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又在有意无意间了解到一些有关老先生的信息。诸如，先生在解放前曾担任过县政府助理秘书、督学等；他是当地名人，大家都尊称他为“延午先生”，每当乡间有红白之事，必延之上座，请他主持仪式，书写对联等；在本地有名的一些名胜仿古建筑上的都有他的墨宝……
再后来，我又从一些相关资料得知，延午先生一生勤勉俭朴，亲和乐观，数十年间为乡亲代写书信无数，在本地有一定的影响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已是暮年的他，得以重新释放生命的异彩。他为本镇的公益事业建设竭力奔走。他为保护和修建八角楼等王台革命历史文物，积极提出建议，并全身心参与；他为倡建越王台和思乡亭，不遗余力，并告功成；他倡议编写《绿色金库——王台》一书，并提供了不少宝贵的资料；他为重建心安寺、庄感观、基督教堂等宗教场所，不辞劳苦，并想方设法延请了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题写“心安寺”寺名；他为王台黄氏宗祠修整族谱，建议修建王台黄氏宗祠，苦口婆心，不计报酬，终被族人公推为黄氏宗祠理事会名誉会长直至终生。（摘自黄睦平的《午夜楼诗文》序）?
追寻老人生平事迹，让我思考了一个长期困扰我的问题，即有关“乡村文化的存在状况问题”：
在中国传统社会，皇权通常只达县级，乡村相对自治。在乡村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里，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且自足的“乡村文化”空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生态系统中，士绅们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1949年后，乡村自治的格局遭受到了彻底的颠覆与改造，“乡村文化”得以发挥作用的空间被极度压缩。只有到了上个世纪末，随着中国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乡村文化”得到了一定的喘息空间，那些从小成长在旧社会，对乡村文化的基础构成要素（如诗联、书法，习俗、规矩等）有一定掌握能力的人，重新得到了施展的机会。
像黄延午老先生这样的人，就是一个乡村文化的杰出代表，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最直观且有机的中华文化传统的存在方式。而从1949年后出生的中国人，即便是在农村，由于从小所受的教育以及社会结构的改变，他们对“乡村文化”精髓的掌握与前辈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而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从小生长在文化资讯发达的环境中，他们向往城市生活，“乡村文化”对他们没有吸引力。随着打工潮的出现，乡村文化如同乡村的田野，越来越显得荒芜。因而像黄延午老先生这样的人就是乡村文化最后的绝响。随着他们的逝去，那些千百年来形成的乡村文化传统也已经渐渐地消散于无形……
而作为一个在城市与乡间、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徘徊的独行者，我能够看到了乡村文化这最后的一抹亮色，如同看到黄昏时天边最后一抹返照的余晖，幸耶？不幸耶？我不知道！
仅作此小文，以籍怀念。
再粘帖一些先生的作品：
再粘帖一些先生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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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几个中书网的回帖：
临言先生：
看这样的描述，有种说不清的情绪。
民间最是崇信“有用“性。有钱盖大庙，没钱盖小庙。除此之外，一切都可商量。”庄感观”，以观为名，当然是道观，有别与寺庙的佛家。黄先生题词“庙貌重新朝鲤岫”，佛道不分，道士也不介意。观楹联训诫善、恶主题为主。这些宗教其实已经远离了原本教义，成为地方民间文化民俗的一部分。自生自发自长自亡的自化文化圈。很希望能接触到这些。十年来自助驴行的人很多，想来他们对此都会喜欢吧。不过不在那个地方住几个月是感受不到这些的。即使是当地人不是有心也无从知晓。从这个案例上 看，也许首先的问题是架设一个文化的信息渠道。这点又很矛盾。地方人熟门熟院，却只见利益难以明晰其中要害。专业人士对此却很难有钱有闲有精力挖掘记录。
黄先生喜欢他的篆刻。
虫甬：
“ 民间最是崇信‘有用’性”，对此很有同感！我周围就有许多人，即拜佛，也求神，甚至是不入流的“大仙”也很“信”。他们祈求的动机十分明确且具体，如丈夫生病、儿子高考等。同时他们还会许愿，如兑现，即还愿；如不兑现，则可能产生惠怨。当然了，下一次还求。哪里更“灵”，就到哪里去！
在乡村的寺庙、道观很少有专职的人员，专职也不见得专业，所以不仅求神拜佛者，就是那些活跃在道场、庙会的组织者、参与者很可能都是同一拨人。
现今的当局似乎也很重视传统文化，但他们的关注点其实在“物”，即所谓的“技艺”；而我对传统文化的关注重点在“人”，即由中华文化精神中孕育出来的精神个体，他的产生及蜕变的过程等。当然了，这样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自身”存在问题的感受与思考的结果。有些诡吊的是，个体与整体的存在命运其实颇相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