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翰墨人生--宋江安先生书论开坛（西安文联会议厅）

三太子

易中天访谈：中国高校形同养鸡场

　　　□ 记者 吴海云

　　央视《百家讲坛》已经不似当初的红火，然而易中天在大陆仍保持着超高的人气。无论是公共讲座还是签名售书，只要有他，前来捧场的人永远满坑满谷。

　　生活中的易中天，比电视上少一分“文气”，而要多好几分的邪气、匪气和霸气。这个湖南人，会一边听你的问题一边贼贼地笑，然后冷不丁问你一句：“可以骂教育部么？”整个访谈过程，他几乎没有什么回答是“一本正经”的。

　　易中天这样说自己：我就是一个流寇！

　　学术要讨论“真问题”

　　凤凰周刊：我知道，您的人生经历很复杂，出生在湖南，在新疆当过知青，在武汉大学呆了很多年，后来又到厦门，现在常住上海。这是不是您自称“流寇”的原因？

　　易中天：这只是一部分。我做学问也是出了名的“流寇”。比方说，我在《百家讲坛》讲三国、讲诸子，就有人跳起来说，你一个学中文的，怎么可以讲历史、讲哲学？这不是“走穴”吗？然后马上扣一顶大帽子：F•B！他们不知道，我这个“F•B”从读研的时候就开始了！我硕士论文做的是《论〈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答辩的时候，我们系专门找了个哲学系的教授。从那时起，我做的始终是跨学科研究。

　　凤凰周刊：您的学术兴趣很广博，但您总有个理论的基石吧？究竟是哪种世界观，哪种方法论给您的学术研究乃至日常生活打底？

　　易中天：主要有三方面。一是马恩，一是鲁迅，一是胡适。对不起，都很不时尚哦！马克思、恩格斯对我的影响主要在方法论上。要知道，我可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曾经把《1844年手稿》从头到尾抄了一遍！而鲁迅先生对我的影响，主要是对国民性的批判上。我对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真是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细心人应该可以从我的《品三国》中读出来。至于胡适，我非常欣赏他对于理想与现实关系的处理，这话只能说到这儿了。

　　凤凰周刊：看来无论是世界观还是学术观，您都挺“杂”的。您是不是觉得“杂”的视野有利于做学问？

　　易中天：哪里！这纯属流寇的特点。我只希望人们有足够的宽容，不要动不动喊我“F•B”就行咯。话说回来，如果做学问的人都不能搞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哪来的学术繁荣？不过，现在的学术界似乎更喜欢“自娱自乐”。自说自话，没有风险，没有麻烦（至少不怕得罪人），还职称照评、学官照当，何乐不为？学术繁荣嘛，管他呢！

　　凤凰周刊：在您看来，中国历史上学术最繁荣的时代是哪一段？

　　易中天：那当然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时期了。我还认真地思考过原因，发现学术繁荣至少要满足三个条件：自由的空间、宽容的精神和真诚的愿望。

　　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会出现百家争鸣？因为当时的士人很自由，当局也很宽容。士人，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吧，周游列国，朝秦暮楚，今天跑到这个国家，明天跑到那个国家，反正“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各国的君主、诸侯、大夫，也很大度。没有谁搞“思想言论罪”，更没有谁一言不合，就拎起刀来杀人。他们顶多也就是不听你的，然后客客气气把你打发走，打发得不客气、不体面，还要挨骂。这才出现了百家争鸣，才涌现了那么多伟大的思想家，春秋战国也才成为我们民族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

　　因此，我非常希望知识界，也包括广大民众，当你听到不同观点的时候，第一不要骂人；第二不要在对方的动机上做道德文章；第三换位思维，想一想对方有没有对方的道理。

　　另外，我们还要有真诚的愿望。我们讨论的，应该是“真问题”，不是“伪问题”。争论“伪问题”，那不叫“争鸣”，叫“扯淡”。即便扯得人模狗样，引文、注释、关键词一应俱全，也是“认真的扯淡”。现在我们的学术界，诸如此类的玩意很是不少，有的还能申请“国家级课题”，真让我这样“不想当将军”的“厨子”望洋兴叹，自愧不如。

　　莫让高校成养鸡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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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高校成养鸡场
　　凤凰周刊：听起来，您对现在国内学术圈的气氛很不满啊！

　　易中天：太差了！我就举一个例子。现在学术界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学者之间由于学术观点不同，发展为人身攻击，发展为两边的学生分成两个阵营，然后互相整对方的学生，比如说你的学生来我这里答辩，我就不让你过。

　　因为看不下去这种现象，我和厦门大学的杨春时教授曾经搞过一个教学实验，就是在课堂上，我们两个人针对实践性美学这个问题进行辩论，争得很厉害，让研究生们在一旁听。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们明白，我们俩虽然学术观点不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成为好朋友。

　　凤凰周刊：这个教学实验的效果如何？

　　易中天：没坚持多久，哈哈，主要是因为我们发现学生们听不懂我们在吵什么。

　　凤凰周刊：好像您对现在的学生也不太满意。

　　易中天：他们确实不行嘛！现在一些小愤青成天说我学术功底不行，我看他们才不行。不过话说回来，错不在他们，而在于现在的高校教育。在我看来，自从教育部对高校进行所谓的教学改革，也就是采取量化管理之后，中国大学的学术氛围和教学质量就不断下滑。陈丹青先生在谈起这个问题时用的是工具理性批判的思路，而我更同意李零先生的看法，那就是量化管理把高校变成了养鸡场。在这个鸡场里，老师根本没有心思好好做学问，好好带学生，光忙着生蛋了。

　　凤凰周刊：养鸡场？

　　易中天：对啊。就是规定从讲师变成副教授，你要生多少个蛋；从副教授升成教授，又要生多少个蛋。还规定这几个蛋要生在什么地方，比如权威刊物、核心刊物什么的。天天都在那儿数蛋，就在最近，又突然对你说：哎，你得生些“创新型”的蛋！我的回答是，滚你妈的蛋！

　　凤凰周刊：哈哈，那在您看来该怎么样呢？

　　易中天：有蛋则生，无蛋则养。孟尝君还养士三千呢。

　　凤凰周刊：但问题是，从助教、讲师，到副教授、教授，总是需要一个评定、审核的机制，不用量化，用什么？校长一声令下么？那也会有F•B问题呀。

　　易中天：这个问题，我还真的好好想过。要想评出真教授，而不是“真的假教授”，首先要相信评审人的学术良心和学术眼光；其次，评审人与申请人应有一定距离；第三，就是要有一整套科学合理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简单地说，是“一本书主义”。

　　凤凰周刊：听您的意思，这方案您已经想得很明白了，愿闻其详。

　　易中天：首先，要评选教授的人得提交自己的代表作。代表作最好规定为一件，至多三件。现在学风之所以糜烂，就因为太讲数量。别人的成果车载斗量，自己的材料薄如蝉翼，就觉得脸上无光，也有风险，只好利用电脑拷贝拼贴，滥竽充数。这是学术界“非典型F•B”病源之一。如果规定代表作之外的成果均不算数，此风立刹。

　　到具体评定那天，申请人作一次学术演讲，内容规定为代表作中最有创见的精华部分。演讲之后进行答辩。答辩委员会由听过演讲的本系或本专业全体教授、外校同行和本校非同行若干人组成。在答辩之后，即行投票，投票结果即为终审。校职称评审委员会不再投票，只受理举报和申诉，也只有在发现上述过程中有不正之风和程序错误时才能行使否决权。

　　这一方案有四大特点。第一，“以代表作代硬指标”，将促使所有教师在学术质量上下工夫。第二，“以答辩代武断”，给了申请人申辩的机会，职称的晋升也不再操纵在少数人手里。第三，“以学术代行政”，答辩委员会主席权力最小（不能提问）风险最大（唯一公开投票者），玩弄权术者无用武之地。第四，“以公开代暗箱”，几乎全过程都在众目睽睽之中公开进行，因为谁都知道，越神秘，越F•B；越公开，越公正。

　　凤凰周刊：您有没有向教育部提交这一方案？

　　易中天：为什么要向教育部提交？在我看来，教育部最好什么都别管，学学“无为而治”，好好领会“不折腾”的精神。大学的事情就该让校长管。像武汉大学的刘道玉、南京大学的曲钦岳，都是我最欣赏的、深深敬佩的校长。　　

     没必要“整体性地”走出书斋

　　凤凰周刊：话说回来，您现在已经不用受“养鸡场”那份气了。大众媒体让您成了文化名人，并且——我猜想——改变了您的人生。对于当代的中国学者来说，没有什么媒介比电视更能帮助他们学术思想理论的传播了。

　　易中天：你说得一点不错。所谓“媒体”，也就是媒介、载体的意思，相当于交通工具。对待交通工具应该是什么态度呢？也就是“利用”吧！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自己走，但肯定快不了，也远不了。要想又快又远，就得坐飞机。不过坐飞机可能会失事，肯定比自己走路风险大。可惜，我还很少听说为了保险，不坐火车或者飞机，自己从厦门走到北京的。电视，就是媒体当中的飞机。它的好处，是传播迅速，面也广，坏处是会放大你的缺点。问题是，你既然选择了这种传播方式、传播手段和传播媒介，你就得连同它的坏处一并接受过来，不能得了便宜还卖乖。

　　凤凰周刊：那您建议中国知识分子整体性地走上屏幕，跟您抢饭碗么？

　　易中天：说实话，我不赞成。“整体性地”走出书斋，走向大众，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干嘛倾巢而出呢？总得有人看家吧？再说了，统统出走，走得出去吗？你以为走出书斋、走向大众就容易呀？实话实说，难得很！首先，你要豁得出去，比方说，不怕别人说你“不务正业”，不在乎丛林中的暗箭难防，舍得掉体制内的种种好处；其次，还得能让大众接受。别以为你是什么牛逼哄哄的“大学者”、“大人物”，肯“放下架子”走向大众，大众就会感恩戴德夹道欢迎。没有的事！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谁也不在乎谁，人家凭什么呀？你得让他们发自内心地喜欢才行。由此可见，走出书斋要有胆，走向大众要有才。这两条，我看十有八九做不到。所以我的意见是十之八九留在书斋，百分之五走向大众，还有百分之五不妨观望游移。依我看，那百分之五能够不受干扰地走到底，就阿弥陀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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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中，科学学问（自然科学）从科学原理到理论模型到技术手段，都是西方引入。人文学问（社会科学）我们自度拥有，其实研究规范、基本原理，也是由西天传来，民国时期学界老辈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但不同学科进展不一。经过若干年来的搅乱，遭到的破坏，远甚于科学学问，因为科学学问毕竟还有一个参照物，有一个较为客观的标准，可供对比，容易了解我们偏谬的程度，从而逐渐纠正。但人文学问则不同，数十年间，我们自以为是地别立了一套似是而非的标准、准则，同样也是远离世界通例的，很不幸的，这套古怪标准，还故意践踏世界通例，所以身在其中的学者，要么蠢掉，要么随之烂掉。
客观地讲，哪怕是环境较好的民国时期，我们对近代科学毫无贡献，对人文科学，其实同样毫无贡献，这是很多人不愿意承认的。
所以今天不是出不出“大师”的问题，首先是回归正常的问题。然后通过若干年努力，比如一百年，大师或许来到我们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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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是抽象的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是以后生发出来的绘画、雕塑、戏剧等各类艺术最基本的元素，也是中国最富有特色的艺术。它通过线条、字的结体和通篇气韵来表现，其浓淡、快慢、苦涩饱满等与音乐的节奏与旋律相似，是情感的表达。因此被称为线条的艺术，但是过于注重线条是没有生命力的。像现在北京上海很多书法展览特别追求展厅效应，讲究排场、营造气氛，甚至为了视觉冲击力进行后期加工处理，我认为都是过度地强化技术，甚至还有人用头发来写字，那当然更变成一种杂技的展示。尤其一些年轻人，心情浮躁，不是从文化修养着手，想从技术入手急于求成，很难有真正的提升。

　　真正的书法应该是文化修养与精神境界的结晶，我们看李叔同的书法，有一种摄人的静虚感，可以让你顿时安宁下来，那是佛教信仰的一种折射。而毛泽东的书法不拘形式，如天马行空，豪放洒脱，充满个性，这是具有开阔的胸怀、丰富的经历的开国元首才具有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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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和篆刻都是以中国文字为载体的艺术，不同的是前者用笔，后者用刀；其次空间大小不同，前者大尺幅展现，后者展现在方寸之地。篆刻与书法相通的地方在于方寸之地也可言事状物，表情传意。

　　“印从书入，书从印出”，故书存金石气、印含翰墨意。书法是篆刻的根本，字尤其是古文字是篆刻的原料。书法讲究线条、结构、章法布局，篆刻也同样如此。篆刻艺术的核心是文字造型，将古文字安排得当称为章法。明清篆法家大多为书法家，他们力求书法入篆，要刀中见笔，笔中有刀，刀笔相生相辅。章法即是印文整体布局的安排，在参差之中求得统一与和谐。经过作者进行艺术处理，运用虚实、挪让、屈伸、呼应等加工，给人们以精神上无限的艺术享受。

　　篆刻家对于章法严格的要求无形中会贯穿到整个书法中，对书法的笔画布局、经营位置很有影响，还有篆刻带来的力量与顿挫的力度使书法充满金石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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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两千年的篆刻史，大致可以寻求出一条创新轨迹，篆刻创新不外乎字形、章法和刀法上的变化。只有扎实的传统功底，方能推陈出新，心腕交融。

　　首先，篆刻艺术以汉字作为素材，把要组合的文字，纳入方寸之间，创造出与前人不相雷同又不离法度的字形美。历代治印大家，无不以古文字变化为本，作创新之源。

　　章法变化，是创造篆刻艺术瑰丽多姿意境的重要一环。历代印家对章法布局颇多精当论述，诸如分朱布白，虚实照应，疏密错落、顾盼有情等原则，印家自然当深谙其理，然而并非掌握了这些原则，便能创造出自己的新面目。同是“疏可走马，密不容针”，治印各家仍面目迥异，意境别裁。赵之谦肃穆秀逸；吴昌硕淳朴古茂；齐白石故斜险奇。凡出自大家之手，布局构图如天马行空，看似漫不经心，实则苦心经营，却毫无摆布之感。

　　创新，还得在刀法上下功夫。浙派碎刀渐进，吴攘之运刀如笔，赵之谦单刀直切，黄牧甫小刀切冲，吴昌硕钝刀硬入，齐白石快刀斫阵，或清刚、或浑朴、或醇厚、或爽利、或雄强、或霸悍，意趣大不相同。

　　字法、章法、刀法三者决非孤立，融于一心，胸腕昭然。创新是一个长期积累过程，纳古今而新意自出，融百家则神奇自生。总之，历代大家都在继承基础上创新，于传统人之愈深，出之愈新。

三太子

书法篆刻可以说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符号。如今传统文化正在慢慢地渗透到各个艺术门类。篆刻的根本是古文字的研究和把握，中国的古文字、印章用在设计上如今成为最时尚的元素，大家也认识到最民族的才是最世界的。不仅奥运会上的中国印，现在很多公司的ＬＯＧＯ、产品的设计大多采用书法篆刻艺术，甚至住宅小区的标志、大学城的标志也都采用特别设计的印章，这是很让人感到欣慰的现象。在公共场合出现的书法篆刻越来越多，就是一种很好的导向，对于传统文化和艺术的重视和爱好正是需要慢慢引导和培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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