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素《自叙》墨迹是明代文彭摹本吗？

墨樵

怀素《自叙》墨迹是明代文彭摹本吗？
; I5 G! K# T- y6 y1 ]王乃栋

3 e. Q! l# r& R0 `1 N& v5 a6 f　唐代著名的狂草书法《自叙帖》，是草书大师怀素和尚的代表性作品，也是一件书法史上与王羲之《兰亭序》一样存在着难解的“千古之谜”的书法艺术品。由于《自叙》原作已佚，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自叙》墨迹是清宫旧藏的经宋代苏舜钦补写了前六行草书的古人摹本。这一件《自叙》墨迹虽为摹本，却是接近原作的下真迹一等的国宝。不过，对于这一件清宫旧藏的《自叙》墨迹是否苏舜钦家藏并补写前六行的原件，专家们还有不同的看法。台湾学者李郁周先生就认为这一清宫旧藏的《自叙》墨迹，从帖文到帖后的宋、明人题跋和收藏印章，都是明人文彭摹写的仿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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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生通过多篇文章所提出的“《自叙帖》文彭摹本说”的主要论据，是明刻水镜堂本《自叙帖》中所刻的一枚南宋赵鼎的“赵氏藏书”印章的异同问题。李氏指出：“故宫卷上的‘赵氏藏书’一印，与水镜堂本《自叙帖》上的‘赵氏藏书’印相去有间，恰是赝鼎，岂能为真？”（引文见《书法》2005年第6期《苏液本〈自叙帖〉上的两方骑缝印记》一文，下同）他还指出：“王裕民在台北《故宫文物月刊》第235期发表《绿天庵本〈自叙帖〉伪刻考辨》一文，举出湖北美术出版社《中国法帖全集》第16册辑印的美国安思远所藏《晋唐小楷》拓本上，有赵鼎的‘赵氏藏书’真印，以证明台北故宫藏《自叙帖》上的‘赵氏藏书’印是伪刻，赞成笔者的看法。王裕民又发现一方有参照价值的印记。文徵明摹刻的水镜堂本《自叙帖》上的‘赵氏藏书’印记，与《晋唐小楷》拓本上的‘赵氏藏书’印记完全相同……”
7 _8 ~, @: a# ^4 H& ?8 K) ^　　笔者在仔细比较分析了水镜堂本怀素《自叙帖》拓本和清宫旧藏本《自叙》墨迹之后，发现李郁周先生提出的《自叙帖》墨迹“文彭摹本说”仍然存在诸多难以解释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使人信服的解答，清宫旧藏《自叙》墨迹的“文彭摹本说”就难以成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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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水镜堂本《自叙帖》拓本上的“赵氏藏书”印章和故宫藏本《自叙》墨迹上的“赵氏藏书”印章确实有所不同，但这是谁的错？
　　2.水镜堂本《自叙帖》拓本上的“赵氏藏书”印章和美国安思远藏《晋唐小楷》拓片上的印章果真完全相同吗？后者是真印的根据是什么？
　　3.水镜堂本《自叙帖》拓本和安思远藏《晋唐小楷》拓片上的“赵氏藏书”印章相似，就能证明故宫藏《自叙》墨迹的“赵氏藏书”印章是伪印？并进而证明故宫藏《自叙》墨迹是文彭从赵鼎藏本摹出的伪本？
　　4.水镜堂本《自叙帖》拓本上有9处骑缝章，但故宫藏《自叙》墨迹上的骑缝章却有14处，这又是谁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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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这些涉及故宫藏《自叙》墨迹是否文彭摹本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第一个问题，笔者和李郁周先生的观点恰恰相反。拙见认为“赵氏藏书”印章在刻帖和墨迹上所出现的误差，并非是文彭误摹（以文彭的治印技艺，摹刻得丝毫不差是举手之劳），而是被水镜堂本《自叙帖》的刻工章简甫误刊。这位章简甫还将水镜堂本《自叙帖》上的4枚“舜钦”印章中“舜”的古文写法“”字，统统误刻成“墨”字，于是水镜堂本《自叙帖》中的“舜钦”印文变成了“墨钦”。这就是李郁周先生反复强调的“文徵明双钩填墨入石，‘无纤毫不备，不失其真’”的水镜堂本《自叙帖》拓本的真实面貌。同时也印证了文徵明“遂用古法双钩入石，累数月始就”的，只是“点画形似”，无纤毫不备，庶几不失其真，并不包括《自叙》墨迹上的收藏印章。这些印文，恐怕免不了有被章简甫如误刊“墨钦”这般搅混了的。将水镜堂本《自叙帖》拓本上经过翻刻的“赵氏藏书”印章，作为推断文彭摹本的主要鉴定依据，究竟具有多少可靠性？
* [! P1 @* W: [　　第二个问题，水镜堂本《自叙帖》拓本上的“赵氏藏书”印章和安思远藏《晋唐小楷》拓片上的“赵氏藏书”印章，两相比较，印文还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并非如李郁周先生所说是“完全相同”。准确地说应该是两枚“赵氏藏书”印章的印文相似，从印刷品上看，水镜堂本《自叙帖》拓本上的“赵氏藏书”印文中的“氏”“藏”两字稍短，“书”字下部圆圈稍大（圈内有点），而那个所谓“赵氏真印”的印文与之相反。最重要的区别是刻帖之印“书”字下部圈内有一点，而所谓“真印”则圈内无点。假设“真印”是水镜堂本“赵氏藏书”的原印，则老章又刻错了。两印既然只是印文相似，难以证明系同一枚印章之印痕。我们看《自叙》墨迹和刻本的书法笔画，确实是完全相同，不失其真。书法相同而印文只能相似，说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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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问题，李郁周先生所引王裕民发现的作为佐证的安思远藏《晋唐小楷》拓片上的一方“赵氏藏书”印文，实不足为据。因为此印印文只是和水镜堂本《自叙帖》拓本上的“赵氏藏书”印文相似而已，而此印自身的真实身份还难以断定，即是否赵鼎之印还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笔者经过对安思远藏《晋唐小楷》拓片上所钤之印，如项子京、张则之的四方印章的反复核对鉴析，发现这些印章的可靠程度是值得怀疑的。如果将上海博物馆编辑的《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文物出版社1987年出版）一书和一些传世古人墨迹上的上述项、张的这4方真印来和《晋唐小楷》拓片上的印章相比，两者之间，印文显然不符，后者均疑为后人伪造之印。试想：安思远藏《晋唐小楷》拓片上的明人收藏印都存在问题，难道这方宋人的“赵氏藏书”印章反倒成了佐证故宫藏《自叙》墨迹上“赵氏藏书”印章是伪印的真印了？《晋唐小楷》拓片上这一方难以判断的“赵氏藏书”印章的来历，至少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为了抬高《晋唐小楷》拓片身价而仿水镜堂本《自叙帖》上“赵氏藏书”印的赝品，因为同页上方所钤的明人4方收藏印都是赝品，当是与项子京、张则之的伪印同时伪造之物；二、或是一古代赵姓之人的印章，而非赵鼎之印，因为古人刻印多由工匠治刻，字体章法大多雷同，如《唐宋元私印押记集存》（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出版）一书中编号为1105的“钱氏藏书”印文，即与“赵氏藏书”类似。值得注意的是两印“书”字下部圈内均有一点。正因为此类印章较为常见，所以章简甫才有可能按照惯例刻错，妄加一点。笔者以为第一种可能性最大，即此印不但不能为水镜堂本《自叙帖》上的“赵氏藏书”印章作证，而且本身都有可能是依据水镜堂本《自叙帖》拓本上“赵氏藏书”之印而仿造的赝品，所以两印才会大致相似。以疑伪之印来证翻刻之印，妥否？
　　第四个问题比较容易解释，通过水镜堂本《自叙帖》拓本和故宫本《自叙》墨迹的对比，可以发现无论是文徵明还是水镜堂的主人陆修和刻工章简甫，在摹刻《自叙帖》的时候真正重视的是书法点画，而不是包括印章、章法在内的《自叙帖》全貌。墨迹在刻石时形制和章法有所改动，这在古代法帖中不乏先例。书法摹刻是否失真，这是最重要的。印章之有无与似与不似、行距之宽窄及排字位置已无关紧要，这应是古代刻帖的常例。试看水镜堂本《自叙帖》拓本（据《怀素草书汇编》，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第一处骑缝章（图2），还能基本保持《自叙帖》章法原貌，上面一方骑缝印压在草书“见”字的笔画上，骑缝章两边的两行草书的行距位置也与其他行距基本一致。但是其后的八处骑缝章两边的行距已经拉开了距离，骑缝章也四周悬空，没有压到任何一笔草书的笔画。显然，这是经过了人为的修整，而非《自叙帖》的原貌。再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对一件古帖的刻石或临摹，减少印章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增加印章的可能性。假设赵鼎藏怀素《自叙帖》原本只有9处骑缝章，水镜堂本《自叙帖》所刻丝毫不误，那么文彭作伪照样摹写复制即可，还有刻帖可以证其与原作无二。为什么文彭摹制时无端将骑缝章增加到14处？这样岂不是违背常理，自找麻烦？文彭如果存心作伪，难道会做这样吃力不讨好的蠢事？不怕项子京拿着水镜堂本《自叙帖》拓本来对照质问并退货？无疑，水镜堂本《自叙帖》拓本中，除怀素草书写法之外，其余的印章、行距和字距均难以保持原貌。经过翻刻而不免走样的水镜堂本《自叙帖》拓本，如果被当作鉴定《自叙》墨迹的可靠证据，所得出的鉴定结论可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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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刻帖既然经过二次加工，必然会存在一些与原迹不同的变数，存在一定变数的刻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将存在一定变数的刻帖作为第一手的鉴析依据，恐不免会落入刻舟求剑之误区，即如启功先生也曾将《契兰堂帖》中的《自叙帖》拓本来证故宫藏怀素《自叙》墨迹为“另一摹本”（详见拙著《鉴评本怀素自叙》，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出版）。
　　笔者认为，《自叙》墨迹长卷上的苏家收藏印和苏舜钦的私印在未能鉴定为确系伪印的情况下，说《自叙》墨迹是“文彭摹本”或“另一摹本”的论据显然不足。
5 B; M* F+ ^9 a% Y6 |　　附：故宫藏怀素《自叙》墨迹上的“赵氏藏书”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