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洒一路放歌行——从邵秉仁先生的诗文书法说起 郑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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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洒一路放歌行
% q* ~" ?8 z$ }9 p2 g2 r3 q  {——从邵秉仁先生的诗文书法说起
0 J8 q1 T% `9 U9 A# L& ]郑培亮

  邵秉仁先生的诗文书法集即将出版，嘱我写上几句，谈点感受。这着实令我诚惶诚恐：一是邵先生多年从事国民经济的研究与决策，这一领域我一窍不通；二是作为一位中国政府的高层领导人，何以让我这么一个无名小卒撰写评论。我想，是不是正像邵秉仁先生经常深入基层考察、调研一样，在艺术创作上，他也许不愿听到泛泛的赞誉，更想倾听一下来自后生们的真切的想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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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反复阅读了邵秉仁先生的诗文书法以后，我感觉，邵先生不仅是一位在经济领域富有实践与管理经验的领导者，更可贵的还是一位受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影响非常深厚的现代文人。这种经验式的感受，邵先生也许不尽赞同。但近来偶读《论语》，联系邵先生的诗文书法，我越来越能感受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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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秉仁先生的诗文，是典型的公务之余的抒情言志。《诗大序》中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言志”，近代以来，常常被人理解为抒发个人的志趣与情感，而其本义，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作过释解：“其作诗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国之心，诗人揽一国之意以为己意，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故谓之风。……诗人总天下之心，四方风俗，以为己意。”可见，真正的“诗言志”，仍是有关国家政事的“天下之心”、“四方风俗”之志。邵先生的诗文里，便常有“天下之心”：
+ A- e8 m) k2 L) \“半岭望楚曾放歌，赤壁绝唱大江东。
文韬武略千古事，锦绣江山终一同。”
7 i) f' x6 O" Y) B* J2 j* f3 m——《游鄂州西山》
! h, i  k+ [$ v  o9 ?“莫谓安石难变法，休嗟康梁铸冤魂，
纵使风浪淘千载，不没顶天立地身。”
7 m4 v1 K  q/ `" C( H( l) u; {$ k——《纪念改革开放廿二周年赠友人》
8 @0 n5 v: W. m. p$ P2 R  z“龙威百代锁群山，可叹兴亡一瞬间。
国破何堪依故垒，人贤应不设雄关。”
& Y# v; p" w5 o% E4 {——《登长城沉思》
$ {1 c9 s5 t6 \; B( m- [  ]. y“西山霁虹销未尽，南浦渔歌唱犹酣。
千古华章谁人续，从来兴废铸鸿篇。”
——《重建滕王阁感赋》
2 I3 D% B7 a2 W% O“皆云群众造历史，而今英雄愚民顽。
可叹一代弄潮儿，难酬壮志鬓己斑。”
——《东湖畔沉思》
“坎坷荣辱平常事，最难淡泊对人生。
2 |/ P8 D! k& t0 z$ \4 F, z心中无悔天地阔，潇洒一路放歌行。
9 x/ K+ i$ |* F3 m, ~——《赠党校校友并自勉》

  在他的诗文里，没有浅吟低唱，没有儿女情长，而是处处流露出对大众的同情，对民间疾苦的深切感受，处处体现出一个当代知识分子“修齐治平”的现实使命感与历史责任感，处处洋溢着一种人生的乐观与自信。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确如此，没有对二十年改革开放风风雨雨的亲身感受，没有对改革阵痛的切身体验，没有对国计民生的深重忧患，没有对国家民族未来发展的信心，没有对历史与现实转换碰撞的深刻体悟，便没有这样的载道与记事，便没有诗文中那种诚恳关怀与情真意切。所以欧阳中石先生在短序中论其诗曰“语由衷出”，的是良评。

  由于工作关系，邵秉仁先生从事诗文与书法的创作，只能在业余时间偶然涉猎，“游于艺 ”了。《论语•述而》中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里，孔子所讲的“游”值得深味。《礼记•学记》曾说：“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此语可阐明“游于艺”。“游”是“游憩”，是对某种技艺娴熟掌握以后的运用自如，是艺术创作中所得到的充分的身心自由，是技艺之上的更高层次的追求。孔子把“游于艺”放在“志道”、“据德”、“依仁”之后，既表明于了对“艺”所体现的价值的认同，同时表明“艺”是“道、德、仁”的有益补充和有效方法。“游于艺”并不是现代人狭隘理解的文人骚客酒后茶余的戏墨涂鸦。时移世易，不仅孔子的“游于艺”被现代人曲解、淡化，而且中国传统文人一向坚持秉承的“游于艺”的心态，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文化环境的变迁，也逐渐淡出艺术创作。现代人不必说是“游于艺”，不去追求游憩其中，实现人生的自由，追求“志道”、“据德”、“依仁”的全面、丰富、完美的人格历程，而是“艺游人”，人为“艺”而艺，为“艺”而奔波、忙碌，多数人追求与实现的所谓“艺”与孔子所提倡的“艺”相距霄壤，不可同日而语，或者说，与孔子“游于艺”的主张与精神完全背离了。但在身处“艺”外的邵秉仁先生的诗文书法里，我却意外地看到当代中国依然坚守中华传统古训，不失本真的文人。也许对邵秉仁先生来说，作诗、写字，只是政务之余的消遣，在他关注的范围里，是粮食流通、乡村城镇化、三农问题，是国有企业改革、下岗就业、金融货币等等经济领域十分棘手的问题，思考的是有关国家经济发展的大课题，这些都不需要也不允许政策的制定者与实施者们浪漫、幻想、***，而是实事求是、稳妥务实、冷静理智。但是如果没有关注民生的同情和“心忧天下”的热情，又怎么能胜任这样的工作呢？在邵秉仁先生的内心深处，依旧存有中国文人的传统情结，于是借诗文与书法，抒情志、遣怀抱，便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也正因为具有了这种“游于艺”的心态，咏其诗，观其书，便会发现其中自然洒脱、情感深沉、直抒胸臆、了无挂碍这一可贵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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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5 n( O) H7 `7 h$ Z2 F  在《书法杂谈》一文中，邵秉仁先生认为，“书法乃综合艺术，书法家应有综合艺术的修养。虽然做学问家难，但至少文学、历史、诗词应具有一定的知识。知识有助于对书法艺术内涵理解，有助于表现艺术的本质，这即所谓‘字在功外’”。“历史上没有专职的书法家，却涌现出星如烁辉的大师，按此规律，当今书法家应产生于政治家、文学家、历史学家和诗人中。可惜今天这样的人才凤毛麟角。不知是时代的悲哀还是汉字作为语言交流工具的功能在衰亡？”不可否认，书法步入现代社会，已经从古代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书信、笔札等实用价值中游离出来，逐渐脱离了群众的日常生活，从一种典型的实用基础派生出来的艺术，变为一纯粹的以观赏为主的艺术。书法一方面将其艺术价值凸显出来，一方面又与当代文化生活日趋隔膜。邵秉仁先生忧虑的事情正是当代社会分工所带来的作家、艺术家专业化这一社会文化问题。历史上，屈原、曹操、陶渊明、王羲之、杜甫、李白、苏东坡、黄庭坚，以及明清的诗人、小说家、书法家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专业艺术家。他们往往因其不朽的作品震烁古今，从而使人们淡忘了他们所研究、所从事的其他领域。而现代艺术家，则是现代社会形形色色、多种职业中的一种，“术业有专攻”，以创作为主，为艺术而艺术，靠艺术吃饭，靠艺术立身扬名。舍艺术一道，可能一无所能。这种专业化的趋势，使得艺术家们专务此道，而普遍缺少融会贯通的应付自如。社会分工的精细，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同时也造成当代艺术家难以创造出具有深刻崇高这一美学意味的伟大作品。而且，艺术家将艺术与个人的生存、发展相联系的时候，又不可避免地在艺术创作之初，便不自觉地渗透了浓厚的商品意识与功利思想。这也是古代艺术家很少去顾及的，正像前面说到的那样，古代书家“游于艺”的心态在当代已消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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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t0 H- e& I4 V  这还牵涉到一个书家成长所必需具备的知识结构问题。考察一下从古到今的书法大师们，其知识结构似乎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大师们极少有专务书道的。清代邓石如，毕生心血专注篆隶，可以说是历史上较为典型的职业书家，但马宗霍一语中的，道破了这位职业书家的弱处：“然卒不能侪于古者，以胸中少古人数卷书耳”，还是少了点清空高邈、脱世拔俗的清气。但令人忧虑的是，我们当今许多书家，不也在走着邓石如的路子吗？除了对碑帖笔法、结字、章法、墨法烂熟于心外，而于书法以外的世界知之甚少。其实，古人也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黄庭坚《书缯卷后》云：“学书必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又云：“士大夫下笔使有万卷书气象，便无俗态，不然一楷书吏耳。”“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现代书家想必对上面几句话是非常熟悉的，但似乎很少有人拿来观照自己，也很少有人思考自己的作品在笔工墨妙以外，还有无其他更为世人珍重的人文价值。

0 Z% u+ D0 n- c7 w' N2 e, V  以现代社会的分工，“广之以圣哲之学”，已不容易，而且现代教育已使古人的圣哲之学退到了历史的边缘。所以今人的“学问”，与古人的“学问”在内涵与外延上已大不相同。邵秉仁先生虽然无时间、精力去研读古人的“圣哲之学”，但他所研究的是至关国家、民族生存发展的大学问，是有关国计民生如何昌盛的学问，这正是古圣先贤所梦寐以求却没有机会去实践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这种学问，古人也去研究，但毕竟研究的领域有限，深度不够，而今天有关经济发展的学问，已是日新月异，日趋精深细密，逐步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接轨，作为一个现代“文人”，已不可能死守“四书五经”去寻求安邦治国的灵方妙药，而是需要前无古人的非凡的勇气，广纳百川，纵横求索，洋为中用，付诸实践。秉仁先生的诗文与书法，“如流水之潺溪，悬泉之酣畅，或从来有自，或将有所出”（欧阳中石语），正是由于他于书学以外致力研究的“学问”作为支撑，才使得他站得高，看得远，不为古训所缚，不为时俗所羁，“从容中道”，“下笔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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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V: D6 _. _0 `/ p  j2 E" D/ k; s, d  邵秉仁先生的书法，追求的是“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的“中庸”的审美风范。儒家思想对中国艺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中庸”这一美学原则上。《尚书•皋陶谟》提出的“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俭而廉，刚而塞，强而义”这九种规范或检验行为美德的尺度，便具有“中庸”的色彩。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美”，“先王之道”之所以美，正是实现了“中庸”，达到了高度的社会和谐；孔子论诗与乐，提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要求情感的表达要有理性；孔子论君子修养，则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总之，儒家的“中庸”之道强调的是理智与情感、规律与自由、人工与造化、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文质彬彬”、“从容中道”的“中和”之美被看成是美的最高理想。邵秉仁先生的书法，初学二王，又能深入沈尹翁的堂奥，端庄杂流丽，刚健寓婀娜，风华高洁，别饶风骨。可近年来其书风一变：方笔渐少，秾华减退，瘦硬中略趋腴润，整饬中力求自然率真，笔姿跳跃，变化从心。人之一生，时势、境遇、历练、修养，都会随着时光的流驶，自觉不自学地改变着自己的艺术风貌。但“万变不离其中”，决定自己命运和艺术成就的核心——个性，以及伴之而生的审美观念，是变不了的。刘熙载引伸许氏《说文序》的说法道：“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如其人”，用来理解邵秉仁先生的书法，是十分恰当的。

  读邵秉仁先生的诗文与书法，有抑扬顿挫的节奏，有轻重缓急的旋律，有浓淡枯湿的变化，有“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均衡和谐，这都是作品带给人的一种享受，但在欣赏之余，我们得到的是更多的感悟与思索，包括国家、社会、人生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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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艺术的继承与发展—暨邵秉仁书《岳阳楼记》研讨会(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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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书法艺术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邵秉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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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Q- _, k% T: m据德依仁游于艺——观邵秉仁同志书范仲淹《岳阳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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