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成绩单(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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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楚怡学校为举办百年校庆到湖南省档案馆查找档案时，很意外地发现了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就读于该校的一份成绩单，该份成绩单用A4幅面的黄纸书填写，填于民国三十四年四月份，成绩单字迹工整清晰，真实地反映了朱镕基在1944年就读于湖南私立楚怡中学高中部机械科的学习情况，上面记录了朱镕基的各科成绩：公民80分，应用国文87分，应用外国文98分，实用物理80分，实用化学98分，理化实验86分，数学96分……共计有10门功课的成绩，平均分数82.10分，居同班同学的前列。

根据朱镕基在湖南求学的线索，在湖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中还找到了朱镕基在湖南私立广益中学和湖南省立第一中学的两份珍贵的学籍档案：

一份是《湖南私立广益中学初中三十九班毕业生毕业成绩一览表》，填于民国三十三年一月。有趣的是，上面记载了这样一句话：此表适用于不参加毕业会考者于办理毕业后1个月内呈由省市教育行政机关汇报至部。这也许说明了此项毕业考试不是由省内统一组织的，而是由广益中学组织的。这份成绩单经历了62载的光阴岁月，至今仍保存完好。在这份毕业成绩一览表上，朱镕基的各科毕业成绩荣登榜首，记载如下：公民98.80分，国文86.60分，英语95.40分，数学98.80分，地理98.20分，物理97.00分，化学99.40分，自然98.20分……共记载了14个科目的毕业成绩，总分为1274.30分，平均分数为91.02分，总分比排列第二的沈谱成同学多出5.3分；

一份是《湖南省立第一中学高中部第26班理组学生学籍册》，档案用两页A3幅面的纸张书写。档案第一页上方记录了朱镕基在抗战胜利后，于民国三十五年七月从国立八中转学，民国三十五年九月重新回到长沙，就读于省立第一中学的情况。下方记录的朱镕基的监护人是他的伯父朱学方。这反映了朱镕基幼失慈严，是由伯父抚养、资助的独特人生经历。在第二页成绩单上，清晰地记录了朱镕基在民国三十五年九月至十二月在一中就读时各科的成绩：公民96分，国文80分，数学80分，化学95分，物理86分，外国史85分，外国地理85分，英语90分，体育70分，军事训练81分。各科的平均分数是84.8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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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3份学籍档案保存时间最长的有62年，最短的也有59年，历经了五六十年的光阴，经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炮火的洗礼，至今依然保存完好。尤其这3份学籍档案真实地再现了朱镕基在颠沛流离求学生涯中的学习成绩，可谓是弥足珍贵。

这3份学籍档案真实地反映了朱镕基那段时间的求学经历。

1941年2月，朱镕基以崇德小学优秀毕业生的身份，投考广益中学，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入初中一年级39班。广益中学是一所私立中学，由中国民主革命先驱禹之谟于1905年创办，原名惟一学堂，这所学校在当时的长沙首屈一指，社会上流传着“要学习、进广益”的谚语。解放后，广益中学改为湖南师大附中，至今仍为长沙的名校。那位在毕业成绩表上紧挨着朱镕基，排名第二的沈谱成对“皮肤白净、气度沉稳”的朱镕基印象深刻，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朱镕基和我在班上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我们为竞争第一名，曾封闭式相处。现在想来，似有年幼稚气之感。初中毕业时，朱名列第一，我为第二，这在毕业证编号上尚可见之。”

1943年12月，朱镕基在广益中学毕业后，于1944年2月就读于楚怡中学。他这一阶段的学习，很少有人知道。朱镕基在第一次湘西之行时，曾回忆道：我当时在新化办的楚怡工业学校念了高中一年级，时逢长沙会战，长沙沦陷了。随后，国立八中到新化招生，我经考试转学到国立八中。1944年到1946年，随国立八中从新化、辰溪、泸溪、吉首辗转至永绥（原花垣）念了2年。这正好与档案记录互相印证。在湖南私立楚怡中学的一份学籍档案上，有这样的记录：民国三十三年高中一年二期，朱镕基因受战事影响不能继续入学。当时日本侵略军攻占长沙，国破家亡的感受令朱镕基刻骨铭心。多年后，他在长沙市楚怡学校百年华诞时给学校发来了贺信，信中他深情地回忆了在楚怡学校就学的经历：“我虽然只在楚怡新化校址就读一个学期，但正逢日本侵略军攻占长沙，面临无家可归之际，国破家亡之感终生难忘。唯愿母校之年轻学友发愤自强，刻苦学习，诚信做人，振兴我中华民族，实有厚望。”

1946年9月，随着抗日战争胜利，朱镕基作为公费生，从国立八中转学到刚从七星街迁回长沙的省立一中。湖南省立一中，1912年由符定一、贝允昕等创办于长沙紫东园，是全省最早的公立中学。校长符定一为其制定了“公、勇、勤、俭”的校训。当时一中每个年级为两个班，一个文科班、一个理科班，朱镕基就读的是一中高26班理科班，随后他考入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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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2 em1 在当时动荡的社会时局中，朱镕基始终坚持求学，即使是颠沛流离也从未放弃。

有人说，一个人的性格形成和个性培养，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青年时代的教育与自我塑造。从朱镕基中学时代求学的经历看，家庭不幸，加上当时兵荒马乱的时代背景，使得朱镕基少年早熟、奋发努力，且养成了他处世深沉稳重的性格。从朱镕基求学时的档案成绩看，他将全部身心都放在学习上，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尤其是十分注重英语的学习，这为他日后担任国家总理，加强中国与世界交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朱镕基的求学生涯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从湖南走出来的青年，正是在艰苦的求学环境中磨砺自己、刻苦学习，在世事的沧桑中历练自己、沉静处事，才从一名青年学子逐渐成长起来。最终凭借他积累的才能、学识，在政治领域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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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的结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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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华到东北

开完欢送会、宣誓会，怀着特别的憧憬，承载着建设国家的使命，1951年，以学生自治会主席的身份，朱镕基带领几百名清华毕业生奔赴东北。

“朱镕基是学生会主席，在学生中威信比较高，所以组织上叫他带队。”朱镕基清华时的同班同学郭道晖回忆说。是年，新中国不足两周岁，工农业生产还没有恢复，正是百废待兴之时。“当时东北要建成重工业基地，所以，这些理工背景的学生都去那里了。”

奔赴东北，朱镕基被安排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

新华社公布的朱镕基简历说，朱镕基1951年到1952年，在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当生产计划室副主任。这一职位按照中国干部职级排列应当是副科级。

据当时的同事介绍，朱镕基那时23岁，年轻气盛，工作起来不要命，“热情很高”，当时的领导对这些清华高才生也很重视，所以，“朱镕基没来多久就担任了计划室副主任。”

“这个时候，湖南人的个性和清华毕业生的‘脾气’已经有所体现。”但当时由于他年纪还小，党内政治生活还很正常，也没有人对此太在意，相反，朱镕基由于渊博的学识、出色的工作表现，赢得了当时工业部领导的极大赏识。

东北工业部对朱镕基来说，除了取得初步经济工作经验外，还在于，这个年轻人的工作表现引起了相当多的人注意，这些人都很欣赏朱镕基的人品和才气，而且很多人后来都身居要职。多年后，每遇危难，都会有人施以援手，使他度过了次次危机，并能有崭露头角的机会。

这些人中包括后来成为朱镕基直接领导的吕东、袁宝华等，而对朱镕基最重要的当属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马洪。可以说，这次“邂逅”对朱镕基仕途和人生经历影响巨大。到底有多大，很难加以评估。

马洪比朱镕基大8岁，时任中共东北局委员、副秘书长。

马洪的职务要比朱镕基高许多，在工作上，马洪是他的上级，马洪对他十分赏识。3月2日，马洪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当时朱镕基工作很努力，人很聪明，很正直，很有发展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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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计委的初步历练

1952年12月，东北工业部撤消，而此时，中国高层正在酝酿成立国家计委。

由于懂经济的人才十分缺乏，而东北人民政府已积累了几年的经济建设管理经验，从东北调一批既懂经济又有一定工作经历的专业干部进京，是当时中央领导人的愿望，于是“地方干部支援中央”的政策出台。

据马洪回忆，1952年，东北局大概有100余人奉命进京，作为地方支援中央的干部，“我和朱镕基是其中的两个。”

按照官方公布的简历，朱镕基1952年至1958年在国家计委燃动局、综合局任组长，国家计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秘书，国家计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

据朱镕基的同事说，朱镕基是时任计委领导人之一张玺的秘书。张玺政工出身，曾任河南省省委书记。而海外有传记说朱镕基是当时计委主席李富春的秘书，被朱镕基的同事给予否定。

马洪说，“在计委工作的时候，朱镕基的表现也很出色，是当时工作最出色的干部之一。”朱镕基的另一位同事回忆说，朱镕基是计委当时最出色、最有前景、领导期望值很高的年轻干部，他的能力、人品得到了当时很多同事的肯定。

“朱镕基讲话逻辑性极强，看到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就会指出来，从不马虎。有时开会，由于职务关系，他只能坐在后面，但他只要看到或听到他认为不合理之处就会立即指出，使有的领导很不满意。”

朱镕基在国家计委工作时间长达6年，6年中，中国经历了初步工业化，而计委作为计划经济管理核心部门的，无疑处在中国工业化的风口浪尖上。

由于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特点，计委几乎要执掌这个国家的经济生命线。

有经济学家评论说，“不能说这段时间对朱镕基熟悉中国经济没有用处。”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朱镕基还在国家经委担任过一段时间领导职务，“计委工作相对宏观，而经委工作相对微观，但对朱镕基的历练是一样的。”

前不久，朱镕基在香港发表演讲时说，这么多年，他对中国经济脉搏的跳动，还是熟悉的。有人就此认为，这种熟悉和他在计委工作经历不能说没有关系。

朱镕基的同事回忆说，当时经常看见朱镕基翻看各种资料，还要经常起草文件，偶尔还写经济理论文章，他也十分注意学习，外语也没有丢。

被打成“右派”

平静的生活由于政治的干扰而结束。1957年春，中共中央提出开门整风，让党外人士对党提意见，于是各民主人士纷纷以诤友身份对执政党提出各种意见，有些甚至是非常尖锐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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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6月8日，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内部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此后，全国陆续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

本来，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要求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鼓励“鸣放”，于是很多人响应执政党的号召，纷纷对党提出批评和建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人不但没有得到领导人的感谢，反而被称作“蛇”，要引出洞来打。

自从被称作“蛇”后，55万人便开始了痛苦而漫长的右派生涯。知名人士李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打成右派就意味着被打入另册，全党共诛之。很多右派被打，被拘禁，被押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被残害致死。”

1998年3月，在朱镕基作为总理的首场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起他的“右派”经历，他表示，不愿意回忆那段历史。

对朱镕基来说，之所以不愿意回忆那段经历，大概是因为那段经历的艰难和辛苦，不堪回首。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1958年，“反右”拉开了朱镕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前的艰难序幕。

这段艰难序幕的开始便是党内反右上演，据一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介绍，党内反右是在党外反右之后。当时人民日报曾经发表社论说，“党内右派和党外右派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党内有了右派分子，对我们党和革命事业的危害就更加严重。”“如果在我们党内容许右派分子存在，他仍就会同党外右派分子串通起来，从内部来打击我们，从内部来反对我们。”“在当时，不仅党外鸣放，党内也要鸣放。”李锐说，“朱镕基是在党内鸣放后被打成右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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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的朱镕基到林则徐纪念馆参观，久未露面，白发斑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