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留馨】罗杨书法艺术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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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杨书法市场态势分析
西 沐

书法市场在当今我国艺术市场中的份额与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但有一条可能是最为重要的，那就是书法的普及性和工具的简易性掩盖了书法艺术本身很高的技巧性和文化含量，以致长时间以来，书法作品的市场一直处在一个相对容量小、市场价位低的状态。罗杨是一位身在官场的学者型书法艺术家，特殊的位置使他无意于拓展和运作市场，而恰恰又是由于这样一种身份，正与历史上的大书法家无一不是大政治家、大学问家有着某些吻合。

对于艺术家而言，我相信他们是有天赋的，中国书法从形式上讲可以算是一种很典型的艺术创作，一半是努力，一半是天才，如果缺少哪一半的天赋，恐怕你就是十分的努力，至多也就混个写字匠而已。认识和了解罗杨，看过他的作品或创作的过程，你可以明显地感到在他身上和作品里是两者的统一。

有人说书法家不是写出来的，是自幼熏陶凭借功底而成，我看这话一点不假，罗杨出身文物世家，他的书法秉承家学，凸现书香溢彩的艺术风格。大文豪文怀沙对罗杨书法独有偏爱，他引用杜甫“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之句赞誉罗杨的书风和品味，可谓是画龙点睛之妙喻。品味罗杨的书法令人感到强烈的书卷气，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文人书法。这种书法要求书家具有雄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书法技巧以外的艺术造旨。罗杨早年在古文献研究所工作，整天泡在泰简、汉碑、帛书、唐人写经的堆里，得了不少先人之灵气，加上他爱好广泛，好“玩”，写作、摄影、跳舞都能出“彩”，当过中国艺术摄影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标准舞协会秘书长，出过不少书，《中国古塔》、《中国皇陵》、《中华经典名言》、《警世格言》等等，而这些都在培养他的诗书之气，锤炼他的艺术修养。

罗杨具有天资的条件，更有刻苦钻研的精神，真是达到了无一日不动笔，无一夜不读帖的程度，用“捻断管，书破纸”来形容他在书法上所下的硬功夫并不过分，他写字很专注，也很用心。用心才有意，有意才有法。他是用心去写字，心随笔动，纸上挥动的不是他执笔的手，而是他情之所系的魂。罗杨以书法为乐事，他说：书法作为个人爱好也罢，研究对象也好，都得用勤奋去练习，用性情去经营；书法是艺术要靠悟性去理解；书法是生活，要靠心态去滋润，不能浮躁，不能急功近利，不论宗哪一法，不论写哪一家，不论追求哪一种风格，都要把他写到家，写到极至，“直造古人不到处”。同时他还很豁达，常说：“一个人欲望低一点就会更快乐。”书法就是长期积淀和瞬间灵感的结合。不信你看着，等他哪天直起腰来，已是卓然大家了！

罗杨把文人书风作为艺术追求和取向，这种取向实际上是一种市场基础，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事实上，中国画廊联盟对罗杨的书法作品市场很长时间以来就进行了调研分析，并得出了一个结论：罗杨本人及其作品在藏界的关注度很高，但市场的流通作品数量又奇小，所以市场的价格还处于一种非正常状态，市场的发育也正由点到面，进而扩展到全国这一市场。我们相信，在加大市场推广和更多的作品进入市场的情况下，罗杨作品的价格会得到更快的增长，其增长空间会得到今后更多利好的支撑，对此，我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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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杨解读清明节文化
                                
节日是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积淀和再现；节日是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的集中表现；节日是人们生活中的唱不完的美妙欢歌。今年的清明节，是国务院颁布新的节假日放假办法以来，三个新增放假日的传统文化节日中的第一个。随着清明节的临近，人们不由思考起清明的习俗和文化内涵，想着如何把清明节过得有意义。为此，笔者采访了中国主席团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罗杨，请他阐述清明节的传统文化内涵与丰富现实意义。

喜忧参半的春天序曲

悲中有喜，喜中有泪，泪中有情，喜忧参半，悲喜交集的节日习俗和祭祀仪式是清明的特色，罗杨如是说。一提到清明节，人们就会习惯地想起杜牧的那首《清明》诗，特别是诗中“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人行上欲断魂”的名句，给人以一种凄凉悲痛的场景。其实古人描写清明的诗词很多，不一定是悲哀，而且还带着轻松欢快的情调，如《苏堤清明既事》记载：“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又如宋柳永清明词也描绘了清明节欢乐、嬉戏、热烈的场景：“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可见，如果我们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去审视清明，就会发现在我们的前人那里，清明这个节日里既有祭扫坟墓，追思缅怀的悲痛哀思的泪水，又有踏青游玩热闹喜庆的欢声笑语，这是一个富有丰富内涵和内容的文化节日。柳永的词写在北宋前期，当时社会安定、生活富庶，因此反映了当时的清明节既为桐花灿漫、车马如流、新声竞奏，就像宋代的《清明上河图》一样表现出了倾城欢乐的繁华景象。今天，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因此我们的清明节也应该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既庄重肃穆又欢乐祥和文化节日。总体上看，清明的含泪祭祖与纵情欢乐构成了清明节的两个不同侧面，一方面是奠酒洒扫的沉重；一方面又是欢歌游戏的轻狂。这种悲喜交集看似难以兼容的场景，千百年来却一直共同并存，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探讨的文化现象。

清明的习俗的人文情怀

罗杨说，古人云“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按照公历的时间，清明节在每年4月5日前后，今年4月4日。由于清明是按农历推衍的，所以它在农历的三月上半月，今年是农历二十八日，每年不同，准确的计算法就是冬至后的第108天。《淮南子》中如此描写清明：“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后人总结出“清明前后，种瓜种豆”的农耕谚语。这些与另外的二十三节气没有本质的不同，而作为节日的“清明节”则不同了，它完全是一种被赋予了人文意义的时间仪式。它不仅是一个时间的提示，人们还要约定俗成的举行一些具有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的，与时间本身没有必然联系的民俗文化活动。这也正是清明节与其他节气的不同。在二十四节气中只有清明具有节日的基因。
在近现代中国社会里，由于社会思想与文化观念的剧烈变化，受意识形态影响，清明节在国家制度层面失去了相应的地位，国家并不承认它是一个应该给以人们自由支配时间的节日，清明的传统习俗已逐步退化并仅仅是存在于民众社会文化层面。甚至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清明节的习俗还被认定为“四旧”来批判。而今天，我们的党和政府尊重民俗民意，弘扬传统文化，构建和谐社会，把清明节定为国家法定假日，使我们得以有时间和条件传承传统文化，并使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焕发出新的魅力。“俗及时俗，风乃时风”，今天的时代不同了，但是，传统的清明节中有很多有益的丰富的活动内容，今天仍可以时兴之。比如：除扫墓外，还有踏青、戴柳、蹴鞠、秋千、画蛋、放风筝、荡秋千、拔河、植树、禁火等等，其中很多内容稍作调整既可赋予时代特色。禁火是可以结合森林防火日，踏青就是春游，蹴鞠可以成为球赛，插柳结合绿化等等，清明节要做的事还很多呢。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罗杨感慨道，清明节的形成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洋溢着浓浓的人性关怀。清明的发祥同节气相连大约产生于二千五百年以前的周代，何时成为“节日”则没有确切的时间，从目前研究的成果看，专家认为是由清明“吞并”寒食节、上巳节而形成的。由于寒食、上巳都是关于春天的文化节日，又凑巧在清明附近，文化节日是可以因时而变的，而节气是时间的运行节律，是不能变的，因此两个春天的文化节日只好服从于清明，逐渐形成了后来的清明节。关于寒食节的来历，史书上记载了这样的传说：相传春秋战国时代，晋献公的妃子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奚齐继位，就设毒计谋害太子申生，申生被逼自杀。申生的弟弟重耳，为了躲避祸害，流亡出走。在流亡期间，只剩下少数几个忠心耿耿的人一直追随着他，其中一人叫介子推。有一次，重耳饿晕了过去。介子推为了救重耳，从自己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用火烤熟了就送给重耳吃。十九年后，重耳回国做了君主，就是著名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晋文公执政后，对那些和他同甘共苦的臣子大加封赏，唯独忘了介子推。有人在晋文公面前为介子推叫屈。晋文公猛然忆起旧事，心中有愧，马上差人去请介子推上朝受赏封官。可是，差人去了几趟，介子推不来。晋文公只好亲自去请。可是，当晋文公来到介子推家时，只见大门紧闭。介子推不愿见他，已经背着老母躲进了绵山（今山西介休县东南）。晋文公便让他的御林军上绵山搜索，没有找到。于是，有人出了个主意说，不如放火烧山，三面点火，留下一方，大火起时介子推会自己走出来的。晋文公乃下令举火烧山，孰料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大火熄灭后，终究不见介子推出来。上山一看，介子推母子俩抱着一棵烧焦的大柳树已经死了。晋文公望着介子推的尸体哭拜一阵，然后安葬遗体，发现介子推脊梁堵着个柳树树洞，洞里好象有什么东西。掏出一看，原来是片衣襟，上面题了一首血诗：其中有两句为：“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晋文公将血书藏入袖中，然后把介子推和他的母亲分别安葬在那棵烧焦的大柳树下。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把绵山改为“介山”，在山上建立祠堂，并把放火烧山的这一天定为寒食节，晓谕全国，每年这天禁忌烟火，只吃寒食。第二年，晋文公领着群臣，素服徒步登山祭奠，表示哀悼。行至坟前，只见那棵老柳树死树复活，绿枝千条，随风飘舞。晋文公望着复活的老柳树，像看见了介子推一样。他敬重地走到跟前，珍爱地掐下了一枝，祭扫后，晋文公把复活的老柳树赐名为“清明柳”，又把这天定为清明节。以后，晋文公常把血书袖在身边，作为鞭策自己执政的座佑铭。他勤政清明，励精图治，把国家治理得很好。
上巳是个美丽、怀春的节日，起源应早于寒食，“上巳”一词最早见于汉代初年，据《韩诗外传》记载，在三月水中泛着桃花的时候，众士女手执兰草，举行祓除仪式。所谓“祓除”就是把陈旧污秽的东西从自己身边带走，即古人的一种祛灾求福的仪式。《周礼》有这样一段话：“中春元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意思是说这样的时节应该顺应天时，让青年男女自由约会。至魏晋之时，已经开始流行“曲水流觞”的游戏，文人墨客称其为雅集，最为著名的当数永和九年三月三日的兰亭修禊大会，那天，书圣王羲之写下了最负盛名的《兰亭集序》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其实，许多习俗的起源是永远没有答案的。中国历史上形成的民俗节日大都以避灾趋福为宗旨，而各有侧重。上巳节侧重游山玩水，谈情说爱；寒食节侧重感恩纪念，踏青寒食。由于上巳、寒食、清明三者相连相近相通，三者合在一起就有了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一个春天的嘉年华盛会。

携手迎接盛世清明

罗杨说，清明节放假了，假日是休闲，但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节日当假日，假日是人们自由支配的日子，没有特定的文化意义。节日是有内涵的是一种文化。清明节很美好，我们应在清明节里体验和传承中国人独有的民族情感，文化情感和传统美以及现代精神。不能把清明当成又一个星期天。节日是提升美好情操和培育丰富情感的熔炉。早期的清明节是迎接春天的节日，踏青到大自然的怀抱是其鲜明的主题之一。中华民族提倡慎终追远，继承祖先的优良传统，享受民族先人所创造的一切文化成就，感谢革命先烈为我们创造的美好生活。这些都应成为我们过清明节的重要主题。纵观历史上各朝各代的清明也因时而异。宋代的繁华就有了《清明上河图》中兴盛场景，大明盛世的清明也有《西湖游览志馀》记载的繁荣热闹欢快场景，到清末国家势微的清明则称为“扫墓节”。抗战前夕在民族危急时的清明节，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特派代表林伯渠赴黄帝陵参加“民族扫墓典礼”，把清明当作一种政治仪式，向全国人民宣示，国共合作共同抵御外寇，促进了统一战线。历史告诉我们，弱国是无清明的。而今日之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人民幸福，所谓盛世清明，党政清明，阳光清明，春天清明。当我们慎终追远的时候，我们更应维护新生；当我们感恩尽孝的同时，我们也要尽情欢乐。把当代人的理想与情怀以及当代人的核心价值观融入到清明节之中。过一个“清明”的清明，把清明节日里的各种喜和忧，乐与愁，吃与玩，都变成一种精致的文化活动。成为人们心灵的祭奠和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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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民族民间文化问题

                               罗杨

全球化的进程是经济、政治、文化不断超越民族、国家和地域的特殊性而日益形成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世界体系的过程。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9世纪中期向人类宣告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见《***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世界性”，显然是包括了“精神的生产”和“世界的文化”。这一概括虽然不能等同于今天的“全球化”，但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言已揭开了当今“全球化”的开端。

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人们持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尤其是对经济全球化给文化所带来的影响，有人拍手称快，认为是普遍的福音；有人则出拳回击，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的灾难；还有的人则是不卑不亢，以喜忧参半的宽容态度面对。笔者以为，对于中国，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既是巨大的发展和机遇，同时也是严峻的一场挑战。文化工作者的任务是要做好“存旧立新”的工作，及时地抢救和保护好具有中国传统民间民族文化特色的个体；同时，面向未来，弘扬中华文化的主体精华。

一、全球化背景下部分民族民间文化面临“广陵散绝”的处境

文化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当今时代的最显著特征之一莫过于全球化了。不管人们是振臂欢呼还是恐惧诅咒，全球化的浪潮正在以加速度从西方向东方，从现代化中心地区向边缘地区席卷而来。
在当前的世界范围内全球化的西风东渐中，许多有识之士无不担心全球化中民族文化的地位与命运，这并不是杞人忧天的多虑。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在《多语化与文化的多样性》中说：“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世界化并不仅仅局限与商贸往来或信息交流的全球化。从‘世界化’这个词最广泛的含义来看，它首先对文化产生影响。”他特别提醒人们：“也许大家并不都知道，每两个星期就会有一种语言从世界上消失。随着这一语言的消失，与之相关的传统、创造、思想、历史和文化也都不复存在。”加利对于这种文化境遇的危机进行了深刻地剖析：“我们处于一种相悖的境遇中：国家在赢得主权的同时也在失去主权。当一个国家的政治在越来越多的方面更多地依赖于其他国家，尤其依赖于凌驾于国家结构之上的新兴权力时，它便失去了主权。因此，从全球的角度来思考民主，在世界化破坏民主之前让世界化得以民主化，这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只有国际社会各个权力层次都行动起来，只有保护语言和文化的多样化，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才能得以实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也宣布：“风靡全球的商业性强势流行文化，正在猛烈地冲击世界各民族，也包括我们民族的文化。在这种全球化的飓风中，首当其冲处于消解过程的是传统的民间文化。”“同时，还会看到它们面临着失传，受到漠视；看到它们曲终人散，人亡艺绝。每一分钟，在深邃的民间，在我们的田野里、山坳里，都有一些民间文化及其遗产死去。它们失却得无声无息，好似烟消云散。”在现实中，在我们的身边，不时传来“广东佛山年画断档！”“凤翔年画失传！”“台州乱弹后继无人！”“中原糖人吹绝迹！”“新疆和田玉将尽！”“无锡惠山泥告急！”的呼吁和哀叹。中国地方戏曲剧种有史可查的就有三百六十多种，而今天我们尚能见到的也不过几种而已。具体地讲，民族民间文化主要受到三个方面的具体威胁。
首先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它的直接后果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民间文化赖以生长的农耕时代走向衰亡。很多民族民间文化，特别是民俗文化，是伴随漫漫的华夏农业文明而生而长，她是远古吹来的风，携带着久长而深厚的历史信息，从物质内容到文化习俗，从精神方式到哲学信仰，都透析出农业文明的生存方式、生存想象和审美追求。而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原始的农耕文明架构下的许多文化形态和方式都在迅速瓦解与消亡。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旅游业的冲击，一部分民族民间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赖以生长的土壤环境已不复存在。民间文化在变异，民俗风情在变迁……很多传统民间文化已成为昨日黄花。很多民间特色文化仅存于城郊和偏远山乡，民间艺人逐年减少，制作工艺后继乏人。原有形式迅速嬗变，初始题材大为萎缩，几近濒于消亡的境地。
其次是全球化的冲击。经济全球化使人类所生活的这个星球日益内在地融合为一个相互依赖的有机整体，金融资本如泛滥的洪水冲垮了民族、国家、地区的认为藩篱，给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带去现代化的观念和方式。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各国的冲击显然不只是经济的，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极大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背景、生活舞台、生活世界，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观念、生活内容、生活方式，并赋予一个国家和民族以新的文化意义。从世界范围看，自文艺复兴以来持续了几百年的精神文化开始因商业消费而世俗化，大众文化配合着传播媒体的改进向全球扩张，观念文化在感官文化的进逼下节节退缩，古典的、理性的、合乎传统规范的文化形式作为主流文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全球价值观”与“乡土价值观”的碰撞中，显然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冲突。尤其是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外文化势力的涌入，很容易造成文化的“一体化”，也会促成有些人想要一体化，有些人则犯迷惑以为必须一体化。特别是风靡全球的强势流行文化正猛烈冲击着我们的民族民间文化。在这种全球化的飓风下，中国的传统的民间文化正首当其冲地处于挽歌般的消解过程。
再次是文化产业发展带来的伤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丰裕社会的到来，文化成了公众生活中的普遍需求和主要消费方向，并因而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因此，文化愈来愈市场化，愈来愈商业化，进而形成产业化。在文化产业兴起的过程中，各种民族民间文化不可避免的被当作文化资源，将不可避免地面临被开发、利用、破坏的局面。一般来讲，产业性的文化以复制技术和商业传播为基本内涵，价值取向主要是经济效益。以美国为例，一个只有二百年历史的传统文化资源的国家，却能在文化生产和传播上有那么大的能量和影响，一个文化家底很薄的国家居然成为一个文化“强国”和输出大国。它的强项是同一性、统一性，受众的普及性和广泛性，以及做大做强的操作性。而这些与我们民间文化的个别性、特色性等都格格不入，在当代文化产业发展强劲势头下，我们的民间文化只能望洋兴叹。所谓产业化生产，即“机械复制”般的技术制作，淹没了艺术的“独一无二的存在”以及真实性、权威性，破坏了艺术品所具有的独特的“韵味”、“辉光”和“魅力”，肢解了文化的精神，消解了艺术的“个性”，使文化艺术失去了不断创新的审美冲动和理性探求。产业化会使文化商业化和庸俗化，如果用产业化去要求民间文化，不但挽救不了民间文化，反而会对民间文化形成破坏式的开发。例如浙江的几家木雕、石雕等大型工艺厂把工艺美术品改为流水线作业，使得传统特色减弱，个人风格淡化，最终导致企业倒闭。应反对有损民族民间文化的短期行为，反对将民族民间文化作为商品经营的做法，反对把文化现象当作经济现象的产业开发。在保护与开发的问题上，“保留”仍作为基本前提，应当承诺，中国的民族民间文化补给年属于当代人，也属于后代人。因此，我们保护的责任，远远大于使用和消解它的权利，应永久保留一片“原始的、不被触动的自然”。
全球化是一场涉及到社会生活各领域的社会变迁，不能把它仅仅看成生产上或者科学技术领域的现代化。它是一个社会的整体变革，它不仅要改变社会物质生产的面貌，也要改变人们的社会关系，改变整个社会结构，改变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当然也要改变精神和文化。全球化也是一个异常迅速的社会变迁过程。一位法国经济学家进行了一次估算，他说，今天我们每三天发生的变化，相当于本世纪初三十年的变化，相当于牛顿时代以前三百年的变化，相当于旧石器时代三千年的变化。是加速度的发展，当然也有些东西会加速度地消亡。全球化还是一个世界性的整体变迁过程。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要参与到这个过程之中，如果你不参与这个过程，那就会失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在这样一个迅速发展又必须加入其中的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工作者应做些什么呢？我认为，对传统民族民间的文化，对那些形式上的、即外在层面上的，首先要抓紧做好保护和抢救性的工作。而对内容上的、即内在的精神层面上的，则要做好与时俱进、融合创新的工作。

二、存旧续薪，做好民族民间文化的抢救保护工作

根据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当社会生产力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时期，社会的结构就要相应地变化，它的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学术、文化、艺术都在跟着变化。在变化的过程中，扬弃成为主旋律。任何一种文化形态，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有着孕育、生长、成熟的过程，当然她也和任何事物一样都要死亡，“长生”的梦想是可笑的，同样，“不朽”的愿望也是可笑的。事物发展的规律是，只有新陈代谢，才能生生不息；只有不断消失，才能不断前进。
毋庸讳言，中国有一些在封建时代产生和盛行的文化，是与今天的社会格格不入的，比如女人的裹足，它已在上世纪被“消灭”了。这无疑是文明的进步，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我们有研究和把它记载保留下来的必要。当然这种保留不是让一部分当代人保持这种陋习。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农业社会的瓦解是历史进步的必然，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讲，新文化代替旧文化也是文明的进步。但是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和意义是无穷的，我们要保护好这份遗产。
随着社会的发展，总有一些文化形态会走向衰落，今天的流行，可能就会成为以后的传统。硬要把某些在历史上曾经辉煌，甚至可以代表我们民族文化特性的艺术形式在今天极力振兴，可以满足一时的民族感情或自尊，但是结果却是说说唱唱热闹一阵后，又回到了事物原有的发展轨道。比如昆曲，是中国戏曲的阳春白雪，虽然我们极不情愿眼看着她离观众越来越远，离社会越来越远。为此，党和政府也进行过多次的振兴努力，但是终将是“江河日落”，没有挽回其曾经的辉煌，也出不了新一代的“追昆曲族”。正确地抢救、保护态度不应是空喊那些不可能实现的“振兴”一类的口号，更不能是搞所谓的改革创新，那样会破坏“原汁原味”的艺术审美价值。而应当把它放到一个恰当的、哪怕是“束之高阁”的脱离显示的崇高位置上，把它纳入“人类文化遗产名录”加以重点的保护。
国际上对“人类文化遗产”，尤其对活在民间的无形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保护理念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以联合国为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无形文化遗产的认同和付诸实践，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早在195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着手从事记录保存非洲及美洲大陆土著民族传统文化的工作。当时的主要目的就是在外来文化大量侵入之前及时地记录和保存原住民族固有的文化，以防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他们的文化传统发生变化乃至原貌消失。出于相同的考虑，自1955年开始，在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等南亚和东南亚国家进行了为期4年的传统文化调查研究工作。这项工作起初（1955——1956）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文科学研究事业”项目中，后来（1957——1958）又被列入“人类文化遗产保存事业”项目。1959年，非洲文化同样成为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到了1961年设立了地域文化研究事业项目，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的地域，社会的文化遗产的保留和发展问题成为工作的重点。然而这一项目主要重视民俗文化的记录、保存和研究，结果是学术研究成为主流，保存工作却退居次要位置。1977——1983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次中期计划中提出了文化遗产由有形和无形两部分组成，然而保存事业的范围仍然被限定在有形遗产的范围之内。制定第二次中期计划（1984——1989）时改变了这一状况，将文化遗产分为有形和无形两大类，并把艺术、文学、语言、口头传承、工艺、故事、神话、信仰、习惯、仪式及游戏等列入无形文化遗产的范围。从此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有了理论依据。在第三次中期计划（1990——1995）中设置了保存口头传承的工作框架。
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做出保护世界各地不同区域的“各种文化表现形式”的决定。人类的口述和无形文化遗产是指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化活动空间和口头文化表述形式，包括语言、故事、音乐、舞蹈、游戏、神话、仪式、风俗、手工艺技术及各种民间艺术表达手段。2001年5月18日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宣布，世界19个文化活动和口头文化表现形式作为首批“人类口述和无形文化遗产杰作”，列入“口述和无形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包括中国的昆曲、日本的能乐等世界古老的传统剧种。今后每隔两年会增加一批新的项目。遴选“人类口述和无形文化遗产杰作”的目的就是要鼓励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及各地方团体鉴别、保护和开发利用口述和无形文化遗产。只有保护好这类活生生的人文遗产，才能够确保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持续和传承。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全球化来得突然猛烈，如此之快，足以令我们缺乏文化上的准备，缺乏应有的应对，缺乏必要的自我保护。加上乘驾着强势经济的外来文化的强劲优势，我们的文化是弱势文化，任何一种传统悠久的历史文化都可能在当今商业文化面前成为弱势群体。因此，我们的民族民间文化必然会被强势文化冲散冲垮一部分，这是不可逆转的。而我们能做的、也应该做的，就是把那些承载着我们祖先五千年创造的极其丰富和宝贵的文化财富，凝聚着我们民族精神、情感、个性特征并且是我们发展先进文化的精神资源与民族根基，以及综合国力中不可或缺的坚实精神内涵的民间文化以各种手段和措施，尽量完整真实地保护起来，记录下来，留存下来。我国民间文化是一座巨大的宝库，丰富多彩，“大到村落，小到荷色”。历史悠久，民族多样，地域差异。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需要抢救的东西很多很广。
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保留是一对矛盾，既有对立，又有统一。文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寻求最和谐的统一。事实上文化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在追求平衡的过程中平衡被打破，经过协调再追求平衡，这就是文化工作的辩证法，也是文化工作者的职责。人类社会的转型，文明的转变，无疑对农耕文化造成了威胁，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当人们为摆脱贫困，全力谋求经济发展的时候，往往容易忽视环境的保护，忽视葱翠的山川、清澈的河流；往往容易忽视文化的建设，忽视祖先的文化遗存，忽视人们的精神家园。这一点我们已经有了很多难忘的教训。今天当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稍有改善之后，环顾四周，回首往事，人们常常难以避免地发出诸多遗憾。那么，为了不使我们在奔向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不再为曾经辉煌的民间文化的沉沦与湮灭发出追悔莫及的感叹，抢救民间文化这一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就必须纳入文化工作者的工作日程。党和政府有关部门要对中国民间文化的的保护和抢救制订长远的规划和战略的构想。当前急需做的有这样一些工作。
——加强对民间文化的法制保护工作，加快制订民间文化的保护法律、法规。使民间文化抢救和保护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目前我国已加入了与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4个国际公约，但中国自己的民间文化保护方面的法律尚未出台。
——普查梳理，摸清家底。组织各级文化部门、专家学者、社会力量，对各地的民间文化来一次地毯式的普查，拉网式的梳理，登记造册，记录在案，有据可查。
——划定保护区域，公布保护艺种和艺人。保护民间文化的最佳之道，不是把它放进博物馆和记在书里，而是放回民间。只有在适宜的区域和土壤里它才能存活。“每天都有一种民俗消失，每天都有一个老艺人去世。”当今很多民间艺术“因人而存”。可以设立“民间文化之乡”、“民间艺人之村”等加以保护。
——加强组织领导，推行工程性保护工作，如我们已经进行过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工程，“中国民间文艺十套集成”工程，“中华古籍善本再造工程”。今年2月，国家已成立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应成为抢救工作的指挥中心。
——纳入规划。把抢救和保护民间文化纳入各级政府的经济计划和城乡发展规划，使保护民间文化经济发展、城乡发展同步进行。
——经费保证。加大资金投入，使抢救工作落到实处。一方面国家应增加事业经费，另外要靠社会集资，第三还要争取国际援助，第四设立“中国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会”。
——科学保护，包括科学的指导思想和科学技术的运用。对不同种类的民间文化采取不同的保护方式。如有些可以产业化，有些应该收存进博物馆，而有些只能在其灭绝之前留下文字和影音记录等等。同时在政府网或在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建立“民间文化网”。
——社会动员、全民保护。民间文化的特点是散于社会，藏与民间。因此除了专家学者的辛勤工作，还要靠社会各界民众的参与，形成“关爱民间文化，呼唤民族情怀，复兴民族精神”的社会风气。唤起民间传承文化的力量，点燃民族根脉延续的薪火。
面对这个极特殊的年代，这个裂变性的残酷转型期，愿我们的文化工作担当起时代的重任，愿我们的国民都加入到抢救民间文化的行列，让中国的民间文化薪尽火传。

三、融汇创新弘扬民族文化的精华

全球化的时代已使世界各国在政治上相互求同存异，经济上互相以来，文化上互相渗透融合。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从历时性上看，是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即传承与创新；从共时性上看，是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即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国要开辟一条适合本民族自己的全球化道路，就要立足于民族文化传统的根基，继承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精华，在剔除其中糟粕的同时，融合开展文化有益基因，从而增强生命力，构筑张扬力，增强凝聚力，形成与世界共同进步，与人类文明同性的时空穿透力。要完成这一使命，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研究和思考。即洋为中用、融会贯通和继承传统、推陈出新。
继承传统、推陈出新就是要继承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具体人类文明共同本质的优秀成果部分，剔除其中的糟粕，保存鲜明的民族个性，创造出符合当代精神，时代潮流的民族新文化。
任何一种民族民间的文化都是与本民族的独特的生长生存环境相应而生，都要根据本民族的需要进行自己的价值评价。也就是说，只有在本民族的文化系统中才能加以价值的确定。扬弃什么是各民族自己的事情。中国传统文化有其自己独特的历史、地域、风俗、习惯、宗教等各种作用的成瘾，其情况也很复杂，不能简单的用高级与低级，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进行分类。其中，符合人类人性共性的美好部分是要弘扬光大，有些不符合人类人性共性的部分应加以剔除。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一样，它既能为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有价值资源的方面，又有不适应、甚至阻碍社会进步的方面。我们不能认为中华文化可以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对于传统文化中那些儒雅的、纯正的、善良的、勤劳的、勇敢的、高尚的、优美的、古朴的、豪放的、婉约的、亲情的、温馨的、诗意的等等符合人性的部分，那些一切充满亲情、人情、友情、乡情、公正、公平、民主、自由、良知、人文、人道、诗意、理想的东西，不论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精神，还是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力量，庄子的“独与天地万物相往来”的绿色思想，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探索精神，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洒脱气度。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老当益壮精神，王之涣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视野追求，李白的“天生我才必有用，千斤散尽还复来”的豪放气魄，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批判精神，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无私态度，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诗意哲理，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为正义事业的牺牲精神，经过我们的重新阐释，都可以成为当今文化建设的参照。
同时，不可否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存在着专制的、狭隘的、虚伪的、暴力的、孱弱的、保守的、麻木的、畸形的、教条的、僵死的、非诗意的等等不符合人性的部分，像中国古代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存天理，灭人欲”等理学教条，还有“守寡”、“阉割”、“沉潭”等旧的文化习俗，都扼杀了人的生存权利，都是违反人性的，决不能吸收。凡是吃人的“礼教”都违反了人的起码的生物性需要，违反了人性，绝不能吸收。不能因为是本民族的就视同珍宝。虽然它是复合本民族文化的，但它是糟粕，就应毫不犹豫的给以抛弃。决不能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旧东西死灰复燃，看风水占卦求神弄鬼的迷信旧俗决不能视而不见，包二奶嫖娼宿妓卖淫F•B风气决不能听之任之。
洋为中用，融汇创新，就是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大胆地吸收外国文化的有益部分，为我所用。融汇创新当代中国的新文化。把普遍性与特殊性有机的统一起来。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当代世界各国发展的普遍性。如果排斥这一发展的共性的东西，过分强调自身的特殊性，就会离开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今天的世界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交换已是一个不争的实施，鲁迅的“拿来主意”，就是强调对外民族文化的精华的选择和吸收。鲁迅在《看镜有感》里赞扬汉代人用于汲取异族文化，将外来动植物毫无顾忌地拿来充当装饰的花纹，认为这是民族自信力的表现；而批评宋代的文艺国粹气味熏人，对外来东西推拒、惶恐、退缩、逃避，他说这正是衰弱的表现。吸收外来文化并不能动摇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根基，因为我们有不同于别人的文化基因，正像吃牛肉并不会变成牛一样。“在中东的某个地方，几个年轻人满可以穿着牛仔裤、喝着可乐，听着摇滚乐，但他们却可能在向麦加顶礼膜拜的间隙，造好一枚炸弹去炸毁一架美国飞机。”（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同时，在注重普遍性的同时，还要结合我们自己的特殊性，即使是再普遍的东西搬到中国，也要与中国的民族文化相结合，寻找生长点喝结合点，经过一番改造，采取中国的形式才能茁壮成长，否则就没有生命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里程碑，中国文化在历史上不断在吸收外来文化中得以发展。众所周知，历史上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诸多文化的发展。近代一百多年来，西方文化的各种流派都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或仍然在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改变着中国社会和文化面貌。
全球化的进程是一个文化共性不断拓展和丰富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个性化的过程，文化共性与文化个性的联系、冲突、转化、融合，构成了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发展的主体，推动着文化的进步。身历这一过程，中国文化精神必须在与西方文化的相互激荡中，相互作用，拓展升华，自觉抵制传统文化精神的消极方面，融进近代的未来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现代精神，为民族精神注入蓬勃的生机和新的精神力量。

总之，中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面对全球化的背景，面对外来强势文化猛烈冲击，面对现代文化的围剿，面对传统文化具有消失解体后不可再生的特点，我们的党和政府和文化工作者，必须要做好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和抢救工作。同时做好继承发展、融合创新工作。为保存民族民间文化担起历史的责任。为中华民族实现跨越式跳越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展现出东方泱泱大国既继承传统又反思传统，努力追赶世界大潮的不息决心和精神风貌。所有这些工作，我们把它归为这篇文章的主题：存旧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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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留馨】罗杨书法艺术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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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留馨】罗杨书法艺术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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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留馨】罗杨书法艺术作品展

柳条折尽送宗师
---怀念启功先生
罗 杨

启功先生仙逝，噩耗传来，学术界、文艺界涌动起一片哀伤，大家都沉浸在“相顾无言”的悲境中。先生是大家，其献身教育桃李满天下；且精通文史著述颇丰；又鉴定字画慧眼辨真假；为诗为书为画，卓然自成一家……钟敬文先生曾诗赞启老曰：“鉴古双眸 如闪电，挥毫一管压群才。论文别有灵奇想，拒拾他人牙慧来。”启先生有数不清的头衔，已经多到反而可以忽略不计，只知道“启功”两个字就可以了。不只在业内，就是在老百姓当中，如果不知启先生的大名则无疑是孤陋寡闻了，然而这流芳千古的美名都是先生以毕生的心血，从一点一滴的小事而赢来的。

童心烂漫
　　熟悉启先生的人都知道启先生对人对事天真烂漫不设防，有着一颗永不泯灭的童心。大家经常把他看作老顽童、老小孩。2002年农历马年春节前，我去启先生府上拜年，启先生家中当然是门庭若市，热闹非凡，启先生91岁高龄，频 频作揖拱手，决不怠慢任何一个来拜访者，虽然礼数很周全却难免略带愁容和倦意。满地的鲜花和堆积如山的礼物，启先生根本无暇顾及。这时有位学生抱着一个布制玩具马来到厅中，启先生眼睛一亮，抢着抱了过去，坐在沙发上又是抚摩又是撸毛，好是开心，这时我注意到在启先生挤满书柜的厅房里有着一个玩具领地，小熊、狗、兔、猫、虎，一个个都瞪着天真的大眼睛，令人顿生温存怜爱之情，感到启老生活在一个童趣的天地之中。启先生戏言：“动物比人可爱。”这一风趣的话隐着启先生一生多少酸甜苦辣。但不管历经多少坎坷，启先生始终童心不泯。童心是纯洁美好的，童心是艺术家的生命和灵魂。古诗云“天真烂漫是我师”，道出了艺术家所追求真善美的真谛。启先生一生于物质无所求，1983年启先生出国讲学回到北京机场，大家看到他什么“大件”也没带，都觉得奇怪。海关工作人员却盘问他随身行李中有没有什么仪器，启先生稍怔后哈哈大笑，说：“你们可以打开检查。”原来启先生从国外带了一个小白兔打鼓的机器玩具。

谦和善良
我一直崇拜启先生的人品，追摩启先生的书法。那年启先生有新作品出版，我向启先生讨书，启先生在书上写了一大串谦辞，其中自谦他的书法是“涂鸦之作”，而“罗杨同志对拙作有痂嗜”，“弥增惭悚也”，使我深感受宠若惊。前年我要出版书法集，就去请启老题写书名。那时启老身体已十分不好了，当时在场的人都说别让启老写字了，我也不好意思了。可是启先生却说，我和罗杨是世交，我一定得写。启先生一下就写了六条，还十分谦和地说，现在眼神不济，写不好，你别用这个，可以集我过去的字。字拿回来后我确实内疚了很久。
启先生是大家，但就是这样一点没有大家的架子，总是乐呵呵的笑模样。启先生书法“字字千金 ”，但不难求。我在红楼工作时，我们楼内的几个单位，凡是有年轻人结婚，都能拿到启先生的墨宝。后来启先生年龄大了，求字的人也太多，启先生感慨地说：“ 我现在哪是写字呀，简直是在‘刷字’。”实在写不过来，而且还要钻研学问，他就只好东躲西藏，落了个“狡兔三窟”的称号，甚至还在门上贴了“大熊猫冬眠”的字条，不想有细心者居然把这纸“真迹”也收藏去了。但是有一个绝招，只要你下决心找到了他，他就一定会给你写，他就是那种宁可“牺牲”自己也不为难别人的人。

　　在当代书坛，启先生当然是老资格，市场上也把启先生的字确定在高位，其实启先生自己从不在乎钱，也从不收钱，收的钱全都化私为公交给学校的基金会了。1990年，启先生义卖作品110件，捐资160余万元给学校，并坚持不同意用他自己的名字命名。基金会取名“励耘奖学金”，是以启老恩师陈垣先生的书屋而命名，旨在绵延陈垣先生励精图治、勤奋耕耘的教泽，继承和发扬陈垣先生的崇高师德。启先生是这样一位不计名利、知恩图报的人，所以找先生请字，都能拿到学校办公室开具的发票。我父亲和启先生是老友，一次一个博物馆托我父亲找启先生题字，当然是想通过熟人不花钱，我父亲也不知此中玄机，就给启先生打了电话，启先生非常痛快，第二天就在政协会上交给了我父亲，并不无幽默地悄声对我父亲说，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因为都知道我的字能卖钱，现在找我写字的人都要通过学校办登记，万一要是让别人知道了私下给别人写字，就说不清了。

没傲气有傲骨
启功先生的书法虽然超凡脱俗，但是启先生的为人却极具平民意识。启先生曾说字要写得让人能看懂，因此，在当代启先生的书法极有人缘和人气，可以说是老少皆爱，雅俗共赏。启先生也有一批平民朋友，我在文物局工作时，单位 有个老王头，他是住在启先生小乘巷胡同里的邻居，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实人。只要是老王头开口，总能拿到启先生的字。因此我们单位的不少人都通过老王收藏了启先生的墨宝，以致搞得老王很“被动”。但据我所知，你要是拿什么大头衔大人物来压启先生，那却是很难拿到墨宝的。启先生学富五车，功名盖世，书法只是他成就中的一小部分，但对那些以字为生的人，启先生从来都给予了仁慈的宽容。市场上假冒启功的字满天飞，养了一批造假的人，启先生只是熟视无睹。有一次启先生到了潘家园，亲眼看到人家在卖他的赝品，但他还当面对别人说，他们比我写得好。当时有人建议启先生打假，他说：“这些假字都是些穷困之人因生活所迫，寻到 一种谋生手段，我不能砸他们的饭碗。”“他们是缺钱才干这行，他要是向我伸手要钱，我不是也得给嘛。”启先生就是这样，有一种博大的胸怀和慈善的心肠。

谁说启老不发火
启老给人的既定印象就是笑容可掬，憨态可掬，是个和蔼可亲的长者，很难想到他发脾气的样子。你可别以为启先生是个和事佬，其实启先生爱憎分明，极有主见。他对小事十分宽容，但对原则问题却决不让步。一次在启先生家，有人请启老为一本书题写书名。启先生一听到作者的名字，骤然像是换了个人似的，立刻拍案而起，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启先生说，我决不写！这个人做学问不诚实，做了很多坏事，是个学术骗子。去年北京一家拍卖行把已经请启先生看过并确定是赝品的25幅作品当作真迹以高价拍卖，启先生得知后又坐在轮椅上发了一次大火，还用了一个“欺人太甚”的词，并且公开发表声明，甚至要诉诸法律。启先生素有儒家之风，以“温良恭俭让”著称。潘家园卖假字，人们知道是假，就是喜欢这种字体，启先生还 说：“人家用我的名是看得起我。”而这家拍卖行卖假就是假的当真的卖，完全丧失了“诚和信、德与义”。看来在治学态度和大是大非上启先生是眼里不揉沙子的。

薪尽火传
　　启先生一生淡泊名利，既是一位高逸之士，又是一个尘世之人，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正直、善良、宽厚、博爱、谦虚的美德。启功先生66岁时写了一首看似戏言的《自撰墓志铭》后来被广为流传，曰：“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这个风格戏谑的顺口溜透着几许苍凉，几许幽默，几许谦恭。然现启先生盖棺论定，我看如果稍改几个字还是可以用的。“中学生，名教授。博而 精，专且透。……计平生，谥当优。身与名，天下留。”当然，启先生一生令人肃然起敬，令人高山仰止，难以用几句话评价。我想中国文化史上将记下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当代，像启先生这样的人，去了一个就少一个。

　　启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出，不少人都痛惜中国失去了一位书坛泰斗。我虽然是搞书法的，但我知道，如果仅以此看待启先生，就是太小瞧他老人家了。他曾多次声明，我没有书法弟子，只有中文系的学生。书法只是他事业中的一点，他的成就还表现在对文学、史学、美学、文物鉴定等方面，而最重要的就是在启先生经常引以为豪和津津乐道的教书育人方面。启老将毕生为之奋斗的教育事业归结为八个大字：“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后来这八个字成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我曾见有人当面奉承他是当代书法大师时，他却慢条斯理地郑重声明：“我这一辈子主要工作是教书，我不过是一个教书匠。”但是启先生这个自己说的“教书匠”实际上是个“巨匠”。他一生亲手培育了无数莘莘学子。同时，由于他的著书立说和“行为世范”之影 响，仰慕之士无数。启先生一生奋斗为他所从事的事业，当然包括书法，为中华文化树立了一座丰碑。启先生一生勤勉治学，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而最可贵的不仅是他的学术，更在于他的为人。如果从书法的角度说，启功书法清高，首推人品。人品既优，故世人不但人人重其笔墨，更钦仰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