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与游玄魏晋风
张超
大隐于市小隐于野,是中华文化中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体现。现当今我们游山赏水,我们在繁忙的都市中穿梭,忙于各种事物,难能真正的“闲”下来,以借游山赏水来抚慰心灵。其实真正能让自身休闲安逸的是一种心态,和对物境的升华,不单单停留在表面,而是来自于内心真正的愉悦。闲逸潇洒的生活不一定要到林泉野径去才能体会得到,更高层次的隐逸生活是在都市繁华之中的心灵净土,这句话自古流传很广,有很多版本,如:“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小隐在山林,大隐于市朝。”等,说的都是一个意思:那些所谓的隐士看破红尘隐居于山林是只是形式上的“隐”而已,而真正达到物我两忘的心境,反而能在最世俗的市朝中排除嘈杂的干扰,自得其乐,因此他们隐居于市朝才是心灵上真正的升华所在。
魏晋文人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和谈玄的清谈风气的形成,不仅和当时道家崇高自然的思想影响有关,还和当时战乱频仍特别是门阀氏族之间倾轧争夺的形势有关。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有一种避世的心态,远离政治,探究玄理,重负变轻了,步履因此轻松,心胸因此豁达。因为,一个人如果顾虑太多,心境就会变得复杂,最终收获的只能是疲惫,困顿,劳累。 在自然界,千帆过尽,繁华过眼,草木山川枯荣自如,只剩下水天一色,这是大地的超然淡定,也体现出宇宙万物中的“道”,在我们的内心,千金散尽,光阴远逝,生命由薄变厚,由厚变薄,这是生命的淡定和超然。从崇尚“自然”到关注自然,到欣赏大自然之美,一些士大夫开始习老庄,崇尚自然。而竹林饮酒,听泉抚琴,寻师问道乃至隐逸高蹈,就是其表现。隐逸孕育了魏晋文化特有的色彩,也体现了崇高的道家思想。
人生不过就像一稞芦苇,随风起伏荡漾,有时也像一叶扁舟,随波荡漾,看淡,心中的烟尘少了。不虚荣,不让浮华蒙蔽,没有过多的心机,西晋人对自然山水的依恋还只是出于一种发自内心的喜爱之情,而东晋士大夫对山水的喜爱则已正式进入美学的层次了。东晋偏安江南,名士多聚居于风光秀丽的会稽,江南秀美的山水进一步培养了他们的山水审美情趣。东晋名士之于山水,首先是审美娱乐的需要
士大夫们已经在自觉地以审美的眼光观照自然山水,从中获得美的享受。
《南史·隐逸》谓其“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风云以为气”。因而“隐士”不是一般的人。《饮酒》诗中:“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样的意境真意境到了超凡脱俗的地步。对于艺术中我称自己为“绘逸者”,所谓“绘逸者”就是用画笔书写胸中的逸气,画自己的内心的世界,取悦心灵,享受精神世界,真正的隐者也是大智慧者,能洞穿世事,大智若愚般的,不受外表世界的动容,对于真正的物我,在意象中折射了对隐士文化的看待方法,作品中意境的营造在《易.系辞上》中谈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超越物质表层,追求形象上的意象造型,从具体形象中抽离出来,其意象才能高妙绝伦。明代画家陈老莲对待人物画中的人物造型,大量的运用了意象造型,追求人物的一种神态,通过对人物造型的夸张变形,用虚拟的意境创造了高古,稚拙的人物韵味,表现其内在的精神世界。中国画艺术的表现形式是由内到外的主观反应方式,对物象的自然形态进行梳理,然后进行理想化的组合编排,由实进入到虚拟的精神世界,脱离原来的物体架构,进行重组,最终达到自我意识的体现,升华到与精神合一的境界。创造自然和表型自然,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形成了我们现在的审美结构,带有特殊的文人心态结构,同时又建造了构成自我审美体系的标准。
在绘画中隐士文化只是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文化现象,也是由于道家思想流行,对老庄之学感兴趣的人渐增,因而受到重视此外,同样被视为阐发玄学精微的“易”学。以他为题材进行表现,不是随意的,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中老庄思想的热忱,既有许多“虚拟物化”的过程,追求高古,稚拙的人物造型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境界,进而体味魏晋隐士的风骨与神妙,放荡不羁与逍遥自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