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兰亭论辩”

汲古斋主人

—兼论“兰亭论辨”研究中的政治误区
    2008年1月20日，一封由高二适先生写给他老师章士钊先生关于“兰亭论辩”的信札，在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新春拍卖会上已15万元价格被一神秘人拍走。“兰亭论辨”距今已有40多年的时间了，至今许多学者专家还在对其进行深刻系统的研究。但笔者觉得他们往往注重学术性的研究，而忽略其特有的政治性的研究，即使有，也一笔带过，或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笔者曾经与2006年4月5日第14期19版《书法报》，“书法研究”版发表拙文《“兰亭论辩”中的几个问题之我见》谈到“可以肯定的是‘兰亭论辩’是毛泽东授意，康生组织，郭沫若参与的一场所谓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阶级之争。”当时我就考虑此观点是否过于犀利，引起争论，但当时限于篇幅，无法再深入下去，就补充了一句：“毛泽东对于高二适文中引用一些历朝历代帝王，重臣对兰亭序真伪的认定心存不满，认为其世界观不正确，阶级立场不对”。后来，浙江的毛万宝先生在《书法报》2006年第23期18版，发表《也说“兰亭论辩”中的几个问题》的大文，对笔者的拙文提出批评，认为：“毛泽东是应章士钊的请求赞成高二适文章公开发表的，这中虽有照顾章士钊情面的因素，但更主要的还在于想以此倡导一下学术上的百家争鸣，根本谈不上什么授意。”告诫笔者“若一味依靠‘二手货’或‘大致印象’那就必要吃亏上当，以讹传讹，别人的错误未能纠正，反而把自己的错误于众了”。说老实话，我对毛先生的忠告很感谢，做学问，就应如此。故后来，我多次到江苏姜堰市高二适纪念馆看其真迹，收集整理了一些“兰亭论辨”的资料，对毛泽东同志在“兰亭论辨”中的作用有了个高清晰的认识，整理了一下，请教诸方家。
; k& f! ?5 C. [' r# ]   其实毛万宝先生此观点与北京冯其庸在《高二适研究·序一》﹙《东南文化增刊》1997年﹚及云南高二适弟子张诚在《高二适墨迹》第119页﹙云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观点基本一致，都认为毛泽东支持高二适畅所欲言，体现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宽松学术氛围。许多专家把“兰亭论辩”中***归结为康生，认为是其幕后指挥，暗中操纵的结果。这在郑重《回眸兰亭论辨》（载于《文汇报》1998年11月26日），及纪红《兰亭论辩是怎样的笔墨官司》（载于《书屋》2001年1期）关于黄苗子信函有详述，可参考。
   但如果读者细细思考，肯定会有困惑，因为在“兰亭论辩”中，毛泽东1965年7月18日给郭沫若信中：“郭老：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敬颂安吉！并向立群同志好。”信中，毛泽东同志已经定性为笔墨官司，那就要公平，公正，公开让双方平等讲道理，摆事实，谁胜负由读者评定，决定。康生乃是一介不折不扣的政客，作为政客首先应是“唯上”，然后才是“唯实”。既然毛泽东已经定性为“笔墨官司”，指示郭沫若，康生执行，在当时特定政治环境下，康生是没有胆量去做违背毛泽东旨意的事。退一步，假设康生作为“兰亭论辩”的当事者，加之与郭沫若私交甚深，他欺上瞒下，帮助郭沫若与高二适打这场“笔墨官司”，做了一些小动作，可能会瞒住毛泽东，但一定瞒不过高二适的老师章士钊。在章含之主编《跨过厚厚的红门》和《党史文苑》第2期，王春华文中可知道章士钊眼睛是容不得沙子，加之其与毛泽东言路一直畅通无阻，私交甚深，为何章士钊在康生插手兴风作浪时却沉默不语，这不是章的风格。
    其实在“兰亭论辩”事件中，最早提出“阶级斗争”“唯物史观问题”就是毛泽东写给章士钊1965年7月18日信中：“行严先生：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接着1965年8月2日致信康生：“……唯作者（指章士钊）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止于作者观点，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进行批判”。
看此两信，好象与高二适“兰亭论辩”不搭界，是批评章士钊《柳文指要》，但推敲以一下，高文经章推荐，高又是章的学生，章给毛泽东信中特别强调：“钊两度细核，觉论据都有来历”。说明两人思想一致，且都有在国民政府任职这一特定背景。再联想章士钊1965年9月17日对《光明日报》记者讲：“传说章某在这讨论中，自己不出马，指使高二适试探一下，在幕后摇旗呐喊，使我感到此事一下子又卷进了政治漩涡。这个问题现在不曾单是学术问题了”。以上应该能理解毛泽东针对《柳文指要》的指示被用在 “兰亭论辩”中的合理性。
    但这只是旁证，一种合理推测。在康生给郭沫若信中（1965年8月17日）：“今天在接见部队干部时，主席问我：‘郭老《兰亭序》官司怎么样了，能不能打嬴了？’看来主席对此问题颇有兴趣。我回答：‘可以打赢’当然这些头脑顽固的人要改变他们宗教迷信是难的。”﹙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
5 S4 c! m5 N, `7 {+ C1 {1 D) T) y从信中读出三个讯息：一、毛泽东关心郭沫若笔墨官司输赢，主观有些倾向性。二、康生在毛泽东面前打包票郭沫若能赢。三康生提出“这些头脑顽固的人”应该已经不单指章士钊，肯定将高二适包括进去了。
郭沫若接到康生信后，当天将《〈驳议〉的商讨》和，《〈兰亭序〉与老庄思想》文章清样送给毛泽东。 1965年8月20日毛泽东写信给郭沫若信：“八月十七日信及大作现两篇请样，均已收读，文章极好。特别是找出赵之谦骂皇帝一段有力。看来过分崇拜帝王将相者在现代还不乏其人，有批评，即成为非圣无法是要准备对付的。第一页上有一点文字上的意见，是否如此，请酌见”。
# r2 ^! [/ M6 C5 g: |8 T         由于郭沫若在八月十二日 《〈驳议〉的商讨中》，把学术问题引伸到封建帝王的批判，迎合了毛泽东的口味，符合了那个特定时代的政治气息，毛泽东终于在这封信中明确站在郭沫若一边，连郭沫若文中人名错误都指出，说明对此文的重视，及希望打赢这场官司的心情。既然毛泽东已批示可以“对付”而且康生还在毛泽东面前打包票能打赢这场笔墨官司，就有了后来康生不遗余力组织专家写了近十篇文章，集中《文物》和《光明日报》狂轰乱炸的情景。
  也就能理解1973年《兰亭论辨》出版说明了：“报上刊发表了不少文章，多少文章赞成郭沫若同志的意见，支持他以辩证唯物主义批评态度推翻历代帝王重臣的评定；但也有文章持相反的看法……应当指出，这种争论反映了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斗争。”
    这也就是笔者为何认定此笔墨官司是毛泽东‘授意’，康生‘组织’，郭沫若‘参于’的原因。也说明，“兰亭论辩”是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发生的特定的学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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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1 f7 ~4 Q/ v0 M' ~5 R; a) l9 f0 E+ I         主要参考资料：《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穆欣著，中央党校，1994年版。
                        郑重著，《回眸兰亭论辨》，载《文汇报》1998年11月26日。
7 ~( b- y3 e6 x& ^7 p" Y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纪红著《兰亭论辩是怎样的笔墨官司》,载《书屋》2001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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