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巨献带您去看姜堰高二适纪念馆（100楼新加李双阳参观高二适纪念馆图片）

汲古斋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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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楼梯口，发现铁将军把门，有点郁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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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三回头，看见2楼有点好东西，拍下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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肚子饿了，回家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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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观看，敬请留下观后感。em13 em13

逸墨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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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古斋主人

溱潼镇上了年纪的人大都记得高二适先生。高二适1903年生于泰县（现江苏省姜堰市）兴泰乡小甸址，原名锡璜，排行老二,后更名二适，意欲“适吾所适”。他自幼刻苦自励，18岁即任本乡小学校长，后又入上海正凤文学院和北平研究院深造。早年曾受戈公振、韩紫石等社会名流赏识，中年又受知于陈树人、于右任、章士钊等，彼此唱酬甚密，许为忘年交。二适先生学识渊博，成就卓著，在诗歌、经史、书法各方面均独擅其功。
  “吾先学后山，继学双井，思以一手重振江西。”这是高二适先生在《山谷全集》上所题，表明他对江西诗派的研究颇深，大有超陈(陈师道)迈黄(黄山谷)之势。
“二适近年猛进，多所发明，吾忝长岁年，弥深企望。”这是章士钊先生对高二适先生的推崇。所指的是二适先生对柳宗元、刘禹锡两位文学大师的著述能深入堂奥。高二适先生校录《刘宾客集》，用功凡二十年，终有所成。
“赴速急就称奇觚，鬼哭神惊运思初。隶草千年成绝业，而今捉笔有传书。”这是高二适先生在其力著《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一书完稿时所作的一首绝句。无怪乎先生如此高兴，该书存亡继绝，探寻隶、草之演变匡正前贤讹误，填补了我国文字学和书法史的一段空白。
高二适先生最著名的成就当在书法方面。其书法力学“二王”，后专攻章草，博采众长，揉章草，今草。狂草于一体，自谓“草圣平生”。
高二适先生“独学自成，不求人知”，但却因，“公案兰亭”而“高文一出万人知”。原来，1965年兰亭盛会之际，郭沫若以《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提出了“兰亭序为后世依托”的论点，一时附和者甚众，唯独二适先生不随流俗，撰写了《兰亭序真伪驳议》一文，当年7月在《光明日报》和《文物》上先后发表。这篇独持异议的文章，言之有据，见解精辟，令人惊诧。苏渊雷教授当时赋诗曰：“公案兰亭岂驳迟?高文一出万人知。”毛泽东同志亦为此专门致信郭沫若：“笔墨官司，有比无好。”
对高二适这样一位成就卓著的知名学者，溱潼人十分崇敬，亦为之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高二适先生可以称得上是半个溱潼人。
高二适先生娶溱潼镇乾泰昌百货店老板朱文健之女为妻，按我们这里的风俗说是溱潼的女婿。早年二适先生在乡下教书时，常常携妻儿老小来岳父家小住。他为人刚正不阿，耿介拔俗。平时与人不多言说，唯独手不停披，口不绝吟。来溱潼时，往往一人坐在乾泰昌店堂柜台里面看书，或者在乾泰昌小楼上临池学书。因岳父也喜爱诗词，偶尔兴致，翁婿诗酒唱和。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伪侵占溱潼。高二适先生不愿做亡国奴，将家眷寄养于溱潼岳父家，只身赴重庆，在国民政府立法院任职。此一去达六，七年之久，直到抗战胜利后，1945年深秋，才重返故里。回乡途中，写了《溱潼道上闻子规》诗一首：“出蜀希闻子规鸟”回乡初见杜鹃花。一声肠断溱湖水，何事将归不问家？”战乱之害，流离之苦，思乡之情凄侧动人。
高二适先生在溱潼时交游不多，唯与人称徐老爹的中医徐子和相知较深。他自重庆返溱后，仍住在岳父家，此时免不了亲朋好友登门相问，独不见徐子和。高二适心中不免生疑。一打听，方知徐子和因涉嫌“汉奸”，终日闷闷不乐，自感无颜面对老友。原来，伪军徐荣部驻守溱潼时，溱潼流行霍乱，镇上的医生组织起来救护患者，并推徐子和为首。恰巧此时，徐容的一位姨太太亦染上疫病，徐子和为其悉心治疗，也因其病情较轻，终于治愈，徐容为表示感谢，特赠文明棍一根给徐子和，徐子和颇为得意，常常手拄拐杖，沿街而过。抗战胜利后，***东台县政府(当时溱潼属东台县)追查汉奸，徐子和因此而名单在册。此时，高二适乃以***官员身份荣归故里，徐子和自惭形秽，当然不敢贸然相访了。高二适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后，很快与东台县政府联系，并公开讲话，救死扶伤乃医生之天职和良知，岂能因救过伪军官的姨太太和接受了一根文明棍而定人汉奸罪！这一番话真灵光，徐子和得到开脱，心病尽释，老友重逢，其乐融融。不久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高二适亦举家迁居南京，到南京后，高二适常常写信给徐子和。徐子和甚感荣耀，每次从邮局拿到信后都喜不自胜地告诉路上碰到的熟人：“锡璜给我来信了。”当时，溱潼曾流传着一句笑谈“七爹不拿棍子拿信了。”
解放后，高二适先生任江苏省文史馆馆员，一直到1977年去世。在此期间，他曾回溱潼几次。1974年是其最后一次回溱潼。回来时曾书赠徐子和诗一首，题为《北归过溱潼奉赠子和先生》。诗云：“江南名医吾尽识，喜闻活人无比数。江北忽遇徐七翁，五十年来声楚楚。相过谈笑各有情，相逐酒炉共平生。今日国医谁有道?生人数广如春草。知翁着手易成春，明年九十翁未老。”此诗高二适先生是用草书写的，后又用行草另写了一帧，并跋数语：“赠诗以草法之，恐未能畅谈，特加释此，吾此诗真不啻为七翁预祝大耋矣。中秋或可仍回乡一晤。”短短一首诗，寥寥几句话，老友深情，相期之愿，溢于言表。很可惜，自此之后，二适先生未能再回溱潼，中秋一晤，竟成空许！


   （悄悄告诉你，作者白汀是著名的书法理论家辛尘的父亲，都是江苏姜堰人，这篇文章是刊登于姜堰的内部资料《溱潼风情录》上的文章，18年前，一位在姜堰市政协工作的学生家长送给我的书，我第一次从中了解了高二适。）

[ 本帖最后由 汲古斋主人 于 2008-10-1 08:36 编辑 ]

汲古斋主人

  一九六五年，中国书法界发生过一场很有影响的“兰亭论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后，学术界一切政治挂帅，此时毛泽东一言：“笔墨官司，有比无好”，使这场论辨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这是学术争鸣，可以讨论，哪怕没有什么结果，活跃活跃气氛，也是“有比无好”。所以，从那时到现在，一直都有人认为它是一次难得的“百家争鸣”。在《高二适研究•序一》（《东南文化增刊》，1997年）中，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冯其庸就说：“现在回顾起来，使人感到我们的学术界，就是权威如郭沫若先生那样的人说了偏颇的意见，也仍有人起来反驳的，反驳的文章也仍可以得到堂皇的发表的，这是一个多么光明磊落的时代啊！”
　　好像并没有人给“笔墨官司”下一定义。既称“官司”，亦应当有“官司”的基本特点：论辨双方地位平等，都可以依据事实为自己的论点作充分自由的辩护，胜负则由读者来裁决。而且“笔墨官司”还不同于真正的法律官司，双方尽可以坚持自己观点，并不存在由于“终审裁决”带来的“强制执行”。这样的“笔墨官司”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局面：在争鸣中尽享自由思想、增进学术的乐趣。
　　“兰亭论辨”的对象简单明了，是对千年以前一件书法作品真伪作出判断。在一些人看来，这个题目在政治上相当保险。高二适反对郭沫若的文章中，甚至对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的看法提出异议，不仅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而且《文物》杂志还将其手稿影印发表。这种待遇，怎让人不相信“兰亭论辨”的学术公平呢？
　　三十五年后的今天，让我们再来探寻一下历史现象背后的故事，或许能引发人们更深入地思考这场论辨的真相。
一　郭沫若文章发表后，“四面八方都骚动”
　　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文物》1965年第6期）从文章和书迹两个方面否定《兰亭序》是王羲之所作。郭称：“《兰亭序》是在《临河序》的基础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他同意清代学者李文田的见解：“文尚难信，何有于字？”在书迹方面，他的结论是：“在南朝的晋宋时代，无论在中央或极僻远的地方，文字结构和北朝的碑刻完全是一个体段，对于两汉的隶书都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尚处于“隶书时代”的王羲之，不可能写出那么柔美的行书，《兰亭序帖》是伪托之作。
　　这篇文章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最早发表争鸣文章是在香港。七月初，《大公报》载东方雨文章《〈兰亭〉趣味》。接着内地有高二适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唐风的《关于〈兰亭序〉的真伪问题》、严北溟《从东晋书法艺术的发展看〈兰亭序〉真伪》、商承祚《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等见诸报端杂志，表示不同意郭的意见。
　　郭沫若为此又写了《〈兰亭序〉与老庄思想》、《〈驳议〉的商讨》、《〈兰亭序〉并非铁案》、《东吴已有“暮”字》（后两篇署名“于硕”）等文章，进一步重申了自己的观点。一些人关注着，但是没有公开写文章，他们并不理解郭沫若为何要写《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陈叔通曾写信给书法家沈尹默、邵裴子，鼓励他们参加兰亭论辨，沈回信云：“郭文自相矛盾之处颇多。”“公谓南京出土之王谢墓志，自别是一事，与兰亭无涉，的是如此。郭公对此忽尔兴发，写此弘文，实不可解也。”（1）
　　不过多数人还是把它当作一场学术讨论。以高二适为例，他的文章，先投寄报社，被当作退稿处理。他不服气，又通过章士钊希望毛泽东出面帮忙：“鄙稿倘邀我主席毛公评鉴，得以公表，亦当今至要之图也（个人报国之忱在此）。”七月十六日，章士钊致函毛泽东：“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学革命，该生翼翼著文驳之。钊两度细核，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郭公扛此大旗，想乐得天下劲敌而周旋之。（此论学也，百花齐放，知者皆应有言，郭公雅怀，定会体会国家政策。）文中亦涉及康生同志，惺惺相惜，此于章草内为同道。该生来书，欲得我公评鉴，得以公表，自承报国之具在此，其望虽奢，求却非妄。鄙意此人民政权文治昌明之效，钊乃敢冒严威，遽行推荐。”数日后，章士钊对《光明日报》记者说：《兰亭序》的真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大家会关注的。但是这一件事与政治无关，纯粹是学术问题，可以让大家写文章进行研究和探讨。昨天见到郭老，他还说，欢迎大家讨论。（2）
　　八月十三日，北京大学教授宗白华写信给郭沫若，也称：“因兄一文，引动了异论和争鸣，使《兰亭》这段公案又提上了日程，对批判地接受遗产祗有好处。北大考古学教授阎文儒兄对此问题写了一篇《王羲之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长文，欲就正于吾兄，嘱弟介绍，想兄亦感兴趣。吾人为‘求是’而争，真相愈辩愈明，使文化遗产更好地为当今服务，固我等之素愿也。”（3）
　　文字学家、书法家商承祚是主动参与论辨的。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七日，他的儿子、现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商志?到北京时，笔者曾问其父亲为何公开批评老友郭沫若。他说：“抗战时期，我父亲跟郭沫若比较熟。在重庆沙坪坝，他们经常在一起搞一些学术活动，写写字，探讨考古上的一些问题。郭老当时的看法，和后来写的‘兰亭’文章有很大的不同。我父亲也跟我谈起过：‘为什么他突然改变自己的观点？’因此，他觉得应该把自己的观点和多年的研究体会写出来。”
　　从现有材料看来，郭沫若对自己写“兰亭”文章的动机也是看得相当单纯的。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三日，郭沫若致信他在六十年代“无话不谈的小友”、诗人陈明远时说：“《兰亭序》之辩论，已不仅是王羲之文章、书法真伪问题，更涉及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原则，即时代风尚与艺术潮流的问题。历史是发展的，人类文化的审美观点是逐步积累的，也是不断变化的。当然，同一时代的人们，由于历史地位、生活环境和个人经历的种种影响，会产生出不同的风格；但是，历史的比较研究表明：从大的方面看来，共同时代总会形成若干共同的特点。商周青铜器是如此，汉唐石雕是如此，历代诗词、绘画、书法等等，更何尝不是如此。必须有严格科学的方法和刻苦的钻研，经过认真反复的讨论，才能作出新的成果来。只有在许多细致深入的分析基础上，才可以对我国历代文化的系统演变，进行综合、总结。这恐怕需要经过几代人的持续不断的努力。我只能做一块铺路石罢了。”（4）
　　不过，真的看到一下子有那么多的文章反对自己，郭沫若并没有“乐得天下劲敌而周旋之”。郭沫若对光明日报记者说：“我只是否定《兰亭序》是王羲之写的，并不想什么书法革命，也不否定王羲之的地位，想不到文章一出，四面八方都骚动。《〈驳议〉的商讨》花了两天时间写出来。我有生以来没有写过这样没火气的答文。后面有些句子，人家说是刺也可以。高文也的确太不成话了。皇帝过过目，就不会是假？‘金目’不二嘛。我从来不写什么指正之类的客套文字，为了高二适，我只好‘变节’了。”这一点，章士钊后来有所察觉。九月十七日，他说：我有一篇文章，但是不好拿出来，因为常跟郭老见面，不好意思伤感情。……传说章某在这次讨论中，自己不出马，指使高二适试探一下，在幕后摇旗呐喊，使我感到此事一下子又卷进了政治漩涡。这个问题现在不单是学术问题了。（5）
　　章士钊并没有指出传说的来源，但来头应该不小，否则他怎么会一下子感到了“卷入了政治漩涡”呢？“兰亭”虽说还是“兰亭”，可是他发现争辨的对手已经是比郭沫若更大的人物了。
二　康生与兰亭论辨
　　中共高级领导人中，毛泽东、康生、郭沫若是公认的书法家，除却政治以外，书法是他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毛泽东称康生为“康老”，称郭沫若为“郭老”，康生和郭沫若互称“郭老”和“康老”，彼此相当尊重。
　　六十年代，毛泽东发表诗词，郭沫若为每首诗词都写了赏析文章，注释里说：有些文章是经过康生看过的。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九日笔者采访陈明远时，他说：“郭沫若与康生，还有陈伯达的关系非常好，他们很有交情，比如郭老关于《再生缘》的研究，到海南岛访海瑞墓等都就与康生交换过意见。郭沫若知道毛泽东对康生十分器重，因此对康生也十分尊重，比对胡乔木尊重得多。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外，他们关系密切也缘于对文物有相同的爱好。兰亭论辨康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没有疑问的。”学者、书法家黄苗子在致笔者函中说得更为明确：“《兰亭》论辩，据我所闻，是康生幕后指使郭老主演的一幕胎死腹中的怪剧，但只是一鳞半爪的小道消息。如能找到江苏高二适的后人，或者有些线索。但以《兰亭》真伪如何能扯入政治问题，我也百思不得其解。”（1998年12月6日）
　　他们的说法，有许多事实来支持：
　　一，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主要观点来自康生。他在文中直接引用了康生“非常犀利”的见解：“王羲之的字迹，具体地说来，应当没有脱离隶书的笔意。康生还为郭沫若提供了五项证据：
　　（一）“羲之少朗拔，为叔父廙所赏，善草隶”（见《世说新语•言语篇》“谢太傅语王右军”条下刘注。）
　　（二）“羲之书在始未有奇，殊不胜与庾翼、郄愔、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尝以章草答庾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见梁代虞和《论书表》，亦见《晋书•王羲之传》）
　　（三）“及长，辩瞻，以骨鲠称，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见《晋书•王羲之传》）
　　（四）“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凝之，亦工草隶。”（见《晋书•王羲之传》）
　　（五）“献之……工草隶，善丹青。……时议者以为羲之草隶，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献之骨力远不及其父，而颇有媚趣。”（见《晋书•王羲之传》）
　　二，康生亲自组织文章，支持郭沫若。据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回忆：“高二适的《驳议》一出，康生即授意组织写文章，支持郭老。北京虽然写了几篇，都不满意，特别是对赵万里的文章有意见，说他只写了巴掌大的文章。于是又派人来上海，请徐森玉写文章。此时的徐森玉为国务院古籍整理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上海博物馆馆长，古文物鉴定大权威。当时徐森玉、谢稚柳和汪正庆三人在一个办公室办公，三人讨论认为支持郭老容易，驳倒高二适难。最后由汪正庆为徐森玉代笔写了一篇绕圈子的文章，既支持郭老又避开和高二适的辩论。汪正庆说：‘写这种文章何其难也，才一夜白了少年头。’”（6）黄苗子也透露了一个内幕，他说道：“关于兰亭案，当时的历史博物馆副馆长龙××（名字忘了）十分起劲，写的文章发表在当时的报上，杀气腾腾，后来听阿英先生说：这是代表康生的论调。”（1998年12月15日致笔者函）这里的“龙××”即是撰写《揭开〈兰亭序帖〉迷信的外衣》的龙潜。龙潜正是《陈寅恪最后的二十年》中所提到的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除了论述有关“隶书的笔意”外，龙潜写道：“唐太宗提倡王字，是别有一番用意的。……他是把《兰亭序帖》，作为一种治世的工具，用来粉饰太平的。”又说：“有人把《神龙本》捧上了天。其实，只要细细揣摩，对结构、笔意，稍加分析，不难看出某些笔意，正是韩愈所说的‘俗书’，不是书法绝美，而是姿态偏媚。最能继承他的是变节分子赵孟頫、地主恶霸董其昌等人。”
　　三，康生自信稳操这场“官司”之胜券。康生看完郭沫若的《〈驳议〉的商讨》清样，写信给郭沫若：“大作《〈驳议〉的商讨》，已读过多遍，写得很好，文章的风格很高，论据充足，很有说服力。这种文章初看似乎是‘心平气和’而实际上是反驳对方最有力的。”两天后，即八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一次会议代表时，向康生问起兰亭“官司”。当天康生给郭沫若写信通报说：“今天在接见部队干部时，主席问我：‘郭老的《兰亭序》官司怎么样了，能不能打赢？’看来主席对此问题颇有兴趣。我回答说：‘可以打赢。’当然这些头脑顽固的人要改变他们的宗教迷信是难的。然后我又将您的两篇文章的大意简要的告诉他，又将找到的孙星衍的材料也告诉了他。他说如果确实，倒是有用的。最后我说等郭老文章改好，可以送给主席看看。看样子他是愿意看的。”（7）

　　四，“一场误会”——高二适手迹的发表。在兰亭论辨中，高二适的手稿在《文物》杂志上发表，十分引人注目。章士钊猜测道：“郭老在讨论中充分显示了他的度量，把高二适的文章在《文物》上影印出版，看来也是郭老的主意吧，这种做法就很好。”八月二日，郭沫若对光明日报记者说：“高二适的文稿，《光明日报》不加修改，《文物》影印发表，是‘示众’，可是读者未必了解，高二适他们也许以为太看重他们的书法哩。”8原来，他只是让人“示众”出丑。可事实上，这点的“雅量”郭沫若也是没有的。当时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书法家李长路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书法家王玉池过从甚密，王玉池是当今为数不多的依然支持郭沫若“兰亭”意见的学者。一九九九年一月九日，笔者在采访王玉池时，王说：“当时康生不在北京，由《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代管文化部的工作。陈伯达看到毛泽东给郭沫若的信后，就指示发表高二适的手迹。康生回到北京后，对陈伯达的做法很不满意。陈伯达说：‘今后不再管文化部的事情了。’这是李长路亲口跟我说的。”
三　启功被“拉壮丁”
　　史学家、书法家启功的《〈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被编入《兰亭论辨》的“上编”，成为“与郭沫若观点一致”的文章。它给人们一个印象，启功写了一篇“违心之作”，附和了郭沫若。今天看来，附和郭沫若当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如今备受尊敬的启功对三十五年前的论辨怎么看呢？
　　在采访启功之前，翻译家杨宪益劝告我说：“启功有旗人的特点，跟老舍一样是怕事的人。性格上就是怕事。据说前不久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了启功划右派挨批判时他写的检讨。他听说以后十分不安。所以让启功今天对‘兰亭论辨’再表态，很不容易。即使是***下令讨论，他也一定是中间派。他不像高二适那么倔，脾气完全不同。他绝不会承认他是投机的。就是钱钟书、巴金也不喜欢别人把自己的旧事拎出来说道。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脾气，启功功成名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我认为你去找他会碰钉子的。”（1998年12月4日，北京友谊宾馆杨宪益寓所）
　　黄苗子也以为：“《兰亭》旧案，启老或不甚知内容，即使知道点，亦可能不欲谈。据知他连配角也不是。”（1998年12月6日致函笔者）
　　“配角”所“配”，当然是与主角“相配”。但是，仔细阅读，我发现，启功并不是合格的“配角”。
　　且先看他在文中是如何委婉措辞的：“在《文物》、《光明日报》上连续读到郭沫若同志论《兰亭》的文章，从书法风格，佛家或道家思想两方面来证明《兰亭》不出于王羲之之手，证据分明，这里无须重述，给我启发是很大的。”“我体会郭沫若同志所谈，是说东晋时期书法必定带有隶书笔意。又说《丧乱帖》和《宝子》《杨阳》等碑有一脉相通之处，使我的理解活泼多了。”“一千多年间，许多文人和书家把它（指《兰亭序帖》）说的越来越神秘，使人感觉非常可厌。郭沫若同志给它当头一棒，确实是一件痛快淋漓的事，我是非常拥护的！”
　　启功在谈及常识时，比如“要破除迷信”，“考据贵在证据的充足”等，都赞同郭沫若。他还提供了两个有利于郭沫若的论据，但没有表明自己的看法。而在谈及郭沫若的具体观点时，启功则称自己“在理解上还是一个窒碍，正在进一步地研求”。
　　一九五七年，启功被打成了“右派”，被打入社会的底层。韬光隐晦方是立身之道，他怎么会去当什么“配角”呢？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下午，笔者在北京师范大学启功寓所采访了启功，谈及当年的情形，原来他是被郭沫若“拉了壮丁”。启功谈话如下（根据录音）：
　　“原来，郭老提出《兰亭》是假的，那会儿我住在鼓楼前锣鼓巷，跟阿英先生隔几个胡同。他告诉我：‘郭老叫你写一篇文，响应郭老的观点。’我原来写过关于《兰亭》从前的辩论和有关《兰亭》的本子的文章。郭老看过这些文章，就叫阿英告诉我再写一回。我还是我的旧观点，写了一篇，观点还不够明确地说《兰亭》是假的。后来阿英先生说：‘你必须得落实啊，游移的不行啊。’我就按郭老的意思写，说《兰亭》是假的。我的观点已经习惯了，所以这篇文里还有游离的词句。不过，郭老也同意了，就给发表了，就这么回事儿。
　　“‘兰亭’这件事呀，国家文物局原先有一位老太太说：‘《兰亭》自古也没真的。’她这话说得最概括了。因为真的《兰亭》被唐太宗埋坟里了。所有的本子，就是拓本定武本、唐摹本都是假的。她的话最透彻啊。可是她说这话的时候，我的文已经写完了。后来我想回起来，这位说得实在有道理。后来编了一本《兰亭论辨》，不同意郭老意见的只有三篇，最不同意的，是高二适先生。高二适先生的文章就是那么说，是古文家的笔法，也没有具体地说明《兰亭》为什么是真的，没有说到很直接的证据。这个本来也没法儿有直接证据。那篇文章《文物》杂志连原稿都登出来了，论辨尽管是论辨，既是论辨，他总得有点理由啊，他那篇文章的理由是《兰亭》文学价值很高，可是他科学论证的地方并不太多。也不能因为有了他的这篇文章就完全相信、就足以证明《兰亭》是真的。”
　　笔者问启功：“这篇文章后来没有收进《启功丛稿》，是不是因为您的观点后来有所改变呢？”
　　启功答道：“倒不是。我觉得当时就是那么随手写的，阿英同志叫我写，我就写了，我吃完晚饭，从我那个胡同出来，走一小段吧，到他家，他就叫人当晚给郭老送去了。那天假定是礼拜五，郭老礼拜六看了就交《光明日报》，礼拜天就见报了。我是很仓促写的。论点也不够，插图也不够。从前有科举考试，可是谁也不会把考试的卷子刻在集子里呀。我在那篇文里怎么说的，我也都忘了。那位朋友说：《兰亭》从来也没有真的。这话是最概括、最通达，不可能有真的了。”
　　“这件事情（兰亭论辨）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发起的。写字的人都临《兰亭》。临《兰亭》面目也多得很，《兰亭》究竟是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后来比较摹的近情理的，只有几个了。刻的并不那么完全像手写的定武《兰亭》，为什么宋朝人对定武本那么重视呢？我想一种理由，就是说，唐摹本都没了，勾摹本比那个刷纸拓一回难多了，很难买呀。拓本印刷起来非常方便。宋朝人都买了这个。赵子固（赵子昂的堂兄）买了一个，五千两，半万呀。从霅溪出来掉到河里了，船翻了，他手举着说：‘《兰亭》在这儿！’别的丢了都不在乎，可见其珍贵。现在看起来，那究竟是拓本呀，半万哪！这东西就很难说了。可见宋朝人对拓片也有真的假的区分。”
　　启功被郭沫若拉差，也有旁证。黄苗子在给笔者的信中说，回忆道：“找启老写文事，当时阿英先生曾一再同我说起过。当时我不知内幕，弄不清郭老的意思。记得有一次见面曾向他提起：日本人大谷光瑞在新疆弄到的东晋人李柏所写的信札（即《李柏文书》），是行书，和王羲之风格相近。郭第二天即派秘书（王？）到我家查大谷光瑞那本《图录》（具体书名忘了），我告诉他社科院图书馆有，他就去借了。以后情况不清楚，我现在想起，这种对他观点不利的材料，他不会引用的。”（1998年12月15日）
　　在时代的大潮下，小人物的命运总是贴着大的漩涡。启功曾这样总结自己：“我这一生经历坎坷，哪一步也没走到点儿上，到现在也就什么都无所谓了。项羽打天下，杀人放火，一味浑干。干到最后，眼见不成，一刀把自己干了，倒也干脆。韩信、彭越这些人，给刘邦抬轿子，最后让刘邦抹了脖子，他们还叫冤。其实你是抬轿子的，就得想到有一天轿子里伸出刀来把你杀了。封建社会里，这本是很自然的事。要不你学张良，跑了，也逍遥。”9由此可以窥知，头脑清醒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政治高压下艰难的心理状态和生存状态。
　　启功有一首绝句：《兰亭集会后至西湖小住十首》（其一）：“逸少兰亭会，兴怀放笔时，哪知千载下，有讼却无诗。”这是兰亭论辨多年后，启功对此事的回眸一笑。
四　《兰亭论辨》出版说明的玄机
　　一九七三年《兰亭论辨》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共收入十八篇文章。“上编”十五篇，即郭沫若以及与之观点一致的文章，“下编”三篇，是与郭沫若等观点相对立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章。
　　郭沫若一边的十五篇中，郭沫若自己就占了近一半（6篇），还有至少四篇是康生或郭沫若“组织”别人写的（赵万里、启功、徐森玉和龙潜），两篇李长路文章，不过他被认为“从论据可以形成反对郭沫若的结论，而结果却与郭沫若相同”（1999年1月9日，王玉池访谈。还有一篇为“友情赞助”（宗白华的两封信）。一九一九年正是由于宗白华赏识，郭沫若的新诗才第一次变成铅字，发表在宗白华编辑的《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他的名作《凤凰涅槃》等一大批新诗都得到宗白华的热情鼓励而在短时间内连续发表，郭沫若从此一炮走红，宗白华可谓“诗人郭沫若”的“第一知己”。他们友情之深厚，可想而知。陈明远说：“宗先生出于与郭老的友情，只是提供了几个有利于郭老的证据，并没有明确表态。但郭老认为宗先生的行为就表示了他的态度，所以把宗先生的两封信编入《兰亭论辨》的上编。”（1998年12月9日，陈明远访谈）
　　《兰亭论辨》这样的编辑取舍，使“出版说明”中“多数文章赞成郭沫若同志的意见”这句话得到落实。如果真理能够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得到的话，郭沫若一派是轻而易举地得到了，而且是十五比三的压倒多数。
　　“出版说明”中有一句话最耐人寻味：“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多数文章赞成郭沫若同志的意见，支持他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态度推翻历代帝王重臣的评定；但也有文章持相反的看法。……应当指出，这种争论反映了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斗争。”
　　在这本书里，“持相反的看法”仅为章士钊、高二适、商承祚三人。
　　高二适看到这句话，“有些愤愤然地说：‘看来，我是唯心主义了！’”（10）
　　关于商承祚的反应，商志?曾对《文物》杂志编辑说：“我们老人家的文章不是在《文物》上发表的，《兰亭论辨》收入时也没有跟他打招呼，你们侵犯了他的版权。当然一九七三年还没有什么版权观念。但是把我们老人家打入另册，作为一个批判对象，他会同意吗？以他的性格，他是不会同意的。因为他认为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当时他并没有考虑到政治问题，只是为了表明自己的看法。”（1998年12月17日，《文物》杂志）
　　只有章士钊没敢对此表示不满。因为他知道，“唯物唯心”那句话来自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毛泽东致函章士钊：“行严先生：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柳文上部，盼即寄来。”
　　同日，毛也给郭沫若写了一信：“郭老：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敬颂安吉！并问力群同志好。章信、高文留你处。我复章信，请阅后退回。”
　　八月五日，毛泽东致康生：“康生同志：章士钊先生所著《柳文指要》上、下两部，二十二本，约百万言，无事时可续续看去，颇有新义引人入胜之处。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如有此举，亦是好事。此点我已告章先生，要他预作精神准备，也不要求八五龄之老先生改变他的世界观。”
　　章士钊原以为毛的话，只是针对他的《柳文指要》而言，不料却被人应用到了“兰亭论辨”上。毛给章的信，是先寄给郭沫若的，康生当然也会读到。仅过了半个月的时间，毛给康生的信中，再次提到“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章士钊批判。
　　从“出版说明”回溯到毛泽东的三封信，我以为，“兰亭论辨”，简言之，是学术其表而政治其里——“对外”称之“笔墨官司，有比无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内部掌握”的“口径”则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
　　毛泽东这三封信，均收入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才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无论是积极参与或被动拉入“兰亭论辨”的当事人，有几个知道毛泽东支持论辨的真实心态和意图呢？高二适想不到他的“报国之忱”经“我主席毛公评鉴”，竟是这样的结果吧？
　　“兰亭论辨”历史事实表明，在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封建家长制盛行的年代，绝不存在着单纯的学术自由的“特区”，一切都被政治化。在政客们眼里，首先“唯上”，其次“唯书”，最后才可能“唯实”。这是他们处世之道，立身之本。康生一生唯毛泽东马首是瞻，尽他可能地做了毛泽东想做而不便出面做的事情。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用尽心思揣摹毛泽东，忠实地而又富于创造性地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当年只是因为兰亭问题本身学术性过强，没有引起普通民众的关注，才没有酿成像批《海瑞罢官》那样广泛的政治大批判而“胎死腹中”了。
　　不过，毛泽东的思路是一贯的，且战略方针既定。“兰亭论辨”仅过了一年，在找到了另一个合适的突破口以后，“******”就爆发了。
注释：
   （1）（2）（3）（5）（7）（8）《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穆欣著，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4）《郭沫若书信集》下册，黄淳浩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6）（10）郑重：《回眸“兰亭论辨”》，载《文汇报》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9）《笔走龙蛇笑古今——启功先生印象记》，陆昕编著，学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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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古斋主人

北京中贸圣佳2003年艺术品拍卖会“私人收藏中国近现代书画专场”第123号拍卖品为《名人信札册》，内收有陈叔通、郭沫若、康生、唐云、林散之、亚明等名人致宫维桢的信札共14通。
   宫维桢，1911年生于山东莱阳，曾任江苏省委统战部部长、省委秘书长、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2002年去世。宫维桢热爱书画艺术，与许多著名书画家有密切交往，此次中贸圣佳的“私人收藏中国近现代书画专场”中就有原属他的藏品124件，基本上囊括1949年以后著名书画家的作品。
这本《名人信札册》中，郭沫若、康生两信均与1965年的“兰亭论辩”有关，是有关“兰亭论辩”的重要史料。
郭沫若致宫维桢信的内容为：
  维桢同志：
你给我们的信和《刘剋墓砖志》都收到了，谢谢您。刘剋墓是否为镇江市博物馆所发掘？有发掘报告否？希望在《文物》杂志上发表。
闻王兴之父墓又被发现，希望能获得更多的研究资料。
专复，顺致
敬礼！
           郭沫若  于立群          一九六五. 四. 七
而康生致宫维桢信内容为：
宫维桢同志：
谢谢你几次寄来的东晋诸墓志拓片。王兴之、谢鲲等墓志出土，这是书法史料的一个重要的发现，对于研究晋代书法很有价值。南京市文管会关于王兴之的考证，也是很对的。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王谢文物，重见天日，引起郭沫若同志很大兴趣。他写了一篇文章，对王、宋、谢、颜诸志，作了考证，由此并论及兰亭序之真伪。这篇文章，如果得到你们的同意，将连同墓志照片，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但，郭老和我的意见，在发表之前，先寄你和文管会的同志们看看，如果文章有不妥或错误之处，请你们不客气的提出意见，以便修改。
我和郭老迫切希望南京文管会也写一篇文章（至少写一篇诸志发现的经过）与郭老的文章一道发表。如果只登郭文，不同时登你们的文章，不报道你们的工作成绩，这就有点不好。为此，我们有如下的建议：
一请南京文管会尽快写篇文章或报道寄来。
二请你们看看郭老文章，提出意见，以便修改。
三请将《颜谦妇志》发现的时间、地点和经过见告。
四王兴之父亲的墓，是否有志，如有，望能拓寄几份。
据我估计，南京附近地下埋藏文物甚富，尤其是晋代书法史料，可能还有重要的未被发现，也可能王羲之真迹有一天也会发掘出来。
嘱书唐碑题签，顺便写了两个，不知是否能用？自己觉得左手的较好一点，请你看看，是否真的“左比右好”？一笑！
敬礼！
                                康生
                         六五年四月十日夜
从这两封信封上可以看出，郭沫若的信是通过邮局发出的，而康生的信应是通过党政机构的内部渠道传递的。
郭沫若的信写于1965年4月7日，康生的信写于4日10日，距《文物》杂志1965年第6期发表郭沫若《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并不远。从郭沫若、康生两信中可以看出，正是当时任江苏省委秘书长的宫维桢多次将南京文管会自1957年以后陆续发掘出土的南京周围地区的东晋墓志的拓片寄赠郭沫若、康生等人，引起郭沫若的兴趣，撰写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正文部分据郭沫若标注，是1965年3月31日完成的），由此引发在现代书法史乃至文化、学术史上意义深远的“兰亭论辩”。
郭沫若这封写给宫维桢的信，是在其论文基本写定之后，向南京考古界寻求更多支持自己观点的补充证据。据《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的“再书后”（作于1965年5月22日），郭沫若称“顷得南京文管会五月十九日来信”，寄来了《王丹虎砖志》拓片及相关考证文字，并引以为例证。
至于郭沫若作文判断《兰亭序》为伪的真实动机，应当是基本出于学术目的。高二适反驳郭文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通过章士钊递交毛泽东，获得“笔墨官司，有比无好”（《1965年7月18日毛泽东致郭沫若信》）的最高指示而得以在1965年7月23在《光明日报》及当年第7期《文物》上发表，“兰亭论辩”成为全国上下关注的热点。 8月23日，郭沫若致信陈明远时说：“《兰亭序》之辩论，已不仅是王羲之文章、书法真伪问题，更涉及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原则，即时代风尚与艺术潮流的问题。历史是发展的，人类文化的审美观点是逐步积累的，也是不断变化的。当然，同一时代的人们，由于历史地位、生活环境和个人经历的种种影响，会产生出不同的风格；但是，历史的比较研究表明：从大的方面看来，共同时代总会形成若干共同的特点。商周青铜器是如此，汉唐石雕是如此，历代诗词、绘画、书法等等，更何尝不是如此。必须有严格科学的方法和刻苦的钻研，经过认真反复的讨论，才能作出新的成果来。只有在许多细致深入的分析基础上，才可以对我国历代文化的系统演变，进行综合、总结。这恐怕需要经过几代人的持续不断的努力。我只能做一块铺路石罢了。”（《郭沫若书信集》下册，黄淳浩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陈明远是郭沫若在六十年代“无话不谈的小友”，在与陈明远的通信中，保留了郭沫若许多对当时的学术界、文艺界及自己当前作品发自内心的真实看法。因此，郭沫若的这段表白可信是真实的。
康生在“兰亭论辩”中自始自终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与郭沫若由于均有书画文物之好，关系极为密切。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中提到：“康生同志就文献中作了仔细的探索。他认为‘王羲之在唐以前和唐初是以善草隶、隶书、章草著名的’”、“康生同志说：‘王羲之的字迹，具体地说来：应当是没有脱离隶书的笔意。这和传世《兰亭序》和羲之的某些字帖，是大有径庭的。’这见解非常犀利。”他还引用了康生从《世说新语》、《晋书》、虞龢《论书表》找来的证据。可见，郭沫若此文的写作，康生是从一开始就参与讨论的。而这里发表的康生致宫维桢信，更是以***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兼理论小组组长的身份，积极指示下属组织文章、材料以支持郭沫若对《兰亭序》的翻案。信中康生的语气看似十分客气、平易近人，但信末提及为宫维桢写了两个题签，他自认为是左手写的更好些，用一句“左比右好”（毛泽东语）来开玩笑。康生无处不用的“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预示着即将发生的“兰亭论辩”并不是一个平等的学术论争，而是一场“唯物史观”（左）对“唯心史观”（右）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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