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任政先生的文章

大蝌蚪

程锡元
      任政生前有多种著作面世，除一些书法作品和字帖外，还有书法理论，书法教学等著述，但全面反映任政书法成就的作品集未见出版。这次，上海书画出版社从任政家属和藏家处收集、挑选近百幅精品，结集出版了《任政书法集》，使世人得一睹任政先生笔墨之功力，法理之精深，从而对任政书法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这对于普及书法艺术、弘扬传统文化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无疑是有意义的。
       任政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闻名书坛的是行书，其实他在隶、楷、行、草各体都有很深的造诣。任政自幼从其叔祖研习诗文，楷书习初唐，行草宗“二王”，分隶学两汉，一生笔耕不辍，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任政的楷书博取古人之精，并融贯己意，结构平整、端庄而不呆板，其笔画蕴颜、柳神气，起收分明，笔笔有序、有力，笔畅自然。任政的行书由于传播广泛而为人们所熟知。他毕生奉《兰亭序》为楷模，取号兰斋就饱含着对书圣的景仰之情。任政的行书风流婉约之致、流美飞扬之风，深得“二王”之真谛，特别是其秀丽、潇洒的风格，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习惯。一九七二年，杭州为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对西湖景区进行整理，为此特地邀请任政为景点书写匾额，如“柳浪闻莺”、“曲院风荷”等，在当时用的都是任政的行书，至今留存于孤山“西湖天下景”的匾额和一副对联“山山水水处处明明秀秀，晴晴雨雨时时好好奇奇”，就是由任政书写的。
       一九七九年，上海字模一厂邀请全国二十多位书法家，各写行楷二百字。任政的字“熔铸百家，妙成一体”一举夺魁。接着他花了一年半时间，书写了行楷字模七千六百字。不久，作为“书写标准模本”进入全国规范的电脑汉字行楷常用字库，深得人们的喜爱而广泛使用。为此，“任体”传遍了全国并走向世界。
       有人称“任政有弟子三千，得意门生七十二”，虽然这是一种类比，但以各种形式师从任政并从中受到教诲的书法爱好者数不胜数，这是不争的事实。自一九六二年，任政在上海市青年宫开办的“书法学习班”担任导师，直到“******”前几年时间里，参加培训的青年书法爱好者有千人之众。现活跃在书坛的中青年书法家，不少都有师从任政的经历，谈起当年任政先生谨严而生动的教风，仍然敬佩不已。上世纪八十年代，任政在上海电视台开课教授书法，又有大批书法爱好者参加，特别是一些少年儿童接受了书法艺术的启蒙教育，走上了书法艺术的道路。任政生前还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担任艺术顾问。
       书如其人，意发相成。任政书品卓越，人品亦好，是如其书法工整秀丽、雄健挺拔那样，任政为人朴实正派，温文尔雅。作为书法家的任政，不屑于书斋里孤芳自赏，而是积极投身于书法艺术的普及推广。在他的书室，经常高朋满座，探讨书艺，而求书者、求教者更是踵接不绝，户限为穿。任政不以地位高下取人，不以门户派别为界，广泛交流，乐于助人，故任政的书法作品流传广泛，上至各级博物馆，各地名胜匾额石刻，下至普通书法爱好者，大多留有他的墨迹。这种大众性的价值取向和有教无类的思想理念，正是任政的特点，也是他的优点所在。
       任政长期在邮电供职，上海邮电为拥有这样一位驰名海内外的书法家而感到自豪。半个世纪以来，任政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为企业增添了光彩，企业也为任政的书法艺术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上海电信一直重视企业文化建设，把弘扬传统艺术、传承中华文明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一个内容，大力予以培植。企业文化建设实践证明，提倡优秀、高雅的艺术有助于塑造人的气质、修炼人的品行，是落实“以人为本”企业理念的有效途径。有鉴于此，我们赞赏、支持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这本《任政书法集》，并希望广大书法爱好者能够喜爱它。  
       原文2004年12月发表于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任政书法集》

大蝌蚪

任舜华
       正值家父任政诞辰九十周年之际，能见到陈伊夏藏任政书法展和作品集出版，我感到由衷的高兴。陈伊夏小同学自幼研习书法且爱好收藏名家书画，取得了不凡的成绩和收获，真是可喜可贺！
       如今的学生念了十几年语文写不好字，已不是个别的现象，大学生甚至大学教师能写一手好字的也如凤毛麟角。
       如今的艺术品市场鱼龙混杂，市场与学术日趋分离，众多真正的艺术家作品被严重低估。要想如愿收藏名家书画，决非易事！
       然而，陈伊夏却与众不同，她有自己的打算。为了开阔眼界，陶冶心灵，她既用功习字，又用心收藏，已经养成了自律的好习惯。
       陈伊夏至今收藏了近两百幅名家书画，这次精选出五十余幅任政书法作品，举办专场展览并印就这本集子，可见她对任政书法的偏爱。陈伊夏年纪虽小，做事态度却十分慎重。她选用的所有任政书法作品，让我逐一过目，以确认其真品无疑。
       说到收藏，不由得使我想起家父任政如饥似渴，搜集名碑法帖，走过半个多世纪艰难曲折的路。那是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
       今天“小小收藏家”陈伊夏也迈上了收藏之路。正是在一个和谐繁荣的年代。
       我深信：收藏家的一件件藏品都渗透了自己的心血、智慧和情感。
       从来收藏名家书画者须有钱有闲，还加上有眼，即有点历史知识、文化品味和艺术眼光。凡收藏者有的醉心把玩欣赏，有的注重投资回报。我觉得应提倡的是玩出雅趣而不至“玩物丧志”。对青少年收藏者来说，该切记：“读书真事业，磨墨尽工夫”。
       天然后浪催前浪，势必新人换旧人。
       陈伊夏同学犹如蓓蕾初绽，只要持之以恒，不断进取，定会让自己的书艺和收藏彩色缤纷。
   
                                 任舜华
                              二○○六年五月

大蝌蚪

黄宣成
      今年是著名书法家任政先生诞辰90周年。有关任政先生的生平纪事，多有文章见诸报刊，而我师从任政先生学习书法20余年，在先生那间简陋的办公室共同经历的一些旧事，颇显先生的品格风貌。
      1978年春，经家慈旧友介绍，我来到上海邮政总局任政先生的办公室。这是三楼宣传科专门隔出的一个单间，仅有10多平米，两张旧写字台拼成了任先生的书案，还摆放着旧沙发、书柜等简单用品。任先生平生大多数作品就出自于这间办公室。当时，任先生已名满天下，他对我这个爱好书法的小青年和蔼可亲，对我呈上的书法习作当即作了评点并热情鼓励。渐渐地，我成了任先生办公室的“常客”，有时一周要去数次之多。我看到任先生办公室里经常挤满索书者，任先生是有求必应，对慕名而来的陌生人也不例外。1980年中期的某一天，我到任先生的办公室，看他正利用空隙，书写字大径寸的繁体行楷，见我进门，也未停笔。我好奇地探问其故。任先生回答：“多年前为报社写了6000余字的行楷字模，是简化字，现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将用我的字体，由于其读者群是华侨，阅读繁体字，因此要我补写一二千个繁体字。”我随口问：“有稿费吗？”“应该是有的，不过我没问。现在最重要的是抓紧把字补齐，尽快投入使用。”任先生多年前写的6000多字行书字模是义务贡献的，在那时稿费制度尚未恢复，又收了600多元的“笔墨费”，但任先生从未有过怨言。后来电脑逐渐普及，任政先生书写的这套字模，被人轻松便捷地输入字库，成为“行楷”字体，既未付分文版权费，也未征得任先生同意。有一次我与任先生谈及此事，戏云：“你可用法律来提起诉讼，索要版权费。”可任先生只莞尔轻言道：“只要我的字能为大家带来实用，我就心满意足了。”
       有天傍晚，我一人去任先生办公室，正好求书者均已离去，仅任先生一人坐在案边若有所思。见我进门，任先生猛一高兴：“你来得正好，有件事要你帮忙。”原来，上海市副市长谢丽娟同志的父亲去世，有关部门请任先生赶写挽联，且约定明日中午派人来取。任先生告诉我，由于近几日求字者甚众，十分疲劳，且撰写挽联并非自己擅长，想了几条均不满意。我明白任先生让我帮忙，是因为我是半江诗画社的成员，粗通诗文。但我要接此任务，心里也没底。看着任先生真诚期待的面孔，我突然有了主意：“由我求王晓园老先生如何？”王老先生是诗界前辈，与我可谓是忘年之交。任先生当即表示同意，并叮嘱我明天10时前务必将内容送到他家。我赶紧回家，稍稍用过饭后，即快步走到复兴中学对面志安坊王晓园先生的家里。王老问明缘由，让我稍坐片刻。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只听王老叫了一声：“好了！”我上前一看，一幅用小楷毛笔书写的纸条，有二行秀丽的行书墨迹：“有女才华超詠絮，嗟公溘逝痛骑鲸”。此联上联“詠絮”，意指东晋才女谢道韫，并有一段典故。用于此联含有后继超轶之喻，文词贴切，对仗工整，平仄相合，实为佳构。翌日清晨，我趋位于威海路黄陂路口的任先生家，当我抬级二楼敲门后，任先生亲自开门，一见我即大声说：“喔哟！你准时得很啊！”任先生看过内容，即有人来报，说轿车已等在楼下弄堂口。我与任先生一起又来到他的办公室，只见任先生精神抖擞、展纸泼墨，一挥而就，一幅珠联璧合的作品由此面世。
       有一天，我接到任先生来函，让我去他那里，说有事相商。我走进他办公室，见有一斗方，上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八字，书风秀逸，潇洒流落，一派二王遗韵，也体现书写者襟怀。在另一墙上，我不意间见贴有一纸条：“亲戚同事，一张为限。速战速决，不宜久留。”此言既说明任政先生待人真情，同时也提示了他盛名之下，疲以应酬之难。本来已是言简意赅，无需修饰。但那时我年少轻狂，竟对任先生说，此句似有可改之处，并当场诉说一遍。不意任先生却说：“你把它写下来。”我即书录于下：“亲友索书，一张为限，陋室狭窄，不宜久留。”他看后一笑，用笔再书一遍，只将第三句“陋室”改成“寒斋”，转身覆于原条之上。先生虚怀，由此可见一斑。
       任政先生1999年病逝。任先生毕生都在努力，用他的字为人们服务，我在他办公室时感受最深。有人说任政先生是作品留世最多的书法字，这个评价应该是确实的。

大蝌蚪

王人梁

     或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家中虽无传承，我却自幼好玩书画，如今回头看去，在这数十年间，其中虽是有得有失有苦有乐，却也是其乐无穷，似乎每幅画卷中都有一段回忆，每每看看自己所藏的书画就如同回顾自己的人生片断。
   
     前几天整理画卷，无意间看到了我的老师任政为我夫妻书写的一副隶书对联，想起今年正是任政老师诞辰九十周年之际，不禁感慨万千，三十年前结识任老师时情景仍历历在目。那时每逢星期天但凡有空都到他家去，不大的书房总是有好多小朋友跟着他学习，他总是认认真真地一一看习作，随后自己工工整整地在纸上写一手初唐四家法度于一身的楷书给学生作为样稿，却始终不取分文、不计回报。想来当初我除了有许许多多老师写的稿帖之外，也不知向他求了多少幅墨宝。可谓得之易，失之也易。
   
     1983年春，我与我爱人张爱群有缘结合，我们在卢湾区开了结婚证。在那个年代上海不像现在这么繁华，我俩一起逛街，逛得最多的是朵云轩。开完结婚证，我们照例去朵云轩看看。看完出来一拐弯便到了四川路，我想起了任政老师——应该向他报告这一喜讯。于是我和爱人来到四川路邮电局旁边的老师寓所。
   
     任老师见我带女朋友去很高兴，整理沙发让我们坐。我告诉他老人家我们今天开了结婚证。任老师听后很开心，说那我写一副对联送你俩留作纪念吧，还问我要写多大的，我说小一点即可。任老师便用隶书写了：“绿叶忽低知鸟立，青萍微动觉鱼行。”并在上款书了仁梁贤弟、爱群小姐俪正。我想起平日看到任老师为他人结婚祝福总是书写：“莲花并蒂，爱结同心”等字，而为我却书写了如此充满雅趣的句子和漂亮的隶书，赶紧连连称谢。老师向来不喜欢说笑，这时却说：我是要你俩“你行她知，她动你觉”，相敬如宾，快快乐乐过一生。我俩不约而同地答道：谢谢老师，我们保证努力做到，不辜负您老的关心。
   
     之后我又走访了赵冷月等好几位书法家，他们得知我结婚的消息也都送了我墨宝留念。

大蝌蚪

戚广崇
    著名书法家任政先生故世多年了,有很多人不会认识，但是我们电脑字库的行书是任政先生写的，也许更没有人知道，据说当时只拿到区区几百元的润笔费。
      当年朱镕基访问日本，赠送给田中角荣首相的墨宝就是任政先生所写,据说写的三个字是：福禄寿。
    当时拥有任政先生墨宝的人不在少数，因为任政先生大多数情况下,每求必应!记得当时四马(福州)路上的古籍书店上海书店都曾展示过任政先生的墨宝，书写的是唐诗或毛泽东的诗词。
      最近翻弄旧相片,发现了一张任政先生墨宝的照片,是二十七年前一位书法界的朋友送给我的。内容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边苦作舟.显示了任政先生字体的神韵!

[ 本帖最后由 大蝌蚪 于 2008-3-5 17:17 编辑 ]

大蝌蚪

丁惠增
2006年9月27日，年長我一歲的任舜華兄將厚厚一本裝幀精美的《任政書法集》送給我。他說，這本書只印1500本，書店無售；他說，6月23日書畫活動時就帶在身邊準備送給我，因我走得匆忙，他來不及拿，只好帶回家，這次又隨帶身邊，終於面交我了。我聽了心頭一熱，感動得說不出話來。其實舜華兄不僅字寫得好，而且做人也好。他和他父親任政(1916-1999)先生一樣，是深受大家喜愛的著名書法家。
上海市電信公司和上海書畫出版社編輯出版的《任政書法集》，由上海書協副*兼秘書長戴小京先生作序、程錫元先生作跋，舜華兄作文《生命有限，藝術長存》。書中收有任政先生書法精品近百幅，以及常用印章、照片、年表等，全面客觀地反映了一代宗師任政先生的藝術人生，是研究任政先生極為珍貴的資料。
我曾于1962年考入沈尹默先生創辦的上海市青年官書法班，師從恩師胡問遂、潘學固先生。任政先生雖然沒有在課堂上直接教過我，但作為一代宗師，他曾在書法上點撥過我，為我題詞“石鼓獨秀，秦篆吐芳”以及“丁惠增書畫評論集”等勉勵我。我也視他為自己最好的老師和楷模。
任政書法以行草隸楷諸體著稱于海內外，尤其行書，點畫線條精到秀麗、道勁圓通，運筆用墨流暢豐腴，沉雄典雅，無論方圓轉折，起伏相背，還是疾澀徐緩，都蘊藏外柔內剛、從容不迫之勢．頗有王羲之遺風，呈現江南古典書風之美，被譽為“熔鑄百家，妙成一體。”他的任體書法作為字模被報刊雜誌、影視電臺、電腦、廣告等廣泛選用，並由國內走向海外。不僅在國內各地名勝古跡和廣告、市招隨處可見他的書體，更可貴的是他的字飛人尋常百姓家，成為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書法家。他從不擺名家架子，與人和善，無論親朋好友還是素昧平生的到府求畫者，他總是有求必應，不吝字墨，不求回報。他一生只講奉獻，不計名利。僅舉一例足以說明他為人。他花了一年半時間寫的6850個常用字，做成字模後僅得稿費700元。這700元連買紙墨都不夠。對此他淡然處之從不計較。難怪他在世時，人人呼他為“好好先生”。與此相比，有的所謂“名家”、“*”簡直無法和他相比，不僅書法小家子氣，而且為人也有天壤之別。公理自在人心，往事如煙，唯有書藝人品長留人間。

大蝌蚪

良师益友 风范永存
——记已故著名书法家任政先生
胡守鸿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喜爱书法的我，时常去县城书店寻找字帖，尽管那时候书店里出售的字帖还很少，但我依然执着。一天，我终于在书店柜台里发现了一本《楷书基础知识》，这是理论指导实践的实用字帖，我十分欣喜地买回家，作为学习的范本。从此，作者任政先生和他那精湛的技艺便深藏在我的脑海里。
　　一次，在浙江嘉善县文化馆宣传橱窗的书画展中，我偶然看到，有一件书法作品与任政的书体很相似。后经打听，作者任舜华原来就是任政的儿子，他在文化馆工作，我有幸与其相识，并在他那里得知其父任政先生在上海的住址。任舜华调往杭州后。好几次，我曾想去沪向任政先生讨教，但终因素不相识未能如愿。

　　八十年代始，文艺复兴，有着千年历史的传统书法艺术日趋繁荣。进县文化馆从事书画工作的我，有一天，冒然给任政先生写了一封信，向他表达我学习书法的热情和希望，还随信寄去我的一件临摹习作向他指教。想不到，十天之后，我竟然收到了任政先生的回信，他的勉励给我鼓舞很大。

　　不久，单位里要出一张书画特刊，派我去上海文汇报社制版，办完事，时间尚早，我不由自主地去拜访任政先生。他住在威海路花鸟市场附近，我怀着仰慕已久的心情扣响了任政先生的家门。

　　因为在他儿子那里，曾见到过任政先生的照片，所以，我一眼认出了开门人就是任政先生。他黑发浓密，圆脸型，戴着一副眼镜，中等身材，十分精神。

　　自我介绍后，我取出了临作向他求教，得到了他的指点。接着，他向书橱走去，似乎在寻找着什么。趁着间隙，我四周环顾，这是一家老式木结构房子，屋内深红色的基调沉稳而庄重，客厅中央摆放着桌椅，一边的书橱内，整齐地排列着许多书籍，门旁墙上挂着的红木镜框里，是一件任政先生的隶书作品，古朴典雅。秋天的阳光透过南窗，使狭小的空间暖意融融、温馨备至。

　　不一会，只见任政先生取出一本《书法教学》拿到我面前，和蔼地说：“我早年临帖很多，楷书主要学欧、柳，隶学曹全碑，行书专攻赵孟頫。你们青年人学习书法，要师法传统，要打基础，基础愈扎实愈好，以后才能进步，就会功到自成。”并在书的扉页上盖印后对我说：“这本书送给你做个留念。”任政先生创作、写书事务繁忙，他还告诉我：“不久前，上海字模一厂准备铸一套新的汉字模，作为报刊杂志的标题字，邀请全国近50位著名书法家，每人书写50个简化样字参加竞选，我也参加了书写，最终我的字被选中。后又花了二年多时间，完成了七千字的书写任务，现正在制作，不久将投入使用。”得知他刚从日本回来，为了不打扰他，我向任政先生谢别。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字被用作文章标题。

　　随着书法艺术的普及繁荣，传统书法碑帖陆续面市，任政先生的书法字帖与专著也层出不穷，我不断搜集任政先生编写的书法书籍的同时，更增加了对他的关注。

　　几年后，我出差去上海参观名书画展览，又一次走访了任政先生，在他温和的言谈中，使我进一步加深了对他的了解。

　　任政先生，字兰斋，浙江黄岩人，生于1916年，他自幼随叔祖晚清名孝廉任心尹公精研诗文和书法，打下了坚实的功底。18岁那年，因家中三次遭受火灾，生活艰难，为减轻家庭负担，1937年，21岁的他只身来到上海，开始独立生活。在长兄介绍下，他进了当时的隆章染织厂做练习生。工作之余，他起早摸黑，用功读书，次年，考入了上海邮政，从事宣传工作。

　　平日里，他省吃俭用，为了搜购历史名人法帖，时常会花去整个月的工资。期间，他有幸认识了收藏家唐希陶，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大量历代碑帖，广泛涉略并专心学习揣摹，开阔眼界，提高书法水平。结合本职工作，努力实践，刻苦的磨砺与研究，其书法日臻成熟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受到众人的青睐。闲聊中，任政先生向笔者回忆说：“‘文革’中，单位要我抄写‘大字报’，贴出之后，第二天一早就不见了，重抄贴出后还是不冀而飞。直到‘文革’后才知道，是有人将墨迹撕去用作临摹。”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任政先生书法的喜爱程度。

　　任政先生学识丰富，为人诚恳憨厚，几十年来，他浸淫研池，勤奋笔耕，在继承传统书法艺术的基础上，独具创新，佳作迭出。其书法形神兼备，潇洒遒美，经常应邀参加全国展览，名闻遐迩，享誉书坛。挥毫创作的同时，著书立学，相继出版了《楷书基础知识》、《少年书法》、《祖国的书法艺术》、《书法教学》、《隶书概论》、《兰斋任政行书帖》和《任政书法作品集》等十余种书法字帖和著作。他编写出版的书法字帖和专业书籍十分畅销，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深受人们的喜爱。

　　任政先生还应聘在上海各大、中学校、青年宫、文化宫和电视台等单位讲学，为社会培养了许多后继人才，如：周慧珺、张森、钱沛云、沈鸿根等都曾得到过他的悉心指导，为弘扬中华传统书法艺术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与积极贡献。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天，我意外地收了任政先生给我的一封来信，信中说，他家已搬迁，同时还寄来一张名片，上面印有他的新居地址。

　　相隔不久，恰巧我的一位朋友想请任政先生题写厂名，要我陪他一同前往。在上海永寿路瑞福大楼50号907室，我再次见到了任政先生，多年不见，他变化很大，满头白发，走路也不如先前那样便捷。客厅里宽畅明亮，墙上横着的铁丝上，夹着好几件任政先生的书法散片，散发着阵阵墨香。

　　进门不久，又来了几位远道而来求墨宝的客人。题完字后，我们正想离开，任政先生叫住了我，主动要为我写字留念，他问我喜欢什么内容。惊喜的我在毫无思想准备下，突发奇思地请他为我题个斋名，任先生看了我写的纸条后，沉思片刻，轻轻地对我说：“诸葛亮有句名言，‘非澹泊无心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想为你改一个字，把‘研’改成‘远’字，这样既有出典，又有意义，怎么样？”我自然高兴，只见，在他那静中有动的笔尖下，“静远楼”三个大字跃然纸上。加印时，任政先生又补充地说：“做人要恬淡，为艺要静心，唯其如此，方可超然物外，才能学有所成。”他的话，使在场的人很受感染，也使我对眼前这位年近80的老书法家，多了一份由衷的钦佩和敬意。

　　任政先生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和交通大学国际文艺交流艺术顾问。1981年曾为淮海战役纪念碑书写碑文，1983年东渡日本讲学，1984年为周恩来纪念馆题字并珍藏，1993年为毛主席纪念堂书写大幅诗词(由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发收藏证书)，1997年被上海市文联誉为“德艺双馨”书法家。

　　数年后，突然有一天，我在报纸上，惊悉任政先生于1999年8月30日去世的消息，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为失去一位良师益友深感痛惜。我与任政先生的三次交往，成了我生活中一段难忘的记忆，他为我题写的斋名“静远楼”，更是我一生中宝贵的珍藏。

[ 本帖最后由 大蝌蚪 于 2008-4-23 17:23 编辑 ]

大蝌蚪

鲁迅说，中国人喜欢完满，什么都要凑成十，什锦糖、什锦菜、十全大补、西湖十景、等（原话记不清了，意思如此）。我这学书有感已写了九篇，我又是中国人，难以免俗，也来凑成十吧。
     ２０多年前，为了指导女儿学习书法，陆陆续续寻觅到数十本字帖，《任政行书字帖》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也不觉得怎么样，只是不知为何，一直来书店里所卖字帖多是楷书，而行、草书难得一见，因此也没怎么犹豫就买下了，定价九毛六分钱。但女儿学书没有用上，这一放就２０多年。
      如今，我临起任老先生的帖子，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我少年时错误地认为，行书、草书才是书法的最高境界，楷书没有什么好学的，无非横平竖直、分布均匀。因此对行、草书特别注意，书法展上，商店横扁上，凡是能看到的行书草字，都心摹手追，加以运用。并为同学们不认识我认识、同学们不会写我会写，而沾沾自喜。那时侯，没有书法老师，没有现在到处都有的书法培训班，有也上不起，买不起一本字帖，买不起纸张墨砚，书店也隔着玻璃柜台，没有现在的开架经营，可以免费尽情阅读。
      行、草书应在楷书或隶书有一定基础之后，再开始学习。
      任政行书风神洒落、筋骨老健；且该字帖共有４６页，字数较多。不失为学习行书的优秀范本。
      临写任老的行书字帖，使我想起了苦难、幼稚、而又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中学时期。

大蝌蚪

**旭
  
       上海和平饭店南楼是一栋维多利亚式建筑，一楼餐厅金碧辉煌，堪与白金汉
   宫媲美，在那里吃饭可谓皇家待遇。
   
   　　有趣的是，在巴罗克式装璜的空隙里悬挂的不是金框油画，而是书法条幅。
   说来也巧，我进餐的桌旁墙上的两张字的作者刚好是我40年前的老师――高式熊、
   徐伯清。
   
   　　那是1961年秋天，我刚进高中，上海成立书法家协会，由大书家沈尹默任主
   任委员。上海青年宫不甘落后，趁机开办书法班，请书协会员们义务执教。在各
   类艺术中，书法是成本最小、入门最易的一种，自然最受群众欢迎。果然，消息
   一出，成千上万青少年踊跃报名。青年宫不得不举行考试，让考生写一张字。然
   后一拖再拖，终于在冬天开学，好像有几十个班，每班几十人，共有上千学生，
   可谓盛况空前。
   
   　　每周上两晚课，课堂就在江西路青年宫( 现已变成银行）。学生大多是高中
   生，也有已工作的青年和社会青年，甚至还有少数中老年。开学前，青年宫请书
   法家们演讲，沈尹老首先讲，其他我记得的有任政、胡问遂、白蕉、马公愚等。
   演讲人在台上演讲时，台下人却在一堆堆开小会。原来大厅里散坐着许多已经演
   讲过和尚未演讲的书法家，他们的标志是每人有一杯由会议主持者――青年宫工
   作人员――敬献的绿茶。听众见状，自然围上去搭讪、请教，又引来旁听者。于
   是会中有会，热闹非凡。我记得当时最热闹的有两个小圈子，一个以A先生为中
   心，一个以任政先生为中心。A先生是沈尹老的高足，专业书法家，气宇轩昂，
   口气很大，令人敬畏。任先生当时45岁，是业余书法家( 邮局职员），态度谦和，
   诲人不倦，令人亲近。演讲会结束后，其他书法家都匆匆离去，唯有任先生热情
   邀请请教者去他家畅谈，于是有十来名青年随他而去，我出于对名家的好奇也忝
   列其中。
   
   　　从青年宫到金陵东路近福建路的任家要走好一阵子，一路上任先生仍不断回
   答问题，到他家已是晚饭时间。任先生毫无饿意，仍然滔滔不绝。等到任先生终
   于回答完请教者们的问题，已经很晚了，大家的肚子都在咕咕叫，但大家都舍不
   得离开。终于有个请教者提出：“任先生，我拜你为师，跟你学字好哇？”任先
   生一口答应。其余人如法泡制，任先生也一概答应。我鼓足勇气，鹦鹉学舌，也
   成了任先生的弟子。
   
   　　从此我每周六晚上去任先生家学字，直到去武汉读大学才终止。先学隶书
   《礼器碑》，后学诸遂良的楷书，再学王羲之的行书，可惜都没有结果，辜负了
   任先生的教诲与苦心，至今惭愧不已。
   
   　　任先生雅号“兰斋”，然而他家的极度拥挤、破旧却令我震惊。这是一间不
   足20平方米的石库门客堂楼，承担着祖孙三代五六口人烧饭、吃饭、排泄、睡觉、
   游戏、工作、会客、课徒等全套功能。兰斋只占了客堂楼的一角，由一张破旧的
   大写字台、一把椅子、两个旧书橱组成。他的学生非常之多，而且由于免费而越
   来越多，每个周六晚上少则来十几人，多则二三十，甚至四五十，全都挤在写字
   台与床之间的狭小空间里。大多数只能人贴人站着，就像高峰时间的公共汽车。
   星期天更不必说，从早上到深夜源源不断。
   
   　　任先生对每个学生都要仔细批改作业，然后写一张字让其下周临摹。他教学
   生绝大多数是免费的，还要倒贴纸墨。一边写一边回答问题、说古论今。从书法
   技巧、碑帖掌故、学书经历到书坛趣事、名家轶闻、历史风云，无所不谈。“听
   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那真是莫大的艺术享受，任何课堂里或书本中都得不
   到的。从任先生那里我还学到了待人接物的道理与勤学苦练的精神。单看他热情
   招呼与教诲每一个学生，每晚上写五六小时的字，就令人深受感动、五体投地。
   
   　　当我们洗耳恭听任先生高谈阔论时，背后不时传来朝马桶里小便的声音。然
   而这丝毫没有减低兰斋的艺术品味，反而增添了我们对任先生的敬仰。他给那么
   多学生一一改字写字，常常弄到深更半夜才散伙，那时他的家人都已经沉沉入睡。
   当我从他们的床边走过时，心中不禁感慨万千，忍不住想起一个问题：“书法究
   竟值多少钱？”。
   
   　　青年宫书法班开学后，我被编入高式熊先生的班，却忍不住要去听任先生的
   课。任先生讲得又系统又生动，学生无不听得津津有味。幸亏他的课和高先生的
   课不在同一晚上，我于是两边听，听完课已是晚上9点，任先生还热情邀请学生
   到他家去观摩他写字。于是他的斗室更挤得水泄不通，每个人都想多得到任先生
   的字，任先生也有求必应，常常闹到午夜才散场。
   
   　　书法班结束时，青年宫搞了个优秀学生表演大会，引来许多青少年观光，还
   有记者采访、拍照。我也忝列“优秀”之列，被派当众挥毫。我那桌的指导老师
   是徐伯清先生，所以我也可以算他的学生。
   
   　　听任先生说，A先生不轻易收学生，要收也要收厚礼，一条香烟是打不倒他
   的。他惜墨如金，不轻易给人写字。有的学生跟他学了很久，也没有拿到他的字。
   后来他甚至让学生先跟他的儿子学三个月字，然后再由他教。而他教字，只是泛
   泛指点几句，并不认真批改。据说A先生很瞧不起任先生，说任的字“俗”。有
   个任先生的学生想改换门庭，拜A先生为师，他竟然说：“你如果从未学过字，
   我还可以教你。你已经跟任政学字学坏了，我就无法教你了。”那学生又来跟任
   先生，任不收。
   
   　　我体会到上海滩上有两个书法沙龙在“别苗头”( 上海话，指暗中较量）。
   一是贵族气的A先生家，他是沈尹默的高足、专业书法家，又有万贯家产，住房
   宽敞，自然高高在上。一是地道平民的任政家，他是业余书法家，没有任何资本，
   只好以广收弟子来扩大影响，可谓用心良苦。
   　　文革初A先生以“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被打倒，任政却以“工人书法家”
   的身份红遍上海。大约为了拍爱好书法的毛泽东的马屁，“四人帮”在上海也
   “提倡学一点书法”( 1970年代初，《文汇报》曾以此为题发表过复旦大学教授、
   书法家郭绍虞的文章。不知为什么，“四人帮”特别喜欢魏碑体，以至上海满街
   都是魏碑体的标语与店名）。加以1972年中日建交后，日本书法家要求与中国书
   法家交流，日本首相也来买中国当代书法家的作品，其中包括任先生的字。更重
   要的是，书法既是没有任何政治色彩的一门艺术，又是最容易为政治服务的一门
   艺术。任先生文革中写字，几乎只写毛泽东诗词与鲁迅诗歌，还有时行的政治口
   号，只有给友谊商店写字才应其要求写点唐诗之类。有一次有个学生问他对毛泽
   东、郭沫若的书法的评价，他很认真地答道：“我们对中央首长的字从来不议论，
   因为容易犯错误。”但从他的片言只语看，他对时局是很不满的。
   
   　　那时任先生到处演讲——最大量的是中学——给报纸不署名地写题头，还为
   友谊商店写了大量条幅，对普通人依然有求必应。据说许多日本人很喜欢他的字，
   经常要求登门拜访。他自然无法在家中接待，于是上海邮电总局就在那栋新古典
   主义的大厦里专门布置了一个豪华的书房，让他演戏似地在那里对客挥毫。友谊
   商店卖了他的字，却不给他一分钱，只送他宣纸与毛笔。
   
   　　然而无论任先生多么出名，却始终无法成为专业书法家。他只好等到从邮局
   退休后进市文史馆，房子也分大了，可惜我从1974年春节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改革开放后他的名气越来越大，曾应邀去日本讲学、开书展，1999年逝世。
   
   　　任先生原来的专长是隶书，后来反而以行书出名，受到普遍喜爱，被选为字
   模，风靡中文界，中国的报刊杂志、商店招牌、广告海报乃至私人名片上随处可
   见“任政体”，其流传之广，超过了任何一位现当代书法家。
   
   　　在各类艺术中，书法最依赖时间，就象手艺或演奏一样，只有勤学苦练才能
   成就，而且越老越出色――因为越老练的时间越长。即便没有书法天赋的人，只
   要勤学苦练，也能把字写得象模像样，混个业余书法家。这与文学大不一样。没
   有文学天赋的人勤学苦练一辈子也写不出稍微像样的、称得上作品的作品来。反
   之，文学天才年纪轻轻就能写出惊动世界的杰作来。一般而言，作品的艺术水平
   并不和作家的年龄成正比。鲁迅的《彷徨》不如《呐喊》，《故事新编》又不如
   《彷徨》。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及其后的剧作；郭沫若的
   《女神》、《星空》、《瓶》及其后的诗集也是如此。茅盾、巴金与老舍在《子
   夜》、《家》与《骆驼祥子》之后的作品再也没有超过它们。事实上，世界上绝
   大多数作家的名作都是中青年创作的，可见“江郎才尽”是文学界的普遍现像。
   书法家却无此虞，反而越老越吃香，青年则极难成名，可见书法更接近手艺或演
   奏。有趣的是，油画也像文学主要靠天赋，国画则像书法越老越吃香。
   
   　　我学书法虽不成器，多少还有点样子，可以哄哄外行。特别是在文革中，抄
   大字报、出大批判专栏、写大标语、写毛泽东语录，到处有用武之地，风头从华
   中工学院出到贵州的农机厂、县革委。还被县民政局请去写革命烈士墓碑，虽无
   报酬，也是光荣的。不过那时书法的功能都是政治性的，文革结束后书法向本体
   回归。1978年春节，我的两张字( 一隶一行）参加了县文化馆的书法展览，成为
   我书法生涯的顶峰，因为那是我唯一一次参加书展。21年后我旧地重游，听一位
   爱好书法的当地人说，经常有人请他写墓碑，或送50元红包，或请吃一顿饭。我
   不禁羡慕起他来，有一瞬间甚至后悔离开贵州大山沟。
   
   　　在杭州大学读研时，照说中文系应该崇尚书法，可惜系里并无书法氛围，老
   先生们也不弄书法，中青年教师更无人写字。我在自己的折扇上写了首“不知香
   积寺，数里入云峰……”，被一位历史系的同研看见，请我为他的扇子写字――
   我并不把扇面从扇骨上拆下来，怕撕破了装不回去，我也没有专门的夹子，只好
   将就着直接在扇上写――还有一位中文系的同研也请我写了个扇面，另一位中文
   系的同研便说我“到处卖弄风骚”，妒忌之情溢于词表。这些扇子都是几角钱的
   便宜货，一面印画，一面空白，所以有我用武之地。扇到秋天就污损丢弃，真正
   是“有朝一日秋风起，恩爱夫妻不到冬”。有一天我正在自习室里写字，我的导
   师有事找我。他见我居然会写毛笔字，先是一惊，很注意地看了看我的字，马上
   摆出不屑一顾的样子。字以人贵，字也以人贱，我那时正为毕业分配焦头烂额，
   他自然瞧不起我的字。我还在宿舍墙上贴了张隶书，写的是李清照的绝句：“生
   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表达誓不回贵州的决心。
   有几位中文系本科生见了倒是连声说好，那是钦佩我的骨气，并非钦佩我的字。
   
   　　我在西藏文联的宿舍墙上贴过几张行草，都是怀念故乡的，诸如李后主的
   “帘外雨潺潺……”，“春花秋月何时了……”，文天祥的“从今别却江南路，
   化作啼鹃带血归”。比我长十多岁的同事见了，言不由衷地夸一句“好字”――
   他们还有文人必须写好字的陈腐观念。和我同辈的同事装着没看见，更不必说青
   年作者――他们都是西方现代派的崇拜者，恨不得马上废除汉字，全盘西化，只
   因不懂外文，暂时只好将就着用汉字写作，怎会瞧得上书法？倒是一位北京记者
   见了深表感动，那是同情我的遭遇，并非赞赏我的字。
   
   　　上海社科院文学所是文人荟萃的地方，也毫无书法气息。只有一位研究古代
   文论的学长喜欢书法，家中藏有全套《中国书法》，还要我为他写张字，我反而
   不敢献丑了。我看过鲁迅的书信影印集，用的是十竹斋笺纸，潇洒的书法落在谈
   雅的梅兰竹菊或山水花鸟上，那样高雅，那样精美，完全是艺术品。鲁迅说过现
   代人没有时间写毛笔字，所以钢笔必然取代毛笔。但他自己写作、写信仍坚持用
   毛笔，不是他不会用钢笔――他在日本学医时必定用过――而是为了艺术趣味。
   我曾见过老编辑用毛笔写的退稿信，虽然只是普通信笺，也够风雅了，我自己当
   编辑时就没有这样的雅兴。可惜在电脑时代，钢笔都已过时，何况毛笔。科技发
   达导致传统艺术衰落，这又是一例。
   
   　　到美国后书法自然更加无用，特别是大陆中国人最瞧不起中文与书法――因
   为赚不动美元――他们对我家中墙上的字视而不见。有位台湾来的教授却称赞过
   我的字，但他并不请我写字，我知道他只是礼貌而已，不过我还是很领情，因为
   大陆人连这点口水话都不肯讲。倒是学汉语的美国人喜欢书法。有位在美国驻台
   湾大使馆工作过的退休教授特地请我写了一张“天下为公”的横幅，说是要配镜
   框挂在书房里――可惜我从未去过他家，还有位汉语研究生请我写了首唐诗，他
   们满面笑容道谢的样子令我非常舒服。从来没有一个中国人这样真诚地夸奖过我
   的字，虽然我知道后者拿回家就会随便往抽屉里一塞，将来搬家时扔掉。我还买
   了些空白折扇，一面画山水花卉，一面写唐诗，作为礼品送美国朋友，颇受欢迎。
   妻子还拿去作为“多元文化教育课程”上介绍中国文化的道具。
   
   　　有趣的是日本裔美国人却比中国人更爱好书法。他们的超市里大量出售只印
   有一个行体汉字，没有图画图案的纪念卡，诸如“和”、“爱”、“谢”、
   “寿”、“鹤”、“龟”、“敬”、“友”，等等――这是中国本土也没有的。
   他们的服装、头巾、手绢、瓷器也喜欢用行草汉字作图案――这也是中国本土很
   少见的。从日本电影《追捕》看，日本商人办公室里都有挂巨幅唐诗书法的，可
   见日本人对书法还不象中国人那么实用主义，虽然他们西化的历史比中国悠久得
   多，也彻底得多。
   
   　　的确，在今日中国，至少在城市里，书法几乎完全无用了。到处有空调与电
   扇，折扇早已过时。家中装璜越洋气越好，谁还会挂对联与字轴？国画都很少有
   人挂了――据贾平凹说，陕西最贫穷的县里的农民几乎家家挂字轴对联，有的还
   很古，可见越是贫穷落后的地方越是尊敬书法，贵州大山沟也一样。中国商店与
   单位的招牌、报刊书籍的题头、商标与广告自有电脑里的各种字模，其中包括任
   政的字模。即便请人题字，大多只认官衔不认书法。象和平饭店那样请名家写字
   装框挂起来，已是非常难得了。
   
   　　和平饭店墙上徐伯清的字落款“海上还云楼”，非常浪漫，我不禁悠然遐思，
   想象楼中情景。后来从上海市卢湾区的网页上查到“徐伯清寓所”的介绍，原来
   所谓还云楼是由内阳台改造而成的，除了书斋还兼卧室，充其量不过十平米。一
   床一桌一放，恐怕只能侧身而行。如此斗室却有如此雅名，真是浪漫到家了。不
   过比起任政先生的兰斋来，毕竟还略胜一筹。
   
   　　高式熊的落款没有斋名。记得1999年《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登过一篇文章，
   介绍高先生的书斋“红葵艺馆”，说是因其天井种满名贵的红葵而得名，大画家
   谢稚柳为之题匾。高先生能在天井里种花，可见独住一栋石库门，至少独占一楼
   客堂与厢房，令人羡慕，比起徐先生的还云楼来宽敞多了。红葵艺馆走的是现实
   主义路线，不象还云楼那么空灵。只是“艺馆”两字容易使人联想秦楼楚馆，有
   伤大雅，不若老老实实地叫“红葵书屋”或“红葵堂”。
   
   　　大凡文人墨客起斋名堂名，都以风雅为准，尤喜以花草树木为名，暗含屈原
   “芳草美人”之意。徐文长的“青藤书屋”、冯友兰的“三松堂”、吴宓的“藤
   影荷声之馆”、潘光旦的“葫芦连理之斋”和高式熊的“红葵艺馆”是写实，任
   政的“兰斋”是虚拟。鲁迅少时称其书斋为“桐花阁”，不知是实是虚。大画家
   朱屺瞻的乡下老家有梅花草堂，是现实主义。搬到上海后无梅无草，仍叫梅花草
   堂，就是浪漫主义了。在寸土寸金的大都市，有个可以种花的小园或天井，是非
   常奢侈的愿望。从无处不在的天上寻找灵感，倒也是个办法，例如张大千的“大
   风堂”、郁达夫的“夕阳楼”、周作人的“苦雨斋”、丰之恺的“日月楼”，宋
   文治的“藏云楼”、徐伯清的“还云楼”，冯亦代的“听风楼”，书画店“朵云
   轩”，乃至“还月楼”、“问月楼”、“嚼月楼”、“待月楼”、“风雨楼”、
   “听雨楼”、“烟雨楼”、“夜雨楼”、“烟云楼”、“长天楼”、“观星楼”、
   “锁星楼”、“读星楼”，等等。身居斗室，思接天宇，意境悠远，气象万千，
   只是容易与别人的重名。如果依山傍水，则可名“望山居”、“听涛轩”、“烟
   波楼”、“帆影阁”，等等。当然可以室内的收藏或物件命名，越新奇越好，例
   如陆心源的“皕宋楼”( 因藏有两百册宋刻珍本得名 )、冯文昌的“快雪堂”(
   因藏有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得名）、乾隆的“三希堂”( 因藏有三件稀罕字
   帖得名）、瞿镛的“铁琴铜剑楼”、徐悲鸿的“八十七神仙馆”( 因藏有“八十
   七神仙图轴”得名）、朱彝尊的“茶烟阁”( 是否源于《红楼梦》里的“宝鼎茶
   闲烟尚绿”？）、王鹏运的“四印斋”、齐白石的“八砚楼”、周作人的“苦茶
   庵”、郑逸梅的“纸帐铜瓶室”、唐云的“八壶精舍”、王力的“十抽斋”( 因
   一书橱有十个抽屉得名，可惜此名虽新巧，却不风雅，反映出这位文革遗老趣味
   枯燥）。不过一般文人买不起名贵书画古籍，室内器物名称风雅的种类有限，极
   难出新，不如走抽象一路，例如曹雪芹的“悼红轩”、刘鹗的“抱残守缺斋”、
   俞樾的“春在堂”、鲁迅的“且介亭”、齐白石的“寄萍堂”和“天涯亭”、梅
   兰芳的“缀玉轩”、丰之恺的“缘缘堂”、林语堂的“有不为斋”、台静农的
   “歇脚庵”、叶圣陶的“未厌居”、沈从文的“窄而霉小斋”、王了一的“龙虫
   并雕斋”等等，无拘无束，变化无穷。其实现在的新公寓都有阳台，可以莳花种
   树，宛如空中花园，不愁起不了风雅的斋名。
   
   　　我从出生到出国，一半时间在外地奔波，另一半住在上海的亭子间里。那亭
   子间比任政先生的“兰斋”还要小，却要承担全家烧饭、吃饭、睡觉、排泄、盥
   洗、盆浴、起居、会客，以及我画画、练字、看书、写作的功能，毫无风雅可言，
   实在无兴趣给它起什么斋名。到美国后的头两年，我住在地下室里，虽只有一间，
   却比上海的亭子间大一点，而且不必再承担烧、拉、洗、浴的功能( 另有公用的
   厨房与卫生间），我于是雅兴大发，给它取名为“贝思斋”，即basement( 英文
   “地下室”）的谐音，并将其写入我的著述之中。迄今为止，我已发现了许多与
   我同名同姓的人，却还没有发现与贝思斋重名的，我感到无比欣慰。

糊涂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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