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腔热血勤珍宝 洒去犹能化碧涛——冯永轩藏《近代名人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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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腔热血勤珍宝 洒去犹能化碧涛——冯永轩藏《近代名人墨迹》

作者： 冯天瑜 诸君翻阅的这本册子，是先父部分收藏的结集。承蒙湖北教育出版社厚意，这批藏品在历尽劫波后，今天能以精美的书卷形式供同好者观摩、研讨、采用，以尽文物作为“天下之公器”的效能，实在令人快慰。
先父冯德清?１８９７－１９７９?，字永轩?永宣?，以字行。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城关附近冯家畈的一个农民家庭。少时半耕半读，因其刻苦好学而又家道清贫，族中决定以族产赞助，方得升入中学，后毕业于信阳的河南省第三师范，由于成绩卓异，破格任教中学。１９２３年，入武昌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前身?学习，得文字学家黄侃先生?１８８６－１９３５?指教，由此具备坚实的文字学、训诂学基础。１９２５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正式名称“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创办，先父因作过中学教员，以同等学历投考，获录取，受业于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１８７３－１９２９?、王国维先生?１８７７－１９２７?。?梁、王与陈寅恪、赵元任井称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第ｌ期时，陈先生尚未到职。研究院主任为吴宓先生。后来陈寅恪戏谓清华研究院学生是“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南海圣人”指康有为，梁启超为其弟子，故研究院学生为其“再传弟子”；王国维是宣统师傅，故研究院学生是皇帝同学。?清华国学研究院第１期与先父同窗者刘盼遂、吴其昌、徐中舒、王庸、周传儒、方壮猷、高亨，姚名达等３２人，后多成为人文学科的杰出专家?本册收有刘、吴二先生信札?。先父在研究院的研究题目为“诸史中外国传之研究”，毕业论文为“匈奴史”，由王国维先生指导。?研究院第１期结业时梁、王二先生赠先父条幅长年悬挂我家堂屋，先父又时常谈及二先生道德文章及种种逸事，故自幼我们兄弟对这两位学术大师有一种家中长老的亲切感。?
从清华研究院毕业后，先父返回武汉，适逢大革命高潮。先父任职于有“革命者摇篮”之称的武汉中学，与同乡董必武?１８８６－１９７５?共事，交谊甚厚。先父在武汉中学的几名学生，成为黄麻起义的领导者，先后牺牲。大革命期间先父又曾主持国共合作的党义研究所，对相随工友詹才芳有所启迪。?詹氏参加工农红军后与先父失去联系多年，１９４９年５月作为南下解放军将领，曾在武汉“遍寻冯先生”，因先父其时任教外地而失之交臂。?大革命失败后，父亲掩护、资助***员多人，自己也面临迫害，于是转徙各地教书。
１９３５年，为考察西北史地，先父与先母张秀宜?号稚丹??１９０１－１９７１?携大哥、二哥前往新疆，抵迪化?今乌鲁木齐?，任新疆师范学校校长、新疆编译委员会委员长，与新疆政要、文化人交游，得清民之际名人墨迹不少，本册所收左宗棠条幅、杨增新信札等即为此期收获。在新渐久，先父发觉以“开明、进步”外观出现的新疆督办盛世才?１８９７－１９７０?阴险可怖，决计离新，但盛氏号称“求才若渴”，自然不愿放走内地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先父母遂仿民初蔡松坡?１８８２－１９１６?装成与夫人闹架，骗过袁世凯，得以离京的故事，演出家庭吵闹、无法共存戏剧，盛氏只得放行。于是，先父带大哥经河西走廊返鄂；先母则赴苏联东方大学塔什干学院留学，生下三哥后，取道西伯利亚、远东海参崴回汉，与先父团聚。后来的事实证明，先父当年的判断完全正确：盛世才不久即露出屠夫嘴脸，留在新疆的大舅张馨先生?１８９１－１９４０，号敬丹，时任新疆教育厅长?等一批进步人士被盛杀害。过继给大舅的二哥?故姓张）与两位表姐在新疆颠沛流离，历尽艰辛。
抗日战争前夕至保卫大武汉期间，先父任教武汉，与在武汉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的董必武相过从。先父将自己的多名学生介绍给“八办”，这批人后来均成为中共干部。“文革”期间“清理阶级队伍”，前来我家找先父“外调”一些领导干部参加革命经过者络绎不绝，有的外调人员态度横蛮，逼迫先父说某某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先父总是严词拒绝，并力陈事实，对方横眉竖目、拍桌打椅，先父则冷峻地默视对方，毫不示弱。这些外调人员偶尔看到家中还有一两件条幅扇面悬挂，离去时连呼“四旧还没有除尽，四旧还没有除尽?”每次外调人员走后，先父总是唏嘘慨叹不已。
１９３８年日寇侵占武汉前夕，先父母举家乘木船东下黄冈山区避难。先父的方针是，生活用品尽量缩减，而藏书及字画等文物全数带走。乡居七年，先父办过私塾，又在湖北省第二高中执教，曾任该校校长。因日军反复“扫荡”鄂东山区，家里多次“跑反”?逃难?，衣物等抛却不少，而藏书、文物则始终保存完好，乡间亲友为此肩挑背扛，出力甚勤。值得一提的是，鄂东诸种抗日武装中一股的头领李显军，土匪出身，惯于打家劫舍，又识字不多，然这位草莽豪杰，却敬重读书人，过年时率部挑着酒肉前往私垫，见到先父，纳头便拜。日寇袭来时，李还派部下帮先父转移藏书、文物。诚可谓“盗亦有道”也！
在鄂东山区期间，先父与湖北罗田人、方志学家王葆心先生?１８６７－１９４４?时常切磋鄂东史地及楚史诸问题?本册收王先生致先父信函多通?。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先父发表的长篇论文《论“五水蛮”》即积累素材于抗战期间的鄂东乡间。抗战后期，先父受聘为安徽学院教授，正式开始楚史研究。
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先父母率全家返回武汉，木船所运物品，主要是藏书和文物。不久，先父应聘赴西安，任国立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继续西北史地研究，其所著《西北史地论丛》多成稿此期。西安乃千年古都，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中后期，古籍文物尚遍于城中街坊，价格也相当低廉，先父常与相随西安就学的大哥徜徉于小巷的旧书摊前、骨董店内，收获颇丰，先父藏品得于此者不少。由于先父对***政府抗战胜利后的F•B十分不满，多有尖锐批评，被当局戴上“红帽子”，常有“职业学生”尾随、盯梢。先父于１９４９年初离开西北大学，转任湖南大学教授。而其时内战正酣，似有划江而治之势，先父遂离湘回到武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先父任教武昌实验中学，后任湖北师专?旋改为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得以较系统地从事楚史研究，收藏古籍文物的情志也有增无减。记得少时常见一位戴深度近视眼镜的客人造访父亲，他总是挟着一个布包袱，神秘兮兮地进到父亲书房，闭门良久，出来时多半只拿着叠成小方块的包袱布。我们知道，这位汉口的古董商又在父亲这里推销了几本古籍，或几幅字画。家中的衣食照例是极简朴的，且不说我做老五的历来穿补旧衣装，就是父母也没有一件完好的毛线衣——他们的工资半数耗费在购置书籍，骨董上。家人早巳对此视作当然。
１９５７年开始的“反右”将潜心治学和收藏文物的父亲推入政治斗争旋涡。１９５８年初戴上最后一批右派帽子，以６０开外高龄，下放农场劳动。而这个右派帽子，真可谓“世袭罔替”的铁帽子，那怕“摘”掉以后，也依然拥有无可置疑的“被整权”。６０年代中期父母先后退休，父亲以“摘帽右派”，母亲以“右派家属”开始了无休无止的被街道居委会“专政”的历程。“******”初期“扫四旧”，被抄家数次，先父丰富的、颇见学术功力的藏书，被一再扫荡，其中一些善本、孤本或被撕毁，或被充作街巷妇人糊鞋样的废纸。先父苦心撰著多年的楚史稿本也不知所终。
比先父藏书幸运的，是他收藏的字画，因其一向放在几只破旧的大箱子里，置于家中阁楼上，抄家“扫四旧”者未能发现。这样，先父多年来收集的字画大部得以保存。现存字画，经筛选，以近二百件编为本册。
鉴于本册书画仅有少数作于清道光之前，１９４９年以后的也不多，主体部分是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作品，而笔者将１８４０－１９４９年视作“中国近代”，故本藏品集以“近代名人墨迹”命名。逾出“近代”时限的作品也附入供赏析。全书分字幅、信札、绘画三部分，各部分均按作者生卒年先后排列。
金石、书画之学，创于宋代，清代此学复兴，其收藏、著录、考订，皆本宋人成法。先父承其绪，终生乐于是学。少时我常听先父谈及：一旦得宽余，将逐一介评这批藏品，以方便后人利用。无奈１９５７年后波折迭兴，１９６９年先父母还被遣送至并无直系亲属的家乡，上述志愿更无法实现。今日我们兄弟承其遗念，集中并重理故物，每有悲喜交加之慨。工作过程中，又常发现自己识见短浅，方知此学的精深博大，有些作品非多年沉潜，难以破译个中奥妙。先哲时贤字画中，历来有赝品渗入，故“辨伪”是书画之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整理时排除了一些可疑之作，但限于鉴别功力，人选藏品中是否有混珠之鱼目，还望行家法眼明辨。
先父藏品作者多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学者或书画家，这些作品自然是中国近代政治史、文化史的见证物，自不待言。而这些藏品由一位财力不厚的学者在长达半个世纪间，孜孜不倦地访辑，节衣缩食地购置，终于集腋成裘，蔚为大观。这些藏品又遭逢战乱、政乱的一再袭扰，历尽坎坷方得以部分保存，它们所经受的灾厄和今日得到的善待，从一个小小侧面映照出中国现当代史的曲折与悲壮。今人和后人自当珍视这些藏品，同时也不可忘却它们经历的磨难。诚如一位未来学家所告诫的：“如果我们不向历史学习，我们将被迫重演历史。”这也许是此册的另一层内蕴，先父母有灵，这本册子便是呈给他们正直、光明的魂灵前的贡献。（本文为《近代名人墨迹》卷首语）
图略

雪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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