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之言】推行简化字­---功盖千年的壮举还是戕害传统文化的罪行

抱朴散人

推行简化字 ---功盖千年的壮举还是戕害传统文化的罪行

    在这个急剧西化,传统文化濒临灭绝的时代,我时常在深思简化字问题,总感到莫名的困惑！

一、简化字便于识别和书写,到底给我们节省了多少时间,带来了多少便利?

二、简化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走向衰败有无关系?

三、造字是否是“惊天地,泣鬼神”之举？是否凡夫随随便便说改就能改的?

四、人为的、大规模的集中简化一大批字,是否违反了自然规律?

五、看看简化后的结果,字形是否符合美学、符合人体力学原则?

    经过长时间一系列思考的结果我的结论是简化字过大于功,然而逐一去论证实在太累,俗话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有一百个理由反对，我有一千个理由支持。某些理念只能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深层意识中，对一个事物的认识，也许我们只有跳出狭隘的目光所及，站在大文化观的立场去思辨，站在深远时空去观照，或许会更接近真理。

抱朴散人

贴几篇文章
反方:


简 化 字 转 繁 体 字 的 尴 尬
--载《深圳特区报》2003，1，19 日，第6 版
游修龄
简化汉字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开始推行，到现在已满五十年了，现今六十岁以上的人，当年读小学时，学的还是繁体字，五十岁以下的人都已普遍学习简化字，越年轻的对繁体字越陌生、直至全不认识。一些古典小说、书籍不得不改用简体字重新排印，这里面存在的问题很多，这里不去说它。重要的是，简化字只限于大陆通行，香港、台湾及海外几千万华侨，以及部分使用汉字的日本、韩国，使用的仍是繁体字，随着对外改革开放，简体和繁体的接触交流频繁，产生原先意料不到的很多麻烦。人民日报等少数报刊不得不专门对外出版繁体字版，电脑上也有简体和繁体相互可以转换的软件，以便交流。 但问题依然存在。在海外人士和国内人士共处的场合，采用把部分变动较大的简化字，转换成繁体，以利交流。这种权宜之计，带来了方便，也闹出不少尴尬笑话。
     个人偶然接触到的就有“慈嬉太后”转换成“慈嬉太後”；“星转斗移”转换成“星转閗移”；“莫干山”转换成“莫幹山“；“九亿神州尽舜尧”转换成“九亿神洲尽舜尧”；“万里长征”变成“萬裏长征”。“欲穷千里目”变成“欲穷千裹目”。在《李清照》电视剧中，演员把陆游诗句“五千仞岳上摩天”写成“五千仞狱上摩天”；一位书法家，给河南朱仙镇岳飞庙题字，误以为岳是简化字，特意把它恢复成繁体“嶽飛”；有些年轻的书法家，为了显示使用繁体，常常弄巧成拙，把“谁云”写作“谁雲”，有时又把正确的“白髮”，错写成“白發”。书法家如果没有汉文化的根底，光练简化字，不注意兼谙繁体字，一旦需要简繁转换，临渴掘井，随便找个对应的同音繁体字转换，是一定要陷于尴尬的。
遗憾的是，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发行一百张限额的“百年书签”，印刷精美，成为海内外校友争购的珍藏品。谁知竟然也有好些不该出现的常识性错别字，如““桃李芬芳”错成“桃李纷芳”；“直挂云帆济沧海”错成“直挂云帆济苍海”；“坐拥书城，富甲一方”错成“座拥书城富甲一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错为“读万卷书，行万裏路”。偏偏在这套负责编辑人员名单中，列出主编4 名、设计2 名、主摄影2 名、责任编辑1 名、监制 3 名，出版人2名，电脑制作者3名，共计15名（除去重复者）之多，大家都不愿失此流芳百世的好机会，结果却留下了尴尬。
    简转繁所引出的这些尴尬，常常成为报刊文章指摘、讽刺的谈资，公正地说，这也不能全怪错写的人，当初制订简化字的专家们，也难辞其咎。汉字的简化本来是一种历史发展趋势，起源于民间，而非官方和读书士人。如《三国演义》流行以后，明朝民间手抄本，即把劉備、闗雲長、張飛简化为刘备、関云长、张飞。五十年代第一批简化字即吸收了民间这些现成的简化字（関又进一步简化为关），因为是历史流行的传统，约定俗成，并不使人感到突然。如果在短短的时间内，用行政手段颁布推行一批“创造”的简化字，因为未经过历史的实践考验，即使通过学校教育、报刊发行，造成畅行无阻的局面，看来已经成功，实际上埋下了各种矛盾。比如海内外交流的隔阂问题，现代和古代文献的沟通问题，繁体古诗词的简化困难问题，以及简体繁体的转换问题等。
    简化字的设计和推行，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急于求成，用行政手段推行本身，即是一种急于求成的思想。一时的成功，带来长时期纠缠不清的矛盾和麻烦。二是简化理论的缺陷。简化必须遵循“约定俗成”的规律，凡是规律的东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约定俗成恰恰是个需要时间考验的过程，所谓欲速则不达，无法毕其功于一役。
    推行简化字的理论错觉之一，是认为文字的历史发展趋势就是从繁趋简，加速简化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殊不知文字发展的趋势是遵循着从简趋繁和从繁趋简这两个相反相成、矛盾统一的规律，并不只是单方向的从繁转简。从简趋繁，增加笔划，才能创造大量新生字，以满足日益增长表达的需要；反之，听任笔划过多，不予简化，就会日益繁复累赘。有人专门研究从甲骨文到现代的文字演变历史，发现从简趋繁的字竟然多于从繁改简的字，与简化字的理论恰恰相反。这道理也很简单，因为笔划太少，不可能拼造出很多的字来，所以五划以下的字在全部汉字中，不论简体、繁体都只占极小的比例；反之，笔划在20划以上的繁体字（或简体字）在全部汉字中也只占极小的比例。不论繁简，都以9—15划之间的字数为最多，这是汉字的特点。现行简化字，着意于简省笔划，带来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如“設”简为“设”（从11划减为6划），孤立地看，简省得多了，可是在常用的词组里，“我设法解决”，很容易错看或错排印为“我没法解决”。汉字同音字太多，主要籍字形区别，因简化而把字形混淆，是降低了汉字的优点。又如“里”，专指里程，以里为声符构成的字有理、狸、鲤、锂、俚、埋、裏、裡等，简化字用里代替裏（裡），两者意义不同，一带需要转换，便出现上述“万裏长征”、“欲穷千裹目”的笑话。
    简化字理论的错解之二是混淆了看字和写字的区别。一个人的一生中，总是看字（书籍、小说、报纸、杂志、广告、影视等）的时间远远多于写字的时间，即使是作家恐怕也不例外。看字和写字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看字要求字体印刷清楚，不要出现错别字、混淆字最为重要。汉字是方块矩阵形的，使用的视力是“聚焦”式的，看“机”和“后”，与看“機”和“後”所化的时间目力同笔划多少无关（英语的拼音字是线形的，视力是扫描的，所化的时间因字的长短而异）。可是看“设”和“没”，“汁”和“计”，“仑”和“仓”，“论”和“伦”，“儿”和“几”，“开”和“井”，“条“和“各”，“乔”和“务”，“归”和“旧”，“历”和“厉”，“广”和“厂”，“风”和“凤”，“虏”和“虑”等，由于简化后字形相似，无形中需要目光稍停，鉴别一下，以免弄错。这些问题当初都没有考虑到。海外人士对简化字最感到头痛的正是这些字。而看“設”和“没”，“倫”和“論”，“鳯”和“風”，“倉”和“侖”，“歴”和“厲”等，这些问题根本不存在。
    简化理论所忽视的又一事实是，汉字的手写和印刷是两回事，印刷体与笔划多少无关，手写体汉字，除特别场合需要笔划端正，日常应用的文字如信件、稿子、笔记等，并不需要端端正正，一点一划地写。用行书以至行草都很方便，试看历史人物遗留的手札或现代人的通信文字，用的都是行书，任何笔划多的繁体字，手写时都变成连贯优美的线条。识字、认字、写字是个教育普及的问题，而非汉字本身的问题。
     以上所说，并非主张恢复繁体字，这里只是对半个世纪以来过快地推行简化字，给予历史的回顾和述评。简体转繁体的麻烦可能还会持续下去，为今之计，正如一些专家所倡的，可以考虑“识繁写简”，即在小学课本里、中小学生字典里，在简体字旁附上繁体，老师不教，也不要求学生写，让学生在捎带接触中，有个印象就可。这样一来，以后学生如有机会看到繁体“歴”、“鳯”等字，就自然而然想起它是“历”、“凤”的繁体。

抱朴散人

正方:


   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呆胞丶番鬼跳出来攻击简体字，“简体字是***的发明”啦丶“***强迫大家使用简体字”啦丶“简体字破坏中国文化啦”丶“简体字破坏汉字结构”啦，他们这些贻笑大方的攻击洽洽暴露了他们对简化字丶甚至是繁体字的无知。
大家算一算，那些攻击简化字的人共提出了多少可笑的理由？你真以为他们那么有历史使命感，要来保护连他们也不大了然的中华文化（比如那些宣扬“繁体字比简化字符合造字规则”的人，我敢说他们其实对字源一窍不通）？我看其实是一种“吃亏了”的心理在作怪，却拼命要给自己造出一些堂皇的理由。
海外有人把简化汉字当成***的专利，未免太抬举了***。实际上，汉字简化邉釉诠伯a党当政之前就一直在不断发展，即使是***政府，当初也试图推行简化字，只是由于没有后来***政府的号召力而半途而废。至于后来***出于“凡***支持的我们就反对”的政治目的，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反对丶攻击丶毁谤简体字，在台湾及海外遗毒至今，甚至于多年前《世界日报》还长篇登载《简化字就是红卫兵》这种贻笑大方的文章，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对汉字简化的主要功绩，就是把以前主要存在于知识界和民间的汉字简化邉愚D化为国家政策，积极推行，并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大陆上推出简体字大概是在1956年之后的一段时间。从劳动量上分析，写起信作起文来，写简字的速度确实是比写繁体要快得多。所以简体字在大陆的推而广之，并没有什么人抱怨和抵制。但台湾方面的"正统派"却常常斥简体字为不伦不类，有违祖宗之法而不能接受。对于这一点，我是不以为然的。简体字的始作俑者，正是当年退居东南，后负隅顽抗的国民政府。可惜该自我矮化的政府早已把此事和当年亲自出卖外蒙的事一样，忘得个一干二净。
论起字来，从无"正宗"之说。人人皆知是仓颉造字，那么只有他造的字才能称为正宗。中国文字的创造衍生和发展，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年代。比如甲骨文，史书上从未有过记载。直到100年前才有人偶然从中药铺的所谓"龙骨"上发现。先有王国维后有郭沫若等一大帮人研究考证，这才有今日之甲骨文学问。至于先秦的金石钟鼎和秦代的篆书，如今真正能识的人也不会有太多。大概到汉隶魏碑之后，那字才渐渐能辩。但我读昭和法帖中收有的东汉末年张飞的字，仍是不识的为多。那历史上的张飞，还是个大书法家，字写得比诸葛亮要好得多。那罗贯中聊三国把张飞聊成个燕颌虎须的鲁莽汉子，实在是罪过，对不住张家后代。当然到了晋朝王羲之的兰亭序，王献之吃中药时写的鸭头丸帖和拉肚子时写的忽肚痛帖，这几本中国书法史上最有名的字帖，那字体与今日的字形无异了。所以我想今日所说的繁体字的根基，应源于汉晋之交的年代。距今约1500年左右。
但简体字并不是就迟出生了1500年!有80的简体字是从历代的草书中挑选而出。简体字的主要参考来源是王羲之的正草十七帖。年龄也在1500年左右。也有部分从宋朝徽宗的行草千字文"天地玄皇，宇宙洪荒"中衍出。虽晚了近500年，但于今日来说，也是古董文物得可以。所以实在来说，简体字并非是共产革命的产物，而是我们祖宗的宝贝遗产。我曾有幸与几位来自台湾，国学根底很深的老先生聊过简体字的问题。对于简体字主要源于草书这一点，他们是知道得很清楚。他们认写绝大部分的简体字，也非难事，因为那本身就是正草的写法。但他们疑问的是，是否有必要把正草这样一种很高的艺术来教给工友农夫等大众，替代他们的日常写读之用。如此普及，恐怕也太滥。老先生们的心是好的，但我这个人毕竟受过共党多年的赤化教育。所以记得当时与他们一席聊，我嘴上唯唯诺诺，但肚里就早已大唱起"什么花结什么果，什么立场说什么话"的革命歌曲来了。
但老先生们的话也使我恍然大悟，明白了为什么简体字不能为台湾方面接受的原因。俗话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原来知之者珍为"阳春白雪"但愿和者越寡越好;而不知之者鄙为"下里巴人"丶"共产邪物"，不愿与之同歌，怕降了自己的身份。也有可能是因为中央政府(匪)抢先推出了简化字方案，中央政府(岛)不屑与之为伍，就把开发多年，本来形制上已相差无几的一套简化字方案彻底抛弃，如同其在拼音问题上的做法一样。

所以怪来怪去，还是要怪蒋老总统当年搬家搬得太匆忙，少带了几部好帖去台湾。那年MINGUO政府偏安乔迁，最要紧需要搬走的东西有两样:一是北京故宫中的文物宝贝，二是上海人手中的黄金。北京故宫里的东西好办，装箱就是，只是散在各家各户，要占为己有装入箱子咦边s是也不易。好在当时的太子真是聪明绝顶，他深知上海人崇洋也恐洋，贪钱更惜命的心理。于是手书一则告示，大意说:"私藏黄金乃扰乱金融之罪，必须限时限刻去中央银行兑换成法币，愈期不兑，一经用美国最新发明的测金器探出，格杀不论。"几天后，果有报纸大幅注销某街某弄某号某家某人被那测金器查出私藏金条，拖出去枪毙的消息和照片。上海人想，美国人原子弹也造的出，发明那测金器也不是什么难事。所以纷纷争先恐后去银行兑换纸币，怕去晚了遭杀头。换了纸币后，大家又一窝蜂赶去十六铺(黄浦江码头一带，有许多宁波人开的店专卖咸鱼干货)买干粮食品以备打仗。据说当时十两一根的4s黄鱼(大金条)，换成法币后，仅够买一条咸黄鱼而已。所以上海人手中的黄金，自那时起早已被刮走。。到了十几年后红卫兵再掘地三尺，也仅剩一些女人的耳环戒指而已，大小黄鱼早已游去了台湾。好在文革时的红卫兵信奉中国的土方法，抄出东西来，给事主戴一顶纸糊的高帽子游游街，出出洋相而已，并没有死罪。不象当年的太子政策，抄出黄金的事主，分分钟可被拉出去放枪打靶。所以今后如有人来比较这二段抄黄金的历史，一定会感到，土红卫兵哪里比得上当年的后备***员蒋经锅，革命造反的劲头和策略差个十万八千里远!  


至于那故宫中的宝物，其实真正带到天津，后流入东北。这本正草十七帖真迹，没有被带去台湾，现在还存在沈阳的博物馆里。而其仅存的几本摹本也都流落在大陆各地，解放后才收集起来。其间有人印刷流传，亦有好事者作为蓝本去发明什么简体字。要是这几部好帖当年被带去台湾，也展览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里的话，那今天台湾的大众也不至于大惊小怪，视简字如天书蝌蚪文。所以这也怪不得他们。正如陶渊明笔下有为避秦乱而入桃花源的人，陶先生与他们讲有魏晋之朝，如鸡同鸭讲似地讲不通是同样的道理啊。

年前两岸会谈的对手中，焦先生的国学功底，似乎也不甚清楚。那位辜老先生，从"日据时代"起就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文章极其漂亮，还是京戏的绝对热心票友，唱得一口好戏文。想来他读几个草书简字，不会有问题。那李前总统，只知他在康奈尔拿得农学PhD，所以英文料无问题;又知他自称1945年台湾光复前一直以为自己是日本人，至于中文尤其是国学古文功底就无从考了。但好在日本那50个假名的写法，不少也是从王羲之的正草十七帖中盗版剽窃而去，所以想来李次郎认那简字是会认的，只是发出音来，可能就是"啊衣呜唉喔，卡key裤开哭"了。  
目前大陆使用的简化字是１９５６年１月２８日审订通过的，以后虽根据使用情况而略有改变，但一直使用到今天，成为中国大陆的用字标准。１９７７年，曾公布《第二批汉字简化方案》，在报刊上试用很短的一段时间后宣布废除。至今台湾、海外一些攻击简化字的文章，所举的例子往往都是这个方案的，他们以为它还在大陆通行，其对简化字之无知，由此可见。最可笑的，莫过于咸片导演李翰祥曾在《世界日报》上登文说，汉字简化后，他的名字就成了“李汗祥”，不由让他汗涔涔下。“翰”何时又曾简化为“汗”来着？李导大概把某位大陆人写的错别字也当成简化字，白出了一身汗。建议简化字的反对者都先去学学简体字，再来发表高论。否则，支持简体字的人大体都懂繁体字，而反对的人却对简体字一窍不通，这架还怎么打？  


反对汉字简化的一个理由，是繁体字符合汉字造字规则，虽然难写，却要比简体字容易认。其实汉字演变到楷书，不管繁、简，都已是面目全非了，真想知道一个字的由来，至少也必须懂得小篆甚至甲骨文，而教儿童认字的小学教师，哪会有这样的功力？即使有水平高超的小学老师，能把某个字为何这么写讲得头头是道，又岂是小学生能领会得了的？用繁体字的各位平心静气地想想，自己当初认字时有多少字是通过了解字源才记下的？恐怕绝大部分字都是靠死记硬背记下的吧？既然都是死记硬背，当然是笔划较简单的简体字好记好认好写。


有一些简体字，本来是古字，比繁体字更符合造字规则，我举两个例子。  
先说“众”字。简体的写法是三个人迭一块，这是“众”字的最原始的写法，甲骨文就已经这么写了，就是《周语》所谓：“人三为众。”非常地好认好解释。可是繁体字的“众”字，有多少人知道它为什么那么写？原来它的下部，实际上也是三个“人”，只不过变了样了，不说还不容易看出来；而上部呢，根本就是写错了，本来的写法应该是一个横着的“目”，《说文》解释说：“目，众意。”我琢磨它的意思，大概这个“目”应该是“纲举目张”的“目”，也就是网孔。网孔密密麻麻的，确实是“众意”。既然“三人，众意”，“目”也是“众意”，未免重复累赘，去掉这个含义不明显而且写错的上半部，剩下原本的三人，不是很好吗？  
再来看“从”字。简体的写法是两个“人”字并在一起，这也是“从”的最古老写法，也见于甲骨文，取“两人相从”之意。繁体的“从”可就不太好解释了，它的右上角，是两个“人”，保留了“从”的最初写法，可是其它部分呢？我们对照小篆，才发现这个字也是写错了，它的双人旁和右下角应该合在一块，成为一个表示行走的偏旁，这大概是在小篆的时候才添上去的，楷书再把它割成两半，可就有点莫名其妙了。  

类似这样的简体字还不少，比如“尘”、“礼”、“云”、“电”、“胡”、“须”、“处”等等，不一一解释了。  


有反对汉字简化的台湾人声称简体字是郭沫若等人胡写出来的，比如“国”字。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国”字写法的演变。  

商金文上的“国”字写作“口戈”，左边的“口”四四方方表示土地，右边的“戈”是武器，也就是说，“国”字的意思是用武器保卫下的土地。甲骨文的写法颠倒过来，成“戈口”。到了周金文，在“口”下面加了一横，成为“或”字了。这一横是什么意思呢？许慎说是“以守一，一地也”，与“口”重复，不太可能，所以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横表示住在土地上的人。后来在“或”的左边加了波状的一竖，表示“戈”的柄，到后来这一竖向两边扩展，成了“匚”，“或”的最后被完全包围，成为繁体的“国”〔□或〕已是很晚的事了，大概是在李斯制造小篆的时候。  

但是这不等于说繁体的“国”是正宗，因为“国”字还有另外一条演变路线。非常早的时候，商金文的“口戈”写法，右边的“戈”就被省略，光用“□”代表“国”了，所以作废的第二批简化字把“国”写作“□”，也是古已有之。但“□”的写法毕竟不容易辨认，所以就往里面填，这就有了“□八土”“□王”“□玉”。如果我们到历史博物馆去，看到太平天国的旗帜，就会发现他们把“太平天国”的“国”写成“□王”，那可绝不是郭沫若之流伪造的文物。武则天造字，也在“国”字上作文章，先是“□武”，后来觉得有自己给困在里面的意思，不吉，改成“□八方”〔上八下方〕。  
“国”字可能是汉字中写法最多的一个字，据统计有四十一种之多，最奇怪的一种写法是三个“秦”垒一块，大概是汉初的一种写法，取“三秦”之意。  
简化的“国”字绝对不是郭沫若等人的胡诌，而是非常早就在民间通行了，是最通行的写法，而且还流传到了国外，日本、韩国也都这么写，难怪大陆会把它当成标准字。  
简化字从来不是某几个人的自创，文字改革委员会在确定简化字时，遵循一条总原则：“述而不作”，即只整理古来或民间的写法，不自创。


有反对汉字简化的台湾人声称简体字是郭沫若等人胡写出来的，比如“国”字。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国”字写法的演变。  

商金文上的“国”字写作“口戈”，左边的“口”四四方方表示土地，右边的“戈”是武器，也就是说，“国”字的意思是用武器保卫下的土地。甲骨文的写法颠倒过来，成“戈口”。到了周金文，在“口”下面加了一横，成为“或”字了。这一横是什么意思呢？许慎说是“以守一，一地也”，与“口”重复，不太可能，所以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横表示住在土地上的人。后来在“或”的左边加了波状的一竖，表示“戈”的柄，到后来这一竖向两边扩展，成了“匚”，“或”的最后被完全包围，成为繁体的“国”〔□或〕已是很晚的事了，大概是在李斯制造小篆的时候。  

但是这不等于说繁体的“国”是正宗，因为“国”字还有另外一条演变路线。非常早的时候，商金文的“口戈”写法，右边的“戈”就被省略，光用“□”代表“国”了，所以作废的第二批简化字把“国”写作“□”，也是古已有之。但“□”的写法毕竟不容易辨认，所以就往里面填，这就有了“□八土”“□王”“□玉”。如果我们到历史博物馆去，看到太平天国的旗帜，就会发现他们把“太平天国”的“国”写成“□王”，那可绝不是郭沫若之流伪造的文物。武则天造字，也在“国”字上作文章，先是“□武”，后来觉得有自己给困在里面的意思，不吉，改成“□八方”〔上八下方〕。  
“国”字可能是汉字中写法最多的一个字，据统计有四十一种之多，最奇怪的一种写法是三个“秦”垒一块，大概是汉初的一种写法，取“三秦”之意。  
简化的“国”字绝对不是郭沫若等人的胡诌，而是非常早就在民间通行了，是最通行的写法，而且还流传到了国外，日本、韩国也都这么写，难怪大陆会把它当成标准字。  
简化字从来不是某几个人的自创，文字改革委员会在确定简化字时，遵循一条总原则：“述而不作”，即只整理古来或民间的写法，不自创。


一、汉字简化的原则和方法：  
汉字简化的原则是：“述而不作”、“约定俗成，稳步前进”，也就是说尽量采用已经在民间长期流行的简体字，只作收集整理和必要的修改，不擅自造字。那种“简体字是***发明的”、“简体字是郭沫若等人造出来的”的笑谈，不过是括民党的宣传。  
汉字简化的方法是以钱玄同在１９２２年提出的方法为基础的，共有七种：  
１、采用比画简单的古字。如“从”、“众”、“礼”、“无”、“尘”、“云”等等，这些字都见于《说文解字》，比繁体字更符合“六书”，有的繁体字反而是写错了的（参见后续文章）。  
２、草书楷化。如“专”、“东”、“荡”、“乐”、“当”、“买”、“农”、“孙”、“为”等。  
３、用简单的符号代替复杂的偏旁。如“鸡”、“观”、“戏”、“邓”、“难”、“欢”、“区”、“岁”、“罗”、“刘”、“齐”等。  
４、仅保留原字的有特征的部份。如“声”、“习”、“县”、“医”、“务”、“广”、“条”、“凿”等。  
５、原来的形声字改换简单的声旁。如“辽”、“迁”、“邮”、“阶”、“折薄ⅰ斑h”、“扰”、“犹”、“惊”、“护”等。  
６、保留原字轮廓。比如“龟”、“虑”、“爱”等。  
７、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同音字合并为简单的那个字。比如“里程”的“里”和“里面”的“里”合并，“面孔”的“面”和“面条”的“面”合并，“皇后”的“后”和“以后”的“后”合并，“忧郁”的“郁”和“郁郁葱葱”的“郁”合并。这些合并在现代文中不会引起词义的混乱，简化字的使用者从未感到不便，反而是些从未用过简化字的人在那里想当然地杞人忧天。  

有几个常用字特别值得一提：“龟”字，繁体近二十笔，简直是一笔一画在画一只龟，难写（我至今不知其正确笔顺、笔画），难记（经常阅读繁体字书籍的尚且我认得写不得，何况小学生），简化后保留其轮廓，仅剩七笔。“忧郁”的“郁”，繁体多达二十九笔！写法极其复杂，也很难记（据说有一次汉学会议上有人靠写出这个字赢得一片掌声），简化后以“葱郁”的“郁”代替，仅八笔。“吁”繁体字多达三十一笔，也极难记住写法，简化后改为“口”形“于”声的形声字，好记得很，且不过六笔。“衅”的繁体字二十六笔，写法也相当古怪，明白了其字源也未必能记得其写法，简化后仅十一笔。这些都是人人必须记得的常用字，想当初学繁体字的小学生光记这几个字就不知花了多少精力，而用简体字的人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它们记住，难怪有人对简体字大为不满－－他当初的心血简直是白费了。繁体字动则十几、二十几笔，而简体字平均七、八笔，不仅书写快速，对于计算机用字也极其方便。要把一大堆二十几笔的字一个个都塞进十六针的字型而又不相混淆恐怕要付出加倍的努力，所以现在大家使用的免费字体，简体是漂亮的宋体，而繁体却什么体也不是，就象小孩描出来的。


二、汉字简化简史  
简体字是汉字演变的逻辑结果。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变为篆书，再变为隶书、楷书，其总趋势就是从繁到简。隶书是篆书的简化，草书、行书又是隶书的简化，而简体字正是楷书的简化。楷书在魏晋时开始出现，而简体字已见于南北朝（４－６世纪）的碑刻，到隋唐时代简化字逐渐增多，在民间相当普遍，被称为“俗体字”。我们今天使用的许多简化字，在这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例如“营”、“寿”、“尽”、“敌”、“继”、“烛”、“壮”、“齐”、“渊”、“娄”、“顾”、“献”、“变”、“灯”、“坟”、“驴”，等等。唐代颜元孙着《干禄字书》和王仁［日句］着《刊谬补缺切韵》，都收了极多的俗体字。宋代以后，随着印刷术的发明，简体字由碑刻和手写转到雕版印刷的书籍上，从而扩大了简体字的流行范围，数量大大增多。根据《宋元以来俗字谱》，宋元明清１２种民间刻本中所用的简体字多达６２４０个，合为繁体字共１６０４个，平均每个繁体字有３．９个不同的简化字，与今天使用的简体字完全相同的有“实”、“宝”、“听”、“万”、“礼”、“旧”、“与”、“庄”、“梦”、“虽”、“医”、“阳”、“凤”、“声”、“义”、“乱”、“台”、“党”、“归”、“办”、“辞”、“断”、“罗”、“会”、“怜”、“怀”等等共达３３０多个。  
１９０９年，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论文《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  
１９２２年，陆费逵又发表论文《整理汉字的意见》，建议采用已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并把其它笔画多的字也简化。  
１９２２年，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上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得到陆基、黎逦酢?顦溥_的联署。这是历史上有关简体字的第一个具体方案，主张把过去只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作为正体字应用于一切正规的书面语。它提出的八种简化汉字的方法，实际上也就是现行简体字的产生依据，影响深远。  
１９２８年，胡怀琛出版《简易字说》，收简体字３００多个。  
１９３０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刘复、李家瑞合编的《宋元以来俗字表》，反映了一千年来简体字的发展情况。  
１９３２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出版国语筹备委员会编订的《国音常用字汇》，收入不少简体字，并指出：“现在应该把它（简体字）推行，使书写处于约易。”  
１９３４年，中国图书馆服务社出版杜定友的《简字标准字表》，收简体字３５３个。徐则敏在《论语半月刊》发表《５５０俗字表》。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提出《搜集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  
１９３５年，钱玄同主持编成《简体字谱》草稿，收简体字２４００多个。同年８月，***政府教育部采用这份草稿的一部分，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３２４个，虽然在第二年的２月又通令收回，但毕竟是历史上由政府公布的第一个简体字表。也就是在这一年，上海文化界组织“手头字推行会”，发起推行“手头字（即简体字）”邉印?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容庚的《简体字典》出版，收字达４４４５，基本上本自草书。同年１１月，陈光尧出版《常用简字表》，收字３１５０个，约一半本自草书，一半来自俗体字。  
１９３７年，北平研究所字体研究会发表《简体字表》第一表，收字１７００个。  
抗日战争爆发，简体字仍继续推行，而主要在***统治区继续发展。***夺取政权后，立即着手继续推行简化汉字。  
１９５０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制《常用简体字登记表》。  
１９５１年，在上表的基础上，根据“述而不作”的原则，拟出《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５５５个。  
１９５２年２月５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  
１９５４年底，文改委在《第一批简体字表》的基础上，拟出《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收字７９８个，简化偏旁５６个，并废除４００个异体字。  
１９５５年２月２日，《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表，把其中的２６１个字分３批在全国５０多种报刊上试用。同年７月１３日，国务院成立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同年１０月，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通过《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收字减少为５１５个，简化偏旁减少为５４个。  
１９５６年１月２８日，《汉字简化方案》经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２３次会议通过，３１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公布，在全国推行。以后这个方案根据使用情况而略有改变，１９６４年５月，文改委出版了《简化字总表》，共分三表：第一表是３５２个不作偏旁用的简化字，第二表是１３２个可作偏旁用的简化字和１４个简化偏旁，第三表是经过偏旁类推而成的１７５４个简化字；共２２３８字（因“签”、“须”两字重见，实际为２２３６常用字，就是今天中国大陆的用字标准。

逸墨斋

em1 em1 好，学习了。

抱朴散人

　　　　　　　　　　　五十年内，废除简化字如何
　　　　　　　　　　　　　　　　苹果感

这不是一篇论文，是一篇博客。要论证废除简化字这样的大事情，不是这短文所能完成的。博客有个好处，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平台，和自己观点相同不相同的人进行交流沟通。相信会有很多人不赞成我的观点，但作为一家之言，不赞成的还是不必太愤怒，有理说理吧。

           第一， 简化字存在的理论基础已经不存在。简化字的基础是什么？请看这段语录：“汉字必须改革，汉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拼音化的各项工作。”也就是说，推行创立简化字的是为汉字的拼音化的道路做铺垫的，所以这五十年间不仅有1956年的第一批简化字，还有1977年的第二批简化字，目标就是靠近拼音化，当然1977年那批简化字已经无疾而终，。在今天，也已经很少有人再提汉字简化的事，也没有一本纯粹用汉语拼音做的报刊，好像也没人再提把拼音化再作为汉字改革的方向的人，了！

          把汉字拼音化和拉丁化是西化的思维在作怪，而实践证明，拼音化走不通，中华民族的汉字并没有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第二，就实用角度来讲，当初提出并使用简化字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原先的汉字笔划较繁，对书写特别是排版录入的速度确实是一大障碍。但今天由于“当代毕升”王选解决了汉字的计算机的编程问题，汉字的录入速度和英文及其他拼音化的文字已没有劣势。简化字的优势已不复存在！

                何况，随着电脑的广泛普及，书写汉字的机率大大降低，连考试这样的重要活动都有可能在电脑上完成，别说其他的文案和文本了，至于签字、书法之类与原先的书写意义大不同，签字往往不会耗费太多的时间，而书法则是一门艺术。

     第三， 根据专家考察研究，第一次推广简化字的时侯，简化字对扫盲和小学生初识汉字有特别的效用，但我们的文字的改革和发展不能以文盲作为基点，我们的思维也不能以小学生的思维作为终点。中国教育发展到今天，我们的任务已不是以扫盲为己任。

      第四,  汉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简化字给古典文化典籍带来的伤害，为很多有识之士痛心疾首。这个问题有很多已有不少专家学者做过精辟的论述和研究，我就不用多说了，时至今日，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是大势所趋，“根”深才能叶茂，修复被简化字伤了的汉字之根，才能更好地振兴中华民族文化。

      第五，有利于海峡两岸的统一，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的纯洁。台湾、海外华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除外）至今使用的是非简化字，香港澳门回归后也没有使用简化字，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社长屠岸先生至今和海外通信，仍用繁体字。在美国，则流行着两套汉语教学方式，大陆移民把孩子送进简体字班，台港移民则选择繁体字班，部分中文学校为招徕学生，索性开设了两种文体班。屠岸先生从小学的是繁体字，所以和海外沟通没问题。但若再过数年，比如我等，就不能熟练地使用繁体字，和海外华人交流，或许还要翻译呢！



     虽然在我看来今天废除简化字的理由比较充分，但我还是不主张理解废除，因为简化字至少影响了近三代人，一下子恢复繁体字，也会带来一定的混乱。我想，能否借鉴一国两制的方法，两种字体同时使用（事实上在很多领域繁简两体通用已经存在），慢慢废除简化字，可能也要50年！



     最后要说的是，我本人不是一个复古主义者，我没出生的时候，简化字已经问世，我是在简化字文化背景中长大的，我自己也不能熟练地书写繁体字，有些字也不能准确辨认。我提出废除简体字是因为简体字已经完成它的使命，与我个人的好恶无关。最后，我想重复多年以前著名语文学家张志公一段话：“汉字有功劳，有它特有的长处，并且凝聚着强烈的民族感情，所以许多人不肯改革。另一方面，到了清朝后期，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有很多知识分子，想通过科学来挽救祖国的命运。他们感到，我们国家之所以落后，……汉字难是很重要的原因。从这种感情出发，他们急于要改革汉字。这两种感情，一种要爱护汉字，一种要改革汉字，看上去是矛盾的，对立的，其实都是一个出发点：爱祖国。两种感情都是可爱的，都是可尊敬的，这正是从两种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个问题，所看到的不同的方面实际上是统一的。所以在客观地探讨汉字的问题时，就要全面地、深入地、科学地加以考察，汉字到底有哪些有利因素，有哪些不利因素，不抱个人偏见，不带任何感情，这样才能实事求是。”
　　　
                                       (《市场周刊》三月号)

抱朴散人

　　　　　　　　　　　　　　　　　　简化字有什么优劣？
　　　　　　　　　　　　　　　　　　　　胡吉成

　　简化字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第一，减少了汉字的笔画数目，原来的繁体字平均笔画是16画，简化后平均笔画是10.3画；第二，提高了阅读的清晰度；第三，减少了通用汉字的字数；第四，简化后产生了一些新形声字表音比繁体字准确；第五，有些简化字便于分解和称说。但也要注意到，简化字也有其不利的一面：第一，有些字改变了原来的偏旁系统，使得繁简对照关系变得复杂；第二，增加了一些形近字；第三，同音代替减少了字数，但有时造成表意模糊；第四，一些简化字削弱了音符的表音功能；第五，有些简化字的形体不便于分解和称说。而且简化后，在一定场合又需要使用繁体字，汉字总量有增无减，这样无形中增加了学习汉字的负担。

　　同时，汉字的简化也要有度，不能说越简越好，否则区别特征减少，混同的可能性就增大了，这样的结果同样是不便于运用。例如简化字“几”和“儿”，笔形近似，手写体很容易混同，而原来的繁体字就没有这个问题，试比较：“几－儿”、“几－兒”，很显然前一组混同的可能性要大于后一组。又如“千－干－于”、“己－已－巳”、“土－士”，这几组汉字虽然不是简化字，但它们之间的差别足以说明，笔画过于简单，区别特征少，字形近似，是特别容易混淆地，给使用造成混乱。所以简化汉字要视具体的汉字的具体情况而定，不能简单地说一个字应该简化到多少画以下就好，否则就不好。

　　我们教材《现代汉字学》123页就介绍了一种主张，即把所有复杂的汉字都简化到十画以下甚至五画以下，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非常良好的愿望，但良好的愿望就一定会产生良好的结局吗？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不过，也有人认为汉字应该简化到十画以下，理由不外乎这样一些：第一，字体结构的简化是汉字发展的方向，是汉字几千年发展的主流；第二，简化字笔画少，结构简单，同时还提高了阅读的清晰度，优势明显；第三，现代汉字还有很多字结构复杂，笔画多，应该简化到10画以下，便于运用。但是这样的负面影响也是明显的，所以也有反对的意见：第一，现代汉字经过第一次简化后，结构相对已经比较简单，具有相当的清晰度和区别性，不必简化到十画以下；第二，文字简化要循序渐进，保持稳定性，如果不停地简化，反而不利于应用；第三，把汉字都简化到十画以下，势必降低汉字字形的区别，使形近字增多，难以辨认，容易造成使用上的混乱，因此汉字不宜简化到10画以下。无论是支持也好，反对也好，其实都是有其合理性的一面，虽然看起来是矛盾的，但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罢了。至于汉字时不是要简化到生画以下，哪些字需要简化到十画以下，既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也不能是几个文字学家关起门来研究一下就可以，这还要看汉字自身发展的情况而定，只能顺应潮流，因势利导，相机行事，不可能一蹴而就，文字毕竟也是现代信息社会须臾也离不开的工具。

如是如是

我觉得是对文字的一种伤害和亵渎。

抱朴散人

原帖由 如是如是 于 2008-3-3 11:23 发表
我觉得是对文字的一种伤害和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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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朴散人

汉字必然走向繁简通行（作者：司马平邦）


本人是繁体汉字的忠实推崇者和使用者，在我眼里，新中国后施行的简体汉字，其实是一堆狗屎。

但因为这一堆狗屎已经硬化培养出一堆逐臭的文盲苍蝇，所以，让简体汉字一时之间消失，那也是最不明智的办法，是没有人有这个办法的。

所以我说，汉字真正的出路是从民间流行和官方认同的繁简通行。

现在这版简化字，其实是典型的造反文化和西方价值观入侵的结果，但这里的西方不是现在的欧美，而是苏联，字母化文字的潮流一样是当年亲苏或者全盘苏化的遗害，但这一版简化汉字有一个最大的可取之处是它们在简化的过程中也采用了比较科学的简化方式，比如很多简体字的来自于繁体字的连笔即草书写法，这多少在字形和传沿上也给了它们在美感上被认同一个基础。

记得，我上小学时，华国锋当政，曾推行过一段第二版简化字，那是对字母化汉字更为明显的改造，我上高只时有一个姓齐的语文老师，书法精妙，每每在学生的作业本里看到一些第二版简化字的影子（那时第二版简化字已废）时，会在课堂上就会大骂：这是谁出的王八蛋主意，敢把“展”变成了一具尸体，把“泰山”变成“太山”(在第二代简化字中，“展”字成为尸和一的合体，“泰山”变成了“太山”)，我日他祖宗。

当时，下面的同学起哄地笑开，但我是同情和支持齐老师的，因为那时我在学书法，不理解书法的精妙如何了解汉字作为中华文化的遗传密码的伟大呢？

毛爷爷很伟大，他又是个书法字，但汉字简化，在他的任上进行并流行，他作为政治家的初衷尚可理解，他作为大书法家犯了这样的错，却无法让人原谅。

而毛泽东所有的书法作品里，没有一幅是出简体字写成的，虽然他更长于接近简体汉字的草书。

繁体汉字，比简体汉字更美化，这是繁体汉字会越来越流行到最终复辟的最主要原因。

1990年代，当我第一次接触到港台报纸，看到《明报》上特粗黑体和特粗宋体的大字标题时，当时那种震撼是无以复加的，小时候学过一句话，叫宽可走马密不容针――从审美上看，港台报纸上的繁体大标题对内地报纸上的上简体大标题的审美打击是毁灭性和压倒性的。而这种毁灭性和压倒性到现在也没有结束。

汉字，尤其是繁体汉字，每个字符都是一座金字塔。

什么意思――许多越是看上去繁复的汉字，其实越是拥有无可穷尽的文化道理存在，汉字的象形功能，除了指代意思，更是表现中国文化的审美。

传统的中国汉字字型，与中国文化的中的各种审美意趣，如中正、对称、偏分、三段式、方形、圆融一一对应，但简化后的汉字，这些好东西没有被考虑进来，大多失去了（简体字大多来自繁体字的草写体）。

为什么许多汉字可以直接成为艺术设计中的元素，而且繁体汉字是世界上所以文字中被直接嫁接进艺术设计的最多的文字，就是一个“龙”字的繁写可以衍生出无数的艺术创造，这次，北京奥运会把“京”字的变形搞进了国际化标识里，其实也是对汉字之美的一个提升（但可惜的是这个“京”字有明显的谬误）。

所以我相信，提倡繁体汉字，中国所有的美术家――书法字、设计家和画家都会举双手支持的。

去年，我亦曾因写了系列博客《汉字之美》，被博客中国提名为十大社会责任博客作家候选人，主要链接如下：

http://vip.bokee.com/20070307248354.html　华

http://vip.bokee.com/20070117224803.html　国

http://vip.bokee.com/20070112222023.html　和

http://vip.bokee.com/20061211204476.html　戴公

http://vip.bokee.com/20061206199842.html　气

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疑虑：如果施行繁体汉字，自己可能一下子变成文盲，我说，这是他们对汉字的另一个错估，首先，繁体汉字除了字形复杂些外，其实更容易学习，因为相比较简体字，它们更有“道理”，现在其实已经有许多繁体字被普遍使用和认识了，而用繁体字直接引入小学课本，其实是让小孩们子更快更聪明地掌握汉字的最好办法，我相信这一点。

正确解决难易的问题，是推行繁体汉字的根基。

还有一点，许多人怕汉字回到繁体字，来中国的老外们会不认识――文字其实是文化的代体，中国文化如果处在强势状态时，许多老外会自动学习汉字的，他们脑子里是没有什么繁简之分的，这一点在繁体字通行的港台最为明显，那里的外国人肯定是使用繁体汉字的，也没看有什么不可以。而怕老外们写不了，这个想法本身就带着奴隶品性，我们不能因为怕别人不接受而改了自己。

通行了几十年的简体汉字，有它的功绩和使用合理性，但这几十年和中国有汉字来的历史长度相比，犹如耗子比大象，不足一提，中国通行汉字从篆体到隶体到楷体的“简化”过程其实一直只在字形上打主意，笔划和象形功能一直没有变过，因为它们基本是不能变的，变了就不是汉字了――毛泽东时代以革命精神革了汉字的命，但现在看来那差不多是种文化的阉割，贻害无穷。

所以，我觉得，不妨可以让繁简两种汉字“双轨”地通行起来，国家只规定在某种情况下必须使用繁体或者简体汉字，就行了。

比如：

在政府工作报告和党章上必须用简体字。

在合同文体使用上必须用繁体字（相信这会减少无数假合同）。

在报章、互联网和其它书写领域，可以繁简双轨并行。

我相信，只要繁体汉字的“报禁”一旦放开，它将大行其道，用不了10年，在这个领域，简体字将不复存在。

因为繁体字的美化对简体字而言是毁灭性和压倒性的。

我相信，如果能允许报纸使用繁体字，那么大街上繁体字的报纸销售量会比简体字的销售量增加至少两倍。

这谁也没办法的。

而且，汉字繁体字的通用，或者会在国家统一方面，在亚洲主流文化的认同方面，都有很大的借助。

当然，如果通行繁体汉字，可能还会遇到一个明显的困难是输入法的障碍，这就需要技术人士出力了，不过只需要把港台使用的输入法照搬过来而已。

另，汉字输入法宜多加开发更多的书法字体（当然有些字体，尤其是行书不方便作为现在电脑输入字体使用），至少欧（阳询）柳（公权）赵（孟赵頫――此字就没有相应的简化字）颜（真卿）苏（轼）黄（庭坚）米（芾）蔡（京）的楷体字应成为了一种流行输入字体，而现当代书家中，入了输入法的，却尽是启功、舒同之类的主流书家，但他们对书法和汉字字型艺术的传承和改造远远不如于右任（第一大书家）、沈尹默（四大名著的题名者）、毛泽东（政治影响）等人来得深远，只是掌握电脑造字术的全是一些对文字书法艺术狗屁不通的理科生脑袋――这种情况早晚要变过来的。

如果中国国力再这样增长下去，全世界都会学中文，学繁体字，也就不存在字母化文字比象形文字更优化的谬论了。

抱朴散人

宋祖英黄宏等联名提议小学增加繁体字教育
　　

    本报讯 (记者 游星宇 严艳 朱丰俊 寇金明) 简体化汉字已使用了几十年，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郁钧剑、宋祖英、黄宏、关牧村等21位文艺界的政协委员联名递交了一份关于《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的提案》，建议在小学开始设置繁体字教育，将中国文化的根传承下去。

　　委员们在提案中表示，繁体字是中国文化的根，知晓繁体字，就是知晓中国汉字的由来、知晓中国文化的由来。而汉字的简化是一种进步的表现，但同时也造成了中国文化的一种隔断。

　　提案建议国家应该从小学阶段开始设置繁体字教育，比如将繁体字设置成必修课，或在讲授简体字的同时也教繁体字。今后大家即便不使用，也要知晓，因为这毕竟是中国文化，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兴旺都有好处。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