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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父亲洗澡
文/冉正万
父亲走在我旁边,他穿了一件黑色的尼料中山装,戴了一顶短耳风雪帽,兔毛被染成褐色和草黄色,草黄色呈豹皮圆斑,有种蒙古风味。这两样东西都是我给他买的,当时觉得挺适合他,他当过生产队长,文化不高,但在乡下颇有威信,觉得应该是这副装束,可现在带他走到大街上,一下就显出它们是多么土气,别人一看就知道他是乡下来的老大爷。当然,我并不因为这种土气就有什么不自在,我只是觉得我没把父亲打扮好。
我和他沿街走了十来分钟,我问他累不累,能不能走。他点了点头,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暗想还是该打车,虽然不远,但他毕竟是病人。要过马路了,我告诉他小心,等红灯停了再走。他说我晓得。我盯着交通灯,绿灯一亮我便赶紧去扶他。侧身一看,父亲不见了。我忙退到一边,给急着过马路的人让道。等身边的人走开后,我一眼就看见了他,他正半举着右手沿着街边走,他怕过马路还是生气了?我追上去,只见他把右手在一棵香樟树上蹭了两下,两只手互相蹭了一下,然后就倒了回来。原来是揩鼻涕。在乡下就是这样的,擤了鼻涕不是顺手揩在柱子上就是揩在解放鞋的后帮上。不是专门给你准备了一包纸巾吗?我正想责备他,他已经走到我面前,带着朴实的笑容说:那棵香樟好大,冉姓坝都看不到那么大的香樟了。我告诉他,这些大树都是几年前从乡下挖来的,它们并不是在城里长大的。
父亲的病是肾结石,太大了,已经不能用碎石机击碎排出,只能开刀。按照医生描述,那颗可恶的石头有半斤重的土豆那么大,形状不规则,把肾顶变形了,并且已经发炎了。手术后起码半个月不能洗澡,所以我特地安排他在手术的前一天好好洗一下。当然我也不想让医生闻到他身上那股牲口味和泥土味。由于多年跟牲口和泥土打交道,牲口味和泥土味已经和他融为一体了,不是一次就能洗掉的,洗一下总比不洗好。
我在吧台买票时,父亲像小孩一样紧紧跟在我身后,看着我数钱。他已经猜出大概数目,但他仍然认真地问多少钱。我告诉他两个人136。他说,这么贵呀。我说我也不常来。他说,洗个澡都要这么多钱,不如在家自己烧水洗。这才是他想说的话,不把自己对钱物的尊重表达出来,就会产生一种负罪感似的。
脱衣服的时候,父亲提着他的短裤不放,对那些赤条条地不知害羞地走来走去的人连看也不敢看。我劝他,还是脱了吧。他的短裤实在太难看了,一定是母亲给他缝制的,不是我们穿的仅仅遮住那个地方的裤衩,而是一条围着整个臀部的白布大口袋。白布上全是皱褶和黑点。由于裤腰带早已失去弹性,所以他不得不紧张地用手拽着。平时将一边拉过去,将另一边超过来再用裤腰带紧紧拴住,为了避免掉下去,从裤腰上翻下二寸长,像咸菜坛的反檐盘子。他一来我就给他买了两条特大号的裤衩,他穿了一次就脱下来了,说勒得太紧了,很不舒服。
浴室里蒸气腾腾,我在前面带路,父亲用一只手抚着私处跟在后面。连我也觉得好笑。我想起小时,他把剃头匠请到家里来,剃完头后把我们的脑袋强行按在脸盆里,一边打肥皂一边大骂,一边用他那粗大的手把我们的头抠得生疼。那么,我现在也差不多是把他强行按在澡堂里了。
泡进浴池,他终于轻松了一点。一共有三个池子,一个普通大池,一个高温池,一个漂着花瓢的药池。很少有人到那两个池子里去,它们成了一种提高这个浴室档次的摆设。我和父亲一样,泡进去后就不希望有人加进来,但这是不可能的,总是不时有人进来,有人爬上去。一旦有人进来,父亲就老老实实地坐在水里一动不动,花白的湿瀛瀛的头发可怜巴巴地保持着某种尊严。一旦池子里只剩下我们俩,他便像调皮的孩子一样东张西望。他说,冉姓坝的人恐怕还没有谁进过这么高级的澡堂。但是他掰指头一算,最近这些年考上大学留在城里工作的有5个人,有一个在成都,两个在上海,两个在深圳,都是比所在的贵阳繁华得多的大城市。这5个人让他一下失去了信心。
他说,这福气也不是人人都可以享受的,有的人,有条件享受也享受不了。有一个姓孔的老汉去儿子那里玩,儿子用三七炖肉给他吃,他受不住那样的大补,流了好几碗鼻血。
尽管这多半是传说,但冉姓坝的农民却能够正确地理解它,因为这不关三七的事,而是关涉是什么虫虫啃什么木料,什么牲口拴什么槽头的问题,这是命运的问题,这是你来自哪块土地就不得遵循那块土地的生活,而不是越出界线去享受的问题。
说起孔老汉,父亲意犹未尽。我知道他要说那个已经说了几十遍的故事,但我没有阻止他。据说孔老汉的儿子告诫他爹,不能乱丢烟蒂乱吐痰。孔老汉这天独自上街,在半路上裹了一杆烟子叶,烟杆放嘴上后就不敢取下来,因为一取下来烟灰就要掉下去,他只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慢慢行走,让摇摇欲坠的烟灰继续保持在已经熄灭的烟锅上,牙齿像钳子一样锁住烟嘴以免滑落,舌头像掌舵一样把住烟杆以免左右摆动。回家后他说他再也不想上街了,牙松了腮帮肿了眼睛花了。冉姓坝人添油加醋地说他终于取下烟杆时口水线牵出好几里长,就像牵了一根广播线。
我暗想,幸好你揩鼻涕的事没有外人知道,要不然同样会编排你的故事。
泡了一会,我问他感觉如何,他说刚开始有点闷,现在好些了,头上开始冒汗了。我去叫了两瓶矿泉水进来。我叫他把水放在池子里温一会再喝,别喝凉水。他担心地问,这水会不会增加他的肾结石。我说不会,你放心好了。自从查出结石,他就对所有的汤和水都起了疑心。有时候那种疑心简直到了做作和虚伪的地步。昨天我带他去吃羊肉粉,吃完后他像乖孩子一样征求我的意见:我想喝口汤,不晓得喝得不。我说你喝呀。他为难地说,我怕喝了长结石。我说,没关系,你喝吧。
那天他自己打电话把检查结果告诉我弟弟,弟弟说,肯定是你喝水喝得太多了,结石不就是水垢吗?
他问我是不是这样,我告诉他,结石的成因到现在还没研究清楚,和遗传、饮食习惯、水质都有关。我说,你不是喝水喝得太多了,你是流汗流得太多了,汗流出来,水里的东西留在体内,天长日久,变成了一块石头。他骄傲地接受了我的解释,不过这是真的,他为了我们,为了我们家,流了多少汗呀。
我叫他在池子里等我,我去桑拿房蒸一下,我有点感冒,蒸一下好得快些。他说行,你去吧。但我看出那种小孩子没有大人的无助感。我说,要不一起去吧,去试一下。他笑着问那是什么地方,我说去了就知道了。
我十岁那年,父亲带我去赶场。离冉姓坝最近的乡场也有15公里,所以赶场是一件大事。那天他给我买了一碗“凉虾”。这是一种夏天里吃的食物,将米羹做成蜂蛹状,让它们漂浮在蜂糖水里,既解渴又解饱。太好吃了,我没有像坐我对面的小姑娘那样翘着兰花指一汤勺一汤勺地往嘴里喂,我一口气就喝了个底朝天。出乎预料地,父亲问我要不要再来一碗。他和母亲经常告诫我,街上买的东西,吃个稀奇就行了,用不着吃饱,吃饱太费钱了。可他居然大方地问我要不要再来一碗。我担心地问,你还有钱吗?他说,有,你吃吧。他说这句话时的表情我记不得了,但他说这几个字的声音我依然记得:豪爽、慈爱,几十年过去了,这声音在我心里扎下了根。当他问我桑拿房是什么地方时,表情也和我当初问他没有没钱再买一碗凉虾差不多吧。
“爸爸,我不知道你受得受不了。”
在桑拿房门口,我回过头问。
“试一下嘛。”
他说。终于不再像孩子,而是像那个强行让社员不分白天黑夜和他一起修水库的生产队长。
刚进去时,热得受不了,但坚持下来后就没事了。我大汗淋漓,呼吸一下就畅通了。父亲突然笑了笑。他说,高家山的人从不洗澡,连脸也不洗,因为缺水。干活回家后用柴灰把脏的地方擦一下,擦干净后就上床睡觉。如果叫他们到这里来蒸一下,说不定能蜕下一个人样的空壳儿。
“修水库那年,你自己也用灰擦脚吧?”
“我是跟高家山那些人学的。”他笑着辩解。
说到高家山,我想起一件事。
“那100斤谷种到底怎么回事?我不相信真是高家山那个‘二狼神’偷的。”
那年我多少岁?七岁还是八岁,或者十二、三岁?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年生产队100斤谷种不见了,公社成立专案组挨家抬户搜查,虽然我父亲是生产队长,但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和恐慌,他们在队干部家查得尤其认真。我很担心那些满脸杀气腾腾的人从我家查出点什么来。专案组在冉姓坝查了半个月,一点线索也没找到。有一天高家山的“二狼神”从冉姓坝路过,他衣服上粘满了谷子,有人便说谷种是他偷的。其实“二狼神”是一个智障,个子又瘦又小,脸永远是红的,连话都说不清楚,哪会偷什么谷种。专案组把他抓起来,还没打他就哭,自始至终也没说清他身上的谷子是从哪儿来的。这事就这么了结。父亲从此再也没当过队长,因为他要承担保管不善的责任。母亲曾指桑骂槐地指谪过什么人,说他谄害父亲,当时觉得她很有根据但又由于什么原因不便说穿。
“是我偷的。”父亲说。
“沙田湾陈贤文,你还记得不哇,没劳力,成份又不好,家里断粮好几天了,仓库里除了谷种一颗粮食也没有,公社的救济又轮不到他头上。他们继续查下去,非查出来不可,因为能开粮仓的就我和会计。正好那天二狼神路过,我便撒了些谷子在他身上,他是个憨憨,别人不会对他怎样。”
“我妈骂的那个人是谁?”
“什么人也没有,她骂浑天,扯南天盖北网。”
“她知不知道是你偷的?”
“她到现在也不知道。”
“不过,修水库的时候好多人都对你不满,没吃的,劳动强度又那么大,叫人的确受不了。”
虽然当时岁数还小,但怨恨的脸色我是看得出来的。父亲说:
“你以为我想那样做,不修水库就要派我们去高家山修大寨田。全公社的人都去了。他们在高家山修的田现在还在,从修好那天起就没种过水稻。可我们的水库修好后就一直发挥作用,百天大旱那年,别的生产队种的稻子都枯死了,就冉姓坝没有受闪失。”
我暗想,父亲虽然是个农民,一辈子没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他做的事换成我,我恐怕一件也做不好。就我所面临的生活而言,似乎只要洁身自好就已足够。而实际上,有时洁身自好这样的词也成了装饰品。
我已经吃不消了,汗流得太多了。
父亲说:“看来你没我皮实。”
“真的没事?”
“没事。”
我说那你再蒸一会,我先去搓背,你蒸够了就出来。我把往哪里走强调了三遍,出门往左拐就能看见我,问他记住没有,他像把课文背得滚瓜烂熟的小学生一样高声说:记住了。
我躺下后就叫搓背工快搓,我不喜欢跟搓背工拉家常,我非常讨厌那种居高临下(即使语气里没有,心里也会有)的说话方式。我见过好多搓背的人,一躺到床上就和搓背工说话,是哪里人,月收入多少,有时甚至还互认老乡,看上去似在关心搓背工的生活,其实不过是小人得志后的小小的得意而已。一旦换上衣服,认出一个比他收入或职务高的人,他的语气马上就会加入一种低贱的可怜巴巴的成份。
我叫搓背工再快一点。我不放心父亲,怕他蒸的时间太长了蒸出问题来。结石不痛的时候看不出是个病人,但他的体质毕竟大不如前了。
爬起来后,没有看到父亲。另外只有两个人在搓背,细皮嫩肉的,一看就不是父亲。我忙钻进桑拿房,也不在里面。我转一圈,看见他又泡到大池里去了。
“还想泡?搓了走吧。”
“刚才我过去了,没认出你来。”
“只要有空床,你躺下去就有人来给你搓的。”
我站了一会,父亲没起来,我蹲下去,想告诉他泡的时间太长了也不好。一蹲下去就像拉屎一样,那个东西吊着也不雅观,我立即又站起来。
“走吧!”我说。
“我不想搓。”父亲说。难为情地看着我。
“怎么了?”
我明白了,他不好意思让那些搓背工给他搓。
“那我给你搓吧。”
我和一个搓背工商量,活由我干,工钱算他的,他迷惑不解地答应了。
说实话,因为从没有认真打量过父亲的身体,当他一览无余地呈现在我面前时,我也不大自在。脖颈上松驰的皮肤全是鸡皮似的小疙瘩,左乳旁边有一块痣斑,上面长了几根枯草般的细毛;凹陷的肚子能卧下一只母鸡。再往下,那个东西无法形容,又长又软,给人脏兮兮的感觉,但我无法阻止自己产生这样的联想:我的出生正是和这个玩意有关。诗人聂鲁达把母亲的那个东西说成是黑色的太阳,父亲这个东西应该叫什么呢?再过几十年,我自己那玩意也会变成这副样子,蔫巴巴的毫无战斗力。
“重了吗?”
“不重,正合适。”
“你闭上眼睛休息,我慢慢擦。”
我觉得这些联想是不洁的,甚至是不道德的。可是……还是说出来吧!父亲曾经有一个相好,本来我们一无所知,有一天母亲和她打了一架,我们就什么都知道了。那个女人为了故意激怒母亲,得意地说,你骂我不要×脸,你才不要×脸!自己那个东西像大裤裆一样松,还好意思要男人!你那个大麻×只能给猪搞给牛搞,牛钻进去都能在里面转圈圈!这些不堪入耳的话逗得很多人哑然失笑,同时更加助长了这个女人嚣张气焰。她拍着大腿说:我就要和他好,你能把我怎么样?告诉你,除了你这个傻×,全生产队的人都知道我和他搞到一起了,我和他搞过好多回了,他那个东西好长好大我都知道,左边蛋子上还有颗黑痣呢,不信你叫他脱开给你看。谁也不知道她的话是真是假,但这些话很多年后还成为取笑我父亲的杀手锏。我搓到父亲的大腿跟时,并没发现那地方有什么黑痣。当然,我也不可能捞起来仔细辨认。
当时,可怜的母亲是多么愤怒和难过。而我也因为少年的单纯提起菜刀去砍那个“坏女人”,我还没跑到她家,菜刀掉下来砍在脚趾头上,我哇哇大哭,她撕下衣襟给我包扎并把我背回家,我成了母亲眼里不争气的小叛徒。
对父亲是怎么看的呢?好像曾经很讨厌他,同时也不明白,那个长相并不比母亲漂亮的女人好在哪里,他为什么就那么痴迷。
好多年后,我带了一个女人回老家。这个女人当然不是我老婆。当时我和她还没什么关系,最多互相有点好感罢了。她是报社的记者,我们在离老家不远的风景区开笔会,笔会结束后,她说到我老家看看,看看那个实际的山村与我笔下的冉姓坝到底有多少联系和区别。到家后,我把她介绍给我母亲,我母亲连看都没看她一下,叫她她也不答应。还故意问我妻子和儿子的情况。我很尴尬。晚上,父亲特地把我从床上叫起来,郑重其事地声明,是母亲的命令,命令他和我谈谈。我想他其实也很尴尬,甚至有几分可笑。他说,你小心点,你是有工作单位的人。我什么也没解释,因为这种事根本解释不清。我们默默地在黑夜里站了一阵,父亲最后吐出两个字:睡吧!离开老家后,我立即向女记者道歉,为了打消她的不满,我把父亲故事告诉她。她听完后笑了笑。不一会她认真地问我:这么说你一点也不喜欢我?我狡猾地摇了摇头。结果从那时起,她反倒真成了我的情人。几年后,她问我能不能和她永远在一起,我态度很坚决,这是不可能的,我不能让母亲彻底失望。现在我们已经分手了,我会不时想起她,不知道她是不是偶尔想起我。我想,在我和她交往期间,有些感觉,与父亲和他的相好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只不过是因为所受的教育程度不同,不至于出现让人难堪的场面罢了。
擦到父亲长结石的腰子外面,我放得很轻,并问他痛不痛。父亲说有一点点感觉,但并不痛。我豁然明白,婚外情不正是这样?有感觉,但不是痛,只有那些得不到的东西才会让人痛。
前面擦完,该擦背了。父亲趴在床上后,话也多起来,仿佛是从害羞的世界转到了自然的世界。
他说,以前,有个叫朱亓的读书人决定在牛渡河修一座石拱桥,他四处募捐并拿出全部家产,有一天他走累了,躺在茅草地里休息,一条饿狗经过那里,把他的眼睛咬瞎了。成了瞎子的朱亓没有气馁,继续想方设法筹集款项。正式动工那天,别人把他扶到工地上,让他听石匠敲石头的叮当声,哪知正好一块石头滚下来,把他的双腿压断了。几年后,石拱桥修好了,朱亓请县令来踩桥,做第一个过桥的人,县令欣然应允。过桥时,县令请朱亓骑他的马,他将亲自为朱亓挂缰。朱亓坚决不从,两人正在推让,那马突然撒欢似地抬起前腿,一脚踢在朱亓的后脑勺上,朱亓当即倒地而死。县令悲叹老天不长眼,拿出大印在朱亓背上盖了个戳,求冥王让他投生到好人家。几年后,皇帝娘娘生了个儿子,背上一块红斑,怎么洗也洗不掉,县令听说后,到京城求见太子,他用手轻轻一揩,太子背上的红斑不见了。县令这才明白,原来朱亓是一个罪过很大的人,要还清这些罪过,他一世将成为瞎子,一世成为瘫子,一世死于非命。要三世过后他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正因为他做了那么大的善事,老天让他把三世的罪过一世就还清了。
这个故事并非第一次听父亲说,但今天似乎别有深意。他是不是把我给他擦背当成是做好事做孝顺事?我这样做是会有好报的?他要这样想,那也太可笑了。不过,也有可能是我多疑了,因为他说到一半时问我县令是不是县长,依我现在的行政级别,与正县级有多少距离。如果他需要用这个故事传达什么深意,应该用不着问这些吧?
因为不专业,我的速度很慢,搓背工问过两次要不要让他来,我叫他忙自己的,我告诉他这是我父亲,他不想要别人搓。搓背工努力笑了一下,看得出他有几分感动也有几分难过,大概想到自己的父亲了。他的表情对我是一种奖赏。
快要结束的时候,父亲意外叫了一声我的小名。他说,万娃,你们小的时候,我对你们太凶了。
爸爸,你说什么呢?千万别这么说。
我没能把这句话说出来,因为我的喉咙突然哽住了。
搓完最后一块皮肤,我扶他站到淋蓬头前面,试好水温,然后才叫他站到下面去。
[ 本帖最后由 如是如是 于 2008-1-5 16:05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