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中国寿山石解说词全录！

朝花夕拾

中央电视台中国寿山石解说词全录！

中国寿山石:第一集《石秀天成》
连续几个夜晚，住在战犯管理所的满清末代皇帝溥仪总是辗转反侧——高墙之外，朝鲜战争开始了，后方的中国百姓正在积极捐款捐物。

　　他想起自己藏在箱底的那些东西，那是他40年来虽历尽颠簸都小心保藏下来的宝贝。

　　拿出哪一件来捐赠，才能换取新兴的人民政府对他的好感呢？经过艰难的利弊权衡，他终于决定拿出先祖乾隆皇帝用过的一个印章。

　　这个三链章为乾隆当太上皇时所用。

　　当年溥仪被迫出走紫禁城，特别带上了三链章。以后，无论是在天津、东北、还是沦落苏联成为战犯，他都仔细地将三链章隐藏在随身携带的行李箱中，和这些价值连城的珠宝玉器并排摆放。

　　三链章印底端正庄严，惟精惟一、乾隆宸翰、乐天三组词句被能工巧匠们用篆书精心地刻在石头上；更为难得的是它的石质本身——它通体黄色，晶莹润泽，这种石材就是大名鼎鼎的田黄石，产于福建省福州市一个叫寿山的山脉。据说当年当上了太上皇的乾隆特别珍爱这枚印章。

　　乾隆过世62年后，他的重孙咸丰皇帝也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咸丰皇帝在遗诏中任命8个顾命大臣，希望他们共同辅佐皇太子载淳。并规定将他自己御用的石章“御赏”和另一枚御用石章“同道堂”作为他死后下达诏谕的凭信，两章同时加盖才生效。

　　咸丰将“御赏”赐予儿子载淳，也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同道堂”则交与皇太后。

　　后来，慈禧将两章同时掌控，发动“祺祥政变”，垂帘听政。

　　参与这个事件的两枚石章，一个石材也是田黄石，另一枚是芙蓉石。

　　芙蓉石和田黄石一样，也是出自那个叫寿山的山脉。

　　现在的故宫博物院，藏有中国五千年文明传承下来的许多珍奇异宝，其中，单是出自这个小山村“宝贝”的数量就非常惊人。

　　它们被雕成作品后，形状各异，用途不一，有的是印章，用于书画及其它公文中表示凭信；有的是石雕，用于观赏和把玩。

　　这些石头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小名”，但是，它们同时却也拥有一个统一的大名——因为产自寿山，所以他们又被统称为寿山石。

　　这里就是寿山脚下的寿山村。

　　寿山村隐藏于群山深处，没有令人迷醉的山水美色，而且这里距离福州市区还有90华里山路，山路盘旋，交通不便的几百年前，来到这里更非易事。这里的石头具有什么样的特点，能引起三千里之外皇家的注意，并成为皇宫中的珍宝呢？

　　因为寿山石的缘故，安静的寿山村经常会迎来许多城里人的光顾。今天，又有几个熟悉的身影跨过小溪，踏上了它的土地。

　　王一帆，寿山石雕刻家；谢钦铭，篆刻家；陈汶俤，福州古玩百年老字号青芝田的后人，擅长寿山石品种鉴定。

　　今天三人结伴带着朋友上寿山，要寻购雕刻和刻印用石。

　　寿山村开采石头的村民有个专有称呼叫石农。石农手中通常会保存一些难得一见的好石头；而许多从事寿山石雕刻和篆刻的人也喜欢亲自与石农交易，因为这样既可以得到令人满意的价格，也可以得到质地上乘的石头。

　　果然，这块晶莹剔透的寿山石引起了他们的兴趣。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双方终于以8000元的价格成交。

　　一位老石农听说是老主顾到了，带着一块田黄石从屋后小路走来——别小看这个再普通不过的行为，它可是寿山石农特有的一个行为方式。石农告诉我们，身上带着田黄石必须要穿平常衣服，走小路、由后门进出，为的就是要绝对避免惹人注目。

　　石农说，因为汶俤是青芝田老字号的传人，所以才可以看到这块田黄石，否则他们决不肯轻易拿出示人。

　　因为难得，石农中甚至还流传着得田黄石必有梦兆在先的说法。

　　为什么田黄石会给人一种神秘而灵异的气息，它是怎样产生的呢？——这还要从寿山石的形成说起。

　　大约在1亿两千万年前，福建东部地壳发生了剧烈的活动。地下的岩浆碰到地表，形成火山的大规模喷发。岩浆在大量活动中分泌出一种酸性的热水溶液，这种溶液渗透到冷却的火山岩中，使火山岩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通过精心的雕刻和打磨之后，寿山石变成了各种工艺品，在人们的手中散发着柔美细腻的光泽。

　　它的硬度只有两度左右，而人们熟悉的雨花石硬度是6，翡翠的硬度竟达到了7度。

　　这些寿山石晶莹剔透，通灵滋润丝毫不输于翡翠。更为难得的是寿山石色彩斑斓绚烂，有人甚至夸张的说，寿山石拥有自然界几乎所有天然的色彩。

　　寿山石迄今为止已经有150多个品种，按照所产位置的不同，寿山石分为三大类——

　　产在山上的，被称为山坑；产在水中的是水坑；而产在水田里的，则是田坑；田黄石就属于田坑石。

　　寿山溪，一条现在看上去实在不起眼的小溪流，长只有八公里，流域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这个狭窄范围内的地下就是田坑，是孕育了田黄石生长的土壤。

　　田黄的形成比其它寿山石品种更要复杂——光有火山爆发地壳运动的先决条件不够，还要经历与母体分离、流水洗礼，形成一块块鹅卵石样的石头，再被埋入水田下1至2米深的土壤中，上千年，上万年，在温暖的泥土里接受各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浸润，如此多的条件和机遇综合在一起才锻造出一块少有棱角甚至是没有棱角的田黄石。

　　红筋，萝卜丝纹和石皮是田黄石最主要的三个特征。

　　所谓石皮，是由于受到溪水和泥土中有机元素的渗透作用而在石头表面形成的。

　　土壤颜色不同，石皮的颜色也不同。

[ 本帖最后由 朝花夕拾 于 2006-9-6 15:5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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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地产生了黄色的石皮，俗称黄皮；黑土地孕育出黑色的石皮，又叫乌鸦皮；而白沙层则孕育出白色的石皮，也叫白皮。

　　泥土中其它的矿物成分也决定了田黄石石质本身颜色的不同。

　　不论哪一种色相，田黄石都要以黄色为主色调。

　　在中国，黄色寓意着吉祥富贵，代表尊荣，曾是位于九五之尊的皇家所特别享用的颜色；因为本身是黄色，田黄石似乎也被命中注定了它能成为“石头中的帝王”。

　　那么，这位“石中之帝”是如何被人们发现的呢？有一个叫曹学佺的人不能不提。

　　曹学佺是福州闽剧的创始人，官至礼部尚书。1613年，他因得罪蜀王而被贬回乡。

　　回乡后，曹学佺与朋友们组织 “儒林班”剧社，据说就是闽剧的前身。

　　一天，曹学佺在一个樵夫的扁担中看到两块压柴火的石头，其中一块看上去温润可爱，喜爱金石书画的他便出钱将其买下。

　　据说，已经走远的曹学佺越看越爱，觉得和石头相比，钱给得实在是太少了，于是他又折返回头，重新掏出一把铜钱给了樵夫。

　　曹学佺从樵夫那里得知石头是在寿山村的田里所捡，而且色泽润黄，于是将这块石头命名为“田黄石”。

　　田黄石出现在田间地头，没有完整的矿脉，当地人都说田黄石“无脉可寻，无根而璞”——因此，大块的田黄石极为罕见。

　　这是一块重达9斤的田黄石，也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田黄石石材之一。它的出现轰动了当年的中国收藏界。

　　荣宝斋，一个在中国古玩收藏界举足轻重的商号名字。

　　20世纪80年代，福州市寿山村曾有人带话给荣宝斋，说在他们那里发现了一块重达4.5公斤的田黄石。

　　陈孔兴，原福州市寿山村村民，当年参与挖掘这块田黄石，他还记得当年挖掘的细节。

　　通过别人介绍，陈孔兴他们找到了荣宝斋的工作人员。这块罕见的田黄石打动了荣宝斋。

　　经过协商，双方以13.5万元的价格成交，1985年中国还未发行50、100面额的人民币，这笔巨款便是一个庞大的体积。现金足足装满了一个旅行袋和两个大纸箱。

　　现藏于荣宝斋的这块田黄石，已经成为这个百年老字号的稀世珍宝之一，其价值也无法再用金钱来衡量了。

　　荣宝斋，还收藏一对田黄石方章。

　　这是雍正皇帝送给怡亲王的印章。

　　怡亲王是雍正皇帝的十三弟，名叫允祥。清史稿评论其“诗文翰墨，皆工敏清新”，而且“精于骑射，发必命中，驰骤如飞”。康熙末年，诸皇子争夺皇位斗争激烈，允祥却从不参与其间。雍正即位后，怡亲王全力辅佐雍正治理国家，雍正对允祥也是十分信任。

　　怡亲王在45岁壮龄不幸病逝，雍正皇帝竟悲痛得三天不能上朝。几天后，雍正再度颁布诏谕，命令恢复怡亲王名字中的“胤”字，并且准许他在身后享有在太庙受祭祀的特别资格。

　　将田黄石送给自己最宠信的弟弟，可以想见雍正对田黄石的喜爱程度。

　　皇室的格外推崇，使田黄的身价高涨，在清朝，民间有“一两田黄三两金”的说法，利益所驱，田黄石的产地，那个区域不大的田坑被人们竞相挖掘。

　　为了保护田黄石的生存环境，让后来的人们也能分享这个宝贵的资源，现在，寿山村委会特别规划出一片田坑区域，禁止人们开采。因为面积只有两亩地，人们就叫它“田黄的最后两亩地。”

　　现在，新的田黄石出现的几率已经越来越小，人们更多地时候只能在博物馆中或者从私人收藏家手中欣赏到它风姿款款的身影。

　　清室入主中原后从顺治到宣统共10个皇帝，除了光绪和溥仪，其他的皇帝都留有大量的寿山石印玺藏在故宫博物院。

　　据统计，雍正皇帝共用过印玺200方左右，其中寿山石印玺就有160余方。

　　这是雍正御笔之宝，印章用寿山石制成。

　　印钮上部仿秦汉瓦当样式。瓦钮上雕刻云纹螭虎，钮身四周仿刻商周青铜器纹饰，整个印章造型古朴精致，典雅大方，是雍正时代寿山石印章的代表作之一。

　　雍正的承继者乾隆皇帝尤其喜爱田黄石。

　　而且这位曾留下大量诗词和墨宝的清朝皇帝似乎也更注重印章的内涵。

　　三希堂，一个只有八平方米的小屋，因为他的主人皇帝乾隆和三件书法名帖而闻名。

　　乾隆皇帝喜好风雅，尤其是书法。当年，他收集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王询的《伯远帖》珍藏于他的书房，将书房命名为三希堂，并用寿山石中的极品田黄石刻印以铭记。

　　现在，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历代名家字画上，可以看到“三希堂”等大量寿山石印章的印迹。

　　康熙留下的寿山石印章虽然不及他的这两个后辈，但是他的寿山石印章的拍卖价格却高得惊人。

　　2002年4月，一对遗失多年的康熙御用印章出现在北京的拍卖会上，当时这对印章的估价就是80万到100万人民币之间，而成交价竟高达390万元。这对印章就是用寿山石中的品种之一芙蓉石制成的。

　　康熙用漂亮的芙蓉石刻下这对印章，纪念自己即位60周年，他亲自挑选了“戒之在得”四字，以提醒自己面对太平盛世还需要先天下之忧而忧；“七旬清健”则寄托了一个普通的老人对自己晚年健康的期许。

　　康熙殡天后，这对印章与其它康熙印玺一道封存于紫禁城内。1900年，八国联军冲入北京，大部分康熙印章散失。

　　现在，这对印章重现京城，不知道它的背后还包藏了多少崎岖婉转的故事。

　　高高在上的皇帝们面对晶莹温润的寿山石，会产生怎样的审美感受，现在，我们还没有具体翔实的记载可以查证；或许那些曾经与皇帝日夕相对的石头们才知道，它们却将这个秘密藏起，始终沉默不语——只剩下一些故事在流传。

　　有一个民间传说讲的是乾隆时，皇帝在天坛祭天，祭台上，在皇家玉玺的前边，会供着一个用黄龙帕包裹起来的东西，据说里面是一个硕大的田黄石——因为皇帝喜欢其中的寓意“福建寿山田黄”就是“福寿田丰”，不正符合他祭天时的心意吗？

　　——这究竟只是一个传说，还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呢？

　　虽然历史的可能性不大，但是福州当地人却怀着美好的心愿，相信它是真的。

　　在故宫博物院众多的宝石类收藏品中，受清朝皇室喜爱的还有大量的玉石和翡翠。

　　其中玉石在中国已经有长达6000年的历史——那时，先民们在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中所雕琢使用的玉石足已令现代人唏嘘赞叹。

　　而翡翠却是迟至清末，因为慈禧的宠爱才正式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

　　那么寿山石呢，人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并利用寿山石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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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寿山石:第二集《山之精灵》


1954年，福州苍山，福建师范学院建筑工地，师傅们正在有条不紊的工作着。

　　一切都很平常。

　　谁都不会想到，这一年，在这个普通的工地上发现的一个小东西居然改写了寿山石的雕刻历史。

　　这个石雕，乍一看去实在粗简。

　　它高不过1.1厘米，长也只有6.4厘米，只比一个5号电池略大一些。

　　似乎无论怎么看，它都难以留住众人的目光。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也是在1954年，也是福州苍山，在另一个建筑工地上，居然也发现了一个类似的石雕。

　　它高2厘米，长6厘米，和前面的石雕形状相似，而且它们的出土年代也都是南朝时期——难道只是巧合？专家们很自然地把焦点集中在这两个石雕的材质上。

　　1965年，福州北郊的一个工地，又有类似石猪出土，出土的年代仍旧是南朝。

　　频繁的考古发现证明，南朝时期，福州人已经开始自觉地利用寿山石——就是说，寿山石的雕刻历史足有1500年之久！而在此之前，人们通常认为寿山石的雕刻始于南宋，只有1000年的历史！那么这是否又意味着，南朝时，人们也会有规模地开采寿山石矿呢？

　　现在，在寿山村，我们可以随时看到有人蹲在地上寻找石头的场景。

　　而石矿的开采，当然不会只是蹲下来低低头找一找这样简单的事情了。

　　陈永熹，黄新惠，寿山村村民，几年前，两人和朋友合股寻矿，开采寿山石。

　　寿山石的开采由寿山村村民世代相袭，因此他们有一个专门的称呼：石农。

　　石农相信他们的开采一定要受着当地山神的护佑才能有所收获，因此每一个矿洞旁边都设有神位，开工前，毕恭毕敬的进香是寿山石农每日必行的礼数。

　　在深入矿洞大约两百米的地方，我们清楚地看到一道与众不同的石线，这就是石农通常所讲的矿脉。

　　寿山石矿的不规则分布，给开采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陈永熹同黄新惠合开的矿洞出产的寿山石叫杜陵坑石，色彩艳丽，然而因为矿脉薄，开采的难度也比较大。

　　2004年，日本金石篆刻专家代表团一行来到寿山村，特别提出要参观一下寿山石矿洞。当时负责接待工作的陈吉至今还对他们的这次参观记忆犹新。

　　虽然开采存在一定难度，但是只要发现了矿脉，石农开采下的寿山石原石就远远大于那些出土的石雕。看来，现在还无法断定南朝时是否存在着开采寿山石石矿的行为。

　　那么寿山石的开采究竟始于何时呢？

　　《观石录》，清代第一本寿山石专著。

　　书中写有这样一句话“宋时固有坑。”难道宋代已经有了开采的痕迹吗？

　　这几个石俑全部由寿山石雕刻而成。

　　它们分别出土于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宋朝古墓。几个墓葬共出土寿山石俑近400件。

　　这些石俑造型简约朴拙，人物神情却很生动，颇有写意之风。

　　人首蛇身俑似乎为福建所特有，闽地土著人有着普遍的蛇崇拜现象，东晋以后，大量中原望族衣冠南渡，汉文化与当地文化开始交融，宋以后，汉文化在闽确立主流文化地位，福州也成为中国文化高度发达的地区之一，这样的石俑也许就是文化交融的佐证吧；。

　　这些浩浩荡荡的石俑队伍正在无声地向人们昭示，宋代，在中国东南一隅的福州，寿山石被大量利用的盛况。当然，我们还可以想见那些仍然埋藏于地下的宋代寿山石俑——如此多的寿山石原料，没有开采是不可能的。

　　可能是当时寿山石的需求量太大，《观石录》还特别记载了这样一个事情——

　　宋代寿山的村民们开采热情非常高，他们依靠开采寿山石发家致富。后来，官府觉得有利可图，倚仗强权介入管理——开采还是你们自己来做吧，不过一定要向我交税才行。

　　大概税务日益繁重，村民们不堪其苦，于是又挖土填石亲手掩埋了自己开采的寿山石矿洞。

　　南宋以后，寿山石的开采暂时衰落了——无论是出土实物还是典章文字，都很少出现与寿山石相关的记载，除了这一些元代出土的寿山石俑，直到明代，开采衰落的现象才有了改变。

　　这些是明代的寿山石，它们被发现于一座古寺的废墟之中。

　　广应寺，就是那座古庙的名字。

　　据载，广应寺兴盛于明代初期。当时，寿山的僧侣们得地利之便，开采寿山石，他们自己动手制造香炉佛珠等用具，馈赠给四方香客。

　　他们留下的寿山石矿洞被称为“和尚洞”，这种叫法一直流传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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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应寺曾遭遇两次大火，寺庙被彻底破坏。改革开放后，海外华侨在广应寺原址又盖起一座小屋，供寿山村民敬奉香火。而原来的广应寺，便只剩下这些只砖片瓦，衰草斜阳，还有就是当年被毁于寺火埋入土中的寿山石了。

　　因为经过了火的历练，泥土的温润，寺坪石显得格外通灵古雅，让人联想起上古时代女娲以火烧制，用来补天的五彩石。

　　寺坪石中，还有一种石头，在它因为经过火烧而略微发黄的外表背后，还保有一份难得的纯净和洁白，它就是寿山石三大类之一——水坑石。

　　水坑石的生长环境多水，造就了它冰肌玉骨一般的石质，透明度极高，因此水坑类寿山石多以“晶”和“冻”来命名。

　　这一个因为有着水晶的模样，又被称为水晶冻石，是水坑石中楚楚动人、也相当名贵品种之一。

　　水晶冻就是从这个被废弃的洞中开采出来的。

　　洞一直延伸到溪水的下面，所以又被称为“溪中洞”，人们只能在水下开采，难度非常大。

　　1973年，当时的寿山大队组织村民重新开采水晶洞，同时用上井架滑轮抽水机等现代设备，然而只得到很少的水晶冻石，而且上品不多，后来，终于因为洞深水多，人们不得不放弃开采。1980年的努力也没有成功——以后就再也没有开采水晶洞。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水晶冻石基本上都是传世的旧品。

　　从明末开始，特别是在清朝的皇室中，流传下来最多的寿山石作品是印章。

　　印章的普及使寿山石等石材成为供不应求的材料。

　　明末清初，就在文人雅士们沉醉于自己的方寸天地中怡然自得时，新一轮的寿山石开采高峰也随之来临。

　　1668年，一个叫陈越山的世家子弟带着粮食和人手进寿山开采寿山石。

　　几个月后，他们带着满满一挑担的寿山石北上京师。

　　在京城，他将自己手中的寿山石拿出售卖。石头精美异常，大受欢迎，寿山石的名字也传遍了整个京城。

　　1674年，靖南王耿精忠在福州自称兵马大将军，响应吴三桂反清。耿精忠占据福建，倚靠强力组织民众开采寿山石。

　　两年后，耿精忠兵败投降。

　　1681年，三藩之乱平定，中国进入康乾盛世，寿山石也开始走出福建，走入更广阔的天地。随着满清皇室对寿山石的钟爱，寿山石的开采出现了即宋代之后的又一个高峰。

　　许多精美品种陆续出现。善伯洞石就是其中之一。

　　传说，一个叫善的人终日游手好闲，在寿山村内偷盗，村民讨厌他并将其赶走。

　　离开家乡的善在外吃了不少苦，也懂得了做人的道理，他决心重新做人。善回到家乡，不好意思再住村中，就在山上寻找矿脉采石。

　　终于有一天，善在一个洞中发现了好石头。

　　他的辛勤劳作博得了大家的好感，村民开始亲切地称他为“善伯”。

　　后来，善伯在洞中采石时，不幸矿洞坍塌，善伯被埋，再也没能走出来。

　　其他的石农继续在此开采，为了纪念他，人们将石头命名为善伯洞石。

　　这就是善伯洞石。

　　善伯洞石属于山坑石，肌理莹润，色彩丰富，是寿山石中石性最稳定的品种之一，不会因为环境的差异而改变石头的纹理和颜色。

　　这个矿洞叫褀源洞，因为这里的石矿就是一个叫黄褀源的人发现的。

　　关于上世纪30年代琪源洞的发现故事在寿山流传许多版本，其中一个是这样的。

　　但是当黄琪源向洞口望去时，却发现了一个锄头和土箕，刚刚找到矿脉的狂喜立刻被冲淡了。

　　原来这个矿洞已经被同村的朱森开采在先，只是朱森并没有找到好的寿山石矿脉。

　　而黄琪源发现矿脉后很想自己一个人开采，于是就拿着好酒找到旧主人朱森。

　　黄琪源向朱森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并且允诺如果得利两人可以共同分成。在一顿好酒好菜的享受之后，朱森答应了黄琪源的要求。

　　回到家里，黄琪源马上组织人手上山挖掘。顺着他发现的矿脉深入，他们果真挖到了上好的寿山石。

　　琪源洞石属于山坑石，是都成坑石、也叫杜陵坑石中的一种，杜陵坑石硬度偏大，基本在3度左右，因此，它也是除了善伯洞石之外又一个质地稳定的寿山石石种。

　　由于色彩格外明亮艳丽，琪源洞石很快便出了名。黄琪源也跟着买房置地发了家。滚滚而来的金钱和拔地而起的小楼引起了一个姓黄的人的嫉妒。一天夜里，这个黄某悄悄来到原矿主朱森的家中。他告诉朱森，这个矿洞原本应该只属于你自己，那么这里的石头也应该属于你个人，现在却要你们两个人共有，而且还是他名利双收，这样对你简直太不公平了。

　　一席话，使原本就心有不甘的朱森更加愤懑。在黄某的挑唆下，朱森决定状告黄琪源，重新要回琪源洞的开采权。

　　也许，黄琪源和朱森都没有想到，这一场诉讼，竟耗费他们两家八年的光阴。

　　黄琪源一面应对官司，一面还要面临着别人的要挟，他甚至还遭到了土匪的绑架，为了家人的安全，黄琪源不得不把儿子寄放在别人家中。官司结束后不久，身心疲惫的黄琪源去世，他的后人也搬了家。这一场长久的官司最终却没有任何结果，黄琪源消耗了大量家产，琪源洞中再也没有如此精美的石头出现，矿洞也就随之被废弃了。

　　更加令人唏嘘的是，许多精美异常的寿山石和琪源洞石有着惊人相似的命运，它们只在一段时期内集中出产，而且数量非常有限，这也正是寿山石的珍奇之处。

　　1913年，在坑头洞的上方，人们发现了一个矿洞。石农进去开采，结果出产一批寿山石。

　　这个矿洞原来是高山石矿洞。高山石属于山坑石，因为产自高山峰而得名。

　　高山石在寿山石中占有三个第一：矿洞最多；产量最大；品种和色彩也最丰富。

　　然而，这个高山石矿洞只在1913年出产了一批奇石，以后类似的石头再无发现。因为那一年是民国二年，所以人们称这批石头是民国二高山石。

　　1989年，寿山石农在一个废弃的旗降石旧洞中重新发现了一种奇特的石头。

　　它浑身充满着彩虹状的艳丽条纹，人们称它是彩虹旗降石。特别是在这种石头上居然出现了自然界中罕有的紫色。

　　可惜，这批石头产量仅仅才有十几公斤。

　　2005年，寿山村又出了一件大事，正在从事开采工作的石农居然发现了一道从未见过的寿山石矿脉。

　　寿山人将田黄石称为“石帝“，芙蓉石称为”石后“，而将下面这种石头称为”贵妃“。这就是荔枝洞石。

　　荔枝洞石也属于山坑石，出产于1985年，1991年就宣告绝产。当年的福州市雕刻工艺品总厂副厂长陈锡铭还清楚地记得他第一眼看到荔枝洞石的感受。

　　在山坑石中，荔枝洞石的透明度非常高，而它艳丽的色泽和荔枝肉一样的质地又让人联想起大唐盛世时华美的杨贵妃。

　　单色寿山石通体纯净，彩色寿山石绚烂多姿，现在，寿山石共有品种150多个，是品种最丰富的雕刻用石材之一。

　　那么，寿山石雕刻有哪些与众不同的技法，经历了怎样的发展，有着怎样的人文故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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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寿山石:第三集《鬼斧神工》


从南北朝开始直到现在，寿山石的雕刻历史已经有1500年之久。

　　这些就是这一千多年来，人们利用寿山石雕刻而成的不同时代的作品。

　　以现有的雕刻实物来看，宋元以前的作品和清代的作品给人的观感不同。

　　宋元的石雕线条平直硬朗，相比之下，清代以后的石雕要圆润细腻得多。

　　原来，在文人自己动手在石头上刻印之前，寿山石的雕刻刀具都是长柄凿，雕刻艺人必须用肩膀抵住刀柄，依靠肩的压力促使刀在石头上运动。

　　到了到了元明之间，文人开始在石头上奏刀，自行刻制印章之风开始在文人中间辗转流行，，灵活的小刻刀很快出现了，精细的印钮雕饰随之产生，这一系列的新生事物终于催生了寿山石的雕刻技艺发生历史性的转变。

　　这就是现在寿山石雕通常使用的刀具，分为三大类——

　　卡凿又称脚凿，用来打制大的毛胚；

　　锉刀和手凿的作用是使毛胚粗具形态；

　　刮刀又叫修光刀，是寿山石雕中最重要的一组刀具。按照刀刃的弧度又可分为平刀、圆刀、半圆刀、尖刀、半尖刀等；通常每个艺人都有10余种修光刀，要视所雕刻区域的大小形状等细节来决定用哪一种角度的修光刀。

　　明代以来，因为有了得心应手的刀具，寿山石雕逐步独立于玉雕木雕砖雕等其他中国传统雕刻门类之外，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一整套雕刻技法；

　　也是因为有了得心应手的刀具，寿山石的雕刻者才有了充分自由发挥的空间，他们不再只是一名工匠，他们甫一登场，就带着自己鲜明的创造力和个人风格，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影响了整个寿山石雕的发展。

　　这个印钮被珍藏在福建省博物院中。

　　它的高度只有6.7厘米，底径也只有3厘米，在小小的方寸之地上，雕刻者表现了人物驯服鸵鸟的瞬间姿态——前面的人奋力拉住套在鸵鸟身上的链条，鸵鸟昂首扭身向后，它背后的这个人仰头向后拉住链条。

　　这个印钮的作者就是杨璇。

　　杨璇，名玉璇，生于明崇祯年间，本是福建彰浦人，在家乡练就一套雕刻手艺，声闻闽南一带。康熙年间，杨璇到寿山石的故乡福州发展，所刻作品名冠一时，被人形容是“鬼斧神工”，特别是他的人物雕刻。

　　这个作品取名“仙人扛桃”。

　　杨璇抓住一个“扛”字做文章，用洗练的刀法刻画人物飘动的衣褶，若隐若现间表现了人物扛着一个桃子喜滋滋行路的状态，轻灵而自在。那时的石雕艺人会根据作品的需要给寿山石进行人工着色，眉眼的突出使人物脸上的神情更是呼之欲出，令观者不自觉地受其感染。

　　陈锡铭至今还记得他在故宫博物院亲眼看见杨璇作品时的感受。

　　除了杨璇的寿山石雕，故宫中还收藏有周彬魏汝奋等人的寿山石雕作品。

　　对于周彬，福州民间甚至还传说他是紫禁城中的“御工”。

　　20世纪，研究故宫的学者们在皇帝的寝居处养心殿旁边发现了一个“造办处”。这是一个专门给皇家制作生活用具和工艺品的机构，包括玉器和珐琅器具的制作，被招致到此的工匠们被称作“御工”，即专供皇家御用的工匠，他们的吃穿用度等基本生活由皇家负责供给。

　　既然皇帝也同样大量使用寿山石印章和寿山石雕，那么会不会也有从事寿山石雕刻的御工——像传说中的周彬一样呢？

　　看来，现在还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寿山石雕刻御工的存在，那么，周彬等寿山石艺人是否进入过紫禁城、当过御工现在也已经无从考证；光阴流逝，岁月却不能掩盖他们曾经在寿山石上展现的高超技艺。

　　杨璇的作品多表现立体的事物，风格圆润丰满；周彬的作品多数是在石头上用古代夔龙纹饰进行浅浮雕一样的雕琢，古趣盎然。

　　这两位在清康熙年间备受推崇的雕刻者的艺术风格，被后来的承继者发扬光大，终于在清同治和光绪时期，形成了寿山石雕的繁荣局面，也形成了寿山石雕刻从那时起直到现在代代传承的基本技法。

　　寿山石取自天然，每一块石头之间绝不雷同——无论它的形状、色彩构成、还是瑕疵的部位等都不一样，因此寿山石雕艺人动手雕刻之前都有一个相石的过程。

　　相石也就是艺人们进行艺术构思的过程；

　　艺人们会反复揣摩这块原石到底刻什么、怎么刻才更合适；

　　老艺人常说“一相抵九工”，通常相石的过程最耗时，也最消耗心力。

　　这些寿山石作品通称为圆雕。圆雕是寿山石雕刻中最常见的表现形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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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块上大下小的荔枝洞原石，石体本身通灵滋润，只是，除了石头下方大面积的黑斑，石头的主体部分还零星分布着一些裂痕和瑕疵，行话成为黑针。怎样才能掩盖这些瑕疵，最大程度的体现这块寿山石的美丽呢？

　　根据这块石头的形状，雕刻者将它设计成衣袂飘飘的大肚弥勒佛。

　　与雕刻之前必得经历一个相石的过程一样，寿山石雕雕刻部分完成后，还必须要经历最后一个阶段——磨光。

　　磨光的工具是糯米杆和长在水边的木贼草。

　　木贼草用来干磨。

　　糯米杆用来湿磨。

　　经过雕刻，这块荔枝冻石原有的瑕疵被最大限度地掩盖掉了；

　　而石头原有的玲珑剔透与弥勒佛背着大口袋开怀大笑了无烦恼的神情相得益彰，给人一种澄净透彻的审美体验。

　　作为彩色的雕刻用石，天然而巧妙的颜色成为寿山石最有特色的雕刻语言。

　　清中叶以后，随着寿山石新品种的不断涌现，艺人们发现，他们可以不用再像杨璇一样在寿山石上进行人工着色，因为它们有着如此丰富的巧色可以利用，而寿山石圆雕尤其讲究如何利用巧色。

　　这是用桃花洞石雕刻而成的作品，桃花洞石的特点就是石头的局部充满着红色斑点，或浓或淡，雕刻者利用桃花洞石的巧色，将白色部分处理成童子，红色则雕成桃子，桃子鲜嫩欲滴，童子活泼欢快，一个“群童扛桃图”鲜活地出现在人们面前。

　　在白色的主体中，裹夹着少许黄色是这块寿山石的不同之处，雕刻者将这一点黄巧妙地处理****物裸露的肌肤，安详的人物合掌静默，肩上跳跃着一只白鸽，和平的主题突显而出。

　　巧色的运用表现于寿山石所有的雕刻形式中，印钮也不例外。

　　印钮是寿山石雕刻中另一种常见的表现形式，钮头的雕刻题材丰富，有古兽、鱼虫、花果、人物、博古图案等多种类型。其中古兽是最古老的表现内容之一。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形态各异的古兽已经被艺人们收集起来，绘制成册，成为寿山石雕刻艺人代代相传的示范教材。

　　这就是那本示范教材，

　　一本貌似普通，却凝聚着三代寿山石雕刻艺人心血的《古兽图谱》。

　　1941年，一位旧病在床的寿山石雕刻艺人自知不旧于人世，他将自己的爱徒招致床前，再一次传授技艺。

　　他从枕下掏出一个油布包裹，递给这个年轻人，里面包着一本书。

　　老人告诉他：以后，要仔细揣摩这本书，你的技艺一定会更加完善，还要珍惜这本书，因为这是我们几辈艺人学艺的模本。

　　令年轻人难以意料的是，若干年后，他会眼睁睁地看着这本书被毁而没有丝毫办法；而让老人欣慰的，正是这个年轻人，后来又使这本书再度重现。

　　这个年轻人叫周宝庭，当年只有35岁。

　　这是一块普通的老龄石，难得的是它的巧色，雕刻者利用上面的紫色，雕成一个憨态可掬的小狮子，它正若无其事地躺在地上戏弄一个圆球。

　　这个印钮造型圆润可爱，刀法却十分简练，甚至让人难以看出刀痕。

　　它的作者就是周宝庭。

　　周宝庭师从郑仁蛟，郑仁蛟师从林元珠，先辈们多喜欢用尖刀雕刻钮头，因此刀法玲珑细腻。

　　寿山石雕刻艺人将云纹水纹等细小部分的雕刻称为开丝。

　　这个钮头的开丝纤细精微，气势却一贯到底，使整个印钮显得分外精神。

　　这是林元珠的寿山石雕刻作品。

　　林元珠、周宝庭以及其他有师从关系的艺人们大多住在老福州东门一带，即今日的晋安区后屿乡。

　　林元珠与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陈宝琛过从甚密，陈宝琛曾亲笔题赠一副对联给林元珠，被林元珠刻写在家中厅堂上。距离林元珠故居不远处就是周宝庭的故居，

　　周宝庭从小习武，手臂异长，绰号异臂，现在，故居中还保留着他生前练武时用的石墩。

　　当年曾经在福州石雕厂向周宝庭偷艺的王一帆至今还记得周宝庭练武的样子。

　　解放后，全国人民逐步从战乱和灾荒的阴影中走出来，新兴的人民政府号召恢复生产。1955年，郭功森、周宝庭等16个老艺人联合成立 “福州郊区寿山石刻生产小组”——没有现成的工作场所，周宝庭就索性将自家院落整理出来，作为小组的生产车间，他还动员夫人加入生产小组，专门负责给艺人们做饭。

　　生产小组成立时，制定了严格的生产制度和工厂规则；而这十六个人又号称“十六罗汉”，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寿山石雕刻高手。

　　就是在周宝庭家中，他们发挥各自的优势，运用多种技法进行寿山石雕创作，很快，他们的作品就被文化部门收购一空。

　　第二年，生产小组中便有六个人获得福州市名艺人称号，其中郭功森获一等奖，周宝庭等三人获得二等奖；陈敬祥等二人获三等奖。

　　也是在这一年，由于业务扩大，生产小组发展成为生产合作社，人员也由原来的16人增加到50几人。

　　1958年，福州石雕厂成立，周宝庭他们的生产合作社全部被并入石雕厂。

　　当时，周宝庭已经年逾半百。

　　周宝庭用刀的方法颇为独到。当年他的孙女周娟玲跟随爷爷学艺，对此深有体会。

　　这个飞天仕女是周宝庭的最后几个作品之一。

　　人物的基本造型已经完成，仔细观察仕女的脸部和其它部位，它们呈现的效果不同，脸部更加细腻光滑，而这只是周宝庭运用手中的修光刀刻出来的模样。

　　现在，这个半成品已经作为讲解寿山石雕刻刀法的范例，被永久地保留在福州艺术工艺石雕厂。

　　文革期间，寿山石雕作为四旧被禁止；然而，与寿山石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周宝庭却无法舍弃，他关起门来在自己的家里继续偷偷雕刻。

　　关上门的周宝庭没有躲过席卷全国的革命狂潮，他的一个得意作品被红卫兵第一个砸毁，然后又被丢弃在车间一角，听到这个消息，年届花甲的周宝庭流下了泪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敢去看那个角落，每次经过也都要绕行。

　　而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

　　文革结束后，周宝庭已是古稀之年，他又想起师傅的重托，《古兽图谱》一定要流传下去，没有绘画的功底，他就以刀代笔，凭借多年来的雕刻经验，刻成百兽印钮，被当时的石雕界誉为“中国传统艺术之瑰宝”。

　　改革开放后不久，寿山石市场再度繁荣，周宝庭的这100多个古兽印钮被中外收藏家争相高假收藏。现在，他的这些印钮散落在世界各地，如今的福州艺术工艺石雕厂保留着其中的28枚。

　　这些印钮，或憨厚古拙，或轻灵婉转，或雄浑清雅，每一个印钮都映射出当时已然年迈的周宝庭老人重现《古兽图稿》的决心和毅力。

　　当年在福建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的庄元深受感动，他主动请缨，用白描的手法临摹下周宝庭的古兽印钮先后发表于1983年出版的〈福建工艺美术〉杂志，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古兽图稿》则是后来的寿山石雕刻艺人按照印钮的样式绘制下来——一本凝聚了三代寿山石雕艺人的珍贵资料终于可以继续传承下去了。

　　古兽从传统的印钮上走下来，作为一种独立的表现形式，其憨拙饱满的造型更加符合石头本身圆润温和的特性，使寿山石雕刻散发出难以企及的亲和力。

　　作为工艺性矿产资源，寿山石独具特性，像周宝庭一样，一代又一代的石雕艺人在雕刻过程中寻找者更加符合这种特性的表现形式，伴随着他们的努力，一个个独巨匠心的寿山石雕刻形式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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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寿山石：第四集《别样天地》

这是一个足足两斤重的田黄石，在它天然的表皮上面，有一层人工雕刻的山水图案。

　　现在，我们将田黄上的图案做成拓片。

　　一幅清新的笔墨山水人物画卷呈现在我们面前。

　　田黄石上这种有着笔墨情趣的雕刻技法被称作“薄意”。

　　将以笔墨为传统的中国画运用到石雕中，薄意称为寿山石雕刻独有的一种技法，那么它是怎样形成的呢？

　　艺人们在相石的过程中会发现，有些石头的瑕疵出现在印章的主体部位，印钮雕刻无法遮掩。

　　如果不做任何处理，势必会影响石章的品味，过分雕琢又会损坏原石的天然文彩——于是，薄薄地在石面雕刻一层图案就成了最理想的装饰方法。

　　薄意的修光刀具以平刀和各种角度的尖刀为主，平刀的作用是将图案与石头之间的边缘部位铲平，尖刀的作用则是修正各种细节。

　　寿山石薄意雕刻技法的最初灵感源自于薄古图案的雕刻。

　　薄古图案多取材于商周青铜器。

　　这对高山石印章石体晶莹细腻，纹理若隐若现，而它的薄古线条深厚齐整，被时人赞誉为“密不容针”“堪称一绝”。它的作者就是林文宝。

　　林文宝是福州西郊人，以印钮和薄古作品称誉一时，他的家乡聚集着大批寿山石雕刻高手，他们的作品因为情趣雅致而深受上流人士的青睐。因此，当年以销售高档印章为主的青芝田老板陈显灿与他们交往深厚。

　　抗战期间，福州沦陷，寿山石行业衰落，身怀绝技的林文宝没有逃过厄运，贫病交加的他最后竟惨死街头。但是，他的高超技艺并没有消失，在他的家乡，一个叫林清卿的人在继承前辈传统的基础上，完善了薄意技法，使寿山石雕刻达到了空前的艺术高度。

　　这就是林清卿的薄意作品。

　　远远望去，仅仅简单的几笔线条勾勒，就给这些质地莹然的老性寿山石平添了几缕淡淡的书卷之气。

　　因此，时人都将林清卿刻石称为“画石”。

　　当时的福州书画家、被徐悲鸿誉为“篆刻和白描双绝”的陈子奋看到林清卿的作品自叹不如，说：“虽写生家罕能及”。

　　我们看到的这些林卿清印章的收藏者，就是满清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陈宝琛的家族——螺洲陈氏，陈氏的后人陈纯老人清楚地记得陈子奋的评价。

　　林清卿和林文宝一样，都是福州西郊人，受环境的影响，他从小跟随师傅学习寿山石雕刻技艺，20几岁就开始小有名气。一个偶然的机会，林清卿放下了刻刀，转身潜心学习中国画。

　　几年后，他不但掌握了绘画的技法，还领悟到了中国书画特有的笔墨韵味和气势。

　　当他再次拿起刻刀，这种笔墨气势就自然而然的融入到他的刀下，使他的薄意作品产生了过去艺人所没有的特种风韵。

　　仔细观察石面上的云纹，随着光线的转动，虽寥寥数笔却显得灵动飘逸。据说这是林清卿的绝活之一。他利用阴阳受光的原理，刻云纹水纹时，先从一个方向刻一条线，然后掉头再从另一个方向刻线，按照画面需要如此反复，风韵灵动的云纹水纹就出现了。

　　林清卿还将中国画的传统构图方式运用到薄意当中，有的“密不容针”；有的“宽能走马”；有的对章不但各自独立成画，而且和在一起又是一幅画卷；有的不但石章四面成画，而且即使再加上第一面仍能构成一幅完整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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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林卿清的雕刻表现手法更加丰富。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豪门缙绅供养门客士人之风，远者如战国四公子及其门客，近者有晚清的封疆大吏与他们的幕僚。

　　当最后的满清皇族离开故宫，帝王时代结束了，但是“养士”这一传统风气却继续在民间蔓延。

　　民国初期，达官巨商们纷纷仿效前朝气派，开始“养士”成风。

　　在福州，寿山石雕刻艺人就曾是这样的门客。

　　他们被上流人士请到家中，供给一切食宿，直到作品完成。这在当时的福州成为一种用人制度，被当地人称作“秀工制”，那些以擅长雕刻秀逸清雅作品的艺人们成为这些达官贵人的座上常客，而林清卿则是其中最受欢迎的秀工之一。

　　福州最大的收藏世家之一——螺洲陈氏，也就是末代帝师陈宝琛的家族，陈宝琛的侄孙陈叔常和民国时期福州最大药房回****店的老板吴元就曾是这样的社会名流之一。吴元的夫人和陈叔常的弟弟陈纯都还记得林清卿在家中做秀工的情形。

　　没有时间限制是福州秀工制最大的特色，秀工们可以随心随性，宽松的环境让林清卿可以全心投入创作。

　　在福州秀工制中，除了雕刻艺人和邀请他们做工的老板，还有一种力量不容忽视，他们就是由书画家和文人雅士组成的文化集团，他们带着自己深厚的艺术修养和文化底蕴参与秀工的创作，他们和秀工、老板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寿山石雕刻队伍，使寿山石雕刻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艺术空间。

　　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后盾，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作基础，还有充足的时间，再加上扎实的雕刻技法，林清卿创作的薄意作品，不但数量多而且品质出众，被后人赞为“空前绝后”。

　　这对方章就是林清卿在吴元家做秀工时所刻，取自王羲之爱鹅的故事，据说，这个主题确立后，吴元没有急于让林清卿雕刻，他特意买回一只鹅放在院中，以便于林清卿观察。

　　现在，我们看到这只鹅，刀法简练，仅用外部轮廓就将鹅的神态摹画得淋漓尽致。

　　而整个石章刻痕清雅，充分突出了一个“薄”字，令人叹为观止。

　　如今，位于三坊七巷黄巷口的吴元故居里，吴元夫人与儿子生活在一起，偶尔，他们还会欣赏一些寿山石作品，只是，当年“谈笑有鸿儒”的风雅却已成前尘，只有那些雕刻艺人与文人雅士共同创作的寿山石薄意作品成了珍宝被社会各界争相收藏。

　　如果说薄意是由于田黄石极其稀有，刻工不忍奏刀的缘故而产生的一种工艺，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作品的产生，则完全是基于寿山石的另一大特色——因为寿山石石质细腻温润，极具手感，所以，寿山石雕刻者创作出这些可以放在手里把玩的作品，人们称之为“把件”或者“把玩品”。

　　寿山石把件一般只表现事物的大致形状，只求传神写意，而不必纤毫毕现追求细节的相似——这一点，与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和艺术审美一致，再加上把件的题材多为寓意吉祥美好的事物，因此很多人都会将一个寿山石把件带在身边，时时赏玩。

　　可以依据个人的喜好找到一个与自己心性贴近的石头——这恐怕就是寿山石把件的魅力所在吧。

　　1957年，全国工艺美术界艺人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展示会上，一个叫“鸡笼罩”的寿山石雕刻作品引起与会代表们的注意。

　　一只母鸡被套在笼子里，它焦切地伸出头向外张望；

　　一只公鸡跳到笼子上，它正使劲低着头，向笼内探寻；

　　笼子旁边围绕着壮年的鸡群，扑剌剌地煽动着翅膀，似乎都沉浸在爱情的渴望中……

　　令代表们更加吃惊的是它的雕刻手法：这是一个镂空雕作品。

　　而因为寿山石硬度小，这样的雕刻形式是过去的老艺人很少甚至避免尝试的一种雕刻形式。那么，他的作者是谁？这件作品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1949年10月1日以后，举国上下沉浸在为新中国建设添砖加瓦的工作热情中，创新成为传统工艺的主题。新成立的福州寿山石雕小组也不例外。

　　那时，20啷当岁的陈敬祥尤其爱琢磨新鲜事物。由于从小生活在农村，对鸡的生活习性非常了解，陈敬祥大胆构思了一个镂空雕作品，并将它取名为《鸡笼罩》。

　　1956年，福州市召开地方工业名牌货展览会，陈敬祥的镂空雕作品令人大开眼界，大家一致决定要选送这个作品到北京去参展。

　　在北京，陈敬祥的新作吸引了画家华君武的注意。

　　被华君武重新命名的《求偶鸡》很快就在《人民画报》和《大公报》上刊登出来，北京轰动了，香港也轰动了。

　　陈敬祥只好日夜加班赶制《求偶鸡》，即使这样，也还是供不应求。

　　此后，陈敬祥又雕刻了许多《求偶鸡》，而他的其中一件作品还曾被保存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1956年，福州市评选“石雕名艺人”，评选的标准除了技艺精湛，艺德高尚外，创新也是一个重要的衡量要素。年仅29岁的陈敬祥获此称号，而与他同时当选的另外五人——郭功森35岁、林寿堪（火字旁）36岁，黄恒颂44岁，周宝庭49岁，林友清62岁。

　　然而，文革开始后，《求偶鸡》却被冠以“替彭德怀等人喊冤”的罪名挨批；作者陈敬祥本人也没能逃脱厄运。

　　后来，经过有关方面查证，求偶鸡完成于50年代，怎么可能替60年代发生的事情喊冤呢？陈敬祥最终获得了平反。

　　经历过这段心有余悸的日子，陈敬祥却还是喜欢琢磨着怎样将他手中的寿山石变成一个个与众不同的作品。

　　刻了一辈子寿山石的陈敬祥不善言谈， 80几岁的他还在不断挑战新鲜事物，企鹅就是他三年前完成的新的雕刻作品之一。

　　寿山石雕刻始终没有停止过创新的脚步，艺人们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使寿山石雕刻的题材愈加广泛，而且也更加富有文化内涵。现在，书法篆刻正在与薄意技法相结合，传统的礼器图案也成为印钮的表现内容之一；兄弟艺术也正在被尝试融入寿山石雕刻中；艺人们还用寿山石雕刻重新诠释历史名画，趣味盎然的新型手把件也出现了。

　　从寿山石雕刻历史上第一批有名字可考的艺人——杨璇和周彬等人开始，从满清、民国，直到现在，历经了200年历史沧桑，近10代人的辛勤耕作，如今寿山石雕刻已经发展成圆雕、薄意、浮雕、透雕、镂空雕等多种技法，印钮、把件、摆件、挂件等多种表现形式，并且成为一种专门的艺术门类在艺园里继续着它坚实的传承脚步；

　　而寿山石雕刻者们却仍在持守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在方寸之地上代代传承，静心雕琢着多彩的寿山石世界。

　　令人疑惑的是，在寿山石雕刻1500年的发展历史中，唐代，中国出现了唐三彩工艺；宋代，瓷器工艺高度发达；寿山石雕刻为什么迟至清代才发展壮大呢？

　　那么，文人墨客与寿山石之间又会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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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寿山石:第五集《文人爱石》

12世纪末，一个叫黄幹的人来到福州寿山讲学。

　　他是理学家朱熹的女婿，也是朱熹最可信赖的弟子之一。朱熹临终前留下三封遗书，其中一封交待黄榦，一定要修订整理他的著作。

　　黄幹秉承师命，大力传扬朱子理论。

　　他在寿山讲学期间，叮叮当当地斧凿声不时响在他的耳畔，那是寿山石农在大力开采寿山石。

　　黄榦想到了自己的岳父兼老师，他的学说还不被世人认同接受；他又想到自己，家道贫穷，竟日只为传播老师的学问奔波，连老师到自己家中吃饭，也只能用清粥小菜招待。不过，即使这样，也要坚定自己的信念，不遗余力地传播朱子学说。

　　于是黄榦写下一首诗：石为文多招斧凿，寺因野烧转莹煌。世间荣辱不足较，日暮天寒山路长。

　　他也许没有想到，他的这首诗竟然成为第一首吟咏寿山石的诗句；他也许更没想到，他当时所感慨的经受斧凿的寿山石竟与他的许多同道中人产生了难以言传的情感。

　　虽然中国文人爱石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宋朝甚至更早，但是寿山石与文人结下真正的情缘却要迟至明朝末年。

　　嘉靖年间，文征明之子文彭自己动手在青田石上刻印，用石头自制印章马上开始在文人中间成为时尚。

　　青田石、寿山石等石头质地柔软，极易雕刻，就连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也能亲自拿起一把小刀，在小小的方寸之地上畅快淋漓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志。

　　这枚寿山石印章刻于明代1625年。

　　它的作者是明代著名文学家归有光的孙子归昌世。

　　印底用篆书刻朱文“负雅志于高云”。

　　字体盘桓婉转，布局却端庄秀丽，给人以婀娜飘逸的印象；加上因为年代久远，寿山石本身透露出老性沉稳的气质，整个印章便是圆润华滋，令人直产生上手抚摸的冲动。

　　这枚印章，石材属于寿山石中的善伯洞石，善伯洞石本身就以膏脂莹润著称，加之又经过了200多年的典藏，整个印章更显得古雅沉静。

　　印底“烟波画船”精巧雅致，边款以“隶书”入刻，金石之上竟刻写出了笔墨之味。

　　这个印章的作者就是清初著名的篆刻大家——西泠八家之一，黄易黄小松。

　　自古以来，中国文人阶层多是通过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来表达自己的情感，笔墨纸砚是他们最常用的载体；

　　与脆弱的纸张相比，石头更经得起时间的历练；它更像是美酒，存放的时间越久，味道越浓郁醇厚。

　　同时，因为石材的尺寸所限，文人们必须充分调动自己的创造力和想像力，将原本不受载体限制、可以在纸上任意挥洒的思想意境浓缩成最简练的文字，寥寥数笔的表象和气象万千的丰富内涵，对比和联想之下产生了别具一格的韵味，篆刻将中国汉字的美再一次推上极致。

　　寻常随分好消闲，一种洒脱自在的生活态度；

　　西湖不厌久长看，一种悠然忘我的欣喜境地；

　　何处春江无月明，一种澄澈怡然的开朗心境；

　　篆刻不但要讲究好的章句，字体的选择也很有学问，这些印章均为人物姓名章，选用的字体严谨庄重。

　　除了句子和字体，篆刻家最在乎的就是石头本身了。他们将自己的追求融入到文字中；长年与石头的亲密接触，造就了他们与石头之间不可名状的情感。

　　谢钦铭，篆刻家。福州人，非常喜欢用自己家乡的寿山石进行篆科。

　　令人称奇的是，第一个引领篆刻时尚的文人文彭是浙江人，他的故乡就有一种适于篆刻的石头青田石，而寿山石却出自崇山峻岭之外的福州，但是，仍旧有许多外乡人推崇寿山石。

　　也许文彭自己不会想到，从他在青田石上刻下第一刀开始，福州的寿山石也和文人一起演绎了一个又一个的历史故事。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万寿路159号，400多年前，一个叫李贽的人生活在这里。

　　李贽，号卓吾，我国明代著名思想家。

　　自称“自幼倔强难化”的李贽似乎生就要与主流传统对抗，他25岁中举，却瞧不起科举制度，当场嘲笑考官无能；30岁迫于生计，不得不外出做官谋职，却对官场的种种黑暗现象深恶痛绝；40岁接受王阳明学说，开始旗帜鲜明地反对封建纲常，认为“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同时大力提倡童心说，反对道学，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

　　54岁，李贽毅然辞去云南姚安知府官职，四处漂泊，著书讲学。他的充满批判精神的论著，被推崇者称之为“言语真切至到，文辞惊天动地”；却又被统治者和卫道者视为“异端”和“妖人”，不断遭到打击和围攻。

　　甚至在他76岁古稀高龄时，还被万历皇帝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将其逮捕，并下令禁毁其所有著作。

　　当听说皇帝要押解他回福建原籍时，李贽慨然说道：“我年七十有六，死以归为？”于是愤而用剃刀自刎。

　　清同治年间，人们在修葺他的故居时，挖出了这样两枚寿山石印章。

　　这是由两枚普通的寿山石雕刻而成的印章。印钮造型古朴，简练中渗透着历史沧桑。

　　印底用篆书刻着“李贽”和“卓吾”几字。

　　这也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寿山石私人印章。

　　李贽的一生孤标傲世，特立独行，却是至真至性，就连被后人发现的他的印章上也是赫然篆刻着他的大名，这是不是也是这位提倡童心、高调标榜真性情的大思想家一生追求自我的反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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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对印章更是朴实无华，惹人注目的便是它方正的姿态和印底。

　　印底“高与云齐”“远水无波”，爽净利落，同时又有细腻温婉的雅致情趣。它的作者就是清初扬州八怪之一的江苏人郑板桥。

　　郑板桥于乾隆年间1747年刻这对印章时，正在山东潍县任县令。

　　他做官不为名利，一心只关注百姓疾苦。每次出巡时，郑板桥从不打"回避"和"肃静"牌子，不许鸣锣开道。甚至还经常穿起布衣草鞋，微服访贫问苦，扶助有志青年。

　　这一对章方方正正，天然去雕饰，其恬静优雅的气质正是郑板桥“写取一支清瘦竹，秋风江上作鱼竿”的淡泊人生的完美写照。

　　著名篆刻家、画家“黄山派”代表人物之一安徽人梅清，黄山画与石涛、渐江并论。梅清喜欢寿山印石，写有《寿山印石歌》——“迩来寿山更奇绝，辉如美玉分五色”，极力赞美寿山石，就连其住处也称为“拜石轩”。

　　与李贽类似，梅清一生强调自我，追求性灵，他曾多次入京应试，可惜都没有中， “莲花峰顶三生梦”也许就是他对自己人生的感叹吧。

　　这本书的作者是明末清初篆刻家、河南人周亮工。

　　周亮工在福建寓居12年，写下《闽小记》，记载福建风土人情，其中就有寿山石。他本人尤其喜欢收藏寿山石印章，自谓："生平嗜此，不啻南宫之爱石"。

　　金庸先祖、被纪晓岚称为诗可堪与陆游并驾齐驱的浙江人查慎行曾作《寿山田石砚屏歌》，洋洋34句长诗，描画寿山石的美丽，“天遣瑰宝生闽中，”“地示爱宝惜不得，飞上君家几砚为屏风”。

　　而查慎行也自称，平生别无其他癖好，只是钟爱这个寿山石砚屏。

　　可惜如今我们再也找不到这个令诗人如醉如痴的寿山石砚屏，只能经由现在这些精美的寿山石想象它当年的万种风情了。

　　这是光绪十五年刊刻的《四库全书》。

　　当年，乾隆组织修纂《四库全书》，浙江嘉兴朱家献出家中所藏珍本书籍80卷共皇家采录。这80卷书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四库全书》中的《曝书亭全集》。

　　当年这些书的拥有者就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藏书家学者朱彝尊。

　　朱彝尊自幼家境贫寒，不得已放弃科举而致力金石古学，博览群书。年轻时，朱彝尊客游南北，所到之处，以搜寻美石印章为乐。

　　朱彝尊来到福州，为五彩斑斓的寿山石所倾倒，于是提笔写下《寿山石歌》。“剖之斑斓具五色，他山之石皆卑凡”“我昔南游玩唐市，对此不觉潜唏嘘”。

　　如此美丽的石头，朱彝尊当然不愿错过。

　　这是他流传下来的杜陵坑石印章

　　多彩的寿山石不会使朱彝尊紫袍加身，但是满腹的学识却使他以布衣之身授职于翰林院，奉康熙之命参与编修《明史》，这一遭被难得的被皇家重用的经历得益于朱彝尊雅好藏书的习惯。

　　曝书亭，江南著名藏书楼之一，它的主人，就是朱彝尊。

　　朱彝尊的藏书曾一度多达8万卷以上，由于大部分藏书都是传抄，朱彝尊非常珍惜，他自己亲自篆写了一个12字的印章：“购此书，颇不易，愿子孙，勿轻弃。”然后恭恭敬敬地将印章盖在每一本藏书的卷首。每遇阳光晴好的天气，朱彝尊都会命家人把藏书拿出曝晒，因此，他将自己的藏书楼取名为曝书亭。

　　然而，就在他的子孙献出80卷的《曝书亭全集》后不久，朱彝尊的藏书楼便废为桑田，藏书散佚，只剩匾额无恙。而此时，距离朱彝尊谢世还不到百年。

　　现在后人将他的故居修葺一新，物是人非，除了匾额和这一方水土，就只剩下他收藏的一些寿山石印章流传下来。

　　也许这是曾经在寿山石印章上抒发过“老不晓事强作画”感慨的朱彝尊也想不到的吧。

　　这对寿山石印章，显然是为一个名叫“冯文蔚”的人所刻。

　　冯文蔚也是浙江人，1876年，他高中金榜第三名，官至内阁学士。冯文蔚的书法笔意风流倜傥，名重一时。

　　这对印章的材质是高山石，印顶雕战国古兽纹饰，刀法洗练，古意盎然。印底分别是白文的“冯文蔚印”和朱文的“丙子探花”。朱文飘逸流动，白文圆润洒脱，被专家称为有“吴带当风”之意。

　　令人好奇的是，印章的落款是“日东园大迂生”，这样的写法似乎不像是国人的习惯，那么，这个“日东园大迂生”又是谁呢？

　　园山大迂曾于1877年来中国，拜浙江人徐三庚为师学习篆刻技艺。

　　徐三庚去世两年后，1892年，园山大迂用平口刀刻了这两方印章。

　　这对寿山石印章见证了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也见证了日本篆刻发展的历史，因此被它的收藏者林乾良称为“足可以成为日本国宝”。

　　林乾良退休前是浙江中医学院的教授，也是西泠印社的社员，寓居杭州多年，然而他却是地道的福州人。

　　在他的故乡福州，对寿山石爱不释手的人更是数不胜数。

　　三坊七巷的早题巷7号小院，曾是清乾嘉派诗人的领军人物黄任的故居。时人称其“工书法，好宾客，诙谐谈笑，一座皆倾”。

　　黄任爱石，尤其沉迷于砚台，自号十砚老人，竟也因此被罢了官，回乡时，他的挑担中也只有石头而已。

　　回到福州，他更是迷恋于寿山石，“爱他冰雪聪明极，何止灵犀一点通”。“我亦爱他程不识，与他为寿寿山中”。一遇上心仪的好石，黄任便欣然作诗，对寿山石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

　　这个印章的主人声称自己“历官14省，统兵40万”绝非妄谈，因为他就是曾经做过两江、两广等6方总督统属过14省的清末重臣、福州人林则徐。

　　1840年，林则徐在广东查禁鸦片，被道光皇帝革去官职，发配新疆。途中，他写诗给因同样原因被贬而先期到达伊犁的邓廷桢，“中原果得销金革，两叟何妨老戍边”。邓廷桢接信后回复：“浮生宠辱君能忘，世事咸酸我亦谙”。

　　林则徐被触动了，他马上用家乡的寿山石亲自将此句刻成闲章，随身携带。

　　想当年，他的女婿——年轻的沈葆桢请他看自己的得意诗作“一钩足以明天下，何必清辉满十分”，林则徐看后，轻轻改动一个字，全诗的意境立刻截然不同——“一钩足以明天下，何况清辉满十分”。

　　现在，林则徐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历尽人生起落浮沉，他仍在不断告诫自己“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这个寿山石印章从此追随在林则徐的身边，成为一代伟人崇高人格的无声见证。

　　林则徐谢世八十年后，民国初期，他的家乡福州迎来了寿山石市场的异常繁荣。

　　现在的省府路1号、榕城大剧院曾经是总督府、因此，它前面的街被福州人称为总督后。

　　那时，青芝田、陈寿柏、刘秀古等寿山石老字号商铺林立在马路两侧，商铺里寿山石琳琅满目，来往行人络绎不绝，一时间，总督后成了福州市贵胄云集的热闹场所。

　　一天，一位气宇不凡的长者跨进了青芝田商号的大门。

　　老板陈显灿立刻迎了上去。

　　来客用福州话询问是否有艾叶绿寿山石石卖？陈显灿答道：艾叶绿本就稀少，现在店中也无货，不过，他可以亲自到寿山去寻，十几天后请先生再过来。来客有些无奈，原来，他今天特意来到青芝田要买自己喜欢的艾叶绿，明天就要离开福州前往南京了。

　　陈显灿很是过意不去，他拿出店中上好的寿山石品种，请客人挑选，又请客人留下地址，答应寻到艾叶绿亲自送往南京。

　　一个月后，陈显灿按照地址将一对精美的艾叶绿方章送到南京，谁想竟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公馆。

　　林森，福州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属于***元老，曾历任国民政府主席达12年之久。林森为人冲淡平和，平常喜欢收藏古董，且不计真品还是赝品，惟独对家乡的特产寿山石较真，一定要货真价实而且质地优等才行。在品种众多的寿山石中，林森尤其喜欢艾叶绿。

　　艾叶绿，顾名思义，就是像艾叶那样的绿色寿山石。明末清初，田黄未被发现之前，文人雅士们始终将艾叶绿品为第一。当年青芝田的老板陈显灿这样形容艾叶绿：石头绿绿的，嫩嫩的，窈窈的，看了会让人心神动荡，魂不守舍。

　　林森的印章大都由寿山石制成。

　　寿山石作为传统文人抒发心志刻写印章的石材开端于明朝，开采始于宋，雕刻发轫于南北朝，那么对寿山石系统的研究整理是从何时开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