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命的生机与活力”的表现就是书法的内容
“蚕头燕尾，一波三折”是在儒家中庸模式下的主观规定中的一笔，但它却把“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老子）这一辨证思想用笔墨气息演绎得有声有色、酣畅淋漓。坎为水，离为火，“火动而炎上，水流而润下，兴云而为雨。”二者相连组成可以相互转化的既济—未济两卦，两卦的性质由离决定，是火在烹水，使之沸腾而既济，“既济”是《周易》的中心。孔颖达《周易正义》：“水在火上，炊爨之象。饮食以之而成，性命以之而济”；《周易》的循环论认为：事物的发展变化尽管无穷无尽，但也是循环的，虽然没有尽头，却随时有尽头；《易经》的目的就是引导人们防患于未然，化险为夷，趋吉避凶；以合于既济的正道而吉利，能变未济而既济而吉利，并凝定于既济。事物都不断向着反面转化，既济必然转化成为未济，再归于既济。这就是“初吉终乱”，“终乱”既是“初吉”的必然发展，还会再衍化为“初吉”，并凝定于“初吉”。因此，处于坎—离两位的笔画要有颠倒错乱之象，颠簸厮磨之趣，说明由未济正在转化成为既济，尚未达到既济，因为，一旦达到既济，就会立刻“由盛而衰”。这一笔表现了能变未济而既济的时刻而吉利，将是“无咎”的，同时也在暗示着生命的轮回。对“生命的生机与活力”的表现就是书法的内容
为什么隶3没凝定于既济呢？从既济之道讲，隶2的长笔表现了“飞龙在天”的天德和水性的汹涌，是既济之象。隶2以此来体现“蔽于天而不知人”的庄子思想。隶3本着“以人为贵”、“天人有别而相参”的“仁德”理念来设计。汉武帝刘彻在《秋风辞》中有：“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之句，于乐声悠扬时想到乐极生悲。物极必反是自然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事物一经发展到极端，就意味着向相反的方面转化，变成另一事物，这样适中的状况就会因事物质的不稳定而被破坏。因此，要维持定位的中庸境界，就不能不警惕“否极泰来”的“时”。“见几而作”，使“凶”改造于萌芽之中，使“吉”得以顺利发展。孔子以“礼”作为适中的标准，“过犹不及”所强调的无“过”与“不及”，从而恰到好处的思想方法，也包含着求正求宜，反对偏颇防止极端的合理成分。“蚕头燕尾，一波三折”在力图通过去“过”与“不及”来维持适中，其阴阳刚柔已处于和谐状态，则应当守节而静，它强调的是以节度之举去阻止“否极泰来”的发展。《易传》认为“节”而“静”，是“和”而“定”的基本条件，定位的和谐就是通过各守其正、节度适中的个体的“止”去体现与实现的。而且对“否极泰来”的逆转，采取“宜”而“止”的节度之举，也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上策。《易传》认为中庸的极高境界，或定位的关键就是“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能危而不失信念，乱而不变操守，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不失其乐观，坚持“否极泰来”。所以，对于“蚕头燕尾，一波三折”的逆转，隶3表现出了早辨早为的“几”、动静以时的“节”、安不忘危的“惕”，并以其来阻挡“否极泰来”的“势”，从而，表现了儒家的中庸理想，也反映了中庸定位式的思维特征。(几：即事物发展中最初的苗头或症兆。)对“生命的生机与活力”的表现就是书法的内容
汉代人对阴阳八卦的心领神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果敢与自信，并直接转化为充满着热情的笔的力量，笔墨中已没有那种恭顺的细腻。隶3将爱的节奏作为内在的驱动，并贯穿“蚕头燕尾，一波三折”中，就使汉隶有了生命与活力的象征意义，笔墨洋溢起生命的旋律。因此，会产生亲近感。正是因为有了“蚕头燕尾”汉隶才有了生气，才响亮起来，笔墨才畅达鲜活起来。笔墨的本质特征是精神的，书写汉字使之成为艺术品，这须用脑用心去判断和选择笔墨，须用真情实感去寻觅与实验，去把握自己的笔墨语言符号。汉隶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真在而神动”（庄子）既没有远离心性，也没有随意涂抹，更没有套用照抄前人的语言符号。隶3定于未济而没止于既济，这表现出汉隶中的“经邦济世”的精神和“杞人忧天”的忧患意识和发展的理念；表现出“置死地而后生”的人生观和“凤凰涅磐”式的审美心态。汉隶在追求一种“形而上”的形式（笔墨样式），这种形式对书法家讲，至关重要。汉隶是对超自然的汉字的反思，体现了人的理念，是一种精神的表达。精神性是艺术的灵魂，艺术缺乏穿透心灵的张力，就难以获得应有的审美品位，“形而上”对隶3是一个具体的要求，更是人的智慧，它拉开了与生活的距离。因为，“蚕头燕尾，一波三折”的实质是生命意义的忧患，兴象是对书法语言的超越，籍象以同生命本体相通。隶3揭示了艺术的实质——其最高境界不是笔精墨妙，而是人心灵为之悸动的意境。儒道思想使汉隶既具有诉诸人的感觉的实在层次，又具有诉诸人的心灵的心意层次，阴阳八卦使汉隶具有了较强的形式感，已超出人的感觉阀限，蕴含着普遍的人生精义的超越层次。
在某种意义上讲，文化不仅是一个民族的传统，而且是一种尊严，是一个民族在精神层面上的具体标志。在儒道互补的文化环境下，造就了汉代人看待问题解决问题总有一种诗性的思维和态度，使汉代人对汉字书写一开始就有着一种泛艺术的美学倾向；一开始就不以一种纯然客观的态度去再现和模仿自然，而是懂得如何在“似与不似之间”获得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感体验。汉隶表现出中国文化的人性精神，汉代人始终在思考如何将“我”与秦区分开来，就选择了并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了隶书，“借物写心，” 以技巧展示力量，通过“蚕头燕尾，一波三折”的形式来维持自己的身份，显示自己的意志和能力，在感性之中存有理性，增强生存的信心和力量。从隶2尽心尽气到隶3尽才尽情皆表现了一种积极自由，（即充分实现自己生命的美好）是善待生命、高扬人性之美的文化精神的表现。所以，汉隶有一种很深的气质，就是尽气尽才的精神，就是不负此生、不虚此生的意识。 兄弟,有道理慢慢说
你这一大串的,我眼睛痛啊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汉隶通过自己独特的艺术智性（包括结构的安排、“蚕头燕尾，一波三折”或磔尾的设置、意蕴的传达等），将汉字书写真正地演绎成一种智慧的艺术和技巧的运动。用结构及笔墨的变化来展示人的审美体验和思想内涵，通过这饱含审美信息的“蚕头燕尾，一波三折”来完成汉代人审美意图的表达。这一符号对书法的审美意义是多方面的：
（1）“蚕头燕尾，一波三折”是表现的，它的出现使书法中有了意象审视，诗意极浓，使书法从此有了审美感悟。其笔墨非常“切题”地表现了人的生命活力，它强化了书法语言的本体功能作用，是目的与语言的高度契合，是对艺术的精神维度的挖掘和对艺术表现力完美性的追求，是一种诗化的呈现，是严谨中的浪漫。“蚕头燕尾，一波三折”不仅有效地颠覆了隶2的那种直抒快乐的审美范式，使笔墨自身获得了智性的审美活力，而且在“一波三折”的过程中，不时地流露出一些令人惊悸的诗性气质。
（2）它的出现使汉字书写从此由被动描摹提升了到主动表现的层面上。汉代人用儒家的中庸方式改造隶1和隶2，以《周易》取象的方法把理性扩大到人的感性表现领域，将汉字的审美提升到与政治、经济生活之间的和谐互动的高度，同时使汉字书写不再是一种为交流而为的附属动作，也不再是简单地揭示汉字笔画的艺术特征，而成为一种实践智慧、一种生活艺术。“蚕头燕尾，一波三折”则明显地看出汉代人对笔画的精细组织和审美感悟，动态饱满且节奏感强，已超越了对自然情绪宣泄的展示，而进入对意蕴世界的发掘。从书法语言特殊的美感效果来看，汉隶有稍纵即腾跃而起之势，隶2的纵笔浑璞粗糙、鲜活生动，有拔地而起的感觉，充满着无畏的***，却又太实，太促，没有韵律的流动，宣泄得过于浅表；“蚕头燕尾，一波三折”突破了隶2“太实”、秦篆“太滞”，避免了书写的单一、平淡，产生了节奏，有了书法的元气。隶3只保留了隶2最有力量、能够震撼人心的内容，以细腻的松弛沉着替换了隶2声色俱厉的纵笔。隶3用文饰手法表现笔画，改变隶2的纵笔从头到尾全都“使劲”的写法，以轻突出重，以缓突出急，把“劲头”进行合理分配使用。其用笔以中锋为主，间用侧锋，轻重粗细相融交错，时急时缓，劲简肯定，笔触清晰，似疏而实，似慢而急，强化了人的主观意识，体现了汉代人对笔墨的理解，更突出强调了笔与墨的相互映发；反映了柔美从容、抒情潇洒的精神气质，具有文人的写意的趣味，既有悠远闲淡，也有激昂悲愤；既有珠圆玉润，也有圭角锋芒……从而，把严谨的八卦理念、细密的礼学观和华美的人性精道而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自然轻灵婉转而妙曼，“蚕头燕尾，一波三折”集精神、生活和技巧于一笔，灵动地表现了***的火花，产生了丰富的艺术效果。
（3）实现了笔墨的视觉转换，使人在线的起伏跌宕中获得愉悦性的美感。追求言外之意、意外之象，是隶3通常具备的审美功能。可以说，隶3能为不同层次的人们所接受，与这一笔审美旨趣的实现是分不开的。儒家的中庸方法是建立在人主观想象之上的，它尊重人内心世界并对其所处理的事物赋予了浓厚的个人情绪，从而使书法具有了积极的思想性和社会意义。当儒道两家思想携手不期相遇在汉隶中时，汉隶便成为阐释对人、社会、自然感受的象征和凝聚。美的归宿点应是一种文化建构，是书法家对生命和存在体认的直接和必然结果。“失去这种内在体认和文化支撑,任何对美的创造都将是苍白的。我们只有从主体对生命和存在的直觉冲动中,才会深刻地理解美的真正精义。”（汉风《立文化之本绘大美壮美》，中国艺术报，2005、10、7。）隶3表现出一种深层面的文化体认,也恰恰是这种文化体认和文化追问,使汉隶的作品展示了自己的艺术敏锐,并产生了特有的审美空间。汉代人把自己的想象融在笔墨中，写出了味道，也就是人的精神状态，自信从容、专注而超脱。从汉隶中我们可品味出一股从内往外运着的劲儿，那股劲儿从人心里鼓动着，指引着“写”。“蚕头燕尾、一波三折”内蕴蓄着快乐，是表达情感的符号，也表示由凶至吉，象征着兴旺发达，象征着生命、智慧、理智。其内涵所撑开的审美空间广阔而充满韵味，其“弦外之音”已超越字体本身，使人从中感受到一种生命的跃动和无限的情思。这是汉隶的艺术创造。
（4）“蚕头燕尾，一波三折”在书法中创立了意象关联的方式方法，其奥妙之处就在于它运用了多种意象，多种意象的相互映衬改变了意象的独立意义，而激发出新的意象。诗即意象，弗莱说：“诗的意象不是在陈述什么，而是通过互相映衬暗示或唤起所要表达的情绪。”（弗莱，《批评的剖析》，陈慧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P73。）我说“蚕头燕尾，一波三折”具有诗性就是因为它通过多种意象的相互映衬激发了人们奋进的情绪。汉隶的外在形式或艺术语言（结字、笔墨、章法），直接指示、负载着汉隶的意象。意象是人类经验范围内在的东西，从意象中表现出的精神生命的韵律，体验着人类生命里的表现和张扬，表现生命的情调和文化精神。汉代人用笔墨意象在生活与意识、似与不似之间组合构成一个含蓄的“蚕头燕尾，一波三折” 的形式，来昭示人的祥和，表达的是一种心境，期盼着提高人自身的能力，让人不得不随它的节奏来思维、欢愉……似乎在艺术地概括笔墨与人性的辨证关系，这是汉代人心灵愿望的表达。因而，“蚕头燕尾，一波三折”和隶2的纵笔附会着生命，被赋予了人性。它们似火似水又似山，似龙像凤类虎，然又非龙非凤非虎，只留下象征意义随着梦。生活的常景与愿望中的神韵撞击和融合，汉字的笔画与艺术的笔触墨痕交会和衍生，就成为了一种形式的寄托，一种心灵的写意，一种对梦幻的寻求。这是一种先验的、形而上的模式，是一种瞬间“意象”的真实。
汉隶样式的价值就是它在完成了对最基本的结构确定之后，“蚕头燕尾，一波三折”回答了中国书法应该干什么，或者应该呈现什么，关注什么，关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