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溯源，书法史论的王羲之批判（下编）

吴宮（Uzala）

第三篇。书法史塑造的王羲之

  一，  顺应文化制度

    由王羲之到王羲之主义，作为概念被扩散，是因文字标准和制度合适性的同步。汉民族将原始的天命观降为人治托付，多元的文化人格和政治精神经过历史的闯荡被集中，规定文制势在必然，书法顺应了制度佐向。由此古代文化贵族们对书法的认识，看上去是关于笔法的经营问题，实际上是依据制度社会的要求，照着榜样形成的范式，科举就是大面积孵化系统强调了对制度恭顺。这对实用书法本身也起到了促进作用，从楷书的标准书型通过工具理性安定之后，语言也得到了扩展。因此可以说王羲之无意之中将书法定型的历史必然归向点示出来了，造诣很高，但主体导向是实用性。

  虽然汉字史研究缺失很多人与自然构建关系，包括智力的产生、思想的寻访和科学求证。中国书法之独特文化，最简单的认识只是对通用特征的把握，而书体标准化与当时人们的心理也是吻合的。因此提到的王羲之是书法史语境里的榜样，丝毫不是为了削弱这个历史人物。 从文字社会化界定其历史功勋，本文继续推论王羲之书法在文字进化过程中具有某种必在的历史意义，连书法史都没有概括到:1 落实历史印迹，2 善选的表示形式，3 宜体的新符号，这可以概括为对他的定义。

   

   

1，落实历史印迹（王羲之体征）

王羲之作为观察的代表，不仅是因为王字偏盖了其他书法，——结论不全是——而是书法史整编后的盖棺论定：他是第一个被公认为典范的书体。文字到了这节点，无论是楷书被定格的时间，笔划结构的原则，笔式路径和锋迹标准化，王羲之本人可能比他的同辈经历了更主动的实践和才华被认证，通过宣传荐举，同时淡化了其他书法不同路径的汇集，历史无论是偶然还是必然，只瞄准了王字书体的遗迹。

我们就遵循被现实了的历史局面，需要一个可进入式的代表符号，是经过书法史判断的，并且也确实为汉字书写标准化提供了有效传续：

a，所有隋唐文化沐浴后的接力

b，汉字的现代性认可

c，最终的电脑字形体之被维持

从汉字工具性的稳定里程上就看不出可能被改变，这可能打击了书法爱好者，他们会认为缩减了王羲之书法意义。我们观察王羲之书法，第一个意义就是法度时间被倡导，不界定字体构架约束的基本功能，我们容易掉入书法史一惯的自负，即无准则的艺术先维的角度。可见理解观察的思维顺序，才可能有使书法的意义分层次解读。

2，善选的表达形式（关于运式）

认识王羲之是对书法运式的肯定，确定书写运式是汉文字的归宿成为心安理得，毛笔顺应手骨转动方向，这生理特征察觉后成就了工序。虽然六艺将书法置于文化高层必修的科目，却只能理解为纯属贵族圈的一种礼，即此种技能作为完善上层知识的必修，没有统阀到个体书性被规范强制，文字样式和笔法的多重变节依然是不确定的。逸后汉字是随着文明指示不断翻转模型，不同国家和地域复合交杂中虽然有联系，可是不同政治背景下选项仍然是有差异的。(楚秦汉魏时是一个书法风云时期)。东晋虽然很短，毫无疑问积累了统一经验，范式的理想时代才出现，王羲之造就了范式是手骨运式工序的安定。附带提一下，对南北朝民族和疆域的分裂时期，书法史学家意识里有了运式工序的榜样，判断北碑时也参入了王字形迹和运式标准，这就不太尊重碑体自有的名份，我会在下篇议论到。

3，宜体的新符号（依附于制度）

楷体之前书法的精神感召，也是制度的敏锐性所看到的制式符合时间具备了载体的能够，文房工具应和了物质文明的进化及国家治理程序形成的文案样式标准，从简，碑，牍一路发展的文字应用，无论是字符还是增量文字，契刻、变体和书写始终处在演化中，对文化思想选择的经常分裂，使文字前期发展不在均衡的时态中流变。可夸大地说，世界上只有汉字原创隐射了民族立体思想汇集与升格，出现过大量极具哲学修为和艺术构思的书法，包括汉魏之前，对那些历史作品的伟大实践，是汉文化最生动生命展示期的怀顾。缩减那些历史的标识，缩小了书法空间的楷书就显出了实用性工具模型的特征。就像上篇比喻过的汉字肢体开始就像一只虫，每只爪都有生物动觉，但是屏蔽了这些象征感觉的、可演化的、纯粹艺术意义的发展，它还是像所有文字一样单纯地被看作是人类语言的符号。王羲之的书法出现就是封闭式模型，成为真正的文字规范首次被制度推崇。

以上这三个定义依然是由文字进化史线路挑选出来的，那么作为书法艺术史发展思路的开拓，为什么就不能提出相反的问题：

1，当下脱离制度的自由算不算书法？

2，楷书之外的中性笔墨算不算书法？

3，范式对应思想的时代性还有效吗？

书法史完全没有辩证过，不是因为它的职责只是记录史事，而是对史事缺乏思辨，这就给现代书法研究有了解辫的寻路。

二，书法史的小道

   基于这个追问，本文既不打算增加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描述，这方面历代洋洋大观的评论已经足够，也不打算发展新理论，只是指出了书法史的艺术意义缺少方法论，只是零零碎碎的条件，包括自相矛盾。有一个现实是今天书法史强烈的愿望，就是身心被代替，令书法在骨子里都侵透着王羲之的血液，眼睛都是由王字聚焦看发展，楷书的一切精华都有王羲之基因，把历史挂靠在一个人身上。王羲之的时代不但汉字模型见底了，书写变则也停止了，书法被收拾到了现在一成不变的样子，不再体会个体形意感召，那么汉字原初的象征性便彻底丧失意义，楷书的贡献就是为此归因作了准备。书法史将王羲之作为偶像被树立之际，形成的结构重义就是文字体的标准化。不过这都与王羲之本人的历史地位无关，是书法史学局面设计的结果，吴玉如前辈说“书法小道”之论识就在于此，其实也适应书法史，它对今天的书法发展已经失去了重心。

   其实我们凭借对传统中国文本的阅读经验，总有一种察觉：指说一类事物时，很难看到带证手段，书法史的写作虽然是现代记事，但还是沿袭了传统思维逻辑，解释靠典据而不是思想演释。书法史对汉字书写没有跨越物化层面的解说，提供不出民族开智的篇幅，就不能提供文化内化的艺术指称。汉文字除了被实效语言刻定，如果没有密切的思想在修正符号，没有历史附会和生活制式的融合，包括个人精神的投射，它无论如何不会是艺术的书写作为。所以书法史里的王羲之其实被弄成一个僵死的塑形楷模。然而王羲之本身有一个优点是明显的，就是开拓书法的抒情语言，兰亭序是一个见证，那篇散文因书法飘逸而盛名，文字内容也常常被人借以舒荡心境，达到了语言和书写相互衬托的新境界，但书法史最注重的还是兰亭序笔划的正统性，从唐代摹本一直到赵孟頫索性临成楷书体型，可见书法史追踪的是文凭式理性，所以也带出了书法派系历史观产生。

第四篇。书法史的历史观问题

一，统一的历史垫背

    书法史著作在时间章节上通常很明析，折变期的社会大背景：政治文化趋向都有必要的铺垫，之后，便进入到书法人和作品的展演程序，着重笔法和型制的解说以丰满对象，读者可以领略到不同书法操作的差异。为时间与命题设置有关，历代书法人物呈现在篇幅里基本是纪年和作品分类，但是历史的思想呢？我们当然不能苛求书法学者描绘宏大的历史场景，从容演绎文字进化之妙，现实是书法史没有这样的能力；书法史像档案记录一样，被刻度在文献分类的工作边界，分代际识别文字图形和讲述构造要领。对汉字层层变招的驱动源还是靠猜测，自然就无意对甲骨文如何脱胎换骨到楷书一截进行思想结构上进行推演，严格来说，中国书法史不曾浸染过中国文化思想的历史。

   首先，我们对书法史的方位判断是：文化政治和思想环境的复杂背景，是书法史家不愿深入历史场景的重大缺陷，他们的历史阅读取向在于陈列知识，由此在时间序列上显示出共享材料的心理，每个书法学者掌握的背景影像存在脑子里是完全雷同的，全仗着专职历史学者提供蓝本，缺失独立研究方向的查验，将历史生动复杂的立体生态简缩为一个平面图形，书法的位置只往里面填充。这是应试文化设定的作业，通过群体认同重复书法因果；将书家风格加上形式主义史学，凑合成文化历史的机遇和程式典范的作品选，以此进行派系归类。如是剪贴板的历史观可能无法充分映射书法思想的纷繁比对。

   其次，怎么才能区别书法史混同书法作品史，需要学界从共享的平面史观抽离出来向历史深渊去抉择。大部分书法史最贴身的篇幅都是压宝在细微描写技法标签，并且尽情展露作者的书法语言修饰能力上，最后总是变成不同尺寸书法教科书。我们要敬示书法史意义的是，书法作为一种华夏文明开智凭证，即便从艺术角度端详，也不仅于手上功夫和排列布局的讲解；从历史角度审视更不在于说白历史片段，任何有机的历史社会与人的此在关系除了一般文化守约，均含有自在的信仰和世界观，有时是自觉的，有时是受迫形成的，不同的个体都会在社会共性中显示独立的一面。书法史学不是仲裁委员，不需要整天去评价自我见识之内标准，如果要查验抄书吏的水平，可以用技术标准打分，但书法的理性指标具有超越功能书写之上的心理行为，可能因凸现个体精神世界的深度，会打破常规牵制又能保持书法道德格律，这是思维限界之上独立的理解，而不能因缺位对意志综合的判断力，隐蔽掉人性主导历史空间的同种文化差异。由此研究历史到底是统计还是勘探，这是两个思想的方法。

   再者，中国历史本身的审视，今天因思想源的扩大使传统叙事在多维角度下被参看，治史于真实性的透析，修正的方法不再受专制文献提供给我们的档案约束，在每一段封建文化过程的范式之外，我们需要检核其对社会、对人性起到生发的作用，对历史文化后果进行总结，不能简单地为了民族文化的荣耀感去修饰历史，否则再精致的锁链也是锁链，主观的进步样式对书法史起不到有价值的作用。因此应当质疑历史观念的陈词与权力史料的拼凑；书法史的近现代解释除了白话封建文化，它跟不上今天的史学研究，也就没有能力揭示华夏文明可能的启智原子。

二，碑帖的政治环境差异

   鉴于与王羲之时间最接近的继承关系，不能不提到南北朝问题，书法的标准化中心论被人为强调后，对南北朝的碑帖之分，是由楷书系统为今天的书法文化做出规尺，并以帖学主流参照评判碑刻书法。也因为以王羲之的一些书法故事和书论成为依据，皆是描写精微书写的技能而引出的，书法的此种深入到手骨物理性能使技巧维上的中国艺术思路根扎于学术主体。王字的路係在观念里产生(假设书法史的约定)所能留迹的南朝书法都归入王体的多种解释，包括王羲之家族的后代智永。派系心理使得书法参照的不再是纯粹书法准则而是典范，比如智永书写作品不但偏于软綿，还缺乏筋骨之力，把他当作教科书系统被推荐，其实品味很低，但他是王字继承者。南朝的书体类型趋同多少与实用和偶像追踪有关，隶书时代所造就的生趣也已经没了，直到唐四家的新楷书出现才扶正了楷体书法的骨力。书法史将此也指谓王书的继承者，具有很大的误导性。虽然书法文献遗迹保有唐人临摹兰亭序的汇编，但唐四家是楷书正维的推助者不是王字继承者，因为楷书不是王羲之创建的。在这里我们读史必须清醒一点的是：楷书是文字书写史上必定的归向，除了王羲之，魏晋到隋唐之际是诸多政治社会方式互滲于新书法信息，共同趋同到一个目的，唐人之所以比前代王书追随者坚实有力，乃是北魏书体滲化、融合的结果。

    在北魏甚至边远地区书法比南朝柔靡行风的帖子内容多彩深刻，保持着汉字书法前宗意识和一些方法的尝试，如果我们指书法艺术可具备的自然风语，大约脱离不了这些鲜活元素。我们越来越看出书法史在现象分析上很多的人文历史底社会心理层面没有触及到。社会精神层面差异落实在书法的自觉上，南北朝是书法趋同最后的纠缠期。书法史的教学有心设置帖学为主碑学为辅的双通道，目的是降低北朝对标准书法的合格性。

    我们拿南北朝来略加比较，来说明书法的差异是政治社会环境的必然：

1，自东汉起，知识士人被权力压制之后，魏晋的玄学成为文人生机，在王羲之时代是汉人社会被北方民族挤压的成因，原先天地一大统的格局在心理缩小了很多。寄生南朝的仕宦以风物之咏替代了大朝庭制度生面，书法的雕琢性是为南朝文人尚好。王羲之的社会并不会仅仅是王朋友圈的书法社会，而是整个奉身于仕宦社会的共相，一定包括寒门子弟，好的书法是他们进身的需求，没有群体的推助，那种秀妍的，内收的书风不可能在南朝散布其广。

2、北朝的楷书虽受魏晋之风的影响，但是经学在北朝不盛行，汉人本身也不在主流政治地位，因此像南朝那种仕学争胜的风气没有成为主体生活，文化上仍然保持汉魏遗风。同时在精神上受迫于外来文化的契入；宗教，尚武风，民间文化诸生相，未能使得风雅形成典范，因此文化多元以现世致用，书法社会层面的精神反映保留了传统。时尚交流亦不如商业发达的南朝顺畅，因此没有闲心细致雕琢而趋向标准化，继承保持着汉字雄健外展的书势。

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因政治、文化、社会、信仰、生命选择的现实，导致人的心理在不同的环境分化，产生了思想的间距，甚至在对立的背景下形成割裂的意识，最终以南朝的腐朽作为归结，北朝的汉文化被外族强奸却孕生出更丰富的文化生命。

北魏书法所具有汉字原骨植入到唐代扶正了楷书，因王羲之被高调崇拜而偏颇未知。倘使不能说透书法原始气象问题，书法史在思想上对中国历史这一阶段本身需要再审。

三，   书法面目与文字体

   我在写作过程中有些担心，关于书法的正确意识，总是渗透了文字结构本身的形态，就是我们一直提到的标准化始终绑着书法见识。当然文字是有固定底构成肢态和组织关系，尤其楷书此种构造路径规定到了空间可计算的精度，因此对字态立足是否安然表现得十分谨慎，这样遇到特立独行的手法便怀着疑虑。比如南朝时还出现的[爨宝子碑]。我相信很多的正统的书法学者都对之有异样的忌讳，虽然称颂的也不少，但只是着迷它的趣味，并不一定理解这种书法豁达的境界，我们极难相信：一个沉迷于王书体的写手会读懂爨宝子式高度意象的书体。因为王羲之的传人守成的是文字细腻，规尺精妍，这样的意识摆脱不了标准化，这就将书法的境界缩水了，退一步说就是他们理性的文字体观，实质属于文字进化史的副品～文字体史，而不是书法史。王羲之可以说是在文字体的表现上是优秀的，书圣之名只是一种文化冠戴，不是学术高度上的褒奖。王字一脉的继承者智永，赵孟頫，董其昌等无一不是缺乏创造性的文人，精于手书、风雅游戏，仅此而已。当然，这是传统文化人格所受到的礼遇，这是中国文化间隔自由精神后的默许，致力于世俗社会的圆融，如此谨慎的民族性格是在南北朝风烈的历史大潮之后，使得汉文化数千年没有创建格局，在书法观念上表现得特别突出。

    即便如此，唐楷还有是一位保持书法真道的人物；颜真卿，与王羲之相比，颜真卿不仅将楷书锤炼得炉火纯青，却完全没有王羲之派系骄娇自喜的表现欲。碑文就不用说了，颜真卿的标准化书写不仅将楷书的每一关节点示得详尽之极，且具有宗教感，提炼出崇摩天然表现意识，有个人思想强烈投射，显出人性对道德的追求。这种以书法显露出的人生使命感在隶书已降就没有出现过，虽然都是时代标准化的楷书，但这样的纯厚书体源自于华汉书法曾经历过的高度，并承获了汉字诞生垂示的上古的智慧，颜书显露出来的是一种“心气”，即书写时内心有情感，他的每一个作品都不一样，每一次都在否决经验，体验新的命题。但是书法史对于颜书的哲学境界远没有拆装他的笔法更来劲，还是耿耿于对标准的过度依赖，将颜书体教化成不顾人性差异的范本，这就是书法小道之评判缘由。

末篇。结语

    由当下意识回考王羲之的书法意见，本文只是对书法史论一些固有观念进行穿刺，并没有对王羲之本人作全面评述，没有原作我们就体会不到真正的笔韵，书法的真切价值非常复杂，这里不做深度的解剖。我所关注书法史最要紧的问题是：什么是汉字才能对接什么是书法，我相信对有机运动生长成的历史观察就像思想在起点。书法史如继续猜测神话开端，功利性与书写教科书保持平行，那么文化崇高意义全然自构，艺术指说唯物之至，书法只能算匠人手艺，意义不大。汉字的不同时代所行为构架对社会要求的适宜，是文字现实的理性选择。但是书法史需要研究的是古代文化精神面，而不是节节封闭的字体构架。传统文明时间段当然有过丰涵的表述，但是一个定义也没有。我的态度是书法史是被世俗审美所耽误，缺少终点对应，那就是信仰问题，不解剖文化根本的诉求，无论传统还是当下，书法那条线都是意义空无的。

    最后我简单地回应开篇话题，是关于书法现代性的困惑，算不得总结，只是个人独立见识：为什么现代书法的突现是在日本而不是中国？首先补充说明，本文是在中国书法环境里的论述，显示了文化障碍已经表现出来，当然不排斥日本书法也浸染过类似的观念。其次需要看到一个反差，就是日本没有科举的逼迫，这对书法的自由取向有个较好的环境。我在《井上有一的书章》一文里的描述：“日本书法的现代性，不是中国书法的后续制式蔓延的边陲，而是离生出另外一个书界境地。日本人在信仰意识方面的纯粹，比主体思想受限的中国文人在空间度上，对存在进行更广泛的思想实践。从民族近代视野看，日本的世界性政治觉悟早于中国，因此积累了几代人的目标追寻新的语言空间，书法也是被唤醒去承载时代意识的手段”。这除了是历史，更主要的文化心理，我相信最早的日本书法也是崇尚王羲之，亦步亦趋的临摹王字，但日本书法主体教育还是以读帖为本，很少有笔法精心服从他人，可能有人认为他们笔法的缜密度不如中国，但东瀛书写却是以我为主，融化成自己的文化自检品行，这是不能否认的。当然日本书法缺少隶书之前的熏陶，以楷书为先导，笔法的参照余地有限，尤其在现代书法里暴露出笔墨不够丰富，这也是现实。因此在困于传统结字束缚的时代，由抽象艺术的体征向外围突破，这是一种勇气和无奈，深深地映现出了反传统激荡，非常值得赞赏，它提供了主体思想是艺术最关键的理由，摆脱程式。只是这种手法从书法深度看来难以为继，抒发了心境之后还是不能回到书法基因设置的空间、提炼出书法自由的理由。因此现代主义书法后继者的寻路之所以不像抽象画那样轨迹清晰，丰富四散，还是与书法源头认识有关。

    书法总是一种特殊的精神载体，它可以与绘画保持相应的对话，但它任何时候都不是绘画意识里的东西，这点在当下需要保持清醒。另外我明确一点的是，不要误解此文会贬低楷书以后书法的艺术性，完全没有，从王羲之到明清有许多杰作称得上艺术品，但是没有书法史清单那么多，那些个人体征独特超越时代一般认识的书法是为艺术流传，而不是那些重复规矩的东西。我给它一个简单的定义，书法就是语言文字里的语气，各个不同。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性必有一种演化方式，能够独特地表达出来，这就看我们如何理解了，对当下来说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