云：　　 ……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同一天，毛泽东又致信郭沫若：郭老：　　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行严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若何？
　　敬颂安吉！并问立群同志好。
　　章信、高文留你处。我复章信，请阅后退回。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过问下，高二适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于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一九六五年第七期《文物》还发表了高文的影印手稿。对作者的手稿影印局部发表，这是常有的事，但全文影印发表，又是数千言的长文，那是极为少见的。这可能和毛泽东欢喜高二适的书法有关。
　　高二适的文章发表，即激起讨论的高潮，以《文物》杂志发表的顺序来看，第九期发表郭沫若：《〈驳议〉的商讨》和《〈兰亭序〉与老庄思想》，第十期发表龙潜：《揭开〈兰亭序帖〉迷信的外衣》、启功：《〈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于硕：《〈兰亭序〉并非铁案》，第十一期发表徐森玉：《〈兰亭序〉真伪的我见》、赵万里：《从字体上试论〈兰亭序〉的真伪》，于硕：《东吴已有“暮”字》，第十二期发表李长路：《〈兰亭叙帖〉辩妄举例》、史树青：《从〈萧翼赚兰亭图〉谈到〈兰亭序〉》。
　　这诸篇支持郭沫若的文章是如何写出来的，我不知道，对徐森玉写这篇文章的情况，我略有所闻。最近，我在上海博物馆采访，与副馆长汪庆正闲谈养生之道，忽忆起他年轻时就是一头白发，我问他：是何事使你白了少年头？他说：替徐森老（对森玉的尊称）写代笔文章。汪庆正告知我，高二适的《驳议》一出，康生即授意组织写文章，支持郭老。北京虽然写了几篇，都不满意，特别是对赵万里的文章有意见，说他只写了巴掌大的文章。于是又派人来上海，请徐森玉写文章。此时的徐森玉为国务院古籍整理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上海博物馆馆长，古文物鉴定大权威。当时徐森玉、谢稚柳和汪庆正三人在一个办公室办公，三人讨论认为支持郭老容易，驳倒高二适难。最后由汪庆正为徐森玉代笔写一篇绕圈子的文章，既支持郭老又避开和高二适的辩论。汪庆正说：“写这种文章何其难也，才一夜白了少年头。”
　　其他作者中的龙潜即是《陈寅恪最后二十年》一书中写的那位中山大学党委书记。于硕是郭老夫人于立群的笔名，这是人所共知的。对于这些支持郭沫若的文章，高二适不以为然，他认为都是慑于郭氏 “依托”之说，“文过饰非，不肯明辨是非。”但对徐森玉的文章，
高二适是重视的。我这次南京之行，在高先生的女儿高可可家从他写给苏渊雷信的手迹复印件中看到：“忆前驳徐森玉兰亭文，全用世说（新语）注为佐证，惜爨下翁（章士钊）未能及时送出；而中枢‘文革’之运动起，今更恐难于提出矣。”
　　在高二适的人生道路上，章士钊多有扶掖，高对章常以“恩公”待之。但比高二适年长二十三岁的章士钊，却宽和厚爱，与高的情谊在师友之间。章士钊的《柳文指要》于七十年代行世之后，曾寄一部给高二适。高仔细阅读后，发现失漏之处不少，出于对学问的认真，他一一寻绎，汇成《纠章二百则》。章士钊对自己文集中的讹误亦非不自知，在他给高二适的信中也谈到：“吾《柳文指要》殆词费而不中肯綮，有多少处非返工不可。因之，出版更无期矣，奈何奈何！”章似乎感到自己年事已高，急于出书，未能一一纠正。在我读到的高
二适致苏渊雷的信中，有几处亦谈到“纠章”的问题。在章逝世之后，高给苏的信中写道：“……《柳文指要》卷三十一刊敝作两篇，见到未？该《指要》自问世以来，行老（章士钊）来札要弟指疵，已提出百余条，均颠扑不破语，惜老人不克亲见再版耳。行老本意欲求棺钉，兹仍以骨灰返燕，则与生前见告语不合。至于身后遗稿，舍适外当无人能为整理。”高氏本来要担起整理章氏遗文的重任。但最近闻章氏文集在筹划出版，高氏也长眠九泉之下多年。看来，人生总是要留下遗憾的。
　　一九七四年，我回家省亲路过南京时，曾请朋友介绍去拜望过高二适先生。《文物》上发表《驳议》手稿，我觉得二适先生字写得好，再者不知高二适为何许人物，出于好奇才去拜会的。这时兰亭辩论的文章已结集出版，在出版说明中有这样的话：“应当指出，这种争论反映了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斗争。”高二适拍拍那本《兰亭论辨的本子，有些愤愤然地说：“看来，我是唯心主义了！”告别的时候，还是小姑娘的高可可磨墨理纸，二适先生为我写了一张条幅，内容是他自己的诗。他写的是章草，难读；他的诗用典冷僻，亦难读。这正
是他的哲学“多学无偶，不求人知”。高二适著述颇多，除《新定急章考证》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外，其他均未能出版，新近《东南文化》杂志出版《高二适研究》专号，略作介绍，才使人有所了解。
　　在现在已是著名医生的高可可家中，我还看了二适先生翻阅过的帖，他多有批语。王献之的《鸭头丸帖》，他的批语为：“此等帖殊未见佳，真迹再三摹勒，遂致俗态，可戒也。”对怀素的《苦笋帖》，他的批语：“此《苦笋帖》尤怪，何名之有哉。”对杨维桢的帖，他批语为：“不成书式。”但他也不一味如此，也有为他敬佩之人，对陆居仁《题鲜于枢行书诗卷跋》，他的批语云：“此章法乃别具风裁也，颇有清虚之气，唯骨力差耳。”对《宋克草书唐人诗卷》，他的赞语颇多，其中有一段写道：“佳迹人间鲜矣，吾于南宫（宋克）每具只眼，如怀中之宝，每仿不忘，跋扈纵横，吾谁与归。”
　　我还观赏了他读过的清同治年间刻本《杜诗镜铨》，他在抗战期间寓居重庆时读过，在上海愚园路寓所读过，在南京三条巷又读多遍，从他的批语来看，可谓走到哪里读到哪里。书眉间有一条批语可谓对各种学问融会贯通了，此批语云：“吾尝谓中国书史中有三大宝物，即史迁之文，右军之书，杜陵之诗是也。而杜诗造法与史记、王书同居一副机杼，转动回旋，强弱高下，无施而不可。”这也正如他的名字一样，“适吾所适”，即“二适”也。
　　到南京市博物馆看出土的六朝碑石，我的思绪又回到兰亭论辨上来了。这里不只是有郭老引用的几通墓碑，也不只有新出土高崧墓碑，而是有三十通左右墓碑。该馆馆长王兴平告诉我，这些墓碑出土地点不只是南京，还有在丹阳、马鞍山出土的，从书体上来看，不只是有隶，而且行楷或隶楷兼有。据王兴平分析，各个家族对书体的风格各有偏爱。
　　这三十通碑文，虽各体兼备，唯一缺的是草书。郭沫若在文章中说：“将来在南京近境的地下，很可能有羲之真迹出土”，此语多带有讥讽意味，高二适在文中回答说：“鄙意郭先生有此雅怀，则殊难必其料量到此。”意思是无法实现郭的设想。毛泽东在给章士钊的信中说得更干脆：“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此语无形中是在支持高二适的论点。兰亭论辨至今有三十余年，重见天日的墓碑也有三十余通，已经证明六朝的书体在转型之中，不是单一的，是多种书体并存，还没有发现入碑的草书。还是高二适说的对：“唯隶生于汉，汉碑无虑数十百种，而竟未见有作草者。”
　　三十三年前的兰亭论辨，是一次无结论的学术讨论。王兴平告知，南京市博物馆准备明年举行一次世界性的《兰亭序》的讨论。我想到时仍然是一次没有结论的讨论。进而再想，既然是学术的讨论，为什么一定要有一结论呢？结论之后还会再发展吗？
　　（原载11月26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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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古斋主人

高二适先生逝世20年了。作为一个杰出的书法家，他几乎没有因书法获得过报酬；作为一个诗人，他的近千首诗作至今未能出版。今年夏天，我在南京寻访高二适的后人和学生，寻绎他的墨迹；10来天的时间里，虽然还有其它不少活动，但萦绕心胸难以挥释的，全是关于高二适生先的种种。
    二适先生是江苏东台人，自号舒凫，据他的后人解释，就是要像翱翔于云天的一只飞鸟似的自在舒展。以这种心性，生在20世纪的中国，谈何容易。高二适先生早年在家乡教小学，孤诣奇才，使他得到主办《甲寅》杂志的章士钊先生和岭派书画大家节树人先生赏识。章、陈二痊都是辛亥革命元老，章士钊 早年和章太炎、黄兴、蔡元培等人一起叱咤风去3，也使得非恩怨集于一身。陈树人员官至国民政府秘书长、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却在1945年国民政府胜利还都的热闹时刻，毅然退出官场，以翰墨丹青终老其身。抗战之前，高二适经陈树人介绍在华侨委员会做一名文职小官，嗣后，陈树人离职，又将高介绍给立法院院长孙科。入院之顷，高二适和执事者约法三章：不入党，不参加政治活动，不受训。二适先生此举，固出其独立自由之心性，其中也能看到章士钊的影响。章士钊自投身革命，民国建立前后的重大斗争，几乎无役不与，可是，这位孤桐（章士钊自号）先生却拒绝加人同盟会，现由是入会誓词中有效忠孙中山的言词，章士钊以为有背于现代革命争社会平等人格自由的精神。最近读到〈〈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其中也有相类的几下“不”。经历了几十年的世故惊涛，独立人格之于文化品质的构成乃至民族精神的培养，渐为学界推重，几成讨论热点。所谓复兴“国学”，倘不汲汲于经籍章句，而是从学术的阐发影响至社会人群的心性品性，其来即有自焉。
    高二适先生在学术和人格上最能表现其独立精神的当数“兰亭论辩”中之亢论直言。1965年6月〈〈文物〉〉杂志发表了郭沫若〈〈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郭沫叵认为：王羲之的时代还是隶书时代，不可能有〈〈兰亭序〉〉帖那样的行为：王羲之的时代还是隶书时代，不可能有〈〈兰亭序〉〉帖那样的行楷书法。〈〈兰亭序〉〉帖是否王羲之所书、历来聚诉莫解，高二适抗言于郭沫若，各特一家之言，亦如毛泽东至郭沫若信中所云：“笔墨官司，有比无好”。从“兰亭论辩”之初，还看不出来多少“时代背景”。可是到了“文革”中期的1972年，郭沫若发表“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其中提到“坎曼尔诗稿笺”，并说：“免疫力根椐它们驳斥了苏修的官僚和所谓的学者们的谰言。”他对《兰亭序》真伪的判断，也变得十分想当然了。郭文说：“我最近翻阅到章士钊先生的《柳文指要》，他却十分坚持〈〈兰亭序〉〉帖非伪，〈〈兰亭序〉〉文为真，而斥反对说者：‘以一定万，以偶冒常’。其实我们的证据已不是‘一’，已不是‘偶’，而是相反的‘万’与‘常’了。”郭沫若所依据的“坎曼尔诗笺”以后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杨镰等学者调查出竟是新疆几位文物工作者利和出土残纸制造的伪文物。郭沫若和章士钊、高二适都没有看到“坎曼尔”闹剧之揭穿。“兰亭论辩”到现在也不能说已有定论，倒是高二适在“《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中因郭沫若提到康生支持他的意见，而康生双没有公开属文，遂反驳：“：“鄙意郭先生的友人，震慑于补填文字之说，接着便认‘兰亭是由于依托’，此其文过饰非，不肯时辩是非，此在今日对人对事，均非所宜出矣。”又谓，“文人见异思迁，是非无准，岂不痛哉！”身居江湖之远的高二适，当然不知道魏阙中人出语立言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见异思迁，是非无准”的文风世风竟被高二适不幸而言中。作为“文革”前夕发生的这场有始有终的论辩，其实在的意义，是预示并在以后被证实了高二适先生所代表的质直文风于学术规范、学人品格确立之贵。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高二适称得上是一位狂狷之士。70年代开始制造年，由于中日关系的改善、书法艺芳作为国际交往工具骤然“吃香”起来。金陵胜地，书风本来很盛，当时以高二适、林散之、胡小石、肖娴为领袖，使得南京书法领全国风气之先。那时虽然书法作品还不能立致厚酬，但壮大声名，谋取方便还是颇具用场的。当此际，高二适的书法活动，充分表现了其人狷介之性。高二适的学生，现在南京十竹斋书画社为专业书法家的桑作楷先生亲口对我说：他在70年代初期经林散之先生介绍向高二适先生执弟子礼，那时他在江苏省新华印刷厂当工人，某次因工伤手，高二适先生走很远的路去看他，就在职工宿舍里即兴挥毫，为他书定巨幅；而当时有位省委领导托人求高书，二适先生回答：他即喜欢我的字，不什么不上门来求？
    在和高二适先生的后人和弟子接触中，这类轶事听得很多；某次高先生燕子矶中学看他的女婿尹树人，交谈之间，学校的校长搬来一张凳子给高先生坐。事后，高即主动要给那校长写字，说：他知道敬老，并不知是我是书家。我的字就要送这种人。高先生某次住医院，一位青年女护士为他服务得很好，出院后，高先生要为这位护士写字，正待铺纸挥毫，身边有人说那女护士是市委书记的女儿，高即驻手说：不写了。听到这则轶事时，我是觉得高二适先生是有些过分了。难道那位优秀的护士就因为是市委书记的女儿就应该在高先生眼中入另册？但我又理解高先生，他作为一介寒儒，所余惟一身硬骨，为了保持心性的高洁，他的邓舍原灰在“随意”之中有很严析的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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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古斋主人

一 章令草狂夙所谙
　　一九六七年，章士钊先生在《奉酬二适老弟》一诗中写道："客来倘问临池兴，惟望书家噪一高。"对高二适先生的书法极为推重。一九七四年，二适先生在自己的诗作《湖州鹿毫笔歌》中有句云："我兹泼墨满江南，章令草狂夙所谙。"他晚年爱用一闲章曰"草圣平生"，对自己的书法也颇为自信。
　　二适先生是江苏东台人，自幼生长 于乡间。在书法方面，纯乎自学成才，先生在其所著《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一书的自序中写道："余不敏，幼承先人余业，笃嗜临池。然草书无法，中心疚之。不得已，乃日取唐本十七贴、澄清堂、淳化阁及淳熙续帖之初本研摹。初临钟太傅、继乃专攻右军，习之既久，遂得稍悟真草之书，非由草隶，隶篆入门，不能得其正轨。"
　　自序中以说，"年逾五十"时，乃"出旧藏松江石刻皇家象急就章，暨元人宋克补本，朝夕临摹。又久之，始稍解章草偏旁法则及由篆隶省变为草之途径。"
　　由此可见，二适先生 在书法艺术的道路上经历了一个长期艰苦探索的阶段。正因为博涉诸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才能够取精用弘，。融会贯通，以至于自出新意，独辟蹊径。
　　二适先生早年善临《明征君碑》、《曹娥碑》、《兰亭序》、《龙藏寺碑》及钟王法书等；中年时于晋之二王则尤喜献之行草，于唐深爱太宗高宗父子及褚遂良、薜稷诸人书；晚年则专攻章草，除醉心于急就章之研究外，极倾倒于五代杨凝式及元宋克等人，其中以宋克对先生晚年书法风影响最大。正因为多年的沈潜涵泳，默想神驰，所以先生晚年的书法既取法高古，骨力遒劲，又纵横变化，时出新意。
　　先生在章草的研究方面有很突出的成绩。先生认为"章草不独为吾国文字草法之权舆，即论今草正书书体亦无不由此省变而出"，可是"章法坠失已有千六百余年，若不及今整理，恐遂堙灭"。为了做好这项存亡继绝的工作，先生广搜各种《急就章》注较考异本，以及古代残简碑帖字书，排比章正，矫正诸本之失误。历时十载，终于写《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一书，为我国书法史和文字学的研究填补了一段空白。
　　先生晚年力倡学草者应学章草，因为"章草为草之祖，学之善则笔法亦与之变化入古，斯不落于俗矣"。而且，"若草法由章法来，则高古无失笔矣。"先生常用闲章中有"骨节张索"和"江东羊薄"二方，张芝、索靖、羊欣、薄绍之四人均擅章草书，可见先生爱好与推崇。
　　对于初学者，先生往往劝他们从钟王入手，他认这"钟王相参，书可有成矣！""右军真轨，元常隶式，合而成之。"先生常背临钟太傅"戎路"、"宣示"和"力命"诸帖供人学习。先生对唐太宗父子也很推重，认为"学书由太宗高宗入手，便可上窥二王，无事李赵以下矣！"他还主张，"先习汉隶，次即晋楷，两相联结，字有光彩。"这些颇有创见的主张对于后学是很有启发的。
　　先生在书法评论方面也常有独特的见解。例如怀素《自叙帖》，书法史早有定评，有人称之为狂草中的杰作，二适先生却提出很不同的看法："怀素自叙何道，千年书人不足识草。"他评论传世的怀素《苦笋帖》真迹："此苦笋帖尤怪，何名之有哉！"对于相传是献之真迹的《鸭头丸帖》，则认为"此等帖殊未见佳，真迹再三模勒，遂致俗态可感也"。先生这种"每具只眼"的态度也许正是他"独具慧眼"的地方。
　　先生改名二适，又自号舒凫老人。他自己曾谈这两个名字的含义称："二适者，适吾所也；舒凫者，舒展自在也。"在书法艺术方面，先生所追求的正是这种"适吾所适……无适而不可"的境界。先生爱用狼毫，笔力刚劲而又秀拔。昔人评宋克行草："如天骥行中原，一日千里，起涧度险，不动气力。虽若不可纵迹，驰骤必合程度。"把这段话借来评论二适先生的书法也是非常合适的。有人曾说，在草书领域中，像二适先生这样力熔章草、今草、狂草、于一炉而达到惊矫纵横、笔随神驰之境界者，宋克之后，并无几人。我们以为，这个评价不为过分。
二 磨穿铁砚始堪珍
　　一九七六年，高二适先生在一个十二岁孩子的习字本上写了这样一段话："小童作字多有质朴之气，兼有老成之风，于此吾笃信：举凡世上之学问、功业、品格、大都由勤习而来，天分则居其几微之数耳。"又在写给一位青年书法家的信中说："此事（指书法艺术）非纸成堆，墨成冢，不克见功效也。"
　　二适先生的成就正是从这个"勤"字来，先生珍藏各种碑帖墨迹千余种，而每种均曾研摹多次，多者达数十上百通。朝夕临池，至老弥笃。一九七六年两 次住院治疗心脏病，还要携带文房四宝和许多书籍，这些东西占去半边病床，见之者无不为之种勤学精神感动。
　　二适先生在书法上的造诣，不仅得力于临池之勤，更得力于读书之勤。每有学书者前来求教书法，先生总强调要读书，要多下"书外功夫"，也就是"非多读书不可也。"先生一生就是手不停挥，口不绝吟。由于先生读书破万卷，作诗逾千首，他的书法便不同于一般的书家了，而是一位学者的书法、一位诗人的书法。人们在欣赏二适先生的书作时，都 深感 其典雅隽越，风姿独秀，有浓郁的书卷气。究其原因，正在于此。
　　高二适先生的父亲的位塾师，辛亥革命后，做了本乡小学校长。二适先生十八岁时即承继父亲的事业，担任了小学校长。此时即以文笔过人为乡里所称道。但先生并不以此为足，仍然利用寒暑假日投搞致函，广交师友，研讨学问。先生因时向上海《时报》投寄诗文，得以结识著名新闻学家戈公振先生 ，戈先生也是东台人，他对这位家乡的青年颇为常识；先生还和海安爱国老人韩紫石时有往还。在为人和学问两方面，二适先生从这些前辈处都学到不少东西。
　　二十年代，章士钊先生办《甲寅》，二适先生就是热心的投稿者。就在这个时期，二人遂订忘年之交，砥砺切磋，四十余年未有间断。有了这样一位学识渊博的师友，再加自己刻苦自励，二适先生在古典诗文的研究方面，造诣渐深。一九六三年，章先生的《柳文指事》一书定稿时，曾寄诗二适先生云："冰冷东淘俊少年，重提退笔迈无前。中山集纪开新样，火急河东二妙缘。"诗中"中山集纪"指的是二适所著《刘宾客文集校录》一书。二适先生校读刘宾客文集凡二十年，章先生则对柳河东研究至深。二适先生曾说，章先生这首诗的意思就是"欲图与小子适并肩厕入中唐刘柳大师之讲坛"。
　　《柳文指要》终于在一九七一年刊行，但《刘宾客文集校录》却至今未得问世。所幸者，《指要》中收录了二适先生的论文两篇：《柳子厚与刘禹锡底细周易九六说书后题》和《跋刘宾客天论》，窥豹一斑，也可知二适先生校读刘集所下的功夫。
　　章先生在《指要》中曾说："二适近年猛进，多所发明，吾忝长岁年，弥深企望。"而此时二适先生已年过花甲了，由此可见二适先生晚年仍表现出一股勇猛精进的精神。
　　二适先生一生以诗为友，对唐之杜韩刘柳，宋之江西诗派有较深的研究。他的许多书法作品都是写自己的诗作，因而更觉神凝笔腴，气韵生动，充分表达着作者的性格和精神。一九七七年三月，二适先生病逝于南京，他的老友林散之先生含泪书碑，题为"江南诗人高二适先生之墓"，"诗人"的徽号是十分恰当的。
　　二适先生有诗道："人言磨墨墨磨人，磨穿铁砚始堪珍。"晚年自号"磨铁道人"。当我们在欣赏先生这些高古绝伦、神彩璀璨的书法作品时，可不能忘了他一生在读书写字上所下的苦功啊！
三 平生青白眼，未肯让阮籍
　　古人常说"字乃心画"、"字如其人"。书作者之胸襟、气质和学识必要从笔墨中流露出来。观二适先生之书作，严正刚直之气咄咄迫人，而无丝毫的俗媚之态。人们激赏二适先生 精纯绝伦的书艺，更钦敬先生磊落高超的人格。
　　提到二适先生，人们往往会想起一九六五年的那场书法史的论战：《兰亭序帖》真伪之争。是年五月，郭沫若同志写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认为《兰亭序》为后世依托，并指为隋僧智永所摹写，其序文亦经后人纂改。该文发表后，第一个表示异议的便是高二适先生，他当时就写了《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
　　《驳议》一文在一九六五年七月曾两次出现在报刊上，先载《光明日报》，而原稿又于当月的《文物》杂志上影印发表。这种刊载稿件的方式是很少见的，曾引起一些猜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二适先生此文发表前，曾由章士钊先生转呈毛泽东同志看过。毛泽东同志在给章先生的信里，谈了他对高先生评郭文的看法。他认为，争论是应该有的。还说，他要劝郭老等人，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同日，毛主席写信给郭沫若，信中说："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毛泽东同志的两 封信是七月十八日写的，二适先生的文章七月十三日就见报了。
　　毛泽东同志说，争论是应该有的。但是，随着"文革"风暴的来临，这场争论也只好休战了。一九七二年郭沫若同志在《文物》上发表 《新疆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才又旧话重提，再次坚持《兰亭序帖》必然是伪迹。但此时的报刊上已看不到相反的意见了，争论并未重展开。二适先生当时倒是写了一篇《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的，可惜不能公诸于世。
　　一九七三年，出了本《兰亭论辩》，收录了有关"兰亭"真伪之争的部分文章。按立论不同，分上下两编。上编是郭沫若同志及与之观点一致的文章，下编则是对立一面的文章。上编文章有十五篇之多，下编则寥寥三篇，二适先生《驳议》即为其一。编者还在《出版说明》中写着"应当指出，这种争论反映了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斗争"。这似乎是为这场争论作总结了。而"唯心"和"唯物"两顶帽子各有谁戴，也是明明白白的了。
　　但是，"四人帮"倒台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又回来了。近年来，关于兰亭真伪问题，报刊上又陆续发表了不少文章。一九八二年《书法研究》杂志第一期就发表了一组有关兰亭真伪的文章，而第一篇就是二适先生一九七二年写的那篇《兰亭序真伪再驳议》。书法艺术的春天来临了，可惜高二适先生却已离开了我们。
　　在兰亭真伤之争中，我们可以看到高二适先生敢于放言高论的精神。先生的为人正是这样的坦率真诚，心口如一。"文革"前夕，江苏史学会组织了一次史可法讨论会。当时的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学术讨论里孕育着可怕的政治风暴。二适先生是江苏省文史馆馆员，他参加了这次讨论，在会上他站起身就讲，侃侃而谈，抗论古今，很说了些不合时宜的话。柳定先生坐在他后面，几次暗扯衣襟，示意他三缄其口。这个发言后来摘录于《文汇报》上，在外地工作的子女见了之后 ，纷纷来信，劝父亲切莫再作如此有风险的谈话了。
　　一九七一年，章士钊先生的《柳文指要》发行后，寄赠二适先生一套。二适先生仔细阅读后，发现失误之处颇多，于是一一摘出，并加纠正，汇成《纠章二百则》一册，正要寄给章先生的时候，噩耗传来，章先生已不幸在香港病逝。二适先生的小女曾问父亲："章先生是你的老师，您怎么能编这样一本小册子呢？"先生莞尔一笑，借用一句西哲名言答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二适先生是同辈的"诤友"，也是后辈的"严师"。许多青年后学，凡向二适先生求教过的，无不受到过他严厉的批评，也无不受到过热情的教诲。先生晚年，在奖掖后进方面，是不遗余力的。
　　二适先生知交林散之老人在《春日寄怀二适》一诗中写道："侃侃高二适，江南之奇特……于人不虚誉，于已能专责。平生青白眼，未肯让阮籍，人皆谓之狂，我独爱其直。"读罢林老诗句，二适先生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出现，使人们深深地怀念着这位才华横溢、傲岸耿介的学者、诗人和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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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古斋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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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田墨人

有时间要去~~~~~~~~~~~~~~~

汲古斋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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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玩，最近最好，因为国庆期间高二适的书法精品展现在展出。em13 em13 em13

好贤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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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易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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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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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古斋主人

原帖由 好贤居主 于 2008-10-1 10:3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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