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学会怎么成了铜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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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3日，民政部对中国性学会作出停止活动六个月的行政处罚。经查，该会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活动，为企业进行产品认证、电视推广等活动，并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收取企业培训活动协作费、授权费等费用，违反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八）项的规定。（中新网 2月3日）

说起这中国性学会，那可是大名鼎鼎。大到电视宣传，小到街头广告，人们都能见到它的踪影。据媒体报道，该学会出售标有“中国性学会合作单位”的铜牌，每个铜牌400或600元，几年时间获利不菲。该学会光是在广州的三届性文化节上，就通过出售铜牌的方式获利20余万元。此外，每年一万元的会员加盟费、比率颇高的活动提成及各种广告“服务费”都让这个组织生财有道。（《京华时报》2007年12月14日）

尽管该协会只有会长徐天民一人有编制，但这并不妨碍他大力开发“铜牌”市场。一块铜牌售价只要400或600元，其门槛不可谓不低。要是再考虑到制作成本、物价飞涨等因素，它甚至算得上是薄利产品了。可就是如此低廉的售价仍能让该协会在三届性文化节上获利20余万元，可见薄利多销的经营理念已经深入该学会之人心。这也是中国性学会能够成为“铜牌会”的最直接原因。

按照民政部规定，社会团体不得从事营利性活动。中国性学会却不但能够长期经营，积极主动地开发“市场”，而且途径不一、花样迭出。此番若非媒体爆光、网民热议，真不知此事将拖到何时才有个了结。对于这类问题，我国相关部门只有原则性规定，缺乏实施细则，也没有畅通的举报途径和分明的奖惩制度。这些都是为中国性学会变成“铜牌会”提供了一张大大的社会温床。

不过，笔者更感兴趣的是，为何一个非营利性社团的盈利性活动能够大行其道？暂时停止活动的处罚能否根绝这种非法现象？

按照有关规定，隶属于卫生部的中国性学会虽是“学术性群众团体”，但它的权力可不小。它作为中国性文化与性科学的“权威部门”，既可以授权下级学会、网站、其他组织或个人以学会的名义办事，也可以跟其他组织或个人“合作”，扩大对方的影响力。而中国的性文化与性产品又市场潜力巨大，开发不足，商机无限。中国性学会肯出售铜牌，恐怕也是商家们梦寐以求的事情。

可以说，政府部门把中国性学会放在这种格局下，仿佛是叫一个人看管一大堆美食，却始终不许他吃上一口。这跟缺乏权力制约与有效监督的官员体制一样，既给相关人员巨大诱惑，又要他们六根清净，抵制诱惑，一点都不现实。以前的全国牙防组丑闻便是如此体制下的一大产物。

对此，政府部门要么放开权力，允许民间成立可以跟中国性学会相抗衡的组织团体，要么开放市场，允许中国性学会从事盈利性活动，但保证资金的合法来源和合理使用。前者可以釜底抽薪，让人们不再热衷于购买铜牌，后者可以避免中国性学会相关人员变得口是心非，人格分裂。要不然，中国性学会解禁之后又会恢复“铜牌会”本色，而其他类似学会也会纷纷加入到“铜牌会”的大阵营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