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命的生机与活力”的表现就是书法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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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出土的竹木简帛和碑刻中的隶书较为复杂，为说明问题，我把具有较长的竖笔的那类汉代隶书叫做隶2。由隶1至隶2，经历一个从无饰到有饰的转变，在追求一种“象外之象”。与秦篆、隶1、隶2相比较，汉隶中确实有很大一部分汉字的字形明显地由纵变横。因此，我就把具有横向结体、主次笔画和波磔分明的那类汉代隶书叫做隶3。作为一种字体，隶3的共同特点是在结构上有主次分明的笔画关系，且有遒丽的俯仰之势，在笔画上有骏发的波磔之美，充分体现了浑厚质朴、深沉雄大的时代风格。这部分字是值得研究的，我们讨论的重点部分就是这些字由纵变横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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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在汉代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准，且汉代艺术可算是中国本位的艺术，其作品正所谓大块文章，风格宏伟，做法简朴……”（徐悲鸿《中国艺术的贡献及其趋向》1944年发表，载《徐悲鸿艺术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版，445—447页。）这种简朴的做法指的是什么？为此，客观探讨汉隶的文化意蕴，理性认识汉隶的美学身份，意义十分重大。笔墨如何转化为艺术语言？怎样重构隶书语言的秩序？精神如何穿透笔墨而彰显生命的活力？现在看来，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思维方式的转换过程。从篆到隶，汉代人逐渐生成和建立起自己的语言新秩序，表现出一种清晰的从语言本体到文化思虑的轨迹，彰显出鲜明的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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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秦篆和隶1相比，汉隶有了质的变化，由隶2至隶3，经历了一个由夸饰到文饰的转变，也在追求着“象外之象”，体现了其赖以生存的时代特征。这说明当时意识形态的改变，即文化主导发生了由个性向共性的深刻嬗变。隶2虽然笔画的主次关系还没有形成，但是笔画随心所欲、奔放张扬、纵逸活泼，已有了气势磅礴的竖笔。这种雄浑飞扬的风格是老庄观念的表现，同时还夹杂着法家个人英雄气质。隶2自由不羁地挥洒其浪漫的艺术个性。隶2对隶3的启示是：它开创了一种直接表达心灵的方式，隶2的优点就是笔画直叙心灵感受，不需要复杂的结构，也不需要注意笔画的对称平衡，更不需要为自己的形式在现实中寻找对应物。隶2中有一种直叙胸怀的质朴气质，其纵笔表达了人的内心的冲突，用老庄忘我的方法来强调自我的存在。而隶3则用儒家的理性精神，进行思辨，肯定了人的存在价值，也希望强调艺术的那种永恒存在的价值。隶3中所有笔画都尽量引向中心，表达出人的那种人性的存在，一种具有人类尊严的东西。隶3继承了隶2的朴质、自然和一种对形式的理解力，增加了持久、简约和笔画的文饰。隶3没有重复秦篆及隶2的审美观，用儒家思想为自己构建一个完整的精神体系，“蚕头燕尾，一波三折”及磔尾是单纯的，是直叙心灵的，即不是用叙述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完全是一种感性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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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3字形多呈横势扁方，彻底摆脱了汉字象形之态；结构上，臆造偏旁，扁平方正、波磔起落、向背分明，笔画间的映带、呼应形成了一定的先后顺序；用笔上，轻重徐疾，提按顿挫，方圆藏露诸法俱备，自然地产生力量和速度的变化；整体上，追求平稳、均衡与充实，具有笔势飞动，姿态优美，具有雄阔严整而又舒展灵动的风度。隶3雄劲傲节，端方正直，谨敕笃行，表现了儒家思想的现实性和审美要求。秦篆汉简汉碑从一个侧面代表了秦汉文化的风格，反映了齐秦楚鲁等文化的融合，汉代人在汉隶中找到自己内心所追求的意境和内涵。
较之秦楚文化，汉文化体现出自信兼收并蓄的状态，正是这种包容与吸纳，才令汉文化变得日益博大和深厚，呈现出浪漫、庄严又极显神秘的特色。由于中国在汉代完成了政治权力和学术思想的大一统，无论什么都在国家的权力之内，也给各种学术流派杂处的环境，严格的宗法制度、以礼为本的统治方略已融汇到汉文化中， 民族的时代精神，有一种积极进取、豪放热烈的倾向。社会精神风貌显得豪迈洒脱，虽有制约，个体也溶解于共同的生活和文化中,但也多了一些弹性和活力，而不是秦代那样过分地僵硬。成熟期的汉文化，则文德有余，而武力过弱，并反映出了功利和保守的倾向。汉代人凭借"独尊儒术"文化背景，对汉字进行思考，借儒家思想将常见的隶书式样赋予新的内涵，使之容易得到人们的普遍的共识与认同，在受众的体验中产生情感转化为公众的审美情趣，建立起一套自然-人-社会的思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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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是儒家从空谈进入实际操作的阶段，解决实际问题，用具体的措施去得人心。经学在东汉十分普及，与西汉“缘饰”式的儒学接受不同，东汉士人们以主动而自觉的态度将儒家原则吸收并内化为一种仁和温恕的性情和忠臣孝子的风范，从而铸就了一种以笃实行检、醇良敦朴名于史的士大夫风气。由于儒学对修身和觉悟的要求，以圣人的是非为是非是汉代人思想意识演变的自觉方向，所以文人一开始就具有一种相对自觉的高度。而隶变可以说是儒家将其理论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的一个实例。经学的主导地位反映在汉隶创造中就是以儒家的审美理想为是非的模式。汉隶以汉代人自己的感受为中心，主动去寻找尽量与之对应的汉字表现形式。汉隶的本质是精神的，在揭示意识昂扬的同时，也竭力去寻找生活的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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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尊儒术”形成了汉代社会的集体意志和共同主题，而日常生活中的一事一物无不放在与这个社会主题的相互关系中确定其意义。汉代社会以“孝治天下”，必然要强调“礼”。儒家文化理想以“合礼”为追求的最高目标。在汉代，礼学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大到治国安邦、婚丧嫁娶，小到饮食起居、穿衣戴帽，事无具细都执行着一个一元的理念，就是以符合礼的要求为标准，一切以礼为一依据。如儒家在阐述修身的方法中 ，有一条就是取与合乎礼仪，不卑不亢，安位守分，就是言行与自己所处的地位相称。在儒家的道德中，任何事——包括性都应服从于礼，儒家建立了一种“天—命—性—情—道”（见《孔孟之间》，载《中国哲学》第20 辑）的联系。孔子之“道”是一种人生实践的基本原则，是人道，“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郭店楚简《性自命出》），道虽始于自然状态的情，但最终已表现为人文的自觉。儒家对于性的理解要平实得多，将性纳入礼仪——仁义之中。即把自然之性引入社会之性。也就实现了性从自然属性到人文属性的转换，用礼来节制人的情感。“喜怒哀悲之气，性也。”（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儒家对性持含蓄拘谨的态度，既有《诗经》中的“中媾之言，不可道也，言之羞也。”又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  离娄上》）的原则。汉隶以“蚕头燕尾，一波三折”和隶2的纵笔的方式提出人性的问题，可谓意蕴幽远。它们的存在给汉隶造成一种“逼”势，使所有的人在其中都会感受到原初的本能，人性的力量也会得以充分地展现，其刚阳的神韵和强悍，使生命获得了确认、深度和力量。隶3以“礼”节制了隶2刚风烈骨的嚣纵，为了揭示爱，就在阳刚之中加入了柔软。因为爱本身就是人性中的一种柔软。隶3以中庸方式面对人自己的柔软，用笔墨的变化来表现心性的差异，既有磔尾的浓重，又有“一波三折”的柔顺……爱随情变，情随意转，在笔墨之间呈现出象征意蕴来。隶变就是在这种儒家思想在政治、文化、思想领域中主导地位的社会环境中完成的。儒家思想给汉隶一个明确的认识，这一方面促进了隶变的进行，另一方面由于它对笔画的社会性意义传达的重视，就限定了汉隶的的意象、结构、章法、风格。艺术的生命在于独创性，而独创是善于把握事物本质的结果。汉隶成功地找到了新的寄植物，并开拓出新的象征意义，使笔墨具有更高层次的象征意蕴，这是书法借喻传达的关键。可以说汉隶是汉代儒学繁荣的直接表现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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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都不是纯粹的，因此都不能绝对地理解。对于历史上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应如此。从战国末期到秦汉之间，儒、道、法、阴阳等各家都表现出综合百家学术的倾向。班固认为经学是阴阳五行化的儒学。（《汉书·五行志》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从文化学的角度看，儒学的阴阳五行化，是齐、鲁文化一体化的产物。汉武帝一生做的就是加强中央集权和皇权，“独尊儒术”，改由武力掌国而为由意识形态来控制国家的格局，董仲舒在“天人相类”的前提下，吸取道家、阴阳家、法家的思想，将自然与社会两重秩序混为一谈，以“天命”为依据，肯定了专制皇权的合理合法性质，变成了以学术和思想观念支撑的统治形态，使“不达时宜，好古非今”的古典儒学一变而为阴阳刑名杂之的汉家经术。这种情形反映到隶变上就是汉隶笔画和笔墨设计都不是单向度的，保持了生活的暧昧性、多义性。
0 l- b6 F4 D& Y; t2 _  g秦相吕不韦用五行运转向秦始皇陈述天下大变的规律，说明秦国以水为国德来取代周朝的必然。到了汉代，董仲舒用阴阳五行来说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道理，阴阳五行成了“天意”的代表。汉代儒学里的一个主调是天人感应，这本是阴阳家的说法，先秦的说法是可以“与天地参”。
* h/ x8 q1 q: Q6 g! e: @孔子曰:“天道远，人道近”，“敬鬼神而远之”；《荀子·天论》开头就是:“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讲“明天人之分”。而董仲舒在他的书中用大量篇幅来讲天地、阴阳、四时、五行，各家之说全都被吸收到儒家的思想体系里，甚至黄老之学也吸收，只是用“天”代替了“道”。把忠、孝和天道中的五行联系在一起，这也是董仲舒的首创，所以忠孝就不只是伦理道德了，违者会遭天的惩罚。
6 [9 w( @8 z$ H2 [9 s. T董仲舒讲的“天”当然是有意志的，能赏善罚恶，主要是用在政权合法性解释中，是一个“可商量的对象”(李泽厚)。
3 a3 v5 r" A7 s中国的天文，一是制定历法，敬授天时，二是观测天象，预卜吉凶，所以不是完全的天文学，而是历象之学。中国古人喜观天象，不是单纯的为了了解天文，而是为了人事，为了政治需要。因为有天人感应的前提，干什么事选什么吉日良辰；
6 w# S" ]0 ~/ V' H+ L# S1 t" n“占噬这种迷信，又有自己的特点，即意味着人们不甘心听任命运的摆布，想预知自己未来的前途，寻找避凶就吉的途径，又表现了对现实生活的向往。”（见《朱伯昆论著》，715页，沈阳出版社，1998年5月版。）先秦时期，就已出现了分析汉字形体来解释文字的风气，皆以五行相生，六爻安静，取吉格断。“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易传》）五行相生好比母生子，有相亲相爱之情，意味着顺畅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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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隶创立了完整的符号体系，结字疏朗空灵，造形简约概括，用笔书写含蓄，其审美注意是在汉代经济、文化条件下对汉字进行的超越。对汉隶讲，文字符号的关注点不在其形本身，其核心目的在于表意，是以意绘形，中国画则是以形绘意。这样，对运笔的轻重缓急、笔画的粗细大小，就有所选择和侧重，围绕“立象尽意”臆造符号，传情达意。
8 L& j. {  `) w* e0 V% |8 y在古人的观念中，所有的事物都在不断变化，认为“变者生之机”。即变化是宇宙秩序所固有的规律，人应随时接受变化。“化为裁之谓之变”（《系辞上》），化是生出新东西，裁是减去旧东西，生新减旧，才叫变化，其关键就是在这新旧结合中强调了什么。隶变反映出“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易传·系辞上传》）的理念。汉隶强调的是字形的概括性和象征性，注入了较多的情感意象色彩，主客观因素和谐交融。作为一种字体，隶3宽绰而遒丽雍容，象征着太平祥和，整体上表现了“平和简静”的气度。隶3以尊尊原则、中庸原则和八卦取象来取舍笔画，因此，就有了一种分寸感，使隶书书写越来越趋于文饰，突出了儒家的“心意”，这种意识赋予了文字一种前所未有的气息和风貌。这种造型所产生的美感与群体所共有的意识有关，也就是说书家主观因素与社会承认的字体所拥有的美之间是一致的，是一种共性的美。
汉隶已不仅仅是出于对神灵的敬畏，而更多的是出于对“天人合德”理念的主动追求。汉隶中已没有秦篆呆滞的严谨，其笔法拙朴，舍做作求真挚，尽管字形完全摆脱了象形，却更接近汉代人来自内心的独白，更是对时间和空间的再认识，从而为汉字和书法增添了一份新的“意味”，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象。
8 [9 f+ t2 C1 Z0 A, ^汉隶以“意象之美”展现出一种“乐”的精神，是以天地为心，以寻常生活为乐，是“以雄强古拙的气势和力量表现了人征服占有外部世界的胜利和乐观精神。”（李泽厚）它不过分倚重技巧，但强调意识，以突出来自内心的力量；以性情表达为重，表现了人与自然、社会认同、合一的经验。这已跨越了文字的社会纪实功能，而发展到宣泄和演绎感情、思考的层面。从而，确立了书法的内容就是表现儒道文化中对生命的认识——生生不息的生机和活力——这是隶变的重大贡献。儒道思想改变了隶书的书写动机和审美意向，使书法确定了自己的审美方位，走进了生活的深处。汉隶用笔墨去体验人类的期盼和生存，是一种精神的重建，是在汉字中寻找生命的浪漫与真谛，是对意义的追寻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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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隶是以文人气质的表现为中心，重视主体精神的参与。儒道思想观念与隶书的融合，使汉隶笔画表现出独创性。汉隶线条是汉代人主动把握线的抽象含义，并利用它来为表达人的主观意志服务。儒家的贲之道为隶变提供了原则和方向。“蚕头雁尾”是趋吉避凶意识的反映，更是书家兴到笔随、心手达情的艺术经营。流畅而轻松的“蚕头燕尾”是生命、智慧和理智的象征，分明泻出一种雍容华贵的风度，充满着高傲和自矜，集中体现“究天人之际”的探索精神，其诗性的节奏和动人的笔墨，紧紧扣住祥和温馨的气氛。
3 Z' s& ^0 w* s0 _5 W6 }汉隶强调人的主观表现，是人格的表现。汉隶不是为艺术而艺术，其形式为目的服务，而正是形式使美和艺术成为可能。隶3主次分明的结构来源于齐鲁文化中的礼仪。“殷人尊神”，却被人推翻，对此周人悟出一个道理：事神敬天之外，更要注重人的力量。于是，在周礼中，伦理性被强化。在儒家及老庄那里真善美之间没有明晰的分界，老子创造了一种以物观物的方式，就是将理性的观念用具体的事物来感性地显现，即理念的感性显现，庄子将其进一步发展成一种“物化”的关照方式，就是以人之情来主宰物之趣。儒家关怀群体生存，重视文与质的关系，提倡白贲之美、中和之美。主张文艺要“发乎于情，止乎于礼”，坚持“思无邪”的标准，即将是否符合礼教的要求放在第一位。孔子虽在“中正平和”、“仁恕”理论中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宽恕忍让、温良恭俭让。但他更强调秩序，讲究贲之道，这不仅将感性问题转换成存在问题，而且也给真善美、知意情一个存在的根本“意义”。贲之道也使汉字书写从“神事”转向“艺事”，这主要是“饰”内含有人的感情因素，它更近于艺术处理。隶变完成了书法由再现到表现的转变，是以技入字、以字写人、由字见美，技为字服务，情技结合为表达人的情绪和儒家的“心意”服务。在儒家的观念中，礼仪便成为人与社会和谐通融的实现纽带，使欲望和制约的冲突时时得到调节，儒家将这种冲突和矛盾的解决引向内在的和谐与超越，进而引出自我完善的人格理想，它所关注的是“自我”对这种对抗的调节和超越。其“气节情操”首先是指表现为个性精神生活特征的总和，同时却又是一种体现着共性的伦理学范畴。儒家很注意人的感情因素的表达，而强调的却是个体意识对于群体制约的和谐与通融。因而，隶3的雅俗共赏极具群体主义倾向。在老庄的观念中，却有一个游离于外部世界之外的纯粹自由的“自我”。因此，隶2的纵笔表现得无所顾及，表现的是个体意识对于群体制约的蔑视与抗挣，具有极端个人主义倾向。

墨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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