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老師陳巨來 ■許培鑫
我 與 老 師 陳 巨 來作者：許培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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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刻了多年的圖章，不求聞達。其實呢，求聞達亦難。又畫了多年的畫，也不能像張大千那樣，筆在手成了正宗的“印鈔機”，印出來的鈔票張張真。我的“印鈔機”印出來的是僞鈔，人一見就不要，只能自娛了。
近來也算上了年紀，但剛剛五十幾嵗毛病卻已六、七十了。沒有收益，妻子又下崗生病，女兒要讀書，怎麽辦？最好的辦法還是寫些什麽：一、不論什麽時候願寫則寫，而隨時又可停，自由得很；二、無論天好下雨，颳風落雪都不要緊。在自己的書房裏，暗了可開燈，熱了可開扇。
寫什麽好呢？當然寫名人的事才好。忽然想到老師說過：我陳巨來的學生個個有名嘍！于是先寫我與老師的一段緣吧。雖無可歌可泣之處，但家庭瑣事也能寫出出色的好文章，君不見《紅樓夢》不也是寫了大批的家庭瑣事嗎！
不過我寫的是回憶，是回憶就會有回憶不起的事情。回憶不起的事情是否要去問一問，了解一下，或者查一查呢？不要了，因爲如果是這樣，誰都可以去寫任何事情了，就不叫回憶了。所以回憶不起的事就注一筆記不清了，或記不起來了完事。
另外，生活中在特定的地方，常常帶有方言。甚至某詞在某處某時的含義會與一般有所不同，那麽書要寫給大家看的就要用較規範的文字了。比如：“才吉”要寫成蟋蟀，先生要寫成老師（作老師用時）。
我寫回憶只能寫我聽到的、看到的、碰到的、想到的。我只是如實道來，若老師的友好、親戚見了能提起對老師的懷念或寄托哀思則最好；若不相識，作爲一篇小說看看，也是我的心意；若有人不滿意裏面的說法，要與我打官司，則大可不必。因爲我可保證我寫的都是有根有據，我可不能保證老師或其他人說的都有根有據，更何況老師有些事也是聽來的。
人總有優點缺點的，老師也一樣，我要寫的是一個活生生的老師，那只有如實道來。是真是假，看過了各人是能體味，決不強求你說一句“事事是真”。
喜也好，怒也好！只是不要訴訟鬧事，因爲我對一些明星不如實的東西已經剔除了。一定有人要打官司的話，我只能說：你赢了，只是我沒有錢賠償你的名譽損失，有限的錢是要生活用的。 一 相遇
那是一九七二年初秋的事了，我被判了七年刑後，由市監所謂的“新生監”——六号監學習結束，被送入清一色關押反革命的三号監。
所有反革命犯都背着自己的被褥，拎着臉盆、毛巾、牙刷、牙膏和替換衣服，踏着沉重的步子走進了三号監，爬上一層層樓梯，轉過一道道鐵門。
我走上了五樓，纔算到了我要被分配的樓面。走過一間關三人的監房便能增加一個新來的犯人，作一下記錄，寫一張名片插在監房的鐵門上。
初秋的天氣是熱的，但監獄中特殊的設計，使人還是感到了絲絲涼意。
整幢大樓分南北二半，中間是背靠背的兩排監房，一排朝南，一排朝北。從監房到外牆的距離約有五公尺，兩面各一公尺左右的走道，中間是一個大洞，從底樓直通六樓。除了東西兩頭有一小方樓面外，只有沿大洞一周的一圈鐵欄，大約是怕人掉下去。初見時好象大部分面積被浪費了，但被關過的人會感到真還有些挺人道主義的味道，因爲這種“浪費”使犯人在大熱天還不至于中暑。我記得當時象我這樣三十尚不足的人，只有到了最低溫度攝氏二十八度時，才可以赤膊一晚睡到天明，否則還會感覺太涼。
大家知道這是解放前英國殖民主義者造的監獄，雖然沒有人會贊同英國人在中國的土地上造監獄來關中國人，但今天中國人用這監獄來關中國人時卻感到虧得英國人造了這樣的監獄，因爲我從“文攻武鬥”的關押處及看守所的監房都關過，沒有一處能與這裏的監房相比，能像這裏的監房一樣舒適。如果每一個一點八平方米的小間不關四個人就更好些，而這一點八平方米的小間也常常有關三個人的。
我跟著前面的人一面分配進監房，一面朝前走，將到終點的時候，算輪到我了。
我被分配在西端，離最後大約還有五、六間的地方。我一走進監房，一個熱情而急切的聲音從一個老人的嘴裏發出：“來，來！坐在這裏，坐在我旁邊。你外面是做什麽的？你外面是做什麽……”
我看着另二位犯人不動聲色的表情，這是怎麽一回事？此老人怎麽把我當親人一般地接待，他不知道這裏是監獄嗎？坐在他旁邊！這一共才一點八平方米的地方，哪裏不是旁邊呢！不過，那招呼我的聲音熱情而親切，使我實在感動。自從我被批鬥至今時已二年了，誰會用這樣熱情而親切的語氣來和我說話；誰能用這樣的情感來與我親近！不過，我最不解的還是老人爲什麽這樣迫切地像要與我交朋友一樣？我只是冷冷地說：“别急，讓我把東西都拿進來後再坐。”
當我把網綫袋拎進來後，老人已經把我的被子放在他旁邊了，招手囑我坐下。一年多的獄中生活，使我懂得了不用客氣，請你坐牢就是要你坐嘛！我便坐在自己的被褥上了。
老人又急切地問：“你在外面是做什麽的？是做什麽的……”
我裝得平淡得很，沒急于回答。看了看另外二位同監人，他們的態度很“正常”，這“正常”是因爲看不出他們是歡迎還是讨厭，這是監獄中特有的“正常”——看見像沒看見一樣。他們沒有權利因爲太擠而拒絕我進來，也不能像老人那樣熱情歡迎。對面的那位五十多歲的人，已戴上了老花鏡，低着頭，認真地拆着紗頭，像沒有發生任何事情一樣。靠門開處是一個跷腳，他讓我進來後，沒有馬上拆紗頭，而是拿起毛巾揩了揩嘴，又向外張望了一下，大概是想看看分配完了嗎。
老人迫不及待地用手推了推我：“你在外面是做什麽的？是做什麽的？”
這時我才回答了四個字：“做木匠的。”
我真沒想到老人一聽我是做木匠的，立刻變了神情，俯下了頭歎了一口氣：“唉！”無精打采地拆起紗頭來。 二沈園柳老“不飛絮”
監房特殊的構造使初秋的天氣不冷不熱，外面的陽光也顯得象春天一樣嬌柔無力。新來犯人入監已經結束，周圍靜得可聽見拆紗頭的“唰唰”聲。
老人的歎氣既引起我的思索也引起我的歎息……
那是一個春天的下午，陽光明媚，我與她漫步在西郊農田的路邊。啊！如今你怎樣了，到我出來時你又會怎樣呢！……
在想念她的一刹那，又像見到了陸遊在沈園的一幕……突然一個想法在我腦海中産生，想知道老人爲什麽一聽見木匠就歎氣，他是知識份子嗎？他看不起木匠……唔！有了，我口中歎了一口氣，自言自語道：“沈園柳老不飛絮。”我特地把“不吹棉”換成了“不飛絮”想看看這位看不起木匠的老人反應如何！果然，老人活躍了，他轉過臉，睜大眼說：“不是不飛絮，是不吹棉！”他馬上又問：“你做木匠怎麽會知道陸遊的詩的？”
我沒回答老人的提問，而是與他頂牛。“怎麽不是不飛絮！楊柳開花稱飛絮，你沒聽說過‘飛絮飄零淚數行’嗎？”
老人“哎！”了一聲說：“是不吹棉，就是不吹棉！我問你，你在外面讀書讀到什麽程度？”
我這纔回答老人：“我是技校出來的。”
“你是知識份子！你技校出來是知識份子，爲什麽要說木匠！”老人的口氣帶有責備。
“我是木匠嘛！這知識份子與木匠有什麽矛盾呢？難道知識份子就不能做木匠嗎？”我一面看着老人。
“你，知識份子就是知識份子！不要說什麽木匠！木匠怎會知道陸遊的詩呢!”接着老人帶着關照的口氣說：“以後不管誰問你，不要再說是木匠，知道嗎！”
我心中有些好笑，老人爲什麽這樣讨厭木匠呢！“我外面是做木匠，讀書是過去的事，後來也代過課，進來前是做木匠。”我算是詳細地回答了老人。
可是，老人并不罷休說：“叫你以後不要說是木匠就不要說木匠！”
我心中想：木匠也沒什麽好，我也不一定要稱木匠！省得老人發火多事。又想：這老人倒主觀，竟像教訓人一樣。
老人可能以爲我不敢說自己是知識份子，因爲當時文革的分類：知識份子是臭老九。所以老人又說：“你放心說好了，他們二人都是好人，不會彙報隊長（獄吏）的。”用手還指了指另二人。
老人說這話，我覺得是夠大膽的了，心想也許這裏與“新生監”兩樣些。“新生監”說這話豈不要被批鬥！你想，你把不向隊長彙報的人看作好人，那麽隊長豈不成了壞人。“新生監”裏的流氓是很會上綱上線的。而隊長又是要你們相互鬥才好管呢！
老人既然說話這樣隨便，我想這裏清一色“撇字頭”（反革命）也許彙報的人少些，也鬆些。
於是兩人聊起了《沈園》二首來了。我奇怪的是我對《沈園》二首已記不全了，而老人卻很熟，他能把《沈園》二首一字不錯背誦出來：
夢斷香消四十年，
沈園柳老不吹棉。
此身行作稽山土，
猶吊遺蹤一泫然。
城頭夕陽畫角哀，
沈園非復舊亭台。
傷心橋下春波綠，
曾是驚鴻照影來。
他難道是搞古典詩詞的嗎？或者是搞古典文學的？我心中想。
這時牢獄犯（幫助監獄中幹活的犯人）來了，向新來的犯人都發了紗頭，還一人發了一隻啤酒瓶蓋（拆紗頭工具），于是我也拆起了紗頭。少不得我介紹了我的姓名。老人也介紹自己叫陳巨來，并幫着介紹了另二位同監——跷腳叫張佩隧、戴老光眼鏡拆紗頭的叫王繼生。老人這樣介紹不同于拘留所，并不違反監規，因鐵門上都插着監房中人員的名字，開封學習時都能見到。
晚上，睡覺前張佩隧幫着把大家用不着的東西都從鐵門空隙中塞出去，以讓出盡可能多的面積來睡覺。
沒有去住過市監的人，大約見了小監房不會想到一間能睡四個人。住過了，也就知道是能睡的。
這睡法監房中稱它爲套裁，也就是象裁縫師傅裁布做衣服那樣。例如：二米布做不了一件衣，而四米也許能做二件還多些。睡覺的套裁就是二個人，二頭睡，必須都朝左或都朝右，側睡，腳曲成角度與屁股相適應。四個人成二對，不能平卧，這就是套裁的方法。半夜有一個人醒來小便或什麽的，四人會都鬧醒。馬桶是放在最裏面角上的，真是夠受。
三學習
第二天早餐時，張佩隧開口說：“陳巨來用餐是與隔壁某某某蹩苗頭。”（犯人不拆紗頭每月定糧吃二十五斤。拆紗頭就能吃三十斤。獄中幾乎無人不拆紗頭，陳巨來與某某某也拆紗頭，故他倆若小月每人每天能吃一斤，大月後十天吃九兩。但他倆吃不了，陳巨來三餐吃二兩、二兩、二兩；某某某三餐吃一兩、二兩、三兩。犯人中此現象很少，而我們一小組卻有兩人。故說他倆是蹩苗頭）當然，也就笑笑而過。
早餐後啓封，也就是要學習了。陳巨來在出監房前就叮囑我學習時坐在他旁邊。走出監房時他拉着我的手，走道較狹，不能并排走。我像是他牽着手的孩子一樣。
他一面走一面進一步叮囑說：“較歸有趣（即非常有趣）。你聽，不要說，什麽事情都聽得到，外面聽不到的事情都會聽到，像聽書一樣。”
因爲我們是最後一組，所以西端的一塊方的樓面成了我們小組學習的好地方。除了東端的一組像我們組一樣外，其餘小組都在走廊中學習，所以他們學習都像排隊一樣成條狀。
陳巨來一手抱着坐墊，一手牽着我的手走過端點鐵欄杆，到對面牆腳坐下，我也就在他旁邊坐了下來。
“這個老紹興叫孫義文，是蔣經國的表弟，人最好。那個胡子，山東人叫徐曙，是國民黨炮兵團團長，淮海戰争中被俘虜的。這個小鬼，不要看他人小，可挺壞！什麽事情都會添油加醬地彙報隊長，弄些事情出來……”陳巨來向我介紹起小組成員來。
我聽着陳巨來的介紹，沒注意是誰說了一句：“學習開始，先讀毛選。”
於是就在我旁邊一些，窗下一個白淨臉的中年人，開始讀了起來。他普通話中略帶些蘇北口音。
陳巨來立即爲我介紹起讀毛選的來：“他叫黃顯忠，是一九六二年蔣介石反攻大陸時的派遣特務，他們登陸後即被包圍，一直打到死剩倆個人，因爲隊長也打死了，所以才投降。還有一個關在下面。他判了十五年，作孽！一點接濟也沒有，冬天脫了棉的就是單的，墊被也沒有。隊長規定有人如有多餘衣物，給别人不可以，給他可以……”
“這次我接濟，哥哥會給我送一條絲棉被頭來，我現在的被頭要做墊被了，可以分一半給他。”
我打斷陳巨來的話說：“這好！慢慢地接濟好了，你在小組中提出來好了。”陳巨來聽說我有多餘墊被肯送人，表現得很高興。
陳巨來又像發現新大陸一樣地說：“諾！這個高個子叫王恩富，也是個壞蛋，批判人起來要人的命。”一面用手暗暗地指了指，像是有些見他怕……
讀完毛選，組長——監役中叫做值星犯，出典我至今還未去研究過。說了一句：“根據隊長的指示，今天仍然批判陸光躍的大毒草，現在開始發言。”
大約過了數秒鍾，沒見有人發言。陸光躍自己發言說：“還是我自己先來批判自己吧！”我一眼看過去，是一個頭發全白的老者，年齡倒不太大，不過六十多點，看來精力還很充沛。他說：“由于自己的反動世界觀沒有改造好，學習毛主席著作《人的正确思想從哪裏來》後，寫了《人的錯誤思想從哪裏來》，正如隊長教育的那樣：由于世界觀沒有改造好，站在反動的資産階級立場，所以一開始我就站在與毛主席唱對台戲的立場上，毛主席寫了《人的正确思想從哪裏來》，我偏偏去寫《人的錯誤思想從哪裏來》……”
接着陸光躍的發言是：橫一個二萬字的大毒草，豎一個二萬字的大毒草……，好象是在說自己能幹，因爲一篇學習心得寫了二萬字，而且是大毒草。須知有毒容易，要成大毒則不易。就像壞人多得很，要成一個遺臭萬年的壞人也很不容易一樣。我也不覺什麽有趣、好聽。所以我側過頭對旁邊的老人講：“昨天，你聽我講是木匠，爲什麽就歎氣了呢？”
陳巨來輕輕地說：“你不知道，那跷腳張佩隧很兇，外面是做皮匠的，幾次他都要打我，我很怕他。那王繼生又什麽事都不管，只管拆自己的紗頭，不幫我說一句也不勸一句。昨天，我看見來了個白面書生，心想這下來了個知識份子，年紀又輕，知識份子嘛總歸幫知識份子的。跷腳便不敢打我了。沒想到你說是木匠，我想：皮匠要打我，木匠就更要打我了。所以歎了氣。”
我幾乎要笑出聲來，但只能低頭忍着。一面想：這跷腳還那麽兇，能打人，真有點不可思議……。從後來的生活中我知道有些誤會，張佩隧只不過是要吓吓陳巨來罷了。
陸光躍這時的發言大約提不起大家的興趣，低頭交頭接耳的人開始多了起來。陳巨來也打開了話匣繼續介紹起小組裏的人員來。“你不要看那個啞巴，非常壞，搞嘛搞不清楚的，老是在紙上不知寫些什麽，交給隊長。”
我也沒搞清楚怎麽會有個啞巴在小組裏的。陳巨來又說：“那高個子的王恩富上次與徐曙吵，要想把徐曙壓下去，哼！要是在淮海戰役前，讓他去替徐曙拎包還不知道徐曙要不要呢！……”
一下子我發現交頭接耳的人少了起來，都聽起陸光躍的發言來了。原來陸光躍的發言開始引起了大家的興趣。我仔細一聽，果然是外面聽不到，他借批判自己二萬字的大毒草，引經據典講起了製造原子筆那個外國人的發家史來了。生動詳細，果然好聽，來龍去脈好像自己參與的一樣。怪不得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他那裏去了。
陸光躍發言完畢，旁邊又一與陸光躍差不多年齡的人，一舉手說：“我來補充。”于是，第二檔書又開始了……
用不着第三個人發言，他二人你來我往，沒二個回合，學習時間便到了，一天的學習時間也就結束了。
進監房，等開飯。陳巨來講：“聽黃顯忠講現在台灣生活很好。他有個兄弟吃公交飯，母親是個職員。”
這是我第一次聽說台灣生活很好。 四從師
正是一日生二日熟，下午不學習，只是拆紗頭，便談開了。陳巨來因爲我的到來大約是不怕跷腳打他了。顯得很高興。我也不象剛進來時那樣生疏，步步爲營。
我問陳巨來：“你在外面是做什麽的？”一面想在外面他可能是個古典文學的工作者吧！
陳巨來什麽都不顧忌，告訴我他在外面是搞篆刻的。
說起篆刻，我好象在外面也注意過——父親的圖章是壽山石的。父親還曾說起民國時有個石農拿了一對名爲劉、關、張的雞血石到蔣福钿家（父親是當時蔣福钿家的傭人，專事養鳥養蟋蟀，亦有半個學生的味道，稱蔣福钿爲先生）要賣一千元銀洋钿。蔣福钿沒要。後來給某某某買去了（老師能述其名）。哥哥要刻圖章時想用水晶，問父親怎樣的水晶好，父親告訴他要挑淨的，裏面不可有垃圾。我上朵雲軒去看字畫（從小喜愛）見到過單曉天挂牌。
我聽陳巨來說他是搞篆刻的，便很有興趣說：“好，很好！”又問，“你刻得怎麽樣？”
陳巨來告訴我說：“我篆刻是赫赫有名的，你聽說過陳巨來嗎？”陳巨來說此話時神情很得意。
“陳巨來！聽說過。我昨天聽說的。”我只認爲陳巨來在自拉自唱，自認爲是大好佬，所以打趣他。“除此以外還知道有個叫單曉天的在朵雲軒挂過牌。”
“哎！單曉天算什麽，他小啦！他怎能和我比呢！”聽了老人的話我倒一驚，單曉天在我讀書時已挂牌篆刻，刻一個字要幾元錢哩！你比他還有名！我心中想……
陳巨來又說：“他是鄧糞翁的學生。三十年代開始，印壇上三個大亨：第一就是我陳巨來；第二才是鄧糞翁；第三是王福庵。我是專門爲張大千、吳湖帆刻圖章的。幫張大千刻了三、四百方；幫吳湖帆也刻了三、四百方。你聽說過張大千嗎？”
我說：“我父親解放前是蔣福钿家裏的養師，專門養鳥養蟋蟀的，也就是個傭人，只不過不掃地幹活罷了。你聽說過蔣福钿嗎？”說到此我順便問了一聲。
陳巨來答：“聽說過，聽說過！名氣很響！”
“父親之所以會到蔣福钿家去當養師，因爲我家祖上都喜歡養鳥養蟋蟀，我也喜歡養蟋蟀。在解放前父親可說是這方面的高手，拿現在的話來說也就是權威。當時養鳥養蟋蟀有名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毛娚的，毛娚就是我父親的小名。他們養蟋蟀也有一幫弟兄，内中有一個叫根六的，他養蟋蟀還收徒弟不說，還要徒弟鋪紅地毯，點紅蠟燭磕頭。他收了一個徒弟叫徐某。因此事根六還被我父親數落了一頓，而徐某也就和我父親熟悉了。這徐某由于點紅蠟燭、鋪紅地毯拜師傅養蟋蟀便出名了一個外号——徐壽頭。徐壽頭倒是名門之後，他是徐光啓的後裔，他不但上的是新式學校（父親是讀書塾的），還懂字畫，解放後他還養蟋蟀，經常來讨教我生病在家的父親，後來由于他老婆反對，他把蟋蟀養到了我家中，于是我家就有了這位常客。父親只叫他‘徐啊！’，我們孩子則叫他爺叔。記得他當時是在陝北中學教書的。不但毛筆字寫得好，而且還能教英語，我們孩子都把他看作大學問家。他和父親除談蟋蟀事之外什麽都談。我特别喜歡他來，聽他談這談那。張大千就是聽他談起的。那時有“北傅南張”之稱的“張”就是張大千。聽說他哥是畫老虎的。有一次張大千也畫了一隻老虎，沒想到大家都想要他畫的老虎了，他怕再畫要奪了哥哥的名氣便再也不肯畫了。”說到此我問陳巨來：“你說像這樣的兄弟多好啊！”
“好，當然好！我陳巨來沒有他就成不了我今天的陳巨來。”陳巨來略一停頓，“嗯……我篆刻出名，沒有二個人不行。第一，沒有吳湖帆就沒有我陳巨來；第二，沒有張大千就沒有我陳巨來。”陳巨來看我帶着疑問的神色，繼續說：“吳湖帆第一次與我見面時，看了我刻的圖章，說我将來一定成名，以後他要用的圖章都要我刻。作爲回報，他答應家中的收藏全讓我看，還可以借回去，（當時老師講此話時思想上想到的可能只是書）我借了一本印譜，刻了二年，他家中的收藏多啦！現在上海博物館的很多東西原來都是他家的，他家的收藏是從明朝開始的，一直延續至今天。後來認識了張大千，張大千也說我的圖章刻得好。說以後圖章都由我刻，作爲回報：他說我到他那裏見他哪張畫好，喜歡哪張，就拿哪張。許培鑫！你跟我學圖章，我什麽都教你。”
我說：“跟你學，好是好，可是，沒有印石，又沒有刀能學嗎？”
陳巨來斬釘截鐵地說：“能，肯定能！我還在裏面教過一學生。用牙刷柄磨成刻刀，刻風乾的肥皂，肥皂要幹得硬，愈硬愈好！”他略停了一停，“學圖章還得先寫篆文。你先準備好紙訂成小本子，我來寫樣子給你臨摹。”
“那我就拜你做老師，跟你學了。”
陳巨來終于像找到了知己一樣說：“我說你有點像張大千一樣，張大千明明是大畫家，誰都說他畫第一。可是他偏說自己燒小菜第一，繪畫第二。你明明是知識份子卻偏偏要說自己是個木匠。真是……”
現在我不與他争了，是木匠也好，是知識份子也好，都無關緊要，而既然跟他學，拜他爲師也就只能由老師去定了。
老師忽然又像想起了什麽說：“張大千還說自己發明了一隻小菜——叫清蒸鰣魚。他這清蒸鰣魚要用二隻大的青蟹，把蟹掰開來，把蟹駝蓋在上面清蒸。你說怪不怪——說是他的發明。”
與老師相處雖然一個月不到幾天，現在老師也已過世十多年了。可是每當我想起與老師一起改造的日子，一是覺得就在眼前；二是覺得甜蜜。這簡直是神仙過的日子，要是老師現在還在監獄裏，我一定要再進去與老師盤恒盤恒，甚至到老。
五五十年後不要又出個“小木匠”
我把五十開四眼活頁芯紙劃了綫給老師寫篆文的樣子，來臨摹。我們首先想到的是姓氏，把監中犯人的姓氏一一寫來。當老師把他寫好的第一張給我臨摹時說：“許培鑫，你要記住，齊白石曾經說過：‘學我者生，似我者死。’你學我不能似我，你要似我就沒有前途了。因爲你只是學我，像我最多也只有八分，算你學得與我一模一樣又有什麽用呢！還不是又是一個陳巨來！有我在前面，你也就被我壓死了。你一定要學我，出我，高于我才行。”說完老師把寫好的第一張樣張遞給我：“諾！拿去，好好地臨摹去。”
我接過老師寫的篆文一看，只覺得有一股秀氣從紙面微微升起，每個字都象是一個亸肩的美女，用筆圓滑清秀。我心想，老師說：“學我者生，似我者死。”我不能臨摹成美女，我要與老師“對着幹”。這“對着幹”是當時常用的三個字，所以一想到不能似老師就想到了“對着幹”。老師寫字貴圓，我要貴方；老師寫成了美女，我要寫成身材魁梧的男性。忽然又想，這不是名目張膽的與老師對着幹嗎！行嗎？然而，再一想若寫得不對，由老師指點後再重寫不就完了。於是，我寫得見方不見圓，果然沒有了一點秀氣，而成了個男性。
起先寫不好，因爲它不如楷書心中有底，常常不是太長就是太短，要像楷書那樣一字一格很困難，幾遍寫下來也就成了。
我把臨摹的紙遞給老師看，老師拿在手中，看了又看。我心想不好，準要受批評了。沒想到老師好象發現了什麽，又對我人看看。最後才說：“五十年前出了個‘小木匠’，五十年後不要又出個‘小木匠’！”
聽了老師的話，我意識到老師講——五十年後不要又出個‘小木匠’是指我。但五十年前出了個‘小木匠’是不是指齊白石呢？齊白石是木匠出身我是早就知道的，是不是五十年前出的名，那我可吃不準。于是我便問老師：“你說五十年前出了個‘小木匠’是齊白石嗎？他出名到現在是五十年嗎？”
“是齊白石。”老師擡起頭來想了想，“他出名到現在五十年差不多。”接着又問，“你知道不知道齊白石取潤資是如何有趣嗎？”
“不知道！你講講。”我當然想聽。
老師說：“齊白石取潤資是明碼標價的：一張荷葉幾钿、一隻蝴蝶幾钿……有人請他畫張畫，去取時發現旁邊需加二隻蝴蝶更好。就問他，旁邊可不可以加二隻蝴蝶。他馬上可以，可以。動手就加。加好後拿起旁邊放着的算盤滴滴答答一撥，好錢也加上去了。”
“有趣，有趣。他賣畫不講尺寸，講畫了多少東西倒也按質論價。買菜也這樣，青菜幾钿，蘿蔔幾钿……加起來一籃幾钿，就是畫的價錢。”我聽完笑着說。
我們認了師徒，說說笑笑，無事不談，非常愉快。拆紗頭也來了勁。我把拆好的紗頭塞了二把給老師，老師很樂意地接受了。
與老師一起拆紗頭也有文章可寫。我把拆好的紗頭給老師是因爲我：一、不想減刑，二、不想提前釋放。心中想的是“平反”。我一個年紀輕輕的人，在社會上可說是人還未做，就成了反革命！我爲什麽要反對革命，革命有什麽不好，無論工業革命也好，政治革命也好，都是推動社會前進的動力，我爲什麽要反對？完全是瞎搞。再說外面的所謂“地、富、反、壞、右”，他們被監督的生活我沒看見過嗎？這種低頭彎腰的日子我不要過。若不平反，我不把牢底坐穿，也願把屁股坐爛。減刑、提前釋放本不是美麗的字眼，給我我也不要。不要說要我去争取了。我在裏面的態度是：不破壞、不搗亂、要活下去，等平反。外面還有年老的母親與親人……。
老師呢？老師其實不拆紗頭，糧食也吃不完，六兩一天，三十一天也吃不了二十五斤糧。那末老師爲什麽要拆紗頭呢？老師不但拆，而且還想多拆些，那是爲了能給隊長一個好印象，不過老師也不想提前釋放與減刑；也不再想能再來一個沈鈞儒救他出去。他不過是希望隊長對他有個好的印象而在獄中能有些小自由。
王繼生拆紗頭恐怕有二點：一、在裏面沒辦法，只能相信隊長的，能減刑提前釋放最好，明知不能也只能死馬當作活馬醫。在他看來也許外面的監督改造要比裏面好，一家人能生活在一起。二、刑期被判了十五年，想想冤枉、想想可怕，不如借拆紗頭麻醉麻醉……。
張佩隧呢！他恐怕是無所謂了，刑期一大半過去了，獄中事也看得多了，什麽減刑、提前釋放全是假的，輪不到自己。他知道不拆紗頭是不行的，因爲這是公開對抗改造了。監規雖規定的是不許亂說亂動，可也不許你白天睡覺，做什麽呢？還是拆紗頭，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鍾，還可以每月多吃五斤糧，日子過得快一些，這在監獄中可說是何樂而不爲的事了。
老師爲我寫篆文，很認真，寫得較慢，勢必影響拆紗頭。我把拆好的紗頭塞了二把給老師，發現老師很樂于接受，我幹脆把拆好的紗頭多給他一些，一半給他，一半留給自己。沒想到老師第二天就不要了。我塞過去，他馬上又塞了過來。我先是懵了！想了想終于想到了原因：原來我拆了一半給他，而他這個月不要增加得太多，要是問他這個月你能拆這麽多，你以前是怎麽拆的；再說你以後與我分開了，拆不了這麽多時怎麽辦？所以在以後的日子裏我只是補足他寫篆文時少拆的也就罷了，而老師也只要這些就夠了。
一天，學習時廣播響了，我亦沒在意，後來好象廣播中提到了我的名字，我便轉身問同犯：“什麽事，什麽事！好像提到了我的名字？”
只聽到一個溫和而關切的聲音說：“不要緊，不要緊！你是新來的，一天拆不了一斤不要緊的，拆拆以後會快起來的。”原來是老紹興孫義文，他對着我的臉樸質而實在，我從内心感到這正是一個忠厚的長者，肯定是好人，爲什麽也被抓來改造呢！唉……
“原來是這麽一回事，也要點一點我的名。”我有些不屑一顧地，“我還以爲是表揚我拆紗頭賣力呢！想不到還嫌我拆得慢。”周圍聽到的人一定不少，可誰都沒有理會我。 六老師的犯罪
幾天下來，師徒也認了，我與老師真可謂無話不說，我少不得要問老師：“你是怎麽進來的？”
老師有些氣憤地說：“******了，說我是歷史反革命，說我爲汪精衛刻圖章。汪精衛殺共産黨蓋的圖章都是我刻的，只要我刻的圖章蓋下去就有共産黨被殺了！”老師歎了一口氣：“我哪能服氣，他們就批鬥我。我與他們辯論——汪精衛殺共産黨與我刻圖章有什麽關係，汪精衛要殺共産黨我不幫他刻圖章他也要殺的。後來他們把我送到了第一看守所。”老師又插了一句：“哎！我真佩服豐子恺，他與我一起被批鬥，鬥好後像沒事一樣，整整衣服就走回家去了。”
“到了第一看守所，我與一個海軍大校關在一起，起先我們很要好，我們什麽都談。後來他要吃我早餐的粥與乳腐，要與我調來吃，我調給他吃了幾次。因爲我沒牙不能咬他的醬菜，他又經常要調，我便不調了，他懷恨在心。檢舉揭發我，說我那天在聽林副主席報告後歎氣，是誣蔑攻擊林副主席。結果被判了五年刑。”
老師忽然象想起了什麽似的：“那大校知道的事情可多啦！我們好的時候他什麽都講給我聽的……”接着便談開了。
“毛主席有個女兒叫毛皎皎，在北大讀書時，每年暑假毛主席都囑她到上海來看望她的母親。她是賀子珍生的。那時的上海市市長是曹荻秋。只要毛皎皎一到上海，曹荻秋便把什麽工作都放下，第一要緊的工作就是陪毛皎皎，不管她要到哪裏都陪着，不敢有半點差錯……
鄧小平除了喜歡打橋牌外就是看武俠小說，武俠小說從不離身……
陳雲愛聽書；陳毅愛打獵；聶榮臻喜歡釣魚……”
“你是怎麽回事？”老師說了這麽多，問起我的案情也是必然的事了。
“我嘛！我自己也不知道。他們說我污蔑攻擊，我說我沒有攻擊過，要我交代，我交代不出。我要他們攤出來，擺事實，講道理。他們又說是防擴散。我說防擴散是防擴散，對我本人怎麽能說防擴散呢！他們說我不老實。最後我被他們以抗拒交代，還什麽依法從嚴懲處判處有期徒刑七年。我單是現行倒判了七年。你歷史加現行倒只有五年。部分大于了整體……”少不得苦中作樂地笑了起來。
“張佩隧也是現行反革命，也判了七年。最冤枉的是王繼生了，”老師介紹起另二位同窗來了，“他看到一個女藝徒違反操作規程操作，要給電觸死了。趕緊去關開關，哪裏知道因爲緊急用力過大，把開關關壞了。不知道是什麽開關，說是二萬元進口來的。這樣就調查起王繼生是否存心破壞，結果調查出王繼生解放前曾當過義務警察，那不好了！救人反說是蓄意破壞，判了十五年刑，他真是想想哭，想想哭……”
我回轉頭看看王繼生見他眼圈又紅了。心想，他一定是上了——承認破壞就從寬，放你回去；若不承認，就決不會有好結果……之類的當了。
罪刑相互都有所了解了，與老師的關係也建立了。老師在監房像有了兒子一樣。晚上尚未喊睡覺，老師卻差遣起我來了：“許培鑫，幫我推鋪我要睡覺了……”
我有點奇怪，還沒到時間怎麽能睡覺呢？不要說差遣我了。我說：“還沒喊睡覺呢，怎麽能鋪被？”
“不要緊，别人不可以早睡，我可以比别人早睡一個小時，那是隊長特别照顧同意的。”
老師這麽一說，想來是不會騙我的。于是鋪被就鋪被吧！也不過是一舉手之勞的事。把老師白天坐着的被子打開也就行了：一條毯子鋪下面；上面是一條小被頭；還有一包不知是什麽，一般是替換衣服，做了枕頭。
鋪好後老師便仰天靠着，我透過外面反射過來的極微弱的光線，見老師的眼珠在轉動。
我與張佩隧都不拆紗頭了，王繼生還在麻醉着自己，手上嚓嚓作響——還在拆紗頭。
大約也確實是過了一小時許，隊長照例在睡前檢查一通，走過我們監門時，看了看問：“是誰在睡覺？”
老師一面作起身動作一面說：“是我，隊長！陳巨來。”
“你睡，你睡！是你，我知道了。”看來隊長也確實對陳巨來挺客氣。說着便走過去了。
當大家都睡了的時候，我沒有睡着，心中想着的問題又多了幾個……不是總說首長工作忙嗎！他們在忙什麽？
聽書、打獵、垂釣、看武俠小說……這都是忙人的事嗎！我不認爲他們不應該有這些生活，問題是不能把這些休閑生活稱作工作，有這樣的生活内容也決不算工作忙。堂堂市長整天陪着一個女大學生，還惟恐有什麽不周！這不是這個女大學生的官做得比市長更大嗎！似乎覺得中國亦不大公無私。
又想想老師的犯罪情況——無非是有些歷史問題而被批鬥，這是文化革命中的慣例，老師亦像自己一樣不服氣，可能是口中開花，成了誣蔑攻擊，於是被送入第一看守所，判了五年刑。什麽大校檢舉揭發完全是牛頭不對馬嘴的事。心想：老師啊！你的階級鬥争知識還很不夠。
耳畔還不住地聽到“嚓嚓”的拆紗頭聲，不知誰還在争取提前釋放呢，還是想減刑……。
七吃乳腐
現在監房中儼然有了一對父子了。早餐時老師問我：“乳腐要吃嗎？”老師身體矮小，體重不過七、八十斤。吃官司被判刑的原因還沒搞清搞懂。但因爲年齡比我大，又成了我的老師，所以就像關心孩子那樣關心起我來。
“不要！”我根本沒有想到過要吃老師的乳腐，“不要吃！”我回答老師。
“粥是否要吃？你老師早上只報二兩，囑他明天多報一兩，與你換一隻格子就行了（我報二、四、四兩），年紀輕輕不要餓壞了身子！”張佩隧開口也關心起我的身體來了。
“不，不！”我確實不想多吃，我早上二兩也就夠了，不覺得餓。”
王繼生平時最少說話也開了口：“你要吃就吃好了，身體最要緊，我們不會彙報隊長的。”
老師說：“今天我晚飯後多報一兩，不過你一定要吃掉的，你吃不掉我也吃不下去，那就糟了！”
監獄中糧食是唯一的食品，對飯量大的人來說是最貴重的東西了。監房中很少有吃不完定糧的犯人，除非是生病了。看着老師放棄人人都會覺得可惜。監中連我四個人，三個人都勸我吃，就我自己要吃不要吃了。
當時的我考慮了二個問題：一、吃，被隊長知道了要批鬥、要扣還。二、不吃，人情是小，好像我許培鑫一點監規都不敢違背，連老師給你吃一兩粥都不敢！吃！于是決定吃。
當天報用糧時，老師對過來的勞役犯報了三、二、二兩時，勞役犯說：“怎麽！陳巨來你胃口大起來了。”
老師回答：“我吃吃覺得早上的粥很好吃，想多吃一兩試試看。”
第二天早餐時老師一格放着乳腐的粥最多。勞役犯一走，張佩隧一看鐵門外沒人了，就囑快調！
于是我拿起三兩的，把乳腐還給老師。然而老師又把乳腐一夾二，趁沒人分了些給我。天啊！我們二人像做賊一樣，擔心被外人察覺。
吃了二天，我說：“不行了，我每天早上吃三兩太多，要吃不下了，我明天不要吃了。”張佩隧和王繼生都不要吃。于是這件事就這樣結束了。晚飯後老師用糧又改成了二、二、二兩了。
不過從那以後，老師常常會夾一些乳腐給我吃。經我再三“請求”，老師總算放棄了對“孩子”的關懷。
在這二天中，老師講述了他虛報年齡的事：“那是我初到這裏的時候。一次登記年齡，我就說七十歲了。其實我今年才七十歲呢！”老師繼續說，“隊長看我年齡大了，又牙齒全脫落了，所以對我特别照顧。”
“還有一次，我與同監一人講了清朝讀書人等級一事，即什麽是秀才；什麽是舉人等等。結果被人彙報給了隊長，說我放毒。那時管我們的陸隊長找我去談話，我便對隊長說，談的是：什麽是秀才；什麽是舉人；怎樣才算進士、翰林……等等。沒想到陸隊長是個小青年，他也想知道這些，叫我再講一邊給他聽聽。我便又講了一邊。陸隊長聽了很滿意。他對我說：以後不要去與他們多講，這事我知道了，今後有什麽問題或要求可向我提出……
後來，陸隊長到小組裏說：‘關於陳巨來放毒之事我已了解過了。沒什麽，不要批判了，到此結束。’陸隊長真好，待我特别好，能提前一小時睡覺也是他同意的……”
我想革命與反革命是糊塗的劃分，沒有一點可取之處，但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有好人與壞人之分，倒是很容易看出來的。
八老師談老師、師兄弟及其它
認了老師，當然也就要問起老師的老師來。
“老師，你的老師是誰，他有名嗎？”我問老師。
“我的老師叫趙叔儒，當然有名嘍！”老師接着說，“許培鑫，篆刻非常奇怪，它不像繪畫。繪畫分南派北派，北傅南張即是，始終是二個頭，一南一北，各領風騷。這篆刻卻只一人稱霸印壇的。吳昌碩在印壇做霸主就只是吳昌碩，沒有這派是吳昌碩，那派是李昌碩的。吳昌碩死後就只有趙叔儒，我老師趙叔儒死後就是我陳巨來。”
“那麽你師兄弟又有幾個呢？”我當了徒弟，老師的什麽都想問個明白。
“我師兄弟共四人：我是老大；老二葉露圓，在上海中國畫院；老三方介堪，在浙江；老四陶壽伯。”
老師介紹葉露圓和方介堪都介紹了在什麽地方，而老四陶壽伯就什麽也沒有了。我自然要問了：“老師這陶壽伯現在什麽地方？”
“陶壽伯嘛！”老師擡起頭，眼睛往上看了看，像是想起了什麽似的，“陶壽伯因爲姓陶，所以他逃走了，不知逃到哪裏去了。”
那時我年紀小，未聽說過把解放前夕跟蔣介石一起去台灣的人，稱作逃走了。後來才知道陶壽伯去了台灣，聽說還當上了台北博物館館長。當時只是懷疑，心想有名的人是不會下落不明的，莫非陶壽伯沒什麽名氣，無論如何想不到老師是在告訴我他去了台灣。
後來——九十年代初在東台路古玩市場碰上秦伯遠，他聽人說我是陳巨來的學生，便要我叫他師叔。他告訴我：趙叔儒不是收四個弟子，他恐怕收了四十個還不止。他是靠收學生生活的，一般的講，他收的弟子都是富家子弟。老師說四個可能只是指熟悉或比較有名的吧！
當我問起老師收了多少學生時，老師想了想說：“有一個姓羅的，是崇明農場裏的，他刻得不錯。有人問他什麽時，他還會像擦鼻子的酸秀才那樣，稱小弟嘛，怎麽怎麽……”老師一面用手在自己面前比劃着。出獄後我知道老師得意的學生有好幾個。他說的小羅是否存在直到今天還不知究竟，老師之所以不講，大約怕連累他們。真像不講陶壽伯去了台灣可能會連累自己一樣。
不過有一個學生到是塙確實實存在的，老師在當時就講了——他是安徽白茅嶺農場一個獄吏的兒子。
“我五十年代被領導送去白茅嶺農場勞教時收過一個學生。”老師說。
“什麽！老師還勞教過？”我初聽說時問。
“是的。”老師一點也不違避，“那是因爲我與領導吵，看不慣他們結幫行私，被他們送去勞教了二年！”
“唉！”我搖了搖頭，歎了口氣。好人，實性子人，爲什麽總是不幸！心想自己難道碰得還少嗎。
“那時那個隊長知道我是篆刻家，就叫他兒子跟我學。我在裏面總算沒有吃什麽苦，重活可不做。身邊還可以長帶一把篆刻用的小刀。”老師把臉轉向我，無不得意地說：“那是任何犯人都做不到的事喽！”
“後來，沈鈞儒把我救了出來。嗳！沈鈞儒到底名氣大，共産黨不敢碰他，還要用他。他救我回畫院，還加了一級工資。”
老師又與我談起了沈鈞儒。說：“他是‘七君子’之一，名氣大極了，初解放時共産黨專門派了二個解放軍保護他。其實既是保護他又是看住他，怕他有什麽對共産黨不利的言行。日日夜夜都盯着他，有朋友來，有親戚來連話都不敢講，沈鈞儒被盯得怨煞。後來好了，共産黨還是用了他。”
說起加一級工資，我不由得問：“你在白茅嶺勞教時，家中生活怎麽辦？”
“呦！那是一個朋友，他在香港一聽說我被勞教了，每月爲我寄錢來，從不脫日子。”老師帶着感激而贊美的口氣說。
“哦！”我不以爲然地點點頭。
“這個人我只爲他刻了一隻圖章，而且是由朋友轉過來的，面也未見過，待我特好！”老師補充着。
“有這樣的人！”我先是不以爲然，現在有些奇怪了。
老師接着說：“他在香港大有鈔票，只要帳房間叮囑一下每月彙錢好了，就每月不會脫日子。”
九 老師談陳璧君
幾天生活下來，因爲老師是有名的人，所以我問老師這樓面上還有什麽名人關着。
老師首先說的是我們樓面的背面——也就是朝北的那面，還關着個國民黨時期的天津市市長。當時老師知他姓名，今天我記不起來了。
老師可能比較熟悉陳璧君。所以話一轉就談起了她。老師說：“陳璧君一個人住三個這樣的監房。”說着用手指指我們的監房。又繼續說，“一個是給她放東西的；一個是給她寫東西的；另一個就是她起居用的——這就是外面傳說的陳璧君在提籃橋一個人住三個房間的由來。”
這時我想，我們這些反革命太小，太沒有名了。老師的有名也太小了。你看人家陳璧君一人要三間。而我們卻一間關四人。正是神有大小，鬼也有高低。我不求一人關三間，我只想二、三人關一間，不要擠得睡覺須套裁就好了。
老師說：“外面人傳她還有人服侍，其實就是牢獄犯，大家都有人服侍。我們吃飯也都有人送來，吃完不用洗格子……”
“這陳璧君要一間專門給她寫東西的，她有這麽多的東西寫嗎？”我不解地問老師。
“她寫的東西多啦！不過也不是天天要寫，這汪僞時期的一段歷史，她知道得最多，最清楚。共産黨有什麽不清楚的地方都要來問她，請她寫。常常有外調人員來找她問事的……”老師回答着。
老師又像是想起了什麽似的繼續說：“有一次隊長要陳璧君參加學習，陳璧君很坦率，參加就參加。由于陳璧君是衆所周知的汪精衛夫人，又是第一次參加學習。所以隊長也參加在裏面壓陣。大家的發言也必然圍繞起汪精衛來了，說汪精衛是日本人的大漢奸……幾個人發言下來，都是這樣。於是陳璧君發言了，她一開口說：‘你們大家說我汪先生是漢奸，我不反對，他是日本人的漢奸。可是蔣介石也是漢奸，他是美國人的漢奸。中國也是……他是蘇聯的……’”
老師學陳璧君的發言漏掉了幾個字，這非常要緊，在當時這已經是擦邊球了，倘不漏字只要這幾句就足以構成七年反革命的罪行。你在監獄裏那是罪上加罪了，不是玩的。但是，漏了幾個字就不同了，因爲沒有說出來，你聽的人當然也聽懂了，但若出事（若有人彙報了隊長）也問題不大。講的人說我沒講出來；聽的人說我沒聽懂。誰要說是誣蔑攻擊，那是淫者思之爲淫。什麽語法、句法，都不懂的！
“在旁邊壓陣的隊長慌了，一聽陳璧君的發言立即宣布學習到此結束。以後再也不要陳璧君參加學習了。”
老師接着說：“又不能槍斃她，又不能加她的刑，她到底是陳璧君嘛！”
講到加刑，老師又說：“宋慶齡曾請她出去她也不出去，加刑有什麽用！”
“聽說宋慶齡曾專程到上海監獄看望過陳璧君，要她一起參加新中國的建設工作。可她終因丈夫已經死了而不願再出來工作了。陳璧君真了不起。”老師說話的神情可以看出，他非常佩服陳璧君的從一而終。我忽然想到了龔品梅，便問老師：“龔品梅關在哪裏知道嗎？”
老師答：“龔品梅本來關在這裏，******前他吃的、用的都是從國外教會寄來的，連喝的水也是寄來的。現在******了，不能寄了，他人關在哪裏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