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空惊绝韵天边落——《汴隄帖》及李之仪书法艺术评析

宁风子

无论作为诗人，还是书法家，对于李之仪，人们最深的也许是唯一的印记便是他那首《卜算子》：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甚至，未知其人，但闻其声——这首小令是如此脍炙人口，以至于太多的人们将它的作者遗忘。李之仪是幸运的，中国浩瀚的历史文化长河里，能留下只言片语而铭载史册的人相对何其少；李之仪是不幸的，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士人，他的一生“有志不获逞”，他的身后，应者寥寥，其艺术天赋和成就，几乎默默无闻。

李之仪生活在中国古代社会官僚制度最鼎盛的时期，也是文人生活最有保障的“幸福时光”，“宋代是中国演进道路上官僚社会最发达、最先进的模式（刘子健）”，李之仪出生于1038年（一说为1048年即仁宗庆历八年），而“11世纪是文化在精英中传播的时代。它开辟新的方向，开启新的、充满希望的道路，乐观而生机勃发。（同上引）”。那确实是个人才济济、星汉灿烂的年代，在一长串振振有声、光彩熠熠的名字当中，李之仪显得黯然失色：范仲淹、欧阳修、蔡襄、司马光、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米芾……

但是，良驹终究要脱颖而出，李之仪的才华备受苏轼赏识。苏轼第一次见李氏诗作，是在其值勤翰林院的一个冬夜,寒夜袭人，苏轼赏读李之仪诗作竟然手不释卷, 直到深夜，欣然题诗:

玉堂长冷不成眠，伴直难呼孟浩然。暂借好诗消永夜, 每逢佳处辄参禅。愁侵砚滴初含冻，喜入灯花欲斗妍。寄语吾家小儿子，他时此句一时编。

东坡对李之仪才华的喜爱和敬重是由衷而发，他甚至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能够将李之仪和自己的诗作合编出版。正如欧阳修举荐苏轼一样，苏轼激赏李之仪同样全无私念。对于李之仪的书法，苏轼也同样首肯，称其“入刀笔三昧”。

何谓“刀笔”？刀即书刀，“是古代整治竹木以备书写以及从简牍上删改文字的一种重要工具（钱存训）”，笔即毛笔。刀笔联用，意指简牍。宋人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五十一《姑溪三昧序》也有记载：“往时苏内相尝谓‘姑溪老人得简牍三昧。’余为儿曹时闻此语，心欣然慕之，愿得一见不啻如昔人之望李泰和也。”可见苏轼评价李之仪书法的这句点睛之笔，当时就流传甚广，以至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一说“刀笔”，一说“简牍”，说法有别，其意其实无异。

一句“入刀笔三昧”何以使得李之仪的书法为世人器重，以至“欣然慕之”？如果廓清中国人书写史的来龙去脉，就不难领会苏轼对李之仪书法的评价之高了。在纸发明以前，竹、木不仅是最普遍的书写材料，且在中国历史上被采用的时间，亦较诸其他材料更为长久，甚至在纸发明以后数百年间，简牍仍继续用作书写。我们今天可见的最古老的简牍，包括曾侯乙墓战国简、包山楚简、郭店楚简、睡虎地秦简、马王堆汉简，乃至楼兰魏晋木简及残纸等，是中国真正意义的书写史之滥觞。

在这些朴质原始的材料上，文字正不断经历着书体的嬗变，笔墨运动的轨迹依稀可辨，字里行间，无不勃发着自然书写的冲动，鲜有循规蹈矩的羁绊。而魏晋时期，一方面正是木简逐减，纸书渐增的过渡时期，一方面也是以二王书法为象征的简牍行草书发展至于成熟的高峰期。苏轼评价李之仪书“入刀笔三昧”，正是盛赞其书法直追汉晋，得古法真传。

李之仪所书《汴隄帖》一卷，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是李之仪对友人应酬问候的信札。此帖深得晋人法，而能自出机杼。笔法以内擫为主，线条劲媚，中锋含蓄，神情慰藉，气韵畅达；结体上中宫收缩，尤其有特色的是重心集结于上部，显得单字的其它部分愈加开阔疏朗，宛如秀颀之佳士，若玉山之将崩，昂首俏立，不可亵玩焉，正是结字之知白计黑者也。

将此帖与同时代人作品放在一处，同样有卓然出世之感。如果说个性鲜明的“宋四家”，尤其是苏、米、黄通过他们不朽的作品向世人演奏出宏伟浩瀚的乐章，那么李之仪的书法一定是一曲清丽纯美的民歌，在自然的山野间飘荡。李之仪的书法不够宏大、气势更不凛烈磅礴，但正因为其精致、细腻、清新，显得与众不同。

事实上，这正是宋人书法“写意”的表现。李氏的书法，一如其诗歌，文如其人，字如其人。含蓄、质朴、低调，骨子里却蕴含着一股蓬勃的力量。李之仪曾为苏轼幕僚，与苏门四学士常相唱和，时人谓其诗词“与张耒、秦观相上下”，但清人冯煦评论说“姑溪词长调近柳（永），短调近秦（观），而均有未至”（《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其实，李氏词全从民歌、古乐府中来，他追求的是一种纯朴自然的风情，与其书法一样，完全是一种后村别调，是李之仪自己的审美观和价值取向。

正如李之仪论书所云：“凡书精神为上，结密次之，位置又次之。”（《跋储子椿藏书帖》）精神即气韵，是书家个人品格、才情、气质的自然流露，结密是结体，位置为章法。李氏注重精神，与苏轼的“尚意”说一脉相承。

《汴隄帖》确实近乎完美地诠释了李之仪本人的书法审美观。作品的行距略大于字间距或与之大致相等，加之其独特的“结密”形式，显得通篇布局格外空灵散淡，赏之块垒间似无半点尘埃。这种气息，或许得益于五代的杨凝式。“杨少师度越前古，而一主于精神。”（《跋储子椿藏书帖》），除杨风子外，李之仪揣摩学习更多的，应该是颜真卿。“鲁公以正书取重，然不见其行，亦不知其超然远韵”（《跋鲁公题记后》），“鲁公墨迹，传于今者，惟此数帖，予皆得而临之。”（《跋鲁公帖》），“鲁直尝谓学颜鲁公者，务期行笔持重，开拓位置，取其似是而已。”（《跋荆国公书》），《汴隄帖》正体现了“行笔持重，开拓位置”的要领和取法。

推敲每个单字可以发现，其运笔灵活而遒劲，并无信笔，可见其“持重”，此外，常有飞来之笔，奇境迭出，如“复”、“海”、“相”、“黜”、“晚”等字，结字飘逸新奇，使人眼前一亮，而这一方面得之于书者书写过程中尽力为每个字去“开拓位置”（重心集中于上，扩展单字剩余空间），一方面又赖于书写过程中不期然间的妙手天成：“能至此者，特心手两忘，初未尝经意，是以僚之于丸，秋之于奕，轮扁斫轮，庖丁解牛，直以神遇，而不以力致也。”（《又跋东坡兰皋园记》），宜僚弄丸，弈秋对弈，正是技艺娴熟后，灵感和天赋瞬间迸发的表现。

李氏善用笔锋的弹性，并能够对其“无为而治”，比如《汴隄帖》中“仪”、“勤”等字婉转而有力的钩挑，“隄”、“历”、“宠”等字在一笔结束之后向下一笔过渡前，自然呈现出的细微而富于韧性的牵丝——这又容易让人联想起苏轼的一些作品，但我无法将之归因于二人日常生活中的相互参照和侵染，倒不如视之为书家“尚意”书写时的自然体现。

李之仪的一生是不得志的。尽管他“为人端正，学问匪浅”，并于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考中进士，但因其老师范纯仁（范仲淹之子）反对王安石变法，李之仪也被一贬再贬。幸遇东坡赏识，得为幕僚，怎奈苏轼等“元佑党人”同样是“泥菩萨过河”，北宋官场的走马灯竞赛，注定了李之仪作为党争牺牲品的悲剧一生。然而，“祸兮福之所伏”，李之仪生不逢时，但却享有80岁天年，这在同时代人中真是名副其实的大寿星了，尽管，这未必是李氏所青睐的命运，也权且算作一份上苍的慰藉吧。

值得一提的是李之仪之死。这段叙事见于宋人周紫芝，这位李之仪的忠实“粉丝”，始终对苏东坡的那句“入刀笔三昧”念念不忘，终于在其偶像的弥留之际幸得一见：

“顷余北走建康，暮投青山市，诘朝谒太白祠。公时在路西，闻余来，使人折简见邀，遂止余宿。青灯白醪，雪髯红颊，议论滚滚可听，喜津津见于颜间。余唯恨拜公于床下为已晚也，然私窃自喜:公年虽高，而气力强健，继此犹可以数见。逾月而归，则公已逝矣。此数诗乃当时酒间为余书者。绍兴三年秋七月中休日阅群书见之，把卷兴怀，为之雪涕。”（《书姑溪老人诗卷后》）

可见暮年的李之仪，鹤发童颜，仍喜议论时事（尽管所谈内容无从知晓），而且豪情不灭，饮酒之后还要捉笔挥毫。可惜李氏的大多数作品皆毁于战火，不复见于人间，今天我们所能一窥其风骨的墨宝，除了这纸《汴隄帖》，就剩一卷《别纸帖》（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今天，在李之仪的家乡沧州无棣（德州），书法的热情依然在延续；在他的终老之地安徽当涂（马鞍山），以老人字号命名的姑溪河仍在夕阳下脉脉流淌。

“空惊绝韵天边落，不许韶颜梦里看”（李之仪《鹧鸪天》）。李氏的书法已成绝响，那响声在嘈杂的浮世显得过于冷清而近乎寂静，那些墨迹，真个如“空惊绝韵”，自从天边落，只能梦中闻。

[ 本帖最后由 宁风子 于 2007-12-5 15:42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