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倪文东:大鹏展翅从风起
郑志刚
时间:2008年3月5日下午 地点:北京师范大学艺术楼倪文东教授办公室 郑志刚:或许与书法有先天性缘分的人,才能在生命的某个偶然时段,不期邂逅书法并爱之不辍,甘愿为之倾心付出而无悔。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人生大爱的表现方式之一,很有故事,很是动人。倪教授,能谈谈您与书法结缘的故事吗? 倪文东:我是上初中时开始喜欢写字的,当时并不知道什么是书法,只是觉得许多老师的字写得好,就跟老师学。那时候学校对学生有一定的要求,每天都必须用毛笔写大仿,中间写楷书大字,四周填满小楷,而且作文、周记都要求用毛笔写。我上学的双龙中学和店头中学许多老师的字都写得很好,对学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好多学生都喜欢写字,形成了一种很好的书法氛围。我因为爱好且很努力,字写得在学生中比较出色,经常负责办黑板报、刻蜡版等。但我真正和书法结缘,还是1978年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以后的事情。西北大学是百年老校,杨春霖、张宣、刘承思等一批教授,不仅学问精湛,而且书法精妙,综合文化修养也很好,我深受熏陶。在他们的指导下,我开始系统地临摹古代碑帖,书法学习的思路也逐渐开阔,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也在逐步深化,对书法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深造进步的欲望,于是我就在学文之余,开始有意识地阅读书法理论书籍,努力提高自己的书法理论和实践水平。 郑志刚:许多书法人在艺术探索和成长过程中,都有一种不约而同的“书痴”情结,此种情结甚至可以让人在书法艺术之神的召唤面前,断然丢弃他人趋之若骛、辗转难得的现实利益。 倪文东:我对书法艺术的爱发自肺腑,无可遏止,与日俱增。我当时想,今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从早到晚整天围绕着“书法”转,读书读的是书法的书,写字写的是古代碑帖,外出旅游看的也是古代的碑石,和朋友聊天谈的也是书法的事。还在西北大学工作时,我就为了自己挚爱的书法艺术,负笈大江南北,在全国范围内广访师友,拜谒了当时许多声名显赫的大方之家。1981年临近大学毕业时,我的作品参加首届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并获三等奖,现今的许多名家如王冬龄、丛文俊、华人德、陈振濂等都名列其中,这对我是个巨大的鼓舞,我萌生并坚定了毕生从事书法艺术教育事业的信念。那时候国内的大学毕业生还很抢手,许多好单位任我挑选。我却只钟情于教书,教书法,但西北大学当时没书法课,我留校后就在组织部工作。我对书法的热爱程度一点也没有减少,业余时间几乎全被书法占去了。终于在1987年,在我的大力呼吁和努力策划下,西北大学成立了“美育教研室”,我强烈要求调去教书法。说实话,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我的这种选择,认为我放着有着升迁前景的组织部不呆,却去教什么书法。但我铁了心,觉得只有教书法、从事书法创作,才是我最好的选择。到了美育教研室,为学生开设了书法课,我的专业教学才算真正开始。在课程设置上,我提出了“硬笔普及、毛笔提高”的思路,培养了大批学生。有些学生,在毕业分配时,除了专业成绩突出以外,还靠出色的书法特长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 郑志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全盘“交给”了书法,有几句歌词写得很好,略作改动,或可表达你和书法之间这种刻骨铭心的感情:“把爱全给了她,把世界给了她!” 倪文东:回头看看,我们搞书法起步早、力度大、投入多、坚持不懈的这一批人,现在情况都很不错,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可以说,我对书法爱之刻骨,把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都毫不吝惜地献给了书法事业。那些年,我真的是写字写疯了,每逢星期天和节假日,我一无例外地把自己关在斗室里,全身心地写,投入地写,疯狂地写,从早写到晚,一写一整天,写得臂酸腿麻,纸墨满壁。看着自己创作的一件件书法作品,心情愉悦,有一种幸福感、满足感和自得感,自我欣赏,自我陶醉! 郑志刚:书法界有不少 “书斋式书家”,除了自己关起门来搞创作,**万事都不关心。而你,书法创作与理论研究之外,还是一个热心而出色的艺术事业策划、组织者。回头看看,从西安到北京,一系列颇具品位与规模的书法活动,都出自你手。事实上,像您这样的综合艺术人才,现今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倪文东:我是除了自己写字之外,还热衷于组织和策划各种艺术活动。大家知道,中国书协1981年才成立,而在这之前的1980年,我就组织成立了西北大学学生书法协会,并担任副会长职务。只要是与书法有关的事情,无论是策划、组织、演讲、笔会等,我都乐之不疲。我在这方面点子多、思路快,说了就干。可以说在我手中,笔会和展览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在陕西,我策划成立了陕西高等院校书法协会、西北大学美育教研室、太白印社,还主持过陕西省青年书法家协会的工作,担任过副主席和副秘书长,又策划举办了“20世纪陕西书法大展”,出版了国内第一部地域书法史《20世纪陕西书法简史》等。到北京师范大学以后,我配合秦永龙先生,策划举办或承办了“第三届汉字书法国际会议”、“高等书法教育研讨会”、“高等书法教育与‘兰亭奖’座谈会”,并主持开办了“中国高等书法教育网”、主编了《中国书法年鉴》等,这些学术活动在业界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为了向名家请教,我和我的老乡加书友何炳武骑着自行车几乎跑遍了西安市的大街小巷。经常去找刘自椟、陈少默、卫俊秀、钟明善、傅嘉仪、李成海和赵熊等先生讨教。记得有一天晚上去小雁塔文物管理所找钟明善先生不遇,我们两个就坐在楼下的台阶上苦等,一直等到凌晨2点多。清冷的夜色中,钟先生在门口看见我们,很受感动,赶紧把我们让进屋,泡上热茶。我们展开作品给他看,请教有关学术问题,聊了半个小时后,我们就告辞了。那时候年轻,真是精力充沛。在西北大学,我经常把自己通过拜访而积累下来的名家资源,用到辅助书法教学方面。那时候为了开阔学生的眼界搞书法笔会,经费困难,条件简陋。我通常是找一辆大面包车,拉许多位书法家到学校给学生搞书法示范和笔会交流。在活动组织过程中,我很善于调动各方资源,比如,需要车,就和学校车队商量,让他们出车。需要请书法家用餐,我就找学校宾馆,让他们出面招待书法家。活动结束后,赠送给车队和宾馆几件书法作品。这样一个活动搞下来,大家皆大欢喜。有时候,我们还自己集资搞书法活动。由此看来,那时候搞书法教学和笔会是非常困难的。 郑志刚:2001年,你从西安到北京,从西北大学调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这是你一次重大的人生转折和跨越。这之前你在艺术领域许多年水滴石穿的积累,助你在面临人生分水岭的关键时刻过关斩将。在更为璀璨阔大的艺术舞台上,你宏大的书法抱负有了纵横驰骋的从容之地。 倪文东:就在我在西北大学干得很不错的时候,有一次,我来北京出差,听说北师大创办书法专业需要教师,就找了过去。那次,我和秦永龙教授聊得非常投机,真有一见如故之感。关于书法专业的教学,我们谈了很多,很多方面的思路不谋而合。遇到一位知己的领导不容易,秦教授支持我调到北京,我的条件刚好也符合北师大的要求,于是,我就到北京来了。毕竟,这里的舞台更大些,更能施展我的抱负。总结起来,我之所以到北京来,一是工作需要,再者就是自己多年努力所积累起来的成果,在机会到来之际起了决定性作用。所以我深信,机会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 郑志刚:在北师大,你广为人知的一个鲜亮特点是,“书法教授兼计算机专家”,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信息技术在你身上得到了有机融合。能够把笔墨艺术的魅力通过电子视觉方式迅捷完美地表达出来,这在“传统书生型”书家占绝大多数的当下书法界,很稀少,也很特别。 倪文东:我确实对计算机有着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并且操作技术也日愈娴熟。说起与计算机的因缘,还真有点小插曲。原本我对外语和计算机没有任何概念,文艺界的人,提起这些“洋玩意”可能都有一种下意识的排斥。但是,高校评职称还要靠外语和计算机,必须搞定这些,于是我只好硬着头皮学。谁知在学习过程中由被动变主动,我反倒对计算机产生了强烈的好感。爱好是最好的老师,就这样我一点点摸索研究,用了3年时间,自学计算机知识,系统掌握了Photoshop(平面设计软件)、Pagemaker(排版软件)和Dreamweaver(网页制作软件)等,能够熟练无碍地应用于教学。我这几年出版的许多教材和著作,我的个人书法作品集以及我的CD-ROM多媒体光盘和我个人书法网站的设计制作,从未假手他人,都是我自己的劳动成果。到北师大后,我为书法系的学生开设了“电脑美术课”,教给学生电脑美术设计的技巧和方法,使他们在毕业出路方面比别人多了一个特长。我把篆刻学的教学内容做成网络版,和学生在网络上进行教学和交流,使传统书法篆刻艺术得以在更广阔的传播平台上,进入更多受众的视野,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还被评为北京师范大学精品课程。 郑志刚:以上咱们简要回顾了您的艺术之路、人生之路以及这其间跃动着的音符与花絮。接下来,是否集中谈谈您的艺术创作、理论研究,毕竟,这才是构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书法篆刻家的要素。 倪文东:在书法篆刻艺术的创作实践中,我非常注重对传统的学习和扎实的基础积累。在学习传统经典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有“积小流以成江海”的渐进精神,不可一曝十寒。一旦选定了契合自我们性情的经典作品后,一定要沉下心来,仰高钻深,全面吃透碑帖精神,营构自己的“书法根据地”,让碑帖技法化入我们的筋肌深处,成为我们挥运之际的娴熟运动。举我自己的例子吧,篆隶是我的长项,这些年来,我在这两种书体上的结合方面下得工夫要相对多些,用篆书的笔法写隶书的结体,作为自己的一种艺术探索。隶书我在《石门颂》上用功最多,逐字逐行逐页地细细探究,从字法、笔法到章法,琢磨不知凡几。很多同道在面对我的隶书作品时,一致说纸面上涌动着《石门颂》的气息和韵味,我想,这和我在这块汉代摩崖石刻上所洒下的汗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郑志刚:您在强调一种“把经典功夫下够”的书法学习观点,就像旱地掘井,掘之浅显必无醴泉。反观当下书界,有两种不太好的现象很是突出:猎奇耍怪和熟俗不堪。究其底里,其实都与经典功夫欠缺、“创作根据地”营建不力有着直接关系。 倪文东:我在创作上的另一个主张是,思路要新。大家都知道“笔墨当随时代”,事实上,真正能够领会这句话的精要并付诸实施的人并不多。传统艺术,在时代语境下的思路创新,我一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的书法展览中,纯粹的唐楷式作品为何不易入选?纯粹某种经典作品的机械翻版为何遭受冷遇?仔细想想都是有原因的。时代在变,横平竖直的浅层面“规范”,已经不能满足当代多元激荡的审美需求,这就要求我们在展览时代要好好开动脑筋,展开自己丰富的想象和联想,多运用一些艺术探索手法,把多样创作因子融通一处,从而产生更高审美层面上的艺术精品。 郑志刚:您本人给我的感觉是,性格具有双重性,呈立体交叉状态。一方面,有黄土高原西北汉子的粗犷豪迈、质朴大气;另一方面,细察肤色、五官、言谈举止,却又分明含藏着江南书生式的敏秀与细腻。有趣的是,阅查您的书法作品,竟然也相应地对立着两种几乎是截然相左的风格,篆隶作品的雄肆朴茂、开张奔放,行草书则朗润风流、闲适幽婉。对此我曾惊诧而纳闷,这冰与火的协奏曲究竟是怎样自同一人的腕底奔涌而出的? 倪文东:这个话题确实很有意思,很耐琢磨。深入地想想,我祖籍无锡,有江南水乡人的性格底色;却又在黄土高原出生并长大****,在北方学习、生活和工作了这么多年——浑朴壮阔的秦风汉韵中袅娜着和风软水——这不仅是我气质性情中的双关,同时亦是我艺术风格上的对偶。近些年来,我将主攻目标对准篆隶两体,力求将两种笔法糅融互参,令隶书的雄肆开张中蕴含篆书的圆劲高古,这样的探索,使我的篆隶书创作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立的面目与个性。而我的行草书,走的却是帖学一脉,举凡二王、米颠、赵松雪、董香光、王觉斯诸贤无不涉猎摹习,清秀、隽朗、圆润、跌宕的基调中,弥散着浓郁的书卷气息。这两种悖行南北的书风在我的作品集中干戈共处,构成了我鲜明的个人风格。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主要是我个人的性格和所师法的碑帖不同的结果。 郑志刚:成功的书法家有多种类型,在我看来,有才气型、功夫型、学者型等。类型之区别,与书家个人的性格、精力、学养、交游以及家庭环境和教育背景等因素都有综合关联。在类型划分上,您怎样看待自己? 倪文东:我的成功主要靠刻苦勤奋加才情悟性。由于多年教学的原因,我在学习和创作上,五体兼习,又擅篆刻,并兼事理论研究,这么多年整体上是一种综合融通、齐头并进的发展态势。有人说我是“学者型”书家,我是不太同意的。我有一方印章,文字内容是“无常师”,正道出了我广泛取法、宽博开阔的从艺方略。在书法研习过程中,我主张临摹要深、要细,有古无我,而创作时,则要目空一切、惟我独尊,要努力写出自己的学问与才情。在书法理论研究上,我赞成广征博取、谨严而不拘泥的治学方法和理念。 郑志刚:就我所知,您在书法教育研究、书法创作研究、篆刻艺术研究、陕西书法研究等几个领域都有建树,气局上铺展得很开,视野与高度都很具借鉴意义,那么,您觉得在书法学习过程中如何妥善地处理“博”与“专”的关系? 倪文东:在书法教育研究中,我的兴趣点在于那些意义重大而又常被大家忽略的议题。比如,有的老师主张只让学生逮住一种帖埋头临摹,一写就是长年累月,对此我是不赞同的。我觉得这样尽管有利于深入一家打造根据地,但却严重局限了学生对书法源流脉络及大文化背景的了解,长此以往,会使学生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我在教学中推行“贯通法”,具体方法是“博——专——博”,首先要为学生铺排出书法艺术一个宽宏的视野面,使学生明脉络、辨特征,做到心中有数,然后由博返约,因材施教,让学生集中精力临习契合各自性情的经典作品,积累技法,再螺旋式上升,合纵连横,融合蜕变,在学养丰硕、技法多元的雄厚基础上化出自我面目。 郑志刚:作为过来人和成功者,请您对《青少年书法》的读者朋友们说说心里话。 倪文东:青少年朋友,是中国书法艺术得以薪火相传、蓬勃发展的生力军,是艺术江河中的中流砥柱,我异常关注青少年书法教育工作,寄厚望于这些勤奋而聪敏的年轻朋友们。在这里,我希望大家在起步走上书法艺术道路的时候,首先要根植传统不动摇,扎实练功,深入临摹,多下“字内功”,切忌心浮气躁,为名利所羁;再者,要拓宽学习思路,广泛交游,不耻下问。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只有在积极健康的交流切磋中,学识水平才能得到长足进步;最后,万万不可沾染“俗”格,百病皆可治,惟俗不可医,其俗在骨,病入膏肓。想要避俗,关键在读书养气,多读书,读好书,全面提升自己的综合文化修养,“腹有诗书气自华”,有了较高的识见与胸襟,才可能有迥出尘表的艺术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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