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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武是比技术高低，有了第一，第二就被第一干掉了。要么你干掉第一，你就是老大，让他变成第二，立马消失。文呢？则不然。文是比风格，比境界，比谁和谁不一样的好。光有一，一则成不了一，随着时间推移，还要有二三四五六以至无穷。后边越是繁荣，前边越是光大。否则，文脉就断了，前边的第一也就消失了，所以，文，可以有前后次序的第一，却没有技术高低的第一。用这个观点去观照诗文、戏曲、绘画等，大抵是成立的。可是用这观点来看书法却不通了。眼下，懂与不懂书法的人们都一口咬定，二王是绝对的第一！王羲之是书圣，书圣就是第一，铁定的，不用怀疑，谁怀疑就跟谁急。
某次和朋友一起聊天，说到这个话题。朋友认定王羲之第一的，我举了李白杜甫的例子让他作比较，他说杜甫是诗圣，是当然的第一，李白只是诗仙。其实，究竟“圣”厉害还是“仙”厉害呢？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再者，杜诗格律严谨，诗的技术含量高，为后世楷模。诗仙李白，虚无飘渺，无法学。许多人都会认同这个观点，不是连杜甫也哭着喊着要和李白“重与细论文”吗？论什么，就是想帮助李白兄好好归置归置作诗“本体”上的那些讲究。据李长之在其《李白》中考证，李杜虽然惺惺相惜，尤其杜对李那是全副身心地好，但李对小他若干岁的这位后生“诗圣”却不是那么百分百。幸好各自都行色匆匆，也没有聚到一起“论”，要不然一定会有点尴尬的。至于好学难学能学不能学，那要看谁来学，怎样学，若让郭沫若去跟杜甫学，恐怕写不出《凤凰涅槃》的。同样道理，若让康有为吴昌硕于右任徐生翁天天临《兰亭序》《圣教序》，恐怕也就没有了康有为吴昌硕于右任徐生翁。
说王羲之“第一”，无非这么几条理由： 第一，李皇帝钦定； 第二，行书新体自他始； 第三；《兰亭序》天下第一的说法流传既久约定俗成； 第四，二王书法技术精湛，近一千七百年来无人逾越； 第五，没有“第五”了。
先说“第一”，李皇帝算是王羲之的高级发烧友，“钦定”一事是表达他的个人观点，当然也表示作为最高领导人关心书法界。“第二”呢，王羲之之前的行书仿佛蝌蚪还没变成青蛙，都带着篆隶简帛书体的尾巴，王羲之算是新行书体里边第一个漂亮的青蛙王子，受到普天下的关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可见，能否在历史时空里边占据那个“第一”的时序位置太重要了。再说“第三”，与《祭侄稿》《寒食帖》比，在历史时序里排“第一”是当然的，何况“约定俗成”“流传既久”本身就是一种随日月推移不断放大的力量，强大着呢。至于“第四”就更有说头，快一千七百年了，随着二王地位的不断巩固，历朝历代都不乏瞎起哄的，二王笔法，早就已经被忽悠成了包打天下密不示人的“武林秘笈”了。不顾及毛笔纸张的无数次更新换代，也不顾及桌椅板凳的使用与普及，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企图通过模仿二王的点横撇捺梦想把自己打扮成二王的正宗传人，也还有不少人煞有介事地写几篇分析“二王笔法”的钻牛角尖文字，就自认为破了书法艺术的玄机。唉，脑子弱智到这份上，不说也罢。曾经有朋友自诩为是“正宗”的“二王笔法”，我就逗他，用啥笔写的？他说有时狼毫有时羊毫；是坐在书案旁写还是蹲跪在地板上写的？他说当然是坐在书案旁写。我说，完了，你的二王不“正宗”，他好久没缓过神来，眨了半天眼睛问：为什么呢。
问题真就这么简单吗？当然不是。咱再回过头来说，接着前边的话题，还说“第一”。李皇帝的字还算写得不错，比如《温泉铭》，但细细比较便可看出，老李学的是小王而非大王，用笔典型的“外拓”，小王才是他内心里真正的偶像，缘何不封小王封老王？他喜欢小王的书法本事却接受不了小王动辄不服气老子甚至顶撞老子的那副嘴脸。虽然二王并称，但在封谁为书圣问题上，李皇帝是不会感情用事破了社会管理学的基本原则的。他要封的这位“书圣”，除了当然的水平要高之外，还要资格老，知名度高，更要符合封建的纲常伦理，让那些往往不听话、不好管理的书呆子们世世代代在统治者们面前永远俯首贴耳中规中矩，一句话，好好写你们的字，少出“幺蛾子”，别给统治者找麻烦。实践证明，自从封了王书圣，立了这根恰当的标杆，一代一代醉心写毛笔字的人，一路争先恐后磕头作揖下来，造反闹事的很少，于是，天下太平。且说“第二”。王献之“劝父改体”，要他爹“吃螃蟹”，其实是乳臭未干少见无知，岂不知乃父王羲之正是第一个行书新体的成功创立者。王羲之即使不被“书圣”的黄袍加身，其地位声望也确立无疑了。然而，书分五体，行书而外尚有真草隶篆四体，首创甲骨金文秦篆楷隶者何在？古远杳渺扑朔迷离，神龙见首不见尾，不能让后人看清他们的面目，尤其缺少了文化行为的重要底座——如二王父子邀集社会名流搞搞雅集颜真卿亲人被叛匪砍下脑壳（此问题容后详谈），实在无法将他们的头像在历史时空中定格、放大。因此，仅仅占到一个有利的时序位置还远远不够。“第三”似乎已无需多说。再说“第四”。到底技法在艺术创造中应占个什么位置多大分量，历来是人们争吵不休的话题之一。工具材料甚至桌椅板凳不断更新换代，人的思想情感审美追求更是喜新厌旧变化多端，那么作为艺术创造与表达手段的技巧技法，当然也会不断丰富更新。既然传统是条河，任何刻舟求剑的想法和做法就都是没有道理的。然而，古代的书法与琴棋诗画一样，是文人的修养，而非专门的艺术。今天，书法作为艺术被“专”了“门”了，与其紧密相连的文化基座被抽空了，技巧技法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这门艺术之中的重中之重了。且不说眼下各种培训班考前班已经无异于杂技训练营，就是大学书法专业四年本科大部分时间也是天天研究毛笔头上那点事，提啊按啊绞啊转啊，一天到晚梦想有朝一日能乱了古人的“真”。这样继续下去，大学培养出来的不会是艺术家研究家，而是批量生产出大批的古代赝品造假高手。不知为什么，写字的人咋就这么喜欢要与古人“乱真”呢，我总觉得这种想法是和古人捣乱，我不知道写小说的是否都想和曹雪芹“乱真”？写诗的是否都要想和李白杜甫去“乱真”？画美术的是否都想去和吴道子范宽“乱真”？还有搞哲学的，是否都想去和《周易》老庄“乱真”？或者去和柏拉图黑格尔“乱真”？不扯远了，就在这样的当口，二王的技法被无限神化是再自然不过了。其实呢，二王的遗墨绝大多数是后人双钩填墨描出来的，这样几笔才能描出来的一个笔画，想一笔下去就乱真，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更何况笔墨纸都不具备那时的质量性能呢。人世间的事往往如此，越是办不到的事，越是玄妙神秘，大家就越是跟着瞎起劲。再者，后来者人人都标榜自己学二王，谁学得好谁学得差谁的学习方法有理谁是胡闹，见仁见智，此处不想展开讨论。若举一个大家公认的例子，咱们就不妨举出赵孟钗Ｔ诤罄醋匪娑王的书家中，赵孟畲蟾潘闶亲钌岬孟铝ζ模邢敢欢员然故遣畹迷叮我玻课侍獠皇浅鲈诩际醣旧恚静辉谑滞笞樱窃谛男陨稀Ｍ豸酥歉僮鏊蛔觯樯苡星惺频钠僚眩庾虐蜃硬焕聿侨思遥砻嫔峡词欠㈧涫邓得魉歉霾淮蟛恍「鲂韵拭鞯摹按掏贰薄Ｕ悦项呢，在这一点上与王书圣就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了。所以王字与赵字虽然都同样妖娆妩媚，但王字内含骨鲠，赵字除了妖娆妩媚还是妖娆妩媚。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一点，就因为有了那点“骨鲠”，同样的妖娆妩媚就有了不俗的境界。因此，书法说到底不是技术，不是光靠练手腕子就能办的事，从根本上说，还是个“修为”问题，修什么呢？修自家的“心性”罢了。
前边说没有“第五”了，且慢！随着年龄识见的增长，我在书圣问题上，终于体会出了“第五”。下边就说这“第五”。书法，毛笔写汉字这码事，玩到高妙处叫艺术也罢叫修养也罢，从实质上说就是从“心”上来再回到“心”里去。所以，字要“如其人”，表面看起来写的是字，而实际上写的是“人”，写的是作者自己。又所以，真诚很重要，虚假了就一定完蛋。所以好的作品，能够称得上艺术创造的作品，一定是真诚地反映了作者其人的，因此笔墨的修养实际最终折射的是作者他这个“人”的修养。问题在于这个十分重要的人的修养问题又十分十分的复杂，古今中外没有一本人生教科书能做出量化的规定，同时也不仅仅局限于一个道德伦理范畴。大家都推崇“魏晋风度”“二王精神”，其实这“魏晋风度”“二王精神”不是装神弄鬼追奇逐怪，也不是传说中的“不激不厉风规自远”，更不是平平正正俯首贴耳，而是一种人生修养境界。为什么历代文人雅士都争着抢着以“魏晋风度”“二王精神”为皈依，将其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呢？原因也就在这里。高雅不俗，清高自标，自由不羁，潇洒出尘，仿佛一只自由飞翔的闲云野鹤，盘旋俯视，一尘不染，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羲之爱鹅，东床袒腹，就是这种境界与风度十分恰当的注脚。我们崇拜二王可以，但要知道二王哪里最值得我们崇拜，我们给二王磕头也行，但应该搞清楚对着哪里礚，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不要把描摹二王的一点皮相当做自己毕生的追求，而应该把这种“魏晋风度”“二王精神”作为自己艺术追求的精神向度和灵魂标杆，爱惜自己心灵的羽毛。退一万步说，起码要做到知廉耻有操守，若为了那点名利，为了争个主席理事的虚位，吵闹不休争斗不止，即是把个二王描摹的再像，也难脱满纸俗气。再退一万步说，即使描摹得满纸俗气也不要紧，但千万别标榜自己学二王，特别不要装扮成二王的正宗传人云云，甚至认为只有自己才血统高贵，那岂不是对二王的侮辱和亵渎么，那就免不了被人笑话。
戏说大师
文| 于明诠
现如今艺术家族的门类越分越细，也越分越滥，就像“文化”一词儿，本来挺高不可攀的，突然就泛滥的不行，连供人拉屎尿泡的厕所也“文化”起来。在这滥得说不清的艺术门类中，要论“老”，大概要数咱们“书法行”了。人家都西装革履休闲服了，咱还长袍马褂地套着。因为“老”是本行的特色，所以本行就讲究“为老者讳”，千万别在古人、前辈面前挑刺找茬儿，否则就是大逆不道，甚至十恶不赦。所以，书法族的子民们不仅把古人、前人全都捧成神仙供奉着，把同时代的长者也都捧得晕头转向，搜肠刮肚绞尽脑汁想出的所有能想到的好句好词，一古脑地向他们身上堆。死人没有知觉当然能挺得住，活人受用多了见怪不怪一般也就能熬得住了。小说家一般不在作品前特别注明“请张三李四某某读者指正”，但他们大多能在真正的批评面前撑住；书法家们天天“雅正”、“斧正”、“哂正”挂在嘴上写在纸上，却最容不得别人在批评上“较真儿”的。因此，我们看到成群结队的名家大师像走在前面“穿新衣”的皇帝，只顾享受一路的鲜花和掌声，其实光着屁股却浑然不觉。读者和看客们装聋作哑跟着瞎起哄，也有看出门道的，嘴上却不说—怕被人讥笑为没水平没眼力。有一则故事说，江湖上有卖大力丸者，先是自个儿心里明白，不过糊弄口饭吃而以，后来买卖火爆了，就忘乎所以，自己也信以为真地吃起来。书法圈里这种情形实在太普遍，圣哲有言“人无完人”，你且记住，这话在书法圈里特别是在列为大师面前通通作废。一个一个的大师就像一座一座的高山，一路走将过来的“书法发烧友”们，全都条件反射似的害了软骨病，不问青红皂白纳头便拜。今日里，于是乎这厮要借酒撒疯，“臭”一“臭”那一路的大师。
于是乎当然要从书圣王羲之开刀。据说，王书圣的本事而全在那篇《兰亭序》里。公允地说那字写得一招一式都很到位，通篇充溢着风流才子气，然而从“反”处来看，不免眉眼抛得有点过多过滥，以一刻不停地挑逗读者为能事。书法一道自从堕落为艺术之后，就注定了要遵循老庄们那个宿命的论题—“大道至简”，这句话就是告诫书法修持者，千万别光顾炫耀技法邀宠，“既雕既琢复归于朴”，“朴”应该是最后最高的境界，“王书圣”似乎一生都热衷于“既雕既琢”，不知后边有个“朴”等着他。原来我以为“书圣”的意思就是自古至今尽善尽美唯他最好，是铁定的第一，后来才弄明白，非也。我们的先人似乎很喜欢玩弄什么什么“圣”这套把戏。但这“圣”就好比评滥了职称之后，又弄个什么“享受国务院津贴”之类的最高荣誉称号似的。既然是“荣誉称号”，那么再高再大再神，也不过一个赞美词而已，当不得真。在这一点上，画家和诗人似乎比书法家智商高些，画家们并不认为自古至今唯有“画圣”吴道子画的最好，诗人们也不认为只有那位又干又瘦的“诗圣”杜甫老头诗写得最好。唯有咱书法圈子奇怪，谁若对王书圣有半点不敬，差不多就等于他掘了全天下所有与书法沾边儿的人的祖坟。 “王书圣”还有个儿子叫王献之，也是个大师。他的功劳就是把 “王书圣”开创的书风—“魏晋风度”推到一个更为妍美的境界。然而这位王少爷不仅天天宽袍大袖炼丹吃药地瞎折腾，还是个涂胭脂抹口红的活宝，用今天人们的眼光看，他若不是一个同性恋者，起码是一个“半神经”。因此说，人们顶礼膜拜的“魏晋风度”，或许也沾点儿病态。
唐代以楷书繁荣著称，起初的几位楷书家写得还算不错，工整又不乏个性，但一到柳公权就完了。若说柳大师是朝廷的御用印刷机一点也不为过，他凭着深厚的写字工夫把活生生的汉字全整理成呆若木鸡的美术字印刷体。有时，我也常常替柳大师抱不平，正如一位科学家的发明成果迟迟不能被人理解、投产、推广一样，到宋代很多年以后才大兴印刷术，这实在有点对不住人家老柳。当然，老柳的全部努力最终也把他自己送上了绝路，自己坐进庙里吃冷猪肉，身后却断了香烟。自他以后历朝历代都有不信邪的，铁了心一辈子写“柳体”，结果当然没有一个人能在“柳体”上翻出个新花样来。颜真卿之后还有个钱南园、华世奎什么的。如果哪位还不服，不妨再从印刷体上试试身手，我想大概下场也不会有别。
众所周知，书法界有追求自然的古训，然而“自然”的标准是什么，人们的理解千差万别。于是乎认为：“自然”必须先从不自然开始，追求自然的过程就是不断雕琢“不自然”的过程，就是装模作样地演戏的过程，谁装得像、演得逼真，谁就被人们认为是自然，可见“自然”压根儿就是一个把戏一个骗局。明代文征明算是比较自然的，中规中矩又疲疲踏踏，但又有点像温吞水。文老爷子活到九十多岁，徒子徒孙成群结队，他老先生一生舒服得很，从字里边就看得出来，没多少才气，却敢硬撑着当了一辈子大师，大概“字外功夫”十分地了得。比较而言，苏东坡应该算是最“自然”的一位，是“无意于佳乃佳”的提倡者和实践者，但他生性马虎，敬业精神差一点。他大概是用三个手指头捏毛笔，写的字一边轻一边重，因此说自然也对，说不自然也对，就是写得比较随和。有人讥笑他笔法不古，结字不稳，他就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苏学士不愧是大文人，他的聪明让人拿他没办法。与苏学士相比，米南宫、黄山谷二位则明显“不自然”，老米像穿惯了名牌西装似的，不仅一脸的严肃，而且一天到晚耸肩、收腹、厥臀、挺腿，越看越替他累。说老米有洁癖，大概不会错，他的字从头到脚不仅反复捣扯，又搽胭脂又抹粉，哪里有半点自然和放松？黄山谷的草书暂且不论，其行书和楷书处处夸张，仿佛一位蹩脚的歌手，不管感情是否需要，只顾傻呆呆地拖长腔、拔高音、亮嗓子，看着那些横冲直撞的夸张线条，便令人想起那蹩脚歌手脸上暴起的条条青筋。
再往后数，张瑞图尖锋冲杀，左右扭摆，且太过程式化；王铎如其说他承袭二王不如说他破坏二王更准确。当然，“破坏”得好也就是继承得好。他在丈二条幅上自己跟自己较劲儿，试想，像他这样一生读圣贤书的“明白人”能不知道做“二臣”是件“耻事”吗？说句粗话—“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而已，因此，他字里行间透露出的除了“憋闷”还是“憋闷”。不仅单字“憋闷”得五官挪位，章法也“憋闷”得如便秘病人的大肠，不蠕动难受，蠕动也是难受。当然，略早于他的赵、董二家算是较为平和自然的，眉眼周正，行卧也透出一点富贵人家的教养，只是生就的小家碧玉胚子，淡妆的时候倒还可人，一旦浓艳起来，再抛个眉眼送个秋波，就被瞧出“俗”来。尽管在书法史上二位影响颇大，终究名节不太好。再往后，情形更糟。沈增值也算大家，据说执笔善用“回腕法”，就是手臂不仅彻底悬起来，而且要在胸前摆成标准的半圆状。这种姿势的特点，就是挥写起来特别扭、特难受，不一会儿就汗流浃背。如其说他老人家找到了正宗古法，倒不如说是他自己给自己找罪受。聪明如苏东坡者，肯定不赞成这位老沈，苏学士一向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就连他被贬到黄冈的日子，也忘不了时不时地自己给自己找点儿乐子。这位老沈字写得既别扭又难受，但他过硬的基本功使他笔下太多的侧锋没有显露出单薄。人们夸他脱俗，其实是他老人家歪打正着。在于是乎看来，这种极近表演型的执笔运腕，即迂腐透顶又俗气十足。到了他的弟子王蘧常那里，那些单薄弄险的偏锋不见了，也不抽筋儿似地颤抖了，却曲里拐弯地绕起圈来，像道士们的画符，成心不让人看懂。王教授当然满腹经纶，大概是学问太多闹的，难为起不讲究学问的后辈们来了。说到这里，我们不应该忘了那位李瑞清，这位铁了心做清王朝遗老的老李，笔墨功力自然不浅，但多年练就的功夫不仅没对他的艺术创作起到半点作用，相反，成了他老人家捆绑自己的镣铐。行笔速度的均匀使线条点画的韵味丧失殆尽，而程式化的抖动又使已经僵硬的外表添了满身俗气。
清末民初还有两位大师康南海和吴昌硕，两位都很自负，他们似乎生性喜欢板着面孔端着架子，大师欲望特强。但两位的“官运”都不济，康举人自不必说，那位“一月安东令”未必没有“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穷酸态。看康举人在考卷上写的字也算平和，安适自然，后来一遇挫折就气儿不打一处来，满腹诗书并没有让他事理通达心气和平，他先是自高自大刚愎自用，后来干脆认为全天下都对不起他，似乎都欠了他的。难怪一次在中国美术馆看展览，某位高人指着康举人的八条屏直嚷嚷—“你们见过讨债鬼吗？大概就是这副嘴脸。”他老人家的字呲牙咧嘴一味霸悍，还经常把自己的名讳写得比正文的字大。现在书法家为人写字，属了上款一般不好意思收钱，康举人喊你一声“兄”却要另加银子。一次他到苏州见到钱名山的字，他竟然这样夸人家：“如今我之下也就是你了。”再说那位吴大师，自打年轻就喜欢当“头儿”被人奉承，一生享尽了“大师”的风光。吴大师总喜欢把字写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厚、越来越重，开始我弄不明白，后来见到吴大师的玉照才恍然大悟，原来吴大师生就一副五短身材，不知他老人家是怨恨娘老子对他不起，还是觉得自己这副身材有损自己大师的高大形象，反正在笔底下就拼命地求高求大。就这样，苍天不负吴大师，他终于修成正果，仿佛练就了一座乐山大佛的真身，矗在那里，给后人立下了大气磅礴典型的同时，也让人们领教了欣赏吴大师的艺术还得先学会忍受别扭，别怕累。
就这样，于是乎如此一路地“臭”将下来，简直是十足的冒天下之大不韪。大师的再传弟子、私塾弟子以及那些书法界一向身怀正义感的人们，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该狠狠地抽这厮几个嘴巴。其实于是乎这厮平日里胆也很小，他话说得有点过分，但好在还只是针对大师们的外貌甚至服装行头，就像那个狡猾的包黑，他哪里敢真打皇帝，只是打打“龙袍”而已。记得鲁迅曾说过，有了文艺就有了文艺腔，到后来就仅剩下“腔”了。文艺可爱但“腔”不一定可爱。这话很深刻。服装行头、外貌外表毕竟不能等同于内容和内涵。凡是成功的艺术家，其个性语言往往符号化为某种夸张或强调到极致的外表和形式，喜欢的人往往从这里去接近他们，不喜欢的人往往也从这里讨厌他们。因此，我们不能光研究古代大师们的裤头几号、袖口多宽，甚至出门走路先迈左腿还是先迈右腿。其实那些大师若活到今天，肯定也会穿西装休闲服的。因此，我们不能以为从外表上学得一点大师的皮毛就算得了真传，你以为好不容易踏上了爬高的梯子，其实也许正是踩在一个美丽的陷阱上，自个把自个淹死还傻乐，还磕头作揖地感谢大师给你挖了一口正宗名牌的“好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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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8-1-26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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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7 16: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