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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成立三周年学术研讨会
                                                 ――书法与文化


2006年11月8日下午3点，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成立三周年庆祝活动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隆重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国书协主席张海先生、中国书协副秘书长张旭光先生、中国书法杂志社主编李中原先生、河南省书协副主席李刚田先生、湖南省书协主席何满宗先生、中国书法杂志编辑部主任朱培尔先生、中国书法院研究员李晓军先生、南京画院副院长邵岩先生、青少年书法报社副社长李强先生、华夏翰林出版社社长黄君先生，及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叶朗教授、北京大学书法所所长金开诚教授 、北京大学书法所副所长王岳川教授、北京大学书法所副教授高译先生，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刘正成先生、曾来得先生、徐寒先生、胡秋萍女士、刘墨先生，还有部分返校的全国各地首届毕业生等文化艺术界、新闻界朋友100余人。
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覃志刚因文代会未能出席 ，特发贺信。

座谈会由北大书法研究所副所长、博导王岳川教授主持。所长金开诚教授对书法所三年来的工作做了总结发言。

会议期间，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叶朗先生、北京大学书法所所长金开诚教授为聘任的顾问、教授、研究员颁发了聘书。新增顾问有：梁披云先生、张海先生；新增教授有：覃志刚先生、张旭光先生、王家新先生；新增海外教授有：宣柱善先生、李钟淑女士；新增研究员有：朱英杰先生。

大会在一种热情洋溢的气氛中进行，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大会一致认为：北大书法所的成立是时代所趋，势在必然。二十一世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仅是经济的飞速增长，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而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汉字书法，更是中国文化核心中的核心。在北京大学这个有着百年文化底蕴的学府，建立书法所，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早在1918年，蔡元培先生在《国立美术学校成立及开学式演讲词》中，就希望在现代教育体制中为书法教育保留一席之地。时隔将近一个世纪，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不辱时代使命，不负前辈的期望，填补了这一空白，实现了蔡先生的夙愿。北大书法研究所的成立，标志着北大第一次确定了书法艺术学科，把书法艺术引入教育体系和教育体制当中，这是北大很大的教学理念的转型，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的成立，首先是一种学科意义。

大会还就北大书法研究所提出的“书法与文化”的理念，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会认为，北大书法研究所自成立以来，在三年来的教学实践中，继承了北大的艺术教育传统，具有鲜明的人文色彩，强调书法艺术的学术性、文化性，显示出了其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重的特色。尤其是在当今文化背景下提出了“书法与文化”的理念，更是责任重大、意义重大。

另外，大家还就如何输出中国文化，让全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喜欢中国文化 、学习中国文化，提出了不少好的见解。
大会还认为，今天，三周年的座谈会，是一个新的起点。它既是对过去的总结，更是对未来的展望。大家对北大书法研究所寄予厚望，希望这棵幼苗更加茁壮地成长。

                                               北京大学书法所      陈凤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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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           信

                                                         覃志刚
                                                        （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祝贺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成立三周年。北京大学作为中国最高学府，提出“文化书法”的办学宗旨，在综合性大学中开办书法理论和创作研究生班，对中国高等书法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北大书法所保持严谨的学术规范和不断超越的创新，三年来不仅致力于推进文化、艺术与科学的结合，而且重视中国文化和中国书法国际交流，这无疑有助于北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推进中国文艺的繁荣发展。

      谨此我代表中国文联向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表示祝贺！  
   
                                                                    2006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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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



北京大学百年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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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会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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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书坛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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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主席接过顾问聘书



张旭光老师接过教授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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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书法与中国高等教育
                                              ——北大书法所成立三周年研讨会纪要

覃志刚（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贺信：“祝贺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成立三周年。北京大学作为中国最高学府，提出“文化书法”的办学宗旨，在综合性大学中开办书法理论和创作研究生班，对中国高等书法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北大书法所保持严谨的学术规范和不断超越的创新精神，三年来不仅致力于推进文化、艺术与科学的结合，而且重视中国文化和中国书法国际交流，这无疑有助于北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推进中国文艺繁荣发展。谨此，我代表中国文联向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表示祝贺！”

金开诚（北京大学书法所所长，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导）：最近以来，我在考虑一个问题，书法艺术怎样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当中发挥作用。我们现在写一幅作品，挂在墙上，长年累月作用于人，字写的内容，是歌颂和谐的，歌颂传统文化精华的，陶冶人心情的，一年到头在给人心理暗示，一家人都看着它，看几年，你说能没有作用吗？我们这个书法界，我们可以使之和谐。我多年来一直希望书法界能够很和谐，大家共同来发展我们中国这个标志性艺术，很有可为，因为现在形势特别好，别的传统艺术都不妙，就是书法一枝独秀，形势好到这个程度，我们要把这个地方弄平了，弄平了我们就发挥作用，发展书法艺术。后来有人跟我讲，说你想书法界变成一个和谐社会，当然容易，因为你在那里既没有名可得，又没有利可以得，你什么都得不着，一个票友，你在那里“和谐”不是很容易吗？你要是碰到具体问题就不容易了，后来我当了半年所长以后我就发现，这不是一个人的事，这个所可以成为一个体现和谐，为和谐做努力的地方。研究生们在这儿培训两年，我眼看着同学们这两年进步还是很大。

我刚才说多年思考，思考什么？就是怎样突出北大书法所提倡的“学者风范”。我想，要是办出一个以和谐为特色的这么一个机构，这么一个研究所，你培训的人，将来出来以后，不管他写的怎么样，理论如何，反正他在书法界活动，是一个和谐的分子，是一种和谐的力量，我看就不错。研究生班的同学，来了总会有收获，关键是你这个人毕业以后，在德的方面，在和谐这个问题上有没有做努力，有没有点变化，风格有没有变化。来了以后，这方面要求高了。假如我们所有的学生在这个方面搞成了一个共同特色，我想北大书法研究所就站得住。书法界是一个名利场，你这个书法所要在书法界成名很容易：别人都追求名利，唯独你不追求名利，那你不就出名了？古代写字的人谁拿什么报酬？不知道颜真卿写的《祭侄文稿》拿什么钱；王羲之写的《兰亭序》也肯定没有钱，可是人家就不得了，成了国宝。所以我觉得，各个教育单位太不重视德育了。我不是说没有德育的种种形式，有的，但是进不了人的注意中心。北大研究生班办得很好，大家为办好这个班出了好大力气。同学之间关系也很好。北大办班多了，大家可能听说出这样的事那样的事多极了，我们这里充满和谐。下一期研究生班的和谐特色会更鲜明。
最后我想编一本书，收入各种有关和谐的警句、格言、诗词、曲赋若干东西。干什么用？就是提供给书法家拿来创作的时候，可以抄这本书。好多人为了写一张想半天，现在有我这本书在手一翻，就很容易了。如果满墙贴的都是歌颂和谐的东西，岂不有助于和谐社会吗？我今天提出这个愿望，看看那位同志愿意跟我合作。

张海：（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北京大学书法所顾问）：我来到北大参加北大书法所这个会，主要是来听听大家的看法。

张旭光（中国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北京大学书法所客座教授）：张海主席今天到会了，我代表张海主席说两句。第一对北大书法研究所成立三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对几年来取得的成果表示祝贺。第二对我们书法所提出的书法文化这个主题我很感兴趣。包括中国书法家协会，这几年来也是对中国书法的文化越来越重视。这恐怕也是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国力不断增强，我们这个民族对文化的一种精神需求吧。这个主题非常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潮流，符合我们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我讲这样的话不知对不对，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问题。书法应该是我们民族文化特别是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在这个载体下面有着广厚的中国经典传统文化。如何用这个载体来在当代传播或者是向国际上来传播我们的民族文化，这可能就是我们北大书法研究所的一个任务，也是全国书法界的一个任务。所以这点来讲，我们中国书协的力量和北大的力量和全国书坛力量将来我想会形成合力。因此也就看到了我们北大书法研究所的发展潜力是无限广阔的。第三呢，非常荣幸聘请我做北大书法所的客座教授，我对书法也没有什么研究，也没什么成果，承蒙我们中国最高学府这样器重，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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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北大书法所副所长，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导）：西方崇尚“硬权力”而导致“三争文化”——极端的个人主义导致的“竞争”，极端的竞争导致残酷的“斗争”，恶性的斗争导致大面积“战争”。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都缘起于西方现代大国，无须多说。中国则是强调“软权力”的“三和文化”——对天下而言强调“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和平”；对国内而言强调“和谐”，对家庭而言强调“和睦”。我们应该发出中国的声音并向西方宣说人类未来的远景——逐渐让西方的“三争文化”和中国的“三和文化”形成良性互补，而最终使世界尊重东方并关注中国的“三和文化”的先进意义。

北大书法所在创业之初，所里除了几位北大教授以外，还聘请了十几位客座教授和海外客座教授来共同进行教学和研究工作。三年来大家精诚团结，圆满完成了首届研究生教学和展出任务。在我看来，作为综合性大学的北大存在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不管是艺术学院还是书法所，都强调理论素养。博士、硕士研究生班都重学术研究，而不是作品创作。应该说，创作不是我们的强项，所以在北大艺术学院听不到钢琴声，也看不见吹拉弹唱，研究生们从事的是精神高端的形而上学思考。但是书法最终要以一种艺术展出形式与大众见面。北大书法所水平如何，人家不仅要看看论文集，还要看看我们的书法展。这种双重要求对我们是一种考验。我们仰仗聘请的诸位先生和一大批海内外的教授，做了很好的教官。大家知识互补，形成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书法创作方式，才使得北大在首都博物馆的首届研究生书法展给社会交了一份不错的答卷。今年我们会聘请更多的客座教授，来共同办好这件事情。

这些年来，我们提出了“文化书法”的办学理念。“文化书法”是北大书法所强调的书法教育纲领和书法文化身份的体现。北大作为中国教育的最高学府，在一个世纪的风云中坚持着重要的价值担当工作：一是思想启蒙解放，这是百年北大的精神魅力所在；二是学术前沿探索，全面地伸展着大学独特的学术触角，推动了中国新文化运动并同世界前沿学科进行平等对话；三是文化艺术的精神重塑。“文化书法”的当代意义在于：尽可能正确处理书法与文化的关系，在充分继承书法文化传统的同时有所创新，强调创新不是所谓的标新立异追新逐“后”，而是对文化的担当和传承。尽可能在书写中融入个体对文化的理解，在书写中表征出强烈的个体人格精神，书法成为人性修为的一种文化蕴涵，达到传统文化修养、个性人格精神和艺术形式的中和统一。这些特性无疑塑造着“文化书法”的精神维度：

“文化书法”的提出，意味着中国书法不仅有了自己的跨文化国际眼光，而且有了文化价值担当的书法身份立场和问题意识。文化书法的内容，注重以输出中国书法文化理念以建立东方书法形象；文化书法的形式，强调以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国际审美形式普适化为旨归；文化书法的身份建立意味着，不是在国内众多书法山头上再加上一个山头，而是真切地审视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潮流；文化书法的当代意义在于，提升作为人类新感知方式的媒体平台，改造世界单一西方化的审美知觉。人类必将因为东方书法通过大学国际性的交流传播，而深切认识到生态艺术精神的重要性，并在尊重东方书法的基点上，形成新世纪东西方文化艺术平等对话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为了体现“文化书法”精神，我们准备编写一套具有新世纪水平的书法著作和教材。我和金开诚先生在1995年主编出版了一部260万字的《中国书法文化大观》，已经多次印刷。我们最近准备把这本太厚的书分成五卷，重新修订，编为教材。另外，所里的教授们还将出书法美学、书法史学、书法心理学、书法创作研究等方面的专著，使得书法创作和理论研究并行不悖。我们还建立了一个网站，凭借这个“北大书法艺术网”，外界才略知北大书法所的存在和基本动向。我们在合适的时候将办一本不定期的刊物《文化书法》，将北大的研究成果同外界进行广泛的交流。我们不张扬，只做事，坚持做事业不做是非，老老实实地在大学里边做文化书法教育工作。

北大有个传统，就是唯才是举，不问流派。可能一些人会觉得请了张教授李教授赵教授，他们的风格跟北大风格不一样。这没有关系，蔡元培先生那时就是这样，坚持聘请互补互动的人才。如果有一棵树，它的叶子每片都一样，这棵树肯定是塑料的。正是因为它千奇百态，才显示出婆娑多姿的生命美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北大之所以能够生生不已，就在于她能够兼容百家，有容乃大。同时北大也不怕观念的对立，也不怕出现什么矛盾。大家互相砥砺，这才是真正的北大精神体现。北大学者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成为谦谦君子，但是坐到学术场上，却常常为某个前沿问题争得脸红脖子粗。我想这就是所谓的诤友。正是有了这种北大精神，学术才不断向前推进。

刘正成（《中国书法全集》主编，国际书协主席，北大书法所客座教授）：我记得网上有一篇文章，《北大离书法有多远》，很轰动。以前北大有沈伊默等先生，他们的书法是中国书法的旗帜。现在金公把这个旗帜接过来了。这个旗帜不仅在中国书法界、文艺界有了影响，在国际上也有影响。日本、英美、韩国都以听到北大讲座为荣幸。他们自己掏钱买机票给我们上课，这说明北大书法所成立的整个文化意义。书法班的毕业汇报展成了一个很好的载体，办得很成功。北大这个文化符号的意义是有的。今天是三周年学术研讨会，我想谈谈北大书法研究所的定位，怎么发展。我觉得当代传统文化有四个载体，一个是中医，一个是经济，中医的存或废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另外两项就是中国画和中国书法。这两项又特别热，融入了当今时尚和通俗文化。书法在这种环境中间处理传统的问题。以前北大有一句话“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我们书法活动这么繁荣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安静的地方，来冷静客观地思考？北大书法所就要冷静地参与。我们要搞创作，要办展览，但是我觉得应放在教育、理论研究这个角度，冷和热相辅相成。书法所首先可以为当代优秀的书法家提供一个学术充电、进修的地方。书法所跟别的大学开的课不一样。请的是北大各个学科的知名教授。这是其他地方没有的。另外，中国关心书法的学者可以在北大作为一个交汇点。北大书法所应该请各个学科的人来谈书法，建立书法理论的前沿阵地，然后提供给书法活动参照。中国书协也有学术委员会，创作委员会，也可以吸收北大的冷研究来做跨学科的充电。北大也可以在国际上学术界作为他们的一个皈依。据我了解，东亚、欧美，他们的书法学者找不到一个地方去言说。所以外国教授掏钱到北大来，就是希望和大家碰头。很多西方的研究，包括主流研究，也许不会写字，如德国的雷德侯教授，翻译中国的《书谱》、《海岳名言》，就是这么高的水平，他们到这儿来寻找中国的对话者。他在北京大学能够找到。像苏立文教授研究中国绘画，写了《百年画坛与画家》。也请到我们这儿来了，尽管没有见过。他也需要在这儿对话。而他们这些人，在国际上都是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为什么请了那么多外教教授呢？就有这个作用。我觉得如果我们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冷的处理，从三个方面能够在书法上发挥作用。如果搞展览、搞创作，你当然不是书协、不是研究院，没有他们这样活动的优势。但是，冷的处理方法恰恰可以提供一种很好的参照。所以下一步，按照岳川同志讲的。岳川同志是当代有代表性的理论家，他以文学理论家的身份涉入书法界，他在十几年前就编了《中国书法文化大观》这本书。这是一本很好的书，流传很广。在北大建立书法所，首先是一种学科意义。所以我建议，我们下一步的机构建设可以按照学科的分布来设置。这样我们的理论就比较协调了。这是我们书协第七届理论研讨会论文的其中一个题目。我们当代书法研究，第一个热的学科是书法史研究的学科，所以很多论文获奖都是质量比较高的书法史研究。但是比较弱的、基础学科的是书法美学、书法理论。这方面的论文不行。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书法史研究室，书法美学研究室，这都是金公你们的强项。然后，还有书法创作研究室、书法教务研究室。把这个研究架子搭起来以后，既培养人才，又建设了学科的教材。教材是教之本，如果没有教材，就不能有一个示范作用。我想，如果按照这样一个结构，把我们的教材抓起来，运用我们教授的研究成果，可能对当代书法的发展，从学科上，或者是冷的参与上，能够起到积极作用。我想在艺术系变成艺术学院这个时候，有充分好的条件。像金公、岳川，都是中文系跨学科的。把学科架子搭起来所起来，我想不仅对当代书法创作、而且对我们全国大专院校设置书法专业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在中央美院、国美，他们还是把书法作为一个美术类的意义来看待，就是还没有从学科平衡中间来培养我们的书法人才。我觉得我们两位中文系教授，博导，到艺术学院来办这个书法所，这种特色，金公的“书法美学”、岳川的“文化书法”观念，应该这样通过机构设置来进行阐述、培养研究人员、发展书法。这在书法界、教育界都能产生更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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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来德（中国画院教学部主任，北大书法所客座教授）：北大书法研究所成立三年，今天是一个总结也是一个开始。对过去的总结，对明天的开始。我感觉，总结的还不错。但开始肯定会更好。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其实对北大，我这三年来的感受，我认为任何北大的个体都是一个有限的个体，但整个北大的人文精神和整个北大一百多年来构成的文化积淀，这是任何地方都不能超越的。所以为什么北大能够排到世界前列去，这绝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谁照顾的，这就是北大的实力。北大的书法其实开创的很早，但中间断层很长。北大书法研究所的成立，它填补了一个空白，当代的空白。书法在全社会炒得这么热闹，但北大一直那么安静。所以，书法研究所做得好或坏，当然不是我们开始的几个人的能力所及的。但是，开始是很重要的。因为北大开始重视书法，所有的人一想到这个问题，都会有关注的情怀。这是我的一点感受。但就我自己来说，虽然在这个地方，协助金教授、王教授工作，但实际上是一次学习，每一堂课我都是认认真真地在听，无论是海外、还是北大老师的，我都认真在听。我觉得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通过这三年的学习，等于我上了一次北大。所以，无论任何一个人，在某一个方面有多大的长处，但是到了北大这个地方，你的感觉都会捉襟见肘。这就是我的一个感受。另外一个对于书法来讲。当然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书法的兴盛，我们已经很欣慰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对书法的认识，还远远不够。为什么不够呢？中国文化基本上是建立在汉字的基础上的，汉字是一切的载体。汉字又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汉字的文化，一个是汉字的艺术。可是从二十世纪来看，汉字的文化这个层面，几乎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改变，唯独汉字的艺术完整地保留了自己。而其因为它保留得完整，因为它能够保留完整，所以它当代挖掘的潜力、空间就无限的巨大。所以前不久我在想一个问题，我在《文艺报》写了一篇文章，叫《大书法与中国书法发展方向》。我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也是偶然。就是我列了一些题目，一个是大书法与小书法，一个是好书法与坏书法，一个是传统书法与当代书法，还有一个是中国书法与域外书法。所以，书法基本上可以说在国内这个空间，空前的发展。但是它的国际性，它对西方文化，就像西方人培养我们画油画一样，书法在它未来的交流过程中，如果说我们在转换的方式上走好了，我们可以培养西方人学习中国书法，就像西方人培养我们画油画一样。我为什么感叹这个问题呢？最近我们中国画研究院改成了中国画院，国家编委、文化部在批复中明确地说，把书法、篆刻正式地列为国家画院的一个专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和北大开办书法专业有异曲同工之妙，说明了国家对此的重视。审美的失落是一个民族最大的失落，当我们在审美的层面上提到一种高度的时候，说明了国家整个在兴旺。现在包括法国的著名画家，他们也到我们这里来学书法。我还开办了一个画家书法班，因为在中国画研究院，书法对绘画的研究和支撑，对文学的支援、支持和支撑，对现代艺术包括其他各个门类它都起到了作用。但书法还没有来得及把它已有的贡献进行总结。所以书法的空间很大。就像菜谱里的盐一样，它撒到任何菜里面，它都合适。所以有一家饭馆曾让我取一个名字、写一个牌子，我就写了一个天下盐。后来这个很火。所以书法这个元素在中国文化当中，它就像盐一样。我们现在讲和谐社会，和谐的最大功用是什么？在菜谱里面它就是盐，在中国文化就是书法可以充当其中之一，当然这个话题很长。我在这里工作，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尊重北大对待书法的态度，我觉得我不能砸牌子，我只能维护这种荣誉，维护北大的招牌，谢谢！

徐寒（北京大学书法所客座教授）：还记得三年前，北京大学书法所成立时候的盛况，中央部委的一些领导亲自到会祝贺，学校的校长，包括艺术学院的院长，对北京大学书法所的成立都寄有无限的期望。书法所的成立，也确实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他们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也存在质疑。一晃三年过去了，今天我们在此总结书法所这三年来的发展和工作，同时为以后更好的做好工作做准备。三年来，北京大学书法所成立。北京大学不同于其他院校。美术学校也有书法专业，各个师范院校也有，可以说办书法专业的班也是五花八门。但是北京大学办书法研究所、或者说书法研究生班，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它应该如何去办好书法研究生班，为推动中国书法的发展？确实是摆在我们每一位老师和同学面前的一个很重大的课题。这几年来，我们在金老师、王老师，以及叶老师，在学校的大力支持帮助下，我们应该说是初步找到了一条北京大学书法所办学的、有点特色的方法，或者说教学的结构。我们设置了十门课程，从这些课程来看，我认为基本上是体现了北大办学的精神，它是包容的、它是开放的，它又是具有独立思想的。不论是各个老师讲课，还是各个学科的设置，应该说基本上体现了这种特点。记得刚刚入学的时候，一些同学说北京大学书法所的老师会写字吗？很多人在书法界名气不是很大。当时我们就说，你们不要看见现有的书法所的这些教授的书法水平，你们应该看到这些教授背后的、北大最深厚的文化学术资源。我感觉这么风风雨雨走过来的三年，应该说北大书法所在发展，它确实在进步。而未来的路如何走的好？金公提出来了——和谐。我觉得这是我们更进一步值得研究的。我还是同意曾老师的一句话，我在北大工作一天，我在这个书法所工作一天，我就会尽我自己的努力，除了自身的修养以外，不要为这块牌子抹黑，同时尽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高译：首先我要祝贺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成立三周年。这个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北京大学是中国的最高学府，书法仅仅是作为文化的一个支脉，它不是一个空洞的形式上的东西，在它背后有文化上的依托。这就给我们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一个很好的定位。岳川教授提出文化书法的美学观念，强调了书法与文化、文化与书法的联系。我想，最主要的还是我们所有从事书法研究、或是爱好书法的人，要把书法艺术的行为上升到一种品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前几年我们也看到了所谓的现代书法。我和许多从事现代书法的艺术家都是好朋友，但观点是很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我认为艺术一定要真善美、一定要有它的方向，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导向。不是说一味地为政治服务，艺术是为美服务的。刚才金公说了，它是为社会大和谐服务的。这有重要的意义。但归根结蒂，艺术要为美服务。美是什么？不能乱来。我们不论是走传统的也好，走现代形式也好，尤其是创新，这种方向定位都没有把握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觉得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定位好方向。这个方向实际上就是对我们整个国家、民族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不是为了一大群地去搞一个活动。这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意义！最主要地是要突出它的品味性、文化品格、格调。所以，我认为刚才刘先生说的将来书法研究所分成几类人来研究，非常好。书法史就是书法史，书法美学就是书法美学，书法创作就是书法创作，这三大类有所区别。但我们现在发现很多问题。不论研究理论的、还是研究创作的，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我们要让它达到一个高度，现在我们缺这个高度，高度不够。大家都在做，但是高度不够，这不行。一定要有高度，这是北京大学的定位。我认为在最高学府，不见得每年要招成千上百个学生，就是培养二十个学生，只要是顶尖的学生，就行了。但那首先要你的理论、你的教学的内容，一定得是最高的。高在什么地方？就是我刚才说的定位太重要了。内容上的确定，其实真正地推动了创新，艺术一定要创新。舞蹈上做的好的，很多都是个体艺术家，像杨丽萍。这种例子很多，包括陈逸飞。什么原因呢？他们是围绕了真善美，也许他并不在这个位子上，但是他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了。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这是真理。艺术创作必须要围绕真理来进行。不论你在哪个单位来做，尤其是我们从事书法艺术的人，如果这都定不好，那就是艺术上的胡来。而使得书法在哪一天能够出现品味非常好的东西，好的作品、好的理论，这是我们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责无旁贷的任务。这非常艰巨。另外我想到，任何一个理论、任何一个创作，要想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没有时间、没有积淀，谈何容易。说通过几年、十几年就想达到，根本不可能。所以我们要回到务实。要不能够张扬，要真正沉静下来，去真正的把这个东西提高上去。这也是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必须要做的事情。并不是说我们能够很快、一下子出现很高的东西，这是不太可能的。我们发现一些大师的理论，真正的艺术家一生就那么一本书，但是他有高度，有高度足矣。我们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能不能培养这样的人物？能不能培养出十个、二十个，如果能，那将是对中国书法艺术一个巨大的贡献。并不是去今年搞个展览、明年搞个展览，形式上的东西有什么意义？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北京大学是一个文化重镇。最主要的是一定要推出书法背后文化的内涵、艺术内涵，而且也是要围绕真善美的。这个方向坚决不能变。但是我并不是说现代书法这个东西不能搞，同样可以搞，比方说邵岩，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他研究现代书法，他的路子是非常对的，但是非常艰难。我常常在课堂上讲，研究不是一种形式上的东西。现在我们看类似他的作品能有几个同学？很少!不是人人都能够从事得了的。但是他有高度。所以我认为在学术上、在艺术上，一定要有高度，这是一个本质性的问题。我想在明年，如果书法研究所再招生的时候，这个定位一定要比前三年做得更好。不论是我们请社会上哪些方面的高手、专家、理论家，还有大学里的教授，我们这个指导方向是不能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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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秋萍（河南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已经有半年多了吧，我又重新回到这个学校，回到我曾经学习、曾经为北大书法研究所尽一点绵薄之力、工作过的地方，来到这里，重返校园，心里非常激动。尤其来参加这个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成立三周年的学术讨论会，更看到了中国书协最高领导张主席，还有张旭光秘书长，还有我们的李刚田主席、何满宗主席。他们都能够来到我们这个会场，对我们的书法研究所有很大的鼓舞。在这里代表咱们师生对他们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我觉得他们的到来是对我们书法研究所更大的鼓舞和支持。祝贺咱们研究所成立三周年，同时我也非常荣幸，而且感恩这个时代、感恩这个学校对我的培养和教育。能够与北大有缘，是我生命历程中很重要的一页和阶段。我不会忘记在这里读书的日子。当初我从河南来到这里学习，做北大书法所的访问学者。张海主席对这个事情非常支持，对我也有一些教诲与教导，这足以说明他重视书法家文化的修养。我在这里学习过一段时间，也听了很多课，觉得思想受到很大的启发，心胸和眼界也更加开阔了。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文化课的学习，它对于一个书法创作者来说，在你经历了一段创作以后、又返回头来进行深化和学习，可能会教会你一些用纵、深的眼光、开阔的胸襟去思考书法本体的问题。我想这对自己今后的创作会有一些帮助。那么，书法艺术研究所、书法艺术研究生班招收了这一届以后，它跟我了解到的以往的办班有很多很多的不一样，对同学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会对他们作为一个艺术家如何独立地进行书法本体的思考有莫大帮助。当然我们有了第一届的经验和积累，我相信在中国书协的支持下，在明年的招生中，会共同努力把书法的教育工作做好，培养出更多的高、精、尖的人才。我愿意在这片珍贵的宝地尽一份自己的绵薄之力。我相信它会越办越好。

刘墨（北大书法所客座研究员）：在三年前，北大书法所在11月8号成立的时候，当时我也在。但是非常惭愧，同各位在座的孜孜不倦地在书法园地里面耕耘的人比起来，我觉得我好像是书法界里的一个逃兵，经常会逃到另外的学术方向里面去。我想今天这里面的主题书法与文化，所以我可能更愿意就文化方面来谈一些自己的看法。我自己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二十世纪里面，中国传统文化是如何流失，以及在二十一世纪我们如何把中国文化重新建立起来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里面，我想我自己有一个发现，我愿意把我这个发现在这里面向大家来说一下。如果我们来研究文化复兴或者说文化艺术达到最高峰，它是有一个历史的周期。这个历史的周期就是如果我们以改朝换代来算的话，应该是以70年为一周期。汉代如此，唐代如此，宋代如此，清代也是如此。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作为展望的话，如果把1949年作为一个年代开始的话，那么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国艺术或者中国学术在达到它的一个鼎盛期或者说一个高峰的时候，应该是在2020年，也就是在20年后，我们会看到一个很健康的社会里面的文化、学术、艺术是达到它的顶峰。那这个在我自己的研究领域里有一个数据的支撑，在这里不详细的讲。还有一个是可能令我们感觉到前途很光明的是，在政治体制的这种转型，它的周期是两百年，美国如此，法国如此，中国同样也会如此。其实这里面我选择的一个年代就是1840年，1840年加上两百年的话，中国政治体制的转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迎接来自盛世的话，应该是在2040年。所以当这两个数据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复兴在40年之内我们是有希望看到它的来临。所以在这里面，如果说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里面肯定要包括书法的复兴，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这种迹象，当然除了一大批从事书法和研究的人之外，我们会看到很多传统的符号，传统的因素已经开始回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比如，红木家具，各种工艺品，各种文物或者说艺术品已经回到我们的生活里面，离我们已经不是很远。在重建中国文化的过程当中，也可能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会发现它在流失的过程当中都流失了一些什么，或者是如何来清理一些误区。刚才金先生和叶先生都提到这个科学的问题。有一回我碰到一个俄罗斯的汉学家，他是把《周易》整个翻译到俄罗斯去，现在俄罗斯用的《易经》的本子，用的关于中国书法、中国绘画以及关于中国茶叶方面的所有的资料都是他翻译过去的，所以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杨振宁讲《易经》影响了中国科学制度的发展，你同意这个看法吗？”当时那个俄罗斯的汉学家说：“我同意这个看法。”那么，在我一愣的一瞬间，他马上说了另外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放长眼光来看的话，科学技术是人类唯一的或者是最好的选择吗？”我觉得他这句话说得是非常有水平的。科学当然会帮助我们建立很多东西，但是它可能也会破坏我们生命里面，生活里面或者说我们这个世界里面的很多很多东西，所以这样的话，我一直也在关注这样的问题，就是科学或者说科学思维，在我们的学术体系里面，在我们的教育体系里面，有时在我们的文化生活当中，它究竟应该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我有很多朋友是学理科出身或者学工科出身的，他们相信科学是万能的，科学可以解释一堆问题，但是呢，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我们认为科学是万能的话，那么科学它也就成了宗教，它就成为一个抽象的东西。所以这样的话，它可能就会以科学的名义带来很多的偏差和误区。所以，在我们现代的学术体系里面，或者在我们现代的文化体系里面，有一些思想的后遗症。同样在艺术领域里面也会有这些后遗症存留在我们的头脑里面，所以，可能话题绕得稍微远一点，但是实际上文化的问题它同样反映的是一个艺术的问题，所以我想我们在书法、艺术、学术方面的建设方面如何使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这种展望结合在一起，我想这个我们北大更应该能够做好。

李刚田（河南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关于北大书法研究所我从网上、报纸上得到很多信息，它产生了很多成果，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也培养出一批有用的人才，应该是一个别开生面的研究机构。那么既然是研究，可能就像郑成说的，这个研究就应该是冷的多一点，热的东西也要有，但是比较起来，应该是做起来案头功夫多一点，动和静比较来说，应该是静的多一点。那么，岳川先生提出“书法文化”或者“文化书法”这种理念有很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因为书法本身就是文化，这个口号本身是可提可不提，但提呢就是针对现代书法文化属性在书法中的淡化、虚化或者流失等等。针对这种现状提出这种理念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我觉得这种研究应该一个是有现代视角，用现代文化的研究眼光来对书法史学研究；再一个呢，对当代书法发生的种种现象能够去进行文化研究。比如，我觉得有两种看法对当代书法，一种认为呢，它是一种文化萎缩、文化流失的时代，比如古代的书法，我听正成先生讲演他就说过，古人对书法的理解是“口颂其文，手楷其书，想见其人风采”，他就讲，古人对书法的理解是文辞的内容和书法的美妙与人的人格的魅力是融合在一起的，是真善美连在一起去融合起来对书法的一种认识。古典的书法是这样的，但当代的书法呢？我们参观一个展览，展览中1000件作品给你一个小说，一件作品几秒钟，会让你看得晕头转向，但是你会有记忆，西北角一件草书写得特别好，它写的什么内容，它有什么人格魅力完全没有了，所以只剩下一种形式。这样的话，有人就提出当代这种书法走向纯形式，它流失了人格的力量和内在的传统文化的支撑，这是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就认为呢，这不是一种流失而是一种文化转型，形式是书法文化的重要内容，因为书法本身就是一种造型艺术，那么形式本身就是它的重要内容。那么咱们研究所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如何给其作一种学术定位，应该是对当代书法现象更多的关注，更多的思考。那么，你看日本的书法，咱中国人现在搞书法累，日本人搞得倒挺轻快的，他们的书法和他们的生活揉在一起。他们的书法写在陶罐上，写在一块儿树皮上，写在屏风上，他们的书法和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雅玩的趣味融合在一起，于是搞得很轻松。中国书法会不会走向那个方向，好像还不至于，但是我们现在的书法搞得很累，既脱离了过去那种文人书法，但是又没有走到日本那种完全雅玩式的。尽管现在带有很多世俗性，但是它整个是一个理念比较需要澄清的时候，是一个转型期，于是也有很多工作需要研究所去做。研究所的成立，以及三年的工作努力，以及提出“文化书法”的概念都是很有创意的一件事情，我对这个研究所充满信心。就谈这么多。

何满宗（湖南书法家协会主席）：我来到北大，一是来学习，二是来祝贺，但最重要的一条是会派更多的湖南人来学习书法，来北大学习，来北大进修，来北大做更多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