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不堪学校教官虐打自残坠楼事件调查

雨悦

少年不堪学校教官虐打自残坠楼事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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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着迷彩服的孩子们在行走学校里过着军事化的生活。“自残事件”之后，重庆的另一所行走学校“少年行走学校”亦面临停办危险。 王远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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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志的母亲冯秋菊出示儿子受伤前后的照片。 重庆晨报记者 杨新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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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封求救信上，一个学生写着：我会死在这里。 重庆晨报记者 杨新宇 摄
　　
只要有一点小错误，教官就动用拳击脚踹、皮带鞭打、电线抽、往伤口上撒盐等惩戒手段。学校90多名学生几乎每个人都被打过，轻则扇耳光，用戒尺打，重则罚吃烟丝，抓脑袋撞墙，有些学生还被打得吐血。

　　记者 叶伟民 重庆报道
　　因为无法忍受“教官”的体罚，13岁的重庆大东方行走学校学生小志，服下四颗高锰酸钾，意在自残。他说，只有被送往医院，他才能引起注意，才能逃离行走学校，不再遭受毒打和暴力。随着对小志“自残事件”的调查，本报记者发现了更多的真相：无所不包的惩戒手段：扇耳光、吃烟丝、电线抽打、脑袋撞墙、往伤口上撒盐……雪片般的秘密求救信：“这里是监狱”，“他们把我当动物，不是人”……还有，年近百万元的暴利和暴利驱使下失控的行走教育。
　　2007年4月27日中午过后，重庆西南医院心胸外科主治医师吴蔚和同事何萍听到门外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随即，他们接到通知，一位食道烧伤的13岁男孩正从急救部往这边送来。
　　吴蔚与同事一路小跑，此时诊症室里已经围满了一群身穿迷彩服的年轻人，一侧的病床上躺着一个剃光头的男孩，他闭着眼睛，右手断了，上下唇都缝着线，嘴角还隐约可见紫红色的液体。
　　一位穿西裤衬衣的男人冲上前告诉吴蔚，男孩叫小志，是他们学校的学生。他偷吃了4颗高锰酸钾，又从二楼掉下来。
　　食道烧伤！吴蔚立即用大量维生素C水为小志冲洗患处。此时，小志仍有意识，偶尔睁开的右眼里还现出一道血痕。
　　当晚，小志被送进了ICU病房(重症监护病房)。次日下午，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从北京赶来的母亲冯秋菊在病房前哭得数次休克过去。
　　庆幸的是，小志最终还是被吴蔚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3个星期后，吴蔚才从当地媒体上获悉，他那位13岁的北京病人在重庆一个名为“大东方行走学校”的地方，长期遭到教官鞭打、扇耳光、拳打脚踹、电线抽打以及在伤口上撒盐等方式的惩戒，不堪忍受的小志选择服药跳楼，想以此住进医院，便于逃走。
　　事件经媒体和网络迅速传播，立即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大东方”随即成为千夫所指，“残忍”、“暴力教学”、“集中营”等词语充斥着形形色色的网络转帖。地方教育部门和警方也已经介入调查。
　　自1996年江苏淮安人徐向洋创办中国第一所行走学校以来，11年间，这种专门用于转化“差生”和“问题学生”的另类教育机构，风靡不衰的同时也毁誉缠身。此次“自残出逃事件”，更把前途未明的行走教育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自残的把戏
　　2007年4月27日早上6时30分，位于重庆市渝北区两路鹿山村内的大东方行走学校如常响起了起床铃。这一带是重庆北部城郊的一个休闲去处，沿途布满了娱乐场所和农家乐。
　　207宿舍的学生开始爬起床走向卫生间，小志找到正在洗漱的室友陈立文，说要几颗高锰酸钾吃——这是学校为治疗学生的皮肤病而发放的外用药。
　　陈立文没有同意，说会中毒。待他出来的时候，他看见小志正在往柜子里放药。陈上前检查，发现药少了4颗。一旁的小志正冲着他笑。
　　正当陈立文准备报告教官时，小志突然冲进洗手间，吐出一片紫红色的液体。室友们惊呼起来，其中一位叫邓心的室友马上扶着小志去找校医，一路上液体仍从他口中不断涌出。
　　走到楼梯转角处，小志突然跪倒在地，大叫口渴。邓心把他扶起来，靠在楼梯护栏上，到一旁的宿舍借水。大约一分钟后，外面响起了“咚”的一声。很多教官和学生都跑了出来。此时小志已经从二楼跌下(或跳下)一楼，趴在一楼的花岗岩地板上，嘴边淌着血。
　　约20分钟后，小志被送到就近的医院急救。医院检查结果为右手桡侧骨折，上下唇摔裂，1颗牙齿摔断、4颗松动，眼部充血、头部右侧水肿，以及食道烧伤。
　　当天下午，小志的母亲冯秋菊和父亲伍国志分别从北京和深圳赶到。见到满身是伤的儿子，冯秋菊当场就哭了起来。
　　在小志两岁半的时候，冯秋菊就和丈夫伍国志分居。上小学后，小志开始厌学，顶撞老师，还沉迷于电脑游戏，因此先后转了4次学。2007年春节，小志开始在网吧彻夜不归，一管教就拿砖头砸人，还屡次以跳楼相逼。
　　在孩子教育方面已走入绝境的冯秋菊到处打听，知道有一种专门针对“问题孩子”的行走学校。由于当时重庆“大东方”行走学校买下了搜索网站百度的竞价排名，冯秋菊在网上第一个就看到它的相关资料，上面称该校是“重庆唯一正规的行走学校，多年来已经转化了1500多名问题孩子。”
　　2007年3月1日，父亲伍国志以“旅游”之名把儿子“骗”到这里，交了19910元让小志参加一个半年班。伍国志注意到与学校签订的协议里写着“会进行适当的惩戒教育”，但他以为最多只会饿孩子两顿或打几下戒尺。
　　此后，冯秋菊每周都能接到小志的信，信里说教官对他很好，他已经认识到以前的错误，请妈妈原谅，云云。而这一次，当她见到躺在病床上的小志时，儿子露出既兴奋又怨恨的神情，他告诉妈妈自己是从楼上跳下来的，学校的教官长期毒打他，但无法传出消息，只好用自残的方式来引起注意，因为他认为住院了，学校一定会通知父母来的，只有这样他才能逃离这里。
　　夫妇俩开始细心检查孩子的身体，他们发现小志的身上有多处伤痕，腿部青紫，右手臂处还有一道已结痂的伤口。小志说这是教官用电线、皮带、竹鞭打的。
　　脱离生命危险后，小志又陆陆续续向冯秋菊说了在学校的遭遇：入学第一天，他因顶撞了教官，对方就在他头部、上身打了约10分钟，随后还让室友继续打。
　　这只是序幕。后来因为一些小错误，教官就用拳击脚踹、皮带鞭打、电线抽、往伤口上撒盐等惩戒手段对付他。小志说，学校90多名学生几乎每个人都被打过，轻则扇耳光，用戒尺打，重则罚吃烟丝，抓脑袋撞墙，有些学生还被打得吐血。
　　此外，一名有监狱管理背景的教官，还将一些折磨犯人的办法带到了学校，包括风火轮(用卫生纸将手指缠住然后用火点燃)、清凉烟(用卫生纸把牙膏包起来吃)、朝拜(身体不许有任何防护措施，向前扑倒)等，甚至有时还不让人睡觉。不堪忍受的小志曾经为此自杀了3次，两次跳楼一次撞墙，均未遂。
　　儿子的诉说让冯秋菊痛心不已，她这才意识到儿子一封封“平安信”都并非实情，背后其实是残酷的暴力。
　　她立即找校方理论。她见到了校长陈华，一个黝黑壮实的30岁青年，他的解释是，是学校的管理出了问题，打人的3名教官已经开除。冯秋菊对此表示不满。她提出三点要求：赔偿小志医药费5万元；打人教官向小志书面道歉；保证不再打骂学校里的其他孩子。但双方没有谈拢。此时，经过医院的检测，小志已经显示出抑郁症和中度强迫症的症状，喜怒无常，烧伤的食道也有萎缩的危险。
　　5月16日，冯秋菊决定先行把儿子接回北京。回家后，小志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玩电脑，见到穿迷彩服或剃光头的人就想打架，还毫无先兆地指着父母大骂：“我恨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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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东方行走学校校长陈华说：“我现在处境很艰难”。 杨成 摄

　　“处境艰难”
　　当小志的事情出现之后，记者于6月11日联系陈华，但他一改此前对媒体的合作态度，表示不再接受任何采访，只通过博客发表了几点说明，他说，不否认小志所遭遇的一切，但在出事前的20多天时间里，“大东方”的工作已由副队长赖飞全面主持，他也被蒙蔽了，外界说法对他不公平。
　　而赖飞此时已经不见踪影，手机也关了，据说躲在重庆云阳。
　　6月16日下午，一周来手机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的陈华突然主动联系记者，说要谈谈对事件的一些感受。“我的处境很艰难。”他说。
　　重庆渝北区一间咖啡厅内，陈华一身牛仔裤T恤衫斜靠在沙发椅上，右手托着下巴，左手夹着一根正在自燃的玉溪烟，这个若有所思的姿势他几乎保持了一个下午。
　　“我要承认学校的确存在用人不当、惩戒过度等管理失误，但你们听到的很多情况都是不真实的。”陈华认为，问题孩子的教育不能感性对待，他们的逆反心理很强，会抓住一切机会夸大事实，报复那些曾经严厉管教过他们的教官和老师。
　　而另一边，为照顾小志，父亲伍国志已经辞掉深圳的工作，返京与冯秋菊重组家庭。甚少下厨的冯秋菊也天天为儿子煮面条，还和他一起养了只1岁大的小狗，想以此来消除儿子的暴戾之气。与此同时，冯秋菊还准备联合其他家长起诉学校，主要目的不在索赔，“赔偿多少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要把行凶者送上法庭，让受害的孩子看到滥用暴力的下场，这样他们将来才不会仇恨社会。”
　　镜头再回到重庆。傍晚的鹿山村被一片静谧包围，一条蜿蜒的水泥路旁，晚风把大东方行走学校四周的彩旗刮得哗哗作响。在用链锁缠绕的校门内，30多个孩子正在食堂里吃饭。他们都是刚来一个月左右的新生，见到陌生人总会好奇地透过窗户或门缝窥望。
　　综合楼二楼走廊，事件主角小志坠下的地方，栏杆以上已经被一条条拇指粗的铁条焊死。旁边的201房间，来自山东的赵刚和天津的吴冲以一个标准的军坐姿面对记者，说不习惯重庆的夏天，很想家。
　　两人并不知道，他们或许已是这里最后一批学生了。
　　(文中所有未成年人均用化名)
　　关于行走学校
　　起源——徐向洋工作室
　　据可查的资料，行走学校的兴起，始于1996年开办的“淮安徐向洋教育训练工作室”。
　　这所学校以“择差教育”为口号，专门进行转化潜能生、后进生的教育。虽然称为学校，但没有开设语文、数学等文化课程，学生们上的是体能训练课程，进行的是半军事化管理，不分班级，而是根据受训时间和体能状态，分为若干纵队。学校没有固定的地址，也没有固定的学生，学生可以跟随学校行走一个月，也可以走完全程。
　　除千里行军外，惩戒教育也是行走学校的一大“特色”。惩戒教育其实就是打。集合慢了要挨打、和管带顶嘴要挨打、动作不到位要挨打、吃饭说话要挨打、逃跑被抓回来要挨打、和家长说了不该说的话要挨打，等等。
　　在徐向洋之后，湖南、河北、江西、重庆等地都开办了类似的行走学校。
　　争议——暴力与收费
　　行走学校出现之后，社会上出现不少赞誉之声，但这不能掩盖它面临的诸多争议。
　　其一是关于暴力使用的问题。我国新义务教育法严禁变相体罚学生，而行走学校中惩戒教育就是明显的变相体罚方式。
　　另一争议的焦点是家长抱怨学费太贵。比如徐向洋行走学校，按照入学规定，基本建校费3000元，训练费2000元/月，被褥费300元，空调费300元，保险费40元，押金1000元；而且“训练为期一年，半年内非我方原因退出训练者，所交费用(包括押金)概不退还。第一次交费一次性4640元+半年12000元=16640元”。
　　而在全国，行走学校一学期收费普遍都在1.5万-2万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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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残事件殃及其他类似行走学校
　　早在3年前，陈华在重庆当地已经拥有了一个家教机构，凭着多年的人脉关系，他赚到了第一桶金。2006年9月左右，陈华租下了渝北区一家空置的农家乐，办了一个名为“中国择差教育网”的网站，11月，陈华拿到渝北区教委发放的办学许可证，开始招生。
　　“他非常善于策划和推广。”陈华昔日在《重庆青年报》的同事、现任重庆青少年行走特训营校长的康郁松说，“他懂得如何通过抢占搜索关键词，发动媒体炒作等方式来扩大影响。”后来陈华也承认，他的宣传资料里有虚假广告的成分。
　　由于宣传得力，“大东方”的办学规模迅速扩大，不到半年时间，陈华已经招了97名学生，几乎是原定年计划50人的两倍。教官大多由拥有高中或中专文凭的退伍军人或体校毕业生担当，素质参差不齐。
　　“这是一个暴利行业。”曾在重庆两家行走学校做过负责人的康郁松此前做过成本核算，按目前重庆3家行走学校的办学规模来看，每个学校平均每年只需招收30名学生左右就能达到收支平衡。
　　他的算盘是这样的：假设一个设施基本完善的行走学校，它的全年收入净靠学生学费，起码要配备4个教官和4个行政后勤人员，按平均月工资800元算，一年工资加奖金就需支出近10万元；水电、学生伙食费一年可控制在8万元左右；场地租用费一年也约需10万元；宣传和通讯费用一年约要投入8万-10万元；车辆常年保持2辆以上，使用和维修费一年至少需6万元。
　　“这样算下来，一个学校一年的总支出约在45万-48万元之间，而每个学生每学期的收费平均在1.5万-1.6万元，这样算来，一年只要招30个学生就能维持成本。”康郁松说，“学生数量越多，平摊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成本就越低，当每年招生达到100名时，纯利则可接近百万元。”
　　“但在管理和师资跟不上的情况下，盲目扩招，追求利润最大化，是非常危险的。”康郁松认为办学就像驾马车，不合理限速就会失控。
　　因“自残事件”而被开除的“大东方”教官杜勋和榭厚峰曾到康郁松的学校应聘。他们说陈华对员工较苛刻，有位教官的母亲去世了都不让请假，日积月累，学生难免会成为出气筒。
　　殃及池鱼
　　在陈华开办“大东方”之前，重庆已经有另外两家行走学校——由东北人李雪松创办的“少年行走学校”和康郁松的行走特训营。为争夺生源，3家学校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互相打压揭短的事情时有发生。
　　但现在“自残事件”已经在当地业内形成“殃及池鱼”之势。其他两所学校的招生人员都表示，来参观咨询的人骤减了六成以上，还不时接到很多不明就里的家长的质问电话。
　　康郁松的学校已经有一个月没有进过一名新生了，几个原先联系好的家长也临时变卦。怕连带受到攻击，康郁松把他的网站关闭了一段时间。这让这所只有21名学生的小学校有点难以为继。“行业名声坏了，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
　　而在出现之初，行走教育可谓光环缠身。1996年，在中国第一个开办行走教育机构的徐向洋带着“一千公里定人生”的口号和戒尺亮相后，很快就引来社会上的叫好声一片，“魔鬼教父”、“教坛怪杰”等头衔时常见诸报端，徐所提倡的“择差教育”也红极一时。
　　在此影响下，行走学校在国内各大中城市相继出现，就连一些武校也专门划出一块来开展此业务。创办者以有教育从业背景或参军经历的人为多。实力较强的学校通过网络、电视等公众媒体进行全国推广，规模较小的也可以靠发传单，贴街贴等原始方式生存于一方。
　　“行走学校的盛行主要源于主流教育的失误。”重庆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刘东刚说，教育和矫治问题孩子的角色，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一直由工读学校来扮演，但随着人们对“工读生”这个身份的歧视和排斥，工读学校也因生源短缺而逐渐衰落。“工读学校的功能被削弱和主流教育的功利化倾向，使‘问题学生’成为社会一个谁都不愿意碰的包袱，行走教育的市场由此产生。”
　　但随着各种名目的行走学校鱼目混珠，松散的管理，过高的收费，界定不明的“惩戒教育”等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
　　由徐向洋创造的“行走+戒尺”的模式是早期行走学校比较公认的惩戒样板，它也以损害小，威慑力大等特点受到家长的欢迎。但随着一些专业素质不高、对问题孩子缺乏耐心的教官进入队伍，惩戒的方式开始变得直接粗暴。如何明确界定“合理惩戒”的度，是目前外界对行走教育争议最集中的地方。
　　更有教育界人士直接指出，行走教育实际上与《义务教育法》和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背道而驰。
　　“教育部门的监管也有漏洞。”刘东刚认为，不少打着行走教育幌子的人都以商业利益为目标，不但吝于投入，而且所请的教官大多不具备教师资格。“遗憾的是，很多地方教育部门没有对其进行科学细致的评估，就让它们面世了。这次事件可谓矛盾的一次总爆发。”
　　“将问题孩子集中在一起教学是危险的，应该尽快让他们回归主流教育。”刘东刚说，“行走教育最多只能算是主流教育以外很小的一块补充。”

雨悦

学生策划集体出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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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后，大东方行走学校的学生们回到宿舍。 杨成 摄

　　集体出逃
　　当荆红与学校的矛盾不断升级时，学生们正在满怀期望地等待父母来接他们。但一个月过去了，还没有动静，失望情绪开始在学生中蔓延，来自重庆的14岁女孩刘慧的心情也在此时跌到了谷底。
　　因为上网和厌学，今年2月11日刘慧被父母送到了这里。入学第二天，因为做蛙跳动作不到位，她被教官扇了一轮耳光。
　　很快，刘慧就发现这里的实际情况与宣传资料上完全不一样。每天都是枯燥的走队列或体能训练，入学前所说的植树、跨省行军、拜访名胜古迹、速记、珠算等项目无一开展，宣传资料上主打的两名“专家级”教官也从未与学生见过面。此外，每周仅有的4个课时的国学、思维等文化课也只坚持了一两个月。
　　而且，这里所有写给家长的信都要经过教官的检查，不符合要求就打回去重写。
　　在学校，刘慧说她最怕的是教官陈影，他当过兵，力气大得吓人。入学两周后，刘慧因为在宿舍里坐姿不当，被陈影抓住头发往墙上撞去。一天晚上宿舍的下水道堵了，陈就命令刘慧他们七个女生一人喝了一杯地上的积水。
　　在一次全体训练中，一个才来几天的新生没站好，陈影一拳击倒了他，然后用脚踩在他的头上。在陈的影响下，打人的恶习像传染病一样在教官中传播，一些原本腼腆内向的新教官没多久就变得肆无忌惮。刘慧后来还看到隔壁女生的手上有很多道血痕，那是她们挨打后想到自杀，用碎玻璃划的。
　　对于这些，在学校全面工作的副队长赖飞不闻不问。校长陈华则甚少出现在学生当中，入学3个多月后，刘慧也只见过他六七回。
　　3月1日，小志进校。刘慧对这个不怎么爱说话的男孩印象深刻，他甚至有点憨厚，但教官仿佛总是针对他。一天晚上看新闻联播时小志做了小动作，教官就把他拉到门外，一边罚他做俯卧撑，一边用皮带抽他的背部。有时在宿舍洗手间，住在三楼的刘慧也能通过下水道听到二楼小志被打的喊叫声。
　　到了4月中旬，刘慧发现小志和几位男生的神情不是很对，仿佛总在密谋些什么事情。一天，同寝室的一位女生塞给刘慧一张纸条，里面说，大家约定好4月21日下午吃完晚饭一起掀桌子逃跑，他们戏称这为“脱狱”。
　　过了几天，小志找到了个机会来到张副校长的办公室，他把身上的伤展露给对方看。张非常吃惊，他找来一台相机，为小志拍照。这件事后来被赖飞知道了，他一脚踹开了张副校长的门，两人矛盾开始激化。
　　而就在学生们策动逃跑的前两天，赖飞被发现利用职权诈骗学生家长的钱财，4月19日下午5时便从学校不辞而别。后来校方也证实，正是由于冯秋菊没有答应赖飞的诈骗要求，他才有意安排学生和教官有针对性地对小志进行长期欺辱。
　　在后来的一次人事变动中，张副校长选择了离开。
　　逃跑计划似乎走漏了风声，在约定行动的那天中午，校方突然搜查学生宿舍，发现了碎玻璃、刀片、棍棒各种器械，计划因此落败。6天后，就发生了小志自残事件。
　　消息传播开来后，有些家长来学校要求提前接走孩子，踢校门，和校方吵架的事情时有发生。5月26日，刘慧的母亲来接她，事后母亲说，当时女儿身上带着刀。
　　“这是一个暴利行业。”
　　“自残事件”发生后，冯秋菊已经向重庆市各级部门、教育部以及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反映了情况。记者从重庆市渝北区教委获悉，大东方行走学校已被勒令在5月20日后停止招生，并且以后都不得再进行此类办学。警方也参与了调查。
　　回北京后的第3天，冯秋菊托朋友建了一个博客，在一篇名为“一个绝望母亲的呼吁”的文章中，她详细描述了小志被打的经过，称“重庆大东方行走学校完全背离了党的教育方针，是一个以暴力手段残害青少年的新型渣滓洞。”从6月2日开始，北京的媒体开始大篇幅介入报道，各大网站相互转载，事件进一步引起关注。“丧失良知”、“必须忏悔”等词语开始出现网络并直指校长陈华。
　　这位30岁的重庆青年一夜之间成为众矢之的。
　　陈华，真名陈行华，出身于重庆农村，曾经在《西南经济日报》、《重庆青年报》、《重庆日报》等媒体做过8年教育新闻记者和编辑，但据其同事及同行反映，他在业内的人缘并不好。
　　2年前，陈华被行走教育的始作俑者徐向洋的办学方式吸引。江苏人徐向洋，从对儿子的“魔鬼教育”中得到启发，于1996年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行走学校——徐向洋教育训练工作室。此后，行走教育风靡全国，追随者众。
　　经过几次实地考察后，2006年，陈华也酝酿进入这个前景广阔的市场。
　　“我会死在这里！”
　　4月28日，小志坠楼的第二天，重庆观音桥中学心理医生荆红接到了冯秋菊的电话。55岁的她曾经是小志在大东方行走学校的心理老师，工作期间她一共接到包括小志在内的60多封求救信。
　　荆红赶往医院，冯秋菊见到她就哭了。今年3月，她曾接到过荆红的电话，对方委婉地告诉她孩子在学校遭受暴力对待，但冯不相信。结果一个月后，小志就出事了。
　　2007年春节过后，还有一个学期就要退休的荆红准备找一份兼职。身为高级心理咨询师的她在报纸上看到“大东方行走学校”的招聘广告，决定一试。
　　3月初的一天，荆红照着地址来到招聘单位。她记得去年曾来过这里，当时学校所在地是一个叫“香米榭”的农家乐。现在招牌换了，房子重新刷了颜色，墙上也多了些励志的标语。附近的村民告诉她，学校才开了4个月。
　　第一次会面让荆红感觉很不好——由卡拉ok厅简单改造成的教室，懒散随意的行政人员，对学生肆意吼叫的教官。荆红填了一个表后，一位姓张的副校长就叫她可以来上课了。
　　3月12日下午，荆红的第一节课。教室是一个歌厅模样的地方，窗帘紧闭，屋内满是灰尘，甚至没有桌子和黑板。很快，门外响起了口号声，4个教官带着40多名学生鱼贯而入，教官们一进门就把挡道的藤椅大力踢开，然后伸开手脚坐在上面玩手机和大声说笑。荆红上前对他们说，心理课教官不能在场，请他们离开。
　　他们离开了，教室安静下来，40多名孩子坐在自带的小板凳上，低着头，神情紧张。
　　此前荆红已经初步了解过，这些年龄在13岁到18岁之间的孩子来自全国各地，都是因为厌学、打架、抢劫、早恋等问题而被父母送来。起初，荆红企图用轻松的语言来打破僵局，但孩子们好像若有所思，时时冷场。突然，坐在后排的学生周雨站起来打断荆红的话，并塞给她一张纸条——“我今天吐了差不多两毫升的血，可是还不带我去医院，我的胸口很疼。”
　　周雨还留了家里的号码，请求荆红出去后一定要叫爸爸来救他。荆红一开始认为这是孩子想借机耍赖，示意他先坐下。周雨急了，他拉起旁边一名男学生，让他背对着荆红撩起衣服——上面布满了纵横交错的青紫色淤痕。
　　孩子们争着说，他因为偷偷抽了一口烟，被教官用警棍抽了40多下，还吐了血。没等荆红反应过来，更多的孩子站了起来，他们轻声地叫着荆红：“老师，这边！”
　　荆红依次走着，纸条越来越多，手里拿不下了，就塞到手提包里。途中，荆红见到了小志，一个耐不住性子的孩子，递了纸条后还拉着她的衣袖不放。
　　荆红忘了是怎样上完那节课的，她总惦挂着包里的纸条。离开学校的时候，她看见孩子们都挤在宿舍的窗户前，使劲地向她挥着手，满脸期待。
　　当晚，等丈夫和孩子都睡了，荆红才把包里的纸条翻出来，在灯下逐一翻看：
　　“这里是监狱！”
　　“我会死在这里！”
　　“他们说打死人当活埋了！”
　　“他们把我当动物，不是人！”
　　……
　　近30张纸条全是孩子们叙述在学校被打的经过。次日，荆红给负责安排课程的张副校长打了电话，张在电话里说他不知道这些情况。
　　4天后，第二节课，这次荆红收到了更多的纸条。课间小志更数次冲上讲台，问爸妈什么时候来接他。课后，荆红在校长办公室第一次见到陈华，陈说她课上得不错，并指着身边一个男子说，以后有什么事就直接向副队长赖飞汇报——整个谈话过程中，这个留着板寸的男人始终毕恭毕敬地站在陈华身旁。
　　回到家后，面对桌上60多封求救信，荆红拿起电话，逐一拨打上面的号码。为防家长反应过激，荆红没有照念纸条上的内容，而是暗示家长们亲身到学校看看孩子。冯秋菊也在此间接到荆红的电话，但她和大多数家长一样，认为这只是孩子的“苦肉计”。
　　几天后，荆红接到陈华的电话。对方斥责她为什么不经同意就擅自联系家长，还散布谣言。荆红表示要辞职。紧接着，张副校长打电话来，说了一句：“我还是很欣赏你的。”
　　大约一个月后，荆红与张失去了联系。事实上，这位副校长在后来一次学生逃跑事件中被排挤出了学校。

黄记文

学校的悲剧,人间惨剧.

雨悦

这几天电视新闻一直在报道

黄记文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有人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如果想医,总有一日会医好.
最怕是:头痛摸头,脚痛摸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