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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
发表于 2007-7-14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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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7666:
请问胡先生:
怎样协调书法临习中碑与帖的关系?
至尊宝来:
胡先生您好!
您如何看待“碑帖结合”,您在这方面作过探索和实践吗?有何心得?
琴岛大布衣:
对所谓的“新帖学”学说如何评价?
答:
关于碑帖关系问题
为了说明碑帖关系,我们先对汉字的发展作一个简要说明。汉字的原生态是篆类字体,秦代以前的文字基本上都是篆书,这大体上可算作汉文字的第一个阶段。汉字的第二个大的阶段是汉隶,就是汉代隶书。第三个大的阶段是魏晋时期的楷、行、草书。书法传统不仅仅是魏晋书法经典的法度与风格,还应包括原生态的篆书和秦汉隶书。谈及碑帖关系,不得不追本求源,阐明先秦和秦汉之后书法精神的统一性和传承性。为此,我得出一个结论,即,就书法的法度及精神而言,当以篆隶为本。赵宦光在《寒山帚谈》中说:“真书不师篆古,行书不师章分,如人食粟衣丝,而不知蚕茧禾苗所出也。”这是认识碑帖关系极为通俗的比喻,但不可忽视。
碑帖在信息狭窄的古代,存在着一定的区域性,诸如北碑南帖之说。这种区域性对于今天的书法创作而言,没有太大的意义。总的看,无论是尊碑抑帖,还是尊帖抑碑,争论是阶段性的,碑中有帖,帖中有碑是永恒的,这几乎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对于帖学来说,篆隶是本;对于碑学来说,魏晋是源。钟王以篆隶为法;明清以来的碑学大师无不以二王帖学为起点。康有为理论上鼓吹碑学,但其书法作品
却明显地表现出碑帖结合的痕迹。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填过一首《长相思》,词曰:“碑亦精,帖亦精,孰好身前身后评。皆当翰墨名。帖举旌,碑有声,赵舞燕歌双翼行。比肩获两赢”。这可能是我最早的碑帖观了。写碑写帖只是风格不同,不应该存在谁高谁低、此俗彼雅的问题,写帖的大手笔与写碑的大手笔同样都是书法艺术领域的大师。由于审美取向的差异,或因社会环境、生存背景的影响,导致阶段性的碑盛帖衰现象或个人碑帖选择,它只能说明书法艺术的繁荣与发展,绝不是碑帖的对峙。因为碑之美,承载着悠久的帖之美的积淀。
有朋友询问我个人在碑帖结合方面有过什么样的探讨,有哪些体会。我一直学帖写帖,从颜入手,又翻过去学二王,接着专题研习米芾、王铎。时光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总感觉自己作品中缺了点什么似的,这时发现碑的营养的缺失。于是有了临写大小篆及金文墓志的愿望,也有了对帖学的反思与总结。写了一段时间篆碑类作品之后,最深切的体会是,草不入篆隶其用笔不知所以然,其形再妙,终难脱俗。关于作品中缺碑的苦恼,我曾经向沈鹏老师请教过。先生在《进入狂草》序言中说:“胡抗美在反思自己的创作时,直言对碑的学习不多。写狂草而要从方笔居多的碑吸取营养,确有困难;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碑缚束狂草途径,使创作思想不得解放。这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遵循老师的教诲,我边临边创边体会,把碑的切笔等引入狂草的起笔处,学习篆隶以活泼狂草的使转等。后来我又专门研究索靖的章草与篆隶的关系,体会就更加深刻一些。最近,沈老师在《傅山书学的原创精神》一文中,从书法诸体的融合运用的角度,再次深刻的阐述了碑帖关系,从而使碑帖关系在理论上有了新的高度。
碑帖关系中还涉及到新帖学问题。新帖学概念的提出,有对帖学复苏、振兴的思考,也有对帖学的回顾与总结。帖学的发展是曲折的,但它一直是在传承中发展,从而使之成为中国书法的基础。从明末开始,碑刻金石的价值已经开始被书家所认识并努力在创作中予以运用。以董其昌为领袖,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为骨干的晚明书法家掀起了一场张扬个性的艺术运动。但是,董其昌流畅润雅,极为典型的帖学特征,而同一宗旨下的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的共同特点却呈造型张扬,通篇跌岩,气势奇崛之象。我举这个例证以说明当前新帖学的倡导者们,提出这一概念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当然也有其现实针对性。应该说,目前产生新帖学理论的条件是成熟的。前提是帖学,关键是新。新观念、新面貌、新内容等等如何定位,如何确切反映近现代帖学发展变化的实际,特别是经历了碑盛帖衰之后和有意识的碑帖结合之后的新帖学,它的价值何在等等。当前,新帖学还处在探讨完善阶段,需要来自方方面面的批评与关注,至于概念科学与否,准确与否,有待历史的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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