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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张大而慨 简率朴无华——董玮书法品格略识
彭再生
书法之善，要在立格。立格之要，在求诸文化。概言以蔽之，儒家之忠义气节，道家之逍遥简静，佛家之寂灭虚空，中国文化的精髓总是以对宇宙、人生的认识为旨归的，而这种旨归，大抵也是书法品格最高的宿求了。儒道佛作为至高的品格法则，各自之间本互为融通而无有高下。然而，透过外在的表相，其共存的精神内核却不容忽视，这就是“大气”和“阳刚”。儒家自不待言，道与佛从本质上来说更是如此：至博大才能至空渺，至阳刚才能至虚静，否则，又何以“扶摇直上九万里”，何以“如如不动”呢？以此种精神观照中国书法史，千载而下，亦复如是。因此，即便说到妍媚之祖书圣王羲之，也是以“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来品评的，不然，就真沦为张怀瓘所说的“有女郎才，无丈夫气”，恐难立于书史，彪炳后世了。对于此，董玮深谙其中的道理，其书法所流露出的最为集中和高贵的品质也正在于这种对“大气”与“阳刚”的追求。其书点画果敢劲健、率直纵出；结体气局宏阔、大开大合；章法跌宕率真、生发自然，且无论对联立轴，还是扇面手卷，无论字若径尺，还是小字行楷，这种品格均能一以贯之，精神灿灿。可以说，对董玮而言，对这种品格的追求由内而外，深之入骨。记得其曾在一件《意临兰亭》的手卷中自跋道：“以碑版之法书王右军兰亭集序，一扫冯摹本媚俗糜弱之态也。”由此可见，董玮的凿凿用心所在。而这种核心审美品格的确立，也为其书法道路的选择和深入奠定了基础。和大多数学书者一样，董玮最初也是从帖入手的。其之前对王羲之手札包括阁帖的浸淫日久而力深，临摹王书的精致、准确程度也非一般人所及。而后，董玮写过一段较长时间的米芾。因此，看其早期的一些作品，能明显地察觉出其中“二王”和米芾的灵秀与潇洒。只是，这种一味的灵秀与潇洒终究不是董玮内心里所想要的，因而，董玮后来书法的旌旗一变也是自然而然的了。问道中国书法院之后的近年里，董玮的书法逐渐偏向于雄强开阔、大朴大拙一路，并且这种方向确乎是日益地明朗和坚定起来。而从直接的取法来看，主要可分为两类：其一，是可以泛称为碑版的各类书法资源，自上而下，从金文大篆到汉碑隶书到隋唐墓志，概莫例外。而其中，尤其醉心于大气磅礴、奇古稚拙的作品，如《散氏盘》、《大开通》、《石门铭》、《四山摩崖》、《好大王》、《秦诏版》等。与这些经典的朝夕相对与摹习日深，赋予了董玮书法更为深厚的积淀和更为宽广的品格。篆隶用笔与大气雄浑的气度自不必说，更难得的是涵养其中所孕育出的高古、朴拙、率真的气息，这种气息流淌于毫端，贯通于各体，使其作品在宏肆之外更添了几多耐人品味的内蕴。其二，是对于右任的师法。有了之前碑版的学习，在此基础上对“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的于右任的师法表达出董玮深入挖掘这种审美内涵的决心和慧心。于右任书法初亦以帖入，后从北碑及墓志中化出，融入楷、行、草的创作，为继康有为、何绍基等之后的又一碑派书法大家，且在此前境界上多了一层率意和生拙。董玮对其心追手摹，体味至深。而值得一提的是，身为国民党元老的于右任先生晚年被迫寓居台湾，其在86岁时曾有名句，“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读之，不禁让人铭感五内。推人及书，可以想见，于右任先生这种高尚、深沉、伟大、质朴的人格与情感或许也是董玮在学习于右任书法的体貌技法之外，更多的一层精神的感召和润泽吧！至此，沿着古人及前贤的轨迹，董玮完成了从帖学到碑学的互通互融，其“开张大而慨、简率朴无华”的书法品格和风貌也基本确立。而且，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董玮这种不为时下“导向”所误、汲汲于己心所求的叩问与表达，合于书法“书以载道”、“书为心画”的最高准则，也预示了其书法以后所能达到的高度和深度。秦汉泱泱，盛唐雄迈，此种精神万古不可磨灭。由是观之，董玮其书立浩气于环宇，择旨趣于雄阔，上接民族之精神，下匡时俗之流弊，善莫大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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