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三百年来第一人-----沈曾植

朝花夕拾 · 发表于 2003-2-12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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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嘉兴）沈寐叟先生年谱初稿》

来新夏

　　王蘧常编《东方杂志》第二十六期第十五至十六号又增订本商务印书馆(《中国历史从书》之一)铅印本
　　李土涛：《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目录》著录。
　　洪焕椿：《浙江历代名贤年谱综录》著录，题《沈寐叟先生年谱》。
　　《上海图书馆馆藏年谱目》著录。民国二十七年长沙商务铅印本。
　　杭州大学图书馆编：《中国历代人物年谱集目》著录。
　　谱主沈曾植，字子培，号乙盦，晚号寐斐。浙江嘉兴人。清道光三十年(一八五0年)生，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卒，年七十二岁。光绪六年(三十一岁)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江西广信、南昌府知府，督粮、盐法等道、按察使、安徽提学使、布政使，并一度护理皖抚。辛亥革命后，坚持“忠清”立场。
　　谱主为清末书家，并通晓刑律及西北地理。著述较富：其已梓行者有《岛夷志略广证》二卷、《寐叟题跋》二集、《喁于集》一卷、《寐叟乙卯稿》一卷等；其末刊及散佚者有《元朝秘史笺注》十二卷、《蒙古源流笺注》八卷、《长春真人西游记笺注》二卷及《汉律辑补》、《晋书刑法志补》等书。
　　是谱系弟子所编，记述谱主家事、仕历及学术活动。编者除据谱主及有关人之著述外，尚有得诸谱主嗣子口述者。每段之后辄以小注注明资料来源，颇便参考。
　　是谱自初稿发表后，又经多年订补，于一九三六年写成增订本，较原稿几增二分之一，并附《著作目》、于研究谱主之学术造诣，颇有裨助。书后有跋，记编补缘由。增订本有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收入《中国历史丛书》。
　　一九六二年钱仲联辑谱主读书笔记《海日楼札丛》八卷及《海日楼题跋》三卷共为一册，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印行。

(南开大学图书馆藏)
转录自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

　沈曾植年表

　　沈寐叟先生，曾祖学阶，字自堂，邑庠生，诰赠光禄大夫。祖维？，官至工部左侍郎，著有《补读书斋遗稿》十卷。曾国藩即其门下士。父宗涵，字俨伯，官至工部都水司员外郎。先生有二姐早卒。兄弟四人，长曾棨，先生居仲，弟曾桐、曾樾。
　　一八五0年(道光三十年，庚戌)一岁，二月二十九日酉时。生于北京南横街寓所，其父年三十二岁，洪秀全是年起义。
　　一八五七年(咸丰七年，丁巳)八岁，五月十八父殁，哀痛如****。家贫，随母读李义山诗。除夕仰望三星泪下，五十年后诗中忆及。
　　一八六0年(咸丰十一年，庚申)十一岁，英军入侵天津，先生随母避居昌平，登城楼目睹荒凉景象，甚悲痛。
　　一八六一年(咸丰十一年，辛酉)十二岁，从俞策臣读《礼记》及唐诗半年。师将他去，先生牵衣哭不止，师赠画六页。母授王土祯《渔阳山人菁华录》，能背出许多佳句。
　　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壬戌)十三岁。从原仁和县今高隽生习诗词，以蝇头小楷抄读《通鉴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论》，对南明史事关心由此始。见老师与友人王砚香和诗，偷偷仿效、藏于书包内，老师发现，认为孺子可教。次岁老师他去，彼此挥泪而别。
　　一八六七年(同治六年，丁卯)十八岁，家境贫困，以祖传初拓《灵飞经》送当铺得三十钱卖米，极难割舍。
　　一八七0年(同治九年，庚午)二十一岁，以大学生应顺天府试，考官罗绎农惊为奇才，荐于主司，先生报罢，罗惋惜。
　　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壬申)二十二岁，坐海船至沪溯江而上去成都。娶李逸静夫人，经紫柏岭张良庙，见风光秀绝，徘徊久之。返京后夫人典当首饰衣物勉先生读书。次年乡试中第二十二名。
　　一八七五年(光绪元年，乙亥)二十六岁，始治边疆地理学，得《游牧记》、《落帆楼文稿》以校东北、西藏、新疆地图及《圣武亲征录》。
　　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丁丑)二十八岁。去广州看望叔父，研究法律。
　　一八八0年(光绪六年，庚辰)三十一岁，殿试第三甲中第九十七名，赐同进土出身，识康有为、朱一新及侍御李慈铭等学者，李已享文名，先生无名，两卷经翁同和阅，称先生通人。精读历代刑律著作，用功至勤。对蒙古地理有创获。冬，还嘉兴。次岁再去广州省叔父。秋后游苏州灵岩听泉，十月回京。
　　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甲申)，三十五岁，住宣南珠巢街，所藏善本书遭盗。法人又欲侵华，先生愤愤不已。
　　次年为广东乡试出策问题目，皆“宋元学案”及蒙古史迹，参试者有康有为，未取，全场交白卷。中秋与京中名土会于陶然亭。
　　一八八七年(光绪十三年，丁亥)三十八岁，考订元代《经世大典·西北地理图》，定为回回人所画，参考诸书校定城邑，有发现。
　　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戊子)三十九岁康有为上书变法，朝廷保守派大哗，将逮康，先生劝其作沉迷金石态韬晦，康博览群碑，著成《广艺舟双楫》。康甚惮先生，一日说大话，先生云“再读十年书来与吾谈书法可耳。”康愧而退。
　　次岁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俄国股章京。日本那珂通博土慕名来华求教西北地理诸事，先生以中原音切蒙古音教之而去。先生兼治诸邻国地理，考订唐宋航海路线，同时研究宋儒及佛道大典。以中和教康有为，纠正气质之偏，言其受质冬夏气多春秋气少，康答信逊谢。
　　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辛卯)四十二岁，冬，迁员外郎。
　　次春任江苏司郎中。二月叔父卒于穗。
　　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甲午)四十五岁。给事中上书抨击康有为，请焚毁《新学伪经考》，皇帝同意。先生营救无效。甲午海战中国败，先生忧愤深广。好友李慈铭殁，痛哭。
　　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四十六岁，上书请求允许他个人向英人借款修铁道，为权臣所阻未果。
　　次年，俄皇尼古拉二世阴谋办黑龙江渔业航务，先生怒斥俄大使。八月二十九日母丧，大哀重病一年，久治不愈，自开处方立治，因侍母疾日久，故通医书。袁世凯召先生去小站委以重任，谢绝。十月。德军侵胶州湾。康有为来吊，先生流涕告康可上万言书求变法。
　　次岁奉母灵柩南归安葬。皇帝将重用康有为，先生赠《唐顺宗实录》，请康一阅，忧康改革过激生变。康读毕默然。五月应张之洞聘主持两湖书院。提出治学必实用，于人心世道利弊当探本清源。
　　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五十岁，返家合葬父母于祖茔。回武昌时遇盗，失书籍碑帖数十种。居武昌株园，与陈石遗唱和，评议古诗。
　　一九00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五十一岁，八国联军入侵，先生携家眷在上海，本拟入京，见时局如斯，乃奔走南京，见两江总督刘坤一，赴武昌晤张之洞、总办商约大臣盛宣怀等，商定联合行动，使联军有顾忌，牵制侵略者。七月敌兵入都，九月李鸿章来沪见先生说：“倘某不出京，恐亦不免如袁爽秋遇杀身之祸矣!”先生大病一场。
　　次年春至南京为刘坤一拟奏稿，提出：设议局，开书馆，兴学堂，广课吏，设外部，讲武学，删则例，整科举，设警察等十事。“务财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前八字为用，后八字为体。张之洞召见，共议新政，仍返扬州。不久任南洋公学监督。
　　一九0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五十三岁，辞南洋公学职回京刑部效力，前后十八年。住上斜街。调外务部合和会司员外郎。
　　次年任江西广信府知府。至南昌，巡抚柯逢时召见，共议全省大计。时土子不愿读书，先生引孟子语“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
　　一九0六年(光绪三十二年，丙午)五十七岁，天主教徒王安之打伤南昌知县江召棠，民愤起报复，误伤法、美基督教牧师，法、美两国闻讯，兵舰开入鄱阳湖示威。巡抚胡鼎臣要杀百姓数人向法、美乞和，先生以为不可滥杀百姓，坚持谈判，法、美气焰收敛。四月任安徽提学使，赴日本考察，日人请教者甚多。归皖，设存古学堂，请陈抑斋按外国高校教学法，取各校高材生聚集一堂施教。与安庆名土马其昶、姚仲实、姚永慨、方纶叔博土、胡季庵、徐铁华论文赋诗。十二月升布政使，推行湖北、江苏新法，减轻租税负担。建天柱阁并作联语：“楼阁华严，乘大悲愿；江山中夜，嗟太平人!”有挂笏亭，幽静可读书，名官斋为“曼陀罗室”。
　　一九0八年(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五十九岁，慈禧太后、光绪同日病殁。
　　一九0九年(宣统元年，己酉)六十岁，创建造纸厂，外国求开铜官山，严拒。命日本教习去黄山采取植物标本，又命人采取霍山药材标本，甚丰富。又欲为两岳植物标本，未成。诏下为礼学馆顾问。八月张之洞卒，甚悲。自写五绝说：“了此宰官身，即是菩萨道。无佛无众生，灵源同一照”。
　　为马其昶编订并石印《抱润轩文集》。命举人谢石钦赴日考察税制，日大藏省出示文书，谢等回国，编成一书，先生序印之。
　　一九一0年(宣统二年，庚戌)六十一岁，校刊宋嘉泰本《白石道人歌曲》，附《事林广记》卷八、《音乐举要》卷九乐星图谱于后，与姜夔自度曲谱互相证明，用安庆造新纸印成。上书言国事，被权臣所扣压。赋一律寄慨：“不待招邀入户庭，龙山推分我忘形。留连未免耽光景，铺缀谁能较醉醒?两后百科争夏大，风前一叶警秋蘦。五更残月难留影，起看苍龙大角星。”贝子戴振到安庆，当局命出巨款招待，先生不许，得罪上方及戴振，后者以贪财色出名。先生上书乞退回故里。在皖五年，多病，夜眠二小时，仍坚持讲学会客。待秋后去沪时只有十万卷书，财物无多，人以为怪。十月回嘉兴，埋头读书，不闻政事。十二月整理审订张百熙《退思轩诗集》并作序。
　　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辛亥)六十二岁，去南京与杨仁山居土讨论佛学，一月始归，住上海新闸路三十三号，六月回嘉兴，七月大水，先生和郡守筹办救灾。事毕，清帝退位，先生常居上海。
　　一九一二年(壬子)六十三岁，在海滨建楼，晨雾缭绕，似黄山峨媚山，作《山居图》寄意。中外登门求教者甚多。九月返嘉兴咏故园草木成九首诗。
　　次岁题所居为《海日楼》。俄人卡伊萨林持辜鸿铭信求见，为作《中国大儒沈子培》一文：“夙闻儒者沈子培之名，兹得相见之机，余于彼所以期待之者至甚。前在北京，与中国儒者谈论，偶涉欧罗巴事每多舛伪。余意沈氏未必有理解欧罗巴实际之知识，迨一接其言论风采，而宿疑顿祛。沈氏实中国之完人，孔子所谓君子儒也。年逾六十，而精神毅力不异少年，蕴藉淹雅，得未曾有。殆意大利鄂那德达蒲思评论古代西欧之文明，所谓意识完全者，诚中国文化之典型也。其言动无不协于礼义，待人接物，遇化存神，彼深知中国之情形无论已；即于国外亦洞悉其情伪，所谓象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更能见微知著。平行崇孔教，恶改革，守旧派之魁首也。”(辜鸿铭译自卡伊萨林日记) 弟子王蘧常先生评曰：“公在逊清觥之为维新之魁，何云恶改革?何云守旧?盖夫子之道，中庸而已矣。过与不及，皆公所深恶。卡氏未为知公也。”卡氏亦贵族，“改革”大抵指辛亥革命。先生在明，当抗清而死；在清当作遗老以终。此封建伦理使之然。重君主，轻民国，“民”又何曾有过“国”?在遗老中能改革陈弊，发展工厂铁道，比较重民生，合乎现实，在学术上勇于开拓、一点不守旧，与他门下的王国维同为悲剧人物。蘧老为师辩护，亦时代使然。后人苛求，何益?
　　一九一四年(甲寅)六十五岁，回乡扫墓，登烟雨楼作诗多首。袁世凯连年派人问候，又聘为史馆总纂，谢绝。
　　次年王国维来请教音韵学，给以启导，王甚敬先生。浙人聘先生修省志，提出只续为宜，叙事起于旧志所止的乾隆元年，止于宣统三年，聘朱疆村、张尔田、王国维诸学者任事，人才济济。
　　一九—六年(丙辰)六十七岁，袁世凯窃国，先生早洞悉其奸，与康有为等密谋倾覆之，见康诗：“巨君谋帝制。假尧衣弟佗。与公谋覆之，日夕同画沙。偕公被密捕，头颅巨万赊。……”其中事实已难考订。
　　王国维自日本来沪，先生说：“郝氏《尔雅义疏》一书于诂、言、训三篇，皆以声音通之，善矣。然草木虫鸟兽诸篇以声为义者甚多，似未能观其会通。君何不分条理之?文字有字原有音原，可作释例一卷。”王照办。五月袁贼死。七月，去敦煌盗过唐人手迹的法国人伯希和来与先生讨论契丹、蒙兀儿国书及摩尼、婆罗门诸教源流。
　　一九一七年(丁巳)六十八岁，四月张勋北上，五月七日先生抱病北行。十三日溥仪复辟，授学部尚书，二十五日事败、奔弟子封家，一见痛哭，七月乘海船归沪。冬大病，头重脚轻。
　　一九一八年(戊午)六十九岁，亲友弟子拟庆先生与夫人七十双寿，苦辞。书商送来元刻明补《乐府诗集》一百卷，乃以此为庆典纪念品。秋移居威海卫路二百十一号，题寓楼为“隐谷”，自号隐谷居土，筹备亚洲学术研究会。题在安庆所作的词为“僾词”。
　　一九一九年(己未)七十岁，二月十日起写《月爱老人客话》一卷。海内赠寿文寿诗甚多，先生以自寿诗作答。夏，移居新闸路九十一号，写成《全拙庵温故录》。
　　一九二0年(庚申)七十一岁，为日本学者白川省三讲《尚书》。九月中风，神智清楚，年终痊愈。
　　一九二一年(辛酉)七十二岁，弟殁大哭，病数月。始卖字以自给，求者极多不暇接，日本人尤众。
　　一九二二年(壬戌)七十三岁，正月病愈，三月回乡扫墓。四月弟子林殁。又病，病中每日看书，无学不治。六月十一日，与夫人结婚半世纪，按故乡风习重偕花烛。七月十五日复病，得樊公诗，和以七律五首，后不再作诗，兹录其一：“不死何妨更论文?冀州飙举思夫君。金壶墨尽搜残刻，黄叶阶干省旧闻。俗谛一星成劫火，故人千里梦秋云。年年心绪凋残尽，念我桓山鸟失群。”十月初二中午起书二对联。初三殁。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初六葬于祖茔侧南门外王店榨篰村。
　　先生别名颇多，见于题跋者有：惹庵、忆庵、乙僧、寐翁、睡庵、睡翁、乙叟、逊斋、逊翁、耄逊、巽斋、逊叟、李乡农、馀斋老人、茗香病叟、孺卿、皖伯、宛委使者、菩提坊里病维摩、释持、梵持、建持、持卿、随庵、守平居土、谷隐居土、浮轩、癯禅、癯翁、东畴小隐等等。
　　先生著作多，刻印少，现大部散失，存目四十八种：地理十五种，计有刘宋法显《佛国记校注》一卷，唐樊绰《蛮书校注》十卷，《诸蕃志校注》二卷，《蒙鞑备录注》二卷，《黑鞑事注》一卷，《元秘史笺注》十五卷，《皇元圣武亲征录校注》一卷，丘处机《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二卷，《西游注录》一卷，《塞北纪程注》一卷，《异域说注》一卷，《近疆西夷传注》一卷，《岛夷广证》二卷，《女真考略》一卷，《蒙古源流疏证》八卷，刑法二种，与徐博泉同辑《汉律辑存》一卷，《普书·刑法补志》一卷，二稿已佚。佛书菁华录《佛藏一勺》四卷。《海日楼文集》二卷，《乙庵诗存》、《海日楼诗集》十二卷，朱古微编、陈石遗序《海日楼诗补编》，李证刚编词四卷，书牍二卷，王蘧常编《类贴考》、《寐叟题跋》、《碑跋》一卷，其他札记十四种。

　　　　　　　　　　　　　　　　　　　　　　　 ——摘自王蘧常著《沈寐叟年谱》

《嘉秀近代画人搜儿铨·沈曾植》

倪禹功
　　沈曾植字子培，一作子裴，号乙盦，亦作檍盦，又号孺卿，别署寐叟、乙龛、逊斋、逊翁、老逊、逊公、逊叟、寐翁、馀翁、馀斋、随庵、东轩、灊佣、乙僧、灊皤、寐道人、李乡农、月爱老人、巽斋老人、睡庵老人、东湖病叟、姚埭老民、青要山农、逊斋居士、守平居土、姚埭癯禅、宛委使者、马鸣侍者、东湖盦主、东畴小隐、幽谷朽生、茗香病叟、逊斋学人、东轩支离叟、踵息轩主、媻者薮长、释持梵持诸名。嘉兴人，奇辟宏伟，博学多闻。光绪庚辰进士，累官至刑部主事、总理衙门行走、安徽布政使护理巡抚。乙巳复辟拜授学部尚书。
　　诗合韩杜，书宗道周，出其馀绪，游艺六法，丛山耸秀，古木森罗，虽非擅习，弥有雅致，特为盛名所掩知者甚鲜。鼎革后，高寓沪渎、潜心净业，与弟曾桐合志同方，时称“二沈”，自画《海日楼图》尤为其生平完作、(按先生所作往往无题无印，而有印、无题已佳，款印皆全甚难。)原藏族弟莼庵家(丁丑劫后，未知无恙否)。著述宏富，名闻海外，(因有俄人哲学名家伊卡萨林尝方公如意大利列鄂那德蒲思之谓)兹录其已刻者，如后有《海日楼诗文集》十二卷、《曼陀罗室寱词》一卷、《菌阁琐谈》一卷、《寐叟题跋》、《群书题跋记》等行世。
　　清道光庚戌生，民国壬戌卒，年七十三。《清史稿》列入文苑传溢曰：文诚其未刊诸作有曰《晋书·刑法志补》、《元秘史笺注》、《元秘史蒙语原文十五功臣名》、《元圣武亲征录校注》及校本《女贞考略》、《蒙鞑备录注》、《鞑事注略》、《蒙古源流笺证》、《蛮书校注》、《异域说注》、《岛夷注广证》、《汉律辑存》、《东轩温故录》、《月爱老人客话》、《护德瓶斋涉笔札记》、《道家笔记》、《海日楼书牍》等。

朝花夕拾 · 发表于 2003-2-12 20:02

著述
　沈曾植先生著述目录

王蘧常
1、《佛国记校注》一卷
2、《蛮书校注》十卷
3、《诸蕃志校注》二卷
4、《蒙鞑备录注》一卷
5、《黑鞑事略注》一卷
6、《元秘史笺注》十五卷
　　附《元秘史蒙语原文十五功臣名》
7、《皇元圣武亲征录校注》一卷
8、《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二卷
9、《西游录注》一卷
10、《塞北纪程注》一卷
11、《异域说注》一卷
12、《近疆西夷传注》一卷
13、《岛夷志略广证》二卷
14、《女真考略》一卷
15、《蒙古源流笺证》八卷
16、《汉律辑存》一卷
17、《晋书刑法志补》一卷
18、《法藏一勺》四卷
19、《海日楼文集》二卷
20、《乙盦诗存》厶卷
21、《海日楼诗集》厶卷
22、《海日楼诗补编》厶卷
23、《寐叟乙卯稿》一卷
24、《喁于集》一卷
25、《倦寐联吟集》一卷
26、《僾词》一卷
27、《海日楼馀音集》一卷
28、《东轩语业》一卷
29、《曼陀罗寱词》一卷
30、《寐叟书牍》二卷
31、《类贴考》厶卷
32、《寐叟题跋》四卷
33、《碑跋》一卷
34、《答龙松生书法问》一卷
35、《东轩温故录》一卷
36、《东轩手鉴》一卷
37、《札记》一卷
38、《笔记》一卷
39、《月爱老人客话》一卷。(1919年于上海)
40、《冶城客话》一卷
41、《护德瓶斋客话》
42、《护德瓶斋涉笔》一卷
43、《护德瓶斋笔记》
44、《潜究室劄记》一卷
45、《全拙庵温故录》一卷 (1919年于上海)
46、《菌阁琐谈》二卷
47、《鄂游栖翫记》二卷
48、《简端录》

　　　　　　　　　　　　　　　——根据王蘧常《沈寐叟年谱·附沈子培先生著述目　　　　　　　　　　　　　　　　　　　　　　　民国二十七年七月版，商务印书馆

　沈曾植诗文选录

严　明　辑评
谷雨后一日抵里①
　　端平桥外归来路，嘉会都中雒诵孙②。卜筑并无三亩宅，经营空说万家村③。啼莺春过柳飞絮，放鸭波柔船到门。却到故园为寄客；长怀旧德对荒墩。
　　①此诗写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该年春曾植归里合葬父母于祖茔。
　　②端平桥、嘉会都皆指曾植故里浙江嘉兴。“雒诵”：反复阅读。
　　③指旧居房屋简单，祖上的家族兴盛已成历史。
　　④旧德：指祖宗的好品德。“荒墩”指祖茔。
[赏评］
　　起句“归来路”令人想起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曾植此回归里心情，可以说与一千五年多年前的陶渊明有不少的相同之处。同样是经世碰壁，理想破灭，又同样抱着“悟已往之不谏”的宽容和“知来者之可追”的希望，回到祖宅故乡。
　　然而，曾植与渊明毕竟又有根本性的相异之处：渊明的返里、是断切一切官场仕进心思、从此就决意要独立而自由享受个人生活，所以他是真隐士，心平气和地不关心国家朝政大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世与我们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曾植的归里，一为归葬父母，二来也是为了避开政治风险，他的心情是不平静的。对沈曾植来说，故乡的春色是美丽的，从颈联描写的江南景色看，曾植是心醉神迷的：春莺飞啼，柳絮温舞，放鸭浮波，小船泊门，故园的安逸给曾植压抑的心情带来一些温柔安慰。然而，故乡的安慰只是暂时的，只要想到期政国事，他的心情又会变得忧郁。他在故乡只是“寄客”，他的生活位置只能在北京、上海、武昌这样的大都市，他的命运只能围绕着清廷衰而升降。正因如此，沈曾植的伤悲最终是消不去的，他只能在长期的忧郁苦闷中度过人生的岁月。这首诗虽然表现出了明亮的色彩，但从字里行间还是流露出了内心的压抑与迷惘。

沈曾植海日接文钞佚跋

钱仲联　辑录

　　寐叟（沈曾植字）博学，著作等身，但生平不好名，大多未公布。其专著除《蒙古源流笺征》八卷，经张丈尔田校补已刊版行世，《岛夷志略广证》二卷，刊入上海国粹学报社《古学汇刊》者外，其余如《佛国记校注》一卷、《蛮书校注》十卷、《诸蕃志校注》二卷、《蒙鞑备录注》一卷、《黑鞑事略注》一卷、《元秘史笺注》十五卷、《皇元圣武亲征录校注》一卷、《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二卷、《西游录注》一卷、《塞北纪程注》一卷、《异域说注》一卷、《近疆西夷传注》一卷、《汉律缉存》一卷、《晋书刑法志补》一卷，皆著录于其嗣子慈护先生《海日接遗书目》中，而书已佚。此类学术材料，零星散见于寐叟笔记、散叶、各书简端批识者，四十年前，余客慈护先生家，慈护嘱为整理，已收人《海日楼札丛》，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
　　其文章遗稿，属于学术性的专篇，多是跋或后记一体，为数不少，今汇辑于此，以饷中外学术界。凡已收于《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者不复出。
　　　　　　　　　　　　　　　　　　　　　　　　　　　1990、12、10日仲朕记于苏州大学
　　佚跋目次
　　（一）论语孔氏本郑注跋（二）书司马温公切韵指南后（三）本史记跋（四）穆天子传书后（五）樊绰蛮书校本跋（六）读元秘史后记（七）至武亲征录校本跋（八）徐灵府天台山志书后（九）经世大典西北地图书后（十）书西域水道记卷四后（十一）秦边纪略书后（十二）译刻中亚洲俄属游记跋（十三）影宋本重详定刑统跋（十四）书道光乙酉科福建明经通谱后（十五）抄本明季诸贤列传跋（十六）吴氏安危注跋（十七）书道藏目录太平部后（十八）跋佛祖统纪（十九）传法正宗记跋（二十）记大智度论后（二一）记说天垢称经后（二二）书止观科节后（二三）书悉昙字记后（二四）跋鱼玄机诗集（二五）跋投笔集（二六）书龚定庵文集后（二七）汉孟广碑跋（二八）书白石神君碑后（二九）魏李壁墓志跋（三十）东魏廉富造天宫像碑跋（三一）北齐标异乡义慈惠石柱颂跋（三二）隋张通妻陶贵墓志跋（三三）隋起芬碑跋（三四）阙特勤碑跋（三五）阙特勤碑释文跋（三六）突厥苾伽可汗碑跋（三七）唐口姓回鹘爱登里啰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跋（三八）新出土墓志十种跋（三九）唐代国长公主碑跋（四十）唐兴圣寺尼法澄塔铭跋（四一）又琬禅师墓志跋（四二）支提龛铭跋（四三）无畏不空禅师塔记跋（四四）大证禅师碑跋（四五）化度寺邕禅师塔铭（四六）净业寺故大德法藏禅师塔铭（四七）大理国渊公塔碑铭跋（四八）大理国渊公塔铭第二跋（四九）跋黄庭经（五十）宋拓澄清堂帖跋（五一）记郁冈帖第七卷晋索靖月仪帖后（五二）唐无名书月仪帖跋（五三）跋星凤楼帖（五四）丰人季鲁诗世学手稿跋（五五）洪琴西先生手札跋（五六）刘云樵先生草书册书后（五七）李迪口口口口长卷跋（五八）东川公手录评本精华录跋（五九）记先府君手写课艺后（六十）记先太夫人手书日用帐册（六一）跋残本娄寿碑（六二）跋定武真影兰亭帖（六三）跋十七帖（**）储刻晞友集跋（六五）唐薛稷杳冥君铭跋（六六）宋残本豫章黄先生文集外集跋（六七）宋几本钊甫待稿放簇待稿跋（六八）题杜工部集（六九）名杜诗遗王静安跋（七十）玉楮诗稿跋（七一）郭起庭山水评（七二）潘允谅本淳化阁帖跋（七三）顾氏玉泓倌淳化阁帖跋（七四）姚公授文炊卷跋（七五）沈石田山水卷跋（七六）石田长卷凌（七七）大观太清楼帖跋（七八）玉司农严滩钓台立轴跋（七九）宋拓阁帖残本跋（八十）仇实甫桃源图卷记

朝花夕拾 · 发表于 2003-2-12 20:04

评述

《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节录）

王国维
　　关于沈曾植一生学术活动的评价，以王国维在《七十寿序》中说得最为恰当：
　　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诸家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源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窔，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揽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若夫缅想在昔，达观时变，有先知之哲，有不可解之情，知天而不任天，遗世而不忘世，如古圣哲之所感者，则仅以其一二见于诗歌，发为口说，言之不能以祥。世所得而窥见者，其为学之方法而已。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如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
　　纵观近代儒林，沈曾植称得上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大学者，一位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心的传统儒士，一位有着精深造诣和多方面艺术成就的文化名人。经过近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沈曾植所追求的梦想和所从事的事业大都早巳烟消云散，难觅痕迹；但他毕生力行的儒家风范仍在影响着后来者，尤其是他晚年倡导的振兴亚洲儒学的口号，在经过半个多世纪之后，终于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响应并为世人所接受，仅此一端就可看出他的识高议平及先知之哲。

　　　　　　　　　　　　　　　　　　　　　　　　　　　　　　　　--摘自清末民初文人丛书
　　　　　　　　　　　　　　　　　　　　　　　《沈曾植评传、作品选》严明编著

朝花夕拾 · 发表于 2003-2-12 20:05

评述

　三百年来第一人

柯文辉
一
　　无论个人秉赋何等优异、品德学识何等出众，造就他们何等不易，但只要依附没落的统治阶级。时代列车匆遽转弯的时刻，总要甩掉这些不合潮流的乘客，毫不吝惜地让他们为退出舞台的势力殉葬。他们忠而见疑也罢，尊为座上客也罢，结局都一样。
　　沈曾植、王国维两位学术泰斗都是这样的悲剧性人物。
　　这类人物的命运引起过大作家们的沉思，曹雪芹笔下的凤姐、宝钗，萧洛霍夫精雕细刻的葛利高里，异中有同。着眼于制度，超出个人好恶，才有现实主义的胜利。
二
　　曾植先生字子培，晚号寐叟，别署甚多，详见年表。一八五○年二月二十九日生于北京，原籍浙江嘉兴市，世代为官，书香门第。同治二年顺天乡试中举，光绪六年进土，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中，为时十八年，通历代刑律之学，主张平恕断案。改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时日俄皆觊觎我东北领土，先生上书请求借英国货款自去创办东三省铁路，皇帝不听而罢。俄大使要求俄军统辖黑龙江渔业航务，遭先生痛斥，未得逞。年四十九，母丧，扶父母灵柩归葬守孝，寻受张之洞聘掌两湖书院史席。八国联军入侵，先生奔走沪宁及武汉间，与盛宣怀、刘坤一、张之洞等封疆大吏密筹确保长江流域之策，对入京八国侵略军施加压力，有利于退兵。不久任广信府、南昌府知府，江西督粮道、盐法道。旋授安徽提学使，赴日本考察学制，深受彼邦学人崇敬，乞书者甚众。在皖五年，升过布政使、护理巡抚，设存古学堂，建造纸诸厂，遣派留学生出国，支持洋务运动，以图救国受民，无奈清廷F•B透顶，农工商部大臣戴振到安庆，巡抚索巨款招待，先生拒绝，获罪于权贵，称病求退。一九一零年正月七日他跋《督恪碑》曰：“皖署蕴湿，蠹灾甚烈，而此册居然无恙，纸墨不渝，岁寒相守、问老精魂、摩挲若接，世间何处更得此老儒与共冷清生活?噫!”他也修过天柱阁等署内小园林，个人生活俭朴，忧君忧民，预感到清廷不久，曾在致友人信中自剖对官场的厌弃：“骄泰以为豪，困穷而弥侈，牛饮漏舟，孰知其届?某求去不得，羸病日增，局促辕驹、徘徊病鸟，求退之难、甚于求进。予不能忍而终古已。”宣统二年退居上海，与遗老康有为、郑孝胥往来，张勋复辟闹剧不过十二日(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三至廿五日)先生参与此事，返沪后多病，至七十二岁，卖字自给，次年十月初三去世。
　　先生治学继承祖父小湖先生家学、始宗周濂溪、张载、朱熹、程颐、程灏人手，既长以清初诸老为法，考定政治利弊，世道人心，升降浮沉，穷其根源，以义理辅实用，探其奥妙，拓其领域，由理学而考据为一变；从政后由考据而求经世，以经史为独立之学，成就不亚乾隆、嘉庆以来诸大家，在辽金元史及边境地理方面有突破为二变；晚年三变；用治经史之法研究儒玄道释之学，旁及百家，“则为自来学者所未及。若夫缅想在昔，达观时变，有先知之哲，有不可解之情，知天而不任天，遗世而不忘世，如古圣哲之所感者，则仅以其一二见于诗歌，发为口说，言之不能以详、世所得而窥者，其为学之方法而已。……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如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鸽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王国维这段话不算太溢美，而结论则为事实否定，"五四"后封建思想虽仍有一定势力、理学儒学、考据、成为少数入书斋中雅事，江河日下，与社会生活关系甚微，经世乃为政者专利，哪用儒生从故纸堆中找教条来束缚?在学用一致而言，先生实为末代儒家，后学仅能正心诚意修身，全家思想不齐，治国平天下是白日梦呓。先生不谈阴阳五行、余事于中医、历算、音律、目录、金石、书法皆卓然成家，时至今日，史地著作大部散佚，仅剩下书法有些影响，但在学术界，把他列为本世纪首选者寥寥!其实当之无愧。
　　寐叟早年弟子唐文治说："先生于学无所不精、囊采六经，出入百家诸子，贯天人之奥，会中西之通。尝语余为学之道，贵乎知类通达，开物成务。若虚拘一隅，何为者?今所传先生之作，一鳞一爪耳。而论者多以乾嘉诸老拟先生，其测先生者浅矣!"
　　寐叟辞世前数年，十八岁的王蘧常(瑗仲) 先生从之学、故撰有《学案小识》，记述其学，又有《沈寐叟年谱》述其生平甚详，可供研究参考。
　　先生爱护后学，据《康有为年谱》说：康上万言书变法搁浅，保守势力欲置康死地而后快。康自言"沈子培劝勿言国事，宜以金石陶遣。时徒馆之汗漫舫，老树蔽天，日以读碑为事，尽观京师藏家之金石凡数千种。自光绪十三年以前者，略尽睹矣。拟著一金石书，以人多为之、乃续包慎伯为《广艺舟双揖》焉。"康著不胫而走，得力于寐叟处不少。
　　王国维反复向先生请益音韵之学，先生耐心教之："古人转注假借，虽谓之全用双声可也。君不读刘成国《释名》乎?每字必以双声诂之，其非双声者，大抵讹字也。"国维举'天显也'三字请释疑。先生说："显与湿(济漯之漯)俱从显声，湿读他合反，则显亦当读舌音。故成国云：'以舌腹言之。'"又指示国维写成《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发人所未发。
　　先生尊敬年长他八岁的吴昌硕，评价极高，眼力谦虚并见于《缶翁像赞》："缶翁之画，发挥其诗。诗渡他方；未绣弓衣，画合天倪，云无涛泻，安吉一灯，分光日下。怀铅和墨，人人家家，不会翁诗，践迹乃差。？？金容、我自来东，苦铁为铜，铅泪在胸。攻金朝仓，筑亭王震，注际翘勤，礼翁若圣。圣阿弥陀。邻洞炳然。代身阳迈，长侍佛前。"(一九二一) 朱光策去世，陈三立撰墓志，吴吕硕书碑额，沈写碑文。吴为沈刻"海日楼"印，可谓文人相亲。
　　寐翁读诗多，诗学深、作诗少，故自称诗功浅。所居海日楼藏书数十架，客人进书房，不见人影，必高呼，叟方伛偻自书堆中走出。他不爱休浴更衣，亦是奇僻，每思考学术专心致志，至不近人情，如友人丧母，托他代寄讣告、他事忙忘记寄出、三年后见讣告立即补寄，收件者莫名其妙，不知这位友人有几位生母。而司法外交学政筹划了了，非常人所及。奇者不奇，不奇大奇，合成先生。
　　寐翁早年诗作自己弃斥不存，自律甚严。五十岁前大抵爱作古体，风格险拗晦雅，苦学韩愈、孟郊，梅尧臣，黄庭坚。但时有“清言见骨，诉真宰，荡精灵。”同光体之魁杰也。”(陈衍语)陈衍论诗以三元为最盛，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佑，不分唐宋。寐叟谓“三元皆外国探险家觅新世界，殖民政策，开埠头本领。”与陈同感，不尚门户之见。后作近体，文从字顺，平易有余味：“伏伏今年雨，湫湫后夜凉。芸生三友业。月缺一分光。意象籀重识，虫生患未央。微风频末起，平旦更商量。”(其一)“天河低案户，星气灿如云。巧拙时难定，蝉媛夕有亲。福缘祈上将，绚语属词人。中夜危楼影，披云望北辰。”(其二)(《简静安》) “如此江山日乍长，椒盘守岁阿戌忙。衣冠阊闾三生梦、瓶钵禅关一炷香。天上星辰元历历，(予八九岁时，除夕仰视三星，忽然泪下，至今此景不忘，此悲亦末减也)画中人物自堂堂。(东坡生日，悬像以拜)月明云散须臾事，杖履相期建德乡。”(“和樊樊山”)
三
　　先生首先是书学家，其次方为书家。
　　康熙好董书，董书长在谈中含腴，禅悦之趣存焉。康熙雄才大略，惜仅得董书寒蹇。乾隆粉饰盛世，喜赵孟倾书丰满，才学不逮甚远。故仅得赵字甜软，(张照代笔又下一等)与遒嫩晋骨无缘。馆阁为钦定考卷书体，不工乌亮方媚小楷不入科举。帖学家剂墉、钱鲁斯、翁方纲、王文治①享大名、书坛柔靡。布衣邓石如异军突起，以北碑雄视几百年，遭钱翁等诋毁黯然出京。弟子包世臣即寐叟师，撰《艺舟双楫》，尊北碑即尊石如，卑唐即卑钱翁刘王等。迨寐叟中年，“欧底赵面之字风靡一时，其初由于外官贺启皆骈俪绝工，各蓄善书少年一二十辈，……十数人如出一手，每有长函则分别缮写，刻许便就，合之不知为众人所书也。”康有为卑唐即卑此辈，非真否定唐人。他本人曾得力于唐碑《千秋亭记》却秘而不宣。包认为刘墉所说“指不死则画不活”乃表面文章，刘的侍者周某说刘使笔如舞滚龙、‘左右盘辟，管随指转’是真。笔转毛如麻花螺狮，锋尖被裹。包在理论上承认“万毫齐力故能峻”；“分书之骏发满足，以毫平铺于纸上也”、“凡作书无论何体，必须筋骨血肉备具，筋者锋所为，骨者毫所为，血者水所为，肉者墨所为。锋者毫之精，水者墨之髓，锋能将副毫则水受摄，副毫不裹锋则墨受运。”但与临池实践脱绝，用三十年时光才悟得：“晋字宋拓，人间罕见、但得一二裹笔、方自诩为盛业，何能更知其实为下乘乎?仆学裹笔，二十年而后得，继求之古，悟其用意伤浅，力克除之。又十年乃见裹笔与用逆相近、而实悬殊也。用逆以换笔心，篆分之秘密。裹笔则如词章家之倍犯蝉连，按歌家之啾发投曲，拳勇家之接步靠手，虽不能尽废，要之不可恃为当家也。”“裹锋则专惜他画以作此画之势，借他字以成此字之体，健者为长短排闼之雄，弱者为便辟侧媚而已。”
　　寐叟抛开包氏弱点，不像包康那么极端，不裹锋作书，也不卑唐。他以宋拓《淳化阁帖》课子“楷法人手从唐碑，行草入手从晋帖。立此以为定则，而后可以上窥秦汉，下周近世。”又指出明前所拓《圣教序》“纯是唐法，与晋法无关。然学唐贤书，无论何处，不能不从此人手，犹草书之有永师也。②”“第唐人书存于今者楷多行少，学人由行以趋晋，固不善从此求之，时代为较近也。”
　　沈氏以帖起家，中年由帖入碑，广泛吸收，不分南北。如论《校官碑》说：“结字用笔，浓郁雄宕，北通《夏承》，南开《天发》，吴会书自有一种风气，略近中郎而益畅土风。《谷朗》、《爨碑》皆其遗韵。书家本有上断，金文中楚人书体甚奇逸于中原也。尝谓大令改右军简劲为纵逸，亦应江南风气而为之。所谓一群白顶鸦者，王氏之化于吴久矣。谢公不喜子敬书，殆亦以此。”他从地理环境变化来说明书法变体原因。阮元认为羲之等人南来开南派书法之说为沈驳倒，他把楚人金文、《校官碑》为南派书家远祖，指出《爨龙颜》、《爨宝子》来龙去脉，言之有据有理。因李世民攻击王献之，孙过庭在《书谱》中对献之也只能先骂两句再指出其长，陈陈相因。唯寐叟说：“大令草势开率更”，将献之、欧阳询比为佛家空有二宗，掸宗中慧能神秀二派，地位极高。他说：“六代清华，沿放大令；三唐奇峻，胎自欧阳。”“草势之变，性在展蹙，展布放纵，大今改体，，逸气自豪，蹙缩皴节，以收济放，则率更行草实师大令而重变之。(张)旭(怀)素奇矫皆从此出，而杨景度(凝式)为其嫡系，《神仙起居法》即《千文》之悬腕书也。新《步虚词》亦同步骤，而指力多于肘力、一书于壁；一书于纸也。香光(董其昌)虽服膺景度，展蹙之初，犹未会心，及安吴而后拈出，然不溯源率更，本迹未合也。偶临秘阁欧帖，用证《千文》，豁然有省。大令草继伯英，率更其征西(索靖)之裔乎?”
　　他把南北书法看做一个整体，各有所长，北碑中粗率之作也不少，南碑如二《爨》并不妩媚。取长补短，摒除偏见，超越时流。在论隋《杨厉碑》时指出：“书道至此，南北一家矣!”这正是他的追求：集阳刚阴柔二美于一身。如跋《敬使君碑》：“此碑运锋结字，剧有与《定武兰亭》可相证发者。东魏书人始变隶风，渐传南法，风尚所趋，正与文家温、魏向任、沈秉中作贼不异。世无以北集压南集者，独可以北刻压南刻乎?此碑不独可证《兰亭》，—且可证《黄庭》。倦游翁(包世臣)楷法，胎源于是。门下诸公，乃竟无敢问津者，得非门庭峻绝，不可轻犯耶?”又说：“北碑楷法，当以《刁惠公主》、《张猛龙碑》及此论为大宗。《刁志》近大王(羲之)、《张碑》近小王，此论则内延外拓，藏锋抽颖，兼用而时出之。中有可证《兰亭》者，可证《黄庭》者，可证淳化所刻山涛、庚亮诸人书者。有开欧法者，有开禇(遂良)法者。盖南北会通，隶楷裁制，古今嬗变，胥在于此。而巅崖峻绝，无路可脐，唯安吴正楷略能仿佛其波发。仪征而—下，莫敢措手。每展此帖，辄为沉思数日。”
　　寐翁跋《高湛墓志》说：“大抵北朝书法亦是因时变易：正光(始子五二○年)以前为一种，最古劲；天平(五三四——五三七)以下为一种，风格视永徽(六五○——六五五)相上下，古隶相传之法无复存矣；关中体独质朴，惜宇文(五五七——五八一)一代传石无多耳。③”在《全拙底温故录》中写道：“南朝书习可分三体：写书为一体，碑碣为一体，简牍为一体。《乐毅》、《黄庭》、《洛神》、《内景》皆写书体也，传世墨迹确然可信者：则有陈郑灼所书《仪礼疏》，绝与《内景》笔锋相近，已开唐人写经之先，而神隽非唐人所及。丁道护《启法寺碑》乃颇近之。按此以推，《真诰论》、《杨许写经》语及(陶)隐居《与梁武帝书》语，乃颇有证会处。碑碣南北大同，大抵于楷法中犹时沿隶法。简牍为行草之宗，然行草用于书写用于简牍者，亦自成两体。《急就(章)》为写书体，行法整齐，(智)永师《千文》，实祖其式。率更稍纵，至(张旭)颠(怀)素大变矣。李怀琳之《绝交书》，孙虔礼(过庭)之《书谱》，皆写书之变体。其源出于(唐太宗)《屏封帖》，《屏风》之书，固不能与卷轴一体也。”
　　与前辈同辈相比，立论公正，心胸宽广，力破门户町畦，是以可贵。
　　又说“(邓)完白以篆体不备而博诸碑额瓦当，以尽笔势，此即香光、天瓶、石庵以行作楷之术也。可用为笔法法式，则印篆有何不可用乎?”后来黄牧甫治印取法秦前文字，证明寐叟设想正确。又谓：“楷之生动多取于行，篆之生动多取于隶。隶者，篆之行也。”“篆参隶势而姿生，隶参楷式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篆参楷势而质古，隶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今以为变也。故夫物相杂而文生，物相兼而数赜。”《张猛龙碑》“骨韵俱高，敛分入篆。”只有精通书史源流，才能有此活脱眼力，固守一隅，难逃庸陋。
　　他认为“永字八法”是“闾阎书师语耳” 以法自缚不能尽意。横平竖直，汉唐碑皆然，用笔有势便佳，无势即排算子。他列举欧阳修用软笔浓墨以惜其力，赵字多硬笔浓墨，至董其昌前皆然。董书“柔毫淡墨，略无假借，书家朴学，可以谓之难矣。”“墨法古今之异，北宋浓法实用，南宋浓墨活用，元人墨薄于宋，在浓淡间。香光始开淡墨一派。本朝名家又有用干墨者。大略如是，与画法有相通处，自宋以前，画家取笔法于书。元世以来，书家取墨法于画。”知识面广，观察入微，来自实践，方能写出这些甘苦。
四
　　寐叟得笔于包安吴，中年受张裕钊启迪，不为包世臣、吴讓之所限，遍临南北各碑，变幻莫测，势韵姿神，皆自己面目。晚年接受倪元璐、黄石斋两家之长，碑骨帖筋，抱气酣圆不泄，无拘近观远视，都具艺术震撼力。
　　历来书家写行草求飞动，多取直式，或一轴中穿，或乱石铺道，当中一股力在不同对象面前摇曳多姿。寐叟是多角取势，直式而外，还有隶书般横势，行书的斜式。只有修养高了，横势仍能抱住行气。斜式不怕拆开看，个个都无懈笔，势自字中生出，不靠互相借势。刘墉笔笔用点法，王文治笔笔用挑法，祖父辈的独创中孕含着小巧纤甜的遗传因子、寐叟不满足于这种笔划处理。他将金文、小篆、隶、章草、魏碑、楷书的笔意笔魂，相对自然地化入行草。危丁解牛，目无全牛，文同写竹，必有成竹。采取萧笛一体的方式去结字造型，横吹为主，直吹为辅，波诡云谲，翔舞回环，有须眉修伟丈夫的阳刚，以慈驭刚，跌宕丛生，汪汇凝蓄，笔尖笔腹，偶现飞白，干而不枯，即古人所赞美：“润含春雨，干裂秋风。”
　　明末草书大家们有突破天地小囚笼的气魄、黄道周为其中之一，只因位高，又不受重用，当烈士是历史对他的最佳安排，否则高洁心胸与污浊的现实，千疮百孔的大明王朝之间，矛盾无法解决。他写字受当时大环境制约，不全是重则威，温而厉或温柔敦厚的庙廊士大夫味，而徐渭、傅山式的狂放、朦胧的个性解放追求、又找不到出路、彷徨于遥夜、带有若干市民审美意识，黄又在抗拒与接受皆有保留的微妙处境。在此矛盾中加上国破家亡山河易色的大哀，临池时间有限，其书险峭幽寒，未脱求态失态通病，不及倪元璐沉静通脱。寐叟的生硬处，也比不上倪书。心态上与黄道周略近，不过效忠的种族有别，封建集权风雨飘摇则相似。在字形上对横直撇捺，或加长，或缩短，皆属夸张。行气酣畅，重心稳，洋洋洒洒，相顾盼，伸头、缩颈，抬肩，躬腰，种种动势，真切不虚，别无假饰，横劲磅礴，竖劲助之，生辣苍老间，时有童趣穿插点缀，雍和、奇崛、宽博、雅丽，天马行空，云上蹄痕幻花，顿挫扬抑，目不暇赏，心不暇思。作者学养广袤深远，在书法上的开拓具有高度自觉，不惑于外力，牢守心源，取精用闳，能韧长，无机巧，不在鸣世，(一如他大量著作无意得名，而不出版以致散佚而无悔)笔便留得住，与剑拔弩张一泻无余绝缘。他不是高明的画师，画因人贵，然书中有山的沉着，水的浩淼，乔木的葱茏，把碑帖的宁馨儿推到一个极致，以诱惑勇士跨越的魅力，绵亘在近代书法史上，考验后辈的脚力。
　　毋庸讳饰：他是封建遗老，政治理想与他富民强国的愿望背道而驰，更为潮流所否定。他在书法上的贡献，较之古哲，康有为的评价或有溢美，但三百年来无人抗衡。由明降清的钱谦益、王觉斯周亮工的著作未因人废言，寐翁与周作人之流毕竟不同。贵老不足挂齿，艺术史上的地位可以重新认识。
　　沈诗沈文除去学术历史价值、认识价值而外，不免有衰飒暮气。在书法上作为汇合巨流的大师，难免有开创者的不成熟之处，但并无头巾气和酸腐迟暮衰朽味，奥秘何在?自惭无知，难解此大题目，只觉得是：
　　一、艺术受制于世界观、人品，但三者并不永远统一。人的思维中总有矛盾因子存在。贵族的世界现没有使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艺术窒息，正是对艺术和现实的忠贞，使大师们战胜偏见、贡献了不朽杰作。沈书可否作同样解释呢?
　　二、沈在学术上锐意精进，书法中一定程度上的迭宕勃发，与他治学精神一脉相通，勇于突破旧我。但在政治上做不到，尽管他比守旧的官僚开明。也旨在补天，因为“天”的灵魂烂了，他愈想补便愈陷入可悲；在学术上愈猛进愈有创获。人，本非一种颜色塑成。
　　三、他研读老庄，医疗小朝廷减亡的伤痕无效，但在非政治领域有作用，加上他还勤修佛典，空无意识占上风时，遗老观点相对淡化，这种无为帮助他放下功利，反而推动了艺术上的无不为，合乎人生的辩证法。
　　四、书学家的字求法、画家字求趣；学者字得书卷味；碑学书家有金石气；帖学书家有滋润丰膄肌理；唯寐翁全有，故能兼美。这种兼收并蓄、南北书派两不偏废的道路，是书法史走到狭窄羊肠道上面对荆棘、另觅生机的必然，而必然只能由他来体现，又是个人学养气质被历史选择的结果。他不求创新而新机自创于笔下，符合艺术规律。较之抱缺守残者，他的实践与呼号，能震聋发聩，比他龙腾云海、鹰扬雪峰的书作更有功绩。其书已不朽，书学 (包括实践)就更值得去开掘。
　　寐叟知名度与成就不相称，为俗书刻碑出帖，书星们穿上皇帝新装招摇过市，名人不少传世名作有限的碑林，提供了生存空间。笔者作为书坛之外的无名小人物，为未尽到宏扬真善美的责任而羞郝，简直无法自谅。
　　祝福书家们享受做寐叟后学的艰难!
　　祝福批评家、书学家们为新世纪的学术助产!和书法家并肩探讨，以怡兄弟情，共出成果!
　　《晚清四十家诗钞》编者吴北山去世，章土钊请康有为写墓志、一贯自视极高的康长素说“寐叟健在，某岂敢为?”结果康撰文，沈书丹。康居西湖一天园有诗怀寐翁：“深烟不见北高峰，独掉扁舟写旧踪。可惜寐翁不携手，钱江风雨啸涌龙。”
　　张大千师曾农髯评沈字：“读碑多，故能古，写字少，故能生。古与生合，妙绝时流。”又说：“余评寐叟书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寐里于前两义逊谢，至后语不晓。髯云：‘翁覃溪一生稳字误之，石庵八十后能到不稳，蝯叟(何绍基)七十后更不稳，唯下笔时时有犯险之心，故不稳。愈不稳则愈妙。’寐叟避席谢曰：‘不能至此，但奋吾老腕为之，未知能到不稳处否?’”
　　马宗霍(一八九七——一九七六)在《霎岳楼笔谈》中云：“寐叟执笔颇师安吴，早岁欲仿山谷，故心与手忤，往往怒张横决，不能得势。中拟太傅，渐有人处，暮年作草，遂尔抑扬尽致，委曲得宜，真如索征西(靖)所谓‘和风吹林，偃草扇树’，极缤纷披离之美。有清一代草书，允推后劲，不仅于安吴为出蓝也。”
　　何荣评语：“……纵横驰骤，有杨少师之妙。自碑学盛行，书家皆究心篆隶，草书鲜有名家者。自公出而草法复明。殁后书名更盛，惜其草迹流传不多耳。”
　　寐翁临终前数小时写成二联，甲联写在五尺白冷金笺上：“石室竹卷长三尺，山阴草迹编千文。”陈散原、冯梦华、吴昌硕等三十九人题跋。乙联书于五尺宣上：“岑碣熊铭入甄选，金沙绣断肋薪纰。”题跋者有马一浮等十六家。康有为写道：“寐叟尚书与吾交垂四十年，无事不共，无学不谈，文史儒玄，冠冕海内，其经国之谋，思君之忠，了徹之慧，近世所少见。若其行草书，高妙奇变，与颜平原、杨少师争道，超轶于苏黄，何况余子?”陈散原跋云：“垂危临命之人，仅隔数时，犹能作楹帖，岂非庄生所谓精神与天地相往来者哉?”
　　寐翁有画名，高妙而非精深，生拙可喜，为学者书家画。
　　本世纪前中期书家、如于右任、马一浮、谢无量、吕风子、王秋湄、罗复堪、王蘧常等皆受沈书影响。他的足迹昭告着南北碑与帖学写经诸水同源，分道而行，终归于大海。
五
　　鸦片战争以来的史实值得我们思考:闭关自守，将儒释道重新拼合，不能使我国完成现代化的嬗变。但对遗产茫然无知，盲目弃绝，则导致虚无主义思潮泛滥，将民族文化长处否定，为全盘西化张目。跟在外国人后面走，靠 “超车”奇迹在经济文化等领域跨到世界最前列是幻想。如果审美教育失败，殖民地次殖民地粗鄙文化腐朽没落的东西将侵蚀青少年身心。
　　知古不泥古，上入先秦，下入民间，整理好遗产，既研究西方，也溯本探源，弄通希腊罗马道统，不停留在技法皮相的模仿。对民族文化负面的内容要科学批判，但不是按西方理论框架重新组装，更要适应国人精神承受力，一过头则导致月亮是西方的好。“五四”后先哲们对中医京剧的偏颇，包涵着时代的悲剧因素，不能简单地脱离立体环境苛责个人。要多多理解抱缺守残则失去抵抗力而被动挨宰割全盘西化则成为帝国主义附庸的教训，重建民族的科学的先进的审美观，让中国文化的突出的个性去丰富人类的精神和物质生活。
　　东方文化在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求得心灵的净静，减少科学技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等方面，肩负西方文明不能单独完成的神圣使命。二者平起平坐，共泌灵乳，沾溉伤痕累累的地球，趋于精神完美的人类。
　　书法是外来影响最少的艺术。写字在强化人的涵养、耐力、创造力、审美力，谐调生活节奏等等方面，都是大有潜力的。
　　每个时代都出过经不起时光考验的书法闻人。真学问总是在大寂寞中完成，不羡慕非艺术因子造就的成功，不骄人前，不馁人后，用恒温写下去，成败无尤。斯为强者。正确评价、发展寐叟创造的美，推动临池，诗化生活，还要书坛内外共同努力。历史证明：古代大师绝大多数是业余书家。书家成为学者、思想者，书外屹立着人品、学术，艺术、书法将突飞猛进。
　　艺术各部门发展从来不平衡。从去汉人未远的晋代至明代中叶，皆无篆刻大师。唐代诗人许浑、李群玉、钱起……不过三流歌手，生在元明是一流大家。明人高启、刘基、杨孟载生于盛唐必失一流地位。对手愈强，后来居上者愈多，是学术繁荣的岁月；对手屏弱，当上诛儒行列中的巨人，是偶然的幸运，象征学术的停滞。判定艺术家成就，有时要他去世百年甚至更长、非艺术因素不起作用，才能较为准确。
　　源远流长的中国艺术充满希望，即使在开宗立派的大师们凋谢之后的积聚酝酿时期，也不会例外。我们不回避艰辛，仍很乐观。
　　注：①刘墉(一七一九一一八○四)，任过直隶总督，吏部、兵部、礼部尚书，授体仁阁大学士，初习赵字，后以钟繇、颜真卿血肉写董体结字，劲气内敛，如堆棉团。他对客作书则用龙晴法，自矜为运腕，其实用裹锋，笔势缓弱，已落巧的下乘。虽有才气功力支撑，终被局限。翁方纲(一七三三一一八一八），官居二品大员，习初唐虞世南、欧阳询体，得其间架，乏前贤蕴藉、工小揩，七十岁犹能在芝麻上写“一片冰心在玉壶”七个字。其书墨守成规、犹如他倡导的以学问为诗，一样板而弱。钱伯坰(一七三八一一八一二)，字鲁斯，常州人，由董其昌上溯李北海、颜真卿，实本于毫人梁？，“执笔虚小指，三指包管外，以大指相拒，侧毫入纸，筋怒张，指腕不动。以肘来去。”刘墉去世后被推为第一，工行草书。王文治(一七三○一一八○二)，镇江人，有“淡墨探花”雅号，他讲风神，失之秀纤孱弱，曾出使琉球，文字传之海外。“集古终能自立家”是他的宗旨，曾工米、董两家，又习过张即之、李北海，总嫌气魄小。乾隆“盛世”即被这些人笼罩，只有伊秉授工隶书，有些气象。②指智永禅师。王蘧常先生撰《沈寐叟先师书法论提要》《初学》一节引此段文字，注释中说是怀秦，不知何据，乞方家教我。③沈寐叟：《高湛墓志跋》。

朝花夕拾 · 发表于 2003-2-12 20:06

　沈曾植先生评传

　　沈曾植先生字子培，号乙庵，又号寐叟。初别号小长芦社人，晚称巽斋老人，东轩居士，又自号逊斋居士，寐翁，姚隶老民，乙龛，余斋，藟轩，持卿，乙葊，李乡晨，城西睡菴老人，乙僧，乙？，睡翁，东轩支离叟等。生於道光三十年，庚戍，（一八五○）卒於民国十一年，壬戍，（一九二二）享年七十有三岁。浙江嘉兴人。清光绪六年进士。前清中，任刑部贵州司主事，进为员外郎。后转江苏司郞中，在刑部约十八年，研究古今之律令。又曾主宰两湖书院之史席。其后出任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其学博雅，淹贯载籍，朝士皆服。以京察上考，外简江西知府，长官以其有重誉，咸刮目待之。未久，既奏移南昌。光绪三十二年五月，进擢为安微提学使，颇有令名。当时东渡视察日本之制度文物。三十四年二月，署理安徽布政使，并护理巡抚；因性疎放，多名士习，察吏理财，举非其长，遂乞休去，隐栖上海。嗣膺聘修浙江通志，后与郑孝胥，姚文藻等相往还，愤慨时事，语多嫉俗，谈新学者，因目为上海宗社党之重要人物，不知其性行狷洁，坦直无町畦也。民国四年乙夘春，识王国维於沪上，朝夕亲炙，窮研苦造，王观堂能集古今之大成，其为祢祧大师，则先生与有力也。六年七月，参与张勋之复辟运动，被任为学部尚书。復辟失败，闲居上海，益慨时事日非，於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病逝上海。
　　圆田一龟著新中国人物誌，谓先生与劳乃宣夙以硕学孤忠著闻，为浙江之二名流，以前清遗老之资格，为上海复辟之领袖，盖浙江官僚之大先辈，守旧派之巨头也。自来忠诚之士，多产於江南，如福建之陈宝琛，广东之梁鼎芬，江西之刘琛廷，李瑞清等。先生与兴梁鼎芬同学，共学识气骨，为世所知，以其硕学奇才，而又能获全其晚节，笃於故主，始终不渝，其纯忠至诚，无论何人，皆表相同之敬意，不能以其不通时势，即嗤笑其迂愚，盖先生亦有先生之识见主张，惟其不渝孤忠之态度，则殊可嘉也，先生终为浙江守旧派最后之大人物，并为旧时代旧人物之鲁殿灵光，博学坚贞，足以誇矣。
　　王观堂为先生七十寿序有云：“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顺康之世、天造草味学者多胜国遗老离丧乱之后，志在经世，故多为致用之学，求之经史，得其本原，一扫明代苟且破碎之習，而宝学以兴。雍嘉以后，纪纲既张，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复视为经世之具，而经史小学专门之业兴焉。道咸以降，涂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遼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故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窃于其间得开创者三人焉，日昆山顾先生，曰休寗戴先生，曰嘉定钱先生。国初之学，创於亨林，乾嘉之学，创於东原，竹汀，道咸以降之学，乃二派之合，而稍偏至者，共开创者仍当於二派中求之焉。盖尝论之亭林之学，经世之学也，以经世为体，以经史为用，东原竹汀之学，经史之学也，以经史为体，而其所得往往裨於经世，盖一为开国之时之学，一为全盛时之学，其途术不同，亦时势使之然也。道咸以降，学者尚承乾嘉之风，然其时政治风俗已渐变于昔，国势亦稍稍不振，士大夫有忧之而不知所出，乃或讬於先秦，西汉之学，以图变革一切。然颇不循国初及乾嘉诸老为学之成法，其所陈夫古者，不必尽如古人之真，而其所以切今者，亦未必适中当世之弊，其言可以情感而不能心以理究，如龚璱人魏默深之俦，其学在道咸后，虽不逮国初乾嘉二派之盛，然为此二派之所不能？其逸而出此者，亦时势使之然也。今者时势又剧变矣。学术之必变，盖不侍言，世之言学者辄侲无所归，顾莫不推嘉兴沈先生，以为亭林东原竹汀者俦也。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遼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咸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隆污，政事之利病，必穷其源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窔，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若夫缅想在昔达观时变，有先知之哲，有不可解之情，知天而不任天，遗世而不在忘世，为古圣哲之所感者，则仅以其一二见于歌诗，发为口说，言之不能以详，世所得而窥见者，其为学之方法而已。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於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
　　窃当闻之，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於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世变愈亟，则所以笃之者愈至，使伏生浮丘伯辈天不畀以期颐之寿，则诗书绝于秦火矣。既验于古，必有验于今，其在诗曰：乐只君子，邦家之基，乐只君子，万寿无期。又曰：乐只君子，邦家之光乐只君子，万寿无疆。若先生者，非所谓学术所寄者欤？非所谓邦家之基，邦家之光者欤？已未二月，先生年七十，因书先生之学所以继往开来者，以寿先生，併使世人知先生自兹以往，康疆寿耈，永永无疆者，固可由天之不亡中国学术卜之矣。”由此，可知先生与中国学术之影响也。
　　近时论艺之文，以泾县包世臣所著之艺舟双辑为最翔实。其论清代画家，列为五品九等。平和节静，遒丽天成，曰神品。醖酿无迹，横直相安，曰妙品。逐迹窮源，思力交至，曰能品。楚调自歌，不谬风雅，曰逸品。墨守迹象，雅有门庭，曰佳品。妙品以降，各分上下，而成九等。其就文字之意境而形容之，则自唐迄明，书有门户者二十人。曰永兴如白鹤翔云，人仰舟顶；河南如孔雀皈佛，花散金屏；王知敬如振鹭集而有容；柳诚悬如关睢挚而有别；薛少保如雏鹄具千里之志；钟绍京如新莺矜百啭之声；率更如虎饿而愈健；北海如熊肥而更捷；平原如耕牛稳实而利民用；会稽如战马雄肆而解人意；景度如俵嬴强韁，布武紧密；范的如明驼舒步，举止轩昂；玉局如丙玉间牛，能持大体；端明如子阳据蜀，徒饰銮兴；山谷如梁武写经，心仪利益；海岳如张汤执法，比用重轻；子昂如挟瑟燕姬，矜宠善狎；伯机如负暄野老，嘈杂不辞；京兆如戎人呀布，不知麻性；宗伯如龙女参禅，欲证男果；其所言皆典实妙好。先生幼学世臣，能採诸家之长，又能尊碑购帖，备魏取隋，故其体裁俊伟，笔气深厚，风神疎朗，变化无窮也。书之为艺古矣。我国学者，向抱善易者不言易之旨，工者每不肯言，言者又未必能工；慎伯此书出世，扬榷古今，褒贬南北，承学之士，翕然向风，长素广艺舟双楫继之，恃其博记，加以好辨，书林得此，其道益宏，遂至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魏碑，写魏体，但二家书法，均莫及先生，以其各有所偏，故其持论均不足恃也。包康二氏最主张者，即尊魏卑唐是已。盖慎伯为邓完白高弟，完白论书与翁覃溪，钱伯坰，大相龃龉，（见慎伯所撰完白山人传）翁钱皆好晋唐书，完白欲与立异，遂大稱许魏碑，慎伯本其师说著书，故有尊魏卑唐之说。长素一生，好言变法，故书亦求变，有清之书，康雍尚董，乾嘉尚赵，同光尚欧颜，皆唐以后之书也；长素好奇，欲变不得，遂讬于石门铭也，石门铭魏碑也，尊魏卑唐，乃其私意。是以慎伯之尊魏，非尊魏也，尊完白也。其卑唐非卑唐也，卑翁钱也。长素之尊魏，非尊魏也，尊石门铭也。其卑唐，非卑唐也，卑当时之尚欧颜也。先生独明乎此，于是扇欧赵之余风，集琳瑯之万品，内地网罗，蕃外选购，采其众长，树立一家。沙孟海谓“先生书法，幼年学包世臣吴熙载，晚年取法于黄道周倪元璐，兼两家之长，一生功夫，尽工钟繇靖，所以变态极多，题跋二卷（四册），并著曼陀罗寱词一卷，曾考绎和林群碑，校元亲征録一卷，（与李文田同校）又曾注元汪大渊乌夷志略，更知先生固专治西北地理者也。故王国维先生晚年服膺最深，（有观堂集林群诗可证）即世之稍有知识者，咸徨徨焉以不知先生为恥，可谓盛矣。其治遼金元三史，及西北舆地之学，业稿均待编刊，惟寐叟乙夘稿一卷，海日楼诗集二卷，已梓行，所藏书籍多善本，有海日楼藏书目。
　　宣统辛酉仲冬，先生撰缶老像讚云：缶翁之画，发挥其诗，诗度他方，未绣弓衣，画合天倪，云乘涛泻，安吉一灯，分光日下，怀铅和墨，人人家家，不会翁诗，践迹乃差。??金容，我来自东，苦铁为铜，铅泪在胸，攻金朝仓，筑亭王震，注眎翘勤，礼翁若圣，圣阿弥陀，隣洞炳然，代身阳迈，长侍佛前。尤知先生之服膺缶老也。先生题欧母朱太宜人往生瑞应述有云：“阿赖耶二不二门，天然母子识同根，连邦消息分明迳，目击应知道验存，要知历劫知归日，不异倚门暮望时，小白花开補多岸，见亲见佛两无疑，蜂房户牖各开张，麈尾谈锋不可当，究竟涅槃何处是，爱君公据说西方，钱主交收常纲加，一弹指顷会三车，冯君书攝诸天影，定有身光发妙华。”先生不独篆刻书法文章与缶老同，其信仰皈依，亦无不同也。不过缶老以画印名，先生以书及藏书名耳。叶鞠裳昌炽语石云：“嘉兴沈子培比部藏高植誌，笔意渊穆，如古尊卤，不在刁遵之下，厂肆所售摹本至陋，无亳厘相肖处。又可见先生收藏之宏富矣。先生习碑，但问其字之佳木佳，不问其汉魏隋唐碑也。观寐叟题跋中，千碑百记，发千识之覆疑，竅后生之宦奥，并无本某传某宝某，？何取何卑何也。可知字而佳，则虎贲之贱，犹具典型，不能以其非宗者而弃之也；字而不佳，则燕石之珍，终同瓦砾，不能以其乃某拓而宝之也。包康尊魏卑唐之说，在先生若无闻之，故其所成，较包康为大。行严延长素为吴北山书墓誌，长素谓寐叟健在，某豈敢为！终至长素撰文，先生书读书志，先生之书，名重一世，可见一斑矣。
　　王国维先生，曩读段懋堂先生经韵楼集，见江氏音学序及与江晋三谕韻书，始知嘉道间言古韵者，有歙县江氏一家，嗣读当涂夏心伯炘诗古章韵表廿二部集说，以江氏殿顾江段王四家后举其说略备。客游南北，求其书未得也。丁巳春，始於嘉兴沈乙庵先生海日楼中见之，乃咸丰壬子重刊本，其已刊者为诗经韵读，娇贵经韵读，楚辞韵读，先秦韵读，唐韵四声正，谐声表，入声表，等韻业说，凡八种。而隸书纠缪一种，则重刊时所附者也。亟假归之，并取其叙录，及谐声表，入声表，唐韵四声正，刊入学学术业编，校理未竟，乃两见原刊本于沪肆，亟购致之，自留其一，以其一寄罗叔言参事于海外，原刊二总目不同，而种数无异，其各种封面，皆暑刊书之年，始知其书刊行始於嘉庆甲戍，毕于道光辛卯，越十五年丙午，而板毁于火，逮咸丰壬子重刊，则不数岁而徽州被兵，其版再燬，宜其传世之希若是也。…乌乎！国朝学术莫盛于乾嘉之际，当戴东原先生与江慎斋先生撰古韵标准时，在乾隆一二十年间。至丁亥，而段君之六书音韵表成，戴君因之於癸已，分古韵为七类，于丙申更分为九类，孔君诗声类即踵之而出，王君著书与戴段同时，而其书未布，江君生诸家后，其于诸家之书有见有不见，而其说或与之头头是道暗合，或加精焉，前后数十年，古韵之学，遂以大成，而江君自奋于穷乡孤学，其事尤难，今诸君之书盛行，而江书版经再毁，传书无多，其未刊之稿，又皆毁於丙午之火，固其幸有不辛欤。此王国维先生於丁已九月为江氏音学十书跋而呈阅於先生者。（见观堂遗墨卷上）甲寅岁莫。国维侨居日本，为上虞罗叔言参事，作殷虚书契考释后序，略述三年百来小学盛衰。嘉兴沈子培见之，以为可与言古音韵之学也。乙卯春，归国展墓，谒先生於上海，以治古音之学质之。先生筦然曰：君为学乃善自命题，何不多命数题，为我辈遣日之资乎？因相与大笑。国维又请业曰：“近儒皆言古韵明，而后诂训明，然古人假借转注多取双声，段王诸君自定古韵部目，然其言诂训也，亦往往舍其所谓韵面用双声，其以叠韵说诂训者，往往扜格不得通，然则兴共谓古韵明，而后训诂明，勿宁谓古双声明，而后训诂明与？"先生日："岂直如君方言！古人转注假借，因果关系谓之全用双声可也。君不读刘成国释名乎！每字必以双声诂之，其非双声者，大抵伪字也。"国维因举天显也三字以质之。先生日："显与湿（济漯之漯）俱从显声，湿读他反合，则显亦当读舌音。故成国云：'以舌腹言之'。"维大警。且自喜亿之偶中也。是年夏，仍赴日本，稍就陆氏释文，以反切之弟一字部分诸维曰：棲霞郝氏尔雅义疏於诂言训三卷，皆以声音通之，善矣！然草木蟲鱼鸟兽诸篇，以声为义者甚多，昔人於此似未能观其会通，君？为部居條理之乎？又曰：文字有字原，有音原·有音原·字原之学，由许氏说文以上溯诸殷周古文止矣！自是以上，我辈尤不能知也。明乎此，则知文字之孰为本义，孰为引申，假借之义，蓋难言之。即以尔雅權舆二字言释诂之權舆为始也。释草之其萌？萮，蟲之蠸舆父守瓜三宝一名，又释草之權黄华释木之權黄英，亦与此相关，故谓權舆为？萮之引申可也，谓？萮蠸舆用權舆之义，以名之可也，谓此五者同出於一不可，知之音原，而皆非其本义，亦无不可也。要之欲得本义，非综合后起诸义不可，而亦有可得有不可得，此事之无可如何者也。国维感是言，乃思为尔雅声类，以观其义之通。然部分之法，辄不得其衷，蓋但以喉舌牙齿脣五音分之则合於尔雅之义例，而同义之字声，音之关系，苦不甚愿，若以字母分之，则声音之关系愿矣。然古之字母，与某字之属何母，非由魏晋六朝之反切，以上溯汉人读为读若之字，及诸经传异文与篆文古文之形声，无由得之。即令假定古音为若干母，或即用休宁戴氏古二十字母之说，以部居尔雅，则又破尔雅之义例，盖古字之假借转注，恒出入于同音诸母中，又疑泥来日明诸母字亦互相出入若此者尔雅既类而释之，今欲类之，而反分之。？倒孰甚，因悟此事之不易，乃略推沈先生之说，为尔雅草木蟲鱼鸟兽释例一篇，既名释例，遂併其例之无关声音者，亦并释之。国维自云：虽未得方伯之意，然方伯老且多疾，未可强以著书，虽以国维犬马之齿，弱于方伯者且三十寒暑，能曩者研求古字母之志，任重道远，闲以人事，亦未敢期以必償，而方伯音学上之绝识，与国维一得之见偶合於方伯者，乃三百年来小学极盛之结果，后此音韵学之进步，必由此道也。《见观堂遗书尔雅草木蟲鱼鸟兽释例序文）先生对于音韵学之深切有如此者。
　　圣武亲征录一书，乾隆间修四库书时，以其序述无法，词颇蹇涩、译语互异，未著于录，仅存其目，于史部杂史类中，钱竹汀先生始表章其书，为之跋尾。道光以后，学者颇治辽金元三史，及西北地理，此书亦渐重于世。张石洲何原船二先生，始为之校勘，而何氏治之尤勤，共殁后稿本流传京师，光绪朝士，若顺德李仲约侍郎，萍乡文道希学士，嘉兴沈子培先生，递有增益。岁在甲午，桐庐袁重黎太常，刊之於芜湖，是为此书有刊本之始。顾张何二家所据本虽云出竹汀先生家，然辗转传钞，谬误百出，石洲仅得翁覃溪学士，家藏本一校之无大悬绝也。王国维前在海上於嘉兴沈先生座上，见其所校说郛本亲征录，为明弘治旧钞，与何本异同甚多。先生晚岁不甚谈元史事，然於说郛本犹郑重手校。未几先生归道山，其校本遂不可见。（见观堂还书圣武亲征录校注序文）可知先生又精治西北地理者也。
　　先生丙辰伏日杂诗，简静安有云：伏伏今年雨，湫湫后夜凉。芸生三有业，缺月一分光。象意籀重识，虫生患末央。微风频末起，平旦更商量。又云：天河低案户，星气烂如云。巧拙时难定，婵媛夕有亲。福缘祈上将，绮语属词人。中夜危楼影，披云望北辰。”又云：“寂寞王居士，江乡乐考槃。论宜资圣证，道不变贞观。鸥鸟忘机喻，？枝适性安。善来寻蒋径，何处有田盤。”又云：“远书兼旧事，理尽独情悲。蓍蔡言终验，筠心贯不移。药炉修病行，讲树立枯枝。万里罗含宅，疆襟太息时。王国维和巽斋老人，伏日杂诗四章有：「春心不可掬，秋思更难量。两蚁乃争垤，风萤倏过墙。视天殊澶漫，观化苦微茫。演雅谁能续，吾将起豫章。风露危楼角，冯栏思浩然。南流河属地，西柄斗乘天。匡卫中宫斥，棓抢複道缠。为寻甘石问，失纪自何年。平生子沈子，迟莫得情亲。冥坐皇初意，楼居定后身。精微存口说，顽献付时论。匠枉秦州作，篇篇妙入神。清浅蓬莱水，从君跋一望。无由参玉籙，尚记詠霓裳。度世原无术，登真或有方。近传羡门信，双鬓巳秋霜。”先生因静安和诗四章辞意深美而格清远，非魏晋后人语也。适会新秋，赋此以答：“本落归根水顺流，老翁无感长年秋。荣桐叶有先彫警，腐草光成即炤游。吟比鱼山梵入，身依鸽寺怖情收。王筠沈约今焉向，判作琅书脉望休。王国维再酬巽斋老人云：“八月炎蒸三伏雨，今年颠倒作寒温。人喧古渡潮平岸，灯暗幽坊月到门。迥野蟪蛄多切响，高楼腐草有游魂。眼前凡楚存亡意，待与蒙庄子细论。”王国维戊午为海日楼歌寿东轩先生七十，有云：“海日高楼俯晴空，若华夜半光熊熊。九卫四照纷玲珑，下技扶疏上技童。阳乌爰集此其宫。扈从八神骖六龙，步自太平径太蒙，我有不见彼或逢。悲泉蒙谷次则穷，桑榆西即榑木东。斯楼突兀星座通，银涛涌见金芙蓉。谁与主者东轩翁，楼居十年朝海童。西行偶躡夸父踪，拄杖不化邓林松。归来礼日东轩中，咸池佳气瞻鬱葱。在昔庞眉汉阳公，手扶赤日升玄穹。问年九九时登庸，翁今尚弱一星终。猿鹤那必非夔龙，矧翁余事靡不综。儒林丈人诗派宗，小鸣大鸣随扣钟。九天珠玉戛鎗熜，狐裘笠带都士容。永嘉末见正始风，典刑文献森在躬。德机自杜符自充，工歌南山笙邱崇。翁年会与海日同。诗家包丘伯，道家浮丘公。列仙名在儒林中。平生幸挹天衣袖，自办申辕九十翁。戊午日短至云：“常雨常阴闷下都，佳辰犹自成睽孤。天行未必愆终始，云物因谁纪有无？万里玄黄龙战野，一车寇鬼张弧。烬灰拨尽寒无奈，愁看街头戏泼胡。静安录示短至诗，先生和韵奉教：“月当头夕影模糊，万里云罗雁孽孤。欲敂天关藏九雊，自斟玄酒礼三无。神丛萧鼓迎诸布，雨妾缠绵脱后弧。独有泽农忧岁苦，麦塍谁与鼓咙胡。”夜久朝元到紫都。钧天散后客星孤。壬辰降岁犹迟待，大乙神光乍有无。北晓瞑燃龙伯烛，南星秋合老人弧。低徊五百年间事，散尽娲沙问老胡。东轩老人两和前韵，国维再叠一章：缁撮黄裘望彼都，报章稠叠慰羁弧。蹉跎白日看时运，骆驿升云半有无。搏士定知非妙戏，射妖何意失阴弧。国中总和元规乐，谁信文康是老胡。小除夕东轩老人饷水仙钓钟花王国维赋谢曰：“偪仄復偪仄，海壖受一廛。庭除确无土，并谷深无天。觝顶眠群儿，积薪庋陈编。欹枕何所见？皑皑白盛鲜。登楼何所见？矗万宠烟。校雅辨刀荼，识篆得？。兴来阅画障，卻看江南山。云气汤东海，嘉树森西园。衣带绕北江，芳草被南阡。市楼一回合，苍翠空无端。峨蛾故纸堆，兀兀文字禅。荒荒时运尽，迈迈我生观。幽谷掣严电，回照群动前,短智躡天后，深忧居人先。雨水告岁遒，簷雷鸣潺潺。穷阴增积惨，逝水德徂年。时晏孰华余，长者忽有颁。便娟花数丛，烂漫珠一箪。儿倾储粟缾，妇徹荐新盘。僮媪纷濯摡，新井汲寒泉。未能插晴昊，亦足媚幽闻。徙倚温雒神，杂佩来姗姗。王母下乐池，玉胜黄琅玕。何期周饶国，一音会羣仙。苏魂聚窟香，忘忧北堂护。零陵恶可辟，合欢忿且蠲。相期游汗漫，得此得过宽。公诗天下雄，揖讓苏与韩。我慙籍湜辈，来厕晁张闲。冀以寸莛细，一叩洪钟宣。诘朝唱侲子，政可殴神姦。赋诗答嘉贶，定致风伯篇。（见观堂集林卷二十四缀林）王国维丙辰，题沈乙庵方伯所藏赵千里云麓早行图，有云：华原石法河阳树，都人王孙盘簿中。千载只傅金碧画，谁知衣钵是南宗。又云：同时刘李并精能，马夏终嫌革有稜。一种高华严冷意，百卒嫡嗣在吴兴。”又云：残缣风雪凌競处，几度高斋拂试看。至竟装潢无圣手，却将明丽变荒寒。”盖重装洗涤，古意稍失，先生甚为惋惜也。（见观堂外集卷三）壬戍，王国维跋沈乙庵先生绝笔楹聊有云：东轩先生弥天四海之量，拨乱反正之志，四通六关之识，深意研几之学，迈往不屑之韵，沈博绝丽之文，虽千载后犹奕奕有生气，矧在形神未离之顷耶？此书作於易箦前敷小时，而气象笔力如是。先生之视躯体，直是传舍耳。陟降以往，无乎不在。箕尾星耶？兜率天耶？对此遗迹，谁谓先生不在人间也。世有唱神来论者，请以难之。（见观堂别集补遗）先生一生之道德，学问，人格，尽于是言矣。观堂与先生之恳挚之情，亦尽于是言矣。王国维先生诗，有梦得东轩老人书醒而有作，时老人下世半岁矣。诗云：弥天海日翁，驭气归混茫。天上信差乐，且莫睨旧乡。峨峨帝释宫，潝潝修罗场。人事日祎溃，蒿目无乃创。平生忧世泪，定溢瑶池觞。幽明绝行理，有命那得将？昨宵忽见梦，发函粲琳琅。细书知意密，一牍踰十行。古意备张索，近势离倪黄。且喜得翁书，遑问人在亡。倘有訏谟告，不假诏巫阳。仓皇未卒读，鄰鸡呜东墙。欹枕至天曙，涕泗下沾裳。（见观堂别集诗）呜呼！先生亡，观堂若是之痛也。观堂又亡矣！继观堂而痛者何人哉！先生之学，观堂继之，观堂之学，继之者为何人哉！言念及此，不寒而慄矣。二先生之亡，其影响于中国者，有甚於土地之失也。土地尚可恢复，若二先生者，又谁能继起以兴之哉！为书至此，不禁？然心恻矣。余闲披沈寐叟先生手批南海先生遗稿，（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奏为国势危蹙，祖陵奇变，请下诏罪已，及时图治恭摺，抑祈圣鉴事。其精审远过康氏，尤知先生为当代宗师矣。民国三年，先生和樊山方伯岁暮即事有云：如此江山日乍长，椒盤守岁阿戎忙。衣冠阊阖三生梦，缾钵禅关一炷香。天上星辰元历历，（先生注云：予八九岁时，除夕仰视三星，忽然泪下；至今此景不忘，此悲亦未減也。）画中人物自堂堂。（东坡生日，悬像以拜。）月明云散须臾事，杖履相期建德乡。潘博有次均乙盦和樊山方岁暮即事之作。诗曰：“临水登山如我倦，翻云覆雨讓人忙。无边客梦残风叶，欲了年光驻佛香。爵位上慙长乐老，湖山新辟半闲堂。遭回江海非吾土，落日登台一望乡。”按樊山字云门，号天琹老人，恩施人。幼以颖敏，试辄冠曹，张之洞督鄂学，拔人心经书院，举於乡。当纳执会稽李慈铭，习其辞章之学，落笔则清丽绵芋，颇肖其师，以年少倜爽，尤擅博辨，自此有声京师，若盛昱宾廷诸人，皆朝士负文名者，咸与谕交。由丁丑科进士，选庶吉士，选陕西宜川知事，听讼明决，所为判词，敏妙中竅，为时传诵。后擢至臬司，入观，迁陕西藩司，简授江宁布政使。辛亥冬，江宁陷，逃之沪上，乃易道装摄影，自题诗其上，有“朝家若问陶弘景，六月松风枕箪涼”之句。日与瞿鸿机沈曾植等游燕，其诗清妙宛达，无不尽之怀。并整密工丽，能取远韵，诗篇极富，合长庆娄东为一手。晚年尤恣肆多奇艳。汪国垣光宜诗壇点将，谓为天立星双抢将董平焉。郑孝胥有答沈乙盦短歌三章：“仰见秋日光，秋气猛入肠。相守虫啸夜，相哀叶摇黄。枕书窗间人，二监语膏盲。日车何时翻？一快偕汝亡。寂寞非寂寞，煎愁成佛汤。同居秋气中，一触如金创。人生类秋蟲，正宜以秋死。虫魂复为秋，豈意人有鬼？盍作已死观？稍憐鬼趣美。为鬼当为雄，守雌非鬼理。哀哉无国伤，谁可雪此恥？纷纷万不如，薄彼天下士。秋气虽宜诗，鬼语乃诗病。君诗转西江，驾浪极奔劲。云何弄细碎，意属秋坟琼。四灵若灵鬼，底足讬高咏。人间匪佳味，弧唱泪暗迸。故交去堂堂，关张等无命。共君伴残岁，后死聊自圣。”按郑孝胥字太夷，号苏龛，一作苏勘，或作苏堪，年七十七岁，闽人。光绪壬午举人。历任广西边防大臣，安徽按察使，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著有海藏楼诗。长身隆准，仪容简静，富於思力，工诗善画。中岁以后，自谓去肉存存骨，变为瘦削，率织欹斜，几弗成字，而世宝之。岁鬻书资至五千元。其诗，主崇孟郊，而所作洁净精妙，弗为泛衍，实近陆游，学宋而能无枒杈之习。与先生友善。诗尚有答沈子培云：相知？十年，未觉往可悔。中间有逝者，警痛愈相爱。吾侪各老大，豈作儿女态？形骸虽暂隔，至味固不败。精诚远相照，山海了无礙。神京万斛塵，风烈成画晦。驱车犯埃？，忧子亦以惫。国门行揖别，归听长江礧。岁暮酷怀人，孤吟谁复耐。（见吴北江选晚清四十家诗钞卷三第十五页）海楼之诗，脱然出手，生气勃勃。汪国垣点将，推为天罡星玉麒麟庐俊义焉。
　　先生弟曾桐，字子封。以翰林外任广东提学使，移云南提法使，未及之官，即逢国变。人尤偏执慵散，其调滇至为李经义所拒，学亚其兄，而偶为诗，殊似魏晋间人。视先生之徒砌故宾者，有时反为较优矣。渐西无名人，有戏作俳诗呈叔基子封，又设为子封戏答，又次韵，再设为子封和落卷诗数十首，均以怀念先生之弟者。眉韵楼诗话卷六，有宋芸子寄沈提学慨歌七古。序云：宋芸子前辈育仁，诗才清绝，五古一体，尤为后雅。戊戍以前，各诗会付梓人，庚子兵闯，版燬於京师，比岁在邮传部供职，某尚书以书生摈之落拓，不自聊，客游津沽，与余至谂，前辈系丙戍入词馆，凡同岁至契，多登八座者，可云数奇不偶，而襟怀洒落，视功名如游戏，惟借吟咏以摛感慨而已。当作七古一首，命题曰慨歌，以写牢愁，系寄共同年广东提学使沈子封曾桐，及提学之令兄子培方伯曾植，与冯梦华煦，于晦若式故两侍郎者，二十余年时局之迁流，身世之悲慨，悉寓于篇，亦足当少陵诗史也。诗云：“昔年越中沈仲君，闻声道我降谪人。（子封自言得李邺侯相声之术，引业俟闻懒瓒梵声识其为降谪人也。余读书声亦然，谓先哀后悦。）并好优时少颜色，朝列沈沦三十春。一朝兄弟驰高驾，幻作云泥相形下。于宋跟跄策蹇人，当日云龙逐东野。（易宾甫诗，于宋踉跄同策蹇，谓其俱不遇也。）谁知东野望云龙，仪同开府让诸公。惟有郊寒守博士，暂闻礼馆善为容。请从礼宪谈名义，寄语时贤宜识字。几人桪撦义山来，至今袞袞成朝贵。（樊山赠诗“知否西昆名贵盛？无非桪撦义山人”。指新政学校财政之属。）多谢王樊深见许，冯宋并稱湘绮诗。(王晋卿称经术公理学为千古绝作以电相闻，）戏言见召俄白首，俯仰升沈曾几时？（初释褐同冯探花诣见师门，屡不获见，京语言不着着，语音为不招，因咏左太冲诗倒其辞，相为一笑，二十年间事也。）董贾同嗟士不遇，（蒿庵中丞稱公理学及学钞贻书云，公学在江都昌黎之间。）岂有良时欢迟暮。本自经生道不行，天下先忧生自误。（往日陈次亮贻书论国书称曰，管子天下才，贾生真王佐，公称之矣，殊愧过誉。）不独文章误耍津，苍生真足误斯人。越舍有时各异路，独怪与我相情亲。下中封侯古来有，独怪军公固不军。匡时有策各努力，何异功名在我身。乐生一去全燕动，季良尚在随侯重。牛口人知天下才，罪言不发明王梦。路隅怀宝若分明，入山回车能勿恸。为此牙弦辍鼓琴，幸时惠子仍知音。忧端如月不可掇，闻公罢镇还山吟。还山沈吟我至今，为君之故伤人心。百川到海朝宗处，天下名流聚如骛。京塵一散有波澜，徘徊江汉还相遇。武昌官柳故依依，遥遥相望津门树。仓皇国难谶诗妖，真同策蹇房山去。看高足策天衢，何必苦力劳簿躯。万年有道山河寂，长揖归田绝世无。夷惠同塵亦何有，随化为鸡柳生肘。五十东山迟起来，疑年尚少磻溪叟。久耍不忘交更新，少年相知不忠厚。西江别月照离军，风吹浮云重见君。尊酒弹冠动颜色，江海波湖又伤别。鱼山闻梵问何人，与君共问婵娟月。按宋育仁，字芸子，富顺人。幼慧，八岁能诗。冠而肄业尊经书院，治周官礼，文选，湘绮誇为翘楚。戊戍科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充广西乡试副考官。薛福成奏调任驻英二等参赞官。入民国，湘绮援之入史馆。育仁短躯干，而音响宏亮，隔数屋可辨其语。治经训诂制度，并能淹贯，骈文学范蔚宗，诗宗刘禹锡，咸有雅音。著采风记，详纪欧洲诸邦制法党史派等，颇可观也。
　　陈衍沈乙盦诗叙云：“余与乙盦相见甚晚，戊戍五月，乙盦以部郎丁内艰，广雅督部招至武昌，掌教两湖书院史学，与余同住纺纱局西院。初投刺，乙盦张目视余曰：吾走璃琉厂肆，以朱提一流，购君元诗纪事者。余曰：吾於癸未丙戍间，闻可莊办龕君诗，相与叹赏，以为同光体之魁傑也。同光体者，苏龕与余戏称同光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自是多夜谭，索君旧作，则弃斥不存片楮矣。乙盦博极群书，熟辽金元史学与已事。作诗却是自己性情语言，且时时发明哲理，及此暇日，盍姑事此？他学问皆诗料也。君意不能元动，因言吾诗学深，诗功浅，夙喜张文昌玉谿生山谷内外集，而不轻詆七子。诗学深者，谓阅诗多；诗功浅者，作诗少也。余曰：君爱艰深，薄平易，则山谷不如梅宛陵王广陵，君乃亟读宛陵广陵。明年君居水陆街姚氏园，入秋病虐，逾月不出户，乃时托吟詠。余寓庐相密迩，有作必相夸示，常夜半扣门，函笺抵余。至冬，已积稿隆然。又明年，庚子之乱，南北分飞，此事亦随废矣。君诗雅尚险奥，？牙鉤棘中，时復清言见骨，诉直宰，荡精灵，昔昌黎称束野刿目鈢心，以其皆古体也。自作近体，无不文从字顺，所谓言各有相当矣。余生平喜检拾友朋文字，君作落余处者，殆百馀首，念离全之踪无定也，特叙而存之。（见庸言第二十五六号合刊）按陈衍先生字石远，为近三十年中最重要之诗谰家，年七十五岁，福建闽侯人。清举人。历任学部主事，京师大学经文科教员，厦门大学国文教授。著有石遗室诗附续集四册。石遣室诗话三十二卷，元诗纪事四十卷，近代诗钞二十四卷，诗学概论一卷，石遗室丛书多种。与沈先生号称诗友者。其诗足俯仰科半山小谷之间，以徐树铮荐修福省志，适粤军至，军务倥偬，志局中輟，乃至海上，治经学古文也。陈衍云：“丙戊在都门，苏龕告余，有嘉兴沈子培者，能为同光体。”同光体者，余与苏龕戏目同光以来诗人不专宗盛唐者也。”更知先生创造诗体之精神矣。继承有清中兴以来，诗国之正统，而握此时期诗界之权威者，其先生乎！陈衍与沈曾植先生论诗云：”余谓诗莫盛於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各，下元元祐也。君谓三元皆外国探险家觅新世界，殖民政策，开埠头本领。余言今人强分唐诗，宋诗，宋人皆推本唐诗法，力破余他耳。庐陵，宛陵，东坡，临川，山谷，合山，放翁，诚斋，岑，高，李，杜，韩，孟，刘，白，之变化也。筍斋，止斋，沧浪，四灵，王，孟，章，柳，贾，姚合，之变化也。故开元元和者，世所分唐宋之枢斡也。若墨守旧说，唐以后之书不读，有日蹙国百里而已。”陈与先生，于诗既主不分唐宋之说，所以对于貌为汉魏六朝盛唐之复古派，颇加识弹。于并世享盛名王湘绮，亦有微词。谓作诗文，要有真实怀抱，真实道理，真实本领，靠着一二灵活虚字可比可彼者斡旋其间，便自诧为能事也。今人作诗，知甚嚣尘上之不可娱独坐，百年万里天地江山之空廓取厌矣。于是有一派焉，以如不欲战之形，作言悉始悉之态，凡生觉，微闻，稍從，暂觉，稍喜，聊从，政从，渐觉，微抱，潜从，终怜，犹及，行看，尽恐，全非等字，在在而是，若舍此无可著笔者，非谓此数字之不可用，有实在理想，实在景物，自然无故不常犯笔端耳。又曾告沈曾植先生曰：“君博极群书，治史学，西北與地，旁究佛理，余亦喜治考据之学，除佛理，余不下断语外，其实皆为人作计，无与已事。作诗尚是自己意思，自家言说。“是屡言之，而不是惮烦，足见其有心得也。汪国垣著光宣诗坛点将錄，推先生为“天空星没遮拦穆弘。”“推陈衍为“地魁星神机军师朱武。”“谓“寐叟诗学宛陵山谷，间出人韩苏，遣词属事，多取内典。用意深微处，最耐细读。今诗人之最精悍最横鸷者，无出其右者。“亦屬知言。先生年三四十岁时与芳郭钝叟，过往甚密。（先生名昶，号渐西无名人，居宣西坊寓舍安般簃中，名其居曰小汇巢，有安般簃集行世。）丁亥（光绪十三年，先生年三十七）有春雪微霁偕蒿隐小山子培仲弢陪李学士讌集天宁寺诗云：“浮世云海幻，刹宇兀然存。层邱虽数仞，孤耸削昆侖。纵横赤华舍，罫书苍石根。逸兴集群彦，令德出高言。剧谈云泉涌，众壑凑一源。漠漠雾犹渍，西山岚气昏。银粟铺平田，孤烟表远村。塔光漏日脚，雕势投松门。竹偃残雪润，亭虚暝云吞。夕策酒人散，追摹清景扪。归来天宇豁，华月满前轩。”（见安般簃集，诗续丁十页。）已丑，（光绪十五年先生三十九岁）有简子培诗云：“古仿滞义拘挛，出匣龙渊一奏銛。莱子斑衣春更？，白云散吏傲如仙。卢师岸畔应穿筑，退谷亭前好接联；试？蚕耕深处隐，西山佳氣厌幽燕。”注云：君久居北便习之。当语予云：前一归禾中无田庐可依，辄復思北故云尔。（见安般簃集诗续已六页）又与蒿隐子沈再同缘督梦华佛青宴集苇湾泛舟观荷诗云：“严居士又老龙吉，岁度南池载酒迴。（昔与鹿溪松岑屡同游此）瓜蔓水刚三伏半，竹根筵为七人开。苹花妙趣横残暑将阙已带秋。莊惠從来适濠上，凫鱼与我乐天游。鸿头一斛珠论价，竹实当篱玉更抽。俱是江南未归客，荒湾一曲定堪求。”庚子培先生为诗云：“ 竹堂不到几旬余，想见焚香净溉除。禅诵有诗远谢客，眼昏浑不发钞书。酒阑软语春远寂，物外真遊鑑共虚。问讯偃松新月状，朝来步屧更相於。”“其答和子培有云：“入春禅病兼诗病，客慧顽空总未删。忽枉新篇动寥廓，久睎家行得原颜。眼花已废钞书谍，足茧浑无作吏闲。只欲低头拜东野，逃虚伐医藉追板。”（见前书诗续庚，第六贞）向子培借陈茂碑榻本一观诗云：“世缘局束面生塵，欲借驚鸿一枚神。妙迹千年暂攜示，（欧阳公集古录著目，后久忘之）莫疑堈面酒留人。”又再和云门诗云：“诗才蒨鹿屬夷陵，迴雪流风和不能。君或过秦吾媿谷，传衣未许亡担承。缦堂老作开堂宿，謦欬风雷出病颐。谁是南能谁北秀，秤量唤取沈传师。”谓子培先生也。癸已，将泛潞河留别子培子封诗云：“风风雨雨几因依，深坐频仍闭爨屝。渔簖同寻过苇沜，寺楼共倚玩清晖。方回未许吾微尚，支遁无窮出辩机。欲别帝鄉行不得，君家黄耳亦牵衣。”又云：“潞河未皺春来面，迁客星星久上头。不惜年光如水逝，犹含别意为君留。菜畦野岸翩躚蝶，茅店澄江澹宕沤。此云杨风隨所适，东寻石璧且行游。”秀水沈子培先生和之云：“持戟金门有岁星，春风潞上偶扬舲。向来筐荚疲真俗，喜领山川助性灵。醒醉别筵看总好，莊谐鄙论索认听。道情拯溺平生意，豈问迂儒抱一经。”先生又诗和之云：“翂翐金门几载留，居然洛咏镇西遒。心光衇衇穿千古，履迹冥冥混众流。间氣萧朱名过忝，形骸王华邈非俦。絃琴挂壁从相乞，异日移情海上沤。”又答子培枉示之作诗云：“吏曹真俗久相妨，每诣机云志一扬。君徹藩杝常绝倒，予倾筐筥乞贫粮。低头小别辞东野，草具曾留近北堂。今日离居黄岁舫，为云终擬逐栖翔。”又诗云：“拯溺自关良相事，弱材豈足应时求。心期勘只办逃三径，耳学差堪附九流。相与形骸真可外，资生道萟待深诹。归来同访西山隐，争席远堪狎海沤。”又致仕前侍郎黄漱兰丈李？伯侍御缪小珊同年盛伯羲祭酒，沈子培秋曹，缘督王廉生黄仲弢吴子修朱叔基文云谷六太史亲家王蒿隐枢部先后在城西祖帐为平原十日之饮率赋为谢云：“倾城乘饯轂如云，俊顾君厨玉雪薰。此日芳樽开杜曲，他时远树隔江云。攀跻久许追中散，告誓惟应老右军。记取殷勤题壁字，鱼龙世事几屯氛。”（见前书诗续癸第十一页及第十五页）其春闱杂詠一卷中，有春晚杂兴，怀蒪客子培诗云：“墙外平芜录映城，危台望不见峥嵘。涸河应漫春流细，飞絮偏縈落照明。（贡院枕泡子河，元之会通河也，又有元郭太史守敬观象台）白战恰宜裁禁体，鸟稽未必眯诸生。（策题有东三省形热沿革一条，佳卷甚多。）庸工伤斩徒颜汗，闲煞幽人袖手行。”光绪庚寅，安般簃诗续钞十卷集成，子培先生於壬辰仲春为之序曰：“易有之，书不书言，言不书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天有十日，人有九品，自非太上，孰得忘言；言而不通，将求其类，类情宛转，辨采滋彰。心不谓而弥忘，几且通而远塞。若夫久竹青宁之对，须弥芥子之谈，东京耿介，遯方术之出枝；齐鲁儒书，起神仙之迂诞；自非识窮始素，思尽元黄，？同道情，该练俗变，蕉萃专笃，思理不渝者，则亦孰足与察比兴之渊微，较有无之极致矣。渐西无名人，法无孤起境，觸方生伫兴，而作诗若干卷，续若干卷，观其比物连类，餐洁茹芳，骚人蝉蜕之心也。迴视收思，乐不忘本，小雅明发之懿也。爰及夫交游赠答，存没哀思，儒林讲肄，副墨雒诵之所搅蔓，阊阖阆风，马歌鹭铙之所蕴藉；汎而后应，其出不訢，则骈赋又九流之散，言家，贾谊升堂，相如入室，所相与哜擩道真，箾勺物沴，揖讓登降礼乐以俟者也。行春花乐言，寓思于哀，骀举目山河，独抚膺于逝者，朱干玉戚，则端冕以舞；清商激楚，乃绝絃可知；君之于此，几所谓持其性情，不令暴失者乎？庄生有言，况乎昆弟亲戚之謦欬於其侧，夫昆弟亲戚者其声可识知，其端不可思，三复斯编，庶几脱落陶谢之枝梧，含咀风骚之推激，余乃于是桥首抑容，佁儗怫胃，棼不可以理，然以止者已。”先生诗文之深友情之挚，早年晚年，如出一时，其所以为海内宗师，埀教于后世者，非偶然矣。若其才气雄伟，涵弘迤演，益以光大，同时侪辈，莫之能及，诚近代之贤隽也。异先生最不好名，蓋世文间，生前未得辑印，故所傅者少；十数年后，时事日非，前从日远，世变愈降，则先生之所树为弥高，益不能相及；徃者不可接，来者无由知，宜乎先生之断简残篇，题跋签字，均极名贵；然此区区，质之无极之人世，其存其亡，尚茫科不可究诘，余竟斯文，益惶然不知所之。悲夫！

朝花夕拾 · 发表于 2003-2-12 20:06

　世　界　原　未　有　斯　人

沈曾植与学术史的遗忘　　　　　　　　　　　　　　　　　　　　　　　　　　　葛兆光
　　记不得是哪一年，耐着性子读王国维，竟也渐渐读出些意思，但读到《沈乙？七十寿序》，却有些不明白，王国维说沈曾植兼有清初诸老社会关怀、乾嘉学人经史考据、道咸以来民族地理之学，而见“综百家，旁及两氏，一以治经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隐隐有以沈氏为清末民初学界第一人之意，于是急忙取来学术史著作翻却渺无形迹，心里就有了一个疑问，为何被王国维球涝天人的沈氏，党“ 在后世并不曾享其应享之名?近来，又读日本吉川幸次郎所编《东洋学的创始者们》，其中记载七十年代一次追忆先哲的座谈会上，不少亲受，内藤湖南教诲的学者都提到，被奉为日本近代汉学开创者的内藤对沈曾植极为敬重，神田喜一郎就回忆，内藤曾对他说，到中国务必要见沈氏，因为他是“通达中国所有学问的有见识的伟大人物”。
　　生前盛誉，身后寂寞，“蓦地黑风吹海去，世间原未有斯人”，一九一八年心情十分忧郁的沈曾植写下的《自寿诗》之三里，：半是旷达半是伤感的这两句仿佛是谶语，预言了他的学术史命运。看上去，学术史似乎很无情，也似乎不那么公正，不过，读沈曾植《海日楼诗集》和《曼陀罗寱词》，又隐隐体会出学术史也有几分“难与君说”的委曲，说来，也许这不干学术史的事，倒是思想史阑入学术史的结果。
　　晚清时事既变，学术不能不变，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渐渐变成了文、史、哲三分灭下，过去反身内省的道德功夫、记忆背诵的人文知识和体验揣摩的经验系统渐渐被称作“科学”的东西所取代。在这新旧学术的转型期内，有两种很能反映新变的学问，一个是边地民族历火与地理为特色的史学，—个是以早期佛教历史考据和唯识法相思想研究为中心的佛学。前者打破了中国典籍中心的旧史学体系，引入了国外的记述资料，不仅有了比较，而且需要实测。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说到晚清“地理学之趋向一变，其重心盖由古而趋今，由内而趋外”时，已经说到了“域外地理学之兴，由晚明西士东来，始知‘九州之外复有九州。’”这种历史意识开放的现象，但没有说到这种历史与地理的研究与“实测”的科学彼此接轨的意义；他虽然一一列举了祁韵士、徐松、龚自珍、魏源乃至同光时代的丁谦，但没有来得及说到沈曾植就匆匆结束。后者既改变了传统佛史的宗派主义与信仰主义做法，也扭转了以“修心”体验为特色的文人佛学传统和以“礼忏”为特色的民众佛教传统，将佛学与科学哲学联系起来，在佛教历史研究和佛学义理阐释上都出现了现代意味的转化，梁启超《消代学术概论》从杨文会说到了谭嗣同、章太炎，也说到了“哲学的研究”与“宗教的信仰”这两派，“哲学的研究”这一派中他也看到了佛学与西洋哲学理解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似乎没有注意到晚清人在佛学中建立科学理解系统和从佛教中寻找社会改革药方的思想意图，也没有注意到佛学研究中的文献学、历史学、语言学转向，所以也没有得及看清沈曾植在这—晚清学术“伏流”个作为现代转型期代表的意义。
　　其实，沈氏在当时学术界的声望显然是第一流的。他通语学，精律学，治西北舆地，著有《元秘史笺注》十五卷、《蒙古源流笺注》八卷，在当时都是领先的，后来大名鼎鼎的王国维、伯希和都曾登门求救。有一个很像传说中李白草诏吓蛮的故事很能说明他的学问精湛，在他还在京师当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时，俄罗斯使臣喀西尼将俄人拉特禄夫《蒙古图志》里所载的《唐阙特勤碑》、《突厥伽可汗碑》、《九姓回鹘受里登罗汩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送到总理衙门，这似乎有些故意考校中国人学问的意思，于是，沈曾植就写了三篇精彩的考证性跋语，使得俄国人大为佩服，“译以行世，西人书中屡引其说，所谓总理衙门书者也”，俄国人前踞后恭的态度变化证明沈氏当时的确为中国学人争了一口气。对当时人来说，他更著名的是精通佛学，王遽常《沈寐叟先生年谱》说：“公梵学最深，始业当在四十前后”，并举他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在鄂州所作的《跋坛经》为证，但从他《月爱老人客话》卷首的一首诗(少为科举学)看来，似乎他研究佛学或爱好佛教要更早一些，当然，时间的早晚并不重要，应当注意的是他对佛学研究的兴趣与方法都很现代，在他的《海日楼札丛》中可以看出，他很关心早期佛教史，这是中因佛学研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逐渐成为热点的领域，他与过去把佛经所说一古脑儿全盘照收下来的传统佛教研究者不同，关于《吠陀》与佛陀思想的关系已经参照了欧洲印度学的成果，讨论佛陀时代的朋党则依据《根本萨婆多部律摄》指出“大众、上座之分”的起源，考辩十八部分离始末则比较了《舍利弗问经》与《宗轮论》的不同，论证上座、大众两部的分裂则从经论中梳理出三种不同说法，对大众部所依经典、大众部的大乘思想、马鸣与婆须密迦旃延子的关系也有全然不同于传统佛教的论述；还可以举出的是在作为中国佛教研究最具有典型性的中国禅宗史的研究上，他应该是现代研究思路的前驱，胡适当年给早期禅门的命名“楞伽宗”沈曾植早已提到，后代所谓北宗禅史料的“发现”即《法如砷》沈曾植也早已发现，胡适自信为禅宗史上最重要人物的神会的意义沈曾植也早已指出，保唐宣什在禅宗史上的存在、曹洞宗与唯识学的思想关系，也是沈曾植的最先发明；至于今人研究。户颇有创获的巾商林愈、李奴谈与密宗勉画之彤M向、晚庙诗论以“势”字论诗语盖比自佛教等等，沈曾值也在《海日楼札丛》的卷七、卷五中已经早早点出，仅仅读他的这些札记，就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识见。
　　一九一二年，蛰居不出的沈曾植隐于海日楼中读书，身边只有几个学生环侍，这时，一个俄国哲学家卡伊萨林经辜鸿铭介绍来见沈曾植，见而后他大为感叹，写下一篇《中国大儒沈子培》，称他是“中国文化之典型”、“中国之完人”，可是，这时的中国学术界给沈曾植留下的空间已经很狭窄了，除了一九一五年王国维来请教音韵、一九一六年伯希和来讨论契丹、蒙古、畏兀儿文和摩尼、婆罗门教源流，他的学问似乎没有多少用武之地，只是他那些艰奥深沉的诗歌使他在当时的中国留下诗人的盛誉，他尽管满腹经纶，却因为他一肚皮的不合时宜，被学术史渐渐遗忘，除了王国维、陈寅恪等与他多少有些相仿的人时不时提起他之外，这遗忘，半是无意，斗是有意。
　　沈曾植的确是不合时宜的人，不过他并不是不知世事的人。举例来说，公羊学成了当时变革依据，于是有人就对公羊学讳莫如深，而他称这种态度是“因噎而废食”；戊戌变法失败后，有人对新政的后果忧心仲仲，而他在一九○一年与张之洞书中所提四条建议中仍有“奉行新政”；新思想与旧思想在当时争论激烈，夷夏之争更使这一争论带有民族主义色彩，而他在一九○六年访日时仍能对穗积博士的学说和伊藤博文的宪法理论表示理解，并称赞这是“冶新旧思想于一炉”。无论如何，说他是一个抱残守缺的人似乎并不合适，“道情拯溺平生意，岂问迂儒抱一经”；戊戌变法失败和强学会遭禁后，他真的是很伤心的，“世界归依报，衣冠及祸门”，从他的那几首诗作里可以看出他的沮丧、愤懑、悲伤和叹息。
　　不过，他又确实与时宜不合。本来，辛亥革命时他并不是很震惊，也许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一个时代从此结束，也许他对于清代中兴本来就没有寄予太大的希望。但是，当新的时代并不那么使他心情愉快的时候，那个刚刚逝去的王朝就在他的心里成了一种批评现实的依据，成了时时追忆的象征。追忆本是一种悼念，但当追忆的对象不再是一个实存的东西时，它总是把过去幻化为追忆者的主观投影，寄寓着五彩流溢的理想，特别是过去的零星片断一再地出现在眼前提醒自己去追忆的时候，它就不断地强化这种对过去的恋眷和对现实的不满。辛亥革命的第二年，一个朋友从光绪陵墓归来，携来一片石头，就让他们这批人唏嘘不已“孤臣下拜鹃啼苦，率土精诚马角催”，再一年后，光绪的皇后去世，消息传来，又引起这批人的感慨万端，“空传创夕奠，穷海蛰孤臣”，当他们集会吟诗，分咏当年京师胜迹的时候，他们的追忆就挟裹了怨气和悲愤，沈曾植的诗里说是“身在南藩且无预，心悬魏阙怀千忧”，他的好朋友陈三立的诗里说是“尔来铜驼窜荆棘，承平故事过者迷”，一九一九年，已是前朝灭亡的八年之后，当那个满清情结最强烈的郑孝胥写了一首怨气冲天的《六十感愤诗》发泄着“所耻伍群盗”的委屈和“廉颇得赵卒，妖孽犹可扫”的期望时，沈曾植也跟着感慨 “意尽虚空都粉碎，道亡歌哭倍绸缪”。“九日登高有故常，不知何处是故乡”，不知故乡是一种无家的感觉，他在这种无家的感觉中，真的是自己把自己当成清朝的遗老了。
　　其实，不必在乎沈曾植是否算是前清遗老，倒是有必要来检讨一下“遗老”这个词语里所蕴涵的一种叫做“正统论”的历史价值观念。一个王朝新建立的时候，有一批人不与它合作，站在这个王朝立场上说，这批人就是“遗老”或“遗少”，在“遗老”“遗少”这两个词语里就有一种站在本朝立场说话的意思，多少有些贬义；但是，如果不站在这个王朝而是站在前一个王朝的立场上来说，这些人就应该叫“遗民”，像宋遗民、明遗民等等，在“遗民”这个词语里就有一种站在前朝立场说话的意思，多少是个褒意(和这个词语相反的叫“贰臣”)，从没听到有人会讽刺顾炎武、王夫之、郑成功是“遗老遗少”，就是因为评价者不自觉地就把立场放在了汉族的明朝上而不肯把自己的屁股挪到满族的清朝上。从刘知几写《史通》起，历史学家就为这件事伤透了脑筋，不知道该把伯夷、叔齐夸奖成“义不食用粟”的“遗民”还是斥骂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余孽”，也不知道“于旧朝存抱柱之信”是讲气节的忠臣还是“良禽择木而栖”是识时务的俊杰。
　　也许应该有—种超越王朝立场的文化眼光。其实从文化的角度看，沈曾核们的依恋旧朝，更多的是一种对传统生活、稳定秩序的企盼，在社会变动中，他们的旧经验无法适应新变化，于是他们觉得没有安全感，对于那些有高度文化修养、已经拥有了应付社会的知识、并且自认为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与价值的人来说，心理上的冲击尤为强烈，他们未必特别重视一家一姓的天下更替，倒是更关心他们获得价值与尊严的文化传统的兴亡，在李翊灼《海日楼待补编序》里有一段沈氏的喟叹很能表现他的心底意思，他叹息“道”与“术”的分裂，觉得这样一来就没有了“定”即不证白明无须质疑的价值本原，而这种价值本原的社会体现是秩序，价值的阐明应该是知识人的承担，是文化人的责任，可是，在这种社会大变动时期，“学者”都背弃了自己的价值理想，转向一种实用主义的追求，所以秩序也就出现了混乱，“学土者，国之耳目也，今若此，则其谁不盲从而踬蹶也，且学者，礼之所出，礼也者，国人之准则也，若今学士，可谓无学，国无学矣，而欲质之以礼，其可得欤?”对上层文化的偏爱和对终极价值的看重，正是这批文人的所谓“旧朝情结”的来源。我很同意列文森(J.R.Levenson)在《历史与价值：当代中国思想选择的张力》及《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对近代思想史上维新派文人的分析，他说这批人们意识到对中国现存价值结构进行改革的必要，但在情感上仍然向传统倾斜，他们承受不了一种非中国化的价值体系在生活中成为普遍观念的中心，因此在精神上一直处于紧张与困境。这种对于传统的价值的依恋，有时会寄寓在一些具体的事物上面，通过它们来呈现，一张旧得发黄的照片，一本从箱子里突然找到的旧书，一件过去时代的衣服，一首依稀记得的老歌的旋律，其实人们未必一定就是依恋这些早己过时的东西，但没有这些东西似乎那种对于过去的情感就无处落脚安身，沈曾植《致汪康年》说：“所谓补偏救弊者，非邓将军捐其故伎之谓也，就固有之物加以节制，如临淮王入汾阳军，一指麾而壁垒旌旗变色，斯乃为善救弊者”，他们并不真的反对变革，也不是真的拒绝未来，但是，把“过去”彻底地扫地出门，来个“旧貌换新颜”，连一点回忆都不给他们留下，对于他们来说太严酷，他们忍受不了完全的陌生。
　　清王朝对于相当多的文人来说就是这样，它不是令人眷念的生活世界，却是理想中传统的象征，就像清朝末年并不是太平盛世而是让人揪心的乱世，可在事后的追忆中却成了“太平年”了一样，所以沈曾植看到曾有道光二十七年人题字的郑所南兰花图卷，就勾起往事如烟的旧京繁华梦，“题诗原是太平年，黄阁紫枢眉寿愿，十年我辈草间存，一老不遗箕尾远”，看到道光二十二年《椿香圃图》时，就难免引起他离黍之思，想象八十年前的“海宇承平之日”，还自比司空图写道“起我王宫谷里思，图成意足不须诗”，表现着自己的遗民情结。其实，他何尝不知道道光一朝的内忧外患，正沉甸甸地压在人的心头，让人实在没法子自欺欺人地说“太平”二字。
　　当历史已经走到了二十年代时，作为沈曾植心目中传统象征的逊清皇帝已经只是踡缩在紫禁城里的寓公，过不了多久就谈那紫禁城也住不成了，传统的象征的失落，象征着传统的失落，人们也在自己的记忆里很快地淡化着对前朝的记忆，这同对于前朝“遗老”的记忆。居住在上海海日楼内的沈曾植虽然有一批声气相投的朋友赋诗唱和、有一些慕名来访者登门求教，但毕竟蓬筚不再生辉，往日只是梦境，旧日一而再再而三地只是在梦中重现。一九二二年，他其实已经明白他的这一命运了，四月，他在给五年前写给康有为一首诗后写下了一段跋语说：“当时境厄而神王，颇自信，又信天道不我违也，于今五年，学说益昌而事实属左，余病益甚，岁不吾与矣”。不幸这是谶语，就在这一年的十月初二，他与世长辞。这天，他起得很早，向人说到昨夜“梦境极佳”，还写了一首诗，说他“每日至戌、亥、子时，神情特定”，在别人即将入睡时他倒清醒起来，作为一个老人，似乎有些反常，诗的开头就是一句“黄叫·飘如蝶，青买逝不i医”，连他的梦里都是凄凉秋风，把黄叶刮得纷纷扬扬地漫天飘落，这秋景似乎不是一个好的兆头，预示了他肃杀的结局。其实，这以前，医生就说过他，“心血太少，脑血太多，心房之力太弱，神经之用太强”，看来，处在紧张和忧郁中的沈曾植命中注定难以越过七十三的大限，而他的一肚皮不合时宜也就随着他的躯体的消失而消失，时间却没有一点儿女情长的留恋，照旧把传统越来越远地忘在身后，真个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不合时宜的入的命运本来常常是被思想史遗忘，可是，他们似乎不应当被学术史遗忘。沈曾植和他那一批朋友们学术精湛、知识广博，视野也绝不狭窄，甚至可以说他们在近代学术转型期中一手牵着传统，一手攥住现代，今天我们的学术研究会是这个模样，正是从他们那个时代一点一点地转化过来的，正像王国维说的，他本来是“继承前哲”、“开创来学”的，“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但是，他们终究被渐渐遗忘，虽然胡先骕说他是“消同光朝第一大师，章太炎、康长素、孙仲容、刘左庵、王静庵诸先生，或未之先也”，可后来记得起他的意义的人并不多，只是像王国维、陈寅恪等一批人想起他来就不由自主地表现出对长辈学者的一种尊祟，内藤湖南、伯希和等外国人提起他来就情不自禁流露对中国学术的一份敬意，数来数去，也就是一个俄国人卡伊萨林、一个日本人西本白川和一个中国人王遽常还记得起来给他写了介绍、传记和年谱。但是，在王国维、陈寅恪等人不再被学术史看重的时候，沈曾植的学术史意义就更加隐晦，因为，他们在思想史上属于“保守”，而“保守”在以进化为线索，以进步为主流的思想史上是被贬斥到思想史之外的，思想史有时就像一本功劳簿，没有功劳的人没有资格在上面，他们只能发配于“另册”。
　　我在前几年写的一篇学术史笔谈里提到，学术史与思想史是可以分家也是应当适当地分家的，如何分，当然有一个技术上的问题，不过让人忧虑的是在学术史和思想史上，价值上的双重性常常被用一个尺码来衡量，被用单一方式来处理，以致于思想与学术搅在一道。如果思想史在高屋建瓴式的褒贬人物，学术史只好投鼠忌器，跟着思想史的褒贬而褒贬，单一的尺码中，要么一白遮百丑，要么一粒鼠粪坏一锅汤。思想史常常不得不用一种“当下”的立场来审视思想的过程，去取之间不免有时代的价值局限，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史家，自然对依恋旧时代的思想者不必假以辞色，也有理由把“主流”之外的思想家暂时放置一边，尽管去拣主流思潮进行描述，因为它的处理对象是“思想”，思想是有时代性的，思想史也是有时代性的，可是，学术史则应该用另一种眼光与另一种价值来观看学术的发展，学术史处理的是“学术”，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研究办法、研究角度以及学术价值的断定，它似乎与思想史并不一样，如果思想史的判断过多地干涉学术史的描述，那么，学术史是很难公正地还原它的本来历程的，像胡适、像王国维、像陈寅格、像郭沫若，思想史的干预已经使他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能得到实事求是的评价了，只是他们名声太大，离我们太近，学术史既躲不了又绕不开，可是像沈曾植这样离我们远一些的学者呢，难道学术史的遗忘就可以是顺理成章的遗忘么?
　　其实，无论是思想史还是学术史，用法国年鉴学派史家布罗代尔的术语来说，如果不是站在当下的立场或王朝的角度进行选择，如果不是用简单的进化或狭隘的价值进行评价，而是在一个“长时段”中来估量他们的历史意义，从一种“文化”的观念来分析他们的思想学术，也许我们会有新的发现。当然，这对于沈曾植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本来，他还很着重学术与思想的意义，一九一九年，他给罗振玉的信里称赞罗氏“地学精确，石史甄核，因以铁驾前贤，而殷篆—编，绝学遂通……在环球学界伟人中高踞一席矣”，这是赞入，也是自期，表明他心底里还是很在乎自已是否能“在环球学界伟人中高踞一席”的，可是，越到晚景他越是明白，当他从有意使自己的心情从激愤转而悲凉，从悲凉转而旷达，他就在佛教思想中已经找到了自我平衡的心理方式，思想史也罢、学术史也罢，身后名声谁管得，“世界是空还是色，先生非有且非无”，’可是，又有谁看不出他的心境，实际上是旷达中潜藏了悲凉，悲凉中弥漫着一种无可奈何的迷茫呢。
　　　　　　　　　　　　　　　　　　　　　　　　　　　　　一九九五年五月于京西寓所

朝花夕拾 · 发表于 2003-2-12 20:08

沈寐叟先师书法论提要
王蘧常
　　沈寐叟先师，讳曾植，字子培，号乙盦，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一八五O——一九二二)。清同治二年顺天乡试举人、光绪六年进士。以主事分刑部，擢员外、郎中，凡十八年，谳狱平恕。寻兼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时俄窥我东北、而日本亦自奋东陲，与俄相轧，先师请自借英款，创办东三省铁路，不果行。又力驳俄黑龙江渔业航务，俄为气沮。母忧归，两湖总督张之洞聘主两湖书院。拳釁起，外侮亟，先师与盛宣怀等，密筹互保长江之策，力疾奔走强臣间，而李鸿章实主其成，所谓画保东南约也。服阕，调外务部。出授江西广信府知府，历任南昌府知府、督粮道、盐法道。擢安徽提学使，赴日本考验学制，契国穗积博士之说，始有意冶新旧于一垆矣。二十二年，署布政使，寻护巡抚。先师治皖五年，尚礼治、政无巨细，皆以身先，故事举而财不伤。后忤权贵，乃浩然有归志。与人书云：“骄泰以为豪、困穷而弥侈，牛饮漏舟，孰知其届?某求去不得，羸病日增，局促辕驹，徘徊怪鸟，求退之难。甚于求进，余不能忍而终古已。”宣统二年，乞退。鼎辛亥革命后，聘问不绝，先师不应。以壬戌冬薨于上海，年七十有三。时爱新觉罗氏小朝廷尚予谥文诚云。《清史稿》有传，然论学不多。余五十年前。曾为先师作《学案小识》，文繁不能备述，兹约举其后辈论学之辞而不肖有所见亦窃附焉。
　　(一)太仓唐蔚芝师文治，从先师最早，其论日：“先生于学无所不精，囊采六经，出入百家诸子，贯天人之奥，会中西之通。尝语余为学之道，贵乎知类通达，开物成务，若拘虚一隅，何为者?今所传先生之作，一鳞一爪耳，而论者多以乾、嘉诸老拟先生，其测先生者浅矣。”
　　(二)海宁王静安国维论其为学次第及方法云：“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案谓清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诸家之学，然一秉先正家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治之利病，必穷其源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窔，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揽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若夫缅想在昔，达观时变，有先知之哲，有不可解之情，知天而不任天，遗世而不忘世，如古圣哲之所感者，则仅以其一二见于诗歌，发为口说，言之不能以详，世所得而窥见者，其为学之方法而已。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如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
　　蘧常谨案，先生实早承其大父小湖侍郎维矫归命于宋五子(见其门人曾国藩所作墓志铭)之教，故其为学，其初以义理辅实用，即由实用返自然。盖历三变，而每变益进：壮岁由理学转而治考据，此一变也；及服官政，又由考据转而求困世，此又一变也；晚年潜心儒玄道释之学、以求郅治之极、此又一变也。余事于岐黄、历算、音律、目录、金石、书艺等，亦无不淖极理致，惟不谈阴阳五行耳。书艺晚名益高。先师门人金甸丞蓉镜尝论之曰：“先生书蚤精帖学，得笔于包安吴，壮嗜张廉卿，尝欲著文以明其书法之源流正变，及得力之由。其后由帖入碑，融南北书流为一冶，错综变化，以发其胸中之奇，几忘纸笔，心行而已。论者谓三百年来，殆难与辈。”窃谓先师之治书学，上自甲骨、钟鼎、竹简、陶器等，凡有文字者，无不肆习，余尝见其斋中所积元书纸高可隐身，皆此类也。(然案头所置仅《淳化秘阁》、《急就章》、《校官》等数贴、《郑羲》、《张猛龙》、《敬显？》)数碑而已。)此即其一贯为学之道，唐蔚师所传“知类通达，开物成务，拘虚一隅何为者”之意也，亦即王静安所谓“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之说也。余愧不能通其大，只能识其小，作此篇。昔赵之固有《书法论》、余集师说，名之曰《书法论提要》。于碑帖名称偶加注释，为青少年说法。

碑帖研究

甲　初学
　　《宋拓阁帖跋》云“护儿生日，检此赐之。楷法人手从唐碑，行草入手从晋帖，立此以为定则。而后可以上窥秦汉，下周近世，有本有文，折衷众说耳。”
　　《明前拓本＜圣教序＞跋》云：“余尝谓此碑纯然唐法，与晋法无关。然学唐贤书，无论何处，不能不从此人手，犹草书之有永师也。”(案谓释怀素千字文也。怀素书千字文甚多，今存以小字贞元本为最佳。)又《旧拓＜圣教序＞跋》云“《圣教》纯然唐法，与右军殆已绝缘。第唐人书存于今者，楷多行少，学人由行以趋晋，固不若从此求之，时代为较近也。”
　　《宋拓＜秘阁续帖＞跋》云：“后人鉴古得不由此以窥寻门径乎?”
乙　博取
　　《菌阁琐谈》云：“汉急就砖，仅有二十余字，犹古隶笔势。”
　　《琐谈》又云：“王珣《伯远帖》墨迹隶笔分情，剧可与流沙简书相证发、(案流沙简书谓《流沙坠简》。清光绪时，英人斯坦因访古于吾国西陲，发掘罗布泊尔北古城，得汉、晋简册，载归伦敦。法人沙畹，撰著考释，但不能尽解。罗振玉、王国维合力考证，衍为小学、术数、方技书，屯戌丛残，简犊遗文三类。影印行世，号日《流沙坠简》。)
　　《礼器碑跋》云：“《礼器》细劲，在汉碑中自成一格。流沙木简中‘始建国’、‘折伤薄’、‘急就篇’皆其体。”《与谢复园书》云：“流沙坠简，试悬臂放大书之，取其意而不拘形似，或当有合。”
　　《研图注篆之居随笔》云“完白(案完白为邓石如号。)以篆体不备，而博诸碑额瓦当、以尽笔势，此即香光、天瓶、石庵以行作楷之术也。碑额瓦当，可用以为笔法法式，则印篆又何不可用乎?孙渊如有《广复古编》三十卷，(案宋张有有《复古编》二卷，以四声隶字，根据《说文》，以辩俗体之讹。元曹本有《续复古编》四卷，孙星衍又广之也。)《复古编》不必广也，此必为篆人作耳。(自注：钱十兰有《篆人录》。)钱星梧给谏称徐莘田著李斯作篆之迹为僮篇，此意亦学篆者所当知。”
丙　分历
　　《全拙庵温故录》云“南朝书习，可分三体：写书为一体，碑碣为一体，简犊为一体。《乐毅》、《黄庭》、《洛神》、《曹娥》、《内景》，皆写书体也；(案《乐毅论》，相传为王羲之亲书于石，石已与唐太宗同葬昭陵。后为温韬所发，得此石，石已破裂。至宋，为高绅所得，束之以铁，末行仅存海字，其拓本，号‘海字本’移其石、不知存亡。今所传，皆由海字本翻刻也。《黄庭经》，相传亦羲之书，晋永和中刻。隋释智永、唐虞世南、欧阳询、禇遂良等，皆有临本传世。《曹娥碑》曹娥，为东汉上虞女子，因父溺死，亦投江而死，五日，仅抱父尸出。度尚使其弟子邯郸淳作诔辞，立石。蔡邕夜摸其碑读之题‘黄绢幼妇，外孙韲臼’八字，即‘绝妙好辞’四字之隐语也。但今所传《曹娥碑》法帖，则相传为王羲之书。《洛神》、《内景》已见上。)传世墨迹，确然可信者，则有陈郑灼所书《仪礼疏》，绝与《内景》笔锋相近，已开唐人写经之先，而神隽非唐人所及。丁道护《启法寺碑》(景碑为隋周彪撰、丁道护书，仁寿二年刻，在湖北襄阳启法寺。石已久快，拓本亦稀。)乃颇近之。据此以推，《真诰论》《杨许写经语》及《隐居与梁武论书语》(案谓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乃颇有证会处。碑碣南·北大同，大较于楷法中犹时沿隶法。简牍为行草之宗，然行草用写书与用于简牍者，亦自成两体。《急就》为写书体，行法整齐，永师《千文》，实祖其式。率更稍纵，(案欧阳询官率更令。)至颠、素大变矣。(案张旭怀素。)李怀琳之《绝交书》、(案怀琳洛阳人。嵇康《绝交书》，相传为怀琳仿书。)孙虔礼之《书谱》(案孙虔礼字过庭。所撰《书谱》自称为六篇，分为两卷。今所传仅总序墨迹一篇。原藏清内府，后归故宫博物院，现藏台湾。至石刻传播甚多。)皆写书之变体。其原出于《屏风帖》，(案帖为唐太宗书，宋嘉泰四年，王允初刻石于余杭。元延佑三年，余杭县今尹玉昌移置县厅。有翻刻本。) 《屏风》之书，固不能得与卷轴一体也。又云：陶隐居《答武帝启》，叔夜《绝交》、《威辇》两篇，是经书体。《护德瓶斋涉笔》云：‘后汉记云：灵帝好书画辞赋，诸为尺牍及工鸟篆者，皆加引荐，并待制鸿部门，或出为刺史太守，人为尚书。’案：书家以简牍、碑板为二体，碑板之盛，大抵在永平以后，亦不能甚先于尺牍也。”
　　《高湛墓志跋》云：“大抵北朝书法，亦是因时变易，正光以前为一种，(案正光为北魏孝明帝年号。正光以前，包括太安二年寇谦之书《中岳嵩高灵庙碑》，太和十二年朱义章书《始平公造象》等龙门二十品，永平二年太原典签王远书《泰山羊祉开复石门铭》，永平四年郑道昭书《郑文公碑》，延昌四年《司马景和妻孟敬训墓志铭》，熙平元年《刁遵墓志铭》，神龟二年《兖州贾使君碑》，正光三年《张猛龙清颂碑》、《郑道忠墓志》，正光四年《马鸣寺根法师碑》、《高贞碑》、《鞠彦云墓志》，正光五年《李超墓志铭》，普泰元年《张玄墓志》。)最古劲。天平以下为一种，(案天平为东魏孝静帝年号。天平以下，包括天平二年《张法寿造象》、《司马升墓志》，天平三年《法显造象》、《法坚法荣二比丘僧碑》，元象元年《李宪墓志》，元象二年《高湛墓志铭》，与初二年《禅静寺刹前敬使君碑》，兴和二年《李仲璇修孔子庙碑》，兴和三年《张奢碑》、《王盛碑》，武定元年《王堰墓志铭》，武定八年《冀州刺史关胜颂德碑》等。)稍平易。齐末为一种，(案包括皇建元年《隽修罗碑》，天统元年《郑述祖天柱山铭》、《房周范墓志》，天统五年《百人造象记》，武平五年《映佛岩摩崖》、《道略五百人造象》、《功曹李琮墓志》承光元年《华严经菩萨明难品》等。)风格视永徽相上下。(案永徽为唐高宗年号。)古隶相传之法，无复存矣。关中体独朴质，惜宇文一代，传石无多耳。(案北周传石仅元年《强独乐树文王碑》，保定四年《贺屯植墓志》，天和二年赵文渊书《西岳华山庙碑》，天和五年《曹恪碑》，宣政元年《时珍墓志》、《光州刺史宇文公碑铭》等。)”
　　《明许灵长模刻＜澄清堂帖＞跋》云“许灵长模刻《澄清堂帖》。梁闻山极称道之，以为能传古人笔意，然以宋刻原本，固不若吴周生本清迥得真也。余所得乃有初拓本二，后拓本一。既考得《澄清》为施武子刻，(案武子名宿。) 以邢氏本(案邢氏谓邢侗，明万历二十年侗刻《来禽馆帖》，其第四卷为《澄清堂帖》。)副置施本之旁，麟趾凤毛，殊足尽两代赏会之致情，镌刻之异势。继以此刻，终之以《海山仙馆》潘刻，(案清道光中、南海潘仕成所刻《海山仙馆法帖》、《澄清堂帖》在第一种摹古帖中。)虽公惭卿，卿惭长，然五世同居，固是一家盛事也。”
丁　比较
　　《汉校官碑跋》云“余最喜此碑书法，顾恨拓书漫漶，尝集浓淡于湿数本合装之，互徵其趣。此本虽旧，而拓不工，以其为苏齐物，存之。”
　　《宋拓秘阁本＜兰亭＞跋》云：“光绪壬寅，见仍垞所藏宋拓本于厂肆。竹垞自题，是南宋御府所刻云云。以余所蓄秘阁本校之，正同。同时有游丞相藏(案罗丞相名似。)赵孟林原装之宣城本，并几同观，宣城以古穆胜，而竹垞本以丰丽胜。尹、邢同时、两无愧色。后见梁茝林家别本赵子固落水《兰亭》，则即是此石之未裂者。于是益知朱本之贵，而余所旧蓄，亦因之敝帚自珍，声价滋重矣。”
戊　探源
　　《菌阁琐谈》云：“篆画中实，分画中虚。中实莫崇于周宣(案谓《石鼓文》，石鼓初发见于陕西天兴县南。经唐韦应物、韩愈先后表彰之，始显于世。其地原为周，其文为籀，故皆以为周宣王时史籀所作，记游猎事。至宋郑憔，始定为秦物。近人考订无异词，惟或以为秦文公时，或以为穆公时，或以为襄公时，莫衷一是。惟吾友唐文庵兰定为献公十九年作，似最确，先师仍用旧说。鼓凡十，字多漫漶，今存故宫博物院。)而斯相没其流为栉针。中虚造端于史章(案谓史游《急就章》，已见上。)而中郎极其致于波发。右军中近实，大令中近虚。”
　　《全拙庵温故录》云：“草书之变，性在展蹙、展布纵放，大令改体，逸气自豪，蹙缩皴节、以收济放，则率更行草，实师大令而重变之。旭、素奇矫，皆从此出，而杨景度为其嫡系。《神仙起居法》、即《千文》之悬腕书也。新《步虚词》，亦同步骤。而指力多于肘力，一书于壁，一书于纸也。香光虽服膺景度，展蹙之初，犹未会心，及安吴而后拈出，然不溯源率更，本迹仍未合也。偶临秘阁欧帖，用证《千文》，豁然有省。大今草继伯英，率更其征西之裔乎?又云：益部耆旧传，虽两行耳，既开率更，遂立异门。六代清华，沿于大令；三唐奇峻，胎自欧阳。譬教家之空有二宗，禅家之能、秀二派已。右军别传称其部析张公之草，而穠纤折衷，乃愧其精熟，剖析二字，极可玩味。”
　　《式古堂法帖跋》云：“刻法帖与仿刻宋、元旧本书籍同例。当具其源流所自，行款题记，一一存真，则古帖之面目不亡，而后之学者亦可据形迹以追溯神明所自，盖神明虽妙手不能传，形迹之传，非辅以确据，不能坚后人之信。《元佑》、《淳熙》两续帖，皆刻存图记，集帖旧法，固如是也。墨池刻例最谨严，《停云》详墨迹而略石刻，遂开后来草率之惭，《戏鸿》以后，无足论矣。此中诸帖，大半皆为石刻，而一字不言，令人不知为何本，此最不可解者。虞跋《黄庭》向来不见著录，至此刻始有之，味此跋中此卷云云，意者或是墨迹，然模糊影响，不可究知。后来嘉、道之间，此间遂传虞陶跋本，张叔未等皆莫能寻其源，愚颇疑黎邱之幻，端自此开，然不能据折之，益恨卞氏之藏形诧暗为无谓也。”(案本文只论书法，不言考据，而无略及之者，一以见先师考据学之一斑，一以见为学必须探源也。)
巳　互证
　　《张猛龙碑跋》云“昔尝谓南朝碑褐罕传，由北碑拟之，则《龙藏》近右军，《清颂》近大令。盖一则纯和萧远，运师中郎，而全泯其迹，品格在《黄庭》、《乐毅》之间；一则顿宕激昂，锋距出梁鹄，而益饰以文。构法于《洛神》不异也。近反复此颂，乃觉于《乐毅》亦非别派，《官奴书付授受》，初觉子敬本出《乐毅》，则学子敬而似《乐毅》为不仅虎贲中郎之肖可知也。”
　　《禅静寺刹前铭敬使君碑跋》云：“《刁惠公志》近大王，《张猛龙碑》近小王，此铭则内擫外拓，藏锋抽颖兼用而时出之。中有可证定武《兰亭》者，有可证秘阁《黄庭》者，可证《淳化》所刻山涛、庚亮诸人书者，有开欧法者，有开褚法者。差南北会通，隶楷裁制，古今嬗变，胥在于此。而额崖峻绝，无路可跻，惟安吴正楷，略能仿佛其波发。仪徵而下，莫敢措手，每展此帖，辄为沉思数日。”
　　《星凤楼祖本＜黄庭经＞跋》(案宋曹彦约刻于商康军、由其子土冕蹬成之。明时已流传极少，今更鲜见矣。)云：“此《星凤》祖本也。画中圆满，非宋刻不及此。以笔法论，尚在越中石氏本上。吾甚愿学者以此与《禅静寺》同参。因此溯《水牛山》，(案谓《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碑》碑在山东宁阳县。上截中央，刻有佛龛，两旁题‘文殊般若，四大字，均为楷书。无建碑年月，或曰北齐末，或曰西晋，或日随时。) 不惟南北交融，抑且大小同贯也。”
　　《元晏刻本＜十三行＞跋》云：“元晏刻本，中画最为丰满；拟其意象，虽文殊般若，无以过之。管一虬呕血经营匠心正在此耳。此刻惟注重波发，不免与《快雪》同病。(案《快雪》谓《快雪堂帖》。清初涿州冯铨刻。出名镌刘睗若手，为世所重。后人内府，乾隆帝建快雪堂储之。今存故宫博物院。)”
　　《与谢复园书》云：“写《郑文公》，当并参《鹤铭》、《阁帖》大令草法，亦一鼻孔出气。形质为性情之符契，如文家之气盛，则长短高下皆宜也。又云：云台山皆道昭书，而碑体谨严(案谓《郑文公碑》)摩崖较纵，其超逸蹈跹，真令人对之飘飘然有凌云气也。论韵格，恐在《鹤铭》上。”

书法丛论

甲　论临摹
　　《与谢复园书》云：“吾尝以阁下善学古人为不可及，今忽曰：以临古为大病，此何说耶? 来屏，有使转而无点画，即使转，亦单薄寡味，如此，便是自寻堕落矣。如何!米元章终身不离临摹，褚公亦然，上至庚亮谢安石亦有拟法。(案《护德瓶斋涉笔》云：‘文嘉日：子昂于古人书法至佳者，无不仿学。如元魏常侍沈馥所书《魏定鼎碑》，亦尝仿之、谓得隶法可爱。’)鄙人临纸，一字无来历，便觉杌陧不安也。”
　　蘧常案，先师早岁《护德瓶斋涉笔录·“梁山舟论书》云：“帖教人看，不教人摹。今人以是刻舟求剑，得古人书，如儿写仿本，就便形似、岂复有我。试看晋唐以来，多少书家，有一似否?故李北海云：‘学我者拙，似我者伪]，故为世之向木偶求舍利下一针砭。’又云[好摹古帖，何以反云大病?要知当临摹时，手在纸。眼在帖，心则往来于纸帖之间、如何得佳。纵逼肖，亦是有耳目、元气息死人。至于临摹既久、成见在胸，便欲挥洒、反不能自主矣。”然先师不着一语，推其意，或有契于刻舟求剑之说欤?与晚年所书，并无矛盾也。山舟平日作书，亦有临摹古人者，则以所言，亦一时过情之论也。
乙　论用笔用墨
　　《杂札》云：“唐有经生，宋有院体，明有内阁诰敕体，明季以来，有馆阁体。并以工整专长，名家薄之于算子之诮。其实名家之书，又岂出横平竖直之外。推而上之唐碑，推而上之汉隶，亦孰有不平直者。虽六朝碑，虽诸家行草帖，何一不横是横，竖是竖耶?算子，指其平排无势耳。识得笔法，便无疑已。永字八法，唐之闾阎书师语耳。作字自不能此范围，然岂能尽。”
　　《菌阁琐谈》云：“写书写经，则章程书之流也。碑碣摹崖，则铭石书之流也。章程以细密为准，则宜用指。铭石以宏郭为用，则宜用腕。因所书之宜适，而字势异。笔势异，手腕之异，由此兴焉。由后世言之，则笔势因指腕之用面生。由古初言之，则指腕之用因笔势而生也。”
　　《全拙庵温故录》云“柳子厚志从父弟宗直殡云：善操觚牍，得师法其备，融液屈折，奇峭博丽，知之者以为工。八字尽笔法墨之邃。”
　　《菌阁琐谈》云：“《醴泉笔录》永叔书法取弱笔，浓磨墨以借其力。余见赵迹佳者，多硬笔浓墨，迄明嘉隆犹然。董书柔毫淡墨，略无假借，书家朴学，可以谓之难矣。”又去：“墨法古今之异，北宋浓法实用，南宋浓墨活用。元人墨薄于宋，在浓淡间。香光始开淡墨一派，本朝名家，又有用干墨者。大略如是。与画法有相通处。自宋以前，画家取笔法于书。元世以来，书家取墨法于画。近人始谈美术，此亦美术观念之融通也。”
　　《杂家言》云：“日本书法，始盛于天平之代，写经笔法有绝妙者。如三岛县立刚麿百济丰虫冈目左大津科野虫麿等，宫人吉备由利之迹。至今犹存。又有当时拓晋右将军王羲之草及扇书。扇书者，在行草之间，取疾速意。释空海入唐留学，就韩方明受书法。尝奉宪宗敕补唐宫壁上字。所传执笔法，有一、枕腕，(自注：左手置右手之下。)小字用之。二、提腕，中字用之。三、悬腕，大字用之。橘逸势传笔法于柳宗元，唐人呼为橘秀才。(案据日本《书道》云：‘橘逸势于延历末，从空海共留学唐土，唐人呼为橘秀才。得书法于柳宗元，尝隶书宫门额。归国，以病隐居。承和九年，得罪，板筑远江，嘉样三年，赦归。赠正五位。’章士钊《柳文指耍》，诧其搜讨之勤。)”

朝花夕拾 · 发表于 2003-2-12 20:11

沈曾植书法评传

戴家妙
同其他朝代一样，消王朝也经历了出盛世到衷世的转变。道咸之间，虽有中兴，但亦隐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同光年间，社会黑暗，吏治F•B，民生凋敝，道德沦丧，学术衰微。鸦片战争的后遗症与西方列强的持续入侵相互夹攻，内忧外患，错综复杂，大一统的局面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这是一个不幸的时代，是一个既杂乱无章又有些散漫自由的时代。
一代书法大家沈曾植就诞生于这样的时代。他的一生经历了戊戊变法、洋务运动、张勋复辟、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历史事件，见证了晚清时期所有凄凉与萧杀。他的一生是在国运日衰与世风日下的泥淖中度过的。

一生平与治学经历

沈曾植(1850—1922年)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别号甚多，有：薏庵、檍盦、乙僧、乙叜、释持、寐翁、睡翁、？香病叟、孺卿、皖伯、宛委使者、菩提坊襄病维摩、梵持、建持、持卿、其翼、随庵、守平居士、谷隐居士、浮游翁、楚翅、东轩、东轩支离叜、灊皤、灊庸、袍遗、东湖盦主、媻者薮长、姚埭老民、紫藟癯轩、癯翁、东畴小隐、逊斋、逊翁、巽斋、遯叟、李乡农、餘斋老人等等。浙江嘉兴人。其祖父沈维鐈，进士出身，官至工部左侍郎，人称“小湖先生”。曾国藩是他的学生，著有《补读书斋遗稿十卷》。曾五任学政，务尚有用之学，一生校刊之书颇多。可惜的是沈曾植八岁时，其沈宗涵逝世，家道衰落。他从小跟母亲诵读唐诗，通音韵之学。虽因家贫，而读书之志，未尝一日废过。在孙春洲、周克生、王楚香、俞幼珊、高儁生、秦皖卿、阮际生、朱厚川、用饬侯、王莘锄、罗吉孙及长兄沈曾棨的指导下，“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见王国维《沈乙尽先生七十寿序》)，逐立“修身、治国、平大下个人产”大志。
　　沈曾植在《定庐集序》中称：“少孤，独学天友。所由粗识为学门径，近代诸儒经师人师之渊源派别，文字利病得失，多得之武进李申耆及吾乡钱衎石先生文集中。两先生，否私淑师也，而钱先生同乡里为尤亲。”稍长研究史学掌故，潜心于律法与舆地，李慈铭的评价是：“钩贯诸史，参证舆图，辨音定方，具有心得。”(见《越缦堂日记》)他在乡试时．有关舆地的答卷为翁同和所激赏，视为通人。1880年(光绪六年)，他考中进士，供职刑部，精研古今律法，著有《汉律辑存》、《晋书刑法志补》等书，薛允升推为律家第一。之后，他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今外交部)章京，主管俄国事务，因而，益究四裔舆地之学，于辽、金、元三史，创获颇多，声名远播。1893年，俄罗斯使臣喀西尼以《唐阙特勤碑》、《突厥苾伽可汗碑》、《九姓回鹊受里登汩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影印本，求沈曾植翻译考证，沈作三碑跋博得众人认同。此事后来广为流传，西方学者也多加以引用。在沈曾植一生的著述中，有关舆地之学占了很重要的部分，计有《元秘史笺注》、《皇元圣武亲征录校注》、《岛夷志略广证》、《蒙古源流笺证》等十余部。
　　在北京任上，与其弟沈曾桐治珠算，享有盛名。相与交往密切者有文廷式、康有为、袁爽秋、朱一新、陶濬宣、杨守敬、汪康年、梁启超、盛伯熙、黄仲强、徐世昌、王鹏运、袁世凯、’梁鼎芬、邹代钧等。四十岁后，深究焚学，会通儒佛。晚年因经济拮据，在沪上鬻书自给，时间约在1919年前后。《清史稿》称：“曾植为学兼综汉、宋，而尤深于史学掌故。”此说略显简单，其门生王国维曾有过较为客观的总结，兹迻录如下：
　　“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原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安，拓其区字，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博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居于戴、钱。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钨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见《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
　　因受李申吾与钱衍石的影响，沈曾植做学问向来注重经世致用。时值清末变法，整个社会体制与思想风气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时的“新学”与“旧学”之争是非常激烈的，一些先进人士纷纷向西方寻找真理，其代表人物便是康有为。沈曾植与康有为交往密切，曾为其发动公车上书出谋划策，但在行动、性格上又颇多不合，两人始终是若即若离的关系。沈曾植在思想上比较务实，又兼有儒家学者的风范，主张循序渐进，反对狂飙式的社会变革。值得一提的是沈曾植在1878年结交广东名宿陈澧，1898年入张之洞幕府，执掌武昌两湖书院，这两份经历对他一生祟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张之洞推行洋务运动，善用权术和智慧作折衷新旧之论，沈曾植非常拥护。张对沈亦甚为器重，称沈为“凤麟”，有“平原宾从儒流少，今日天骄识凤麟”句。沈氏曾力陈假英款造铁路，劝翁同和开学堂讲新学，主张开设银行，开矿挖煤，派遣留学生，办造枪炮厂等等，无不赞成新政的。事实上，他的这些设想在晚清接二连三的政治活动中，影响力是很小的。沈曾植以忧世的心情做学问，终究不济世用。王蘧常先生在《沈寐叟年谱》中称其晚年：“日惟万卷埋身，不逾户阈，及闻国事，又未尝不废书叹息，欹觑不能自己。”一代硕儒那悲惨的身影跃然纸上。
　　在仕途上，光绪六年成进士，供职刑部十八年，先任贵州司主事，进为员外郎，后转江苏司郎中。迁任总理衙门章京，外简江西广信知府。由于柯逢时赏识，调任南昌府知府。后攫为安徽提学使、布政使，并护理巡抚。最显赫的是张勋复辟时，任学部尚书，但没几天，复辟失败了。总之，沈曾植虽硕学鸿才，而察吏理财，运用权术，非其所长也。或许是性格使然，或是清朝统治走向衰亡的征兆。
　　不过，在沈曾植任官经历中，有几件事是极其辉煌的：一是1895年，与康有为、陈炽、丁立钩、王鹏运、袁世凯、文廷式，张孝谦、徐世昌、张权、杨锐及其始沈曾桐在北京开强学会，开风气之先；二是1900年，因义和团起义闹事，沈曾植与刘坤一、盛宜怀、张之洞、李鸿章等人密商保护长江之计，所谓“东南互保”也。这其中，沈曾植出力甚多：三是1901年，出任上海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监督，兴办教育：四是1906年，东渡日本考察学务及文物制度，接触了许多新思想；五是1907年，在安徽设存古学堂，借鉴外国大学高等教育制度，实行“有研究而无课本，有指授而无讲解”的教学方法。他曾与杨仁山创佛学研究会，与欧阳渐创设支那内学院。凡此诸事，均反映了沈曾植的智慧与才能，也因此而奠定了前清遗老中大先辈的地位，人称他为“旧时代旧人物之鲁殿灵光”，一点也不为过。
　　辛亥革命后，隐居上海，与诸遗老成立超社，以吟詠书画、校藏图书遣日。相与交往者，多是性情相投的朋友，如郑孝胥、姚文藻、张尔田、孙德谦、王国维、罗振玉、陈宝琛、劳乃宣、梁鼎芬、缪荃孙、刘琛廷、李瑞清、陈衍、汪容甫、吴庆纸、朱祖谋、刘承干、陈夔龙、吴昌硕、李审言、王秉恩、王乃微、张元济等等，其中有许多人是张勋复辟时宗社党的成员，笃于故主，始终不渝。
　　综观沈曾植的一生，学术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有心政治上施展抱负，却未遂愿，反而成就了在晚清学术上的领袖地位。其门生谢凤孙在《学部尚书沈公墓志铭》中认为是“砭古箴今，轶前启后”。连日本的西本白川、内藤湖南，法国的伯希和都非常推祟。就具体而言，除了上述史学与舆地方面外，还有佛学、经学、考据、道藏、诗学等方面的成就。佛学方面如说佛大先即是佛陀斯那；如谓小乘极深研几，影响大乘；如说“象山从宇宙两字悟道，所悟之道为太极，极似华严法界观，终不肯说物字，由今日言之，可
谓之为儒家之唯心论”。经学方面如言儒家重耻辱之义；考证方面如说《韩奕》诗“其追其貊”之“追”，用追、狄音和，翟、狄通用，翟从佳声，佳、追同部，证明“造”即是“翟”。道藏方面如考订五斗米道的来源，《太平经》的源流。诗学方面，他被推为“同光体”的代表人物，主张学诗要通元嘉、元和、元桔三关。等等。(注：有关这方面，钱什联先生在《梦苕盒论集》中有过详细的论述，此不赘述。)成果丰硕，识见宏通，著作等身，在清季实难其匹。
　　历代儒家学者都有参与政治，发挥其作用的传统，孔子周游列国，亦只发挥教宵家的作用，贝何况后来者。因为相对于政治权力游戏而言，儒家的理想是纯净的，又是相对软弱的。难怪朋适要将“儒”的语源考定为“柔”，这是发人深省的。就本文传主沈曾植而吉，其令人敬畏的地方就在于朴素平淡，他不想借助于非凡的、虚饰的、激烈的行为来突死自己的形象。他获得了同时代的人以及后人的尊崇，就在于他身上所发现出的超人的力量、坚强的毅力以及儒家学者所惯有的内圣外王精神。

　二书学思想
嘉道以后，由于大量古碑版器物出土，兴起了金石学，小学家金石家大量涌现，影响到书法领域，更是书风为之一变，出现许多擅长写碑风格的书家，如洪亮吉、孙星衍、桂馥、伊秉缓、何绍基、邓石如、赵之谦、吴让之等等。与此相呼应的是书学界则出现阮元的“北碑南帖说”，提倡学碑。再经包世臣的阐扬，蔚然成风。至清末康有为一出，尊碑抑帖之说臻于顶点。风气使然，沈曾植也主攻北碑。值得一提的是沈曾植在戊戍变法后，曾力劝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揖》。由于康有为的影响力和《广艺舟双揖》一书的煽动性，把当时康有为周围的一些思想给淹没了。
　　沈曾植自认为书学优于书功，遗憾的是他未能像康有为那样写出较为系统的著述。现在所能见到的仅《海日楼题跋》、《寐叟题跋》及给一些友人的信札中的片言只语，多为有真知灼见的经验之谈。
　　沈曾植书学思想前后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早年受包世臣的影响，骂信黄小仲的“始艮终乾”和包氏的“中画圆满”之说，于用笔的方法用力甚多，对唐代的张怀瓘《药石论》中的“一点一画，意态纵横，偃亚中间，绰有馀裕”最为心仪。中年由帖入碑，嗜张裕钊的书法，对《张猛龙碑》、《高湛墓志》、《敬使君碑》等碑非常推祟，于结体注意颇多。光绪壬寅以后，他渐渐地将精力转到书画上面。但那时他对帖有些生疏，在《旧拓圣教序跋》中自认为“性乃不近”，可推知其心绪了。晚年则碑帖相融，讲究会通，沉
潜于古今媲变之理，持论精微，常发前人未发之论，如他在给门人谢凤孙的信中提到“冬心开顽伯之先”；又如他在《菌阁琐谈》中提到“李斯亡篆以简直，中郎亡隶以波发”；又如在《护德瓶斋涉笔》认为，“西汉未隶石刻间杂为正书”；又如称金文中的楚人书，到《校官碑》。到王大今，“吴、会书自有一种风气，略近中郎，而益畅上风。《谷朗》、《爨碑》，皆其遗韵”；又如他认“李怀琳之《绝交书》、孙虔礼《书谱》，皆写书之变体，其源出于《屏风帖》。”等等。
　　沈曾植为学兼及汉宋，于书学既重考证及相关的历史渊源关系，亦注重书法形质与情理的体会了解。他留下来的有关书法题跋大多属于考证辨别碑帖源流的札记，从中还是能看到较为系统独到的书学观点。在重历史渊源关系方面，于下面诸跋中可以看出：
　　上虞罗叔祖影拓□氏旧本，．此是真面目，笔意风气，略与《刘玉》、《皇甫鳞》相近，溯其渊源，盖《中岳北岳二灵庙碑》之苗裔。一一《张黑女墓志跋》
　　昔尝谓南朝碑竭罕传，由北碑拟之，则《龙藏》近右军，《清颂》近大令。盖一则纯和萧远，运用师中印，而全泯其迹，品格在《黄庭》、《乐毅》之间；一则顿宏激昂，锋距出《梁鸽》，而益饰以文，构法于《洛神》不异也。一一《张猛龙碑跋》
　　北碑楷法，当以《刁惠公志》、《张猛龙碑》及此铭为大宗。《刁志》近大王，《张碑》小王，此铭则由擫外拓，藏锋抽颖，兼用而时出之，中有可证《兰亭》者，可征《黄庭》者，可证淳化所刻山涛、庚亮诸人书者，有开欧法者，有开褚法者。盖南北会通，隶楷裁制，古今嬗变，胥在于此。一一《敬使君碑跋》
　　在重书法形质与情理的体会了解方面，亦多具创见。如在《王珣贴跋》中认为“《伯远帖》墨迹，隶笔分情，剧可与流沙简书相证发，特南渡名家，韵度自异耳。”指出南北书法有相同之处，惟六朝江南名土尚韵风气更甚些，此说颇合史实。又如在《松江急就章跋》中认为“松江《急就》决为唐临不疑，有讹略之迹，而无讹略之情也。推迹以知情，是在善学者。”此说体现了他的疑古精神，“推迹以知情”即是他的持论方法。又如他在《多宝塔碑跋为谢复园题》中认为“鲁公书源本出殷氏父子，后得笔诀，困法河南，所调厌家鸡欣野资者耶?然如此砷结体，固不能与《裴镜民碑》绝无瓜总也。此拓梢绝，于用笔劲媚处，点画紫拂，绰绰可寻，绝非剜后秃木者可比。”此跋极精到，非有书法家之义本事、真眼光者，不能悟解。所谓真本事、真眼光者，即是能想象到古人的书写状况，处于同一境界，神与之游，发而为论则无隔阂。沈曾植在这方面要比康有为高明许多，宋代苏东坡成自豪地说：“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此话若移作沈曾植的话，也是非常贴切的。
　　沈曾植对书法形质与情理的体会了解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重势，如在《蔡氏分法即钟氏隶法》中提到：““固非修短纤浓，波点相资，无以呈其意势。”又如在《论行楷隶篆通变》中认为：“篆参隶势而姿生，隶参楷势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篆参籀势而质古，隶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以为变也。”这就是他独到“异体同势、古今杂形”观，在清季碑学运动中属于新理妙发。二是重形，如他认为“逸少学钟书，最胜处可证得于势巧形密。”又如他认为“《入山帖》瘦质处可证《化度》，可通草书《千文》。”又如他对卫恒《书势》中“修短相副，异体同势，……纤波浓点，错落其间”这十六字相当推崇，其晚年书法风格正是如此。三是重笔，他对卫恒《书势》中的“奋笔轻举，离而不绝”一语非常认同，于用笔的提按起伏、藏锋油颖体悟甚多。他多次提到李斯亡篆以简直、蔡邕亡隶以波发，观照他晚年作品中翻腾的用笔，约略可以推想。他还认为钟繇用笔最曲，王献之最直，王羲之曲直相宜。钟繇的曲对他晚年书风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这与他为学雅尚险奥，清言见骨相一致的。
　　1980年，沙孟海先生在《书谱》杂志上提出“碑跋的写手与刻手问题”，引起书学界的广泛讨论。关于这个问题，清季书家大多未注意及之。梁　评唐《兗公颂》时，曾提出“字画失度处缘刻手不精耳”。之后的包世臣、赵之谦、康有为都未看透北碑背后的刻手因素，但沈曾植法眼独具，较早地注意到了碑版的刻手问题。如他在《王基碑跋》中提到“刻手精工，遂令使转笔势，突然毕露”：在北魏《燕州刺史元踢墓志跋》中提到：“逆锋行笔颇可玩，惜刻工之拙也”；在北齐《使持节都督元贤墓志跋》中认为“刻手太粗”；在北魏《乐安王元绪墓志跋》中认为“刻工草草”；在《临淮王元彧墓志跋》中认为“此书甚工，刻乃不称”：在隋《杨厉墓志跋》中认为“书道至此，南北一家矣，惜刻工拙耳”。不仪如此，他对拓本的精确与否也十分关注，如他认为《国学本定武兰亭》“极圆润，而未免轻弱。然刻手极精，纤锋华见”：认为《旧拓定本兰亭》“刻工亦颇能传之，殆非天水时代良工不办山”：认为《式古堂法帖》“模刻不精，逐致略无神采”；认为《墨池玉屑本》“宛如手书，其墨色拓工俱绝。……锋颖丰利，真能以刀代笔”；认为《丰存礼小楷普门晶》“书法谨严，刻尤精绝”等等。沈曾植晚年之所以碑帖于一炉，与他能敏锐地感觉到砷帖背后刻手问题有着大的关系。
　　晚清整个社会都在求变求新以自强。沈曾植书法以占为变．以古为新，翻覆盘转，新意十足。历史上，米芾、赵左頫是以古为新的成功实践者。沈曾植在给门生谢凤孙的信中曾指出：“吾尝以阁下善学古人为不可及：今忽曰：以临古为大病，此涣何耶?来屏有使转而无点画，即使转办单薄寡昧，如此便是自寻贱落矣，如何?米元章终身不离临摹，褚公亦然，上至庚亮、谢安石，办有拟法。鄙人临纸，一字无来历，便觉杌不安也。”但沈曾植的复古意识与米芾、赵孟頫、董其昌等人比较起来，还是很有特点。米、赵、董复古以正统自勉，非二王不学，以取晋药为主，非“相杂文生”。所以，他们的书学思想中很难见到诸如沈曾植所主张的“异体同势”、“古今条形”、“中画圆满”、“分画中虚”这些内容。孙过庭所谓“古质而今研”，沈即是研了，更注重书法形式上的变化，注重参势而姿生的结果。
　　沈曾植之所以能独树一帜，除了上述的种种鲜明的见解外，还具有一颈勇猛精进的心。他在书学上没有像包世臣那样钻牛角尖，而是主张古今融合，南北相济，以期相生相发的境界。在实践上，他非常大胆地运用“抽锋”、“卧笔”之类的手段，如果用正统的眼光来看，觉得有些偏胜；如果用新理异态的效果来看，恰到好处。

　三艺术成就
沙孟海先生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把沈曾植的书法列为“帖学”的殿军人物，称“他是个学人，虽然会写字，专学包世臣、吴熙载一派，没有什么意思的；后来不知怎的，像释子悟道般的，把书学的秘奥一旦豁然贯通了”。这与王蘧常先生在《忆沈寐叟师》中称“先生生前先以书法为余事，然刻意经营，竭尽全力，六十四岁后始意写字。至七十三岁去世，用力极勤，遂卓然成为大家。” 二说大同小异，同的是称沈曾植大器晚成，不同的是一说沈中年之前“没有什么意思”；一说是“刻意经营，竭尽全力”。据沈曾植的生平经历来看，王说更接近些。据沈曾植自称晚年书画之缘始自光绪壬寅〔53岁)辞去南洋公学监督后，重入都门时。
　　沈曾植“早岁欲仿山谷，故心与手忤，往往怒张横决，不能得势。”（又马宗霍《霋岳楼笔谈》)但临池之志仍然无间矣。在未中举之前，学书以晋唐小楷为主，因为当时江浙——带文风鼎盛，多数士子为了中举，多练习所谓的“馆阁体”。以至于沈曾植晚年在回忆时还为“馆阁体”辩护，说：“唐有经生，宋有院体，明有内阁诰敕体，明季以来有馆阁书，并以工整见长，名家薄之于算子之誚，其实名家之书，又岂出横平坚直之外：推而上之唐碑，推而上之汉隶，亦孰有不平直者。虽六朝碑，虽诸家行草帖，何一不横是横、坚是竖耶?算子指其平排无势耳。识得笔法，便无疑己。永字八法，唐之闾阎书师语耳。作字自不能出此范围，然岂能尽。”(见《海日楼札丛》卷八)同时，他还得笔于包世臣，取径于邓石如、吴让之。沈曾植曾有诗曰：“百年欲超支吴老，八法重添历下读”，又云“包张传法太平时，晚见吴生最老师。”(见《忆沈寐受师》)所流露的正是这一阶段的学书痕迹。
　　之后，他又接受包世臣“备魏”可以“取晋”的观念，取法北碑，尤嗜张裕钊的书法，并确确实实练了一阵子。这与他在光绪六年成为进士，北上就仕，开始经营收罗一些碑帖，这是他后来自谓“书学深”的开始。当然，他对待碑帖的态度未必全是艺术的眼光，有时月考证舆地、史实的目的，但对他今后书法气质的演变有着积极的影响。即使成不了“书家之字”，尚可作“学人之字”观，这与他“学人诗人二而为一”的主张相一致的。
　　王蘧常先生把沈曾植的书风演变分为两个阶段：六十岁之前“为孙隘庭临《郑文公碑》，绝少变化；又见为予外舅沈公仲殷写佛经卷，当时诧为精绝者，亦不能过安吴轨辙。”(见《忆沈寐叟师》)六十岁之后，“真积力久，一旦顿悟，遂一空依傍，变化不可方物。”(同上)事实上，沈曾植学书情况比这样复杂多多，尤其是晚年。据目前所见的作品来看，沈氏取法简牍、唐人写经、《二爨》、钟太傅、索靖、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黄山谷、倪元璐、黄道周都有些痕迹，这说明他还进行各种各样的尝试，碑帖结合，兼容并蓄。值得注意的是1910,沈曾植在题《伊川击壤集》、《曹恪碑》、《李澹圆先生叱牍归耕图卷》三跋时，纯用米芾笔法，驾轻就熟，非常老到。从中可以透出两个消息： —中沈曾植借米芾书凤来达到“意态纵横”的目的，他推崇黄小仲的“始艮终乾”之说从中得到了验证；二是取法米芾正是他实现“备魏取晋”理想的绝妙高招。因为他一生的学术与人生总旨皆的魏晋风骨上。正是他从米芾那里悟到了“八面出锋”的用笔方法，并将米氏刷字转化为“翻覆盘旋，如游龙舞凤，奇趣横生”（见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这才是他书法的奥秘所在。
　　沈曾植晚年的书法，包世臣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尤其庄用笔的提按方面，而张裕钊与吴让之的影响反而不怎么显著。罗振玉在916年6月5日致王国维的信中曾提及沈曾植“服赝安吴，诋毁赵之谦一事”，可与佐证。夏承焘在《天风阁学词日记》卷二中记载：“冒鹤老尝遇寐老曰：君笔诚奇纵矣，然不过以方笔为包安吴耳。寐老拍其肩曰：此安可为外人道。”此又一佐证。王国维有诗赞沈曾植的书法是“古意备张索，近势杂倪黄。”作为同时代的大学者，此话切中要害。沈曾植中晚年的徘徊，正是在寻找表达“古意”的手段。既要出新，有要备复古之意。所以，他找准了以“新理异态”而著称的黄通周与倪元潞作为师法的对象。黄潜在《花随人圣童摭忆》中也指出了这一点。他还经常临习一些冷僻的碑版，这与康有为《广艺舟双揖》中的观点如出一辙。他常自称“书学深而书功浅”，晚年遍临诸碑帖算对“书功浅”的弥补。实际上，他到最后还未完全定型化，仍在探索之中。
　　沈曾植天资高，理想富，性格内敛，毅力坚定，“藏身巧密”背后涌动着艺术的***。沈氏晚年隐居沪上，仕途失意，心情抑郁，以诗书遣日。1921年，他正式在上海鬻书自给，以解生计之困，“海内外辇金求书者穿户限焉”。目前，社会上所流传的作品办大多在最后几年所书写的：但风格上很少雷同，说明他不墨守一家，博收广蓄的心态。他作诗主张要通“三关”，最后一关足“元嘉”。如何通“元嘉关”，他在《与金潜庐太守论评书》中提到：“但将右军《兰亭诗》与康氏山水诗打并一气读。”可见其境界是在“活六朝”，“庶儿脱落陶谢之枝梧，含咀风雅之推激。”（见《安般簃集序》)此一想法，在他书法中也有，惜未能点破。抑或是他自认为未臻此境，不便提出而已，不得而知。后来，陆维钊先生一生浸淫北碑甚深，到晚年亦有叹识王字真谛太迟之慨。真可谓是英雄之见略同矣。
　　沈曾植书凤与众不同，在清季尤为突出。章士钊评为“奇峭博丽”，甚为恰当。其奇峭处在善于借章草隶势，翻覆盘转，跌宕沉雄；其博丽处在由博返约，新理自出。曾理自出。曾熙称：“(寐）叟读碑多，写字少。读碑多，故能古：写字少，故能生。古与生合，妙绝时流。”(见《忆沈寐叟师》)此话对错各半，对的是沈曾植“读碑多”，错的是“写字少”。沈曾植书法的生是因为结体上的夸张和用笔上的逆势，非写字少的缘故。他平日作书喜用锐笔尖锋，在他看来是“矫赵派末流之弊”，亦非故意为生。曾熙还认为沈氏书法“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同上)此话应改为“工处在博，妙处在丽，胜人处在不俗”更为妥当些：文人书法求“生”很容易堕成“狂怪”，若。生”能与古意结合，那“生”就不会涉乎怪诞。沈曾植的“生”间于突帖之间，既不类于碑之苍茫，又不以帖之柔转，处于交融状态。
　　沈曾植书法诸体皆擅，行草尤工：有人认为他的草书为“清三百年来第一家”，大概是基于清代无草书的考虑。事实上，沈曾植晚年没有一件非常严格的草书作品，大多介于行草之间。其行草书纵横驰骋，有杨少师之妙。清代自碑学盛行，书家皆究心篆隶，草书鲜有名家者，沈氏行草书尤为难得。康有为认为“其行草书，高妙奇变，与颜平原、杨少师争道，超佚于苏黄，何况余子。”(见＜中华文史论丛＞l987年第2期)沈氏行草书提的按幅度大，用笔又能翻转盘旋，极尽情性之跌害，开一代新风。王蘧常称沈寐叟作书“速
度极快，笔力奇重。……执笔在手，盘旋飞舞，极其灵动。”(见《忆沈寐叟师》）可谓是生动的注解。据传沈曾值是主张转指执笔，一如包世臣，不知此说可靠否?如确凿的话，那末，沈曾植算是奇人奇书了。其成功处在于气质、体势方面的把握，胜人一筹。他晚年作书于点画呼应特别经意，证明他本人意识到了用笔的重要性。赵孟頫的“结字因时而宜，用笔千古不易”，是金针度人的。
　　关于沈曾植书法艺术成就，其学生金蓉镜、王蘧常都有过比较公允的评价，现迻录于下：
　　“即以八法言之，精湛淹有南北碑之胜、自伯英、季度、稿隶、丛冢吉石、无不入其奥窔。有清三百年中，无与比偶，刘文清且不论、即完白、蝯叟为蜾扁书，驰骤南北、雄跨艺苑，亦当俯首。晚年应接品流、长　大卷，流而益雄。散落海上，如次仲一翮，山川为之低昂，可以知其书学之大概矣。”(全蓉镜语转引自《忆沈寐叟师》)
　　“师之书法，雄奇万变，实由读破万卷而未。所以予先论师之学问，然后再及于书，后之学先生书者，其在斯乎。”(王通常语见《忆沈寐叟师》)
　　沈曾植心目中非常向往魏晋冲夷淡泊的境界，毕生均未实现过。他投入书法的时间毕竟晚了点，更何况身处书道衰落的时代。陈定山称沈曾植的画“可以高妙，不可以精深；可以生拙，不可以纯熟。”正好说出了他书法的矛盾与局限之所在。

　四历史影响
沈曾植活着时，文名、诗名、书名并重一世，身后更隆。他是清季书法最后之大人物，又是民国书法的启迪者，继往开来，足为大家。康有为素来自负，但对沈曾植推祟有加，认为沈之“法书宝墨，则鸾翔凤翥下众仙。先德赖以表明，荒出传以下朽，感深存殁，衔戢不任。”(见《中华文史论丛》l987年第2期)清末“四公子”之一吴保初的墓志，章士钊原想请康有为为之书写，但康氏婉拒，谓“寐叟健在，某岂敢为?”最后是康有为撰文，沈曾植书志，传为佳话。沈之书名，办可见一斑矣。
　　自嘉庆以后，写碑风起，成就高者有何绍基、赵之谦、张裕钊、康有为、李瑞清、李文田等，除何、赵外，余者都失之偏颇。沈曾植以“博物君子”之器识，兼容并蓄，去前贤之狭隘，疏通碑帖交融之道，影响了一大批书家。自沈曾植后，碑帖兼写成为民国书坛的主流。一些遗老、学人、诗人都纷纷加入到书法家的行列，呈繁荣之象。与他同时代的名人如李瑞消、曾熙、谢凤孙等，都取其一招，足以名家。尤其是李瑞清、曾熙都曾接受沈曾植纳碑入帖的建议，虽未青出于蓝，但由于他们的名望，影响了很多人，像胡小石、柳诒徵、张在千等，一脉相承，声势甚大。稍后的王世镗、李叔同、马一浮、黄宾虹、谢无量、夏承焘、陆维钊、王蘧常等也都也都受到寐叟书风的影响，在书卷气方面更胜一筹。沈曾植书法的主干是继承清初黄道周、倪元璐—路的，在沈之后、这路以雄强恣肆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书风得到了新发展，像潘天寿、陆维钊、沙孟海、来楚化生等都取法黄、倪两家，自成面目，皆一时雄彦。另外，像经亨颐专写《爨宝子碑》、欧阳渐写简牍帛书体，等等，无不心仪手追。
　　之，沈曾植的书法实践不仪为后人在碑帖结合方面立了一个成功的形象，也为后人在探索取法敦煌写经、简牍帛书方面，开了一个好头，启迪了新趋势，开拓了新局面，在书法史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朝花夕拾 · 发表于 2003-2-12 20:14

　论沈曾植之“冶新旧思想于一炉”

苏州大学董俊珏严明

　　沈曾植是清末民初一位非常值得关注的人物。他集诗人、学者、官僚等种种角色于一体之复杂而重要的社会身份，使之不仅于清季迥出流辈，罕见其伦，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封建末世旧式文人的典范，即所谓“旧时代旧人物之鲁殿灵光”1。在他的身上，凝聚了风云际会、新陈擅代之时中国知识阶层整体的困惑、彷徨、挣扎和奋斗。他的人生，他的思想，他的追求，鲜活地拴释着易代之际一世士林的心灵冲突。
　　胡先骕《海日楼集跋》称誉沈曾植是“同光朝第一大师，章太炎、康长素、孙仲容、刘左庵、王静庵先生，未之或先也”2。这一评价相当高，却绝非送美之辞。在近代学界，象沈曾植这样于经、史、音韵、训访、西北与南洋地理、佛、道、医、古代刑律、版本目录乃至书画、乐律等等无不精通妙擅的硕学大儒，确然无人可望其项背，诚如王国维所言，“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3。然而，仅仅看到沈曾植之邃于旧学，而将其归入守旧派的行列，却未免失之皮相。沈曾植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尚且有待于重新认识。他的学术水准，不妨视作晚清之最高峰，但以继匿者之业绩来比照，已难免积薪之叹。那么，从文化史、学术史的立场出发，沈曾植的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呢?管见以为，沈氏关于中华文化传统命运的忧思，尤其是他因之而付出的艰辛努力，进行的种种探索与尝试，才是今日之研究中应予认真关注与思考的地方。
　　沈曾植作为一位深具经世致用思想的杰出学者，他观照社会政治与现实人生的方式，即在于他对学术本位的坚持。应该承认，从学术立场出发来干预时世，是清季学界的一种整体祈向，而沈曾植于同济之中，尤为翘楚。此种观念的引顿，加之沈氏对文化传统的挚爱与守护，使他将“冶新旧思想于一炉”当作了自己毕生的学术志愿4。沈曾植深厚的学养，为他提供了足够广阔的胸襟和极其敏锐的洞察力，来容纳和辨析所谓的“新思想”。以下，不妨就沈曾植的学术历程来稍稍追溯一下这一理念的形成终始，以便于进一步的阐述。
　　宋慈抱《嘉兴沈曾植传》提到，沈氏“因西北边疆多故，治西北舆地之学，期应世变”5。这里一针见血地点出了沈曾植治学之旨归所在，即“期应世变”。有了“弱冠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6的扎实基础，沈曾植在这种经世观念的指引下，尽得以肆力于他的“应世”之学。沈曾植于光绪六年(1880)成进士之后，开始了他十七年的京官生涯，先是以主事观政刑部，后又调任总理衙门俄国股章京。这是沈曾植学术思想逐步定型、学术成就渐为世人认可的重要时期，也是他的眼界和思维的广度、深度渐次拓展、加深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内，他一方从自己的职守出发，在早已精通《大清律》的基础上，深究古律令书，由《大明律》、《宋刑统》一直追溯到汉魏时代的律令，撰写了《汉律辑补》、《晋书刑法志补》等著作，被誉为当代“律家第一”7。另一方面，他的舆地之学更是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他不但以《元秘史笺注》、《蒙古源流笺证》等著述而代表了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界在西北地理衍变方面的最高成就，而且将研究视野扩展到了四裔舆地，从西伯利亚、内外蒙古、南北新疆、西藏直至东南亚唐宋以来的贸迁沿革、商埠旧址都有详尽的考释，发前人之所未发。沈曾植的这些学术成果，不仅为彼时清政府的内政外交提供了历史与理论的依据，发挥了切实的济世效用8；更重要的是，沈曾植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地接触到了西方的文化思想，从而为他从“兼综汉宋”跃上“熔铸中西”的更高层面创造了条件。换言之，以学术为业、以经世为本的根本立场，加上他的天才创造，为“冶新旧思想于一炉”的宏伟构想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沈曾植在他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写给张之洞的《论行新政书》中说道：“日本以将相之和，尽其臣民之用，是变法之最有效者。然日本于西法讲求委曲，于国俗剂量分寸，其心思之微密，决非吾人之浅尝暴发者所可同日而言。”9这里不仅有沈曾植对戊戌变法失败的沉痛而深刻的反思，而且也反映出他对于取镕调和“西法”与“国俗”的一些思考，他隐然将此视作了日本变法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也就在这一年，沈曾植就任上海南洋公学监督。下车伊始，即行改革旧制，添设政治科，以强化学生的时事教育及参政意识，并附设东文学堂，以娴熟西学的罗振玉为监学，又聘请日本学者藤田剑峰博士为教习。这一方面体现出沈曾植近代新式教育的眼光，另一方面也是其思想不断进步与开明的反映。光绪三十三年(1907)，沈曾植由江西调任安微提学使，旋即赴日本考察学务，“驰驱咨谋，日不暇给”，“甚契日本穗积博士之学说及伊藤博文之宪法义解”10。这次出访，使学曾植“冶新旧思想于一炉”的理念得以完全确立。两年后，他派谢凤孙等人赴日本东京考察该国租税体制的沿革流变，意欲整理出整个东亚地区的租税法之统系，并希望参照欧洲税制而达到变通改进之最终日的11。
　　“冶新旧思想于一炉”之构想的萌生，本自于沈曾植的学者立场与经世抱负，而倘若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的层面来考察，那么它就决不仅仅属于沈氏个人，而是那个时代下中国知识阶层同关注的课题；或者说，这一构想的提出，自有其深刻的历史与文化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知识界的精英分子们就极其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正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12，他们的惶惑与焦虑，比起明清鼎革之际士大夫们对夷狄入主中原的恐惧，当属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自林则徐、魏源以降，士绅阶层的优秀代表们启动了近代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进程中，魏源以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为中国知识阶层对近代化的最早反应模式“中体西用”开了先河。1860年代以后，冯桂芬在其《校邠庐抗议》中率先提出了“以中国之伦常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l3的主张。之后王稻、郑观应、薛福成、沈寿康等人相继表达过类似的思想。而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则对此作了系统的阐发和升华，他指出，西学之中，“西艺非要，西政为要”14，从而把鸦片战争以来世人关注西学的焦点从技术文化提升到了制度文化，既是对洋务运动破产的检讨，亦且与当时维新派的精神不谋而合。作为与张氏和维新党人都有极深渊源的人物，沈曾植在这一时期萌生出“冶新旧思想于一炉”的想法，自然也是时代思潮的产物了。
　　谢凤孙在为沈曾植所撰的墓志铭中提到：“今日文章道德、学问经济，可以为世法者，北则张公，南则先生(案即曾植)，物望所归，四海两人而己。”l5此语虽不免夸张，但以张之洞与沈曾植并举，却颇有意趣。沈曾植与张之洞的确有许多的共同之处，沈氏“冶新旧思想一炉”的理念在本质上也并没有突破“中体西用”的范畴。然而，“中体西用”作为一个以新卫旧、以西补中的口号，只是对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的消极回应，带有浓厚的“防御性”的特征。而沈曾植的主张相对而言，这种保守色彩要淡得多，因而其内涵也要更加丰富一些，适应的层面也会更广一些。尤为重要的是，沈曾植晚年的某些举动，赋予这一主张以更新、更深的思想内容。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中，沈曾植提出“欲复兴亚洲，须兴儒术”的观点，继而倡议在上海建立经科大学，并成立亚洲学术研究会，冀以在思想文化的领域内，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复兴作相应的支持与准备16。这一方面显现出淡出政坛的沈曾植向学者身份、学术本位的回归，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他对中西差距、对中国乃至亚洲社会困境之成因日益深刻的体认。他既然提出“须兴儒术”，那么无疑证明了他对“新旧思想”的交流与碰撞的认识，已经从制度文化的高度又大大前进了一步，至少已开始意识到思想文化的问题；或者说，“冶新旧思想于一炉”这一命题的焦点，正由“工具理性”在向“价值理性“悄悄地转换。到这个时候，张之洞所谓的“中体西用”似乎已经无法再涵盖沈曾植的主张了；而后者一经逸出，便将“体用论”又引向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之后，他的继踵者——王国维、辜鸿铭等辈，抑或他的反对者——陈独秀、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们，回应与反击的声音皆已隐约可闻了。至此，张之洞“中体西用”论的现实意义便告终结，而“冶新旧思想于一炉”正向一个新的时代延伸，尽管随后关于中西思想的讨论也大大超出了沈曾植所达到的高度.
下面，可以正面来谈一谈对于沈曾植之“冶新旧思想于一炉”该当如何理解的问题。上文提到，沈氏的这一构想实际上有一个认识上逐步深化的过程。但也应看到，这一过程是随着沈曾植对于西学、对于中国社会危机的体认的不断深入而渐次发展的，而他对中国固有之文化传统的态度，始终是信而弥笃，始终不曾改变。他甚至把“兴儒术”奉作了“复兴亚洲”的关键，可见他对传统文化思想的信奉是多么顽固坚定了。王国维亦曾指出他治学之道的效用，即在“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17。“正鹄”者何?即沈氏所谓之“旧思想”也。因此，沈曾植这一理念的基本精神，是以对中华文化本位主义的信仰为逻辑前提，通过“旧思想”对“新思想”的消解、吸收而加以渐进的改良，最终达到维持、巩固传统的文化体系与价值观念的根本目的。他心中最为理想的范式，就是当时的日本模式，即通过引进西学而改良国俗，以实现“保君权”、“存国教”之鹄的。这从前文所引其关于日本变法之评论中可以得到确证。所以，所谓“冶新旧思想于一炉”，说到底，就是“冶新思想于旧思想之炉”，其精神实质，依旧不出“体用论”之藩篱，而具体内涵，则有所进步。
　　以上是从社会历史的价值层面对“冶新旧思想于一炉”进行考察而得出的结论，其局限性一望可知；而倘若从学者个人学殖研炼的角度来评判，则又另当别论了。实际上，前者是对这一理念的思想根源与社会意义的抽绎，而后考也许才是沈曾植产生这种想法的直接动因。也就是说，沈曾值是希望在他个人的学术建树上臻于融贯中西的高度。而从当时学术界对他的评价来看，他确实在这一方面取得了至少是无古人的杰出成就。最有力也最能说明问题的证据，就是彼时国外学者对他的至高推重。谢凤孙所撰沈氏墓志中特别提到：“先生之说，海内士大夫翕然服之，朝廷嘉之，固已至矣；而不意见称于东西学者之书，尤有加乎是者。德国学者愷士林，曼曩谒生纵谈良久，其著述言先生事至悉，至推先生为中国圣人。东瀛则服从先生者尤夥，至有以先生字名其书者。其没也，东西学者闻而惜之，同于中国……”“当时的海外者如日本之那坷通、藤田剑峰、内藤虎次郎、法国之伯希和等诸博士皆闻声倾慕，遏谈相契。俄国学者卡伊萨行为作《中国大儒沈子培》一书，日本学者西本白川为沈作小传。他赴日本考察学务时，“彼邦人士来请益者，虚往实归，皆厌其意以去”19。在中国积贫极弱的形势下，沈曾桓在国外能获得如此崇高的声望和地位，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恐怕就决不仅仅是凭着他邃于旧学所能达到的，换言之，没有对西学深厚的了解，且不能在一定程度上镕铸自出，他就不可能博得如此的赞誉。钱仲联先生提到，在沈氏《海日楼札丛》中，他解说《国语》韦昭注之“九黎，黎氏九人同位”和《尚书·吕刑》之苗民，结合西洋史例，以为“殆可称为共和民治”20。这就不但突破了汉学家说经之途辙，而且可以作为沈曾植在个人学殖方面打通中西之精深造诣的确证。就此而论，沈曾植不仅是“冶新旧思想于一炉”的倡导者，并且本身就是实践这一理想的典范。在他之后，无论是尝亲炙沈氏的王国维、辜鸿铭，还是与之有通家之好的陈寅恪，又或者刘师培等辈，无不以兼贯中西而为二十世纪学界之巨擘。尤其是王国维、他在沈曾植的基础上，更大胆地倡言“学无中西”、“学无新旧”2l，要“破中外之见”22，而且认为“异日发明光大我国学术之发达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23。从“中体西用”到“学无中西”，可以清晰地把捉到清末民初思想发展的脉络，而沈曾植无论是在理念或者实务方面，都是二者之间不可缺少的过渡。沈氏之于学术演进的影响，于兹可见。
　　沈曾植没有象张之洞那样，以《劝学篇》束系统而完整地阐述自己“中体西用”的思想；他标举“冶新旧思想于一炉”，却并不发为著述，而似乎更愿意任其学术与社会活动中，来亲身必履践这一构想。正如钱仲联先生所言，“寐叟博通万卷，不着一字，佛家所谓‘圣默然’者也”24。“不着一字”自然是夸张的说法，但沈曾植留下的成系统的学术著作确实不多见。然而，这于他的学术成就以及声望地位，亦并无多损。就“冶新旧思想于一炉”这一理念而言，它的历史意义与其说在其颇具折衷主义色彩的文化方案，毋宁说在其提出的问题本身。它既涉及了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关系的基本课题，以及这一变革的主体性问题，并且在理论高度上，它超越了“体用论”而更倾向于人文与价值理性的层面，在一定程度上，是张之洞等人思想体系的拓展，从而在揭奖文化更新的深层难题方面更进了一步。沈氏的这一理念，无论是从其形成的时间上，还是在其具体的表述形式上，似乎都与从新文化运动直至现代新儒家的思想发展更为贴近。在从宏观(社会文化)层面成为“中体西用”的外围命题而发挥重要辅翼作用的同时，沈氏之理念还有微观(个人学术素养)层面的特殊价值。这是前人所未涉猎之领域，它实际上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才准备的问题，非常值得深思。从这一角度来考虑，沈曾植“冶新旧思想于一炉”的构想，确然有其独特的光彩。
　　沈曾植作为近代学术界、思想界的一代这宗师，其毕生之思想学术、道德文章，所可指发者，往往而在，“冶新旧思想于一炉”的理念，仅是其中一个方面而己，尚远不足体现他的价值与成就。然而，仅此一隅，就可以见出沈曾桓在近代学术史上继承前哲、开创来学的崇高地位，足够令后世学者仰若高山景行了。无论今日之学术成就能够在多大层面超越沈氏，他终不失为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更确切地说，他是“巨人的肩膀”。
　　注：
1 王森然《沈曾植评传》。见《近代二十家评传》，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7年版。
2　转引自钱仲联《沈曾植诗学蠡测》。见《文学遗产》，1996年第l期。
3　王国维《沈乙庙七十寿序》。见《海宁王忠悫公遗书·观堂集林》卷十　　九，1927年秋校印本。
4　王蘧常《沈寐叟年谱·光绪三十二年丙午》。(沈氏)初在日时，甚契日本　　职积博士之学说及伊)藤博文之宪法义解，自是直欲冶新旧思想于一炉　　矣(原注：西本小传)。《沈寐叟年谱》，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5　宋慈抱《嘉兴沈曾植传》。见钱仲联编《广清碑传集》卷十七，苏州大　　学出版社，1999年版。
6　同注5。
7　《沈寐里年谱·光绪六年庚辰》：先是公(曾植)己湛精今律，至是更深究
　　古律令书，由《大明律》、《宋刑统》、《唐律》以上治汉魏律令，　　长安薛云阶尚书允升推为律家第一。
8　宋慈抱所作传、谢凤孙所作之墓志铭等等，都提到沈曾植在俄国西伯利　　亚铁路建议之前，主张自借英款创亦东三省铁路以及据理力驳俄国谋求　　黑龙江渔业航务利益之野心等诸事，说明他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当时确实　　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9　见《沈寐登年谱·光绪二十七年辛丑》。
10　见注4。
11　沈曾植这一规划得到了日本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在当时算得上是一次　　比较成功的政府间的国际合作与学术交流，也是沈曾植镕铸中西之学的　　又一实践。见《沈寐里年谱·宣统元年己酉》。
12　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　　1981年版。
13　见《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论著辑要》，中华书局，1988年版。
14　《劝学篇序》。见《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5　谢凤孙《学部尚书沈公墓志铭》。见汪兆镛编《碑传集三编》，台湾文　　海出版社，1980年版。
16　《沈寐叟年谱·中华民七年戊午》：公尝谓欲复兴亚洲，须兴儒术，欲　　兴儒术，须设立经科大学，先当并设亚洲学术研究会(原注：西本小　　传)。本年上海有亚洲学术研究会之筹设，公实启之。
17　同注3。
18　同注15。
19　同注4。
20　《论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前言》。见《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齐　　鲁书社，1993年版。
21　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见《海宁王忠悫公遗书、观堂别集》卷四，　　同注3。
22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见《海宁王忠悫公遗书·静安文集》，同　　注3。
23　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同注22。
24　《近百年词坛点将录》。同注20。

朝花夕拾 · 发表于 2003-2-12 20:21

　

沈曾植主张经世致用
徐　　立
　　沈曾植（1850—1922），嘉兴人。字子培，号巽斋，晚号寐叟。光绪六年（1880）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江西广信、南昌知府、总理衙门章京、安徽提学使、署布政使。光绪二十一年，与康有为等开强学会于京师，主张维新。曾受湖广总督张之洞聘主讲两湖书院。清亡后为遗老，寓居上海。
　　他学识渊博，《清史稿》记载：“曾植为学兼综汉宋而尤深于史学掌故。”王国维居沪期间多请益于寐叟，其作《寿序》，认为清代学术三变，清初为经世之学，乾嘉是稽古实学，道咸之后，学术转新，寐叟乃新学术的帅将。沈氏的一生，非为学问而学问，而是同历代的中国文人一样，以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已任。“忧世之深，过于龚魏”（王国维语）。因而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他曾力陈假洋资造铁路等，成为了“旧时代旧人物之鲁殿灵光”。
　　沈氏一生对中华文化传统的命运忧思不已，主张经世致用，从学术立场出发来干预时事。1901年，沈曾植就任上海南洋公学监督。下车伊始，即行改革旧制，允许师范生中的优秀者入学，广开人才之源；添设政治科，以强化学生的时事教育及参政意识；并附设东文学堂，以娴熟西学的罗振玉为监学，又聘请日本学者藤田剑峰博士为教习。教育内容主要“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柢为基础，以西国政治家日本法部文部为指归，略仿法国国政学堂之意”，为国家培养内政、外交、理财三方面人才。一系列革新举措使得南洋公学的办学面貌焕然一新，它体现了沈曾植近代新式教育的眼光，也反映了他思想的不断进步与开明。1907年，沈曾植由江西调任安微提学使，旋即赴日本考察学务，“驰驱咨谋，日不暇给”，“甚契日本穗积博士之学说及伊藤博文之宪法义解”。这次出访，使沈曾植“冶新旧思想于一炉”的理念得以完全确立。
　　在提学使任上留意选拔和招揽人才。设存古学堂，以宋儒程氏读书日程为蓝本，选拔各学堂中的优秀生专开国学研究班，并借鉴国外大学的教学方法，组织学生互相讨论、独立思考。他提出的教学方式是：知新温故、达变立常、内自折衷、不逾世变。他招揽了许多著名学者，其中有方守彝、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慨、陈衍等，使皖学达到了最盛期。
　　和政治上不同的是，他在学术上能锐意精进，勇于突破旧我。在晚年，沈曾植提出“欲复兴亚洲，须兴儒术”的观点，继而倡议在上海建立经科大学，并成立亚洲学术研究会，希望在思想文化的领域内，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复兴作相应的支持与准备。这是他在对中西差距，对中国乃至亚洲社会困境之成因获得日益深刻的体认后的深思熟虑。这就把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引向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而使沈曾植成为晚清学术转型期继往开来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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