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纪录】简牍之旅——大型学术公益活动（红木裁纸刀＋限量纪念册送网友）

贺进 · 发表于 2012-8-6 21:33

简牍之旅——大型学术公益活动

2012年5月13日实地考察地湾城、肩水金关

网站编辑 · 发表于 2012-8-6 21:34

一路向西
——敦煌和居延简牍之旅札记

王  义

5月14日
额济纳旗
实地考察卅井候官、黑城、甲渠候官、第四燧

早起除一辆车外，全部乘坐租来的越野车，开车的全是彪悍的蒙古汉子，黑红色的脸膛、宽宽的肩膀、粗壮的腰身，站在那就像一座铁塔。从吉林来的徐吉春连声说：“哥们真是砣大！哥们真是砣大！”
我们迫不及待的就奔向了沙漠深处，在迷宫般的沙丘间穿行，红柳、梭梭、骆驼刺、还有胡杨，这些只在书本上读过的名词正以实物的形式在眼前渐次闪现，虽然我还不能把他们一一分辨出来。一丛灌木状的柔枝从车窗外直入眼帘，为数不多的枝条却拥有令人惊异的发达根系，在风沙的侵蚀下呈现着令人赞叹的风姿。
十一点二十分我们来到了卅井塞，这是贝格曼发现第一枚汉简的地方，又称博罗松治。第一枚汉简的发现似乎有很大的偶然性，贝格曼在《考古探险手记》中这样写道：“我曾于1927年路过波罗桑齐（博罗松治）烽燧遗址，……当我弯腰捡钢笔的一刹那，意外发现钢笔旁有一枚保存完好的汉朝硬币——五铢。于是，我开始仔细四处搜寻，不一会儿发现了一个青铜箭头和另一枚五铢。……第二天从最东边开始挖掘，很快就发现了窄条的木简。其形状大致与斯文·赫定在楼兰古城找到的写有一篇手稿的木简一样。……这个发现使我激动不已。我们带着极为兴奋的心情又开始四处搜寻起来。果然，不一会儿就找到另几块保存更好的木简。”（《考古探险手记》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张鸣译 P120）
贝格曼立即行动，开始大规模的挖掘工作。在随后的二三十个地点，贝格曼及其考察团一行共发掘采集了一万多枚汉代简牍。它与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敦煌莫高窟藏敦煌遗书、故宫内阁大库档案一起，并列为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四大发现。
其实如果认真追究，贝格曼并不是发现汉简的第一人，而是考察团中来自北大的考古学者黄文弼。《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年）10月24日，有如下记载：“余入堡内拾汉瓦片数块，复在西北隅高坡上以手刨之，见一木简上有汉文字迹，惜近漫灭，以笔画形式度之，其为汉晋木简无疑。”第二天，黄文弼携助手庄永成又在该地进行了发掘，“自上午10时起至下午3时至，共工作5小时，所掘地面东西十一英尺，南北十二英尺，深三英尺。上为浮沙土，尺余抵红泥冲积层地面，下为黑灰土，木简即出于其中。……计所得残木简三根，一为庄掘出，上有阿本二字，余模糊；余二皆为余掘出，一为双行字十余，字迹为土所掩，不易辨识，仿佛为‘七足下闻子口必为书翰以通旁经’者。……此地如细掘，必可多得木简，决不止此也。详考字迹，与斯坦因等在玉门旧障所掘得者，疑皆汉晋故物。此堡即得有汉瓦片，又有木简，则此一带为汉之遮虏障毫无疑义。”（《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P105-106）
但遗憾的是，黄文弼先生发现这几枚汉简后，再未进一步进行发掘，而是转入其他地区考察。历史就这样与他擦肩而过。居延汉简的大批发掘及其重大学术价值的发现，遂留给了幸运的贝格曼。
站在卅井候官遗址之上听张德芳先生深情追述两千年前：那时的博罗松治池沼千里，水草丰茂，人们推着鱼车穿行于林间小道。在卅井候官的寨墙上还留着吃剩的鱼骨头。
下午三点到达黑城。据考证黑城为西夏黑城和元代亦集乃城遗址。黑城最早是北方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国古都，名叫“亦集乃”，就是党项语的黑城。额济纳则是“亦集乃”的变音。黑城蒙古语称为“哈日浩特”，也是“黑城”的意思。
时光轮转，等待黑城的是一系列的盗掘行为：
1886年，俄国学者波塔宁在额济纳河考察，发现了夏元古城哈日浩特(黑城)遗址；
1908年，俄国人科兹洛夫来到黑城，买通当地王公，先后进行了三次发掘，掠夺了西夏文刊本和写本古籍数千种，其中，仅罕见的书籍就达34种，此外，还有汉文、藏文、回鹘文、突厥文、女真文、蒙古文、叙利亚文等书稿；
1915年，英国人奥莱罗·斯坦因率领中亚探险队在黑城进行发掘，发现230册珍贵汉文古籍和西夏文书；
1923年，美国人兰登·华尔纳、雷勒斯·杰恩又在黑城进行了10天的发掘工作；
……
直至1927年，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联合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来到这片土地，肆无忌惮的盗掘行为才告一段落。
出黑城疾奔赴甲渠候官。甲渠候官遗址俗称破城子，位于额济纳旗南24公里，纳林、伊肯河之间的戈壁滩上。为汉代居延都尉西部防线甲渠塞之长官——甲渠候驻所。1930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在被当地人称作“破城子”的甲渠侯官发掘出汉简5000余枚，197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也到此作了全面发掘，共出土汉简近8000枚，仅在F22不足6平方米的一个小屋中就出土了《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建武三年居延都尉吏奉册》等四十余部简册。
孙占宇博士对照遗址给我详细的讲了甲渠候官和第四燧的规模、布置、功用和发掘出土的文物情况，现场指点告诉我那个房间出土汉简九百多枚，而遗址之外几十米的垃圾堆出土了三千余枚，由此可知旧档案会被定期或不定期销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