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人拙著：智慧的灯/第六章*第五节-2

南山草人

（五）五代十国佛教：随着唐王朝灭亡，中国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当时政治格局是：北方（江淮以北）先后建起梁、唐、晋、汉、周等五代政权；南方（江淮以南）群雄竟起，割土立国，先后出现十个小朝廷。大一统的中华帝国，再一次陷入分裂、混战的局面。

北方诸朝战事不停，连年掠杀，不仅造成赋役沉重，也给佛教设施带来严重破坏。不仅如此，北方诸朝对佛教普遍采取限制赏赐名僧和度僧人数的政策。对待佛教政策最为严厉的是公元951年郭威建国周后。广顺三年（公元953年），柴荣以开封尹兼功德使（功德使，是专管僧道，执掌出家、度牒、试经等事项官员）被封为晋王后，即诏废都城开封无名额僧尼寺庵58所。翌年，柴荣继位，为周世宗，他对佛教则采取大规模压缩和限制的方针。公元955年发诏令：禁止私度僧尼，违者严惩；严禁“奴婢、奸人、细作、恶逆徒党、山林亡命、未获贼徒、负罪潜窜人等”出家；废除所有无敕额寺院，并不许再造任何寺院、兰若；同时鼓励僧尼还俗等；规定“僧尼俗士，自前多有舍身、烧臂、炼指…符禁左道…还魂坐化…妖幻之类…今后一律禁止。”而方内延儒学文章，修《通礼》、定《正乐》、议《刑统》等，他正是从儒家的政治理念和宗法伦理角度，整顿佛教教团的。周世宗对待佛教的政策和振兴儒家的举措，对宋代确立新的统治思想影响较大。

唐末五代，随着文化逐步向南方十国转移，佛教则受到南方各国帝王的保护和支持，继续广泛传播。南方十国的佛教，以吴越、闽、南唐诸国为代表：

吴越诸王以杭州为中心，大力提倡佛教，使这一地区逐渐成为佛教的一大中心。吴越武肃王为了收罗才学异人，便吸引各地高僧来杭州。称“僧侣者通于术数，居两浙，大为武肃王所礼，谓之国师。”同时广建寺塔，“倍于九国”。

据说，吴越忠懿王在北方周世宗整饬佛教的同时曾制八万四千铜塔，塔内封藏《宝箧印陀罗尼经》刻印卷子，然后颁发境内。又以杭州为中心，兴建大型寺院数百，招揽全国佛教精英，其中突出的就有德韶、义寂、延寿等高僧。以杭州为中心的禅宗和以天台山为中心的天台宗相融合，构成了吴越佛教基本特点。

在当时，由于社会比较安定，生产得到发展，佛教的寺院经济也繁荣起来。而中唐以前南方禅师多隐遁于山林的状况，至此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其中部分转向都城闹市。

南方热衷奉佛的国家还有闽。闽太祖王审知待禅僧义存以师礼。义存禅师居闽讲法40余年，“四方之僧争趋法席者不可胜算矣”，使福州地区成为禅宗活动的重要基地。后王审知儿子王延钧继位，也信奉佛教，曾于后唐天成三年（公元928年）“度民二万为僧，由是闽中多僧”。

南唐诸国也不落后，据传南唐君臣也都信奉佛教。总之，吴越佛教对往后中国佛教影响最大的还是“三教合一”的提倡。“三教合一”，协调了自唐以来三教互争长短高低的纠葛，对开创宋代的“三教合一”说有着重要意义。

（六）隋唐五代译经事业：隋唐五代300年的译经事业，总体上远落后于隋前的300年。由于隋唐译事完全控制在国家手里，国家不许，民间难进行，因而所译的大多集中在宪宗之前。但据《贞元录》统计，自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到唐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的220年中，约有僧、俗译著者49人，共译出经籍传录491部2622卷，与南北朝的约170年中所译经籍比，卷数上还是多了些，但部类大为减少。而隋唐的卷数多，是因为所分卷数份量多，如《大般若经》分成600卷，《大毗婆沙论》分成200卷，并且重译的多。隋唐所译典籍有两大特点：一是重译多；二是密教多。如玄奘大师，共译76部1347卷，其中重译的就有许多；还有不空大师，共译111部143卷，大多是密教典籍。

但须看到，唐代出的有些经论，如《圆觉经》《楞严经》等，以及南北朝后期出的《大乘起信论》等，这些经论对隋唐佛教的影响巨大，也代表了隋唐佛教理论发展方向；这些经论强调向自己内心探求成佛之路的修行实践，也为诸大宗派所接受。随着密教典籍译出，中国藏传正式创立，这也是隋唐佛教的另一个重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