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居】散文习作—“书里书外”篇

三生居

《孔孟皆为音乐“发烧友”》
      乍一看标题，各位恐以为发烧的首先应该是笔者了，孔孟皆儒家学者，文质彬彬一介书生，与茶饭不思，如疯似癫，大失礼节观瞻的“发烧友”简直风牛马不相及。
      不过且慢，这里有一例为证。《论语·述而》云：“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日：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韶》是舜帝时代创作的一种“古典交响乐”。孔子在齐国听了《韶》曲，竟然长时间尝不出肉的鲜美味道。孔子感慨万分：没想到舜时创作的古典交响乐，竟美妙得使人如痴如醉，欲罢不能。这则典故，后来被今人演变成“闻韶忘味”、“三月忘味”等成语，用来表示人们对某事物的热爱已达到极端入迷和狂热的程度。由此可见，孔子的“发烧”程度与当今现代派相比，只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仅如此，孔老夫子还有一手绝活。据《韩诗外传》记载，孔子演奏乐器的技巧已臻出神入化、炉火纯青。他鼓瑟时，居然可使“鼠出游，狸现屋。”当今哪个“发烧友”能达到如此的境地？惟有望其项背了。
      然而，孔夫子只对“雅乐”、“古乐”感兴趣，用现代术语说，他属于“古典音乐派”或“纯音乐派”。对流行的通俗音乐非但不“烧”，反而颇有成见。《论语·阳货》中说：“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他心目中的流行音乐，正如《史记·乐书》中子夏所言：“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淫，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犹杂子女，不知父子。”简直反感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
      与孔老夫子相比，孟子对流行音乐的态度，要比孔夫子思想解放得多。虽然孟子在音乐理论造诣方面略逊一筹，而且对弹琴鼓瑟也不内行。
      《孟子·梁惠王章句下》曾经记载，一次孟子与梁惠王共同探讨音乐问题，孟子说：“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耳。”“不与民同乐，则亡；与民同乐，则王。”意思是说：大王真的很喜欢音乐，那齐国便会治理得差不多了。可见，孟子对音乐的重视使他把音乐的功能与治理国家大事联系在了一起，而且对今乐和古乐的认识颇有点历史的辨证观呢。
    1995年10月

三生居

《边嚼边聊“油炸鬼”》
      每当晨曦微露，大街小巷就会遍布现炸现卖的“油炸鬼”摊子。这种食品虽价廉味美，但毕竟是一种小吃而已，小到甚至在《辞海》上都找不到条目以诠释它的出处。
      近读周作人的《谈油炸鬼》、《再谈油炸鬼》二文，才知其实“油炸鬼”至少已有九百年的历文。九百年前，宋代大文豪苏东坡从黄河返京城时，在黄河岸边的马背上，接过随从买来的“油炸鬼”大嚼大咽，吃得津津有味。
      古时“油炸鬼”的做法与现今相差无几。李登斋《常谈丛录》载：“市中每以水调面，捏切成条大如指，双叠牵长近尺，置油中煎之，韦大如儿臂，已熟作嫩黄色，仍为双合形，撕之亦可成两。”也有人稍作变化似炸麻花一般来做的，所不同的，只是麻花是用糖油合面罢了。刘廷矶《在园杂志》中述：“制以盐水合面，扭作两股如粗绳，长五六寸，于热油中炸成黄色，味颇佳。”
      “油炸鬼”这个名字取得很是风趣，它究竟是如何得来的呢?周氏《谈油炸鬼》中称：古人曾考证，“鬼”系“栓”的谐音，“油炸鬼”即“油炸秦桧”。其实，这仅仅是一种传说而已，寄予了黎民百姓对奸臣恶吏的厌恶和愤懑。试想，苏轼去世时秦桧还是个仕途渺茫的小孩子，东坡老人家竟然大嚼“油炸秦桧”，岂非笑话！
      相反，我倒倾向于一位友人的启发。朋友的老家在太行山的褶皱里，一个山里山弯里弯的偏僻小镇，那里“油炸鬼”的形状与别处不大一样。它是用各四五寸长的两股面胎扭结在一起，放到油锅里炸，边炸边用长筷子翻拔。待炸成金黄色，两股面胎便向两旁伸开，****字形，鼓鼓的像两条人腿，整个形状恰似砍去脑袋的人身。
     “油炸鬼”的名字可能就是根据这个形状叫起来的。试想：一个砍掉半截身子的人扔到油锅里炸，不就变成鬼了么？
1995年10月

三生居

《文人拍马　技高一筹》
  　　 生活中巧言令色，拍马事人的自古有之。拍马者人格上虽然受了点损失，但物质上却极易得到很大实惠，故而不再听从孟老夫子的劝告：“直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一意惟马是拍，此君层出不群。
　  　表面看来，拍马之术与有无文凭并无多大关系。大字不识的白丁，也有马屁拍得很老道的。但文人拍马自有特色，不能不可谓技高一筹。
　　  近翻《笑林广记》，读完一则“颂屁”的笑话，不禁仰脖喷饭：有位秀才到了阴曹地府，正好碰上阎王放屁。为讨好阎王，秀才趁机拍了一把：“尊贵的大王啊，您高耸着金子般的臀部，放出一个洪亮的宝屁，我站在大王的下风，听到的仿佛是丝竹般悦耳的声音，闻到的就如兰花麝香般的馨香。”阎王一听，乐不可支，又是赐宴给秀才，又是开恩给秀才增加一纪（12年）的阳寿。（原文：一士死见冥王，自称饱学，博古通今。王偶撒一屁，士即进词云：“伏惟大王，高耸金臀，洪宣宝屁，依稀乎丝竹之声，仿佛乎麝兰之气，臣立下风，不胜馨香之味。”王喜，命赐宴，准与阳寿一纪。至期自来报到，不消鬼卒勾引。士过十二年复诣阴司，谓门上曰：“烦你通禀大王说，十二年前做放屁文章的秀才来了。”）
　　  如果说，秀才的马屁拍得恰当好处，正好吻合阎王之意，相当于“大专”水平的话，那身为宰相的杨再思则更是炉火纯青，堪称马屁博士了。
　　  武则天做皇帝后，美男子张易子、张昌宗后宫受宠。尤其是排行第六的张昌宗，天天敷粉施朱，专讨主子喜欢。一些马屁文人从中找到了阿谀奉承的契机，说六郎“面若莲花”。这已令人作呕，但“粪土宰相”杨再思更是技高一筹，他说：“人言六郎似莲花，非也，正谓莲花似六郎耳！”肉麻得叫人直起鸡皮疙瘩。
　　  杨再思可谓是个高级的马屁专家，他“能得人主微旨，主所不欲，必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必因而欲之”。据说有人因此撰文《两脚野狐赋》，来讽刺他的奸滑与狡诈。狐狸的特点就是狡猾，它为了骗取乌鸦嘴里的食物，可以昧着良心说乌鸦的羽毛比孔雀美丽百倍，歌唱得比百灵好听千倍，让乌鸦在上当受骗之后心里还感到美滋滋的。杨再思深谙此道，而且屡试不爽。
　　  据《后唐书》记载，一次张昌宗犯了国法，管刑事的法官桓彦范要依法治其罪，武则天舍不得这个美男子，很想庇护。就把几个大官聚在一起，问他们张昌宗是否对国家有功？别人都不吭声，独独杨在思猜透了主子的心思，说：“昌宗往因合炼神丹，圣躬服之有效，此属莫大之功！”武则天凤颜大悦，以此为借口，保全了六郎。当然，杨再思的好处也不会少得。
　　  杨再思之所以历仕三主（唐高宗、唐中宗、武则天），居相位达10年之久，除去他巧佞邪媚、拍马成精外，一个大前提就是有笑纳马屁，多多益善的主子。
　　  同样，12年后只要那位欣赏“颂屁”文章的阎王不退居二线，秀才一定会作出“颂屁续篇”的文章，说不定又增得几年阳寿呢。
1997年4月23日

雨悦

三生居：明天再发吧，来不及看的啊～～～～～～～～

三生居

《戏说喷嚏》
      时值末秋初冬时分，昼夜温差悬殊，办公室有很多人患上了流感，喷嚏声此起彼伏，就连见面打招呼都变了味：“啊嚏！忙吧？”“近日偏忙——啊嚏！你呢？”讲话声犹如捏着鼻子般厚重而又深沉。有意思的是，彼此之间不但丝毫不觉得滑稽，反而显着同甘共苦、亲密无间呢，还平添了一个共同的话题。
      喷嚏真是一种有趣的生理现象。丑陋的男人要打，漂亮的女人也会打；贫民百姓张口就打，老板领导照样憋不住。不仅如此，打喷嚏还有不少的讲究哩。小时候，我的外祖母每当看到我打喷嚏，就要叨一声：“罪过罪过！”现今人们打第一下喷嚏，就会喜滋滋地说：“谁在想我了？”连着再打一次，便愠色道：“谁在骂我啦？”起先还以为是人们顺口胡诌的趣话，往后读了些书，才知原本有其不浅的渊源。
      宋代学者洪迈著《容斋随笔》道：“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遗俗也。乃知此风自古以来有之。”据古书记载，一次佛为众百姓宣讲法要，当时有一老和尚坐在别人旁边，他的旧妻忽然赶来，刚好听到老和尚打个喷嚏，身边无一人说：“长寿！”其妻见之，心生不忍，就用左手握土，绕着老和尚的头向外抛去，道：“长寿！”并告诫老和尚：“如你不说，就会被妖怪吸光精气。”
      令人惊奇的是，西方某些国家与此有着十分相似的巧合。清代史学家魏源在《海国图志》载：古时候埃塞俄比亚“王若偶一喷涕，举朝皆高声应诺，又举国皆高声应诺。”实在难以想象，倘若“王”一不小心得了感冒，一连打出几十上百个喷嚏，那还不把举国人都“应诺”得累死？
      相比之下，我们的佛就开明多了。据《大正大藏经·十诵律》记载：佛在刍摩国与众僧侣讲解五阴法，当时佛忽然鼻子一痒打出个响亮的喷嚏，听法的五百和尚闻嚏同声高喊：“长寿！”佛不解问道：“就因为你们说我长寿，我就真的能长寿了吗？”众和尚答：“不是这个意思，是世尊（释迦牟尼）说的呀。”佛生气道：“从今以后，不准说长寿。”此后，僧侣们在佛打喷嚏时就不再说长寿，谁如违反，就以犯法论处。佛门本是清静之地，不意为了一个小小的喷嚏，竟引起如此大的风波，连佛爷也不得不出面干预，可见改变陈年积习的难度非同小可。
      古时有关喷嚏的说法，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来看，未免太玄乎了点，还多少带有点封建迷信的色彩。但也不可太小觑了它的存在，一个小小的喷嚏甚至能致人一命。且看契科夫笔下的《小公务员之死》。
      小公务员切尔维亚科夫在看戏时无意中打了个喷嚏，把唾沫星溅到前座一位将军的秃头上，此后他心惊胆颤，惟恐将军大人施加惩罚，为此事一连道了五次歉，心里还是不踏实，日夜忧心忡忡，惶惶不可终日，不久便一命呜呼。
      一个小小的喷嚏，就生动形象地反映出当时社会上官僚们暴虐成性和飞扬跋扈的作风，以及由此造成的小人物卑微畏惧和奴性心理，契科夫细致独到的生活观察能力着实令人拍案击节。
      依笔者看来，喷嚏不过是一种气管遇堵时发生的本能反映而已，正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所云：“嚏，悟解气也。”其“事属猥琐”，谈喷嚏之文亦“非宏文，聊资谈助而已”。（季羡林语）
1999年11月23日

三生居

《散文家轶事》
      中国古代优秀散文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源远流长的文学史上。概因年代距今久远，或是被其眩目的文学才华所湮没，散文家们的生活起居、品性德行已少有人知。其实，散文家与常人相差无几，同有个性弱点，同经多舛命运，同好闲情逸致。
      韩愈是举世公认的古代杰出文学家，尤其是散文创作，几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他也有急功近利、不耐贫贱的一面，有两例为证：其一，众所周知，韩愈人称“韩昌黎”，其文集名为《昌黎先生集》。昌黎是一个地名，在河北境内，而韩愈则是河南孟县人，既非昌黎韩家之后，又没到过昌黎。只因唐人彼时颇重门阀，而河北昌黎韩姓为当时望族，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往脸上抹一层贵族的光彩，韩愈便对人假称郡望昌黎。其二，韩愈35岁时，为求得一顶更华丽的官帽子，撰写了《上李尚书书》干谒李实，讴歌权臣李实，其中不乏“赤心事上”、“忧国如家”等谄媚之辞，结果落得一个“摇尾乞怜”的把柄被后人所讥。
      少时曾猜过一则字迷，迷面是“明月照我还”，迷底打一古代文学家。他就是明朝古文家归有光。归有光少有文名，只因他的文章不合时尚，故而久试不第。自壮年至垂老，风尘仆仆奔走于“下第南还”、“计偕北行”的考场途中，直至60岁才考中进士，次年出任知县。为官期间，他刚正清廉，善理民讼，深得民心。但好景不长，两年后竟又“白首为小人所败”，调迁他处担任“通判”，专辖马政，管理有关马匹、折钱的表册。在任“通判”期间，归有光生活极其简陋艰辛。书斋是由芦苇编起来，再糊上泥搭成的，书案则是用大风刮倒的柳树做的，俸钱只能自活，不能顾及随行家人……在如此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他还利用闲暇时间，考察马政的沿革与得失，撰写《马政志》。归有光的高风亮节不由得使我想起了前不久电视里播放的电视剧《一代廉吏于成龙》，他们都是仕途坎坷，晚年为官，却又勤政廉洁，一身正气，他们都是一方百姓的福祉，令人肃然起敬。
      明代“公安派”领袖袁宏道字中郎，人称袁中郎。他的散文作品充满了生活情趣，生活中的他更是个性情中人。他曾总结出十四条赏花“快事”：明窗、净几、古鼎、宋砚、松涛、溪声、主人好书能诗、门僧能烹茶、蓟州人送酒、座客工画花卉、盛开抉心友临门、手抄艺花书、夜深炉鸣、妻妾校花故实。他还记录了不少幽默趣事，如有一则品尝假泉水的短文，足可与相声段子相媲美，至今读来仍叫人喷饭，现录于此：
      “余友麻城丘长孺东游吴会，载惠山泉三十坛之团风(在湖北黄冈)。长孺先归，命仆辈担回。仆辈恶其重也，随倾于江。至倒灌洞(在湖北麻城)，始取山泉水盈之。长孺不知，矜重甚。次日，即邀城中诸好事尝水。诸好事如期皆来，团坐斋中，甚有喜色。出尊取磁瓯，盛少许，递相议，然后饮之，嗅玩经时，始细嚼咽下，喉中汩汩有声。乃相视而叹曰：‘美哉水也，非长孺高兴，吾辈此生何缘得饮此水！’皆叹羡不置而去。半月后，诸仆相争，互发其私事。长孺大恚，逐其仆。诸好事之饮水者，闻之愧叹而已。”
      生活中常有如此趣事，好些人对号称名牌或是特产的东西，不问真假，一概称好，以示自己不落伍于时尚；或是对不懂的事物，冒充风雅，人云亦云，妄加评论。丘长孺及友人们喝了假的惠泉水，细细嗅玩，慢慢吞咽，俨然行家里手，结果终被贻笑大方。
2001年11月23日

三生居

《斜倚“小窗”悟人世》
      床头有一本深蓝色的薄书，厚不过两百页。也不大，只32K本。书名对喜欢读书的人来说大概并不陌生，它就是与王永彬《围炉夜话》、洪应明《菜根谭》并称为“中国人修身养性”三本必读书之一的《小窗幽记》。薄薄的小书与我同枕而眠已有盈月，却远未被我读完。原因似乎有点怪：因为我已将它当成了诊疗或是调节心理疙瘩的难得的良医。
      笔者虽还未到耄耋之年，但自谓经历坎坷，饱尝人世沧桑；加之个性内向，不善交际，有时难免将生活中的挫折与不快郁积在胸。一旦长久无法释怀，便只好归咎于宿命。当读到“天薄我福，吾厚吾德以迎之；天劳我形，吾逸吾心以补之；天厄我遇，吾亨吾道以通之”一段时，忽然有一种廓落清爽之感！细想：坦途对于任何人来说都只能是短暂的，坎坷才是长期的；人生的遭遇和机遇变化无常，谁又能控制得了？而对付不幸的最好办法，就是修养自身的德行，扩张自己的心胸，加强自我的学习。古语云：“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命运的捉弄、环境的恶劣、人世的惨淡都可以用自我的修养、刚强的毅力和豁达的心胸去化解，而作茧自缚、画地为牢、自暴自弃，最终只会遭人唾弃和不屑。
      回首我腿残至今的十七年生活，《小窗幽记》的主人陈继儒用一句“天欲祸人，必先以微福骄之，要看他会受。天欲福人，必先以微祸儆之，要看他会救。”给我作了较为恰当的总结。童年的活泼健康、少年的春风得意，由于不会“受”，酿就了青年惨失双腿后一筹莫展的“祸”；而腿残后战胜种种磨难，抱着自强自立、笑对人生的处世态度去生活、去工作，终于使我获益匪浅，这幸亏了我懂得如何去自“救”。人世间祸福的轮回变化，看似了无头绪，实则有其自身必然的规律，就如老子所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
      从祸到福，从不会承受到获得自救，并非一蹴而就，其间有一个渐变的过程。过程的延续和发展离不开两个字，这就是“读书”。
      自儿时及至而今年近不惑，除去寒窗十年，我一直读书不辍。除了消遣读书时的些许轻松，更多的是为生计所压，逼迫自己强行更新知识结构时读书的无奈和辛苦。而陈继儒在《小窗幽记》中却说“人生有书读，有暇得读，有资能读，又涵养之如不识字人，是谓善读书者。享世间清福，未有过于此也。”有好书读、有闲暇时间读书、有钱买得起好书，读了书还不会被书中的文字所羁绊，这正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至境啊！拥有如此心境的读书人，焉有不享清福之理？！然此等清福于我而言，一是条件不够，二是功夫不到，怕只能等到来日再去享受了。《小窗幽记》中有关读书的论述不下十条，诸如“看书只要理路通透，不可拘泥旧说，更不可附会新说。”、“眼里无点灰尘，方可读书千卷；胸中没些渣滓，才能处世一番”、“夜者日之余，雨者月之余，冬者岁之余。当此三余，人事稍疏，正可一意学问。”在我眼里真可谓字字珠玑、句句在理，待我某日得闲，我定悟上一悟，或许从中更能增添我读书习文的兴致与乐趣。
      读此书时，我同时在网上寻觅有关此书和作者的信息。当打上“陈继儒”三字进行“搜索引擎”后，满眼都是关于他绘画艺术的介绍，看来作者是个多才多艺的全才，难怪《明史》称他：“工诗善文，短翰小词，皆极风致，兼能绘事。又博文强识，经史诸子、术伎稗官与二氏家言，靡不较核。或刺取琐言僻事，诠次成书，远近竞相购写。”可见《小窗幽记》的确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只是愧觉我这个自诩为好书的人怎么没早一点读到此书？
      从网上我还得知：《小窗幽记》自问世至今出过许多不同的版本，后人对其也有多种译注，其中有一个版本的序言写道：“这是一本悟书，悟透了世间真情，悟得了人生真谛。在如今快节奏生活之中，于繁忙工作之余，疲极倦极，斜倚几旁床头，信手开卷，随意阅读，或可当茶，或可当酒，品味出来的，是古兰幽香，人生至味，不啻为炎暑之清凉散、心灵之安慰剂！”此句可以说是《小窗幽记》最为贴切的评语和广告词。
      末了还想叨上一句，这本《小窗幽记》我是在一家即将搬迁的小书屋中用折价一半钱买得的。可见价廉的不一定是孬货，关键还得看你识不识货，尤其是书籍这一类属于文化范畴内的东西。
写于2002年2月7日

三生居

《先生的背影》
      我已记不清何时第一次读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但却清晰地记得《背影》的最后一段：“……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质朴平白的语言，抒写出的却是深沉博大的父爱，由此得见先生的写作功力和文学才华。
      概因我自小仰慕先生的作品，校里校外陆陆续续读过不少先生的散文。但近日翻阅《朱自清全集》和《朱自清传》后，在钦佩先生博大精深的知识积累之余，我更惊诧于先生对于读书、学术的克勤克己了。
      先生在1938年11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为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文学教授，得进修古典文学，背诵著名古诗并阅读近期各种社会学刊物上的文章。”次年11月29日又写道：“读《文人》季刊，从中得知很多知识。学无止境！应多读点东西。”
      在《朱自清日记》中几乎随处可见先生读书、研究的计划，开列的读书篇目涵盖古今中外，而自勉自警的段落也俯拾即是：
      “从费兹先生的讲话中得到一些新的观念，它们迫使我怀疑自己完成研究中国诗词格律要领的能力。我缺乏科学文化的知识。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没有掌握科学的真理。但我仍要坚持下去，尽自己最大努力，去进行研究。”“自从开学以来，我一直不能集中精力学习与研究。这是个严重的问题。现在习惯于早晨去学校，下午访问、购物，晚上参加晚餐会等。这种处境将毁了我。”“在图书馆参观书库，书甚多。此情此景激励并警告我要勤奋工作。”
      一个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著作几近等身的名作家，仍然求知若渴，对自己严格要求几乎到了刻薄的地步！对此，清华大学资深教授徐葆耕在《圣者的忏悔》一文中将其归结为先生强烈的责任感使然：“三四十年代的清华学者大都给自己提出了一个过于沉重的时代性任务，即创造一种与传统迥然相异的博采中西的会通式学术。作为中文系主任的朱自清，尤感背负沉重。而要实现这一教育上的会通性目标，在治学上就必须博通古今，学贯中西，舍此无途。”
      而我以为，先生远甚于常人的勤勉自强，更多的是与先生谦和高尚的人品及沉重不堪的家庭负担分不开的。
      先生原名自华，在家中排行老大。年少在北大求学时家境衰落，为减少父亲负担，他提前一年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并改名立志。先生20岁由父母之命娶妻成家，后又续弦，先后生有9个子女，家庭拖累可见一斑。加之先生所处的年代动乱频繁，生活条件恶劣。由此养成了他老成持重、和平中正的秉性。小说家杨振声在《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一文中曾较为中肯地评价先生道：“你同他谈话处事或读他的文章，印象都是那么诚恳、谦虚、温厚、朴素而并不缺乏风趣”。
      先生27岁时被胡适推荐赴清华任教。从一个中学教师一跃成为大学教授，先生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和危机感。为不负胡教授厚望，为维持众多儿女的日常开销，先生不得不含辛茹苦、加倍努力。先生的爱人陈竹隐回忆说：“他的作息时间是安排得很严格的：早晨起床做早操，用冷水擦澡、洗脸，濑口时就把书放在洗脸架上看，然后喝一杯牛奶就到图书馆去。中午回家吃饭，饭后看报。图书馆一开门便又去了。吃罢晚饭，还要去图书馆，直到闭馆才回家。进家门便又摆上东西写，一直到11点休息。除了生病，我从未见他11点前睡过。我常劝他中午休息一会儿，他也不听。他一辈子吃饭都是大口大口地很快地吃，深怕耽误时间……”
      先生的用功不仅表现在读书求知上严以律己，还体现在学术研究上精益求精。他一贯强调做学问要深入实际作细致的观察，“于一言一动之微，一沙一石之细，都不轻轻放过”，“不注重一千一万，而注重一毫一厘”，“于每事每物，必要拆开来看，拆穿来看，无论锱铢之别，淄渑之辨，总要看出而后已，正如显微镜一样”。他对描写对象观察之认真，已经达到锱铢必究的地步。有一例可证：当《荷塘月色》发表后，有个姓陈的读者给他写了一封信，说“蝉子夜晚是不叫的”。先生十分重视，问了好些人，都说蝉在夜晚是不叫的，又写信去问一个昆虫学家。专家回信抄了一段书给他，说“好容易找到这一段儿”，蝉在夜里会叫的。先生认为既然是好容易才找到那么“一段儿”，说明是个别现象，遂复信给陈先生，表示感谢，说待该文再版，当删掉月夜蝉声那句子。后来，他留心观察，有两回亲耳听到了月夜蝉声。由此感到“观察之难”，原因就在“往往由常有的经验作概括的推论。”先生这种孜孜探求事物本质的创作精神，形成了他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缜密细致、洗炼清隽的散文风格。
      先生离世已有半个多世纪，他的背影却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海之中，且愈显庞大，愈发浓重，它恰似一柄蜡炬，燃尽了自己五十一个艰难困苦的春秋，照亮了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他是所有敬佩和推崇先生崇高文化和人格的后人们永远的精神父亲。
2002年2月17日脱稿

三生居

本系列就发到这里，欢迎大家一起交流、指正、批评！

聊可聊聊

学习了！
我就不习惯写这样的文章，所以，要加油呀！谢谢三生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