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枣花开胡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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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枣花开胡杨林

作者：李翔

引  言

在中国西部的弱水河畔狼心山下戈壁滩中有这样一个神秘的基地，基地里有一所特殊的学校。有人称它教导大队，有人叫它东风中专，还有的干脆简化成技校。

我也曾在那里学习过、锻炼过、漂染过，不管曾经是爱它还是恨它，但就是忘不了它。因为在那里有年少的轻狂，有青春的迷惘，有纯真的友谊，有炽热的情感。

我们也曾互相怀疑过争斗过彼此撕咬过，但时间化解了一切，所有的所有都让回忆变得温暖而阳光灿烂。

昨天我们就像沙枣花一般在寒风中悄悄地绽放，今天我们期待收获哪怕苦涩但也甘甜……

谨以此书献给与我一起经受炼狱洗礼的兄弟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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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与技校


我上学的技校，那时的全称为“国防科工委东风中等专业技术学校”，简称技校。成立于一九七九年，比全国恢复高考只晚一年，虽然只是中专学校，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那时的国防科委各基地多数地处偏远，所属中学教育质量不高，绝大多数干部子弟很难考上大学，能够有一所这样的干部子弟学校确实能解决很大的问题，否则他们上完高中除了去当兵就只能待业在家了，基地场区又哪有那么多工作可以安排他们呢？
东风技校就位于现在已是家誉户晓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生活场区内，是一所全军事化管理的学校。老师和管理人员都是军官，而入校的学生却穿便装。外人看起来挺怪，可身处其中却习以为常，因为我们都是为了穿上军装成为军官才到这里受苦的。
由于这一所学校规模有限，不可能容纳更多的干部子弟入校学习，后来又分别在三个基地建起了三所分校。它们是位于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的岢岚中专，位于绵阳基地的绵阳中专和位于新疆核试验基地的马兰中专。虽然名为分校，但各自为政互不关联，只是大家一说起来都是这些中专毕业的，就有一种亲近感，好孬也都是娘家人嘛。
我这辈子好像注定要与技校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的家过去就在东风，我父母是第一批到东风工作的军人，大家都称他们为老东风。我出生在基地的五一三医院，当接生的护士阿姨告诉我父亲孩子是个男孩儿时，父亲高兴的差点从
楼梯上滚下来，见人就兴奋地说：“我也有儿子了。”
从此我也成了一名年轻的老东风，或被习惯称为“老甘”。因为东风基地当时属甘肃省管辖，离兰州有20小时的铁路路程，现在虽划归内蒙古自治区，但通信地址依然是“兰州市XX支局”，这也许是考虑到东风基地的特殊性吧。
我父亲在东风基地干了20多年，几乎吃了半辈子的沙子，他认为在基地干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和最大的遗产就是与促成了这所技校的成立，许多人因此而受益。这里也包括我的姐姐和我自己，姐姐是第一批东风技校的学生，也是穿上军装成为军官的第一批子弟，后来我也成这为这所学校中的一员。
82年由于爸爸的工作变动，他成了科工委总部机关的一名领导，我们家也离开东风基地到了北京。其实我的爸爸妈妈在去东风前就一直在北京工作，我的大姐和二姐都是在北京出生的，是名副其实的北京人，那年代因为父母东奔西跑，子女也就成为了革命的一部分。
从戈壁滩滚爬出来的我习惯了一眼望不到边的滚滚黄沙，对高楼大厦满街汽车和潮湿的空气感到陌生和不适。这里没有伙伴，没有朋友，没有了让我使开性子玩耍的沙滩、旷野。我一下子蔫了，我那些拿手绝活诸如：做弹弓枪、打烟盒、弹弹球、扔纸包子、玩攻城游戏、整骑马干仗等等，全都派不上用场了。
我六神无主心慌意乱，这个东风中学的三好学生竟然在插班考试中差不多交了白卷。也许是父亲的官职起了作用发挥了威力，我被允许去石油附中上学了，这真是一个糟糕的开始。
石油附中是著名的八大学院之一石油学院的附属中学，由于石油学院已经搬到山东的大庆油田，它仍以此命名就略显牵强。石油附中是一所教学质量较高的学校，虽还算不上海淀区的重点中学，但在学院路的几所中学里仍然数一数二。
因为妈妈还没从东风调到北京来，爸爸上班就一直睡办公室，我也只能借宿在身为北京农机学院讲师的三叔那里，住在这里也能就近上学。我三叔夫妻俩都是从该院毕业后留下任教的。他们有两个女儿，老大和我同岁但低一届，在北京市重点101中学就读，她平时住校只有星期天才回来。二姑娘上五年级，学校与我们的住处只有一墙之隔。
叔叔婶婶家的房子很小，虽只有三间却要挤下老少三代五口人，现在又多了一个我，更像住在鸽子笼里了。我和表妹挤在一间屋子里睡上下铺，当时年纪小也没有觉得男女住在一起有什么不妥的，反而过得很愉快。
三婶的母亲也与我们同住，她的眼睛患了一种什么病，见不得光，几乎失明，每天的娱乐只靠听听收音机里的节目，但老人一直保持着很乐观的情绪，有空就给我们说故事讲笑话，好像对自己的病痛并不怎么在乎一样。
隔壁家的孩子刘军和我同上一年级，叔叔婶婶要我每天和他一起上下学作个伴。刘军很聪明学习成绩也好，待我也很不错，很快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但我的成绩总上不来，在心理上与他也有一丝隔阂。
我去石油附中上课的当天除了背上书包，三婶还用自行车驮了她家的一个小木桌为我当课桌，学校以没有多余的课桌来难为我们。
我被安排在初三六班，同学们对一个自带桌子上学的家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都用好奇的眼光打量这个穿着一身军装的小土孩儿，可我好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一样不敢看大家，我真的害臊极了。
班里有一个习惯，每个星期都要一排一排地换坐位，大概老师怕学生在一个位置上坐长久了，眼睛会产生斜视的问题吧。这对其他同学不存在任何问题，只要背起书包走人就行了，可我还多一项任务就是搬桌子。
我的桌子比班里其它铁架木面的桌子要高大一些，所以显得特别突出，每当周末最后一节课后，我都要留下来把我的桌子调整至新的位置，然后才离开，这时做值日的同学都用惊诧的目光注视我的一举一动。而每一次我的自尊心都要受到一次打击。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做着这一切，是怕别人坐上它不爱护乱写乱画，班里现有的课桌基本状况让我提心吊胆，如果这个桌子在我手里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对得起叔叔和婶婶呢？
这个木课桌就像是一堵墙，把我与其他同学隔开，我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有一种名不正言不顺的感觉。由于功课始终和其他同学有一定的差距，我开始厌恶学习，害怕老师，进而讨厌这所学校，这里的一切让我难堪。
我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完成中考的，对自己能否考上高中产生怀疑。最后发榜的成绩是440分，虽属中下等，但看到自己还是凭分数进了高中的慢班还是长出一口气。到开学的那一天我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坐在教室里，再也不用带着个课桌上学了，我觉得从现在开始和其他人有了一个平等的地位。
高一高二我在班里的成绩不错，不是我刻苦努力，只因其他同学在初中的基础都不好，高中三年只想混个文凭，没几个正二八经地去学，反到把我给显露出来了，高二要分文理班时我的成绩排在前三名，所以破格升入了快班。
这个变化对我很难说是幸运的，快慢班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能在慢班里鹤立鸡群，但在快班里只是个不起眼的小角色，甚至沦为差等生。
我们的班主任徐老师是教英语的，可我的英语基础偏偏对不起观众，几次大考下来我不但英语成绩惨不忍睹，其它各科的成绩下滑得也很厉害，老师们提醒我要下功夫学习，可我已经对自己失去了信心，任成绩一泄千里。我要求搬到最后一个坐位，用这种方法躲避老师的视线和对我的注意，同时也把自己放逐到远离学习的边缘之处。我又一次对学习失去了兴趣，开始把功夫用在练字和看武侠小说上，不仅在家里躲在屋内看，上课也偷着看，反正老师离我很远不知道我低着头在干什么。我还把小说传给其他同学们看，可是人家看归看成绩却一点没有往下掉，不降反升让我好生敬佩。
和功课相比这时我练字却初有成绩，第一次参加北京市中学生钢笔书法比赛就获得一等奖，
参加全国比赛也获了三等奖，这是我最引以自豪的，然而高考并不考书法。
那天为了去政协礼堂领奖，我还撒谎逃学一天。在长长的领奖队伍中，看到其他人不是胡子拉茬就是花白头发，我作为一名高中学生真的有些得意洋洋。当发奖小姐递给我作为奖品的一支工艺钢笔，并温柔地对我说：祝贺您先生。我感到自己并非一个蠢才，有一天还可能成为一个让别人尊敬的人。
86年高考的人数比往年都要多，一方面是我们这拨人是生育高峰年出生的。另一个原因是从我们这届才把高中延长一年，大家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高三学生。我没有在改革中获利，反道成了教育变革的牺牲品。
那年北京高考录取分数线高得惊人，理科是480多分，而文科也达到了创纪录的420分，但和外地一比又是小巫见大巫。
为了让我们能够以最佳状态参加考试，我同学韩健的爸爸在离考点北医附中不远的一所小旅馆订了一个房间，以供韩健和我每天中午休息之用。说心里话这样做根本没什么太大的作用，反而给我们心理上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我像梦游一样完成了黑色的三天考试，紧接着又在7月10日至12日投入到全军的院校的考试之中。爸爸怕我高考一但落榜，通过这个途径还能去技校上学，增加更大的保险系数。
因为有后三天的考试，我没有赶上我们四班的集体合影。虽然事后我得到了这张全班的合家欢，但上面找不到那个瘦小不起眼的李翔，我好像被排除在这段历史之外一样，令人遗憾。
终于熬到了发榜的日子，我不敢去看，凭我的直觉，简直不能用烤糊了来形容我对成绩的预测，应该是烤焦比较合适。在学校里我遇到了好友一氢和韩健，他们都哭丧着脸，不用看就知道成绩不理想。当我取到成绩单一看果然不出我的意料之外，421分一个只能在家歇着的成绩。
虽然我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但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心里还是非常难过，大学梦就这样破灭了，后来听说一氢和韩健这对难兄难弟也和我有着同样的命运，我的心情算是平静些。不怪天不怪地只怨自己不争气。
怎么办呢？是复读再闯独木桥，还是就此认栽，老老实实地去走技校这条阳关道？我非常犹豫反复斗争。一个我略带讥讽地说：认命吧，你不是上大学的料。而另一个我却反击：谁说前途是黑暗的，或许光明就在那边。我痛苦了很长时间，最终理制战胜了虚妄，我明白以自己现在的水平和能力会长时间地徘徊在大学门外的。
下定决心去东风，重走西行之路，回到生我养我的那一片沙滩去。从哪儿来回哪儿去这就是我的命，是一生也割不断的情缘，我突然想起了毛主席的名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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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长沙之旅



八月份的一天，爸爸回家来，拿着一张纸对我说：“你还吹什么呢？看看你的考试成绩。”
我吓了一跳，难道我参加军队那么简单的考试还不行吗？我当时就预测怎么也得达到平均八十多分的水平吧。
拿起单子一看竟是456分，比高考分数强多了，但与我想象的差了一大截，可是去东风上技校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由于东风技校属子弟学校，所以它的招生工作比军校要晚得多，开学的时间也比普通大学迟近一个月，要到九月底才能上学。这下我可解放了，压抑的情绪得以舒缓，堆积在心头的阴霪一扫而光，可以毫无顾忌地看武侠小说，拼命地练字。谁也管不着我了，有时实在无聊，骑着自行车钻胡同逛书店，真是神仙一般的日子。
八月底，正在国防科技大学读大专班的姐姐要返回校了，说可以带我去长沙玩几天，爸爸妈妈对此也没提出反对意见。
自从来到北京我就再也没做过火车，最远的地方就是骑车去了趟檀柘寺。现在有机会到南方转转，领略一下南国的神山秀水，是我连想也不敢想的。
我和姐姐坐上了1次特快，我对为什么中国客运列车这么多却单单把到长沙的列车定为1次感到纳闷不已，难道长沙比上海广州还重要吗？
姐姐告诉我因为到长沙就到了毛主席的家乡了，那里距离韶山非常近。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当年的铁道部领导在拍毛主席的马屁呀。如果当年站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不是毛泽东而是其他什么人，这1次还不定开到什么地方去呢，也许是靠山屯也未可知。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武汉下车，出了站姐姐就买了下午去岳阳的车票，只有半天的时间供我们在武汉游览。
我知道武汉最有名的名胜古迹是黄鹤楼。因为唐诗三百首中崔灏的《登黄鹤楼》诗名列为七律的头一首，是千古传诵的名诗。姐姐说东湖的景色也不错，应该去看看。
正好从火车站到东湖是顺路，我和姐姐就坐上了去那里的公共汽车。不坐不知道一坐吓一跳。武汉的公共汽车司机的驾驶技术实在是太高超了，不管是在人流不息的大街上还是在偏僻的郊区公路上，我们乘坐的汽车都以同样的速度撒开欢地跑。每到拐弯处，不但没有减速，反而加大油门。我感觉自己因为离心力的作用就要翻倒了，惊得几乎喊出来。可是看看旁边若无其事的乘客，我有些脸红。对他们来说这样的速度似乎很正常，人们早已习惯了这样的飞车表演。
东湖水面可真大，在它前面你绝对不认为它是一个湖，它比我见到的最大的北京的昆明湖不知道要大多少倍，真有点烟波浩渺的感觉。但这里没什么好玩的东西，无论如何也比不上颐和园有那么多的亭台楼阁、精巧园林，让人流连忘返总也玩不够。
我就不明白当年毛主席为什么那么喜欢东湖呢？难道就因为这里有武昌鱼吗？我和姐姐下车吃饭就要了一条清蒸武昌鱼，也不知是做的问题，还是鱼有毛病，反正难以下咽。
上火车前我们又到了黄鹤楼。作为江南三大名楼之一，黄鹤楼在我的印象里应该比现在更为高大壮观。楼中有供游人登顶的电梯，站在顶楼俯瞰武汉三镇和长江的确另有一番感觉，难怪毛主席能写出《水调歌头·游泳》那样壮阔的境界和宏伟的理想。
然而让我扫兴的是那貌似砖木结构的楼身竟是用水泥砌筑的，很多地方油漆剥落露出了里的钢筋和水泥，一点也没有木头的感觉。我只在楼前照了一张纪念照，算是到此一游。
从武汉到岳阳的火车很多，但我和姐姐上车后仍然找不到座位，我们只好在两节车箱的中间结合部凑合，好歹所带的行李不多，没有负担，在地上铺块纸就席地而坐，总比老站着强。姐姐说她们过去坐火车经常这样熬着，有处坐着就算不错了。
五个多小时后我们到了岳阳，岳阳虽是一个历史名城但车站又破又小又脏又乱。我和姐姐就近找一家小旅社住下。
盛夏岳阳的夜晚闷热难当，不少市民抬出躺椅在街头睡觉。在北方习惯了干燥的气候，最不能忍耐的就是这里的潮湿，汗总是出不利落，粘粘糊糊让皮肤也透不过气来。可能是靠近洞庭湖的原因，街上总弥漫着一股子腥气，令人作呕，但我躺在旅馆的床上依然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因为这一天实在太累了。
来到岳阳的第二天我们赶早搭船上了君山。这个湖中小岛因为盛产泡水能三起三落的君山毛尖茶和斑痕点点的湘妃竹而闻名中外。
如今这个小岛除了些人造景观，满眼都是翠绿的湘妃竹和一个个茶庄，但我们一路走马观花成了匆匆过客。
从君山回来就到了岳阳楼，这里是以岳阳楼为中心的一组古建筑群，现在的岳阳楼不是宋朝范仲淹时代的那座岳阳楼了，但复建的历史远远早于现在的黄鹤楼。建筑只要是砖木结构就可以看的出来，虽然这里照例要刻上那著名的《岳阳楼记》可骨子还像是一处古迹，到也值得游览一番。至此我和姐姐只用了几个小时就游完了天下三大名楼中的两个，感到真有些名不符实，剩下的那座滕王阁，也听说是才建不久的，不去也罢，还省些银两。
我和姐姐是傍晚才到长沙，下车就去吃她吹之为美味佳肴的炒田鸡腿，但不吃辣椒的我，对待这东西怎么也亲切不起来，湖南的辣椒像刀子一样刺着我的嗓子，越喝凉水火越往上窜，哪还感觉什么是美味呀。
等吃了饭再赶到她们学校已经快熄灯睡觉了，因为还没到开学时间，她同宿舍的伙伴还未返校，所以我可以不用找招待所就睡在姐姐的床上。姐姐睡在另外一张床。这一晚我可体验到了长沙这个火炉的厉害了，虽然睡前就冲了个澡，但躺下还是一个劲儿地流汗，感到浑身上下汗一颗颗地往下落，不停地落，我怀疑自己的身体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水，真怕就这么一直流下去就流光了。
我这人其实挺抗热的，小时候在东风戈壁滩，室外温度能达到40度，但我依然能挥舞着自治的木杆长枪，一直玩到日落西山才收兵回家而不喝一口水，似乎耐渴是戈壁滩孩子共同的特点，就像沙漠之舟的骆驼不耐干耐渴早死悄悄了。但不知怎的就是在长沙的第一晚流了一整夜的汗。
第二天起床，我竟没有因失水过多而虚脱，还是去吃了早饭。其间我把昨晚的事情告诉姐姐，她不以不然说这样的天气在长沙是经常的，如果不是这样热，长沙也诳称中国四大火炉了。我有了那一晚的经历对此也就深信不疑。
以后，姐姐安排我住进了她们学校的小招待所里，这里很简陋，房子里除了带有蚊帐的凉席和拖鞋脸盆以外没有什么东西。我对这些倒也并不太在意，能睡觉就行。但有一点却觉得奇怪，这里的厕所只有三个蹲坑用木栏挡上并无男女之分，谁进去拴上门就行，我真替这里的女同志感到恐惧在这样简陋的环境里如何敢解手呢？
由于姐姐准备上课，在长沙的游览一直是我一个人，只是这期间姐姐带我去了长沙最有名的小吃城“火宫殿”，光听这名字，就不由得引起人的食欲，我对长沙人喜欢吃辣椒不以为然，但对他们疯狂地享受炸臭干子感到不可思异。那东西色泽灰黑，其臭如厕所之味，不吃一看就反呕。但“火宫殿”中有一道酱猪蹄的小吃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其骨软肉松香滑酥嫩，以后每每和别人说起它，似乎巴甫洛夫效应就起作用。
在长沙我独自去了岳麓山、桔子洲头，又乘火车赶到了毛主席故居韶山冲，这三个地方都和一个伟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并成为当年革命群众心中的至高无上的圣地。我这个朝圣的小将与别人不同的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把钱都花在吃的上面，甚至使本人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敢于蹭公共汽车而不买票，还给自己找台阶下，硬说成这是八十年代新青年的大串联，但终于没有勇气将这一革命行径告诉售票员。下车时作抱头鼠窜状，一点没有当年革命小将雄纠纠气昂昂的威风。
从韶山冲回来我就着了凉，高烧39度，把姐姐吓的够呛，幸好守着医务室，三针青霉素立马见成效。这病来快去的也利索，我在床上躺了两天就没事了，姐姐给我买好了回家的车票，这回可是卧铺，躺着就到北京了。
我从来没有这么早地出现在北京的街头。从长沙到北京的2次特快给了我一次考验意志品质的机会，由于下火车时早上第一班地铁还没有发车，我决定徒步走到黄寺，在北京城里完成一次小小的长征，我被自己的想法鼓舞着激动着。
路上行人很少，偶尔有几个晨练的家伙从我身边跑过，只有我背着在长沙买的十斤香蕉，和自己的双腿较劲。从台基场、王府井到景山，我还算步履轻盈，走到鼓楼开始有些举步维艰，当德胜门遥遥在望时，14路公共汽车也在招唤我，眼看要到家了总不能半途而废吧。吃个香蕉鼓鼓劲，哼个歌儿提提神。精神的作用真伟大，近5个小时的均速运动，脚丫子没起泡，小腿肚子没有转筋，还真能彪炳史册。
回到家中爸爸告诉我郑亮考上清华机械制造系，让我有空去他那里玩玩。本来想大吹一通这趟去长沙的光荣战绩，这个消息就像一盆凉水浇在身上，一下子没有了情绪。郑亮是我在东风从小一块长大的最要好的朋友和同学，我们两家是对门，常常是我在他家呆的时间超过在自己家的时间，在他家吃得饭比在我家的吃得多。他的个子比我高出一头，走在一起落差极大，但我们俩就是好的没边没缝。
郑亮极聪明，有主见，这次能从东风那破烂学校考上清华当是东风中学第一人了，以后是否还有后来者真是不好说。我们俩的反差是这么大，在北京上学的要回东风，在东风的却能来北京深造，真的是造化弄人呀！
我真没脸去看他，我们俩现在比以前隔得似乎更远了，我永远也赶不上他了，就像他一米九十的个头，我就是一天吃八顿饭也是望尘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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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去东风




上技校的日子终于要到了，神仙般的日子就要结束了。9月25日家里给我买了从北京至乌鲁木齐的69次特快的硬座车票。那年月只有一定级别的干部才能买卧铺和软卧车票，我是学生只能买硬座，但凭入学通知书可以半价。记不清我的行李是谁给托运的，反正心情特乱的我根本顾不上这些，似乎又有许多的事还还等着我去干。
记得到车站送我的是妈妈，忙碌的爸爸又不知是在开会还是在干什么。临行前我和妈妈没怎么说话，也没有发生像电影里那样母子抱头痛哭声嘶力竭惨不忍睹的状况。妈妈似乎也很平静，看不出她是在送自己的小儿子远行，也许这就是一个母亲同样又是军人的原因，况且我的两个姐姐她的两个女儿很小的时候就离家在外上学，现在我的妈妈对于骨肉分离已经变得很无奈了。
列车启动了，我从车窗看到月台上的妈妈在向我所坐的车箱不停地挥手，我知道她根本看不到我了，而只是被一种情绪所控制着，我也被一种悲壮的感觉左右着，好像这次出门不是去上学而是上战场一样。
......
与我同行的还有其他几个即将成为同学的干部子弟，二十基地驻京办事处的何卫东还有科后的王军力都混上了卧铺，而我和刚认识的郭波却要练一练铁腚功，想一想两天两夜都要这么板正地坐着心里就哆嗦。
郭波的爸爸和我妈妈是同事，因为生病前两年去世了，郭波考试的成绩很低，这次能上技校全是由于郭波父亲的原因。
火车一出北京站就径直向南开去，我们俩个人都是第一次独自出远门，虽然以前不认识但共同的命运使我们很快把对方当作自己最可靠的朋友看待。郭波和我一样也是部队大院里长大的孩子，但基本上算是北京人，从他一嘴腻腻歪歪的京腔就可以知道了。他家住在五路通大院，在德外的一所中学上学，那边除了七中没有一所好学校，也难怪郭波的学习还赶不上我这个石油附中的差等生。
郭波长得瘦而黑是个烟鬼，个子比我高些，作派极痞，一招一式油腔滑调，一点也不像是部队子弟，根胡同长大的没两样。他说话总带着“丫的”“那傻X”之类的词，但我听得并极为亲切，觉得他很直率肚子里没什么弯弯绕。
郭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独特而帅气的发型，额前高而耸发尾直而长，这种发式在当时是歌星影星们最流行的“爆炸式”发型，像《摇滚青年》中陶金的样子。这让我极为羡慕，因为我的头发从小就生得黄而稀，根本就造不出什么发型来，导致别人都不愿意在我的头上下一点功夫。上学期间妈妈成了我的专职理发员，但始终也没有剪出让我满意的发型，这使我对自己头的上半部产生了心理阴影，并多年一直困扰着我。
闲聊中郭波说到他特别喜爱踢足球，夸口说曾代表学校参加过好几届北京市的“中学生‘百队杯’”的比赛并取得过成绩，他还煞有其事地说了一些参赛的逸闻趣事，听起来像真的一样。我开始以一种怀疑的眼光看待郭波了，像他这样瘦得跟麻杆一般的大烟枪能踢足球？
我知道“百队杯”，这项比赛在北京的中学中很有影响，凡是能踢两脚球的家伙都以参加或参加过“百队杯”为荣。我们石油附中的校队在几次“百队杯”比赛中都铩羽而归，竞争相当激烈。我的好友韩健曾经是中场的而丁力是守门员，他们的身体条件可比郭波强多了，他竟然如此大言不惭。
在我心目中，踢足球就得壮如牛，大腿得比腰粗，要狠要野敢拚敢撞，我见过八一中学那帮踢球的，虽都是中学生，踢起球来像牲口一样，要是郭波这号一上场还不得撞散架了。但是后来在学校的足球赛中郭波的表现让我大跌眼镜，不得不佩服这杆烟枪功夫了得。
就在我们这样边聊边吃边睡中,火车已经开到陕西境内，由于要爬坡，列车装了两个蒸汽车头，但还是累得哼哧哼哧的，车速很慢，谁要是有胆，真能扒上车来，听说过去运往西北的物资就经常在这里被扒下火车，真成了新时代的铁道游击队了。
这里，火车一个劲地钻山洞，车箱内一明一暗。郭波从没坐过这么远的车，更没有过钻山洞的经历，非常新鲜，直盯着窗外看个没够，但时间一长也疲倦了，必竟我们已经快坐了二十个小时的火车了。
就在这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对座的两个东北人之一，说他的钱丢了，还说他记得自己的钱号，那口气好像是只要他一见钱马上就能认出来似的。我心里想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别是另有图谋吧。
没想到在他们俩一通乱翻之后，那人竟去把这事报告了乘警，这时我们才相信他丢钱是真的，并假惺惺关心的样子，劝他们再找找翻翻自己的行李，周围的旅客也都向我们这里投来了关切的目光，但也有幸灾乐祸的，因为在此之前这两个东北人又吃又喝还冒出许多豪言壮语让人听了不舒服。
没过多久，乘警就来找我俩，让我和郭波分别跟他走，我意识到这是提审，肯定了那个家伙在乘警跟前说我们是最大的嫌疑。我紧张极了，这时的脑子里立刻产生了许多可怕的联想。
郭波先被叫去了，因为他的样子更让人起疑，如果让别人说准认为他更不像是个好人。郭波可真倒霉，他那潇洒的头型没有给他带来什么运气，反而给自己带来了麻烦。
郭波走了，我更感到孤立无援，而且十分害怕，因为我中学的同学里就有好几个进过局子，有一个进了少管所关了三年，老师带我们去看他时，都没让我们见一面，据说是他被打得不****样，不敢让我们去探望。还有几个进了局子之后，性情大变，跟谁也不提他那段历史，可能是警察把他们教训的太狠，让他们产生了后遗症。
越想越不对劲，我们小小的学生被冤枉也是常事，在警察面前有理也说不清，要不世上怎么会有那么多冤案呢？真倒霉第一次出远门就遇到这样的事，真怕没到学校就出了事。
我正胡思乱想，郭波竟回来了，从他的表情上看，好像没有发生被打的情形，我心里立刻就踏实了些。我还没来得及问他，就看见随后跟来的乘警对我一招手，我只有乖乖地跟他来到一个乘警休息用的小包箱里，一进门他们就把门反锁上了，我心里咯登一下，心立刻提到嗓子眼。他们要干什么？要打我，刑讯逼供？还没等我反过劲来，一个乘警发了话，让我把身上的东西全掏出来，我顺从地照他的话做了，但随后感到受到了很大的羞辱，可又有什么办法，我面对着是两个像歹徒一样的警察。
他们看了看我放在桌子上的零七八碎的东西，就让我收了起来，然后又问了我一些问题，诸如姓氏名谁，从哪里来干什么去，认不认识郭波和他什么关系等等。我如实地交待了一切。他们竟没做任何笔录，只是静静地听，也许是我说的和郭波的口供没有太大的出入，又不象是串通好的，乘警就让我回到座位去了，临走时还叮嘱我回去不要乱说话。
回座位的路上，因为列车颠簸的厉害走不太稳，但我的脚步却比平时轻快了许多。我不停地咬牙切齿，对那两个东北人恨得要死，不是他们自己糊涂，怎么能给我们带来这些惊吓，一定要报复他们。
在剩下的路途，只要是那两个东北人在，我和郭波就肆无忌掸地大声说笑，专门气他们，让这两个从“夹皮沟”出来的家伙冤枉好人，我没作贼我怕谁？
第二天白天我们又轮换着去卧铺车箱睡觉，太累了一沾床铺就着。就在我们上车后的48个小时，终于到了清水车站。
没有去过东风基地的人不知道，在地图上一个毫不起眼的清水站竟是进出东风基地的门户，从这里搭乘基地的内部火车就可以一路畅通无阻地进入神秘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我对清水站还算熟悉，知道应该从下车的东站走到西站，在那里有一个基地的招待所，专供进出基地的人住宿。
清水站为什么搞得这么麻烦，又是东站又是西站呢？我不太清楚，可能是东站是由地方管理而西站由部队来管理吧。
我和郭波打听到领取行李的地方，和何卫东、王军力一起领出了自己的行李，找了一个车把我们的东西一下拉到了招待所。
这里和我当年离开时变化不大，破烂的招待所模样依旧，连接待客人登记的地方都像是军营大院，只是没有人站岗。院里除了最后一栋高干楼外（接待基地或外来的高级干部的小楼，具说每个房间有电视），有四五排是一层的平房普通客房。这种房间的标准配制是：四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电扇，一个脸盆，四双拖鞋，别无其它。
我和郭波把行李存了后，登记了一个普通间住下，因为兴奋和坐火车时间太长造成的后遗症（总感觉脚还踏在火车箱里，晃悠悠的有些不实在），使我俩根本不想休息，虽然头还比较昏，脚还比较软，可结结实实地踩在地上心里就特别美。有人说坐火车久的人老是不接地气，人的生理会发生很大变化，最明显的是不管吃多少东西也不会有要拉屎的感觉，这在我身上表现特别突出，我到今天已经两天没有蹲茅房了，可依然毫无屎意。
清水西站除了招待所外，还住着一部分负责车站管理的军人，周围没有什么老百姓，却有几家卖百货的小铺和饭店，主要经营兰州拉面，平时这里来往的人很少，做生意也不多，但节假日却有一个集市，大家可以买一些新鲜货，我们到的这天没赶上集市，除有几个卖白兰瓜的小贩外路上很冷清。
我与郭波还是兴致盎然地从站台的这头走到那头，哪怕只是与当地人聊聊天也觉得比闷在房里强。由于没到季节，本该是大卖西瓜和哈密瓜的现在基本没有。别看西北这地方这么穷苦，但盛产西瓜，新疆还产哈密瓜和葡萄，因为这里白天日照时间长，日夜温差大，再加上是沙土地，所以这里特别适宜西瓜生长，而且个个是脆沙瓤特别甜。我小时候在基地就吃基地自己种的“反修瓜”，听听连名子都特别，还有纪念意义，现在一提那“反修瓜”就要流口水。过去因为西瓜多又便宜，所以没人吃什么白兰瓜，不过那小而白的香瓜，味道还是很不错，感觉像哈密瓜，但不死甜。我们俩商量好等明天进基地买两个路上解渴用。
在招待所的门口，遇到了一个挺着肚子胖胖的家伙，面相挺大，穿着西服，我以为是要到基地工作或出差的什么人。可是上去一攀谈，才知道他和我们一样是去技校上学的。他叫白明太来自洛阳，父亲曾是部队的干部，现在已经转业，他问我们还见到其他来报到住宿的同学没有？我俩说不知道。
清水站的夜晚很冷，虽然还没有过“十一”，这里已经下霜了，我裹在被子里，头不敢乱动，因为枕巾挺脏。外面特别安静，但我睡得极不踏实，隐隐的远处传来火车汽笛声，飘进了我的梦中，朦朦胧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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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又见戈壁滩



清早，我爬起来上厕所，去拉几天来第一泡屎，说不出来的痛快舒服。回房时发现招待所的登记处很是热闹，一群十来个学生在那里叽叽嘎嘎说个不停，我一数正好五男五女，也不知他们从什么地方来的反正一句话也听不懂，看到他们身边摆放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我感到可能是自己的同学，因为不可能有打工的到基地去，只是猜不出这些操一口外国腔的家伙们是哪个基地的。
我注意到这群人中有一个高个子的家伙，穿着一件皱了巴叽的西装，面相极老像个民工，看他指手划脚的样儿断定一定是这群学生的头儿，或者就是护送他们的保镖也未可知。一会儿不知为什么事他们竟吵了起来，争来争去，令人讨厌。
清水站的早餐很简单，就是馒头加咸菜，还有随便喝的稀糊糊。我和郭波正吃间，在大门口遇到的那帮人也来到饭堂，看到眼前的东西又开始吵吵起来，尤其是一个面色黑黄个小噪音沙哑的家伙对面前的馒头极不满，唠唠叨叨，似乎是觉得吃这个花了冤枉钱。我心里骂，摆什么谱呀，这又不你们家，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牛B别来这里上学呀，瞅他们一个人五人六的，到了基地不出两个月管教他们个个都成饿死鬼。
吃完饭，在过道里我竟然遇到了阔别已久的张建东，这家伙比以前可壮多了，真是又高又猛，脸上疙疙瘩瘩，生了不少粉刺。张建东说他也在技校上学，这次到清水来玩玩，也算是来接我们这些新生。
张建东的父亲是高级技工，是我母亲所在营房处的工人，也是为支援基地建设来到东风的，一干就是几十年，现在人老了，想回老家可没有人要他们，国家对这些老工人回乡安置一直没什么政策，他们家也一直留在基地。真应了那句话了，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像张建东父亲这样的老工人在东风还有不少。
我们与张建东告别后就去打开水，因为还要坐很长时间的火车，不把水整够到时就要受罪。
路过告示牌时看到上面写着一个通知，让到技校上学的同学饭后到几号楼几号房集合，有事安排。
我和郭波赶快到了指定的房间，在那里已经有了几个人，其中包括白明太和两三个说“外语”的家伙，桌边还坐着一个胖胖的面带笑容的军人，正和那些人聊天。第一面见到他时我就感到一个男人怎么能把自己调养得如此膘肥体阔油光水滑。作为一个男人胖到没什么，他却有着女人一样细腻的皮肤，在东风这个太阳极毒的地方实在少见，白而圆的脸上找不到一丝皱纹，本来就挤成一条线的眼睛上还架着一幅黑框眼镜，这到给他平添了一分文雅之气。
看到屋子里的人越来越多，那个军人提高了噪门说道，我是来接你们进基地的，我叫田园，是你们的教导员（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就是我们队的领导之一），这次主要负责接站和安排你们进场区，你们先自己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吧。说罢拿出一个像名单的册子。
房子里的人先是一阵短暂的沉默，然后就有人自报家门，这下我才知道那一帮家伙是从江阴23基地来的，怪不得说话舌头不打弯，就像说鸟语一样。
随后田教导员给我们分配任务：先取行李，集中统一看好，由他去买票，上车后找两个同学到装行李的罐子车上当压车员，防止行李丢失。
我和郭波一商量，反正没事可做，不如去干这个差事，我们俩都没坐过闷罐子车，想体验在那里是什么滋味。我们主动申请受到了教导员的批准，于是我们这两个北京来的小子承担起领导赋予的第一项任务，我们真高兴呀！
上午九点多，开往基地的火车从清水西站出发了。我和郭波坐在装满行李和一大堆蔬菜的闷罐子车内，我告诉郭波这些蔬菜是运动往基地和各个小点号的，那里的驻守人员每天的蔬菜和用水靠这趟火车拉的补给，如果铁路出了问题，那些点号上的人都得挨饿受渴。
坐在闷罐子车里，聆听着车轮与铁轨尖锐的亲吻声，感觉着车身沉重的颤抖，呼吸着飞腾着沙灰的空气，这些都强烈地刺激着我、告诉着我，这里就是大戈壁了。
透过窄小的车窗，广阔的戈壁滩扑进我的视野，一片片的骆驼刺固起的沙包，让绿色顽强地扎根在这里，并给戈壁增添了一丝生命的痕迹。白雪皑皑的祁连山正慢慢地离我远去。这里位于河西走廊的中部，古时候是丝绸之路经过的地方，相传汉代大将霍驱病在战胜匈奴后，犒劳三军的御酒在泉中作曲酒流觞，其地取名酒泉，也就是现在酒泉市。三十年代红军长征时西陆军的将士们曾在河西走廊与土匪马步芳的人马发生激烈的战斗损失残重，被杀的不计其数几乎全军覆灭，只有一小部分红军脱险进入了新疆，其他的都抛尸在这河西走廊之上。传说现在祁连山里还有马步芳匪徒的后代在生活，只因山太大无法完全剿灭。
从清水再往西就到了酒泉和著名的天下雄关——嘉裕关，也就是长城的西头。酒泉这个小城市近年来也因为酒泉卫生发射中心而开始为中外所注目。没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人不知道，其实她离酒泉还有几百公里的路程，就像西昌卫生发射中心不在西昌而太原卫生发射中心不在太原一样，这只为了叫起来方便罢了。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铁路可是一条非常神秘的铁路，说它神秘主要是你翻看所有的中国地图，根本就找不到它的影子，它存在的位置只是连片的沙漠。但这里确实有一条铁路在戈壁中蜿蜒。因为它是中国唯一由军人管理的铁路，而不在铁道部的管理范围内，为了这条铁路运转正常，就有千余名军人在侍候它，整整一个团的兵力呀。
现在已经有些书和电视片在介绍它，但是还是没有完全解秘，可能永远都不会解秘。基地里的人都知道坐火车假如没有证件和有效证件，一但被查出，就会遭遇到被驱赶下车的命运，不管当时列车行驶到站与否，假如正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戈壁上，那后果可想而知了。
其实从清水到基地直线距离只有一百多公里，可这条神秘之路偏偏在戈壁和沙漠中左拐右绕曲折前进，来来回回却要走上七八个小时呢？其实目的就是一个，就是要让胆敢刺探我情报的敌特分子在茫茫无尽头的戈壁滩上累死渴死，不给他们一点希望。怎么样厉害吧，不费一枪一弹，敌人就变成了干尸了，共军是不是狡猾狡猾的。
这条铁路比我的岁数可要大得多了，我一岁时就被爸妈抱着走过它，以后又多次出入基地，它也成为我童年生活的一部分。我的同学中有许多是铁路职工的子女，他们每天上学都要比我们走更远的路，穿更差的衣服，用更次的学习用品，又要忍受像我们这些机关子弟白眼的歧视，现在想想他们在学校里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是不应该的。
列车开不了多久总要在一个个的小站上停一会儿，一些皮肤晒得又黑又粗的战士们从闷罐子车箱里往下卸蔬菜粮食淡水，这是他们每日的供给。这些小站通常很小没有什么信号标志，驻守的军人也不多，有的甚至小到只有一两间房子一两个战士。他们的任务很简单就是给铁轨清理沙子，保障铁路在任何情况和天气状况下都畅通无阻。到底有多少这样的清沙兵还真没办法统计，也许只有这铁路最清楚。
95年当我因工作再次回到这里，有机会一站一站地看望驻守在那里的官兵，我才知道他们的生活是多么艰苦。记得为了欢迎我们的到来，一个连的战士省下了他们的晚餐，其实也仅仅是漂着些葱花和青菜叶的几锅面条，留给我们而他们却一直饿了一晚上而没有怨言。
在风沙口这个小点号上，那儿只驻守着两个战士，他们住所建在一座高高的沙包上，四周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沙漠，而房子里甚至没有一台电视。当我们的一群演员为他俩表演节目时，我用手中的摄像机极力想拍摄到他们热泪盈眶的镜头，但我失望了，我看到年青的脸上却是一双茫然无措的眼睛，那里没有闪出过一丝光亮，对又唱又跳的演员只是呆呆地注视着，我无法猜到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也许他们只认为眼前发生的是一个梦吧。
后来我从很多铁路官兵的眼中看到了这样的茫然，难道可怕的风沙真就能磨去一个人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吗？我怎么也想不通。
远远地看到一排排杨树在向我靠近，我想可能是14号到了，因为到基地之前只有14号能有这么多的树木。郭波看到这次卸菜的是穿着空军服装的非常奇怪，怎么这里也有空军？
我向他解释说这里的空军主要是保护基地的空中安全，一旦发现有来犯的飞机，这里的歼击机就会迅速升空进拦击。但话也说回来了，如果真的发生战争，这里的歼击机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整个就是一盘小菜。
四年前我就是从这里乘坐伊尔18型客机飞往北京的。当时爸爸已赴京上任，妈妈在兴城疗养院疗养，为了照顾我表组搬到家里，她爱人就在14号当参谋。有一天我被告之准备动身去北京，因为新学期快要开学了，我必须赶快过去才能插上班，否则过了这村就没这个店了。
当时正有一架执行完任务的伊尔18型客机要空返北京，基地的许多人都通过关系想搭乘这班飞机，其中还包括几名准备进京上学的大学生。由于没有和飞机的乘务人员协商好，兴冲冲到达14号机场的大家被告之一个也不能上飞机，所有人都在烈日下的停
机坪前苦苦等待，但谁也没有因此而放弃希望。
时间很快到了晚上，飞机依然没有要起飞的意思，我就到了表姐夫家去住了，他告诉我基地方面正在和乘务组协商确定最后的登机人员。我反正一点都不急，早晚能到北京，管它是坐飞机还是乘火车呢？
第二天上午，我们又到停机坪前等待，终于有三十多人被许可上飞机了，这里当然包括我了。我还是第一次坐飞机，心理还真有些紧张，一上飞机就赶紧系上了保险带，老老实实地坐在椅子上不敢乱动。
我所乘坐的伊尔18型客机，是苏联生产的小型客机，只能载乘三十多人，虽然从外面看它感到巨大无比，可走进机舱似乎是钻进了一个狭小的山洞，让人有一种压抑之感。
我对坐飞机一直抱着特别的幻想，比如安静舒适还有一大堆吃的东西，这都是从电影里看到的场面，美丽的空中小姐殷勤地为你服务。可是在这架飞机里我却真正受了一回洋罪。
飞机起飞前发动机就拼命地响起，我整个人就像置身于一个木材加工厂里，总有数十台电锯在同时切木头，而且是无穷长的木头，怎么也锯不完一样。我的耳膜被震得凹了进去，好像脑袋也因此蒙上一层什么罩子一样感觉那么不真切，但噪音并没有因此而有一点减轻，我按照乘务员的示范动作闭上嘴用手捏住鼻子使劲往外鼓气，也没有把被压进去的耳膜鼓出来。
刚开始这种刺耳的噪音还能让人忍受，可是时间一长整个人的情绪都变得极烦躁坐不安稳，这还没起飞呢，要是二个小时都这样我想离疯狂会不远了，也不知这些飞行员整天都这么飞怎么受的了，我也没见他们戴着什么耳塞之类的东西。
乘务员先生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小牛皮纸袋子，我也不明白是干什么用的，收着吧没准干什么呢。
飞机开始起飞了，我听到发动机的声音越来越大，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在跑道前行的速度也不断加快，我从窗户往外看到跑道上满是一道道的黑印密密麻麻，我在想怎么这么脏呀也没人擦擦干净。后来我当兵在石家庄附近的元氏县的一个军用机场学习时，才知道这些黑道子是每次飞机降落时轮胎与地面接触时留下的，根本没法擦。
我的身子在向后仰，飞机升起来了，地面上的房子迅速变小很快成了火柴盒火柴头，然后就满眼的戈壁滩和沙漠，我在不停地念道着：再见吧东风，再见吧戈壁滩我可能永远不会回来了！
没飞多长时间，我就知道了那个牛皮纸袋的用途，因为我旁边的那个女军人给我做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她用它罩在自己的嘴上往里吐东西，这时飞机已经基本爬到了最高，但是还是被上下的气流吹的起伏不停，这使得我旁边的那位女士不停的吐，一直到飞机降落。
飞机外面是阳光灿烂，但机舱里的气温却在慢慢地下降，幸亏我听从大人们的教导多穿了一些，否则又冻又噪又昏等不到北京我就差不多了，这样的免费飞机以后还是少坐为妙。
我是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下完成这次不同寻常的旅行的，到北京时我几乎站不起来了，走出机舱时感觉还是在飞行状态，好在我终于没有像旁边那女人一样狼狈不堪，确实有些男子汉的风格。来接飞机的是朱叔叔，他现在又是我爸爸的下属了，没想到他们家到北京后多年，我又能和朱敬东一块玩了。
正当我在悠悠的往事中徜徉而不能自已时，火车到了它的终点——东风火车站，我又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十号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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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意外的晚餐




我们到达东风已是夕阳夕下的时候了，我们下了火车后，正招呼大家卸行李，站台上跑下几个熟悉的身影，都不用考虑，那不是发子和赵屁吗？他们都是我上初中时的同学，发子和赵屁是江中发和赵志民的外号，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外号，我也记不清楚了。
江中发是铁管外职工的孩子，初二上半年来到我们班，跟我坐了半年的同桌。那时我对铁道北的孩子不是很感冒，但和发子的关系却很不一般，他是那种特爱发表自己意见的人，我觉得他除了喜欢唠叨之外是个热心人。
赵志民是我上初中时留级到我们班的，那时很少有留级的同学，刚来班里的赵屁很引人注目，不过他属于自来熟，很快与班里的同学融洽相处，大家也没有再把他当留级生去看待。他们似乎也认出了我，上来和我使劲地握手，可谓熟人见面分外眼红，互道重逢的惊喜之情。他们说在学校看到名单里有李翔这个名字，还以为是另一个同姓名的家伙，没想到真是原来的李翔回来了。他们还问我在北京见没见到郑亮。我挺腻歪别人提这个事情的，只好硬着头皮说见过一面。
我在路上也一直猜想到技校能见到多少老同学，就急不可待地问他们还有谁我认识的上了技校？他们说有李勇、左毛、钱广、小二、嘎倍儿等，我真高兴还能在技校与这么多同班同学重逢，真是难兄难弟大会师呀。
正当我和老同学们往车站大厅里搬行李，一高一矮两个军人走到我跟前，那个高个子我认识，他好像是原来我爸爸军务处的赵叔叔。另一个个子与赵叔叔差了一大截，而且挺瘦。他冲着我说：“你是李翔吧。”我点头称是。他又说：“我是你的队长。”我赶紧说队长好。并以一种腼腆的眼神看着他。他指着旁边的赵叔叔说：“这是军务处赵处长（我心里一动，他现在都是处长了，升得够快的呀）来接你的，你和赵处长走吧。”我心里这个喜呀，没想到我的面子这么大，竟然劳动了基地的军务处长来接站。我没敢向这个瘦队长显出张狂的表情，拿眼在赵叔叔和队长之间来回移动，表现出犹豫不定的样子。赵叔叔对我亲切地说：“你爸爸昨天打电话来，说你可能今天到，我问了一下教导队，他们说你坐这班火车，我就来了，走吧到我家去吃饭。”
原来爸爸一直掂记着我，早就跟基地打招呼了，赵叔叔是他的部下，专程来接我正好拍爸爸的马屁。
我不敢立刻就跟着赵叔叔走，就对队长说：“队长我还是不去了，我一大堆行李可怎么办呢？”队长毫无表情对我说：“你去吧，这边事就不用管了，熄灯前回来就行了。”哈哈真慷慨呀，还是关系的作用大呀。
临走前我找到了郭波对他说明一切，让他帮忙看好我的行李，郭波表示同意，但我从他的眼神中读出惊异和羡慕。
我和同学们道别后坐上了赵叔叔的吉普车，向着十号区内行驶。
我所说的十号区是东风基地的司令机关所在地，为什么是十号而不是一号或二号呢？原来基地点号名称排列顺序是从发射阵地开始的，排到这里正好是十号，所以我们生活在这里就一直把它叫就十号了，而没有别的名称。
十号区主要有办公区、生活区和服务区，以东风大礼堂为中心向周辐射。东南面主要是司令部、政治部的办公楼和家属宿舍，东北角是基地首长住的一所，从基地成立到现在历任司令员都在那里办公。西北和西南主要是后勤部、铁路管理处等服务保障部队和家属的势力范围，包括513医院，东风中学还有菜市场等。最西头是空军三部的机关和家属区，在十号区陆军和空军以一条马路为分界线，可谓是跨路而治泾渭分明互不干扰，甚至在我们这些孩子中虽然在一起读书也因为这种关系而有所隔阂，较少来往。
火车站则位于十号区中心轴线的正北，坐车十分钟就可以到达，非常方便。但小时候由于人小腿短走路很慢，所以感觉火车站离自己家很远很远，去一趟需要费很大的劲。
一路上赵叔叔和我聊着天问了我一些问题，我却心不在焉地答复着，两只眼睛紧盯着窗外的景物，与记忆中的十号区对比着印证着。
这里和四年前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只是路全部重修了阔宽了，洋灰路成了柏油路。路两旁的大杨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矮小整齐的榆树和梧桐树，花圃比当年多了许多甚至连接成片。汽车开到了东风大礼堂前的丁字路口，这里居然装上了红绿灯，但马路上基本看不到有什么汽车来往。
东风广场又映入了我的眼睑，过去我们都把这里比作是东风的天安门广场，东风大礼堂是这里的标志性建筑，有如人民大会堂。它坐落在七、八米高的基座上显的高大而壮观，礼堂的主体材料好像是花岗岩石，朴实而高贵。礼堂内部空间很大，大概有一千五六百个座位，当时它是西北最大的礼堂，居说还是按照人民大会堂万人礼堂的设计建造的，一些材料还是建人民大会堂剩下的，这可能有些夸张，没有那么玄乎，但凡是见过它的人都要不由自主发出赞叹。
然而十年前的一把大火却将它烧成了一个空壳，那些漂亮豪华的内部装饰连同一切都化为乌有，在我离开东风之前不久的两年间才修葺一新，但东风大礼堂却从此失去了它往日的辉煌。
这场灾难和不幸，其实只缘于几个小孩一时的疏乎大意，却造成了这永远不能弥补的损失。记得那时姜XX是我们东风学校的孩子头，平时不好好学习，尽干些偷鸡摸狗打架滋事的勾当，和他臭味相投还有几个家伙。有一天他们几个人无事可做，竟趁礼堂值班人员不备钻到了礼堂天篷上面去玩，还在那里抽烟，临走时把掐灭的烟头扔到了用于礼堂保温的锯末上，他们还在上面撒了一泡尿以防着火，但这一切都没有防止灾难的发生。当天夜里烟头燃着了锯末引起了大火，当人们发现礼堂着火后，火势已不可阻挡，人们只有眼睁睁看着礼堂被烧得面目全非而无能为力。
那天我也到了现场，看到消防车排了一排，高压水龙喷出的水好像一股股尿，根本控制不住火势，许多人还想往里冲，简直是自寻死路，幸好现场秩序维持得不错，才没有烧死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礼堂燃烧的可怕情景到现在我仍然记忆犹新，礼堂就像一座烧红的大铁笼，并发出了怪异的轰隆隆的声音，让人听了汗毛倒竖。后来听人解释说，这是因为剧烈燃烧时需要大量的氧气，于是周围的空气被抽了进去，就形成了像刮大风一样的声音。
灾难发生后，姜XX他们其中的一个小孩聊天时说漏了嘴，被同学报告了老师，经过基地保卫处的审查和核实，此案终于告破，并将这几个孩子关押起来，而姜XX作为首犯被押到兰州市少管所进行三年的劳动改造，其他的人也都受到了相应的处理。他们为自己的一个过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汽车很快就到了赵叔叔的家，哈哈他现在就住在当年我家的后楼，这里一切如故。原
来每栋楼前都有生火做饭用的柴堆，每家一个鸡窝建成整齐的一排，后面是冬储蔬菜用的菜窖，但现在应该被煤气灶和电冰箱取代了，只是鸡窝没有改，修得更漂亮整洁了。
我在赵叔叔家吃了到东风的第一顿饭，赵叔叔是湖北人喜欢吃辣椒，为了让我吃好，菜没有放特些多的辣椒，但我还是吃出了一身汗。随后我给家里要了一个长途电话，那时要长途电话不像现在这么方便有卫星直拨，当时只有一定级别的领导才能享受这样的权利，我也顺便沾个光。
赵叔叔家里看的是20寸的彩电，能收到中央的2套节目、甘肃台和基地自己的频道，这比我在的时候强多了。记得东风是80年才开始建电视台的，第二年就看上了电视。基地的军人都较内地普通人工资高，而且这里还能得到特供的电器，所以在当时内地家庭还在为能看上一台九寸黑白电视而高兴时，东风的家庭基本上装备了十四寸以上的彩色电视，这让东风人在文化生活硬件方面领先了一大截。
东风电视台刚开始播的电视节目挺简单就是一些老电影，却看不上中央台，因为那时电视信号还没有通过卫星转播，《新闻联播》是靠每天从兰州录下带子后用火车拉回来放，一般我们看得新闻都几天前的老闻了，但大家还是看得津津有味，总比过去看电影的《新闻简报》时效性强多了。
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电视台在试播时放的第一部电影就是香港恐怖片《画皮》，这电影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些让我起鸡皮疙瘩的感觉至今依然难以忘怀。
东风礼堂烧毁之后，很长时间基地的冬天都没地方放电影，有时只有在没有完全烧掉的礼堂前厅放映电影，但只有那些有关系的人才能弄到票，所以每次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有机会去欣赏电影。这种情况没有维持多久，因为这样做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必须有更好的办法来让大家都在冬天看上电影而不挨冻。基地就准备把礼堂后面的东风球场改造成了封闭的礼堂来使用。
东风球场原来是一座露天的篮球场，像一般的篮球馆，四周围着高高的看台，但头顶无遮无拦，一下雨就完了。现在好了给它加个顶篷，就成了真正的篮球馆，只是改打篮球为放电影了。
东风球场改造期间，使我们这些孩子有一个新的玩耍的好地方，我们一些孩子经常跑到那里去练爬墙，因为球场的外墙高而斜，并非直上直下。我们就比看谁能连冲带爬上到球场上面。有一段时间孩子们在此玩得乐此不疲。
经过不长的时间，球场终于改造完成，由于场地是一个环形结果，所以座位的好坏不在排数和位子的号码，而要看是否分到好的看区，因为坐在放映机一侧的区域可以始终正着脸看电影，而旁边的区域从头至尾都得侧着脸看直到电影结束，这真是受罪。所以有关系的都坐在东一区和东二区，而一般的人就只能享受南北两个区的优待了。最不济的要数那些战士，只能坐在场地中间空地的小马扎上，其实这也没什么，小马扎用布扎成，坐上去挺软比看台上硬帮帮的木板好些。每次我们去看电影还得自带软垫儿，这也成那时东风人看电影时一道独特的风景了。
在这里看的影片很多但只有看《画皮》时的情景到今难忘。
看影片前我就听说这部电影很恐怖，特别是女鬼画皮和掏心一段能吓死人，我打定主意只要到了那恐怖的地方闭上眼睛就行了。可是电影开始后不久我就被那阴森画面给整得直哆嗦，尤其再配上那古怪的音乐更让我头发根发诈鸡皮疙瘩乱起。剧情发展到了女鬼画皮时，我是想看又怕，但还是闭上了眼睛，在一阵紧似一阵的音乐声里，周围的观众似有所动，怎么回事？好奇心趋使我睁开了眼睛，银幕上出现了一张又丑又老又烂血乎刺喇一张脸，我心头一紧，但还是强忍着看下去??????
电影结束后，外面刚下完雨，到处是水黑咕隆咚，我和爸妈深一脚浅一脚回到家里，一拉灯绳竟然停电了，这下我更害怕了，感觉哪哪都好像要冒出那张可怕的脸来。这一夜可把折腾得够呛，即不敢睁眼又不敢往窗子上看，树影婆娑像鬼影在乱摆。只有把头蒙在被子里才感到心安些，可有节奏的心跳还是像女鬼在一步步向我的床边走来，又像在轻轻扣我们的房门，太可怕了，我差点被自己吓得艮（儿）屁着凉。这以后我还是几天没睡好觉。真印证了那句话：人吓人吓死人。
由于担心回去晚了受批评，必竟刚刚入校，不能太过分给队留下狂妄的坏印象以后就不好混了，必竟是现官不如现管嘛，我还老想着我的行李是如何安排的，早早的我就向赵叔叔请辞，他也说了些客气话，希望我没事经常到他家玩，就让司机把我送回技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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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室之友




晚上八点多我就从赵叔叔家出来，被送到了离他家不远的东风中等专业技术学习校，简称东风技校或东风中专，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自己的学校有了一定的了解。
东风技校位于十号区的东北角，处在基地首长住的一所的后面，与通信总站只有一墙之隔，基本上是十号区的边缘地带了，也就是郊区。东风技校1979年成立之初是在东风水库边上盖了几栋房子，1981年与基地教导大队合并后才搬到了现在这个地方，对内称20基地教导大队，对外称东风中专，并随着招生人数和训练内容的增加而逐步发展建设起来，现在的技校比姐姐上学时可大多了。
我们住宿的生活区不太大，从南到北一顺共四栋二层学员宿舍楼，西面还有两栋学员宿舍楼、食堂以及最南端的大队部，东面是一个包括篮球场、排球场、军械场和四百米跑道在内的综合体育场。宿舍楼与体育场之间被一条马路所隔开，我们每天都是沿着这条马路前往最南边新盖不久的教学楼上课。
我们队住在从北数的第二栋楼里，楼房很老了，样式还是苏式的带尖顶的，这样可以达冬暖夏凉的效果，特别是戈壁滩上夏天强烈的阳光也晒不透这样的楼顶，住在二楼的人是不会感到特别的炎热。
宿舍楼的两头各有一个门，楼道里原来也是贯通的，可我们住进来时，不知为什么中间已经被堵上了，住在两个门里的人不能窜来窜去，必须从这个门出去再从那扇门进去，就给大家制造了有形的隔阂，所以我上技校第一年就很少到那个门里的两个班转转，主要是懒得跑来跑去。
楼的外墙是用深红色的涂料粉刷过的，但怎么也掩盖不住早年书写的一段段毛主席语录，看来那时的油漆的质量还是很好的，否则过了这长时间还能依稀可见，也说明那时的人们对毛主席是多么的崇拜。
技校不像一般的大学那样按不同专业和入学的不同时间分系分级，这里却是叫队和叫班，完全是军营里那一套。比如一队一班，好像到这里来不是上学的而是当兵受训的，后来我们才知道在这里基本就是过着准军事化的生活，哪有一点像学生，倒像一群新兵蛋子受着管制。
我上学的是九队，比我们高一届的是八队，至于为什么排成这样，我们也搞不清楚，后来查资料，才知道当时教导大队的建制情况。大队下辖九个营级队，一队、二队是干部轮训班，三队是预提班长班，四队技术兵班，五队是通信专业班，六队是卫生员班，七、八队是子弟中专班，九队是共同科目班。第一年我们队叫九队，第二年才改成了七队，不过当时可不清楚这些，就这么叫吧，反正九这个数字挺吉利的。
那年我们队共招两个专业一个是电子技术专业一个是护士专业，我们这些非本基地的学生和本基地的男生都学电子技术专业，而基地的女生都进行护士专业的学习，虽然专业不同但我们都住在一栋楼里。为什么出现为种情况？我想可能是因为基地学生比例最大，都学一个专业以后分配工作比较困难，而这里的513医院也需要补充一部分护士，所以成了现在一个队两个专业的局面。
管理我们的不是班主任也不是辅导员，而是现役军人，而且是营级干部。怎么样，我们队规格挺高吧，恐怕全国没有一所中专学校的一个系领导有这样的身份。我们的直接领导不是一个而是仨，第一副队长叫李进忠，就是在火车站同意我去赵叔叔家的瘦子，他是河南人，虽然年龄不大但已经有些谢顶了，平常总爱戴着军帽，也许是对自己不争气的头发有些心理阴影。第二副队长叫李社社，说来也巧他哥俩都姓李与我是本家，他操一口浓重的陕西普通话，比李进忠福态，他原是后勤部卫生处的助理，是专门管理护士班的。代理教导员就是我们在清水遇到的田园，他是个大学生至今还是单身。
我从吉普车上下来，走进了楼道就开始打听我住在哪里，他们告诉我我被分在了一班，一直往西走到头就是了。我对把我分到一班很满意，因为我从小到现在从未进过这样的尖刀班，不是五班就是六班最好也不过三班，这次能进一班，真让我兴奋。
我住的房间在楼道的尽头左手也就是冲南面，里边摆放着两对高架床和一张单床共五张床，窗前还摆着两个床头柜，我一眼就看左边高架床的下铺放着我的行李，我知道那可能就是我的铺位了。
房子里已经有两个人在收拾他们的行李整理着的被褥，我一看竟是在清水站遇到并一块进东风的江阴那帮人中的两个，其中那高个儿的叫什么强的竟然和我分到一个班，真是无巧不成书有缘千里来相会呀。
王国强见到我挺热情地打招呼，“真没想到我们会在一个屋檐下相聚。”我说：“可不吗。”我冲着我的上铺的那个家伙询问：“请问你贵姓呀？”那小子抬起来说吴承东。我心里寻思又是一个文革产物，继承毛泽东思想呀。心里在想嘴上却不好说明。我对他说：“呵，和吴承恩差一个字呀。”他没说什么只是冲我笑笑。
我又问他们，你们都是23基地的子弟吗？王国强和吴承东都点头表示同意。我说那你们上过远望船了？吴承东说小时候经常偷偷跑上玩，只是没出过海。
王国强好像对我特别感兴趣，问了一些北京的情况，还说要我教他说普通话。我还真对这二位的普通话不敢恭维，尤其是他们说话时舌头总是不打弯，让我觉得可笑。聊了一会天，大家慢慢熟悉起来，原来对他们的厌恶之情也随之化为乌有。
对于睡下铺我并没有意见，但我还想感受一下上铺的滋味，我从没有过住校的经历，更没有睡上铺的历史，所以我还假惺惺地对吴承东说如果感到睡上铺不习惯可以和我对调，他说他也从未睡过上铺，想好好体验一下。我看他挺坚决的于是放弃了与他调换的打算。
我简单整完被褥，看到旁边的高架床依然是空的，过去一看上床床沿上居然贴着李勇的名字，再看看下铺写着任东明。没想到时隔四年我们又在技校的同一间宿舍会师了，有李勇在这里二年的生活可就不寂寞了。
李勇是我小学和初中的同学，因为总在一起玩成了死党，他家住在后勤的05区，家紧
挨着513医院，我记得那时他家养了许多的兔子，我们经常到外边去给兔子割草回来喂这些毛呼呼的小动物。因为怕兔子挖洞跑了，还用砖头给它们垒窝。李勇对513医院的情况很熟，曾带我到那里养着许多小狗小猪小耗子的地方玩，我第一次在那里看见了凶恶的狼狗，永远长不大的荷兰猪，还有其它一些动物。
有一次李勇说可以带我去医院的太平间，问我怕不怕，我想起了电影《画皮》情景，挺害怕的，但嘴上一点也不软，等真到了太平间时，我还是吓得撒腿就跑，他也被我带的跟着我跑，其实也没什么的，就是心里哆嗦手脚不听使换。
李勇很早就学着抽烟了，可能是因为他爸爸抽烟的缘故，挺小他对烟也有了兴趣。记得上初中的一天，我们几个顺着学校的烟囱爬到了学校饭堂的顶上，在那可以俯瞰整个学校和大操场。李勇拿出烟让我们抽，说是偷他爸的，我们都不会抽，他也不会，竟装模作样拿着派，还练嘴和鼻子同时冒烟，觉得很好玩。现在李勇是否抽烟还真说不准。
我把一些常用的东西放到桌头柜里，一边干一边急切地等待着李勇的到来。突然我想起了郭波，来了这么久，竟忘了去看看郭波，不知道他分到哪个班在什么地方住。
我问吴承东知不知道郭波在什么地方，他说好像在五班，在另外一个门里。
按照指点，我果然找到了五班，一进门就看到郭波斜倚在床上，嘴里一边叼着烟卷吞云吐雾，一边给周围的同学神侃，主要是北京的革命大好形势，内容围绕着中国队和香港队在世界杯外围赛发生的球迷骚乱，让他添油加醋一阵胡编竟把其它的几个人听得入迷，其中就有我曾经的同班同学雷子保文同志和王小二德华同志，还有江阴的那个哑噪子说话的小个儿，后来我才知道他叫姚伟，是一个特别喜欢揍热闹，什么事情都爱掺合的主儿。
我与熟人道了见面礼，对郭波说：“你怎么分到了五班，我们隔着一堵墙以后说话可就不方便了”。
他拉着我坐在他的床上继续神侃那些革命道理，这些东西基本上是我在火车上已经听过的，已没有那么新鲜，但还是为他补充了一些，算给他助威。
突然郭波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说，“李翔，下午我到了之后有个女的找你，你知道吗？”我一愣说不知道呀。心里想怎么才到这里就有女的找我，真神了，不会是原来认识的人吧，这里的熟人太多了。我问他那个女的长什么样？
他似乎很生气：“丫的那女的挺冲，不知什么事，我还想多问问她连声再见也不说就走了，瞧那操性戴个眼镜。”
我想想没有认识什么戴眼镜的女孩子呀。就说：“管她呢，要是真有事肯定还会找我的。”我又坐了一会儿就回宿舍了。
在宿舍里终于见到了李勇，他一见我就冲来拉住我的手说：“早两天我们来队里打扫卫生时，就看到花名册上有你的姓名，我还怀疑是别人，怎么这么巧会是同名同姓，没想到真是你呀，太好了我们又在一起了。刚才回来时看到你的床已经铺好知道你不会走多远。”
四年之后再见李勇我差点认不出他来了，现在他长得又黑又高又壮，但模样没怎么变化。我拍着他厚厚的肩膀说：“我也没有想到我们竟能分到一个班，你现在长得可真够块儿的，一点都没有四年前那个样子了。”他嘿嘿地笑着说：“哪像你呀在北京呆了几年人也白了还满嘴的京腔。”我不好意思说：“是吗？我怎么没有觉得呀？你今天怎么来的这么晚呀？”
李勇一边整他的铺一边说：“反正学校没什么事，熄灯前回队里就行了。唉李翔，你在北京见到郑亮了吗，他考上清华怎么样？东风中学的老师都挺为他高兴的，还有张明戈考上了怀柔干校。”我一听又提郑亮就没有吱声，对张明戈我不熟悉不好说什么。
李勇继续说：“你记得刘兵吗？”我说：“怎么不记得咱们都是多好的同学呀。”他说：“他现在还那么高一点，本来学得挺好的，就是高考没考好现在又去复读了。”我说：“唉真可惜。”也不知是在说刘兵还在说自己。
李勇又问我“当初你不是学习挺好的吗？怎么也来上技校了？”
我被问得很窘，不知从什么地方说起，于是叹气道：“唉！一言难尽，我在北京根本
就跟不上，后来干脆就破罐破摔了，上不了大学还不会上技校吗？要不我们怎么能有机会再见面呢？”
我很想知道来技校的还有其他什么同学，就追问李勇。
“有吴立平、左文恒、董湘军、钱广、江中发……”李勇一个一个报着姓名。
我急切地问：“我都知道了还有其他人吗？”
“还有一些你可能不太熟悉，都不是咱们班的，对了还有、夏捷、吴洁和XX，你还记
得XX吗？”李勇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对我直笑。
我兴奋地说：“她怎么也来了？那时她不是学习挺不错的吗？”
“可不是，咱们上学时还堵着她抄过她的作业呢，上初中还行，上高中就赶不上了。”
李勇的话让我想起了过去的许多事情。对XX我再熟悉不过了，李勇说我们曾抄过她的作业，我想大概是他的记忆有误，其实抄作品的应该是郑亮、彭X和我。李勇的话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
那时我和XX是同班同学，而且坐同桌，她长得挺端正，在我们那个年龄她应该算是发育比较早的女孩子，再加上有一双大眼睛，挺吸引男生的目光的。她到我们班时就带来了一个外号叫“大脚”，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叫她，因为我们是同桌所以常常注意看过她的脚，并不比别人大，也许是男同学故意用这个外号来讽刺她早熟吧，其实有一股酸味包含其中。
因为坐同桌的缘故，我们聊得就多了些，关系处的也不错，她那时学习很好，还是英语课代表，在学习方面经常帮助我。我是否曾暗恋过她真说不清楚，反正每天都挺想见到她，对美好事物给予过多的关注是人的天性。
记得那年月谁对学习感兴趣呢？特别是对英语一直挺腻歪的，也说不出为什么，可能是老师的水平太低，根本不能调动我们的学习积极性，一天到晚就是要我们抄句子背课文烦死了。我虽然英语学得不好，可是却能写出挺漂亮的花式英文单词，因为我的钢笔字写得漂亮，对写英文书法也别有心得，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我的作业本还参加过年级的展览。对此我虽没有听到过XX的赞扬但有时从她的眼神里也能看出一丝佩服的神情。
抄写虽有一定的功夫可讲到做准确我就不灵了，郑亮和彭X对抄她的作业也有极大的兴趣。特别是彭X对此事极兴奋，我想他想借黄X的作业本主要是为了接近她和她套近乎罢了。彭X曾经单独向她提过这样的要求，可被她拒绝了，那时彭X舔着脸干笑的情形我至今难忘。
为了达成目的，彭X和郑亮找我一起商量对策，最后得出的结果就是每天放学盯她的梢直到她交出作业本为止。我对这个行动策略不太赞成，因为如果她因这件事生气了，吃亏最大的就是我这个同桌，那样我们就不可能和平共处了。但郑亮和彭X还是一意孤行，我只能保留我的意见。
这天下午放学，我们一出校门就开始盯上XX，没走多远，彭X这家伙流氓气直窜开始叫：“喂！XX，把作业给我们看看吧，我们明天一定给你。”
XX头都没回一直往前走，我想她肯定听到了我们的喊声，知道我们在跟踪她。我们一直跟着她走过了后勤部的几栋楼房，快到彭X家了，转过楼角，她突然停下来从书包里掏作业本放在加固楼房的水泥护套上，朝我们仨人的方向瞟了一眼随后飞快地跑走了。
这下我们兴奋地差点蹦起来，冲过去拿起作业本，这场惊险的追女行动终告成功。第二天我把作业还给XX时还真怕她和我翻脸，但她好像并没有受什么影响，似乎没有发生什么事一样。这下我提着的心算是落了地。这以后我们又抄过几次她的作业，但再也没有盯过她的梢，都是我上课时直接管她要的，当然李勇也是受惠者了。那次经历对我来说真是难以忘怀，在那个男女生互不来往的岁月里，这段往事像镀上了金在我的记忆里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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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班的兄弟



我正和李勇聊天，吴立平和左毛来看我，他们俩都被分到了二班，就在我们屋的斜对过儿。吴立平从小就是我在运动场上的竞争对手，我们不在一个班，但是从跑短跑认识后让我更熟悉对方。
那时吴立平不论是60米还是100米都没人能出其右，长期称霸东风学校田坛，除了一次在60米的跑道上我侥幸胜出外，无一例外是他站在领奖台上。我把我的失败归结为他的大腿比我的粗一块，穿上短裤极有运动员的模样。而我却一直瘦得像麻杆，爆发力差一大截，在冲刺时后劲不足是我的最大的弱点。虽然他总是冠军，但在其他方面表现平平，学习也一般，何况他是职工的孩子，所以在学校没有什么地位，在同学中被高看一眼并不以大腿肌肉的发达程度为标准的，再粗也没戏。现在的吴立平比过去又壮了一些，不仅大腿粗连脖子都粗得很，显得脑袋挺小的。我问他还跑短跑不？他说不跑了改踢足球了。
看到左毛我有一种全新的感觉，这小子的个子窜得真快，模样还是那样大眼睛高鼻子长得更帅气了，挺有股了英气勃发的劲头。
不提左毛则罢，一说他我就想起上四五年级时那场发自学生中的小小的整人运动。也许是我们这些从后文革时代走来的孩子也难免受到长期政治运动的毒害，对整同学也很有一套。那时的左文恒好像是我们班的班长什么的，反正我们是文革后从红小兵改过来的第一批少先队员，他的胳膊上挂得是两条杠，而我是一条杠管一个小组的小队长。他不仅经常得到我们班主任吴老师的另眼看待，而且与我们班的大美女XX坐在一起，而且经常眉来眼去的十分招人恨，XX虽然漂亮但唯一的缺点是长了一嘴黑牙，因为从小吃四环素造成的，但这一点也不妨碍她成为全班男同学目光的焦点。
我们的吴老师虽然是干部的家属，但在教学上很有一些想法，经常组织班里的同学搞活动，比如主题队会什么的，发动大家自编自演节目，搞得我们班很热闹，许多别班的同学都十分羡慕我们有这样一个好老师。这就使左文恒在班里更加得风得雨了，并和黑牙美女XX打得火热，这下可惹得全班的男生妒眼生烟。大家一合计得整整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于是不知从那天起，我们所有的男生开始孤立左毛了，不和他说话不带他一起玩，放学后不和他一起结伴回家，谁要同情他就将受到与他同样的待遇。这样的情形不是一天两天竟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最初时我们每次玩游戏比如攻城、斗鸡、打烟盒、玩弹球时，当左文恒想参加进来，我们却一哄而散，看着他灰溜溜地走开时，大家都很高兴，有了一种报复人的快感。当然后来许多同学还慢慢开始和他说话了，但似乎总有一层隔膜在我们一间挥之不去。我不知道那段时间左文恒是怎么样度过那孤单的日子，心里都想了些什么，反正像这样被人莫明其妙地算计恐怕他自己连做梦都想不到。
像这样的整人我们小时候都习以为常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也许是那时我们看到大人们之间的斗争给了我们启迪的缘故吧。我们上学的时候正赶上文革的尾巴，那时批林批孔的热潮还没有降温，后来又来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现在知道是批邓小平，但在当时也搞不清楚这些东西，只是看到院子的围墙上到处写着这样的标语。一些同学的父亲被斗争，我就亲眼见在父亲上班的办公楼的走廊里从头到尾都挂着批判某某领导某某人的大小字报和漫画，运动整人的毒素就这样一点点地渗进了我们的血液之中，再也清除不掉了。
记得我们家前楼住的王XX一家，他爸爸挨批斗不算，他的妹妹王XX因为在墙上写下“毛主席”三个字后又在字下打了三个小叉子，而被学校当作一件反革命事件来处理，她小小的年纪就在全校大批斗会上接受老师和同学们的斗争，真可怜呀！我想如果我们处在文革时期也一样会跳起把一切砸烂的，这似乎是一个宿命。
但是今天见到左毛好像特别融洽，也许是他已经完全忘记过去的那些事情一样，我们聊得也挺愉快，谁也没提当年还没长毛的那些屁事，但愿这些事不要给他的人生留下什么阴影吧。
我们正说间楼道里传来尖锐的哨儿声，一个长得很英俊的家伙推门进来，对房子里的我们说：“不要聊了，赶快出去集合了。”听口音有些京腔不知他是哪个庙里的和尚。
这是我到技校来的第一次集合，楼前的砖路上已经站了不少人了，现在只有集合了我才看到那些我未来的同学们。我还真发现了XX的身影，她的个子没太长和当年差不多，样子也没有多大变化，现在看来她也没什么特别出色的地方，为什么我记忆中的她依然是那么美丽呢？
那个瘦瘦的军人冲着我们喊：“按照班级从左至右列队。”
我和李勇、吴承东、王国强往左前方移动着步子，那个英俊的家伙已经站在了排头，
看来他和我们是一个班的，但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呢？
正纳闷间，又挤上来几个男生，和我们站在一起，其中一个头剃得锃亮，却还带着付眼镜，看起来极不协调，像他这样打扮容易让人产生错觉。
李进忠副队长下完口令整好队后，向大家作自我介绍，并介绍了站在旁边的李社社。随后说：“今天是我们队第一次点名，由于还有些同学没有报到，所以今天就不一个个点名了。今后我们要不定时间进行点名，每一名同学都要以哨声为命令，做到令行禁止，不能像今天的动作这样缓慢，哨响了半天还集合不了。解散后抓紧时间洗漱，听哨声就寝。”然后他征询了李社社的意见后宣布解散。
他说我们动作慢，这么窄的楼道这么多人同时往外挤怎么快得了，一点也不实事求是。李进忠在全队前的第一次亮相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好的印象。
回屋经过我们左手的那间房子时，看到刚才和我们站在一起的几个家伙在大声说笑着，那个光头不知什么事正在学什么人的动作，引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原来这个屋也是一班的，不知他们都是从哪里来的，但看看他们整齐的床铺和豆腐块一样的被子，不太像刚入校的新生，这是怎么回事呢？
回屋后李勇的回答使我解开的心中的疑问，原来那个屋里的全是八队留级下来的老生，集中到了一班，其他班也有几个但没有一班这样整齐。
后来我才知道刚才那叫我们出去集合的老生叫刘合明，听说是从北京来的，怪不得北京话说得挺利落的，俨然是这个屋里的头儿。他凭什么对我们指手划脚的，有什么神气的，留级生能有多大尿。当时我对一班竟有一半是留级生感到很不理解，当初那种能被分到一班的兴奋很快就消失了。
李勇还告诉我留着小胡子的是丁克江，外号“马丁”，是个混混儿，在东风还挺有名的。我怎么也记不起我上东风中学时有这号人物，可能他那时还不显山露水吧。
王国强说他下午来被安排到了那个屋里，因为谁也不认识就找队长调换到了我们屋里，否则就不会多一个单人床了。
正说间哨声又响了起来，我们知道马上就要熄灯了，赶紧收拾准备去洗漱，这时听到屋外有一个女声在喊：“李翔在这里吗？”这么晚怎么有女的来找我？
我赶快答应了一声。门嘣的一声被推开了，一个戴着黑框眼镜嘴边有一颗黑痣的女生走了进来。
“谁是北京来的李翔？”那女生用眼扫视了一下房间里的人。
“我是，有什么事？”我的声音有些颤，我好像不认识她呀！
“是你呀！”她上下打量了我一下。“你认识胡戈兰吗？”她好像不太相信我的样子。
“认识呀！”我心里松了口气
“她让我转告你，有空到她家去玩。”她的嗓门一点也没有降低。
“谢谢你，我知道了。”我马上表现得热情了些。
“好了，我走了！”话音未落她已经消失在门外。
我站在原地蒙了一下，这人是谁呀，一个女的这么冲，可能就是郭波说的那个女人吧。
熄灯了，这是我到东风后的第一个晚上，躺在自己的被窝里暖暖和和舒舒服服，我轻声和李勇聊着聊着，耳边还掺杂着吴承东和王国强的“外国话”，慢慢地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哨声响起在梦中，累了几天的神经好不容易放松下来，再想紧张起来真不容易。只听得李进忠在楼里喊打扫卫生，大家这才慢吞吞地爬起来。吴承东说他昨晚梦到了在沙漠里迷路了，怎么也找不到水，急得要死。他那有些像鸭子一样的铲子型嘴越看越有趣，而且后脑勺极突出，我当时怎么看他都像一个广东或广西那一带的人，说他来自江苏，打死我也不相信。
九月底的东风清晨已经有些寒意了，这在北京还应该是穿短袖的季节，虽然过些天才到“十一”国庆节，可大家都套上了长袖。
院子里挺干净的，队长就让我们这些一时找不到扫帚的人去拔草，院子的墙根里长着许多野草，我们一边随意地拔着一边聊着天，反正这么多草不可能一下就清理干净，再说有这些绿色点缀，整个院子更显得有些生机。
饭堂离我们只有十多米远，可是还要集合排队统一带入吃饭真麻烦。在饭堂里我们遇到和我们一起就餐的大专班的家伙们，他们根本没有排队，而三五成群来到饭堂，看
到他们那么随意和自由，就感到我们自己像一群被看守着的犯人一样。
上午没什么事整理内务收拾房间，我和李勇就到操场上去转转，看到郭波和几个同学在围成圈踢球，左毛、赵屁、姚伟几个人都在。郭波控球的架式挺那么回事，透着球痞老油条的味道，经常做些假动作以乱他人视觉，不时还来两个头球作示范。左毛也挺冲，他个子高脑袋硬，头球占有空中优势。赵屁带球的速度快，技术粗糙些但玩得也挺尽兴，其他人都属陪练。
我们学校的操场非常宽阔，除了有一个四百米的标准场地外，其他都是水泥铺成的篮球、排球、羽毛球场地。操场西边的马路直通二号发射场，那里离十号区大约六十公里，著名的“东方红一号”卫星、各类导弹都是从那里升空的。
李勇和我讲了一些近年来的基地的变化，司令员张孝德是怎样一点一点地搞基础建设，基本改变了十号的面貌，马路宽了，房子多了，花草也越艳丽了，但好像人们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基地变得越来越清冷了。李勇说张孝德就是基地的土皇帝，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提拔谁就提拔谁，想撒谁的职就撒谁的职，像郑亮爸爸这么一个知识分子又老实本分他就不用，吊在那里过闲日子。很多人都是恨他入骨敢怒不敢言。基地的基建出了不少问题，最后为了保他自己，推出了一个后勤部长当替罪羊，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李勇还告诉我现在技校的头儿是邵飞雄，在这里他和张孝德是一样的作风，他的资格老谁都得让着他，他女儿XX不象他哥哥一样有出息，是个花痴上学的时候乱搞，学习又不行把老头子气得不轻，可拿她没什么办法。
对于邵飞雄我是再熟悉不过了，他是基地的老人，和我父亲的关系不错，他们家住在我家前楼，他儿子邵鹏上中学时就是我们02区的孩子头，带着我们一帮小孩子东征西杀好生了得。后来也上了技校，毕业后又去了国防科大进修。他妹妹和我是同学，小时候也没觉得她有多么烂呀，况且她妈妈还是我们学校的老师，竟然管不住自己的女儿，想不到真是孩子大了不由娘呀。
中午到饭堂时遇到了胡戈兰，他是我的表嫂，她的名字也说明了她是在戈壁滩出生的第二代人。她见到我很高兴，说她现在在大专班上学，让我“十一”过节去她家玩，她还说智叔叔和他们住隔壁。我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下午院子里热闹开了，又来了一批同学男男女女的竟有几十号人，一阵乱糟糟之后，一个高瘦的小子提着行李走进我们屋，看看我对面的下铺是空的，过去核对了一下床上的名单后，就把行李扔在床上，然后掏出烟来，给我们敬了一圈烟，只有李勇接去，两人开始对着吞烟吐雾，看他那样子烟龄绝不比李勇短。
聊天中我知道他叫任北民，是从洛阳测通所来的，他们这一行共有同学二十个人十男十女，因为没有从洛阳往西北的直发车，他们被所里用大轿车拉到了郑州，那里有到乌鲁木齐的首发车，因为这一变故，就推迟一天到了东风。
从任北民的言谈举止中，我真看不出他是个高中毕业生，到像一个在社会历练很久的老油条，他个子高头挺大，坐着时总是翘着二郎腿，一说话嘴巴总是不肖一切的一撇一撇的。特别是说他们这群人都是第一次出远门，上火车都不明白怎么回事，他就带着讽刺的口吻来表扬他们的同伴们，他说当火车再次经过洛阳火车站时，许多女生的家长都来到车站，搂在一起痛哭流涕，他说看到这一幕更心烦了，不就是去上学吗又不是生离死别没出息。
通过北民的叙述我们才知道这一路他们也真不平静，马元林晕车呕吐吃不下饭，女生杨扬又生病发烧，可把他们几小伙子累得不轻，他说论年纪他也不比其他人大，他是六九年的比我还小一岁，怎么弄得好像他是领队似的，什么都让他挑头儿。
任北民和李勇都是烟枪，两人有共同的嗜好，聊得也格外起劲。于是我又知道了他的其它一些事情。
任北民家原来也在东风基地，七六年时老基地解散新基地成立时，一部分干部被调到其它一些基地和单位，其中就包括洛阳的测通所。当时北民才上学，他母亲是东风小学的老师，还教过我所在的年级，李勇曾经当过他母亲的学生。李勇说他还能记起任北民母亲当老师的模样。由于是转学的缘故，再加上北民的母亲又当老师，北民才得以在洛阳跳了一级现在和我们成了同一期的高中毕业生。
我们越说越近，越谈越亲热，王国强也跟上拍我们的马屁，言语流露出对我们这些地头蛇和准地头蛇将来在学校呼风唤雨优势的羡慕，特别对我有一个担任机关领导的父亲表现异乎寻常的热情，总是向我问东问西，用那时的话来形容他的表现就是“套磁”，但我心里还是美滋滋的，感觉在学校的前景简直是一片光明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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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第一次班务会



任北民是我们一班最后一个来报到的，他来到之后一班就算齐整满员了。当天晚上刘合明和其他几个老生来到我们屋里说是要开个班务会，一是欢迎我们这些新生，再一个就是给我们通个气讲讲技校的规矩。
班务会的气氛还挺融洽，通过刘合明的介绍，我才知道了其他几个老生姓氏名谁，并在以后的日子漫漫了解了他们的一些情况。
刘合明是科工委后勤部的子弟，家住在科后的苇子坑大院，比我大两岁，外号“合子”，这也许是因为他的名字的原因吧。无论从哪方面看刘合明都属于“小白脸”一类的男人，不仅长的英俊，身材也不错，只是因为抽烟牙挺黑。别看他文质彬彬的一个学生样儿，学习偏偏不灵光，否则怎么能当留级生呢？但刘合明也有他过人之一处，他是一个很好的足球守门员，一直充当着我们学校足球队的大门。我对守门员一直很敬佩，因为我的同学丁力就是我们石油附中校队的门将，看到他们在球场上那不要命的样子，不得不让人挑大拇指。
这个屋子里头最亮的那个叫姜建平，仔细端详他的脸才发现他其实长得很有男子气，面部结构棱角分明，五官搭配合理，特别是他的头长得挺圆，剃出的光头很漂亮，如果去拍个什么和尚戏准保很上镜。老生们都管他叫“蜜友”，开始时我还挺纳闷这“蜜友”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这是把“面友”叫白了，即面善之友的意思，说明姜建平为人很和善，随着我们接触时间长了觉得这个外号真适合他。姜建平是从湖南国防科大学来的，我们队还有两个是科大的子弟但都是女生，而且也是从八队留级下来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大学教师的子弟学习却反而不行。姜建平对我们这些小学弟还有一些不好意思，说你们来这儿别怕，谁欺负你们就找我好了。好像他专为人打抱不平一样。
在会上吵吵赶紧散会的就是那个混混丁克江，为什么大家管他叫“马丁”呢？我想他一方面是他姓丁，再一个他长得有些像新疆维族人，平时还戴副眼镜并不招人讨厌，但只要你一听他那骂骂咧咧不干不净的口语，你绝对不愿意再和他打交道。他总一副痞子般的无赖做派。那年月流行穿喇叭裤，他的喇叭裤比别人都宽大很多颇为壮观。但引起我兴趣的是丁克江的那双布鞋，像舞台上唱戏的厚靴，只是他的鞋跟没有那么厚罢了，他们都管这鞋叫“关公”鞋，挺形象的，只是队里有规定不是节假日不准戴这种鞋。
还有一个坐在一边不说话的蔫蔫的家伙叫隋朝阳，他们竟管他叫“祥子”，这不是抢了我的专利了吗，所以我从一开始就对他不感冒。隋朝阳经常模仿日本影星高仓健状，着夹克穿牛仔，领子竖起环顾左右旁若无人。隋朝阳脸上起着不少粉刺疙瘩，他常常对着镜子去挤那些疙瘩弄得脸上血糊糊，让人看了难受。隋朝阳这家伙极色，看女人的眼光总是很特别，似乎能看到肉里，虽然平常不吭不哈但却是那个屋里主意最多的人。
班务会很快就开完了，我们从刘合明那里知道了许多学校的纪律制度和规矩，如做息时间、内务整理的要求，请销假的程序等等规矩还不少，他还特别强调在宿舍里不许抽烟。我认为就这一条就够李勇和任北民他们受的，但没说不许在外面抽烟，看来他们还是有空子可钻，何况刘合明自己也抽烟呢。刘合明最后说以后你们在学习上帮助我们，我们在其它方面照顾你们，教你们规矩，我们班一定能搞好。
从他的话里我明白了队里这么分班的目的所在，原来是让我们几个帮他们功课，这也挺好的，有这几个老生罩着，可以省不少事呀。
果然在下面如何整理内务方面，老生们为我们送来了真经，这是其他班难以企及的优势所在。
学员队整理内务的重点就是怎样把被子叠好叠漂亮叠出彩，虽然这里不是军营但对叠被子的要求却一点不比军营低。我们几个除了王国强之外都带来了军被，王国强却把一床厚厚的大花绵被扛到了技校，可能是他们家怕戈壁滩的寒冷把他冻坏了的缘故。我们几个曾对王国强的被子给予高度的评价，称之为超级馒头，任你怎么压、按、揉、捏它都是一副老模样，这令王国强头痛不已大呼后悔。
刘合明一边给我们讲解一边手不停地给我们做着演示：首先把被子铺展，然后右扇压左扇捋平按实，随之从被子的两头往中间量两揸后压一褶，再向中间量十厘米的距离压一褶，此两条褶就为被子上下两块的窝折线，为了使被子的窝折处呈直角，就得使劲切压这两条褶，被子叠起时一定注意后部一定让它的后壁立起来，这样被子才能呈豆腐状。说起来很复杂，实际上一点就透丝毫不困难。
经过老生们的演示我终于破解了把被子叠成像刀切一样的豆腐块的秘诀。过去我对一床好好被子如何能整成一块豆腐状感到迷惑不解，布是软的里面包着绵花，可经过一番鼓捣后竟然像板子一样平，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叠豆腐块的秘密就在找到适合自己被子长短的窝折距离，天天都在一道褶子上压它还能不出印儿吗？照此只要随便叠一叠再稍加整理豆腐块就出来了。但叠出型的被子最怕拿到外面去晒太阳，经过一天太阳的暴晒，被子立马会发得像面包一样，以前的努力顷刻间就化为乌有，那你只得从头再来还得加倍用功。所以每到星期天，外面铁丝上晒的被子多半是楼上女生的，而我们男生的被子一般很少，这就是为什么男生的被子在评比中总是受表扬而女生的被子总是那么干净的原因。
叠被子的技术不是一朝一夕练就的，就像射击不可能学会瞄准儿就能成为神枪手一样，在于反复体会，多次练习。一开始我总是找不准窝折的位置，到底从被子两头儿往中间量两揸呢还是一揸半合适呢？心里总没数，结果被子叠得不是松松垮垮的就是紧紧张张的老是不能呈现正方形。后来慢慢情况有所改观，那个褶痕越来越明显，被子也越叠越快，效率越来越高，样子也越来越漂亮，我的心里也越来越高兴。
我们屋其他几位为了叠好被子可谓方法用尽，用玻璃压，用板凳按，用水浇，用牙咬，用笔掏角，用书本撑里儿，真是苦心孤诣煞费心机。没有多长时间我们屋被子整体质量猛长，超过其他班一大截，好多外班的同学来我们这里取经求道，每次我们都不厌其烦地热情指教。尤其是楼上洛阳来的那些女生，总来找任北民帮忙叠被子，一床床往下抱，任北民只有笑脸相迎，而吴承东和王国强也愿意在他们那帮江阴基地女生面前臭显，经常是要检查内务卫生前我们的班总是门庭若市热闹非常。
这个屋子里自从有了北民就热闹多了，有他的时候屋子里总能是笑声一片，他老给我们讲他在洛阳上学时的种种劣迹。如变着花儿逃学不上课到外面去打台球溜旱冰，晚上逛夜市喝啤酒打牌一宿宿不回家，还偷着抽烟，把他爸妈气得不行可就是管不了他。我们都对北民英雄的叛逆行为感到欢欣鼓舞，特别是我对他敢于在学习的关键时刻由着自己的性子去大玩特玩羡慕不已，比起北民来我的中学时代简单的就像一张白纸，单调枯燥而无味，没有更好地亲近社会真一大损失，但这也和我的性格有关。
北民说他今年连高考都没参加，他知道自己肯定没戏，如果他上的是“洛一高”考大学一准儿没问题。别看他一天到晚不怎么学习，在他们这批同学里最不用功，可这次考技校的分数竟名列前茅，轻松拿下490分，让洛阳的其他同学刮目相看。李勇说他考了480分，吴承东是488分，而王国强最高竟考了530分，可能是我们这个队的入学考分状元了。我真不敢想象我在这个屋里入学成绩最低，当着他们的面我都没敢报自己的考分，只是闪烁其词蒙混过关。不过我暗暗使劲不信我就比他们差到哪去。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像个民工一样的王国强学习这样好，他绝对有实力考上大学，那他
为什么又来技校这破地方上学呢？
这个迷一直困扰着我，经过我们反复的追问，他才说出了自己不幸的经历。
原来王国强在江苏省一所非常有名的重点中学上学，学习成绩非常好，虽然江苏省的高考录取分数在全国也很高，但他很有信心考上名牌大学。谁知道老天偏偏跟他过不去，命运和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就在他准备参加高考前体检时，医生却告诉他他患有动脉瓣狭窄的先天性心脏病，这样会引起供血不足，如果不做手术很可能要危及到他的生命。因为这个原因，他被告之不能参加高考除非他动手术治好这个病。
这个消息使王国强一家人一筹莫展，做手术吧不但需要很多的钱而且要承担巨大的医疗风险，谁也保不齐手术一定能成功。不做王国强又不能考大学，那样以后很难有一份好工作。两难之中他们家选择了做手术。当然手术非常成功，就在他以很快的速度恢复身体时，学校又告诉他只有他术后恢复一年以上经检查确实没问题才能让他参加高考。王国强是1966年出生的，今年已经20岁了，如果再这样耽误下去，恐怕读完大学也是年纪一大把了。没办法他只好选择这条上技校的道路，那样两年后他还可以回到基地去当军官。这次参加技校的考试是在他手术后半年的恢复期内的事了，他参加考试时根本没怎么看书，随便一考都比我们高出一大截，可以想象他平常功课基础打得有多么扎实了。
因为手术后不久，他还不能干重活，不敢进行大运动量的活动，所以我们非常照顾他，一些公差劳动尽量让他少干。
吴承东是个多愁善感的人，这从他的情绪极不稳定能看得出来，高兴时他的话就很多愿意找我们说东说西，不高兴或有心事时就一个躺在床上不停地吹口琴，而且尽吹一些悲悲切切的曲子，凄凉的曲调让人听了情绪怎么也高不起来。这不能不让我想起一部叫《生活的颤音》的电影，当然他的那些事谁也不清楚，也没办法给他做有针对性的思想工作。
我们屋按年龄排序应当是王国强、吴承东他们都是1966年生人，而我和李勇都属猴，北民最小也是六月出生但比我小了整一岁，别看他的岁数小但社会经历却最丰富，敢说敢干，与社会上闲杂人等接触多了，自然知道的就多，如台球怎么打才出花，旱冰如何溜才能倒着前进，打牌怎么玩懒耍滑而不会让别人看出来真是头头是道，他还经常说一些黄段子非常经典，其中一个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这个小段子是以山东快书的形式作表演的，最有意思的是北民说它时还略戴着河南洛阳的口音及色迷迷的表情。
“当里个当，当里个当”这是他在用嘴在模仿着打铜板的声音。
“当里个当里个当里个当”
“当里个当”
“一个姑娘去赶集，路上遇到个当兵的。”
“这个当兵的不是个好东西，把姑娘引到了玉米地。”
“玉米地呀。”
“当里个当里个当里个当”。
“他把姑娘引到了玉米干什么呢？”
“他从身上掏出了一个坏东西”
“当里个当里个当”
“掏出这个坏东西它上面粗来底下细，还长着一撮怪毛意。”
我们听到这里都轰得一声笑了，问什么叫上面粗来底下细，还长着一撮怪毛衣呢？
他笑着说自己体会自己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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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从头整起



我们九队的人终于都到齐了，共115名学员，电子技术班88名，护士班27名，其中女生比男生人数多一些。大家来自全国的四面八方，最南的是湖南长沙国防科大科大，最北方的辽宁沈阳市。本基地的人占了绝大多数，测通所和二十六基地的同学居二三位，其他还有江阴二十三基地、西昌二十七基地和北京来的同学。大家操着不同的口音，带着不同的生活习惯汇聚在这东风技校，目的就是为了混一纸文凭以便搭上进入军界的直通车。
从军营里生长起来的我们对在军营里上学并受着军事化管理并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不适应，对在一个以学知识为主要目的我们受到几个军人像管新兵一样的压制也没提出不同的意见，这从大家拼命学着叠被子整理内务而从不太关心究竟能学什么文化课，将来能否在工作中学有所用，就可以知道在这里学习被放在次要的地位，而如何能平平安安地混出来才是大家最期待的事情。
为了能管好我们这帮不穿军装的学员，学校制定了一套非常严格的规章制度，说白了就的偏方治大病。
在开学后的第一次点名中，李进忠就向我们每个人抛出了紧箍咒，即操行分的评定办法，也就是给每一个学员进行遵守纪律的量化打分，换句话说就是按队领导意图做事的风向标和刻度尺，这与学习功课没有一点关系，即使你每门功课全都优秀，而操行成绩不及格也毕业不了，这真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啊。
每一个学员每学期的操行分都从70分开始，加减分全由队领导说了算，加多少减多少也由他们定夺，这就给了几位老人家随意捏巴学员的杀手锏。在这个紧箍咒的控制下谁也甭想乱蹦乱跳甭想炸刺，只有老老实实听队领导的话，按领导的意图办事就是好学生，除了拼命干好事，巴结领导舔他们的屁股勾子别无办法，在这里夹着尾巴做人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我们刚刚进入社会就成了“套中人”。
李进忠振振有词地念着一条条规定，他心里一定觉得面前这黑压压的一群小孩就像是白痴一样好对付，他堂堂的一个营级军官来管一帮没长大的孩子陪他们斗心眼真无聊透了，当兵十几年竟落得来当孩子头还有什么出息，他日益见秃的脑袋也预示着前途不太光明。
刘合明被正式任命为我们班的班长，这是在大家的意料之中的事，而吴立平竟当了二班班长，这让我们十分不解，二班还有像左毛这样的比他优秀的人，为什么队长却偏偏看上吴立平？不过他也不是我们班的也碍不着我们什么。从湖南来的肖泽凡，和洛阳来的马元林也当了一班之长，石头是本基地的学员，他是个看上去就没什么脾气的人，小时候我们作同学时就一直默默无闻，但这次当了班长也确实让人刮目相看。谁知他说不过是给自己一个比别人多干活的机会。我却不这么看，做班长当然好，队里的许多不可告人的事他们就比我们知道的多，队长对扣班长的操行分时肯定不会像对我们一样心狠手辣，他不能把自己依靠的人往死里整。
开学后一切都正规起来了，北民和李勇再也不像刚到队一样那样明目张胆地抽烟了，而是转为地下工作者了，因为队领导们对抽烟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房间里的物品放置也要像连队的要求看齐，床上只留被子的枕头。床下只放脸盘和三双鞋，从左至右依次是运动鞋布鞋和拖鞋。床头柜里只能放书学习用品和换洗衣服。床头柜上只有一个喝水杯子，其它都得送储藏室入柜，幸亏我来时专门买了极能装东西的大皮箱，所有衣物装在里面一点没问题，不像其他人大包小包一大堆整不清楚弄不明白。一开始一些同学带来的吉它除了节假日拿出来弹弹外也被请到了储藏室里，后来政策宽松了才又被挂到了衣帽架上。
大家对屋里这么干净很不适应，总觉得缺少了一些什么，等到星期天一通乱造，把屋里弄得乱七八糟才感到像个宿舍的样子，等到星期一又得恢复原状让人感到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干什么都怕把内务给搞乱了，让领导看到了扣分。
我们担心被队领导抓住扣分的还有一项就是个人卫生和仪容仪表，这是队里检查的一
项重要内容。队里关于个人卫生和仪容仪表的规定是这样的：男女生不准留长指甲，不准留胡子，不准留大有鬓角，头顶上方头发长度不能超过三厘米，头后部头发不能超过1.5厘米。女生不准留长发不准烫发，不准戴首饰涂指甲涂口红画眼圈。
这规定对女生来说算不得什么，因为对长发可以留多长没有明确的界定。而对我们男生来说可说这规定就相当苛刻了，如果较真儿用尺子量除了理光头很难合格，那年月还没有兴起理板寸，就是有能理这种发型，我们这帮学生也没有那么高的技术和时间。
队长也够心狠手辣的只给我们一天的时间来理发，第二天早上就进行军容风纪检查，不合格者下场可想而知。我心里这个骂，我们又不是军人竟搞什么军容风纪检查，岂不是搞错了对象。
宣布这个命令时，我听到队长特别在“合格”二字上声音变得高而亮，明摆着在提醒我们，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大家低声耳语显然对这样的安排有些不知所措。
宿舍里乱了套，这么多人怎么理发又不让外出，那二三把理发推子根本忙不过来。现在只有姜建平一个乐得没事可做，心情最轻松，在这时秃瓢可以说真是无懈可击，最符合要求。
刘合明拿着一把推子在我们隔壁屋里开始为大家理发，没理两个就被丁克江一伙人弄到二班去为那里的同学推光头了，而且只有理光头的才能进二班的大门。
没多长时间二班成了光头班，而且更多的秃瓢在不断诞生。推光头简单无比，不需要技术，只要手上有劲就行了。他们在推光头时一般执行这样的程序，首先用推子在脑袋上从前到后，从左到右来个大十字叉，或从后推起只留前面一撮，像个娃娃头，或两面扫净只落中间一道头发，活像日本浪人。就在围观的同学的轰笑声中，一个又一个的阴阳头、娃娃头、日本浪人头、不伦不类头，妖魔鬼怪头出笼了，随后在镜子前自我欣赏一下随即变成了和尚。
刘合明推得手都累得捏不住东西，就换个人来理，大家轮流上阵为了把别人变成漂亮的秃子而刻苦练习。
李勇的头发剃掉了，脖子更显黑粗，活脱脱一个酒肉和尚，王国强的头理光了，能看到上面有不少“自留地”，说明小时候一定不老实。我也想知道自己的头剃了到底是什么模样，从小到大我的头都一直被稀稀拉拉的黄毛盖着难显庐山真面目。
当我的头被他们肆意地蹂躏后，感到头上凉飕飕的轻了不少，拿过镜子来一看，啊呀！简直认不出自己来了，怎么这么难看。我的前奔儿不够隆起，显得后脑很尖，双只招风耳支楞着特别突出，整个一个林彪样尖嘴猴腮的，这和我理想的光头相距甚远。
从理了光头后我就开始对别人的光头进行仔细研究，通过大量的实例得到证实，凡天庭饱满的也就是有前奔儿楼突出的，而且后脑勺也有相当尺寸的剃起光头一定好看。像电影《少林寺》中的和尚们个个光头漂亮十分上镜。像李连杰虽然是主角但光头在那帮师兄弟中不算最好看的，因为他的前奔儿楼不够浑圆。
北民和吴承东说什么也不理光头，理由是他们的推出的光头特别难看，我们死乞白赖地劝他们从善如流，并且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告诉他们如果不理明天就可能无法通过检查，可他俩就是死不低头。那个屋刘合明和隋朝阳也没理，他们都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特别要在女生面前保持良好的仪表。而我对此虽然很后悔但想想个把月就长出来了，在这段时间里倒可免去了怕检查不合格整天担惊受怕，真是有失必有得呀。
队里对自己头发最看重的可能就是郭波了，他那漂亮的港仔式爆炸式头型，无论如何都保留不住了，坐在理发推子前他一个劲地央求少推点少推点。对于在技校执行军事化管理，最有意见的恐怕就要数郭波了，因为他不能随意留着自己的头发，不能肆不忌惮地抽烟，不能想几点起床就几点起床。这些比让他好好学习还能要了他的命。
第二天早上出操时的景象确实壮观，秃瓢们都站到了队列的前排，锃光瓦亮的一片灯泡，惹得女生们偷偷地窃笑和相互的耳语，这更激起了我们这些光头一族精神气，报数声喊得山响，脚丫子咣咣地跺着砖头地面，虽然小风吹在脑袋瓜子上让人一激灵一激灵的。
李进忠看着眼前的杰作，也忍不住笑了起来，我想他心里一定很得意，因为这说明队领导的话是管用的，还没有哪一个敢在他面前炸刺。不过他还是卖乖地说我又没让你们理光头，只要理合格就行了。他这幅嘴脸简直比混蛋还不如。从此我们给李进忠副队长取了一个外号叫“笑面虎”。
军容风纪检查很快结束，这样的情况还用费劲去检查吗？任北民、吴承东还有郭波也沾了我们这些秃瓢的光，因为此时队长的心情很好。
从此剃光头的风气一开而绵绵不绝，成了我们九队的光荣传统，凡要进行军容风纪检查，必定诞生一批秃瓢，但同学里洛阳来的陈佳是理光头最频繁的一个，他的头发和我一样也挺黄的，他说多理光头可以改善发质，让黄头发黑起来。但技校两年的生活过去了，他剃了无数个光头，可头发还是那样黄，靠剃秃子能改变头发的质量看来是不可靠的。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剃第二次光头，因为这次经历让我对自己的形象有更清楚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