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润先生书法作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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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东润先生
文\骆玉明
在这清寂的长夜里，提起笔来，准备写下关于东润先生的若干往事，我不禁惊讶岁月已经过去了那许多。先生的小楼不过在我住处的百步以外，旧日的情景也清晰在目，而一切却又变得如此悠远。他长眠着，在故乡的土地，而我依然碌碌地生，在他居住过的小楼旁。
先生九十多年的生涯，几乎就是一部历史，说来话长。我在这里，只是记下几件琐事，想以此见出先生为人的那一种既严格又宽厚的风格。
最初见到东润先生，是一九七五年我刚入复旦中文系不久，算是“工农兵研究生”。那时“儒法斗争”正讲得热闹，我所在的古典文学教研室也安排了一次关于杜甫的讨论会，先生被邀请到了会。他经历了自“文革”开始以来近十年的打击，心情不好，但只是以一种沉静而坚挺的神态，默默无语地坐在一旁。那一天刘先生也来了。刘先生是一位才华过人的学者，因了某种特别的机缘，也因了他多少有些玩世不恭的机智，那一阵忽然很受上面重视，成为以“儒法斗争”为纲重写文学史的权威。刘先生一向健谈，什么事都好像当真又好像不当真，滔滔不绝说了许多。忽然，他注意到朱先生，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停了下来，问道：“朱先生，你怎么看？你对杜甫是熟得很的罗。”我把目光移向东润先生，见他嘴角好像有一丝看不出的讥讽，只是冷冷地吐了几个字：“我是不懂的。”房间里一时静了下来，场面颇有些尴尬。这第一次的见面，令我觉得这位先生是一个很冷峻的人。
世事变迁，也是白云苍狗，难以预想。没有多少时日，那轰轰烈烈的十年，遭到应有的清算。而各种人因为各种缘故，对刘先生在“文革”中改写的那一部文学史提出严厉的批判。刘先生本人，也不幸患上癌症，郁郁谢世。那时我已在东润先生处读书，偶尔也提起刘先生的事。而东润先生怎样评价刘先生呢？他说：“刘先生好像一块石头掉在油缸里，拿出来洗一洗，仍旧是块石头。”又说：“人家要他那么说，他能不说吗？”谈到刘先生的才华，刘先生晚年的境遇变迁，东润先生总是有一种带着伤感的惋惜。这时我才懂得东润先生对于别人的理解和宽谅。这二种不同场合下的不同态度，恐怕都是很多人未必能够做到的。
我毕业留校后，又在东润先生指导下读书，继续进修。起初读《诗经》，每周由先生规定须读的篇目，而后讨论一个上午。讨论的方式，是由我先提出不懂的地方，请先生解释；当我认为已经弄懂以后，再由先生提出问题，要我回答。那时我还没有住进学校的宿舍，每次要从家中赶来，加之有晚睡晚起的习惯，常不免迟到。来迟了，总见先生已经端坐在书桌旁，周围整整齐齐堆放着几种要用的《诗经》注本，阳光从窗外照进来，映着先生矍铄的面容。我便不安起来，嗫嚅着说出一些理由。先生只是淡淡一笑：“没有关系的。上次读到哪里了？”于是开始新的课程。对于《诗经》，先生研究很深，早在三十年代，他的《读诗四论》已经名动一时。所以尽管我不敢偷懒，常在阅览室从毛传郑笺到清人注疏摊满一桌地死啃，对先生提出的问题，却老是目瞪口呆。这时先生会静静地等我一会，仍然答不出，他便说：“是有些难的。”而后一一讲解给我听。
我仍然迟到，先生仍然端坐着等我。他是想用自身的严格来训导我、纠正我的散漫呢，或仅仅是习惯？只是先生从来没有为此训斥过一次。不过读完《诗经》后，我请先生为我讲《庄子》（这是我在“文革”后期喜欢上的一部书），先生对我摇摇头，说：“你不能读《庄子》，读了人就没有用了。”这实在是一个很严厉的批评。
我想不出以东润先生的品格，一生行事，有什么可以不安的地方。然而在他的心中，却实实在在有一桩放不下的事情。那是在“文革”以前，中文系有两位学生因为浪漫的恋爱纠纷，发生了一场不很严重的“决斗”。学校决定开除其中首先提议“决斗”的一个，而作为系主任的东润先生认为处分过重，于该学生前途影响太多，表示坚决反对。事情最后拿到一个会议上表决，由于学校已经做了说服工作，先生主张以孤立的一票被否决了。那位学生，也因此走上了坎坷的人生道路。本来，先生已经作了努力，可以问心无愧的了，但直到临终前不久，他仍然牵挂着这件事情。他说，那时自己在做系主任，却没有能够帮助这个学生，以至使他和追随他而去的她遭受了许多挫折。说起那次会议上的表决，先生有些不满，似乎有批评其中一二位的意思，但终了也只是说：“也难啊------”
东润先生最后的一二年中，因多病而颇感寂寞，我们去看望他，他总是很高兴。但我因怕先生总是要问的那一句话——“最近做些什么事？”不敢常去。岁月便如此匆匆流过，先生已经长眠在家乡的土地上，而我依然碌碌地生，在先生曾端坐着等我来读书的小楼旁。我深知自己不能如先生的意愿，弃去散漫的习惯，成为一个严格的因而是有成绩的研究者，便只能以这长长久久的怀念祭奠他。
真积力久学至乎没
——朱东润先生及其书法
文\潘良桢
似只转眼间，朱东润先生谢世已八九年了，今年正是他诞生一百周年。
在文史学术界，朱先生早已声名卓著几十年，但在书法界尚有人对他觉得陌生。其实，朱先生虽不主要以书法名家，但他却是一位真正当之无愧的书家。
朱先生一八九六年（清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四日生于故乡江苏泰兴县城老宅，名世溱，字东润，后以字行。一九八八年二月十日病逝于上海，享年九十一岁。
朱家原是泰兴望族大姓，但到先生出世时，所在一支已中落。父石庵公为茶叶店店员，店业倒闭，闲居在家。故先生每称出于“城市贫民”。时当晚清，先生在家乡的书塾和新办的襟江小学发蒙并读完初小。完成了从《龙文鞭影》到《四书》、《左传》的学程。后得族人之助，带着十个冷团子舟行一昼夜到上海，考取南洋公学附小。高小毕业，多赖对他倍加赏识并训勉的南洋公学堂长唐文治老夫子提携资助升入中学部。两年后因家境实在困顿而辍学，入文明书局做校对，还在商务印书馆任《小说月报》编辑助理。得“留英俭学会”之助，一九二二年，十八岁的朱先生渡海往英国留学，在伦敦西南学院半工半读，时而到牛津大学听课。袁世凯称帝，先生愤慨陈词“不欲与儿皇帝共存此世”，放弃补为官费生的机会，毅然于一九一六年春回国参加讨袁。在上海，与几位著名革命人士创办《中华新报》，为自由民主呐喊。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九年，朱先生先后在梧州广西省立二中、南通师范和江苏省立七中任英文教师。一九二九年，应聘至武汉大学任教英文，旋应文学院长闻一多之嘱开“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从此。朱先生结束了十几年的英文教学，开始转到以中国古典文学为主的教学和研究上来。半个多世纪中，朱先生历任武汉大学、中央大学，无锡国专、江南大学、齐鲁大学、沪江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在漫长的教学和学术研究生涯中，朱先生涉及文史学科诸多领域，邃密群科，著述丰厚，撰作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诗三百篇探故》、《史记考索》、《后汉书考索》，《楚辞探故》、《张居正大传》、《王守仁大传》、《左传选》、《陆游传》、《陆游研究》、《陆游选集》、《梅尧臣传》、《梅尧臣集选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杜甫叙论》、《陈子龙及其时代》、《中国文学论》等，参加《旧唐书》、《旧五代史》、《春秋左传》校点，主编高校文科教材《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还有不少尚待整理的诗文和其他著怍遗稿。“著作等身”，决非虚辞。朱东润先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中国现代传记文学最主要的开拓者之一，他的著作一直为国内外学术界所推崇，影响深远。朱先生以踏踏实实的学术研究，惊人的勤奋和毅力，取得累累辉煌成果，也赢得了众皆倾服的崇高声望。除曾长期担任复旦中文系主任外，他还是国务院第一届学位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中国作协理事、全国写作学会名誉会长、上海古典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国际笔会上海中心理事、《中华文史论丛》主编等。
“文革”中，朱东润先生是最早被抛出揪斗的著名学者之一，备受折磨。当时“造反派”所叫口号是要“砸烂”这位“反动学术权威”的“傲骨”。在汹汹而来的浊浪前，朱先生毫不畏惧，决不低头，七十衰翁甚至敢与上来按头的人扭打起来。在当时，这要何等的胆量和勇气。朱夫人不堪非人侮辱而自尽了。浩劫过去，天日重光，朱先生未被沉痛往事压倒，反而乘东风鼓余勇，年过八句而加倍努力工作，一再提到梁启超名言“战士死于疆场，教师死于讲席”，还以八十四岁高龄加入中国***。他把昔年在家乡所置住宅一个院落二十四闻房，连带四千余册藏书和一衅一家具无偿捐献用作泰兴图书馆，敷扬文教，报桑梓养育之恩。这就是朱东润先生的“傲骨”。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上海作协、复旦中文系、泰兴县委县府联合举办庆祝朱东润教授执教七十周年纪念会。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初，先生最后的一本著作《元好问传》脱稿，十八日，主持通过博士生沦文答辩，十九日，出现全身性黄疸，二十日，住入长海医院检查治疗，从此他再也没能回到讲堂和书斋，永远放下了手中相伴一生的书卷和笔墨。
关于朱先生的这些情况，我是成年后才逐步了解到的。第一次知道并记住“朱东润”这个名字时，我还在少年。不为別的，倒因为他是一位书法家。那是在六十年代初，我在报上读到沈尹默先生的《谈中国书法》一文，有几件书法作品作插图，其中就有朱先生的一件．是篆书，少不更事的我开始还以为那是一位古人，细读所写内容，始知是今人。待读书稍多，才知道朱先生更是一位文史大学者，仰之弥高。直到一九七八年初进复旦读书，我才有机缘拜识心仪已久的朱先生。契机是进校不久我与几位同好创办了复旦书画会，朱先生被邀为顾问。
朱先生出席了书画会成立大会。那天，周谷城、郭绍虞先生发来专函致以祝贸，由人宣读。同被邀为顾问的王蘧常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要我转达热忱祝贺，当我起立转述吋，朱先生猛然转身回头对我细细打量，给了我很深印象。朱、王二老都出唐文治门下，但朱先生入师门更早，那时唐老夫子视力尚好，王先生说朱先生常以此自喜。以后，每当我们办展览，朱先生都有新作送来，并热情地參与评审，给以指导。我们也请朱先生来作书法专题讲座。由于这层关系，我到他所住的小楼去拜访过几次。复旦书画会改为师生共同参加的团体后，大家就推选朱先生当了会长。
朱先生立志学书开始于青年时代，他幼时似乎并未在书法上下太多功夫。那是在一九一七年，朱先生刚到梧州任英文教师不久，忽获讣闻，知南洋公学时的业师朱淑子先生去世，悲痛之下作一挽联，苦于不善书，只得请人代写。由此痛感连挽联都不能写，还算什么教师，即下狠心学书。他从不自居聪明，而自称“笨人”治学，临池都用“笨法”。他说：学习的敌人是求速成，速成的结果必然是不成。”书有篆、隶、草、真、行五体，朱先生决心从篆书学起，自定学程，以十五年学篆，而后带学隶书十五年，筑定根基再学其余三体，每种学十年。如此前后用六十年时间，或有成就可言。有人说：“人生几何，岂能为一艺之成耗费数十年光阴，再说人寿岂可自期，倘天不永年，你这课程将何以完成，”朱先生这样回答：“学贵有本，书法亦然，循序渐进，乃唯一门径。非敢以此骇俗，我是笨人，舍此无由入门。倘天不假年，则只为人寿有亏，非学书之失败．何况没有学成而死，和不学而死，结果是一样的，并未损失什么，那又为什么不学呢？”学书而如此发愿．世所罕闻，我听到这番追述时，朱先生已八十五岁，事已过去六十余年，他说：“其实到现在还不满六十年，因为这六十几年中不仅舟车旅次不能临写，而且抗战时在四川生活艰苦，纸墨都难得，荒疏了七八年。我现在还在补课。若满了六十年，字还没有写好，我也不懊悔。因为自古以来，真正可算书法名家的，人数有限。由于我的笨拙，我自信我不会有多大成就的。”实际上，先生中年时书名已盛，而此时之书法早已人所难及，连书画人才汇集之处的上海画院也心悦诚服地慕名来请他去作书法讲演哩！
在朱先生，书法似乎只是余事，但他一直郑重其事，全然作正事来对待。在临池学书上他也真是下了笃实功夫，无论居家在校，除特殊情况，几十年来仿写法帖是天天必做的功课。教学和研究工作十分繁重，朱先生一般利用午休的时间用功，日日此时，必正襟危坐。聚精会神，临写数纸，始神闲气定，怡然自得，其恭敬慎重一如学童。尝谓：二日不习，则退一日之功，而十日不进，荒废尤难补救。”自律至严，丝毫不肯放松。少年时所受唐老夫子“务实深进”的训导，朱先生不仅在洽学上，也在学书上始终如一地坚持不移。
朱先生学写篆书时，正值吴昌硕以写《石鼓文》名震中外，故起手也学过吴昌顷．可他越学越怀疑，觉得吴昌硕所作总是耸一肩塌一肩，起笔又往往太重，已不完全是原来的《石鼓文》了。当时另一享大名的书家李梅庵的大篆也很別致，两笔交叉处总有一个墨疙瘩。后见到梅庵弟子陈效韩，方知是凡遇交叉便故作顿笔让墨汁渗出。朱先生认为这样做作毕竟不是书法。因此便不再写金文和《石鼓文》，改向李斯、李阳冰小篆求法。不过他认为李阳冰是远不及李斯的，二李不能相提并沦。弃大篆而就小篆，似乎“取法乎下”了，其实他的目的在摆脱近人强烈个性的诱惑和束缚，独立思考，不受时尚左右，反而是“取法乎上”。而入手先求匀整，下笔着意干净，以得中锋圆劲为目标，自有见地。 少年时代朱先生就研读过《艺舟双楫》，也很赞赏邓石如书法，但以为包世臣把邓推为神品过了份。引隶入篆，倒了过来，总不是好办法。他更欣赏吴熙载和何绍基。
朱先生也很倾服《艺舟双楫》，也很推崇《石门颂》、《石门铭》，不断临仿。他曾为学生开过一份法帖单子。篆书举二李作品，隶书则为《石门》、《西狭》、《张迁》、《华山》、《史晨》。真书举李邕《云麾将军碑》、《麓山寺碑》，草书为《书谱》和《淳化阁帖》。此亦他本人所学，可见其书根基秦汉篆隶，而无碑学、帖学之门户。
晚年的朱先生很少作篆书，常叹精神不济．四方求书者接踵而来，先生有求必应，多以四尺对开行草条幅应之，尝谓“作此行草并无难处”，犹以不克作篆为恨，其于篆书真是情有独钟。他写篆书很严肃。有回我问：“有人以为写篆书遇古时所无的字可以偏旁拼凑来写，您看如何？”朱先生说：“这怎么可以呢？唯一办法是写通假字，但不少人常常写错。前些年只能写毛主席诗词，写通假字还了得，所以我干脆不写篆书了。”
行草一路，朱先生认为二王才是书法神品，即使怀素也不能超过。右军古朴，大令精妙，不能强分甲乙。他说：“行草书不难于飘逸，而难于沉着。”而先生所作可称兼得，于沉着中见飘逸，其生辣老苍的韵致和动健的篆籀之气，显示一派大家风范。过人处在笔笔扎实老到，却有飞动流转之势。其体势显然以奇崛为格，但不以狂怪骇世，区分奇、怪，垂范后学。看他年迈时所写书稿、字小如蝇头，照样笔笔精到字字端庄，真是“翰不虚动”。
朱先生学书极勤，所及甚广，但决不“随人作计”，终于“自成一家”。其行草似受李邕和何绍基影响为多，然而既非李亦非何，还是朱东润。他深知“学我者死”的道理，主张从学古人入手，不专学一人，最后成功还是“自己”。是的，专学一家容易成功，遍学百家而后成一格则要经历漫长的研习消化过程才行。他走后一条路。
朱先生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七十年，也学了七十年书法，书法也是他孜孜以求的终身事业。他说。“写字时无杂念，也是一种运动，于人有益。”他把书法看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荀子·劝学》有谓：“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虚名或可一时浪得，实绩岂有侥幸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