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女作家：张丽

山中老人家

作 家 简 介
　　张丽，祖籍山东莱州市。1954年12月29日出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现任军事谊文出版社社长，大校军衔。1970年开始发表诗作，1979年开始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等多种文学的创作。
　　代表作：
　　长篇纪实文学《清廓天下》、《后备雄师》；
　　报告文学集<中国武官》、《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
　　中篇小说集<黑珍珠》、《温柔的残酷》；
　　翻译长篇小说《黑色水晶酒吧》、《汤普森家的酒窖》、《忍者神龟》等，著书29部，另有散发与报刊杂志的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散文、编译文章、影视剧本及随笔千余篇，共计一千余万字，17次获军内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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蜻蜓居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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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风动红荷》是张丽“纯美人性小说”系列中的一部。其它两部叫《绝版女人》和《从未走远》。另外，张丽还出版有纪实文学、散文、诗歌、翻译作品和影视剧本等不少作品。我很吃惊，张丽是个出版人、出版家，她怎么会有时间写了这么多著作来。若不是有特殊的天赋和原因，这些成果是不易获得的。 因为时间短促，我还只读了《风动红荷》这一部小说，也只能就此说点感受和看法。

　　《风动红荷》是一个看起来很浪漫和诗意的名字，可是，它的内容却不是飘渺矫情的所谓言情说教，而是繁复厚重、惨凄纯美的社会人生的表现。在这里，时间一直从抗日战争延伸到今天，期间对于战争、革命和诸如上世纪的“反右派运动”和“******”运动等内容都有涉及，甚至还有珍宝的转移归属及官司与命案的故事。可以说，小说的故事本可以有多向发展的可能性，可张丽在开篇画下一个官司的地图之后，却七拐八拐地将读者引向了她系列小说的“纯美人性”主题，使人在奇异美好的情感和行动面前感叹和深思，让人在一种缺失的遗憾中感受坎坷的人生和纯美的人性内容。

　　也许生活就真的如同一团难以解开的麻，总是在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各种复杂关系中发展和延伸着。《风动红荷》里的人们，就是在这种社会生活关系的非自选延伸中，各自表现了自己的人生和人性情感，显示了动的人生和不动的美丽。九九，一个有些智力残障的女人，却因为她的纯美至情使许多自认为身心健康的人们自愧不如。一个叫刘正信的四肢和视力皆残，生活无法自理的志愿军英雄，在他过去的情人于莺见而畏惧并选择离开的情况下，九九的父亲和九九却接收了刘正信，并以父亲和妻子的真诚关爱抚养了刘正信。英雄从此伤身而不伤心，有了一个家的归属。作品表现九九对刘正信关照的地方相当感人，特殊的食物分配、特殊的护理手段，心的关怀和身的温暖，个性而超群。作品在一个初看似乎畸形的婚姻结合中，表现出了人性纯美的深度。可惜这样看似残缺又完满的结合，竟然屡经风雨，最后也因九九劳累过度猝死，刘正信忧伤难耐病故而中断。小说结局的残缺成全了美好，美好的消失却也使悲情更加深重。

　　善良似乎是可以流传的，像九九从父亲郭璋身上继承了对人的善良和温情一样，也在九九同一个遭难右派人性交和而遗留的无合法婚姻后代、从小只能送给他人抚养的万星、王小海身上，同样在滋生着爱和善的种子。万星在人世间的奋斗和不幸的婚姻，王小海对国家的忠诚和作为一个军人的无私坚强等足以说明他们人性的纯美。可是作者还是用巨额财产继承的考验测出了他们的纯粹和无私。爷爷将本不属于自己的巨额财产交给国家，毫不考虑自己正在经历着经济的困境。还有，曾经因为刘正信的严重残疾而离开了他的早年情侣于莺，在得知郭璋和九九父女如此善待刘正信之后，也愧疚深刻，从而不惜在自己处境艰难的时候大胆地帮助郭璋脱离苦难,并在后来对九九和刘正信的后事处理及教育女儿援朝真诚照顾爷爷郭璋时表现出善良战胜畏惧，真诚战胜自私的纯美人性的力量。作品总是在人的道德和人性平台上展示出生活的严酷和人生的崇高与纯美，用出人意外的故事和合理的结局来赞美纯美的人性。但在这赞美的同时，也时常表现出社会生活的崎岖和曾经存在的丑陋。所以，这部小说就有了现实社会和人性的丰富内容和使人咏叹的可能。

　　张丽用第一人称书写《风动红荷》，不仅仅是一种写作的手段运用，而是这个故事有很多作者自身经历的成分的缘故。我相信，像九九和严重伤残的志愿军英雄结合、一个落难的右派和一个乡下妇女有了私情、不名的遗产得而复失等这样的故事，或许就是真实的存在。好在，张丽在这些故事中不仅看到了生活的传奇，更看到了人性的纯美。作者选择在不破坏自己真实感受的情况下文学地展现故事而用第一人称叙述，就很有利于还原生活真实感人的内容和力量。也许因为故事过于纷繁，使作家更多关注了故事的发展运行而少了对人物更加充分细致的刻画描写。小说在结构上也不尽严谨和平衡，开始时以律师的工作展开，不久就又转入历史的回顾，直到18章才又转回，显得间隔太大。其实，九九父女和于莺在面对刘正信时的态度及行为表现中，就足以表现小说的主题。有关遗产的内容也显得有些臃肿。

山中老人家

在一个浪漫主义消退，物欲肆行、现实功利的目标成为人生圭臬的时代，却要写一系列的“纯美人性小说”，那是一种多大的冒险！雨果说：如果你的创作中有一分不合常情、常理之处，你就要花费十倍的努力，来证明它存在的合理性。张丽写作的努力其实并不复杂，可以用一个短语来概括它的题旨指向，那便是：感情至上，爱情至上。这是一个曾经蒙受批评的原则，而在当今的年代，人们却又发现它是如此地稀罕和难得。

　　我读张丽的这部表达草原儿女荡气回肠的命运恋歌的小说《从未走远》，感受到的就是这种感情至上、爱情至上的浪漫主义的冲击。它把草原写得是如此地美好：湛蓝的天空，飘浮的白云，远处波浪般涌动的羊群，溶入丝丝缕缕的雾气与朦朦胧胧的鲜花，在这童话般的环境中是应该诞生纯洁的爱情的。与此同时她笔下的女孩朵也有着超凡脱俗的美丽，如同草原上纯洁稚嫩的一朵鲜花。朵从六岁起就双目失明，她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步入****世界。我还注意到张丽的另外两部小说《风动红荷》《绝版女人》中的女主人公，同样具有这种单纯性。这样的单纯似乎使小说也具有了某种诗性的品格。然而长篇小说毕竟要对社会生活作出自己概括性的描写，用故事楔入人生矛盾，成就某种命运的抒写。鹰、哲、朵是三个从小青梅竹马、相依为命的孤儿，鹰和哲又同时爱上了朵。为了帮助朵恢复视力和治愈德婶的尿毒症，鹰被骗走上了贩毒的不归路，而哲则成了一名武警军官，当哲面对着已成为毒枭的鹰和毫不知情的朵时，矛盾激化……在《从未走远》中，朵的世界始终是一个单纯的世界，而与之参照的男人的世界，则是充满着拼搏和厮杀。贩毒与缉毒，小说把我们带到了云南、成都、常德、新疆、内蒙古、东北兴安岭等各种缉毒场景之中，波澜迭起。但这个复杂的世界最终还是联系着那个单纯的世界，这一点是耐人寻味的。朵为保护哲而死去，鹰被贩毒分子报复炸死；哲则失去了双腿，带着鹰和朵所生下的两岁的女儿返回了内蒙古。结局未免让人百感交集，但张丽还是用爱心完成了一次悲剧的浪漫主义的书写。

　　世界上有许多曲折离奇的故事，但可以还原的一些故事元素则往往并不复杂。贫穷是绝大多数不幸的人们的天敌；另一方面，富裕、掠夺和不公正也是罪恶与悲剧的根源。张丽偏重于写纯美人性，磨难是对于人性的考验，这就决定了她的小说不可能对于世界的对立作出精镂细刻的描写。不同时代的小说，其价值也并不仅仅在于社会认识价值，它总是促人向善，表达爱和培养同情心，正如巴金先生所说，文学“能让人变得更善良，变得更纯洁”，这又是纯美人性小说存在的理由。张丽作品开卷一些章节前的抒情题记便说明了这一点：“点亮一盏灯，为你心灵深处的角落”；“借你一双眼睛，不必再在黑暗中走失”。《从未走远》那缉毒故事的背后，真正成为内核的还是哲、鹰和朵生死不渝的爱情，以及哲和军、骥、樽之间表现出来的兄弟情、朋友情、战友情乃至完全利他的、自我牺牲的爱情，这使小说有了一种温暖的色调。张丽在这个功利主义盛行的时代，明显地显示出了一种逆向而行的意义。

雀来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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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老人家

《善缘》讲述了一个当代的故事。在改革开放中已经富裕了的胶东渔民孙海江不满足于在家乡做海产品的小生意，怀揣5万元钱来北京闯世界。故事并未回避孙海江只身闯北京遇到的种种尴尬甚至危难。但表现主体却是他处处帮助别人也得到别人的帮助。剧中主要人物关系被设计成萍水相逢。他们善良和实诚并常怀感恩之心。剧中人在共同的事业中结缘，通过结缘的力量又推动共同的事业。在这种种的缘中，有人缘、地缘、酒缘、姻缘。地缘，把胶东和北京缘在了一处；酒缘，孙海江与陆地因善饮成为不打不成交的莫逆；人缘，一个个素不相识的人走到了一起；姻缘，几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剧终是五对新人喜结良缘。集体婚礼也是善缘，也是圆满。

　　这是一部具有喜剧色彩的剧本。主人公孙海江在农村和城市两种文明的碰撞中成了一个喜剧型人物。但和一些剧本不同，《善缘》的故事指向不是娱乐，而是对和谐社会的呼唤与向往，是通过故事和人物达到对“和文化”的张扬。这使剧本的立意达到了一定的时代高度和人性深度。且它不是表面地和外在地去表现，不是空洞地和评论者分析出来的那种“展现”。它是从故事中自然流露出来的，从所营造的那种不希望别人遭受不幸并尽自己的力量去推动一种平和的艺术空间中彰显出来。从整体上看，剧本蕴含了一种宇宙观，也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动态平衡观”。不论是“天人合一”，或《易经》的“亨”或“通”，儒家和道家的“和”，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维的优势。这种优势和优越性，在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下特别需要张扬。今天，主流意识形态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也是对“和为贵”，“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对“致中和”的扬弃。《善缘》对此作出积极的呼应，从而使这部剧作具有了厚重的人文内涵。

　　《善缘》的人物和故事颇具艺术张力。从人物来说，孙海江这个一号人物立起来了。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它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孙海江这个人物身上体现得非常充分，甚至也包括他的妻子王巧玲，从山东来北京寻夫，照顾了一些毫不相干的遭遇了各种逆境的人。孙海江又是性格非常鲜明的一个人物。丢钱以后，身上只剩下几十块钱，火车站上见了无人相助的孕妇他还要解囊相助。如果说这是人物的“底色”。那么他的杂色在于：他豪爽善饮，常喝酒误事。火车上脚臭熏得卧铺里的其他人跑到边坐上去坐，乃至让小偷有了可乘之机；穿着打扮，言谈举止被女儿斥为“土老冒”……这些都是人物性格出彩的地方。虽然作品主要是写了胶东人的实诚，但并没有把北京人写成油子、骗子。剧中另一主要人物陆地是北京本地人。他虽然开了一个大车店式旅馆，下属也在火车站强行拉客，但他不是个害人之人。最终还是他很慷慨地帮助了孙海江，使他在北京发展起来。善有善报。他也在女记者孙喆的帮助策划下把大车店发展成了旅游庄园。这样一种人物关系的设置，也烘托着“和文化”的主题。

　　电视文学剧本属于一种阅读文学。我认为从内容的厚重到人物的性格的刻画，从故事的结构到叙事的流畅，《善缘》都是一个很好的、读起来非常轻松的阅读文本，一部具有较高文学性的电视文本。同时，也为电视剧提供了很好的文本基础。它的可看性不仅仅是文学上的描绘、刻画及叙述，也有动作性以及必要的节奏、悬念等。但也有不足，从改编电视剧出发，目前故事的节奏尚有些平，人物性格反差不够，对社会善或恶的观察表现尚欠深度，有一些过于理想的设计，可能影响故事的真实性。在做进一步深加工后，如果能够改编成一部具有喜剧风格、有一定娱乐性的故事剧或情感剧，相信能成为当代题材电视剧创作中一道别致靓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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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墨斋

虽没看他的书，顶一下美女老乡em1 e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