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宝林先生藏长海画院作品选

苏斌

赵朴初

    赵朴初先生，生于1907年，卒于2000年，安徽太湖人。西泠印社第五任社长。宗教活动家、书法家。
    先生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酷爱诗词及书法。就读于苏州东吴大学。长期从事佛教和社会救济工作。1952年发起并参与组建中国佛教协会，并一直担任协会的领导工作。
    赵朴初先生业余勤于诗词书法活动。60年代初，曾因发表《某公三哭》曲，誉扬海内外，一时洛阳纸贵。书法作品亦被行家视为珍宝。长期以来，在宗教、史学、文物考古、书法等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并能独树一帜。1979年12月，西泠印社召开75周年纪念大会被选为名誉社长，1993年起任西泠印社第五任社长。
    先生长期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等多项职务，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国务和宗教活动家、诗人、书法家。著有《片石集》、《滴水集》、《佛教知识问答》等。

苏斌

启功

    启功先生，姓爱新觉罗，字元白，满族，生于1912年,卒于2005年。西泠印社第六任社长。现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启功先生受业于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专门从事中国文学史、中国美术史、中国历代散文、历代诗选和唐宋词等课程的教学与研究。执教六十余年来，在中国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为国家培育了一大批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人才，设立了励耘奖学金。
    启功先生也是中国当代著名的书画家，他的旧体诗词亦享誉国内外诗坛，故有诗、书、画“三绝”之称。自80年代初，他的书画专集、诗词专集陆续出版，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与好评。近几年，又先后赴日本、新加坡、韩国和香港、澳门举办书画展，取得了很大成功，为国际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启功先生还是我国的文物鉴赏家和鉴定家，对于古代书画和碑帖的鉴定尤为专精，独具慧眼，识见非凡。他曾受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的委托，主持鉴定小组，与其他几位专家一起，对收藏在全国各大城市博物馆的国家级古书画珍品，进行了全面鉴定和甄别，为国家整理、保存了大量古文物精品。
    启功先生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启功丛稿》、《启功韵语》、《启功絮语》、《启功赘语》、《汉语现象论丛》、《论书绝句》、《论书札记》、《说八股》、《启功书画留影册》等。

苏斌

西泠印社“社长现象”研究

      西泠印社创社之初，四位创社人丁仁、王、叶铭、吴隐苦心经营，认真擘划，从1904年至1906年之间，大致确定了西泠印社可能有的规模、格局与基本内涵。随后，四人齐心协力，内守外联，使印社的发展越来越走向繁荣昌盛。从印社初创到1913年为止的十年，以丁仁或吴隐领衔，向杭州地方官绅呈文，如向杭州府知府、钱塘县知县，民国的杭县知事，乃至浙江的警察厅长、民政厅长……都曾有文字文献被保留下来，足见在西泠印社的创社过程中，四位创始人是虽无社长之名而有社长之实的。但一到推举名义时，四位却又都互相谦让，谁也不肯出长西泠印社，而直到1913年，才有推举吴昌硕出任社长一举，使印社终于有了社长。印社成立后过了十年才有社长，而在此十年中，四位创始人都有可能出长印社而都不肯居先，谦避逊让，其间的涵义值得我们深究。

苏斌

自吴昌硕于1927年去世之后，四君子中除了吴隐先于1922年谢世外，丁、王、叶三公均在，但他们似乎也是有成约在先，皆不肯继任社长，而不得不等到1948年再邀请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出任社长。这一时期，西泠印社社长缺位长达二十一年，除去抗日战争的八年印社本身处于停滞状态，至少也有十几年未有社长。这十几年间，论名望则丁仁、论篆刻影响则王、论实务则叶铭，本来也皆可以继任社长，但却还是一致谦避逊让，宁愿社长空缺而社务活动照常。像这样的“非常规思考”，既反映了创社四君子的高风亮节，同时又包含了某种特定的思考内容——印社之长，懂印即可？丁仁有《西泠八家印选》，王福庵平生刻印数以万计，还有开宗立派之功，叶铭有《广印人传》。若论会刻印或研究印学，他们都无愧于时，作为真正的印人，他们中的任何一位出任社长，都必然会有较高的认同度。但为什么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逊避呢?而且如果是真逊避，或许又会影响印社社务活动的展开，但对于印社的发展，他们却又引为毕生使命，责无旁贷，努力奋发，比一个挂名社长所付出的要多得多。既从事“社长”的工作，却又逊避“社长”名誉，何也?
      遍观西泠印社百年“社长”史，会发现印社在选社长时，工篆擅刻，只是一个初步的条件与前提，即使作为印坛名家，也只是被认同的前提但不是目标。作为“同人”社团的前五十年，和作为政府接手、官办的印学团体的后五十年，虽然社员成份构成有极大变化，社会发展也有极大的观念变迁，但在“社长”定位方面，却有着非常有趣的“不约而同”——必须是文化名人、学术泰斗或艺术大师来出任西泠印社社长。这种“群体无意识”的选择，似乎代表了西泠印社内部百年来对自身定位、对社长形象定位的基本价值取向，也代表了外部社会各界对西泠印社社长形象的基本期望。
      西泠印社迄今共有六位社长，他们是：吴昌硕、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及健在的启功先生。让我们对这六位社长作一分析，以清其眉目。
      吴昌硕是公认的艺术大师。作为西泠印社社长，他的篆刻开宗立派，立千年以来未有之雄强大气，在百年间还没有人能超越他在篆刻方面的顶峰地位。而在印学之外，他的书法与绘画，也皆达到了前无古人的无法企及的高度。因此，他是一个书、画、印均首屈一指的巨匠。吴昌硕并不局限于个人的成就，他更以开放的心态参与海上题襟馆书画会、豫园书画善会等社团组织的活动，又积极推动与日本的书画篆刻交流，又以门生子弟遍布天下的号召力，使他不仅成为一个技艺精湛的大师，还是一个观念超前的改革家。这种涵盖面与气度，是单一的篆刻家或书画家无法望其项背的。直至今日，还有许多艺术家无不想方设法与吴昌硕挂上宗谱，以他的门生之门生为荣耀，这就是一个艺术大师的“无边法力”。
      马衡是一位金石学大师。他有《凡将斋印存》、《庐印稿》表明他的印人身份，但世人并不以印人视马衡。作为“中国金石学第一人”(郭沫若语)，他在金石学的建立、石鼓文研究、青铜器研究，居延汉笔、新莽嘉量铭及衡器的研究、石经研究诸方面，功勋卓著，是一个有着纯正风范的大学者。而他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又在抗战期间主持闻名世界的故宫文物大迁移，都是皇皇伟业，不世之功。由是，作为一个文化名人与学术泰斗，马衡的篆刻几乎成了陪衬。王敦请马衡出任社长，而不以自己的篆刻造诣为尊，显然其中有一个重视学术的选择在。
      张宗祥在印学方面，有《张宗祥印选》、《张宗祥藏印选》，表明他于印学不是外行，但他的成就显然不止乎此。作为早期西泠印社社员，他积极参与过西泠印社雅集活动，但作为京师图书馆主任、浙江图书馆馆长，他的目录版本校勘之学功力极深，特别是为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补抄，各种古籍如《国榷》、《越绝书》、《洛阳伽蓝记》、《神农本草经》、《论衡》的抄补，《明文海》的校补，乃至以毕生所抄稀世善本、孤本二千卷捐赠浙江图书馆，皆可说是在文化界抢救遗存的大事。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著名学者身份，他才会在1956年的浙江省人大提交议案，建议恢复西泠印社活动而立即获得来自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从而为西泠印社后五十年立下了奠基之功。
      沙孟海是一位艺术大师，在篆刻创作方面，有《兰沙馆印式》，在印学理论方面，有《沙印话》、《印学概论》、《印学形成的几个阶段》、《印学史》，都是皇皇巨著，开风气之先。在历任社长中，他的篆刻成就仅次于吴昌硕而印学理论的系统性则胜之，明显体现出篆刻作为两人之间的“主业”与“专业”的不同姿态。沙孟海同时是一位在文物考古学术研究方面极具开创性的大学者，比如任浙江省文物考古学会名誉会长、在浙江大学教授古器物学。他对从书法到文学再到更广泛的文化领域均有较大的贡献。作为书法大师，他是当代公认的泰斗；作为文化名人，他又与百年间的许多泰斗大师级人物互相唱酬，从康有为、吴昌硕到郭沫若，以及当时的政要如陈布雷、张道藩、朱家骅等。当下学术界之看沙孟海，是既把他看作艺术大师又把他看作是近现代文化名人，看作历史人物的。这样的复合身份与形象，一个单一的书法篆刻家很难拥有。

苏斌

赵朴初虽不以篆刻闻于世，但他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这样的国家领导人，又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先天地具有文化名人的优势。而他以一手书法驰名于当代，又让人见识到他的“内行”的精湛造诣，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认同。正是在这样的高度上，他才有可能以鼎力去完成西泠印社几代人的梦想：建立有史以来第一个中国印学博物馆。对于“国”字号的专业博物馆而言，除了要在国家行政机构上层拥有良好的“认知”之外，还要有极具厚度的专业定位与足够的财力支撑，这些都离不开赵朴初崇高的地位和所具有的影响力。可以想象：倘若不是西泠印社这样的百年名社，赵朴初不会屈尊来当社长，而没有他的登高一呼，就不会有中国印学博物馆。印学社团多矣，书画诗文社团多矣，有哪一家是拥有一个国家级博物馆的?
      启功先生是书法家的领袖，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但他更是一位学者，是中央文史馆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小组组长。他著述《诗文声律论稿》、《古代字体论稿》，校注《红楼梦》，以及在书画鉴定方面大量的研究论文，足可奠定他在中国书画、文学方面的大学者地位。以他这样的身份与威望，应该是足可以使印学研究与篆刻创作在文化上提高一个层次的。面向新的百年，启功先生的出任社长，表明了西泠印社在中国文化界的“存在”，而不仅仅是限于印学界自身的存在。
      综上所述，倘以印社的主业“篆刻”(印学)论，则历任社长中以吴昌硕成就为最，沙孟海继其后，马衡、张宗祥随之；但若论印社希望将篆刻与印学引向大文化层面，则马衡、张宗祥、赵朴初、启功先生的作用并非常人可以取代。因为正是他们的存在，使政界、学界以及广义上的文化界，诸多人士开始把视线聚焦到西泠印社，开始关注西泠印社。如果只是几位造诣精深的书法篆刻家(还有画家)自己在一起孤芳自赏，本来不需要如此做，选个篆刻家丁仁或王当社长足矣。但正是因为从创社四君子开始到历代印社中坚们都认为，西泠印社应该具有文化意义，选社长应该体现出文化高度，于是才有了这六位社长产生的可能性。
      以此视西泠印社之不同于一般印社的自我定位，或以此视西泠印社能持续百年不衰的“秘诀”，则定位于文化——以印学为“技”，以文化为“道”，追求以印学为出发点而介入社会大文化，亦即是“技进乎道”，不亦可乎?

苏斌

香江通儒饶宗颐

    记得香港回归那年，中央电视台专题遍访香港各界知名人士，学术界只有饶宗颐一人，那时我记住了金庸先生的一句话：“有饶宗颐，香港就不算文化沙漠。”
    昨天，温家宝总理视察永吉灾情回到北京的第一个活动，就是在中央文史研究馆亲切会见了即将赴敦煌出席“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饶宗颐先生，向这位享有盛誉的学者表示敬意，并祝他95岁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温总理称饶老学贯中西，并非官话。我曾在琉璃厂一家书店见到人民大学出版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共14卷20册，近1200万字，涉及甲骨学、敦煌学、史学、简帛学、目录学、考古学、金石学、楚辞学、宗教学等十几个学术门类，几乎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方面。李学勤先生撰文指出：“这样的学术，从学科分类来说应当称为什么呢？我认为最恰当的词就是‘国学’。这部文集的问世，是对国学的重大贡献，而且我还要说，目前‘国学热’中各家不断讨论的几个中心问题，都可以从饶先生这部书得到回答或者启示。”

苏斌

饶老通晓英语、法语、日语、德语、印度语、伊拉克语6国文字以及古梵文、巴比伦古楔形文字等异国“天书”，不仅通谙中国和西方的文化，还曾以很长时间精习印度文化即梵学，而如此兼通三大文化系统的学者，恐怕也只能再推一年前辞世的季羡林先生了。饶宗颐与季羡林相识数十年，两人在语言学、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研究颇有交集，惺惺相惜。“北季南饶”已成学界佳话。季羡林是最早向学术界撰文推荐饶宗颐的人。季羡林先生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表达对饶宗颐的敬意，他说：“饶宗颐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又擅长书法、绘画，在中国台湾省、香港，以及英、法、日、美等国家，有极高的声誉和广泛的影响。”他盛赞饶宗颐：“近年来，国内出现各式各样的大师，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1993年，两人共同创办《华学》杂志，传播汉学。2008年10月28，饶宗颐曾到北京看望季羡林，将事先写好的一幅字“崧高维岳”赠送给季先生，称赞“季先生是我们国家唯一的。”这是两位老人最后一次见面，9个月后，季老病逝，温家宝总理亲自给饶老打电话告知噩耗。饶老写了一首悼念季老的挽诗：“遥睇燕云十六州，商量旧学几经秋。榜加糖法成专史，弥勒奇书释佉楼。史诗全译骇鲁迅，释老渊源正魏收。南北齐名真忝窃，乍闻乘化重悲忧。”诗里就说“齐名真忝窃”。这是巧借了杜甫的一句诗。原诗是《长沙送李十一》，“李杜齐名真忝窃，朔云寒菊倍离忧。”

苏斌

95岁的饶老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有记者问饶老是否还带徒弟，饶老回答：“不带了。我干嘛要让人辛苦？我自己折磨我自己，但不想让别人辛苦，做学问真的很辛苦。”
    尽管很辛苦，可他仍给自己加码。1978年以来，饶宗颐先生在继续学术研究的同时更加寄情于其钟爱的书画创作。饶宗颐教授对前人书画艺术有特高观察力及转化能力。他的书法能够写出各种不同形象化，却又能保持强烈个人面目。他博览古人书法作品，能一下子抓住其特征，用自己笔法写出来。举例而言，他曾对张猛龙碑、龙门二十品等北碑，及唐欧阳询化度寺碑，深入研习其笔法，之后他广阅众碑之余。偶然涉笔写其他北碑与唐碑，即写得形神俱俱似。他写金冬心漆书，参入了爨宝子，汉简隶体写得比金冬心还灵动，我们可以在集中漆书作品中得到证明，他的隶书，不拘守于两京碑碣，而广参汉镜铭、砖文、木简、甚至清代郑谷口、伊汀洲、陈曼生等人之意趣，写出一种沉稳静穆中带盎然生意之隶势。行草方面，他早年即习唐怀素上人的自序贴及宋苏东坡、黄山谷、米南宫诸家，故当他旁涉元人倪云林、杨铁崖、明人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八大山人、陈老莲、丁元公等之书体时，下笔就能抓到这些人的神髓，他的篆书，多带天发神识碑之方折笔法，双参入他喜好之悬针篆法，个人面目特强。而书法则融入了古代各家意趣，兼采众长，终自成一格。而沁人心扉的书卷洋溢于每件作品之中，是名副其实的文人书画。朋友朴庐曾得七十年前饶老之诗稿墨迹，书法已初具面貌矣。我藏有多件饶老墨宝，皆为其晚年精品、人书具老之作。

苏斌

饶老虽不喜欢热闹，然而近来书艺活动却很频繁。8月9日将在敦煌举办“莫高余馥：饶宗颐敦煌书画展”； 8月16日至9月30日，将在世博园香港馆举办“香茳情怀”饶宗颐香港题材书画作品展；还有在北京中央党校的一个内部展也在计划中。
    明天是饶老95岁生日，《易经•乾卦第一》有“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从而将“九五之尊”作为帝王之称，九五也就“御用”了。今天我将这四个字送给学术至尊饶老，算是对香江通儒的美好祝愿吧。

苏斌

温总理与饶宗颐

    一周前的8月6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央文史馆会见了香港文化大儒饶宗颐先生。当天，我写了一篇关于饶老的文字，但仍觉意犹未尽。因为我知道，虽然这是温总理与绕老第一次见面，但两人却是交往深厚的老朋友。

    去年1月16日，温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主持中央文史馆新馆员聘任仪式，被喻为“东方学林巨擘”的汉学大家饶宗颐教授与另五位学贯中西的博学之士一起，荣任为可直接向国务院领导建言献策的全国现任49位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而饶老成为了首位获聘的香港学者。年事已高的饶宗颐教授虽未能专程莅会，温总理委托中联办副主任李刚专程赴港，在港大校长寓所把聘书送到绕老手中，并转达了温总理的问候。对于此份殊荣，饶老在现场依然难掩激动的神韵，手持证书的大师对国家的重视表示感谢，更表示会将由温总理亲自署名的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证书存于家中子孙代代相传，永远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