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济济的南社书坛

朝花夕拾 · 发表于 2006-10-13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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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济济的南社书坛

李海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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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蕉行书七月四日致姚筘雏札 19×41cm 柳亚子纪念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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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筘雏楷书寿于右任诗四首 28×34cm 柳亚子纪念馆藏)

　　南社的书法，是清末和民国书坛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惜南社的书法至今没有人从社团的角度加以关注，本文权当引玉之砖，略加申说。
　　　　　　　
　　一

　　论述南社书法之前，有必要说一下南社。

　　南社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关于南社的取名，它的主要发起人柳亚子解释说，那是“反对北庭的标帜”，也就是说南社以反对满清王朝为宗旨。柳亚子和南社另两位主要发起人都是中国同盟会会员，首次参加南社雅集的有17人，其中同盟会会员就占了14名。同盟会是政治团体，真刀真枪地造满清政府的反。南社是“文”的团体，它办报办刊办学，制造舆论，从意识形态方面进行革命。南社和同盟会，一文一武共襄国民革命成功。

　　南社成立于1909年，为了推翻满清王朝，全体南社成员同仇敌忾；袁世凯称帝，南社中除极少数成员上表劝进之外，绝大多数成员投入了反袁运动；接下来反张勋复辟、反北洋军阀，直到“五四”运动前夕，是南社辉煌的10年。南社正式成立之前，在1907年有“神交社”，柳亚子称为“南社的楔子”，1923年，柳亚子等人发起成立了新南社，后来，南社断断续续有所活动，到1935年的南社纪念会，南社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28年。南社在民国纪元时发展到381人，最终壮大到1182人，如果再加上新南社、各省分社和南社纪念会的人，那么可以说它囊括了南半个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

　　南社留下的资料不多，南社成员生平事迹的资料更少。现在根据郑逸梅《南社丛谈》、国际南社学会主编的《南社人物传》、邵迎武《南社人物吟评》和吴江文史资料第九辑《纪念南社成立八十周年专辑》，再参考其他有关资料，约略可以得到210名南社社员的基本生平事略。210人仅占南社总数的五分之一弱。不过，这些人物具有代表性。地域上，遍布江苏、上海、浙江、两广、两湖、云南、福建、四川、安徽、江西、山东、山西、贵州、陕西、天津等17个省市，以江苏、上海、浙江为多；职业上，以教学办报为主，兼有小说家、演员、编剧、医生和从政从军者；年龄上，最长者出生于1845年，最小的生于1902年，半数出生在1880年前后的10年中；性别上，女社员有8名。210人大体可以反映南社的全貌了。

　　其次，需要说一下南社和南社成员书法活动的时间，因为二者并不完全一致。

　　南社兴盛时期只10年，从神交社到南社纪念会也只有28年。然而南社成员的书法活动大多是终生的。比如于右任之类的大家，南社时期他们的书法已经很有知名度，他们继续往前走，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终臻人书俱老的境地。再如沈钧儒，他生于1875年，在清末考中进士，参加南社之前书法已经名震遐迩，此老高寿，到1963年才辞世，沈氏的书法实践远远长于南社存在的时段。沈尹默（1883～1971年）学书的经历很有代表性。他15岁那年为人书扇，书法已经为人称道，但他1908年25岁时，书法竟被陈独秀评为“其俗在骨”，接着沈参加南社，决心重新学起，他奋力钻研包世臣的《艺舟双楫》，用大羊毫临汉碑，一纸一字，直到1930年，才觉得腕下有力，而这时的南社活动已经时断时续陷于停滞阶段了。尽管这样，沈尹默书法的功底应当是在南社时期打下的，沈尹默作为南社书法大家没有什么争议。考虑到书法艺术的特殊性，大多青少年时期只是打基础，到中年渐趋成熟，很多书家要到老年才达到黄金时期。民间有“绘画三年，书法十年”的说法，是说学画下3年功夫可以入门，书法则非10年不可。要在书法上有一定的造诣，除了灵气和方法，还必须终生努力。因此本文谈南社的书法，突破了南社存在的时段。也就是说，凡南社成员，他们的书法实践都是本文论述的内容。

　　20世纪初，南社成员半数是20至30岁的青年。在统计的210人中，62人留学日本，6人留美和留德，这些人在传统教育的基础上，又开阔了视野，他们敏感，善于吸收新思想，乐于接受新事物。在世纪风云变幻的转折时期，他们抛开科举，拥有了新的生活手段。他们积极探索，挣脱了封建羁绊，争得了个性的解放。表现在书法上，十年的窗课，使他们掌握了书法的基本功，思想的解放又使他们较同时代人活跃，海阔天空，各显神通。他们的书法，颇有个性，对书艺大多有独到的见解或功夫，其中着实出了几个书法大家。南社的书法尽管不能涵盖清末和民国的全部，但是，至少可以代表它的大部。南社书法的酝酿、发展和兴盛很有研究的必要。
　　　　　　　　　　

朝花夕拾 · 发表于 2006-10-13 10:40

　　二

　　南社书法兴盛的原因，不仅仅是艺术的，更多的是政治的和社会的。

　　首先，南社书坛的兴盛，同科举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科举制度的存在奠定了南社书法的基本功，科举制度的消亡促使了南社书法的精彩纷呈。

　　笔者统计的210人中，有50名秀才，9名举人，1 名进士，取得功名的共60人。1890年后出生的28人，这些人因为年龄关系不可能参加科举考试，8 名女性当然被排斥在科场之外，能够参加科举考试的总人数是174人（包含生卒年不详的25人），取得功名者占34.5％，如果考虑到生卒年不详者内还有因年龄关系无法入科场，那么在科场中获得功名者估计可达50％。还有一半是否就没有在科场拼搏呢？回答是否定的，在那种时代，读书人舍此似乎别无出路。据资料，泾县胡朴安、胡寄尘昆仲有“考过科举”一语，吴江董书城则自称“屡试不第”。李叔同早年两次参试，一次在出生地天津，另一次冒籍浙江平湖入考场。一般介绍生平的文章，对考科举不第事都隐而不谈。虽然不能武断地说174人全都参加了科举考试，但是至少可以说不参考者肯定寥寥。这里无意于分析秀才考中了多少，没有考中的多少，而是意在科举考试与书法有着特殊而密切的关系。

　　开设科举并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唐太宗喜爱二王法书，宋徽宗自创瘦金体，清代康熙喜爱董其昌，乾隆喜欢赵子昂，他们的书法也颇有功力。皇帝主宰科举，科举无疑是书坛的一根指挥大棒。

　　追源溯流，书法上的工楷确实常常同科举制度互相伴随。唐代进士及第，还须参加吏部铨试，标准是“身言书判”。身，体貌丰伟；言，言辞辩正；书，楷法遒美；判，文理优长。身与言是主观印象，并无严格标准。铨试的重点历来就是“书判”两项。判是公文，自有固定程式，不难掌握。因此，实际上看的就是书法。宋代以后，殿试不誊录，书法更成为决定名次的因素。明代科举考试提倡的楷书名为“台阁体”，与八股文配套，清代沿用，称为“馆阁体”。馆阁体作为标准的工楷，帝王倡导，学子承风，广泛使用在朝廷诏谕、大臣奏摺、官府公文、册籍缮抄。这种字乌黑、方正、光洁、大小一律，清后期要求更严更死，拘谨刻板达于极点。

　　1895年和1898年，康有为率举子两次“公车上书”，要清廷废科举办学校。戊戌变法时期，光绪就有意废除科举，并且开办了京师大学堂。1901年，清廷下诏逐步缩减科举名额，增开学校，以10年时间改科举为学校。科举萎缩，进士名额减少，各地录取的举人、秀才人数也相应减少。1902年，柳亚子与他的妻兄郑桐荪，两位后来同隶南社的少年一起赴吴江县城应考科举，柳亚子进学成了县学秀才，郑氏因“额满见遗”。这“额满”一词，一般看作讳饰语，其实那是一句大实话，秀才名额减少了。1905年清廷正式宣布：“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见《清德宗实录》）延绵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制度终于成为了历史陈迹。

　　南社可考的210人中，1890年以后出生者有28名，仅有一人考上秀才，那就是后来成为蒋介石“文胆”的陈布雷，其他二十余人大多转向学堂。最早创办的京师大学堂，清政府明文规定，凡毕业于此学堂者给予举人五贡出身，可以授官。接着，各省也都兴办学堂，待遇同京师大学堂。松江姚筘雏（ 1893年生）、闽侯林庚白（1897年生）、新建胡步曾（1894年生）等不及赶上科举考试，都进了京师大学堂，绍兴邵元冲（1890年生）入了浙江高等学堂。年龄稍长也不参加科举考试的叶楚伧（1887年生）、邓孟硕（1883年生）分别进了苏州高等学堂和四川高等学堂，还有李叔同和谢无量在1901年进了上海南洋公学特班，特班毕业清廷准备赐予举人出身。这些学堂基本仍是老式教学，教师多数是科举出身的进士和举人。京师大学堂的教官商衍瀛诸人就都是进士，科举依着它巨大的惯性裹挟着年轻的读书人朝前迈步。姚筘雏等南社社员仍然没有完全放弃那一手工楷。

　　科举制度存在的1300年间，读书人就在科举的阶梯上拼搏挣扎。他们操着一手工楷在故纸堆里长途跋涉，千百年来，读书人不计其数，可是书坛上有所建树者总是寥若晨星。只有几个跳进了龙门的进士，在工楷完成了敲门的任务之后，才会在书写时融入一点个性，做出些许创新。

　　工楷作为书法的基本功，即使不是惟一的，至少也应当认定它是首要的。苦练基本功，对于多数人来说不仅需要自觉性，更需要带点强制性。南社的老中青三代都在书塾、学堂自觉不自觉地训练了楷书的基本功。南社成员生当其时，又迎来了改朝换代的历史大转折。几千年来套在书法艺术上的桎梏解除了，于是迎来了穷极变化、品类万殊、风貌各异的书法黄金时期，书坛出现了铺张蹈厉精彩纷呈的空前盛况。

　　其次，南社书法的兴盛与尊碑说很有关系。

　　早在清朝乾嘉时代，阮元和包世臣就鼓吹碑学。至康有为出，大倡尊碑论，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将临池者们的目光吸引到了三代秦汉魏晋碑刻。1899年，康有为在他的《广艺舟双楫》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书学理论。主要精神可概括为“崇碑抑帖，尊魏卑唐”。这里的碑，是指唐朝之前以楷书为主的六朝碑铭，以及秦代篆书碑刻和汉代篆隶碑刻。康氏“卑唐”，目的是要从根本上否定笼罩在书坛上的馆阁书风。唐代崇尚楷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适应当时士子们应试进身，发展到明清时期，成了千人一面的馆阁体，“整齐过甚，几若算子”。康氏“抑帖”，是因为“今日所传诸帖”，已经“重钩屡翻”，“名虽羲献，面目全非”，所以康氏说“不得不尊碑”。康氏“尊碑”，是因为南北朝碑，“笔画完好，精神流露”，“各体皆备”，“雄奇角出”。阮元与包世臣提倡写碑，由于科举制度的存在，唐碑与帖学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而康有为公车上书声势浩大，他力主废除科举倡办学校，使科举制度摇摇欲坠，仅仅10年科举就消亡了。康有为眼光独到，其书法理论犹如狂飚惊雷，席卷了书坛，从此，碑学深入士林，蔚为壮观。

　　碑学与帖学的争论，至今没有完全消歇。不过，三代秦汉魏晋金石铭刻有着无尽的嘉材美质，开垦这样的富矿，获益必多；相对而言，帖学经千百年无数书家的揣摩研习，难于再作新的开垦。尊碑比之于尊帖，能够吸收更多的养料。南社成员临池，正好是碑学兴盛时期，大家都尊碑学碑。书法大家于右任就曾“朝临《石门铭》，摹写《二十品》”，收藏了大量的北碑，日夕摩挲，终至深得北碑神髓；李叔同与沈尹默早年都得益于《张猛龙碑》；经亨颐深研《爨宝子碑》；刘三钻研北碑，汲取了汉碑的神韵。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南社中人都争先恐后地从北碑那浑金璞玉中吸取养料。

　　为了学碑，于右任、黄节，还有马君武、李根源甚至成为了收藏碑碣的大家。于右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收集了300余方碑石，李根源居住苏州期间，四出访碑，登阜陟岭，风霜雨雪，不知疲倦，后来还撰写成《吴郡西山访古记》一书，遍赠亲朋好友。

　　尊碑与学帖其实并不矛盾，康有为倡导尊碑抑帖，实在是因为帖学太盛的矫枉过正之论。其实康氏自己的艺术实践所走的就是碑帖结合之途。对此，南社书家多数心领神会。上面提到的于右任诸家，在尊碑的同时也学帖。再如萧蜕铑、易大厂、黄宾虹等相当数量的人更是碑帖并重，博采众长，参以己意，竞相创新。

　　再其次，甲骨文发现在南社成立前10年，对南社书法的影响也不可小看。就在康有为大倡尊碑学说的同时，1899年发现了“甲骨文”，1904年，学者孙诒让著《契文举例》，对甲骨文进行了考释。甲骨文的发现，使读书人对文字的源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也掀起了临池者们对甲骨文的浓厚兴趣。南社中人对甲骨文有所涉猎者不少，甲骨文那瘦硬的线条，生趣盎然的结构，参差错综的章法，是一种全新的审美诱惑。东莞邓尔雅著有《文字源流》，常熟萧蜕铑著有《文字探源》，他们对古文字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付诸书法实践，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

　　另外，历朝历代遗存的法书，不是珍藏于大内，就是收藏于富家望族，千百年来，寒门士子大多无福消受。进入20世纪，印刷技术大大的改进，国外传入了珂罗版之类的影印技术，珍贵的墨宝，可以运用照相制版方法进行印刷，那真迹的浓淡层次纤毫毕现，使得学习者们拥有了逼真的法书样本，可以作为学书的新途径，更可以广观博览，采前人之所长，从而登堂入室。

朝花夕拾 · 发表于 2006-10-13 10:40

　　三

　　南社成员多数以办报、教学为职业。统计资料表明，创办报纸创办刊物作主编及主笔的有106人，创办学校在学校任教的有87人，分别占总人数的51％和41％。一些南社成员擅长撰写小说，凭此立足社会，获取稿酬以生活。比如包天笑、周瘦鹃、姚民哀、范烟桥、张冥飞、谈善吾、徐枕亚、贡少芹、王无生等，他们每天笔耕不辍，常年累月的，他们的书法，特别是行书的功底也就不言自明了。常熟徐枕亚是小说名家也是书法高手，曾经以书法成功地促销小说。徐的一手行楷流转秀润，腴茂多姿，飘逸着才子的神采。他刊出广告，凡购买他的小说者赠送他自己撰写的对联一副。一时之间，拥来了大批喜爱徐氏书艺的购书人，使小说销量大增。再如著名爱国诗人柳亚子和著名学者胡朴安。柳亚子对自己的诗自视甚高，说到自己的字，似乎不太自信。他说：“讲到我的字，那真是糟糕，从小就以劣书劣字出名的。”他甚至说：“除了描红和印格以外，我连法帖都没有临过。老实讲，临起来也不会像样的，你的字是你的，我的字是我的，临他有什么用呢！”其实这是他自谦的说法。柳亚子临池功夫不深，但是透过一些点画细节，还是能够看出他早年在颜柳二体上下过的功夫。他学养深厚，诗思如泉，常常一笔在手不停地龙飞凤舞，他留下了好几百万字的诗词文章，他的《磨剑室诗词集》和《磨剑室文录》，只是一生笔耕的一部分。那个胡朴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著作等身的人物。柳亚子和胡朴安他们本身具有极高的文化素养，又经常与南社书法名家诗词互答，对书法艺术具有相当的鉴赏水平，再加每天手不停笔地挥动，因而那笔行草着实可观。

　　南社成员中，潘兰史、王蕴章、陈陶遗、陈越流等人都订过润格卖过字，就是柳亚子也在桂林卖过字。自号“印丐”的寿石工则专门为人治印，好长一段时间以刻印鬻书为生。南社还有诸如沈剑霜、费龙丁、费公直等人也都订有润格为人刻印。

　　根据南社人物资料介绍，210人中明确提到“工书法”“擅书法”的就有90名，书法有所造诣者高达43％。其余南社人员的墨迹，书法也有相当功底。如高天梅、宋教仁、张农、蔡冶民、陈英士、朱剑芒、张素、傅钝根、戴传贤、居正等等，尽管他们不以书法称名后世，然而就他们留下的墨迹来看，书法也颇有可观之处。

　　南社书坛的兴盛，人才济济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方面在于名家的涌现。

　　其中于右任、易大厂、马叙伦、邓尔雅、叶玉森、刘三、李叔同、沈尹默、萧蜕铑、经亨颐、柳亚子、黄宾虹、黄节和谢无量皆在民国的书法史上占一席之地，甚至是民国书坛的重要人物。而其他书学修养甚高，自具面目者亦不乏其人，如：马君武、王钝根、许指严、庄严、寿石工、余天遂、张继、张默君、沈钧儒、吴梅、邹鲁、苏曼殊、陈陶遗、杨天骥、林之夏、费龙丁、闻宥、姚锡钧、胡石予、诸贞壮、高吹万、戚牧、黄克强、黄季刚、楼辛壶、蔡哲夫、谈月色、潘兰史等。

　　于右任是最富创造的书法家，各体皆备，尤以草书为最。于氏的草书取法过章草，也有着张旭、怀素的影子，基本规模则得力怀素的《千字文》，于氏众采数家之长，又参以碑书笔意，于是自辟新径，草书朴拙有奇趣，笔力万钧不可摇撼，成为众口称赞的“草圣”。

　　刘三以汉隶见长，他的隶书秀逸而古雅。他曾与沈尹默合订润例卖字，他自评二人书法说：“若睹真书君第一，试言隶草我无三。”看来刘自己对隶书和草书都充满了自信。确实，他的隶书与草书写得极高妙，尤其是隶书。刘三隶书取法汉碑《石门颂》、《西狭颂》、《礼器碑》及《曹全碑》，结体疏朗，笔势舒展，较长的笔画行笔中提按、顿挫十分娴熟，在同一笔画中又会出现明显的粗细变化，使线条有一种波动感。刘三的落款一般不作行书，仍以隶书，从整体上看，大小相映成趣，秀逸冲和，不激不厉，富含古雅味。

　　谢无量是对魏晋六朝碑帖下过苦功的大家，书法弥漫着稚拙之气，人称“孩儿体”。从谢氏手迹来看，他师承过锺繇、二王和《张黑女碑》，从结体可以看出《瘗鹤铭》对他的影响。谢无量的书法追求自然天成的境界，率真、表里澄澈，充溢着童真意趣。

　　经亨颐专攻一家，不受束缚，进得去出得来，自立门户。他学书致力于《爨宝子碑》30年，钻研极深，并不以形神皆逼似原碑为目的，而是冷静思考，大胆扬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的书法既饱含原碑的精神内涵，又毕现自家的性情气质，宾主相得映照成趣。用笔方圆并举，刚柔相济，巧拙互见，苍润共生，疏密虚实，生动变化，神采奕奕，又风度翩翩。

　　艺术全才李叔同39岁那年皈依佛门，成为弘一大师，创立了“弘体佛家书”。李叔同的书法得力于《张猛龙碑》，在近现代书坛上可以与于右任、谢无量并肩。李叔同皈依佛门之前，书法凝重厚实，结构舒展，点画方折劲健，用笔多侧锋翻转，线条富于质感和力度。皈依佛门之后，充满了宗教的超脱和宁静，不激不厉、心平气和，线条圆润含蓄，结体疏朗瘦长，稚拙中似乎有些羸弱，蕴藉和谐，实有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禅书境界。

　　儒医萧蜕铑碑帖并重，博采众长，面目较多。萧氏隶书初好《鲁峻碑》，后学《张迁碑》，又问津《曹全》、《礼器》。楷书得力欧阳通《道因法师碑》，所书多有隶法。行书常取横势，字形扁阔，用笔方圆自适，沉着痛快，无一笔不蹲锋入纸。篆书在悉心研习泰山刻石、石鼓文及金文《秦公簋》的基础上，再取法汉碑及《嵩山少室石阙铭》、《嵩山开母石阙铭》等汉篆，因此篆书功力非凡，人称“虞山第一书家”。

　　著名学者马叙伦主张学书应当碑帖并重，取法乎上，广采博收。马氏早年有较为扎实的唐楷基础，他认为隋代的《龙藏寺碑》在楷书发展史上地位特殊，有着承先启后的深厚影响。此碑上承北朝诸刻，下启初唐各家门户，孕育了唐楷。他由此碑入手，继而上师北碑，并在用笔的方挺、结体的舒展上获得很多体会，使他的行楷略具北朝面目，不再仅仅因袭唐人衣冠。

　　大画家黄宾虹的书法达到了“大朴不雕”的艺术境界。黄宾虹书法涉猎极广，自幼取法钟、王、颜、柳、宋人法帖，少年时期碑学兴起，他对南北朝碑用功甚勤，临过《郑文公碑》、《石门铭》，青壮年时，常临北魏墓志，还对金文进行了研究。黄宾虹碑帖并重，以书法作为绘画的基本功，画画的同时，案头常备金石拓本，随时临摹，增进笔法。他曾说过：“用笔之法有五：一曰平；二曰圆；三曰留；四曰重；五曰变。”掌握了这五法，那么笔法就可达到自然之境。多年的艺术实践，使黄氏用笔自然合度，后人评以“大朴不雕”四字。

　　沈尹默书法的主要成就在于楷书和行书，特色在于“精”“敛”二字。沈氏书作的特色“精”，在于用笔精到，他提倡“笔笔中锋”，认为“中锋乃是书法中的根本大法，必当遵守的唯一大法”。他提倡的“敛”，主要指结字的紧敛，严谨无懈可击；也指用笔的收敛，他的字大小如一，不取放纵的点画，毫无狂野之态。精和敛的结果是使作品书卷气馥郁满纸。

　　易大厂的行楷，颇有特色。他师承赵之谦，深得赵的神髓而不为赵字所囿，赵氏的行楷善于用婉转流丽的笔调去表现森严方朴的北碑，易氏领会后，又借鉴了篆、隶、草诸体笔法，所书既克服了板滞又不随流俗。

　　东莞邓尔雅和镇江叶玉森研究甲骨文书法，深得契文之精华。邓尔雅的篆书，不少就融入了契文的风格。叶玉森是以甲骨文书法驰名书坛的佼佼者，著名补白大王郑逸梅先生说：“海内擅甲骨文者，罗振玉外，当推丹徒叶荭渔。”叶玉森研究甲骨文，颇有心得，他致力于甲骨文的书法创作，“以毛笔为刀笔”，结体和章法上，叶氏的甲骨文书法工致、精巧，字体处处对称，字与字排列均匀整齐，就像一幅图案。

　　南社书坛不仅在于它的数量，更以它的质量而书写了中国书法史上崭新的一页。南社的书法，是清朝末年和整个民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迈进到了清代，书法根基已经异常扎实，可是由于科举制度的存在，千千万万的读书人为名缰利索所束缚，书法的发展一直被压抑着，直到科举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套在书坛上的枷锁被知识分子们整个儿抛弃，书法终于迎来了空前的繁荣昌盛。

　　（作者单位：江苏省吴江市柳亚子纪念馆）

宫恩武o · 发表于 2006-10-13 20:01

每一位都堪称名垂青史的人物，不论从艺、德、文……各方面来讲

息州简在峰 · 发表于 2006-10-14 09:12

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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