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陳巨來的學生就是有名的
我到老師家主要是學習篆刻，由于我去的次數多，也碰到過很多來學的人。老師對學生的教誨可說是無私了。
他從不收任何人的費，而最高貴的還在于不論是誰只要你是學篆刻，老師總是來者不拒，悉心教誨。
在學生中有老師朋友的小輩，也有朋友介紹的，更有學生帶來的，更值得介紹的是沒人介紹從不認識而是自己慕名而來的，老師都教得認真，并且會囑你今後常來。
作爲學生對老師的報酬來說，老師只要你以後刻得好就是了。目前如何呢？目前只要叫一聲“先生”。
我在外接觸的很多朋友，說起我是獄中拜陳巨來爲老師的，他們竟非常羨慕，有的甚至說：能拜到這樣的老師叫我去吃七年官司也願意！可是，他們是無論如何想不到我老師收學生是這樣隨意的。可見老師之大量和漠視金錢之一斑。但他們中受其他“名師”的影響，卻沒有一個空手去拜訪、去求教的。
老師晚年身邊大約有二、三十學生，我不太熟悉他們的姓氏是因爲老師沒有對學生之間作介紹的習慣，碰上次數多了，或者向老師問了才多了解些。例如有一同學很用心，每天刻一方。并且還很惜印材，常作六面印。老師教育他用不着每天刻一方，每星期刻一方也可，刻二方就足夠了。問題是要多看多琢磨。我就不知道他叫什麽名字，只知道與編輯搭界，不是自己是編輯就是父親是編輯。
還碰上過一個姑娘，打扮得有些武腔，一眼看去就知是港、澳來的。跟老師學篆刻，桌上一張紙寫着篆文《詩酒乘年華》。她大約正欲刻此印吧。我後到見後問老師這位是師妹呢還是師姐？老師答：“師妹，當然是師妹了。”我照例抽煙時遞給老師一支，老師照例放在一旁（老師說他每天只在飯後各抽一支煙，每天只抽三支，決不多抽。我到後抽第一支煙，總是要先遞一支給老師，老師照例放在一旁說午飯後抽）。可是耳畔忽聽到“嚯！”的一聲響，那姑娘自己也點燃了煙抽了起來。我覺得她好象在向我示威，又覺得她在責備我——怎麽！同樣是吸煙的人，爲什麽不遞一支給我？
我心中只能向上帝歎息——我哪裏知道她也抽煙呢？大陸上的姑娘幾乎沒有抽煙的。
抽煙是話外之話，但問了老師是師妹呢還是師姐？也只得到是師妹的回答。
還有陳之或陳述的兒子等不常來的。除了陳佩斯以外，老師朋友的孩子只是聽說。見過面但太少來，我見面也不認識了。
老師還有一種學生，其實是老朋友的學生，也常來看望老師。他們并不學篆刻，但也做學生論——如張素心是老朋友胡亞光畫家的學生；岳美堤是老朋友戲劇家余振飛的學生。老師對我介紹岳美堤是因爲說她是的的確確的岳飛後裔才知道她的。
在這桃李芬芳的環境中，我學習非常方便，有時老師教别人也就等于教我了。
老師對我的關懷勝過常人，他不但教篆刻，還關心我爲我介紹對象：老師說：“有一女的是香港人，大有鈔票，人非常覷（方言，指漂亮）。要我幫她在國内介紹一個對象。今年四十，生得雪白，是香港有名的白妹妹。她的要求只有一點，就是要有名。你要嗎？”
我一聽，首先覺得奇怪，也接受不了——結婚找對象只求有名外一無所求？瞎子、麻皮、蹺腳、癩痢你都要。香港屬自由世界，人自由了，結婚不講門當戶對也不要了志同道合；不需要感情、戀愛；外表、年齡，只要有名，這有名真的有這麽好嗎？
隨後，四十歲的年齡，說她長得雪白那可能，說她還非常覷！未免有點吹噓了。只聽說女大三十一隻瓜，沒聽說女大四十一朵花的。不過出于禮貌我不好說不要人家，我對老師說：“人家要的是有名的人，我怎麽行呢？吃了七年官司也沒有吃出名來！”
老師一聽，立刻高聲地說：“什麽！你是我陳巨來的學生就是有名的，我陳巨來的學生個個有名！”接着用手指着我，有些像吵架一樣，“許培鑫！你要嗎？要嗎？你如要，定歸成功！”
我看着老師的神態，好像見到了老師丈人在逼老師一定要馬上當面回答一樣。但我正與一個美麗的姑娘談上了。所以我說：“不，不！我已有對象了。”
老師一聽我說有對象了，倒也民主，就算了。
後來，也聽到過幾次關於白妹妹找對象之事，只是我并不關心。
一天老師忽然叫玉嫦姐拿了張照片給我看。我一看是男女二人站着的合影。那女人身材苗條，手臂***，戴着太陽眼鏡，優美非常。老師說：“喏！這就是介紹給你你不要的白妹妹。”
我聽說白妹妹懵了，這白妹妹是四十歲了嗎？我眼前見到的照片上的姑娘，那樣秀氣年輕，雖不見她的眼神，但從她美麗的臉龐中已透出的精神也足以使人着迷。這分明是二十四歲，哪裏是四十歲！我想香港人富裕了，生活好了，人也不會老了嗎？
這時玉嫦姐問了一句：“楊羊還有沒有意見？”
老師回答：“楊羊還有什麽意見？他是一隻老蟲跌在米缸裏，還有什麽意見。”老師回過頭，面對着我說：“你不要，挑挑楊羊！”
二十一“同窗學友”譚金
一天我到老師家見有一上了年紀的人，他也許坐了一會了，見我到便站起身來要走，老師也不請多坐一會，他走後老師對我說：“他就是譚金。”
“他就是譚金，就是那個愛養蟋蟀的譚金？”我問。
老師一聽我知道他愛養蟋蟀就問：“你是怎麽知道譚金愛養蟋蟀的？”（方言蟋蟀叫才吉）
我與老師談起了我的家是養蟋蟀的世家，父親解放前是蔣福钿家專事養鳥養蟋蟀的養師。解放後蔣福钿去了香港。上海市過去養蟋蟀作爲賭博也禁了。可是到了五十年代下半期養蟋蟀又興起來了，那時最大的蟋蟀養戶便是譚金了，聽說他也養到了一千盆，這是只有蔣福钿在解放前才養到這麽多。另外聽說有個叫張大炎的也養到了三百盆，高鍾雲醫師也又養了起來。
這些情況都是前文說的，徐壽頭來我家談起的。徐壽頭因妻子反對還把蟋蟀養到了我家。我纔十幾歲就聽說了。特别是有一事像笑話一樣說譚金大老婆未討，小老婆卻先討了二個。這對我來說是永遠忘不了的。爲什麽忘不了呢——那就是想不通。爲什麽不叫做討了一個大老婆，一個小老婆，而要說是討了二個小老婆呢——就好象不吃第一個饅頭，卻先吃了第二、第三個饅頭一樣。
還由于我也是個養蟋蟀的迷，所以對譚金二字就記得特别牢。後來從報上知道譚金被抓去改造，原因有二：一、養蟋蟀賭博；二、走私字畫，甚至走私了宋徽宗的畫到香港。我還爲他可惜得很，我的可惜是因爲怕以後再也沒有人會這樣喜愛蟋蟀養蟋蟀了。
我把我知道的情況告訴了老師。老師說：“什麽走私，上海是他家，香港也是他家，從家裏拿到家裏罷了。現在又在捧他做上海足球協會的名譽主席了。”
“他還喜歡踢足球？”我問。
“不，他哪裏是踢足球！因爲他有錢嘛，要他拿些錢出來罷了！”老師又說，“譚金一出來，與他的兒子及另一個朋友一起做了一筆生意就賺了三千萬美金，他們每人分一千萬美金……”
我簡直吓了一跳，錢怎麽這樣好賺，倘也能讓我去這樣賺一些就好了……
“他起先吃官司時吃的用的，什麽東西都是外面接濟進去的，不吃裏面一口飯一口水的。不過，後來不可以接濟了……。”老師補充着說。
沒想到三十八歲的我在老師家中竟碰上了二十年前就熟悉了名字的譚金。
老師說：“譚金沒有家，他長期住在靜安賓館。他覺得這樣方便，不用傭人掃地、鋪床。有什麽只要吩咐一下服務員就行了。”
我想總不如有家溫暖，剛一想溫暖，我又想到了他大約吃了二十年的官司，現在只有兒子纔沒“離婚”。當年聽說他讨了二個小老婆……如今怎麽長住賓館……唉！我是窮人被搞得家破人亡——母親曾說一隻桶箍不攏了。他是有錢人也搞得沒了家……
後來也多次碰上譚金。記得有一次他與老師咬耳朵講話。老師說：“沒關係，你大聲些說好了！”同時用手指指我再指指譚金和自己說：“我們都是‘同窗學友’！”
譚金好像不理會老師的話，他還是低聲地說話。我聽老師的話，可能譚金談話正談到了自己吃官司之事，我亦不去注意聽他們，把臉轉向窗外。
但後來碰到譚金他也不避我了。有一次，好像是與老師談他從常熟買到了一張張大千的畫，與老師在談這畫的裝裱及特點等等。
譚金還邀老師一起去浴德池洗澡，這對我來說又是一件新鮮事。從來只聽說邀人吃飯，邀人看戲什麽的，今天卻聽到了還有請人洗澡的事。老師告訴我洗得舒服極了。擦背、扡腳、捏腳、敲背……全套的服務，不用自己動手，總的每人花去了七元之多（也不知是十七元之多，記不清了）。不過那時尚無桑拿浴什麽的，更沒有異性按摩……
老師與譚金之間的走動，譚金有什麽事或與老師聊聊，都是譚金到老師處的。老師若有什麽事的話，則是由玉嫦姐上靜安賓館，玉嫦姐叫譚金爲譚家伯伯。
我每次見了譚金總要想到——現在爲什麽不養蟋蟀呢？可見我對蟋蟀也着迷。
二十二尋找孫義文
這是張大千寄畫給老師表示“遠山萬重，寸心千里”之後不多時日的事吧！
我到老師家，老師與我談起了“老紹興”來。老師說“老紹興”孫義文就住在我隔壁。問我知道不知道？我說這是不可能的事。我從小生在現在居住的地方，若有蔣經國的表弟住在我旁邊，作爲鄰居我怎麽會不知道呢？
可老師堅持說就住在我附近，囑我去打探一下，說是張承宗轉請老師請他寫信給蔣經國——請蔣經國和平統一。
老師說：“你下次來，我給你地址。”
我想老師雖對我說在我隔壁，其實老師自己也沒搞清楚。我回家也不問，心想：這兒有蔣經國的表弟住着我會不知道嗎？
過了幾天我又到了老師家，老師問我找到孫義文嗎？我當然說：“沒有！聽都沒有聽說過！”
老師給了我确切的地址——林蔭路一百三十五号。
“咦！”我搞不清了，林蔭路一百三十五号不就是阿忠家嗎？我住一百三十一弄四号。阿忠家父母與我父親是老鄰居，我與阿忠從小在一個小學念書，他家裏住着蔣經國的表弟我怎麽會不知道呢？
我問老師：“你地址搞錯嗎？一百三十五号就在我隔壁再隔壁。此屋我父親叫它徐家房子，聽父親說主人姓徐，祖上在清朝也是做官的，與我家是老鄰居。他家母親是徐家女兒，結婚嫁姓劉的工程師，所生子女皆以劉徐X命名。兒子劉徐德、劉徐忠與我同一小學畢業。劉徐忠小名阿忠與我是一個老師教畢業的還特别熟。只聽說劉海粟解放前曾受過他母親照應，寄居過他家，可沒聽說過有蔣經國的表弟居住在那裏。”
但是老師堅持地址不會錯。 我雖經常到阿忠處去，但因他家房屋大，解放後房地産被佔領租人，還辦廠，一直到拆遷還有羊毛衫廠在。對他家房屋現在的瓜分情況確實不清楚。所以我回家後，一到晚上，估計阿忠已下班了，就馬上到了阿忠家。
原來孫義文確實居住在阿忠居室的西面，阿忠的賢内助對我講：“孫義文是文革中被紅衛兵抄家，被房管部門掃地出門搬到這裏的。他原住在派出所對面，很大，很大。原來的街道文化站就是他家的一部分。”
“哦！原來他是文化站房子的主人。”我想到了我判刑前的隔離審查，就在原來的文化站。他家被掃地出門一定在我被隔離審查之後的事了。
賢内助又講：“現在大家都叫他大伯伯的就是。作孽！只是因爲與将介石有親戚關係便被判了十五年刑。”
我想這******有誰不作孽呢？阿忠家也不是作孽嗎？因爲父親解放前曾買過些股票，也被作爲資本家抄了家，以後又招勒令讓出住房……你不是也作孽嗎？嫁給阿忠有了孩子，不也擠在這十平方的房間中嗎……。
賢内助很高興地把我引見給大伯伯。大伯伯一見我當然也十分高興，正是本來心中想着的“一别與之誰短長”現在可盡情地談論了。
當我談到老師受張承宗之托要找大伯伯，爲的是請大伯伯寫信給蔣經國一事。大伯伯明確表示自己不會寫這樣的信。
後來我上老師家，對老師講了找到孫義文的經過，又談了與孫義文談起過寫信之事，看來大伯伯是不會寫信的。
老師對我說：“張承宗的秘書又來過了，你請孫義文到我這裏白相。”
“好吧！不過他來不來我可沒把握，我盡量請他來就是了。”我回答。
現在找大伯伯太容易了，我從家門口走出，只五十公尺的路就已坐在他家的椅子上了。
我與大伯伯談起老師要請大伯伯去白相。大伯伯對我講他不會寫這信，不寫的理由是——蔣經國的嫡親娘舅茅××寫了信也沒用，大伯伯寫信就更沒用了，既然沒用何必再寫呢？
不過大伯伯聽老師請他去玩也欣然同意了。與我約定了日子我們一起去了老師家。
大伯伯與老師都坐在單人沙發上，中間是一隻茶几，茶几上是一隻電話。張大千送給老師的畫——遠山萬重，寸心千里一直挂在茶几上面的牆上。
我坐在對面的二人沙發上。一會兒還是玉嫦姐給我們泡了茶。
老師見了大伯伯還是那麽幾句話，說是受張承宗之托，要請大伯伯寫信給蔣經國。大伯伯既直率又大方，還是講蔣經國嫡親娘舅寫信也沒用，自己寫信也一定沒用，沒用的信去寫它幹什麽呢？所以不寫。
此事大致也就這樣結束了。大伯伯出來後對我說：“不能被人看不起！”
後來老師對我講：“你人好，孫義文比你還要好！”我真不知道老師所說的“好”是指什麽。
在以後的日子裏（那時老師已經去世了），我有一天忽然想到張承宗怎麽會請老師去找大伯伯的呢？他難道連大伯伯曾與老師關在一起都知道嗎？——監房是經常要變換人的，印象中的老師好象只是關在一起才熟悉的，但我懷疑了……
一次去大伯伯家玩，順便問起：“張承宗是怎麽會請老師來請你寫信的？”
大伯伯說：“可能是張承宗了解到了過去我住在成都北路，善樂坊時與陳巨來是鄰居才找他的。”
“哦！原來是這樣的……”我想通了。
二十三黃志毅變了黃超慎
在市場上買印石碰上一個人，說他家有好印石，邀我到他家去看。我到他家，他拿了很多作品給我看，有些印石果然好，鈕亦刻得好，還有一巧色的立雕古建築，真是鬼斧神工。但終因價高而一方未成交。記得有一方半高的牛角凍，上雕一魑虎亦好，我出價十二元亦未成交。我出價是低了些，但我一個月僅四十八元五角的工資，這十二元已是我一個星期的工資了。可見這好印石也不是一個工薪人士能隨便買得了的。
好在自這以後成了朋友，他幫我刻了一方鈕，這是一隻龜鈕，他還特地買了隻烏龜養着照着刻，我當時糊塗了，他家去看到的作品這樣好，如何他刻龜鈕去買了個烏龜來照樣呢？（這事後來碰上陸明良才了解了原委）
那時我請他吃了飯，他也不肯收工費了，只是要求我帶他到老師那裏去一次，看看他用二方印石換來的篆刻——“徐順寶印”刻得如何。我同意後約定日子，我們一起上了老師家。
老師聽說有人請他看圖章刻得如何，很高興。接過圖章，老師看得很認真，口中說：“徐順寶印。”隨後又說：“這印刻得好！像我，太像我了！是誰刻的？”老師把圖章一轉看起了邊款，“怎麽也像我？這黃超慎是何等樣人，怎麽我不知道？”老師犯難了，他思考着。
這時徐順寶說：“聽他說原來叫黃志毅。”
老師突然醒悟地說：“是他，我道是誰。”老師對我說，“他是我的一個學生，過去是我精心培養的，不過現在他常在外招搖撞騙，所以我這裏不要他來了。怪不得這樣像我……”
徐順寶說是二方印石換的篆刻，又說黃志毅還拿了他二方小雞血石沒還。他這話真不該在老師面前講！
老師一聽：“好，又在外面招搖撞騙了！”回頭對我說：“許培鑫，你給我去一次，就在這裏長樂路近得很，×××号。你去就說我找他，叫他馬上跟你來一下。”
我哪裏知道會産生這樣的事呢！心想還是馬克思講得好——客觀事物的發展是不由你主觀願望爲轉移的。看一下圖章刻得好歹的事，要發展成另一件不知怎樣的事了。我也沒法，老師說去叫也就去了。
很快我把黃志毅找來了，他人比我略高，也挺漂亮。黃志毅一見徐順寶可能也感到突然。但他一見老師就叫老師，也隨着問了聲：“什麽事？”
老師這時已坐到了東南面一個小間的床上。老師開口就是：“你在外面做的好事！又在外面招搖撞騙了！”
黃志毅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
“你拿了人家的二方雞血石爲什麽不還？”老師這句話出來，黃志毅才知道些眉目了。
“啊！偌小二方雞血石，忘也忘記了。值什麽錢啦，我當是什麽事呢！”黃志毅顯然也沒有否認二方雞血石。
“雞血石不要說小，就是扇面章大小的雞血石，好的也會上千元！”老師又說，“拿了别人的雞血石爲什麽不還？”
“喔唷！”黃志毅說，“這樣一點小事，怎麽鬧到老師這裏來，我會還給他的。”
“你馬上去拿來還掉！”老師緊逼着黃志毅。
“老師，你讓我自己去解決！”黃志毅說。
可老師還是緊逼着：“你會還他，現在就去拿來，當我面還！”
“我沒把這一小事放在心上，這二方石頭已給我刻印送人了。”黃志毅一面對老師辯解一面又轉過頭去對着徐順寶說，“你好，你好！你知道我與老師關係不好還來搞挑撥！”
徐順寶吱吱唔唔：“……”
老師逼得緊。黃志毅一再要求老師由他自己去解決。最後對徐順寶發出了威脅：“你看好！我找你算帳！”
徐順寶說不出什麽，我可尴尬啦，因徐順寶是我帶來見老師的，又不是來讨雞血石的。雞血石之事我根本一點都不知道！于是我只能開口了：“你不要找他算帳！你有什麽事來找我算帳。我可還沒有聽說過徐彙區（當時以爲是徐彙區）有個叫黃志毅的怎麽怎麽狠呢！要地址我馬上寫給你。徐彙區我還認得幾個外面白相相的人。”
“我不找你，我找他。”黃志毅說。
“……”
老師終于同意黃志毅自己去解決了，讓他回去，要他盡快設法解決。
事後我才知道黃志毅是老師悉心培養的學生，而且是可能有意識地培養得與老師十分相像的學生，尤其是邊款。也許老師是想在自己不能篆刻的時候能由他來代刻。可是黃志毅一學到手就在外面冒老師的名賺錢了。所以引得老師大光其火。
有三件事老師與我談及過：一是他原是老師得意的門生，可能在七十年代後期，老師曾爲他刻了一方印，邊款中預測他是八十年代第一流的篆刻家。矛盾發生後老師有些後悔，老師曾問我怎麽辦？要我想辦法：一是收回；二是使它無用。
我對老師說：“那太方便了。”
老師一聽有辦法，興趣很高：“快說什麽辦法？”
我說：“你爲每個學生都這樣刻一個印，也不就大家一樣了。”我知道老師是不可能這樣做的。
老師苦笑着說：“對，對！這樣大家都有了，他也就不希奇了。到底你這反革命判七年比我判五年的門檻精，有辦法。”說完我與老師大家笑了。
第二件：有一次我刻了一元朱文的印給老師指正，老師說好，同時又對我說：“黃志毅我只教了他白文，他元朱文刻不好！”
我與老師談起黃志毅說：“這人我看還不是太差的，那天你囑我把他叫來後，我看你這樣的批評他，他沒有一句對抗的話，他口口聲聲稱你老師，只是求你讓他自己去解決。所以說此人看來也不差。”
老師象武術大師一樣地說：“什麽，他敢犟！他要敢犟我一幾耳光打過去，至少打掉他二顆牙齒。他是知道我練過功夫的。”
我聽了此話真是覺得絕了！一個身高不滿一米六的矮老頭子，年齡八十左右了，如何能把一個身高一米八十左右年輕力壯的壯年，一幾耳光打得如此。
老師還要我相信他，他是有武功的，不是假的！
我當然說：“相信，相信了。”
第三件事是某校一位教授由黃志毅刻了一方冒老師刻的印，知道老師很生氣。他寫信給老師，勸老師不要爲區區小事生氣（我未見信，只聽老師說的）。老師看後不是不生氣，而是大爲生氣。老師說：“他認爲是小事，我不認爲是小事，而是大事。我用紅筆批了，把信殼翻過來給他寄了回去。這是最嚴厲的做法，是紅筆批的……”
最後，還要提一下，老師作古了。大殮時傳說黃志毅也要來。當時蔡乃康最起勁，說他來要趕他出去。大殮那天聽說是在龍華殡儀館門口被蔡乃康等人趕走了。我與陸明亮都不願做這種事，都沒有去理會蔡乃康等人的這種做法。所以門口也未去，究竟怎樣，沒有親見。
二十四印石、印鈕
學習篆刻一定會涉及印石品種的鑒定與好歹的識别，也一定會涉及印鈕的制作。
像我這樣的工薪階層買印石只能去江陰路。這江陰路現在是花鳥市場了。剛改革開放時它其實不是花鳥市場，而是在黃陂北路近威海路一段上僅幾十米的古玩市場。這些古玩攤有經營字畫、碑帖、硯台、雜件等等。雖然裏面有假貨，倒也不是新做的假古董。在這些古玩攤中夾雜着一些青田來的石農，最早來的也是最長來的，開始不過三、五人，如老潘、被拖拉機軋死的老阮、嘴上有刀疤的老余、強盜老張（張淮生，因患高血壓又好飲酒，臉常通紅。陸明亮給他取了個綽号——強盜。雖說綽号強盜可人極好。現已中風死了。）、斷手老阮、塌鼻子小傅……等等。後來到了江陰路石農愈來愈多。他們中大多數姓余、阮、傅，也有姓王、張、孫等等。到現在二十年了，他們的子女、女婿也都到《藏寶樓》設攤了。
我之所以要花些筆墨來寫他們，只是因爲我覺得他們對上海的篆刻以至雕刻工藝的發展極其重要，他們把沉重的印材、毛石一批批地背到上海爲發展篆刻與雕刻工藝功不可沒。要不，恐怕搞這一行的十個人中要少七、八個。老師曾爲朋友從友誼商店八折購得一舊的蘭花青田，價八百元。長江刻字廠一方一厘米見方成品的竹葉青新的也標價一千。沒有青田石農的努力，我輩是玩不起印石與篆刻的。
還有一個外号海龍王的半精神病上海人——老王。他印石的來源是朱行的一個農戶家。這朱行的農戶家怎麽會有印石呢？原來，農戶住在玉石雕刻廠旁邊，玉石雕刻廠常購進一定的彩石，内中有壽山石、青田石、巴林石、昌化石。這些石頭都是用木船運來的，在搬上岸時常常掉在河中，這農戶知道這石頭可賣錢，趁夏季在河裏洗澡時把它們撈上來放在家中。給海龍王知道後陸陸續續販上來的。海龍王做了多年的小販，衣服髒得像癟三。可他印石來得便宜賣得便宜，并且象摸彩一樣時有好貨。所以儘管他髒得象癟三，要印石的人拍他馬屁的還大有人在，有個姓周的要與這大名鼎鼎的戆徒軋朋友一起飲酒，結果還被他推開。
但這海龍王也怕一個人，他就是陸明亮。海龍王的印石到市場上都是毛石，一般人都不讓翻看，就陸明亮來能翻看，還常常拍拍海龍王的頭。原來陸明亮對石頭比海龍王内行，海龍王碰上了老阿哥倒也服帖。再說陸明亮那時買石頭多，只要他看得中的全要。價也出得不錯。我就是見陸明亮對石頭比我内行才與陸明亮攀談上的。
原來他的職業也是木工，他在我還未出獄時就業餘搞印石刻鈕頭這一行了。後來才知道他是跟徐順龍學的制印鈕這一項。與徐順寶是師兄弟，徐順龍既是徐順寶的哥哥也是徐順寶的師傅。陸明亮是徐順寶的師兄。
陸明亮告訴我徐順龍的作品非常出色，徐順寶根本刻不來，他哥哥去了東北工作，他把哥哥留在家的作品說成是自己刻的，要錢用時還賣錢。
我與陸明亮時間長了感到他人的確不錯，對徐順寶也就疏遠了。從認識陸明亮到他去美國也可算是莫逆之交了。
青田石農的印石及海龍王的印材，買回來鋸鋸磨磨，有時真能得到一些上等的印石，甚至是極品。
我到老師家去大約只是在我結婚時買去過一斤糖外從未買東西孝敬過老師，現在想來還覺慚愧。
不過！我也從未見有學生給老師送禮，而我們學生常常會給老師一些印石——這正是老師所需要的。我所送的印石就是這種自己鋸鋸磨磨出來的印石。
老師每月都要送掉些印，這些印大多數是送文藝界的演員的，特别是評彈演員。只要是小有名氣的評彈演員到上海滄州或大華書場演出，都會送老師一疊票，求一方印。老師說：“他們說起來是請我聽書，其實，我汽車一來一去六元，票價只三角或三角五分。倒是我捧場才是真！”不過，老師喜歡聽書，只是嘴上說說而已，其實心中也樂意。
老師送出去的印章若碰上客氣一些的人，就不能是“和尚頭”了，也就是要在印章上刻上印鈕的印石了。這時最能爲老師提供服務的也就是楊忠明了。凡老師需要有鈕式的印石就囑楊忠明去加工。所以老師在我們學生中間說起印鈕誰刻得最好總是說：“楊忠明是現在上海刻印鈕的第一高手。”後來還介紹給程十發或者是劉旦宅（記不清了），爲他題了什麽“二楊并舉”之類的匾額，也就是把楊忠明與康熙年間的壽山石雕藝人楊玉璇并舉的地步了。
那時我與陸明亮已經熟悉了，我聽老師說楊忠明是當今上海印鈕刻得最好的高手便與陸明亮談起。陸明亮一聽笑了起來：“他什麽高手，他是我的學生。用謝家林一句話來說，就怕給他刻壞了石頭。”（謝家林與楊忠明都是陸康的學生，是跟陸康學篆刻的）
我一驚：“什麽，是你的學生？”不過我真的未見過楊忠明的作品。
“你老師說他好，捧他大約是因爲他生活比較艱難，因爲他與小謝都在一個生産組裏工作。”陸明亮說出來的原因我一點也不知道。
陸明亮當時說希望我帶他去拜望一下老師，我就同意了，我想：既然你是楊忠明的老師，刻得又比楊忠明好，那麽也應該帶你去見見老師，讓老師知道了也爲你宣傳宣傳……。
有一次，我在老師家閑聊，老師一下子拿出六方印鈕給我看：“你看這是楊忠明爲我刻的印鈕，有趣嗎？”
我那是第一次見到楊忠明的作品，說實話實不敢恭維，他刻的神獸往往身上剜去了一塊肉。
老師拿起一方蛇鈕說：“這條蛇多有趣，你看它翹起的尾巴上還刻了一顆珠。”
我雖然覺得楊忠明的印鈕不及他的老師陸明亮刻得好，但像這蛇鈕樣的鈕式可能是自己的創作，倒覺得新鮮，還有些巧思，無論如何在陸明亮的作品中我沒有見到過這種作品。陸明亮的作品我見得多了，他只是龍與獸——翼龍、龜龍、魑虎龍。不是左旋，就是右旋。
那天，我也確實吃了一驚，心想一下子就是六方，工作上班的人有多少業餘時間，況且有家庭，少不了還有家庭的瑣事。
記得不久前碰到楊忠明，老師也給了他幾方說：“不管什麽刻些就行……”
他馬上接受下來，楊忠明也夠有修養的了。
一個人利用業餘時間，一下就是幾方，一下就是幾方，要刻得好也不可能——沒時間，難怪刻得不好。
我想起陸明亮要來拜望老師，就對老師說：我有個朋友叫陸明亮，他說楊忠明刻印鈕是跟他學的，要想叫我帶他來拜望老師。
那時我已是老師家的常客了，與老師先說不先說知是無關緊要的事了，只是順便告知一下。老師當然也隨便我什麽時候帶他來啦。
一日，我帶陸明亮到老師家，陸明亮展示了幾方他的作品，老師照例對他誇獎了一番。後來陸明亮說起楊忠明是他的學生，老師也沒說什麽。可是，陸明亮對老師的稱呼卻使老師大爲不滿：他開口一個“巨老”，閉口一個“巨老”。老師反感起來。
老師說：“你不要巨老、巨老的，我聽不慣，你要麽就叫先生！要麽不叫也就算了……”
我一聽老師來了火，便對陸明亮說：“你是不好，老三老四，算是老師的同輩，還是小輩？我們誰見了老師都叫先生，你不跟我叫先生，什麽巨老、巨老的！”
陸明亮見老師來了氣，又受了我的責備，于是馬上改口稱先生。
後來陸明亮告訴我，老師叫楊忠明刻鈕次數多了，一次對楊忠明說刻十方鈕，爲他賣個好價錢，介紹生意。楊忠明當然高興。像模像樣地刻好了十方鈕，交給老師。結果老師去賣給了陸康。這陸康是老師最得意也是最有前途的一個學生，人在香港，學生中可能數他最有錢。這十方鈕的價錢還不是老師說多少就多少嗎！賣掉後老師給楊忠明錢時，楊忠明知道是賣給了自己的篆刻老師，吓得連錢也不敢拿。不過，陸康大度一點也沒什麽，後來還把留在國内的家具送給了楊忠明。這是陸康也像老師一樣知道楊忠明在生産組工作生活的清苦吧！
我也刻過幾方印鈕，我刻印鈕是愛好——不惜工本。一方一厘米多些的封門青印材上，刻了個鳳形博古鈕，刻了我整整三天的業餘時間，博古鈕的身上還裝飾了薄意羽毛，精細得很。拿給老師一看，老師連聲稱贊：“頭等、頭等！頭頭等！……是你刻的嗎？是你刻的嗎？”
我被吓得結結巴巴地答：“不，不！不是我，不是我刻的，不是我刻的。”我怕老師象對楊忠明那樣一甩就是六方八方的，我怎麽去完成呢？
“刻這鈕的人姓什麽，姓什麽？你說，你說！”老師追問着。
“姓張，姓張。是我的一位朋友。”我把作品移到我的一個朋友身上。在我的腦海中他身長體重都有，老師追問也不會有破綻了。
老師不追了，回頭半舉着這印說：“這鈕真好，上海灘上真有人才！”
我心想：其實這人就是你的學生，若你只刻一個二個，我一定爲你刻，但你經常十個八個不說，就是三個五個我也受不了，然而你又不是自己玩，你送的人太多了我沒法爲你刻。
這方印材後來爲楊曉珍刻了印送掉了。
在與老師的日常生活中，當然也少不了談些珍貴的印石之類的事。内中少不了談起田黃與燈光凍。
老師說：“田黃并非最名貴的印石，最名貴的是田綠，老師僅看見一方。所謂田綠也不是全綠的田石，而是田黃中有蠶頭般大小一塊綠色，此石爲某人所有（老師當時能述其姓名，我記不起來了。）
老師說：“田黃本來不少的，只是給乾隆皇帝吃掉了。那時科學不發達，田黃在田中掘得，不知從哪裏來，以爲是龍生的蛋。乾隆皇帝認爲吃了這龍生的蛋，當然不能長生不老也一定能延年益壽喽！所以，他每次下江南都要覓田黃，磨成粉吃。他皇帝做了六十年，三次下江南，這田黃都給他吃光了。”
老師的講法是上代的傳說，我想既不真也不假。因爲魏晉人就有吃石頭的風氣，可說是有此事而并非全真。
老師說他刻過很多田黃，過去每刻田黃都把粉收集保存起來，如有外傷出血，止血立效。
我在市場上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各地的石農把無色透明的印石叫法都不同。壽山人稱無色透明之石爲玻璃凍；昌化石農稱瑪瑙凍；青田石農稱無色透明的青田石（極少）爲燈光凍。
壽山與昌化的稱法并不引起我的意外，而青田的燈光凍引起我的意外。因爲從書上說：燈光凍的顔色如燈光，故名爲燈光凍。古時點燈皆用油，這顔色必然黃綠色，哪裏會是無色透明的呢？在我的思想上燈光凍就是今天的封門青，只是今天開採的方法與工具比古代先進了，産量多了，覺得不那麽珍貴了，而把古人稱作的燈光凍神秘化了，移向了更稀有的印材（印石并非透明即好，壽山、昌化全透印石并不是最好的印石，也不是最稀有的印石，只是青田石全透無色極少。斷手老余曾帶到江陰路花鳥市場來賣過一方，他說放在報上能清楚讀出下面的字，他怪我去得太晚被人買去了。）
我帶着這一疑問問老師，燈光凍是什麽顔色的？
老師的回答是：“泡一壺綠茶，倒在玻璃杯中，把印石放進杯中，印石看不見了就是燈光凍，看得見的就不是燈光凍。”
于是，我明白了古人所謂的燈光凍，其實就是今天的封門青。燈有明暗，石色有深淺，茶有濃淡。我想的與老師說的完全一致，與書上稱燈光凍亦完全吻合。
二十五老師去日本訪問
一九八二年是老師生活中重要的一年，春天去日本訪問，回來後又出版了老師的印譜——《安持精舍印最》。
老師要去日本訪問了很高興，他對我說：“日本人不忘記老朋友。”因爲他曾經在汪精衛僞政府中做過事，當過一個小官。
我問老師：“你當的什麽官？”
老師說：“什麽官，說起來是官，其實，還不是刻圖章，我是刻圖章的官。”
我想起了老師有一次與我談起上級派他去接待一個日本的畫家代表團之事：那時老師根本不知道日本的繪畫情況。日本畫家問他是北派呢還是南派？他說他沒有南派北派之分……語言又不通，有些地方真是笑話百出。結果，代表團總算搞清了他是篆刻家，可是他們搞不清爲什麽政府會派篆刻家來接待畫家代表團。可見他是在糊塗政府中當了個糊塗官，因爲是篆刻家，有事湊合湊合，沒事刻圖章。
老師一面說日本人不忘老朋友，一面又低聲對我說：“開放了，日本人又要來了，他們是做給人看的，來拉攏人心的。”
老師似乎又很懂政治了，但老師不管政治上的事。日本人要請我，國家又讓我去，我且先樂一樂，出出風頭有何不可！
儘管老師在共産黨手中一次勞動教養二年，解到白茅嶺；一次******被判五年反革命，七十歲的人生在囹圄中度過。批鬥、改造之中吃了不少苦頭。但現在平反了，原來的榮譽都回來了。不管什麽人，過去待他好不好都一筆勾銷。他的心情很好，他指着牆上挂着的《謙益》二字說：“這張玉筯篆的作品，這次到日本帶去送給東京博物館收藏。”
還一再談起日本二個篆刻家——小林斗庵和梅舒適與他要好，還十分尊重他，小林斗庵來信稱他爲“函丈”。
老師還問我：“你知道‘函丈’的意思嗎？”
我倒學過二年日語的，但沒學到“函丈”是什麽意思。心想“函”大致是學問、修養之類，“丈”指老年人。
總不外乎“老師”的稱謂。
老師說：“‘函丈’就是日本人最尊敬的稱呼！日本人‘函丈’還表示最客氣、最高級的意思。”
顯然老師也半懂而不懂。
去時老師一再說要把張頌華的圖章，介紹到日本。說是一個女的能刻得這樣好在中國歷史上還少有的。别人一個也未提及。但老師出示的作品就一枚印鑒，不知道老師身邊還有沒有第二個。
去之前徐雲叔來了，這是我唯一一次見到他。
這次老師不知怎麽爲我介紹起徐雲叔：“這是徐雲叔。”
於是，我向他點點頭說：“好啊！原來是師兄。”
徐雲叔帶來了他的印譜，這是蓋在一本畫冊上的印譜。我仔細地看了，覺得很好。
可是看着對面的徐雲叔，心中卻在罵他——混蛋，買到了王莽用的硯台，鑒定倒要請老師，制一張拓片老師挂挂卻不肯了。像學生的樣子嗎！
後來老師對我說他這次帶了印譜來，也是要求老師到日本後幫他向日本人介紹介紹。
我問老師：“你亦幫他作介紹嗎？”
“當然，當然！”老師一口答應。
我聽老師這樣樂于宣傳徐雲叔，當然什麽也不講了，只是覺得老師有些像小孩，一會兒氣得要命，一會兒又這樣樂于幫他到日本去宣傳了。
老師從日本回來後，身上摸出來一支筆是灌墨汁的，當時大家感到很新鮮。那時我在黃浦區文化館的書畫學習班，文化館要開展覽，我便請老師題一張潤例式的橫披。老師當時就用這支筆題的。老師題了《許培鑫篆刻》後，問我：“下面你要怎麽題？”我一想：贊美語！沒意思。老師稱贊自己的學生且能不庇護嗎？題上多少錢一個字？太俗！我又不去做刻字生意！于是對老師講：“就許培鑫篆刻好了，下面你具上日子和款就可以了。”
老師聽後說：“好，好！”就照着我的意思題了。
題好後老師說：“許培鑫，你一輩子吃不光用不完了。只要我陳巨來題了，你到外面去保證有生意……”
我根本沒想過吃篆刻飯，這話也沒放在心上。
老師那天爲我講了一則事：
他有一個早期學生，人在國外搞篆刻，生意很好，日子也過得不錯。回國看望老師時，閒聊中老師說他生意不錯是因爲有了老師的題款，沒有陳巨來的題款就不會有生意。那師兄不信也不服，認爲生意是靠自己刻得好，掙來的，與老師題字沒有多大的關係。結果像打賭一樣，回到國外把老師的題款收起來，沒想到漸漸地生意清淡以至沒有生意起來。他再次回國來看老師時便服老師了。
第二天托老師題款時，墨化了開來。去老師處，給老師看了。老師說：“這是因爲那支灌墨水的筆造成的。”
所以又重新題了一張橫的一張直的，這次是君君幫着磨的墨，用普通毛筆題的。
老師日本回來除了帶回榮譽外，實物也未見什麽。聽說小林斗庵送了一輛很好的手推坐車給老師，沒想到這輛坐車被海關上卡住了，不能進來，後來經多方交涉開證明，才同意領了，不過要檢查。老師又不知從哪裏聽來的，說是檢查要用鑽子把輪胎都一個洞一個洞地紮破了，來檢查鴉片。老師對我說：“你想，車子這樣檢查過還有什麽用，還能坐人嗎？”所以他便不要了，他當時很氣憤。
後來聽老師說：小林斗庵知道後也很氣憤，本來老師不要了，他也不會再花運費運返日本了，但由于這樣纔不要的，他也不願留給中國海關，於是，要這車退了回去。
老師回來不久《安持精舍印最》便出版了，老師說這本書的裝潢是最好的，是參加國際比賽的本子。
老師自己要了一百本，後來送得不夠又買了一百本。老師在給我的印譜前題了《許培鑫大兄指正》，我吓了一大跳，後來一想，這與老師說老師、譚金、我是“同窗學友”是一回事的。用的筆就是那支日本帶回來的灌水筆。
二十六《書法》雜志舉辦全國篆刻比賽
學習了篆刻的人，都非常高興參加《書法》雜志社舉辦的全國篆刻比賽，因爲那是打倒“四人幫”和******結束後的第一次，像新生事物一樣。
在那段時間裏到老師家去的人熱鬧了許多，是老師的學生都表示要參加。記得有一方指定要刻的是《春雨杏花江南》。
老師對這樣的比賽并不看重，他對我說：“是沒什麽意思的。”他有這樣的看法并不奇怪，在他看來你即使得了第一名也比不上我陳巨來，再說評委中人在他看來也不過是小字輩和學生一樣的所謂篆刻家，而從後來看到的也確實有不懂篆刻的人在上面指手畫腳。只是學生們看得很重，當時的報上爲吸引大家參加，說參加者都能有紀念品。
結果老師是經不了學生的鼓動，也算是爲學生關心起比賽來，不過他顯然是能免即免。最後确定了四個學生的作品由他出面囑君君送《書法》雜志社。其餘學生一律由自己郵寄。
送到《書法》雜志社的四人是：一、君君。他當然該送，他是老師當然的繼承人。二、蔡乃康，他是當時老師的代筆（代刻）人。三、張頌華，她有現在的女秘書一樣的地位，幾乎每天到老師家，什麽事都參與，每天下午老師聽書幾乎都是她陪伴的。四、陳某：他是名演員的兒子，父輩與老師有很好的關係。
過了一段日子，外界沒見動靜，我去老師家問起比賽事，我滿以爲四人都能得一等獎了，沒想到老師說他托大學生高式熊，高式熊來了一次，因他只有一張選票。他是評選委員會的委員，因爲是委員，所以只要他投誰，誰至少得個優秀獎。但他只有一張選票，來問老師四人中投誰。
老師說：“我想了想，決定囑他投張頌華，所以，君君也不會得獎，只她一個得優秀獎。”
我聽了老師的話覺得這不是什麽公平比賽，老師在尚未開獎就知道了結果。這四個人中也不是張頌華刻得最好！不過老師的決定卻非常英明：老朋友的兒子未得獎能有交代——君君也未得獎。另外你們三個男的去與女的争獎嗎？誰也不能開口。這樣一切舒適平穩，學生中不會有任何矛盾。張頌華每天陪老師聽書當然格外用心。
這裏我想要提一下高式熊。老師不止一次地說高式熊是他學生，我想這不會錯，篆刻比賽期間要他來，他就來了，要他投誰的票，他就投了誰的票。老師從未講高式熊圖章刻得好，但高式熊可能對篆文頗有研究我倒是聽說的。
那是上海博物館曾經整理一批舊圖章，有很多圖章中的篆文沒法識。博物館印後發了一份給老師，老師也給我看過，我是一個不識，而老師也識不了幾個。
當時我問老師：“不認識的字怎麽辦？”
老師說：“不要緊，我可以讓高式熊去識，他要是也識不出，我就退回去算了。”
我想老師沒給徐雲叔只給高式熊，可能是徐雲叔印刻得好，高式熊對篆文研究得深吧！
老師回過頭來對我說：“許培鑫，你要記住不要刻人不識的字。我陳巨來一輩子沒有刻過一個人家不識的字。”
老師同時又教我：“《漢印分韻》、《六書通》等等書上都會有錯字，不是個個能用的。特别是《六書通》。若叼一些字讓編者離開了《六書通》去識，他也會不識的。只有《說文解字》才沒有錯，若它錯的亦作爲對的論了。”
篆刻比賽時期，在報上果然看到有不懂篆刻的人在上面指手畫腳：曾看見一篇贊美《葉落歸根》一印的文章，這文章好像記得還是一位名家寫的。内容是這印好，好在什麽地方呢？好在葉上吊，因爲樹葉總是長在樹的上部的；落鋪滿一格，因爲葉子從樹上落下，總是滿地皆是喽；歸字單邊，爲什麽呢？因爲歸總該有個方向性的，家不能不認得，得有個去向；這根嘛！意思大致是下面要象掃帚一樣扒開，扎在泥中，以示牢固。這名家的評論真是妙不可言，篆刻的布局不以疏密論而以字義論。學到那時尚屬初次聽見，真是聽君一席話，少讀十年書。
我要是買方印材來，不動刀就蓋一個印給這位篆刻家看，不知他識得我的印否！我的印是“天地玄黃”。天上了天，到了上邊綫裏面去了；地當然也就在地下，在下邊綫之内；這左面“玄黃”二字是什麽意思呢，看不清，最徹底就是沒有，沒有你還能看見什麽呢？當然徹底“玄黃”了。你看可好？不過我不知道當時比賽的評判標準是這樣的。
傳統的印章重在佈局：也就是章法，有言要疏可跑馬，密不透風的，又稱要取得不對稱平衡的，也有說要有疏密，但疏密要有呼應。老師教我們還多了一種——勻。勻就是無疏無密。從哲學上來講無疏無密就是有疏有密。疏密就是對立，呼應就是統一，取得平衡。
而那位名家的高論實在不敢恭維。難怪一九八三年第四期【篆刻專輯】中有不堪入目的作品也得了獎。張頌華的得獎是因爲高式熊作爲評委委員投了她一票，高式熊是因爲老師的叮囑，老師又因爲張頌華能經常攙扶老師去聽書，老師是因爲覺得女的照顧要比男的更仔細，況且學生中也沒有一個男的每天有空陪老師去聽書。
老師說：“錢君匋一個人硬要保三個學生得一等獎。”
我說：“那麽你也設法保幾個學生得獎嘛！”
老師答：“錢君匋他一會兒到這裏，一會兒到那裏。還親自去了蘇州。我哪能行啊！”
我也就不響了。
篆刻比賽中不服氣的人大有人在，老師總要大家看開些。雖然是好歹不分，然而用石伽老師的話來說：“藝術這東西的好歹是不能用尺來量，也不能用秤來稱的！”
但是，得獎總還是得了獎，謬論多喊喊總是有人會聽的，曾參的母親聽人三次說了曾參殺人也會坐不住屁股。
文革中又經常用到的一句話——謊言說一千遍就變成真理。是大家熟悉的事情。那位名家完全可以不用臉紅，只要多喊幾遍，謊言就成真理了。
話得說回來，得獎作品中確有好作品。我說的是比賽好歹不分，不是沒有好作品。那麽哪些作品是好的，哪些作品是歹的呢？我想只要你懂得了區别好歹的標準後，看一看哪些是符合藝術標準的，又能給人以美的精神上的享受的——這就是好作品；反之當然是差的或歹的喽！
篆刻比賽結束後一等獎獲得者陳輝拜望了老師，我正巧碰上，他刻得很好，老師也稱贊了他。
他自制的一本小巧的印譜，打了不多的印，顯示了他的精思。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二十七陸康與徐雲叔
老師最得意的學生要數陸康了，陸康爲人隨和，人居澳門。但那時學生們不把澳門另稱，都習慣地一律稱作香港，況且，來時都從香港過來。陸康在藝術上多有建樹，待老師特好，深得老師器重。
陸康跟老師學成後，收有二個學生——謝家林和楊忠明。一天陸康與謝家林走過某處，見一斷手斷腳的人也在刻圖章。一是感到好奇，二是感到此人不容易。便走了進去。大家一聊，原來那斷手斷腳的人竟是迷上篆刻的自學者，正苦于無人指點。便一心一意要跟來人——陸康學習，要拜爲師傅。連稱陸康爲爺爺。陸康爲他的毅力而感動，也見他誠心誠意要學，于是收爲學生，還常常上門施教。這斷手斷腳之人就是蔡天石。
由于陸康的關係，蔡天石亦去拜見過師祖巨來老師。蔡天石開業篆刻，老師還爲他題寫了潤例。
老師平反後，陸康從香港回來看望老師。湊巧那時蔡天石要求師祖能與他一起照相，老師說：“你要照相很好！這幾天你老師也正好在上海，你與老師約定日子一起來，照在一起。”
沒想到蔡天石這幾天就是不來，待他老師陸康回了香港，他到師祖處要與師祖一起照相。老師對我說：“我勉強與他一起照了。蔡天石心地不純，他老師在，我囑他與老師一起來照相，他不來。他老師回香港去了，他馬上就來了。他想中間甩掉他老師，想寄名于我的名下。”
我一聽當然也不舒服，一個人在要老師時稱呼老師爲爺爺，學了些，自覺翅膀硬了便想甩掉老師，不像是個心地真實的人。便對老師說：“像這樣的人，你今天與他一起照了相，有一天他也會把你甩開！”
老師說我怎麽這樣憨！說：“他學篆刻，甩開我還跟誰？當今世界誰篆刻的名氣還能比我大？”
我一想這話倒也不錯，他抛掉老師跟師祖，再抛掉師祖還能跟太師祖嗎？再說他若抛掉了師祖便失去了師承，這在中國是行不通的。
不過後來蔡天石作爲一個搞篆刻而能自力更生的殘疾人，在鄧樸方的關心下大爲走紅時，我看到書報雜志上對他的介紹中只說是自學成才，沒見過他師從陸康，也有刊物說他受陳巨來指點。他誰也不靠了。那時老師已經去世幾年了。老師的在天之靈恐怕是不會知道這些了。
老師另一個高足是徐雲叔。老師《安持精舍印最》後面的印話也就是他代筆寫的。他大約在我們那時接觸的師兄弟中可算是最早的跟老師的大師兄了。因爲老師談到他就是這樣開口的——你們大師兄爲我代刀了十五年……。
徐雲叔與老師的關係說好難，若說差也難。我只能談一些我知道的罷了。
徐雲叔曾經在黃陂北路（見前文所說）的古玩市場上購得一瓦硯，根據落款以及收藏人的姓氏是東漢王莽所用硯台。徐雲叔僅以三十元的價格購入了此硯，但他不能斷定真假。于是，拿到老師處請老師看看鑒定一下。老師見後說不但真，而且好。無論文字的風格與製作都與東漢風格相合，收藏的人也都有考。可說字字流傳有源。徐雲叔當然高興，三十元人民幣能購得如此堪稱國寶的事物，自然喜不自勝。
過了些時日，老師越想越覺得此硯好，況且學生蔡乃康又善制拓片。於是，待徐雲叔再次來時，便對他說想借以拓一拓片作欣賞。徐雲叔當時同意，可是，遲遲不拿硯台給老師作拓片。老師忿忿不已，知道是徐雲叔不肯，與我說起此事不止一次，每次少不了歎息。
可是，奇怪的是老師要到日本去訪問了，徐雲叔得知後到老師處來，還帶來了自己的印譜，要求老師帶往日本宣傳宣傳，老師滿口答應。那天我正好碰上。見他們師徒倆談得還挺親熱呢！
後來徐雲叔去美國，老師對我說，徐雲叔到美國去都是老師幫的忙，他是通過他美國的叔父走的，而這是個西貝叔父，不是生來就有的，是老師因爲他要去美國而想的辦法幫他介紹的。我也未問老師心中的氣是如何消去的。
徐雲叔去美國後，不但老師覺得可惜，還對我說某副市長也說可惜，說他篆刻好，字也寫得很好，在國内應該是有很好的前途的，現在去了美國當然不會再有國内的前途了。他單位也覺得很可惜。好象徐雲叔去美國前是在友誼商店工作的。
二十八老師的治印和代筆
老師治印可以說很早就有代筆了，他自己也從不諱言。說徐雲叔代他刻印十五年，一分錢也沒給他，也是給他多了。老師的意思徐雲叔之所以今天成爲篆刻高手，與外界知道他爲老師代筆是分不開的。一個學生能爲老師代筆是老師對他的認同與愛護。另外，老師認爲凡是老師所篆，經過老師指點與修正的印，老師認同的，都應該算老師的作品，書畫如此，篆刻也如此。這種觀點是與傳統一致的。
據我所知先由徐雲叔代刻，後由黃志毅代刻，再之後便是蔡乃康，當君君（外孫孫君輝）能接上手時就都由君君代了。一次新春在博物館展出的幾方印，其中有一方是我看着老師指點君君刻就的。爲老師代筆其實也不難，老師常把一些應酬章，或普通人求刻的印章隨便吩咐學生刻的，對一些有地位的人則是自己刻的，還有一些是介于二者之間的——由老師篆稿，學生代刻，再經過他看過，修正。這種印老師強調是他的作品，等于說是借了别人的手由他刻了個印，在傳統中也作爲本人的篆刻作品的。這一點從現代的觀點來說也說得通——借了一隻機器手。
老師生活中最後一段時期是由君君代刻的。君君刻的印與蔡乃康刻的印有一個最大的不同是：君君刻的是由老師篆的，刻後還由老師指點着修正。而蔡乃康刻的是由他獨立完成的。也就是說君君刻的倒是真的，蔡乃康刻的倒是假的或一半是假的。
爲什麽呢？因爲蔡乃康是學出世後，老師顧及他生活困難，拿錢代刻的。當然老師不會爲蔡乃康篆印稿，更不用說邊看邊讓蔡乃康修正了。君君是剛能刻就代刻的，又是外孫，特别關心，精心培養。老師對君君的培養可能類於黃志毅，要培養得十分像自己的。是接班人的培養，情況不同，也就不同對待了。
據我所知蔡乃康只代友誼商店來的生意。
老師說：“蔡乃康這個人極壞！圖章倒刻得好的。”
我問老師：“他壞在什麽地方？”
老師說：“他一來就問圖章有伐，圖章有伐？腦子裏一天到夜是鈔票。我是看他沒工作又有孩子，生活困難，挑挑他，讓他賺兩钿。他卻盯牢子有伐，有伐！有自會給他的。”
顯然老師友誼商店的活也不多。被蔡乃康盯着：“有伐，有伐？”有點反感了。
老師說：“我友誼商店挂牌一百元一個字，還有生意。錢君匋只有二十七元一個字，照樣沒有生意。并且我與友誼商店四六分成是我拿六，友誼商店拿四。，這是最高的分成了，沒有一個人能這樣分成的！”
我問老師：“那蔡乃康爲你代刻拿多少錢一個字？”
“我給他五元錢一個字。”老師答。
“什麽，你只給他五元錢一個字？”我有些嫌少。
“怎麽！我給他五元錢還少嗎？我不給他錢還多呢！我是看他生活困難才給他的。”老師繼續說，“學生子不代老師就不出世，代老師是老師看中他，也是他的福氣。徐雲叔爲我代了十五年，我一分錢也沒有給他，他現在外面多有名。”
我被老師這麽一說，也就不響了。心想：少也確實不少了，我單位中做木工一天八小時工作一個月也只有四十八元五角的工資。他一個圖章就得二十元。若我刻起來最費時的元朱文，一個一般大小的印，最多也只四個小時就足夠了。一個月有三個五個貼補貼補比我的工資還多呢！
在後來的一段時間中，我覺得蔡乃康會鑽營些，可能老師下意識地感覺到了，故說他人極壞。但老師講話常常是二個極端，究竟如何壞老師心中一定有數——不過如此而已。
蔡乃康刻後的印蛻老師給我看過。他好象擅于滿紅印及漢印。
老師也叫我代過印，記得好像是老師鄉下來的親戚，可是我沒有刻這方印，爲什麽呢？因爲我是業餘愛好，時間自己用還不夠，常常刻到深夜二點鍾才睡覺此其一；其二呢，我那時正對鈕式發生興趣，正在探索鈕頭。草草了事，怕老師會不高興；其三，心中還有些彆扭，不相信不代就不出世——老師在獄中收我這個學生時說：“齊白石說的‘學我者生，似我者死’。”代筆不是要我越似越好嗎？
所以那方印我沒有刻，第二次去時老師的鄉下親戚已經走了，老師大約也忘了沒提刻印事，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從對老師代刻的方便看起來，陸康肯定也代過不少。一是他是老師最鍾愛的學生，二是老師可多聽書多看戲了。
從我出獄跟老師學印後一直未見老師刻過印，初時只見老師寫過一篇隸書的書法作品，老師說是市裏某某人要他寫的（姓名記不起了）。平時老師篆印稿倒是常常看見的。
有一次聽老師說起四方印，也不知是什麽四方印。老師說某人是看他刻起來的，而某些人硬說他現在已刻不動了，是别人代的。老師說時好像心中有氣，像真的一樣。再說他一般什麽都不騙我。可我想這是用不到申辯的，可以“就在這裏跳舞吧！”我當時當然唯唯諾諾啦。可是聯想起從未見老師刻過印，總想看一看，證實一下老師現在到底能不能再刻。
我特地磨快了刻刀，拿了一方青田石問老師：“這邊款切刀應如何用刀，如何刻？”
老師用手做了個拿刀的樣子，随後把手一搖一搖地說：“喏！就這樣刻。”老師萬沒有想到我身邊立刻拿出了一把刻刀與一塊青田石，遞到老師的面前說：“老師！你刻幾個字，不管什麽字，示範給我看一下。”
老師看似有些爲難了，但還是接過了石頭和刀，用刀在石頭上一按，手一搖，立即說：“唷！鈍刀，鈍刀！不能刻，不能刻！”
“怎麽會是鈍刀呢！這是我特地磨起來的刀，一個字也未刻過！”我争辯着說。
老師一看蔡乃康在旁邊就說：“蔡乃康，你刻給他看。”說着把刀和印石遞給了我。
我看了心裏明白，但面上不能說不要看了。我把刀與石頭遞給蔡乃康，蔡乃康刻了“許培鑫刻”四個字，我還裝得挺認真。他一面刻我一面看着：“嗯，嗯……原來是這樣刻。”
蔡乃康的邊款刻得也很好，但與我所見黃志毅刻的顯然不是一路，或說不是一鍾風格。黃志毅學老師極像，蔡乃康像我一樣反正一刀一刀地切，至于像誰，想也沒想過，若有人一定要問個像誰，那只能說像自己！
我也請老師刻過二個印，一方是自己的名印，另一方是一個姓鄂朋友的姐姐要到美國去，請老師刻一方給她留個紀念。
我明知老師已不能刻了，那麽爲什麽不自己刻呢？這因爲：一、這樣刻出來的印總算是老師的作品，自己刻就少不了自冒的說法。二、作爲與老師一起服刑，平反後又一直跟着老師的我，沒有一方老師爲我刻的印也說不過去。三、送人我輩是買不起名貴印石的，偶爾得到好印石又不捨得送人。只是普通的印石，若又不是名家所刻，則顯得禮太輕了。
君君代刻，老師與君君都不避我，一次君君所代作品給老師指正時，我問：“老師，我的二方印也是君君刻的吧？”
老師也很坦率說：“不過是我篆的，他刻好後經我看過，再囑他修過，這要算是我的。”
儘管我早就有數我這二方印是君君刻的，但我沒有一點不樂意的，這是老師親手給我，又是老師花了精力的作品，還有什麽不滿意的呢？
其實，老師從獄中出來是否刻過印，我不敢斷定，從我去老師住處的一九七九年開始，可以說老師已經不刻了。從那時起一直到老師作古，凡求老師圖章的人，拿到的都是君君刻的。老師不會花錢囑蔡乃康刻。友誼商店來的生意才是蔡乃康刻的。
二十九老師對我的培養
老師對我的培養可以說：一是毫無保留，二是很有些心思的。
在獄中分分秒秒在一起，老師只我一個學生，也可說只有我一個親人在身邊。不管你問到哪裏，他都講給你聽，不但無保留而且凡是老師自己想得到的都主動談給我聽。一直到談天說地再到幹脆說書。我與老師同獄，時日雖短短一個月還差幾天，但這是什麽日子，抽象的篆刻法可說沒有不談到的。
具體的說——我刻了一方肥皂印；學寫了老師所寫的篆文姓氏；畫了幾方印算是創作；也照着報紙上的印印了些，算是臨摹。不過，真的用刀刻印石則一方也沒有。
出獄後，到老師家可說是重新學了，那也就是有條件了，具體了。老師首先囑我買的是孔雲白編的《篆刻入門》，囑我臨摹裏面的漢印。後來又臨了些秦印。當古籍書店出了《說文解字》又囑我買了，老師說：“《說文解字》上的字沒有錯的，錯的也要作對的論。”
初學臨摹漢印有些煩了，問老師：“刻圖章就這樣一分四地刻嗎？就這樣呆嗎？”
老師說：“刻圖章就是要越呆越好！”
我簡直不能相信，像老師說越呆越好那我就呆吧！照着老師說的呆且呆下去。
沒多久，老師見了我的圖章說：“你刻的圖章怎麽這樣呆？刻圖章要活，要有借讓。”
我真的呆了。這圖章就是要呆明明是老師的教誨，而且還說越呆越好，現在怎麽又嫌我呆了呢？可我從未見到有學生與老師争辯的，哪怕是玉嫦姐與她的丈夫從來只是服從的。所以我也不争，心中想對了現在你說對了。刻圖章怎麽能越呆越好呢？要我刻得呆，只是基本功，要我的刀聽話，要練到要怎樣就怎樣。現在基本功差不多了，便要我刻得活了。
以後一段時間老師囑我刻滿白，刻了一段時間我産生了懷疑，便問老師：“你的圖章就這樣死嗎？都刻成滿白便算了。”
老師一聽說：“什麽！我的圖章死？我的圖章最活。我不但元朱文第一；我的白文也是第一。我白文中有圓有方，有圓中有方、方中有圓，變化無窮。我給你的印譜你怎麽不好好去看？”
說實話老師給的印譜我怎麽不看呢？可是不經老師指點，象瞎子一樣。只覺得老師的印譜中圖章比我刻得好看，而自己刻出來的東西就是與老師兩樣。可爲什麽兩樣卻一點不知道，只可以說叫做熟視無睹。老師一點，再去看，看出東西來了。才知道了什麽是外圓内方，什麽是外方内圓。以後我臨了些老師的印，同時也臨了老師的元朱文。老師說：“元朱文要圓，要疏密得體。”老師說的疏密得體，就是疏密要有呼應。
我被老師罵過狗屁。那是老師通過張素心介紹我到胡亞光處學畫，我說：“初次拜老師見面，我爲胡亞光老師刻方印好伐？”
老師很贊同說：“好！”
我回家刻了一方我最拿手的元朱文“亞光長壽”，到老師處，遞給老師看，老師拿在手上一看就說：“狗屁，狗屁！你怎麽刻圖章刻到現在還不知道元朱文要搭邊？”
我彆扭極了，說不好，不說也不好。不說吧！那是根據老師印譜中一枚《江南吳氏世家》刻的。說吧，沒人在老師面上争辯過。
玉嫦姐正好在場也聽到，她爲我開導說：“你還好，算給爹爹罵得少的，罵得最多的要算蔡乃康了。”
老師說：“學生不罵不成器！”爲自己罵人找出了理由，不過像我這樣的人，聽到這種罵聲根本就沒把它當作罵人。只覺得是嚴肅的批評。罵人——自己被别人批鬥時，才被罵得狗血噴頭呢！
我當時還是沒有說這是仿老師的《江南吳氏世家》所刻，反正刻印是我業餘的愛好，重刻一方算了，不刻“亞光長壽”也要刻這刻那的。于是又重新仿漢印刻了一方白文“亞光長壽”。經老師認可後，去胡亞光老師處贈給了胡老師。
我經過老師似乎有些矛盾，其實并不矛盾的教誨，終于掌握了篆刻的真谛。
一天，老師見了我的圖章對我說：“許培鑫，圖章刻到這樣，也就算是可以了。但是你要知道，記住我的話：圖章刻得再好，沒人捧是沒用場的。沒有吳湖帆、張大千就不會有我陳巨來。再說我號稱刻印三萬方，其實哪裏有這許多，我真正刻的印不過三千方，而真正刻得好的也不過三百方。”
我毛估估刻三萬方，一天刻二方要刻四十年，成名後還會這樣不斷地刻嗎？況且與老師教我們一星期刻二方已足夠的教誨也不符。
老師對我講的話實在知心，我的熱淚在心中翻滾。
老師與我說了這樣的話，我覺得老師是要我今後的道路自己去闖了。其實我從小一直喜歡的是繪畫，我之所以會學篆刻是因爲在獄中巧遇了老師。平反後我想學國畫。可是哪裏能去找一個像老師一樣貼心的師傅呢？于是我決定先學篆刻，以後再學繪畫。
現在聽了老師的一席肺腑之話，在激動之餘也向老師傾吐了想學畫的願望。沒想到老師很樂意爲我介紹一個老師，他要求我下次把自己繪的東西帶些來給他看看。
那當然使我高興，我在家中自己臨摹的畫稿中挑了些畫出來，不過那時畫的不是山水，是花鳥爲主的雜畫。
我幾乎不出二天，帶着畫到老師處。老師一見我的畫，一面看一面說：“對，對……”看完後說，“都對，都對！你現在圖章不要刻了，你繪畫，我希望你成爲一個大畫家。”
希望我成爲大畫家卻叫我圖章不要刻了，到底是捧我還是辱我；見了我的畫不說好、只說對，我的畫少不了都是臨摹揚州八怪之類的名家，構圖上錯不了，不是自己的創作，只是依樣畫葫蘆。
“我給你寫個地址，你去。”老師說着，一面寫好了地址，“就在這裏過去點，王家沙就是。他弄堂口有一挂牌的婦科醫生的便是，你找到他就是了。我已與他說好了你去跟他學。”
老師當時姓名地址都寫了，也告訴了我。（現在都忘了）
我一聽顯然不滿意。與我心中想的太遠了一些：我想的是老師經常說起的，他所要好的畫家——程十發、劉旦宅等。給我介紹的老師怎麽不是他們而是一個從未聽說過的人。又想，倘張大千在國内的話老師大約也會介紹我給大千作弟子吧！
我根據老師給我的地址找到了他，一見是個與我年齡不相上下的中年人，他很熱情地接待了我，并且當場示範畫給我看說：“喏！就這樣畫竹葉，嗒一撇，嗒一撇……”
我聽他也說不出什麽來，看他手下的畫，心想我與你大家上小學時也許你的毛筆字還不如我……。
他對我說起了他的老師：“劉海粟是我的老師，我是跟劉海粟學的。”
我聽他一提劉海粟更覺不對了，劉海粟與老師是一個輩份的藝術家，現在我與你年齡也差不多，你是劉海粟的學生，我是陳巨來的學生，怎麽叫我跟你學畫？你爲什麽不跟我學篆刻呢？
回到老師那裏，我就對老師講：“老師！那人年齡太輕，我不想跟他學。我希望找一個年齡像你差不多的人做老師。”很高興我的要求老師又同意了。
老師說：“那好，讓我想想，以後再說。”
當我去了不幾次以後，老師對我說：“我幫你介紹一個好老師，叫胡亞光，年齡與我差不多，是張承宗的親家。”
我一聽說年齡與老師差不多，又是好老師，當然是畫好喽！一定是個老畫家了。雖然不是程十發、劉旦宅，也總是個老畫家了。
我曾問過老師國畫國内現在誰畫得最好？老師說是劉旦宅；問現在活着的人誰字寫得最好？老師說大字胡問遂最好，小字任政最好。只是任政的字寫得太多太濫了。老師又說畫家中最相好的人是程十發。所以，這次我非常高興。老師說：“等我與張素心約好後囑她陪你去，給你地址你找不到的。”
我想老師你賣什麽關子，你給我地址會找不到嗎？不過由張素心陪我去這還有什麽不好呢！
我在老師家見過張素心多次面，老師也說她是學生，可沒見她刻過圖章，也不與老師談圖章事，與老師、玉嫦姐所聊都是生活瑣事。當時玉嫦姐曾說：“張素心現在大約在談朋友了，所以不常來。”
學生中張素心還算是熟悉的，那是怎樣約好的我也忘記了。總之，我們是老西門車站碰的頭，她好像也住在老西門附近。那天她還帶了一個男的，那是她要介紹給胡亞光老師學畫的。記得我們三人是一起乘二十三路電車去的。
跟着張素心走到了海防路某号，真沒想到上了某号的樓，竟然象十八街胡同一樣，張素心帶着我們轉彎抹角地走了好一段，才到了胡老師的家。
在胡老師家張素心像是一個養嬌了的女兒一樣，當我與她帶來的朋友把所帶的畫給胡老師看過後，她一定要問二個人誰的畫繪得好，胡老師說一樣，差不多。她不依，一定要胡老師分個高低。胡老師被她纏得過不去，才說她帶來的那位好些，于是張素心滿意地笑了。
其實，我與他難比。因爲我出示的是毛筆畫的國畫，他出示的是鉛筆畫的西洋畫——素描。從我多年與魏景山的接觸來說，也可以說不是個西洋畫的外行，看來他也是一個需要拜師學習的人。
胡老師有二間房，一進門大概算客廳或算畫室，左面挂着張大千的山水畫，右前方挂着一張鄭板橋潤例的拓片，中間是一張大桌——可能是畫桌。胡老師還和我們一起欣賞了鄭板橋的書法。
張素心象在自己家一樣熟，要老師把給她畫的肖像拿給我們看看。胡老師尚有些猶豫，張素心已領我們到裏間去看她的肖像了。
原來胡老師給她畫了肖像畫，這是一幅中西合壁的肖像畫——是用國畫用品，西畫方法繪就的。上面題滿了大家的贊語。記得二點：其一、當時評論下來是老師陳巨來的行書最好。其二、胡老師的題字是——彼美女兮！西方之人也。此外題字的有劉旦宅或程十發等人，記不清了。
最後，張素心要老師把發表她作品的日本某雜志拿出來，讓她獻獻醜。張素心說這是胡老師幫他介紹到日本去發表的作品。張素心在胡老師家與巨來老師家完全是兩個人一樣。
遺憾的是我到胡老師家拜老師就此一次，爲什麽呢？首先是正如老師說的——給你地址你也尋不着，所以要由張素心陪着去。現在去是去過了，可我根本沒有太好的記憶天分，自知自己去是肯定找不到的。其次再要請張素心陪我去的話，怕有意外想法——彼美女兮！西方之人也。儘管我纔結婚，家有漂亮的妻子，但這不能說，也必須注意的。
張素心也正如玉嫦姐所說的那樣來得少了。我正尋思不出一個好辦法，等機會的時候，老師突然去世了。
巨來老師去世了我必須送行。每年周年連續去了四年。第四年，玉嫦姐不做周年了我才不去了。而胡老師什麽時候去世，我到今天也不知道。他的去世一直到我到石伽老師處求畫才知道。
我把我從師胡亞光的經過說給石伽老師聽後，石伽老師說：“胡亞光好像已經故世了，你說的情況大約是他晚年的事了。張素心我一點也不知道。”
爲此石伽老師大慈大悲收我爲徒，圓我學畫之夢，至今已六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