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叶武 于 2012-1-18 20:17 编辑
◇时间:2011年12月20日
◇地点:北京·王家新工作室
张公者:
我知道您每天都会抽时间读书,无论工作多么繁忙。
王家新:
我想这是一种情结了,我曾把读书和写字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诗意地栖居”吧。
张公者:
一个人的学养最终决定着其艺术创作所能达到的高度。一个不读书的人,作品中就会缺少文气、书卷气,也往往会流于浅薄与匠俗。一位朋友讲:人在30岁之前基本的世界观都已经形成了。而30岁之后,人与人之所以又有不同,有的人境界在提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读书。读圣贤之书、读经典之书,读哲学、读史学、读文学。中国古哲先贤莫不如此。
王家新:
中国传统文化、传统艺术确实与西方有不同,比如古琴,小的时候不懂,过了“不惑”,才明白古琴是弹给自己听的,它的境界是“不为悦人而悦己”。只五根丝弦却不单调,是一种生发、排遣,是心绪的抽绎、灵魂的萦绕,直指内心,不需有听众。而钢琴、交响乐便适合被聆听,即使天才的肖邦,也需要在贵族们的厅堂、在情人的注目里“炫技”,用手指的舞蹈博来掌声,那么二者谁高谁低?无需回答。比如深夜里阅读典籍,如果只当做获取知识的方式便有些单薄了。我理解“慎独”不单指品德操守,也指一种私人生活方式的坚守,阅读生活便是一种状态、一种修为。中文典籍那柔软的宣纸质感、微黄的色泽、特有的书香,短暂的人生会因之变得从容丰盈,生活工作中的不如意便会因之消弭、疏离。这份欢愉无法言喻,当成为习惯,便是一种瘾、一种痴,可入定、可清狂。这种状态不是消极遁世的,是积极快意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自得其乐便好。
张公者:
您刚才的一番论述,表明了一种信仰,这种信仰可以转化成无穷的力量。信仰,是崇高的。
王家新:
我们这代人生命的最初背景是“文化大革命”,成长和求学的背景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工作和生活的背景是世纪之交、民族复兴和市场化、全球化。“文化大革命”时期可能是中国人最无敬畏、无信仰的阶段,“人定胜天”是对自然的蔑视,“破四旧”、“批孔”是对民族、历史以及文化传统的轻贱和决裂,儒、释、道等宗教意义上的信仰空前灭寂。如果讲信仰,只有对毛主席的信仰,铭心刻骨、执着虔诚;如果说崇高,是一种基于革命理想的崇高,浪漫而纯粹。缺乏理性的盲目信仰、缺乏思辨精神的崇高,会使一个民族跌入偏执、迷信甚至癫狂的境地,因此说那十年是浩劫、是国家民族的灾难。但如果以大历史的视野审视,那个年代的生活也因着一种精神的力量、信仰的力量而生发出一份纯粹、昂扬和崇高。我看过我父母(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照片,他们的鬓发、面庞、衣着都整洁利落,尤其是眼神,洋溢着满足、幸福和对未来的向往。我想,一方面是因平等、公平的阶级秩序对物质生活匮乏的消弭,更重要的可能是高于物质生活之上的精神力量的反映,是激情燃烧岁月的传神写照。
张公者:
那个年代人们活在精神中,在那个年代也是围绕着领袖在进行文艺创作。
王家新:
由此我想到一位外国美术史论者的一种判断,他说,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作品在中国,艺术家们以对他们的领袖、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热爱和宗教般的信仰,创作出一大批美术或舞台艺术精品。我翻阅了建国以来的美术画册,重新看那些现代京剧、电影,感觉他的判断有道理。当时的艺术作品,抛除极“左”思想不论,也有许多可取可贵之处。
张公者:
伟大的艺术作品一定具备深邃的思想,很多伟大的艺术品是历史的记录。当然,伟大的艺术品一定是具备高超的技法,这是前提。20世纪是人类发生重大转变的时代,中国更是如此。在美术创作上,出现了具有历史意义与高度的画家与作品,像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潘天寿、李可染、林凤眠等等。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些作品,它们的“纯粹性”不容否认,没有受到今天的市场与金钱的“干扰”。
王家新:
当下艺术遭遇市场和金钱,艺术家面临新的挑战和考验,这对他们而言是残酷的、煎熬的。很多人在为生计、名车、豪宅奔波,书画家的润例以平尺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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