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毅衡：文化批判是知识分子的职责

琴岛大布衣

赵毅衡：文化批判是知识分子的职责
赵毅衡，1943年生于广西桂林，1981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1987年获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博士学位，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终身讲席教授。主要著作有《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文学符号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苦恼的叙述者——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礼教下延之后：中国文化批判诸问题》（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符号学文学论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等。

　　自上世纪80年代留学海外以来，赵毅衡已在比较文学、叙述学、符号学、诗歌和小说翻译等众多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赵毅衡现已年逾花甲，但仍笔耕不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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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 e7 y% e4 k5 W1 ]　　从形式主义走向文化批判的独特治学之路

6 `9 ~6 T! [6 K8 n; y/ W5 S8 y; f- E. H　　30年前，赵毅衡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国社科院，成为“文革”后社科院招收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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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师从于卞之琳研究莎士比亚，卞老慧眼识珠，发现他在理论方面具有潜质，便让他转向专攻西方形式文论。这一“转”便让赵毅衡转到了外国文艺研究的前沿阵地上来，从俄国形式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符号学到叙述学，他沿着现代形式文论的轨迹一路走来，硕果累累。《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文论》、《文学符号学》、《必要的孤独——形式文化学论集》、《“新批评”文集》、《符号学文学论文集》等形式文论专著和编著相继诞生。赵毅衡认为，文学批评不是为作品内容作道德评判，而是探究意义生成和被诠释的条件，文学的意义组织方式并不停止于文本形式，形式受到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制约。由此，赵毅衡建立起自己的批评立场，即从形式探视文化，对这一批评立场的实践，就是他所谓的“形式/文化学批评”。用这一思想研究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是他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主要工作，而这一思路就是要追寻并坚持一种真正的文化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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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批判的三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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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  d- k+ X6 j% q6 I3 M　　赵毅衡认为，真正的文化批判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文化批判的对象不是体制本身，而是体制借以立足的文化规范；二，文化批判不是指斥规范的弊端，而是对规范作形而上的思辨，也即文化批判的非实践性；三，文化批判应当把自我作为反思的他者之一，保持清醒的自我批判。赵毅衡毫不掩饰这种文化批判意识带有的精英色彩，他说：“我承认，这是一种精英主义的立场。精英这词现在几乎成了一个脏词---势利、狭隘，而且危险……而中国对知识精英的反感，却是既成体制与商业化势力迫使学院知识分子放弃文化批判的责任。”所以他感叹具备这三个条件的批判者，“难乎哉”。然而，“正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才是真正的文化批判”。赵毅衡一语道破其文化批判的思想力量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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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谓知识分子？这一问题与赵毅衡的文化批判密切相关，或者说，文化批判的锋芒所向，在赵毅衡那里正是知识分子题中应有之义。赵毅衡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坚持独立的批判精神，要对既成规范进行“质疑、思索”，或为之进行“理论辩护”，或试图“调节甚至推翻之”。文化批判虽然不为主流文化指出具体方向，却提醒主流文化要顾及其他文化因素，避免“直路总是通向历史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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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批判的有效性

: Z7 X5 `) U/ q) P$ K, ^1 |; `　　作为文化批判的主体，知识分子应坚守自己的边缘立场，以保持文化批判的锋芒。这既是知识分子的职责使然，也是知识分子在一个时代的大用。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所谓后现代社会里，知识分子逐渐走向边缘、走向学院和研究机构。在赵毅衡看来这不是知识分子的失败，而是真正的胜利，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第一次被真正允许走向边缘，也是第一次胜利地、权利与义务基本齐全地走向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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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赵毅衡对国内一种“新保守主义”思潮发难，并与海内外学者在香港中文大学学术期刊《二十一世纪》上展开论争。传统“断裂论”者抓住“五四”一代的偏激言辞穷追不舍并进而推衍开去，将“埋葬传统，甩开传统”归咎于“五四”一代，这是对历史过分地简化。“五四”一代在发出偏激言论的同时，也饱含着对传统的体认和珍爱。这并不矛盾，因为在“五四”一代那里，这种反叛本身就是一种姿态、一种策略。言辞偏激与思想事实和文学事实之间的距离，证明了这一代人所从事的正是文化批判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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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 W1 R+ }+ ^' n7 l　　由于中国特殊的文化分层机制，俗文学作为亚文化文本并不具备独立的道德价值系统，它一直依附于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因而，当人们全面沉入这个大众文化时代，自以为一个多元并存的“后现代”社会已经降临时，赵毅衡让人们警惕这一“哪个不是后现代”的梦魇，多元共存难道成了“多元同价”？中国先锋文学存在的意义，正在于它使中国现代文学重新获得文化批判精神，它使“中国文学重新人文化，非功利化”。中国先锋派的批判精神，是“建筑在前文化的富厚积累之上，它不可能逃脱中国文化的大框架”，“它用否定的姿态推出新的文化发展之可能”。

/ R8 s9 l( @) a9 r　　坚守必要的孤独

# j" R+ R& C6 I) c! ]. t　　治学海外二十多年，赵毅衡依然是中国本色，这里指的当然是其文化身份和学术立场。赵毅衡坦言自己的学术立场既非西方学术主流，也非中国学术主流，因为他对“主流”一直有所“敬畏”，所以他“一直坚持认为，当代学术界，必须坚守边缘立场，以对体制保持批判精神”。然而，这不是说赵毅衡的学术立场不中不西，他说：“我一直把自己视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我在海外虽然已经二十多年，但从一开始我就拒绝做一个西方学人，我的关注点在中国，我的责任也在中国”。赵毅衡抱持文化批判的精神并非一时的文人之快，前不久笔者在与他的通信中谈及此事，他以反问作答：“舍此之外，知识分子将何以自持？”尽管有人可能怀疑这种精英主义的立场，但诚如他所言：“未来的文化史家将会承认这一点：虽然整个文化转型的任务，不可能只靠人文批判来完成，但如果转型意识从新潮文艺扩展到人文学科各界，尤其是理论界，中国文化就可能获得更多的转型弹性。”

5 }% V& M; G9 I9 E& G/ H+ l　　最近赵毅衡执教于四川大学，成立了一个“海外中国文艺研究中心”并创办起《海外中国文艺研究》学术期刊，即将推出创刊号，这是中国西部第一个海外中国文艺研究机构和西部第一份海外中国文艺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