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居】散文习作—“书里书外”篇

三生居

《神仙也收“红包”》
      神仙也同人间的贪官一样收取红包，虽听似荒诞不经，却屡见于古籍，张固《幽闲鼓吹》里就有钱可通神一例。
      唐代张延任相国时，曾判一大狱。次日见案上留帖云：“钱三万贯，乞不问此狱。”张怒掷之。翌晨又见一帖：“钱五万贯”。张愤而撕帖。至第三日晨，复又一帖：“钱十万贯！”张阅后果不问此案。其部属问原因，张答：“钱十万，可通神矣，无不可之事，吾惧祸及，不得不止也。”
      唐僧师徒历尽艰辛，到了雷音寺，取真经时，因为没有送“红包”，阿难、伽叶给的竟是无字的白本。告到佛祖那里，佛祖说，经不可轻传，亦不可空传，最终折衷出价三斗三升米粒黄金，这还是佛祖调停后的优惠价。
      汉末管辂精通《易》和占卜之术，一日出外闲行，见少年赵颜眉间死气氤氲，但便告之三日内必死。赵颜哭跪求救。管辂教他备一壶酒、一块鹿肉，到南山见二人弈棋，乘其兴浓时跪进酒肉。二弈棋人一是北斗星，管死；一是南斗星，管生。赵颜照此行之，二仙人在弈棋时下意识将酒肉吃下，赵颜于是哭拜求寿。二神仙大惊道：“此必管辂之言也。吾二人既受其私，必怜之。”于是查阅户口，赵颜果十九当死，他们在十九之前添加九字，赵颜于是得以活到99岁。
      弄一瓶酒、一块肉并不难，现今以XO人头马、山珍海味为贿礼的大有人在，难的是让收礼人不知不觉地吃喝下去，这里送“红包”的艺术就很值得推敲。不妙的是南北斗星二神仙事后告诫赵颜道：“回见管辂，教休再泄露天机，不然，必致天谴!”天机于是失传。
      神仙收红包毕竟只是传说，在人间，送礼收礼现象虽有，毕竟不是光彩之事。天机既已失传，俗人大可不必再冥思苦想，枉费心机。
1995年5月

三生居

《中式服装》
      前不久在上海召开的APEC会议上，各国领导人穿一身中式休闲服装，着实让世人的眼睛为之一亮：本白色真丝衬衣，团花织锦缎中式外套，细致的手工滚边，古色古香的盘花钮……无不透射出浓郁的东方韵味和中式服装的无穷魅力。这套服装的出现，一时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进而也引起了我对中式服装的浓厚兴趣。
      美籍华人李惠英在《世事花絮录》中曾记载了关于中式服装的一则轶事。1983年春节，中美一友好协会欲仿效中国习俗吃一次年饭，请柬上注明会员须穿中国服装，此举引起了与会美国妇女的极大兴趣。结果，那晚到场的美国妇女，除了一位穿旗袍外，其余穿的都是绚丽的戏装。
      其实，戏装是典型化了的中国古代的流行服装。在改革开放之前，外国人对中国实情的了解极为有限，对于中式服装，仅从寥寥无几的经典戏剧中见到中国人穿着打扮，便以为所谓的中式服装不外乎旗袍、戏装以及博物馆里的古董了，故而出现了令人滑稽的误解。穿着戏装赴会，难免令不明就里的组织者惊讶不已，此事也就成了一则印象深刻的花絮。
      事实上，中式服装的样式还是比较丰富的，远的不提，就拿如今老年人亲眼见过或者亲身穿过的来说，比如清代的服装。这种服装在《儒林外史》里提得最多的是一种斜领大袖、四周镶边的袍子，称作“直缀”。以“直缀”为基本型，又有普通人的“直身”，士人的“长衣”，官员的“员领”、“蟒袍”。论服装的功能，还可分礼服、公服、便服、吉服、素服等等。清朝晚期有人对这种传统中式服装颇有微词，评其主要的缺点有二：一是式样过于繁缛，“宦游远地，行李往来，筐箧累累，有如山积”，光是运送服装的行李就得一个加强排；二是穿着极不方便，“牵掣行动，妨碍操作”，既浪费时间，又不好拾掇。所以至近代西风东渐，人们逐渐发现西服简捷便当的妙处，就有了“易服”的主张。
      中国的易服，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被称为“浙东三杰”之一的清人宋恕在给李鸿章的建议中说，富国强兵诸策，“必自易西服始”。将换装与否同国家兴衰相提并论，未免有小题大做之嫌，但他的初衷，大概是要从改变人们传统的观念上着手，旨在去繁从简，轻兵简政，轻装上阵吧。出于同一逻辑，坚持旧道统的人，也把维护传统服装引为己任，发出“此旧制也，抑中国声明文物之具也。更旧制者不昌”等反调。一时间，究竟“易西服”还是“承旧制”，竟成了官场中的热门话题。
      辛亥革命的炮火，简化了这场争论。民国建立后，“士夫争扔发辫，改用西式衣冠”。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还亲自设计了一种截长就短的制服，这就是后来妇孺皆知的“中山装”。不过中山先生自己也明言，这是他从外国军装式样中借鉴而来的，并参照了日本的学生装。如此一来，现代人默认的两种中式服装，即与西服并行于世的中山装，以及直接从满人骑装衍化而来的长袍马褂，竟都沾了“夷狄”之气！实质上，本文开篇提到的APEC领导人会议上穿的休闲中式服装，也借鉴了西服的做法，如将中式传统的连袖改为装袖等等。
      中式服装的衍化与蜕变很耐人寻味。看来，“传统”之传，不在其统，统而必僵；而在其用，去粗存精，活学活用。虚有其表的东西，恐难遗传，终将被聪慧的后人日渐淘汰。
初稿1995年6月28日  改于2001年10月26日

三生居

《方圆之道》
      我国古代最早的数学著作《周髀算经》说：“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在古人看来，天上的日月星宿，东升西沉，循环往复，圆转如磨，故而天是圆的；大地辽阔无际，阡陌纵横，平展方正，所以地是方的。方与圆乃是天地存在的基本形式。
      古人信奉天人相应，天地的方圆之道很自然地就演化为人间的行为模式。《吕氏春秋·圜道》就有“天道圜，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之说，圜，就是圆。古代阴阳家借助天地之道推论治国之理：君主发令，无所滞碍，就称为圆；臣下克尽职守，刚正不阿，便叫做方。为人之“方”大抵是指正直坦诚，表里如一，正如韩非子《解老》所云：“所谓方者，内外相应也，言行相称也。”为人之“圆”，则是指周到细密，审慎干练。中国人历来讲究刚柔相济，既坚持原则又不失灵活性，方与圆正是极为形象的比喻，就如唐人李泌所说“方如行义，圆如用智”。
      古时君子贤人常将方圆之道视作行事的准则，大医药家孙思邈主张“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宋代王应麟在《柳南随笔》卷二中写道：“中不方，名不章；外不圆，祸之门。”可见方圆兼顾，事情才能成功。
      作为一种人生信条，能做到方圆互济的虽不乏其人，但顾此失彼的恐怕更多。以三国人物而论，兼顾方圆而臻于化境者当推诸葛孔明了，看他忠心耿耿，襟怀坦白的精神，可算是方的典范；再看他思虑周密，举措谨慎的为人，又称得上是圆的楷模。而有方无圆，刚烈粗鲁，急躁莽撞的，譬如张飞。有圆无方，圆滑狡诈，诡计多端的，就如曹阿瞒。
      现今，方圆之道亦普遍为人们所接受，尤其是“圆”之道广为人们推崇，只要瞥一眼书摊上的书名就足以明证，《如何迎合上司》、《拍马屁艺术》等等，简直到了亦步亦趋的地步。然处世之道非“圆”能一概而括，过于圆滑不免流于虚伪，终究被人们所厌恶和离弃。
1995年7月

雨悦

三生居：你住院时，有没有给医生送红包什么的？

三生居

《幽幽泣歌》
      要说艺术，似乎是一种很高雅的东西，非凡夫俗子能驾驭得了。但“哭泣”作为一种人之常情，称其为艺术的恐怕难有人信服。
      近翻刘鹗的《老残游记》，却领赂到一种别样的感觉。作者在自序中把中国艺术说成是“哭泣的艺术”，并以难以辩驳的事实加以论证：“《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记》；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且看王实甫的“别恨离愁，万肺腑，难陶泄，除纸笔代喉舌，我千种相思向谁说!”还有曹雪芹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实在是幽绝千古的饮泣。曹又名其茶曰“千芳一窟”，名其酒曰“万艳同杯”，此乃是“千芳一哭”、“万艳同悲”的隐语。
      纵观人类的历史，无论古今，孩子用它对付大人，女人用它对付男人，男人则用它对付世界。哭为之艺术，一点也不为过。确切而言，幽幽的泣歌，乃是艺术创作的内驱力和原动力呵!
      就如人之一生，一落地，就要哇哇大哭，父母耳中犹如一曲美妙的泣歌。及至成年，哭似乎成了女人的专利，正是与生俱来的自卫武器。莎翁说，女人的名字是弱者，殊不知弱者的取胜之道，正是以柔克刚的幽幽泣歌。  
      哭泣，又是生命意识最强烈的表现。人不仅悲伤时要哭，喜极了也要哭，悲极怒极，反而要笑。只要还有哭的欲望，就还有对生活的依恋。
      哭的艺术，非到老年不能彻悟。人在哇哇的啼叫声中坠地，又在亲人的悲泣声中入士安息，生生息息，终究离不了哭的艺术。
      概而言之，一切生之欲望，生之奋斗，都在这幽幽泣歌中了：或哀婉悱恻，或凄怆悲凉，或铿锵激昂，其实都是生之恋歌啊!
1995年7月

三生居

《戏说档次》
      生活接待讲档次，作为一种礼仪，尤其在重要的交往场合中，是不应该马虎草率的，但如果一味追求，又会走向反面。
      有本闲书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古时青州东门有个皮匠叫王芬，后来成了暴发户。富贵使他觉得光有名而无号已经不够档次，便请高人起了个别名“蘭玻”。王芬觉得这别号很够档次。后来人们细一琢磨，才察觉这“蘭玻”二字，除了让皮匠头上顶一把草之外，依然是“东门王皮”而已。落得他人一场讪笑。
      古往今来，也还有一种人，对于生活中虚饰的档次避之有若仇寇。清代学者丁腹松屡次考试名落孙山，他在大学士明珠家授课，明珠知他博学高才而命运多舛，就叫家奴为他打通关节，结果丁腹松考中进土，达到了较高的档次。可丁腹松却认为明珠靠权势为他弄来的这种档次，使他一生名节扫地，便归乡隐居，不求仕途。三国时，曹丕是“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的诗友。彼此感情深厚。后来王粲死了，下葬那天，身为魏王太子的曹丕以“王室之尊”亲临他的葬事。面对死者，曹丕对同来的人说：“王粲生前喜欢驴叫，我们各作一声驴鸣，为他送行吧!”说完便带头长长地学了一声驴鸣，曹丕在这样的场合没有讲究什么王室的尊贵，使人间多了一份真情与爱心。
      为人贵淳扑，悠悠葆天真。但愿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过分追求档次的人，记住古时那个青州王芬矫情饰己的教训，以耿介恬淡自励，在普通场合，不妨师法曹丕率真与随俗。
1995年7月

三生居

下面引用由雨悦在 2005/10/17 03:16pm 发表的内容：
三生居：你住院时，有没有给医生送红包什么的？

还能不送么？送了四千多元呢！

三生居

《一字之差，意境迥异》
      关于“一字师”，古代有个广为流传的故事。
      唐代僧人齐己咏《早梅》诗云：“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另一位诗人郑谷将其中的“数”字改为“一”字，一字之异，寓意顿拓，更渲染了“深雪”的意境，烘托了“早梅”的品格，这一字之师做得当之无愧。
      前日在私人书摊上买到一套《中国掌故丛书》，其中一本名为《奇联巧对》。或许是此书太讲究文字的推敲功夫，或许是编写者粗枝大叶，其中一字之误着实令人啼笑皆非。此书前八页就有两处谬误。
      第一处上联为“开关早，闭关迟，使过关人过关”；下联是“出对易，对对难，请出对人先对。”以此联下联为基准，就可判断上联的“闭关”是“关关”之误，繁体的“閉”、“關”在形体上的相似，使编写者想当然地出误，而仅此一误便使此联光彩顿失。
      第二处，“点灯登阁各攻书，移椅倚桐同赏月。”此联其他妙处暂且不言，就上下联的第二、三个字，编写者解释说：上联的这两字既同音，“登”又是“燈”（灯）的偏旁；但在解释下联时又说：“椅”与“倚”既同声又同偏旁。于是问题出来了：此种对法绝对不工整。事实是：“登”有一繁体为“蹬”，如此，“蹬”与“燈”则亦为同声同偏旁。编写者的主观臆测不经意间就带着读者“登”入歧途了。
古时的一字师可为今人之良师，它体现了一种精益求精的精神。而对古人的审慎，我们理应深刻地意识著书立说所负责任的重大，在“受”与“授”之间须慎之又慎才好。
1995年7月

三生居

《闲情话洗澡》
      清人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写道：“盛暑之日，求乐事于黑甜之外，其惟沐浴乎？潮垢非此不除，浊污非此不净，炎蒸暑毒之气亦非此不解。”盛夏之时，李渔视洗澡为人生一乐，但那乐趣，似在沉垢退去后的暑消体畅，闲情味则稍嫌不足。
     古人经常把洗澡与养生联系在一起。譬如“冬不数浴，夏不频汤”。我国古代祭祀宗庙，严格要求斋戒沐浴，保持身体洁净，以表示对神灵祖宗的敬重，就连自认为把沐浴谓之人生闲情乐趣之一的李渔，也认为除去“遇春温秋爽，皆可以此为乐”外，“严冬避冷，不宜频浴”，以免“损耗元神”。
      相比之下，宫廷里的达官显贵们，则多把洗澡当作一种闲情逸致来享受。唐朝诗人王建有诗吟咏宫廷冬浴：“日冷天清近腊月，玉阶金瓦雪澌澌。浴堂门外抄名入，公主亲人谢面脂。”窗外寒风凛冽，大雪飘飞，室内热气腾腾，王公贵族在浴池里逍遥自在，好不惬意。
      沐浴既然成了乐事，自然有人费尽心机想出些荒唐的点子来，从中享受极度的奢靡。东晋王嘉《拾遗记》载：汉灵帝刘宏曾在洛阳建“裸游馆”一千间，每到夏天，他就带上一批14至18岁的妙龄宫女来此避暑。这些宫女“皆靓妆，解其上衣，惟着内服”，和皇帝一起泡在浴池中。这已远不是常人眼里的闲情逸致，而是荒淫无度、穷奢极欲的象征了。难怪《韩诗外传》在述及沐浴时说：“故圣人不淫佚侈靡……养有适，过则不乐。”
      如今的一些大款、大腕们，不惜耗数万元装修一间卫生间，而真正从沐浴中享受到的闲情真趣，却微乎其微。西晋哲学家、文学家傅玄大概有感于此，把沐浴之德看得比沐浴本身更重要，他在《澡盘铭》中云：“与其澡于水，宁澡于德。”洗澡应同时洗去心灵和肉体的污垢，保持一致的洁净才好。
1995年8月1日

三生居

《千金散尽话钱财》
      《金瓶悔》“戒贫词”说“亲朋道义因财失，父子怀情为利休。急缩手，且抽头，免使身心昼夜愁。”这可谓是对尘世财迷们的当头棒喝。但能因此就“急缩手，且抽头”的清醒者则属凤毛麟角，俯拾皆是的多是些“蝇头场上苦驱驰，马足尘中厮追逐”的人和事。
      野史《明武宗外纪》里有篇明人写的《天水冰山录》，乃明代权奸严嵩籍没之后的登记薄，里面的账目不值赘述，但题目取“太阳一出冰山颓”之寓意十分深刻。乾隆时文人赵怀玉为此作的序更可玩味：
      “方丈之供，餍饫不过果腹；万间之厦，偃仰不过容膝。不能日食百牢，身衣千袭也；而顾昼夜孽孽乾没不已者，特夸多斗靡，务快一时之心志，以为不若是，则权不足以胁人，富不足以甲众……”道出了敛财者的心态。用巴尔扎克的话说，贪财之心已使之成为不可理喻的“人妖”。
      当然，能看透金钱本质的人还是有的，譬如“陶朱公”范蠡，譬如元末商人陆道原。
      范蠡认为：世间的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人生的荣辱、时势的盛衰也复如此，因此为人须待时而动，顺应自然。所以他“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明人杨循吉《苏谈》里写道：“元时富人陆道原，货甲天下……暮年对其治财者二人，以资产付之曰：吾产皆与汝。惜为汝祸耳。道原遂为黄冠师。”这位陆道原也是一位聪明人，他经历过“千金一笑、万钱一箸”的奢侈生活，后来意识到“物聚必有散”的道理，遂及时将钱财赠于他人，去当了一名道士。
      陆道原的彻悟，大概与时代有关系。处在元末明初那样动乱的社会环境中，烽火连天，饿殍遍野，有多少人连肚子也吃不饱，自己独独拥有万贯资财，即便不被眼红的皇帝查抄，怕也会被有着数千年“均贫富”思想的普通百姓抢劫一空。与其祸及子孙，不如及早抽身，以作万全之策。
      古人的散财方法，在今看来虽有其不妥之处，但比起那些贪得无厌的权贵和奸商来，不显得可亲可爱么？
199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