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军，我送你一首歌！

中国书法收藏

《青少年书法》杂志专访王义军——向后看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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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2 j. @% [4 k! @2 y王义军，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当人们还在坚持认为学好书法需要几十年工夫的时候，他用自己的行动破除了这个成见。每次与王义军对话，都感觉他平静的语速中弥漫着思考。他告诉记者，他不怎么喜欢畅想未来，因为害怕迷失自己，他更乐意做的是回顾和审视过去。这个才情横溢的年轻人，在通往书法殿堂的路上是怎么走过来的？在这一路上他都做了些什么？是什么让他对书法艺术如此痴迷，并能在短短几年内取得广泛的关注与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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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利杰（以后简称“樊”）：一个人的成功不是孤立的，在学书之初，有没有特别难忘或感动的事？能否谈谈您的学书历程？
: N6 X4 J! U& ~, p( A* Q王义军（以后简称“王”）：现在成功还谈不上。我能走上书法这条路，很大的原因来自我的父亲。记得小时候，父亲总是对别人能写得一手好字特别羡慕，我当时就很想把字写好，让他高兴。但那时候根本没有任何学习条件，想好好学书法，只不过是童年的一个美好愿望而已。还记得小学三年级的一天，班主任让大家下午都带墨汁、毛笔来写大字，我带了，结果被全班同学笑话，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带了……

1992年中考结束后，我的分数比宣州中学（宣州地区最好的中学）录取线高出20多分，但考虑到家庭的经济压力，我还是选择读了中专，专业是淡水渔业。当时还小，自我期望高，觉得很委屈，对专业也不大感兴趣，然而这却成为我学习书法的开始。寝室里有张大桌子，我每天趁着同学午睡的时间，独自享用。当时没有人指导，也不知道该怎么学，随大溜学《颜勤礼碑》，后来改学《自书告身》，这样挨过了两年多，学得很苦却收获平平。再后来，改学《张黑女墓志》，楷书才有了起色。于是才知道，此前的苦，实在是违背了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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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专这四年时间，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上初中时我数理化成绩很突出，如果当时去了宣州中学，后来的专业方向一定是理科，书法可能就只是一个爱好了。

$ X$ D& w7 N7 D# V, C5 H4 c( V) [那几年里，给我帮助最大的是五河的阚开立先生。直到我考入中国美术学院之前，我们都只是通信而未曾谋面。信里也并不怎么谈书法，偶尔谈及也不具体。除此之外，我当时没有老师，现在想想，倒也值得庆幸，至少在学书之初，我没有受到时人的干扰，也没有养成某些习气。1996年中专毕业后的两三年里，为生计所迫，书法时断时续。记得当时租了间很小的房子，没有桌子，就把毡子铺在床上，跪在地上写《石门颂》，颇有点近似古人的书写状态。那几年写的最多的是汉隶，无论知名不知名的，只要我能见到的汉代碑刻（除了《华山碑》），基本都摹了一遍。

4 g. C7 z% Q0 a行草方面，考前学过《圣教》、《兰亭》和《蜀素帖》，写得杂，也不深入。还是到了美院之后，自毁“功力”，一切从头开始，才真正有了点体会。不过在美院的几年中，我还是有一点坚持，时常提醒自己不要迷失在名校的光环之中，并始终留心所在群体自身的问题，取一个旁观者的“立场”，这一点我到现在仍然保持，自觉颇有收益。美院这四年，学习进度基本随着课程安排，行书学宋四家，尤其是米芾和苏东坡，课外我又花了一年时间专攻苏字。之后学《书谱》，再后学《大观帖》，也私下写过一段倪元璐，并且都一一做过仿作。这些都只是过程，都是在不断的变化中寻求深入，并思考和寻找自我。然后写到二王手札，才感觉二王确实比别人要高明，才想着要在这一块土地安个家。此后再涉足一些刻帖和《苦笋帖》、《古诗四帖》等，面目或小有变化，亦不离故土。


樊：从杭州到成都，环境的改变（从江浙书风到巴蜀书风）会对您的书法取向有所改变吗？
王：一个人的风格取向，应该是相对独立、相对自主、相对稳定的，我不否认地域对书风存在一定的影响，却很不赞成把地域和书风之间做一个必然的联系。书风的养成，更大程度取决于取法（择帖）和师承，前者决定基本风格类型，后者决定审美取向和笔法特征。而地域的影响，如果不是师承起作用，其力量实在是很微弱的。

从杭州到成都，对我来说，改变最大的是人群而不是地域，是我个人的心理而不是所接触到的观念和书风。四川书协给了我很多的帮助，但这并不能改变我对这一城市和人群的陌生，并不能缩短我和老朋友们的距离。以往在杭州的朋友，都说我有点孤傲，有点书生气，而现在这些痕迹就少了，更多的是平和。一个人的时候太多，我自知这状态其实有点颓废。书法江湖网上的《我这两年》，是我孤独的记录。现在，来成都的时间长了，熟悉的人也稍微多一点，而孤独却渐渐成为一种习惯……这样的状态，让我常怀恋过往，情绪敏感，容易感动也容易受伤。如果硬要影射到书法上的取舍，我想应是少了一些对于新奇的欲望，更乐于体会内在的激荡。
樊：您今后在创作上有何新的打算？毕竟您还年轻，会不会出现大的风格调整？
王：我不喜欢畅想未来，更乐意做的工作是回顾和修正过去，发现以前的问题，不断完善，也就自然进步了。现在的人们总是向前看的太多，而忘记了回头审视过去。这样很容易撞见新奇，但却往往迷失故我。

今后在大的风格上调整应该不会。我并没有刻意的风格追求，也就不会有刻意的风格坚持，我想风格的养成应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一个人的风格选择看的不是年龄，而是艺术观念的自主，这一选择应该听凭内心的呼唤，为外人改变和为外人坚持，都与本心无关。我们现在看王羲之、颜真卿的风格，都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早年有了苗头，但并没有太明确的个性，然后不断修正、完善，一路走来，且行且住，随性自然。回头看去，晚年早年，总有一个必然的联系。其间如果出现断裂，必是可怕的。
* ?  K% V/ n& O. a* |4 \! C樊：您毕业后，凭自己的实力迅速得到社会的认可，今年又当选四川省书协理事，专业之外的社会活动会对您的书法有影响吗？您是怎样处理的？
王：其实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很微薄，实力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因素来自周围的关注、帮助和提携。在杭州、成都有很多的老师和朋友，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这是我的幸运。我不想到处表达我的感激，我想这种感情更多的流露不应该是通过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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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活动，我很不擅长，但人既属于社会，活动终不可避免。生活中的每个人，其实都是趋利而避害的，个中差别，只在各自对于利害的不同界定，一个人能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样的利害界定。我把社会活动分为两种：一种是积极的，对专业有益的，比如一些展览、教学、朋友之间的讨论交流等，只要方便，可以多参与；另一种是于专业无益的，甚至有害，比如走穴、人事纠葛等，我的态度是，能离多远就离多远。
! V3 p* _$ \. g, G6 s5 D" ?/ r3 @樊：我采访张羽翔和汪永江时，他们都表示非常喜欢书法教师这个角色，您对自己的职业是否满意？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王：作为职业，我觉得没有什么比做教师更适合我。我爸是个小学教师，也是我的启蒙老师，他17岁的时候在村里办了个小学，从那之后就没有离开过他的岗位，从他的身上，我看到成就一件作品和成就一种人生的差别。教学不同于面对一本字帖、一件作品，而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有交流、有要求，所谓“教学相长”这绝不是一句空话，不能“相长”的教学，多少是有些问题的。学院的环境，一方面比较自由宽松，另一方面，学院、学生都会对你有要求和期待，这正是我所向往的心态平和、处事简单、专业有所追求的生活。在教师之外，其实还有一种角色更吸引我，就是做学生，可惜这只能是自己的一个角色选择，而不能成为职业。

8 I  x7 a  ~0 w$ F5 ^7 y3 [最大的愿望？以前有，现在倒没怎么想过。我这几年里得到一个看法—小目标最好明确一点，大目标越模糊越好，大目标太明确，心态就容易糟糕。所以说到最大的愿望，真的很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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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9 {6 e1 S4 V樊：在二王一系的作者中，普遍存在着放大的尴尬，要么只写小字，要么就把大字弄成了明清调。能写大，又不失二王的气息的，现在还真不多。您在写大字的时候，那种味道是怎样得来的？
5 t; z  J& K) Z9 Y5 g, I王：重要的是，我不把明清作为参考，而把他们作为敌人。我也曾经临摹过明清的作品，后来觉得不对，就换了个思维角度—把二王当作老师，而把明清就只当作 “同学”，他们的作品是一种存在，我们可以有另一种探索。有这样的想法面对明清，实在是轻松多了。不过我说的只是一个宽泛的角色选择，与优劣高下无关。

我在本科毕业前，基本上也不写大字，到成都之后才开始写。这时候在小字上下的工夫就很管用，大小之间，不同毕竟是少部分，更多的还是相同。涉及具体的操作，主要就是笔法的转换，人的生理局限是个大麻烦，要花很多精力去克服和适应。工具也很重要，但不是大问题，自己挑顺手的就行，我现在用的八尺太厚太松，也不顺手，现在的材料都是这么敷衍，也只有先凑合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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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魏晋时期人的行为方式很少受儒家的影响，崇尚玄学，崇尚精神的自由与洒脱，后世从儒家中庸的角度去理解二王，您觉得会不会产生误读？
" j5 y4 M! `0 ^/ U2 H) I) T王：误读是必然的，也是无所不在的。正是历史的误读，在不自觉中成就了艺术的多元和风格的变换。

魏晋士人崇尚玄学，并不是完全不受儒家的影响，玄学本就是儒道结合的产物，不过是相比之下“更尚玄虚”罢了。其言谈所本，是所谓三玄的《老子》、《庄子》、《周易》，在后世的艺术界，依旧影响深远，甚于儒学—但历代从没有中断过“误读”。现在的我们都是白话而西化了的知识结构，儒学、玄学都与之沾不上边，传统学术的根基薄弱得可怜，误读的程度当然就会更大—这会让我们的误读偏离到何处？不能不说这是个危机。但与此同时，我们却有着更为广阔的“大艺术”的视野，面临着书法从实用的彻底脱离，面对西方现代艺术观念的冲击，这会给误读带来很多很丰富的新内容，虽然使误读程度加大，却也不失为一个机遇。

笔墨当随时代，对于误读，羞羞答答和肆无忌惮一样不可取。一方面，对于新的艺术观念要积极利用；另一方面，由于传统语境的缺失，对于传统经典的进入，就需要更大的决心和毅力。我想，传统的进入永远是第一位的，只有首先保障笔下之墨是“书法”，才有可能让“新”为我们所用，而不是放任自流，让我们被“新”带走，不知去处。
樊：对于当代在工具、材料、形式甚至行为、装置等多方面的尝试，您认为是不是书法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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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4 X$ Y  ?2 b0 P王：我认为异不异化书法，并不在于这些。问题的根本还是对书法认识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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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k. o* F1 h# v9 _材料、工具、形式方面，讲究一点是应该的，这也是艺术的自觉。一个不知道书法为何物的庸俗的写手，给他用王羲之用的鼠须笔，用写《兰亭序》的茧纸，他也照样有异化书法的能力和魄力。褚遂良以锥画沙，释怀素蕉叶题诗，材料够现代吧？甚至王羲之在夫人身上比画的“行为”，怀素“夏云多奇峰”、“飞鸟出林”、“惊蛇入草”的“观念”，谁异化了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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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h" T) f1 j+ D8 k; M$ L( W有益的尝试其出发点必不在“出新”，不过是出于自我表达的特殊需要，而不得不选择某类型的工具、材料，不得不采取某种形式和手段。在这一过程中的选择和淘汰就要看书家自身对于“书法”的认识和把握。至于挖空心思的为出新而出新，不过是哗众取宠的心理作怪—不异化书法？我费那么大劲儿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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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B: r$ \7 _5 M" n7 y& z  V樊：您觉得未来的传媒会是一种什么格局，网络会扮演什么角色？
王：我不敢对未来有什么预测。对于媒体，我只有自我的坚持—学术不能沦为广告，约稿不能成为有偿交换。我对于传统媒体不是很了解，偶尔看到某些报刊，广告漫天飞，却还是动不动要书家出作品、出钱买版面，我不能理解。我想在信息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多元化的今天，谁把商业和学术的关系处理得更干净，谁就可以赢得更多的学术支持。网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开始对传统媒体清理门户，传统媒体要生存，就要发挥自身的长处，刊发的论文、作品，如果没有一定的学术高度、没有一定的权威性，我真不知道它的优势还怎么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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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有不同世论者也多为年少轻狂言!

践宇

呆子说话有深意，可谓当今书坛的鲁迅，高.....em1

鹏程笔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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