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海印人--欣赏齐白石

毛相斌

　陕西长海印社印人--欣赏齐白石
赵之谦、吴昌硕都是追求“书卷气”与“金石气”兼备的，他们的生涯正是文人艺术家的一生，潘天寿是追求“书卷气”、“金石气’与“霸气”的，他也是学者艺术家。齐白石不同，他从一个农民、一个细木工苦学而成为大画师，所以终生以布衣为矜，考诸实际，那是真实的，故有印日“白石屋不出公卿”。这种真实与平淡的寂寞之道并不是人皆能至。所以体现在其艺术面貌上，便是民间艺术的质朴自然与知识素养的文化气息相混合的产物。透过表象，不难发见到那种“野气”乃至“霸气”是富有人情味的真切与真率的露，是骨子里的人格自贵而不是皮相上的随人作计??当然，缺少一种高雅、华美的教养感。

　　“以俗为雅”的审美理想，在齐白石老人的书法作品上自然是隐约体现出来的，一定不如画和待那样显见。但跳跃在行书体势上的“放”的意韵之美，的确是令人感动的。“行”得如意时便“奔跑”，“奔跑”不尽兴便“跳跃”乃至“喝喊”，大概这就是艺术的真实??表现一个活生生的人生百态的真实。齐白石不愿意在艺术中故作“儒雅”，他觉得“儒雅”便不是他自己。然而，他不是狂夫或介之士，他是极有人生境地的严谨的艺术家。

毛相斌

陕西长海印社印人--欣赏齐白石

毛相斌

初期专注师古，下了很大功夫临摹古人的作品。行草书临习李（邕）、何（绍基）、金（冬心）、郑（板桥）诸家，篆书临习《天发神谶》、《汉祀三公》等碑。他自言“写何体容易有肉无骨，写李体容易有骨无肉，写金冬心的古拙，学《天发神谶碑》的苍劲”。受吴昌硕的影响也很大，表现于他书、画、印的“金石气”和重拙的美感上。

　　四十岁以后，齐白石五出五归，游历名山大川，过长江、泛洞庭、下阳朔、放眼华、嵩、衡、庐诸山，遍览陕、豫、蜀、赣、湘、广、京华之胜，胸襟因之开阔，见识由此广博，为他开创自家面貌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五十七岁时，老人在艺术知己陈师曾、徐悲鸿、林凤眠等人的鼓励下，开始了跳出古人窠臼的“衰年变法”。置流俗于度外，自甘寂寞，“我自作我家画”，经过十年的艰苦探索，终于在现代艺坛别开生面，卓然成为一代巨匠。

毛相斌

白石老人在谈到自己的艺术追求时，喜用“天真烂漫”、“纵横歪倒”、“颠倒纵横”等字句，说明他要表现的，不是那种正襟雍容士大夫的味道，而是一种返朴归真的感觉，一种教化之外的野趣。他成熟的行草书作品，点画老辣不拘细谨，字势欹侧不求平正，挥运开阖之际，给人以极强的力度感。他的篆书，亦游离于正统之外，专心于鲜为人取法的《天》、《三》诸碑，从这样一些奇趣古拙的作品中，老人汲取了大量的艺术灵感，逐渐形成自己奇、古、劲健，气势盈满的篆书风格。篆刻，老人日记中有这样的话：“刻印，其篆法别有天趣胜人者，唯秦汉人。秦汉人刻印有过人处，全在不蠢，胆敢独造，故能超出千古。余刻印不拘前人绳墨，而人以为无所本。”这段话暗示齐白石实以秦汉印“天趣胜人”的精神为本，唯不重形貌与模式，“而人以为无所本”。白石老人治印，篆法古拙，章法参差，结合他指力非凡的单刀直冲，确乎大气磅礴，别开生面，达到了他所追求的“天趣胜人”的境界。

　　这样的风格，曾给白石老人招致了不少非议。毁之者每谓老人的作品失于野怪，缺少书卷气。一方面，这牵涉到审美观点的问题，另一方面，这样的指责未必站得住----齐白石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是温文儒雅，充满了书卷气的。比如他八十岁所写《与石庵尺牍》，清雅秀逸，余韵无穷，完全是帖学遗风。大多数的艺术家，对白石老人的评价是相当高的，李可染就曾言：“笔墨....讲得最好的是黄宾虹，实践得最好的是齐白石。齐白石的字写得很好,力能扛鼎。”

　　总体而言，白石老人的书法篆刻作品，充满了平民意识与朴实健康的审美情调，于粗袍乱服之中，自然呈现出蓬勃的生命力。


上文参考了梅墨生先生的《纵横歪倒贵天真----齐白石的书法篆刻艺术略评》一文，《中国书法》1993年第1期

毛相斌

齐白石像中国所有书法家一样，都有一个出入古贤门庭的学书过程。如他所说：“书法得李北海、何绍基、金冬心、郑板桥与《天发神谶碑》的最多。写‘何体’容易有肉无骨，写‘李体’容易有骨无肉，写金冬心的古拙，学《天发神谶碑》的苍劲。”他一生中最有成就的书体应是行书与篆书，但行书终生未脱李北海形神，篆书至死未跳出《天发神谶碑》藩篱。当然，个别行书单字部首换上郑板桥的写法，如走之最为明显。这倒有了变法的意识。篆书用笔上，改方起为圆起，尖收为平出，转折加重顿笔，亦是其篆书的新格。

毛相斌

齐白石的行书作品，形神酷似李北海《李思训》碑，神采飞扬，堪称精品。他曾借苏轼的话说自己“我书意造本无法”则是英雄欺人了。他自辩说“我是学习人家，不是摹仿人家，学的是笔墨精神，不管外形像不像。”（与胡橐谈临摹）其实，他学习也好，摹仿也好，既有取外形的，也有取笔墨精神的。取形取神是学书的前后过程，每位书家都有个中甘苦，大可不必闪烁共词。他的作品颇为率真劲健，横划向右上耸，以取气势，但有耸右肩之嫌。有时行笔太快，一划而过，虽有笔力，但缺少内在的力美蕴含，稍嫌油气，而大起大落的甩笔出锋，笔到手未到，看似凶狠劲利，实则单薄村野气。他为了造势，一味以偏锋出锋为能，看似雄强，却无内涵隽永之味，识者自当鉴之。20世纪的人们由于种种非艺术的原因，仅凭小花、小草、小鸟、小虫、小鱼、小虾、小摆设等日常小物象，以及草野书法便把他捧上大师的宝座，确实捧过了头。若说他是一介普通的民间书画家，却又委屈了他。只有观照他的作品本身审美价值，才是他艺术定位的标准。作为一代名家，齐白石当之无愧。

毛相斌

白石老人是举世公认的艺术大师，他的诗、书、画、印都是具有很高的造诣。他自评艺术成就说：“余诗第一，印第二，字第三，画第四。”一位主要以绘画享盛名的艺术大师却把绘画成就置于末位，有人觉得难以理解，有人认为是大言欺世，其实这可看作白石老人一生学艺甘苦的自白。他于绘画用力最勤，成就也最高，他的诗、印、字，从中国文人画的意义上说，主要还是为了完善他的绘画。出身工匠的白石老人看重自己的诗、印、字，是由于他认同于中国文人画的深厚传统。我们欣赏白石老人的书法艺术，应该牢牢把握这个基点。齐白石（１８６３—１９５７），原名纯芝，字谓清，后改名为璜，字濒生，号白石山人，此外还有许多别号，如木居士、木人、杏子坞老民、星塘老屋后人、湘上老农、齐大、寄园、寄萍、寄萍堂主人、萍翁、寄幻仙奴、借山吟馆主者、借山翁、三百石印富翁……等。他出生于湖南湘潭一个农家。幼年家贫，读书不到两年即辍学。曾学做雕花木工。２７岁拜湘潭名士胡沁园、陈少蕃为师习书画，后又师从王运学诗，遂以绘画为业。４０岁以后多次出游，结识了樊增祥、曾熙、谭延、陈师曾、王梦白、姚茫父、陈半丁等许多名流。１９１９年定居北京直到逝世。他最初从胡沁园、陈少蕃习何绍基书法，能得丰神。４０岁以后出游，开阔眼界，遂又取法金冬心、郑板桥、赵之谦等人，得金冬心的古拙与郑板桥的奇纵，同时并临习《爨龙颜》等碑刻。定居北京后，取法李北海，笔势更加变化多姿。与此同时，他也研习篆书，对秦权诏版、汉《三公山碑》、吴《天发神谶》、《禅国山碑》等，都曾广泛临写。以上是白石老人学书经历的大略。白石老人谈到他早年学做诗的经历时说：“我是反对死板无生气的东西，做诗讲究性灵，不愿意像小脚女人似的扭捏作态。”他力主写诗要“陶写性情，歌咏自然”（见《白石老人自述》）。其实这也可以看作他对所涉足的各种艺术门类的总的主张，他的书法也同样讲究性灵，陶冶性情、富于生气。白石老人谈到自己的字时说，“要我行我道，下笔要我有我法”。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以“有我之境”为“不隔”，白石老人的字是达到了这一境界。从白石老人的书法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真率、自然，感受到生命力的律动。

毛相斌

有人认为白石老人的字有一种霸悍之气，言者之意或在贬抑，其实正道出了白石老人书法的一大特色。他作字“我行我道”，便旁若无人，便绝不媚俗，胸中郁郁勃勃的阳刚之气便自然而然地流露于笔端。这便是白石老人的霸悍之气。白石老人书法的最高成就，无疑是他的独具面貌的行草书。其行草的风格是经过他长期艰苦探索才得以形成的。他早年写魏碑，写《爨龙颜碑》，写金冬心、赵之谦的碑书，都属于正书的范围。他早年曾用金冬心、赵之谦的碑书题画，却不曾用魏碑与《爨龙颜碑》题画。大概白石老人认为金冬心、赵之谦是画家，故取其书体题画。现在看来，这些早年画作上的题字与绘画部分并没有形成浑然的一体，而是各不相涉。这是由于金冬心、赵之谦的书体是为他们自家的绘画而设，而白石老人的画风与他们颇有差异，照搬他们的书体，自然显得格格不入。白石老人早年也用何绍基的行书题画，而何绍基的行书具有强烈的个性，题入画幅，使人感觉到其独立倾向较为突出，与白石老人的画风也不相宜。白石老人早年不断变换题画书体，这体现他在这方面的苦苦追求。经过多年的探索，白石老人终于找到形成自己书风的基础书体，这便是唐代大书家李邕的行书。李邕书法以二王为宗，尤其挹取了王献之翩翩纵逸的意态。他并承接唐太宗李世民和怀仁集《三藏圣教序》遗风，以行书写碑，刻碑虽多少有损墨迹的韵味，却也会增加几分厚重，更重要的是李邕书法的纵逸超迈，可以给临写者留下广阔的发挥余地。故白石老人在探索书法的变法时，以李邕为首选。他定居北京后，以临写李邕的《李思训碑》和《麓山寺碑》为日课。这以后，我们看到白石老人的题画字以崭新的画貌出现。这些题画字苍劲、雄浑，如万丈飞瀑，直泻而下，有崩云坠石的气势。

毛相斌

于是白石老人具有独特风格的行书形成了，以后他一直运用，没有大的突变。白石老人行书用笔中侧并举，轻重相生，笔画的枯润浓淡，粗细方圆，无不大起大落而又层次丰富。在这些字中，我们已经认不出白石老人所取法的碑帖的本来面貌，我们只看到他吸取众多“法乳”而焕发出来的丰神。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白石老人的字法与其画理实息息相通。他曾题画兰云：“作画须有笔才方能使观者快心，凡苦言中锋使笔者实无才气之流也。”他作字同样不主张纯用中锋，善用侧锋是他的行书一大特点。前人已指出钟繇、王羲之已能用侧锋，米芾“刷字”更是善用侧锋的大师。白石老人运用侧锋，丰富了用笔，把书法的意趣表现得淋漓尽致。于是其书与其画遂融为一体，相得益彰，合之而成双美。他的字固然可以独立成幅，而他的画若无题字便会减色，不成全璧，这是观赏白石老人的画作都体会得到的。白石老人另一种擅长的书体是篆书，他所取法的秦权诏版，汉《三公山碑》、吴《天发神谶碑》、《禅国山碑》，其共同特点是笔画都是方折，且秦权诏版朴拙挺劲，汉《三公山碑》厚重浑穆，吴《天发神谶碑》和《禅国山碑》则峻峭森严。这些碑刻熔铸成白石老人的篆书风格，也构成了白石老人篆刻的基调，故白石老人的篆书亦多方折。方折的笔画不仅使字形显得骨力洞达，在用以题画时，更成为绘画构图的重要补充。

毛相斌

因为绘画的线条、总是弧线多于直线，而笔画方折的篆书题字，与弧线形成对比，便成为构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且白石老人的篆书多用侧锋，笔势纵肆矫健，他以这样的篆法入画，自然显得典雅厚重，滋味隽永了。白石老人除题画外，也留下了许多书法作品，许多都是上乘之作，当然是行草、篆书为主，偶然有隶书作品，这却不是他所擅长的，笔画稍显荒率，难与其行草、篆书并肩。关于这一点，我们也不必为尊者讳。白石老人晚年弟子众多，大多以绘画受业，也有以篆刻受业的，但似乎没有专以书法受业的弟子。李可染是白石老人的绘画弟子，其绘画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了，其书法也颇具特色，造诣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