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人拙著：智慧的灯/第六章*第五节-1

南山草人

第五节  隋唐五代时期佛教

当佛教在葱岭以西遭到挤压，在印度本土也愈显衰败的时节，经南北朝急剧发展的隋唐佛教，却在亚州东部大陆上，以崭新的风貌繁荣昌盛起来。隋唐佛教的繁荣，是以国家的统一和空前的富强为社会背景，以统治阶级倡导与支持为前提。

（一）隋朝佛教：先拿隋朝来说，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诏令全国范围恢复佛教“…听任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文帝在位期间，共度僧尼23万人，写经46藏，13286卷，修补故经3853部，造像106560躯，立寺3792座，将造寺的宗教活动上升为国家事务。

在治国理政方面，鉴于此前儒释道纷争不断，隋文帝力图建立以儒学为核心，以佛、道为辅助，协调“三教合一”为合力的统治政策。宣称“门下法无内外，万善同归。教有深浅，殊途共致。”据此要求在儒家所崇拜的“五岳”造僧寺。

佛教凭借自己多种精细的哲学体系，在理论上遥遥领先，几乎控制了思想领域。但佛教融合儒家和道家学说也开始了完善化过程，与其相应的文化艺术形式一起影响民俗，熏陶民族性格。

至隋炀帝杨广时，杨广对佛教同样采取支持态度，亲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平陈之后，于扬州装补故经、并写新本，合计612藏，29173部，903580卷，修治故像101000躯，铸刻新像3850躯，度僧尼1620人。

（二）唐朝佛教：再说唐朝佛教。隋朝的统一是暂短的，但唐朝的发展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佛教文化作为唐代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达到了鼎盛阶段。唐大宗在总结思想统治历史经验的同时，重新估定佛、道政策。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五月，唐太宗亲临弘福寺，为太穆皇后追福，手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斋供施财，“以丹诚归依三宝”。他对该寺住持说：“师等宜悉朕怀，彼道士者，止是师习先宗，故列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这是唐太宗从政治角度，充分肯定佛教的治化作用。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出国赴印度求经留学的玄奘大师，载誉回到于阗，太宗召令到长安相见，并组织了盛大的欢迎法会，倾城轰动。此后，太宗对玄奘译经的支持及诸多方面的厚待，就不只是出于政治的考量，而更多是出于宗教的原因。唐太宗晚年转向佛教信仰，这也是事实。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诏谓：他的宿疾近日见好，当是“福善所感而致此休征”，据此要求“京城及天下诸州寺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度五十人”。时海内有寺3716所，计度僧尼18500余人，成为初唐以来最大规模的度僧活动。据说，唐太宗卒前，曾向玄奘大师问起过因果报应事，深为信纳。

唐太宗以后，高宗、中宗、睿宗等都提倡佛教。如中宗李显时，“营造寺观，其数极多，皆务取宏博，竟崇瑰丽”；“造寺不止，费财富者数百亿，度人无穷，免租庸者数十万”。而把佛教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度的是女皇武则天。

武则天一即位便宣布“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她统治期间，佛教备受崇拜，使唐代佛教达到昌盛之极。她打破唐太宗由玄奘一统译场的局面，接待各方译僧，其中就有于阗提云般若、中印地婆诃罗、南印菩提流志，以及汉僧义净等。她鉴于禅僧的影响力日益上升，诏神秀神师入京行道，亲加礼拜；又征慧安禅师入禁中问道，待以师礼，确定支持东山法门的方针，从而使禅宗获得合法地位，促进了在全国的大发展。不过，武则天着重扶植的还是华严宗，后来华严成为中国佛教一大宗派，跟武则天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但从总体上看，佛教的发展跟自身“寺院经济”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

（三）唐代“寺院经济”：寺院经济自北魏开始形成，是北魏采取“浮图户和僧祗户办法”，使寺院同时成为社会一种特殊的经济实体。在南朝，梁武帝就用“舍身”一类的手段，为寺院经济积累募金。至唐初，实行均田制时规定“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这是国家正式承认寺院经济属于社会经济一部份，而且免役免赋的特权仍不取消。这样以来，寺院经济开始昌盛，大批民众流向寺院，于是政府颁布度牒，限制度僧，但私度始终不止，无籍僧尼大大超过国家控制数量。

唐代寺院经济有两类：一类是朝廷敕建的国家大寺，即国家供养寺院；另一类是民建的寺院，即“农禅经济”寺院。由国家供养的大寺，如长安的西明、慈恩等寺，“除口分田外，别有敕赐田庄”。例如西明寺，仅唐高宗赐给的田园就有百顷，并配以“净人百房，车五十辆”；“王公大人助之以金帛，农商富族施之以田庐”。这些大寺因为有国家的庇护、财经的资助，便从事兼并、越州跨县、建造各种庄园。例如浙江天童寺，有田1亿亩，跨三都五县，有庄36所。所谓“比置庄田，恣行吞并”成为唐代特有的寺院经济格局。

从寺院数量上讲，民间集资和僧人自建的简陋寺院的数量，远远超过国立寺院。这一类寺院大多处在山野偏僻地方，经济状况与官寺比迥然不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禅僧禅寺。这一类寺院经济体制即“农禅经济”或称“禅林经济”。

公元8世纪中叶，马祖道一禅师在湖南、江西一带提倡农禅结合，影响极大，他的门徒散居南方山林竟建禅院，自谋生计。道一弟子百丈怀海禅师重整戒律清规，成为其他禅寺争相效法的榜样；以自给自足的为特征的经营方式，也渗透到了其它寺院。到9世纪中叶，江南禅林经济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由于它始终以独立自我经营为主，在经济上不依附国家资助和官僚的布施，加上远离城邑闹市，所以表现在教派学风上往往是游离于政治，对当权者保持一定的疏远态度。这种超然的境界，对一些心理失衡的士大夫，有相当的吸引力。

（四）唐武宗灭佛：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唐武宗在整顿朝纲、收复失地、稳定边疆的同时，决定废除佛教。他在废佛书中说：“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要求各地切实贯彻。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武宗敕令僧尼中违戒者还俗，并没收其财产充税。会昌四年（公元844年）七月，敕令毁拆天下凡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其僧尼全部还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灭佛运动达到高潮。这年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四月在全国范围实施全面灭佛措施。这次灭佛运动，共拆寺4600所，还俗僧尼26万人，拆招提、兰若4万所，收缴田亩千万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