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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台前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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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4-18 23:0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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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金明

  1973年12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发生过一次不寻常的事情——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当时,这件事情不但在国内产生很大影响,在国际上也引起很多猜测。30多年过去了,我们重温这段历史,对于当时国际政治斗争的严峻性和国内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会看得更加清楚。



  国际局势乌云压城

  从20世纪60年代起,中国和苏联边境领土纠纷渐渐升温,并趋于白热化。1964年2月至8月,中、苏两国在北京举行了多次边界谈判,没有取得任何效果。谈判破裂后,苏联领导人下令把军队开进蒙古人民共和国。到赫鲁晓夫下台时,苏联在其本土的亚洲部分和蒙古共驻扎70多万兵力,把军事矛头直接对准中国,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感到了巨大的军事压力。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在中苏领土纠纷上,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从1964年10月15日至1969年3月15日,苏联挑起边界事端4189起,军事部署上,由70万人增加到114万人,并且不断举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为侵华战争做准备。1969年3月2日、15日、17日,在黑龙江珍宝岛苏军与我军发生了多次军事冲突,双方都有上百人的伤亡。1969年3月5日,在中央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准备打仗”。1969年4月28日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出要准备打仗的问题。

  1969年6月中旬,军委办事组多次召开战备会议,对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危险性做出了越来越严重的估计,认为大战在即,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时间可能在国庆节。9月30日,疏散了北京几个机场上的飞机,在跑道上设置了障碍物,机场人员配发了武器,准备打击入侵的敌机。10月中旬,为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疏散了一些中央负责同志和老同志,许多大城市也进行了防空演习和紧急疏散,全军进入紧急状态,整个国家处于临战状态,这种状况持续到80年代初期。但是,对于战争何时爆发,以什么形式爆发,战区主要在哪里,人们很难准确预测。因此,作为大军区主要领导,熟悉全国多个战区的情况是有必要的。八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据中央命令所称,是“为了加强军队建设和反侵略战争准备,使军区主要领导干部交流经验,熟悉更多地区的情况”。这应该是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一个重要原因。
 楼主| 发表于 2006-4-18 23:07 | 显示全部楼层
 国内斗争乱云飞渡

  中国***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973年8月24日至28在北京召开的,比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时间仅仅早4个月。这次会议中,党的最高领导核心——中央政治局常委,人数由上一届的5人(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增加到9人(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四人帮”的主要成员王洪文、张春桥

进入了最高领导核心,王洪文还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他因为年轻,国外都猜测他将是毛泽东的接班人。表面上看,“四人帮”的力量得到了加强,其实,因为叶剑英、朱德两名老帅进入了政治局常委,并且由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加上周恩来的支持,“四人帮”的阴谋仍然不容易得逞,党内斗争更加激烈。

  特别是在江西“改造”的邓小平回到北京,更让“四人帮”感到不安。

  1972年1月,陈毅元帅不幸逝世,1月10日,毛泽东亲自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肯定陈毅是个好同志,并表示邓小平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他敏感地认识到这是一个契机,便暗示陈毅的子女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邓小平得知后,于1972年8月3日再次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愿意为党和人民继续做些工作。毛泽东接到信后,同意了邓小平的请求。就这样,邓小平在江西度过了3年“改造”岁月之后,于1973年2月回到北京。同年3月16日,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在8月召开的中国***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又被选为中央委员。

  1973年,毛泽东整整80岁,身体每况愈下。两年前的1971年9月13日,林彪企图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的阴谋败露后,乘飞机叛逃,死在了蒙古,这对毛泽东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自己精心挑选了多年的接班人,写进了党章和宪法的林彪,竟然是身边的定时炸弹。他曾经有过较长时间的痛苦反思,不得而知。但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他急于安排后事,为下一代领导人打好基础的想法越来越明显。

  受命于危难之中开始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清醒地认识到,林彪把持军队工作12年,对人民军队的建设干扰和破坏十分严重,许多单位的问题已经达到积重难返的地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叶剑英紧紧抓住整顿军队,肃清林彪流毒和影响,提高部队战斗力这个中心环节,大力开展各个方面的工作。他和军委办公会议人员一起着手筹备召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并多次派出工作组,下到各大军区了解情况。叶剑英认为,军队的领导班子,特别是大单位(大军区、军、兵种)的领导班子,是军队的“上层建筑”。而基层部队可以看作是军队的基础,军队必须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军队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狠抓政治思想教育,提高领导班子成员的马列主义水平;二是进行组织调整。

  叶剑英的这些想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议在毛泽东的书房兼会客室进行。大家注意到,不是政治局委员的邓小平也坐在了茶几旁。会议开始,毛泽东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政治局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

  会客室里鸦雀无声,大家等着他下面的话。大家明白,毛泽东批评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虽然没点名,但实际上是批评周恩来的。因为那段时间是周恩来和王洪文主持政治局工作,主要的还是周恩来在主持。谁也弄不清楚,王洪文和江青又向毛泽东进了什么谗言。

  毛泽东再次批评政治局和军委:“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说完,他停顿片刻,扫了大家一眼。

  会客室里,静得掉下一枚针都能听得见。气氛有些紧张。

  毛泽东也感觉到了。他缓和了一下气氛,换了一个话题:“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说完这句话,他转向叶剑英:“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

  周恩来点点头,表示是这样的。对于他来说,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没有任何工作上或其他方面的影响。

  王洪文听完,连连点头,虽然面色平静,却掩盖不住内心的高兴。他在上海造反起家,建立了闻名全国的上海民兵指挥部,搞起了成规模、成建制的民兵队伍,企图取代上海警备区司令部和地方上人民武装部对民兵工作的领导,建立自己的“第二武装”。但是,上海在南京军区的辖区内,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对他事事掣肘,把许世友调走,就少了一块“绊脚石”。

  不但是许世友对王洪文掣肘,北京军区司令员***也是这样。1973年8月,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会议,快散会时,王洪文忽然从主席台上跑下来,找到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假做客气地说:“田副主任,开完会你留一下,有一件事情我们商量一下。我已与李副主席讲了,我们三个人谈谈。”

  散会后,已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总政治部主任(兼北京军区司令员)***从台上走下来。王洪文对他说:“关于民兵指挥部的问题,你们总政治部态度不明朗,《解放军报》也很少宣传。”

  ***当即驳斥他说:“民兵是毛主席人民战争军事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民兵历来都是由军区、武装部来管的。如果不让他们管,另外成立指挥部,这牵扯到一个体制问题,体制问题要慎重。”

  田维新明确支持***的意见:“现在军区和武装部管民兵,战时民兵配合主力部队,平时管治安,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军区和武装部有一套现有的组织班子和干部队伍,有工作经验,也没有出什么大问题。一下子要改造过来,要慎重。”

  王洪文听到他们两人反对,就立即使用造反派经常使用的上纲上线,扣大帽子手法:“毛主席不是说了,民兵也要改造,我们认为要改造民兵工作,民兵指挥部是最好的形式,同志,这是个新事物,对新事物要敏感。”

  田维新在军内虽然知名度不太高,但也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八路。战争年代担任过太行军区祁县独立营政委、晋冀鲁豫军区第三纵队八旅团政委、第二野战军十一军三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等职,解放后担任过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军区副政委等职。他对王洪文等造反派素无好感,听到王洪文又扣大帽子,一下子就火了:“王副主席,你和李主任谈吧,我家里有一大堆事,有文件要处理,先走了。”说完,不等王洪文同意,转身便走。

  ***看到田维新走了,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说着,也走了,把王洪文孤零零丢在一边。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竟然一下子找不到感觉了,愣了片刻,只得在心里记下仇,恨恨地走了。对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他是非常同意的,事情越乱越好,乱中才能找到机会,造反派都是在乱中起家的。

  毛泽东不顾他们的想法,继续按照自己的思路主持会议,在政治局委员们一致同意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提议后,毛泽东建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共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于是,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政治局委员一起唱歌。从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已不止一次地在开会或接见下级时,让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希望全党步调一致,其实,在那个动乱时期,不要说全党步调一致,政治局的步调就难以一致。

  唱完歌,毛泽东又解释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这是讲各大军区司令员。因为有的大军区司令员,在一个地方已经呆了一二十年。他认为,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得太久了,搞得关系盘根错节,对工作不利。

  稍顷,毛泽东宣布重要决定。他指着刚刚复出的邓小平说:“现在,我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吧。”

  邓小平点点头,稳健中透着刚强。

  在座的政治局委员静静地听着,从他们的面部表情,似乎看不出对这个决定有什么不同的反映,但在他们的内心里,有的拍手叫好,有的却气得咬牙根。

  毛泽东按照自己的思路说:“……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毛泽东又转身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这话,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表扬。

  邓小平脸上泛起淡淡的笑容,没有说话。

  毛泽东忽然又换了一个话题。“现在这么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毛泽东一边说,一边环顾在座诸位:“你们哪个青年时期、十几岁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信。”大家都明白了毛泽东这段话的意思,是要大家支持王洪文的工作。

  整个政治局会议,始终贯穿着毛泽东的思想“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就是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确定了军队高层领导的调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邓小平任解放军总参谋长。

  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12月20日中央召开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毛泽东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高级将领。

  毛泽东接见后,大家进行了分组讨论,众将领对中央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一致表示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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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4-18 23:08 | 显示全部楼层
对调具有戏剧性

  12月22日正式宣布对调命令,各大军区司令员、军兵种主要领导再次集中。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情况是这样的:



  北京军区司令员***,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时年57岁,河南新县人。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70年毛泽东对林彪集团采取“挖墙脚”的办法,改组北京军区。***是总政治部主任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在1973年召开的党的“十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中共中央副主席。他在北京军区工作时间不长,却为当时正在谋求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江青反革命集团所不容,他们指使爪牙喊出“打倒军阀***”的口号。他们的这些阴谋活动,显然影响了毛泽东的重要决策。就在这次调沈阳军区任职后,***仍被毛远新所排挤,不久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职务。

  陈锡联,时年58岁,湖北省红安县人。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9年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已达14年之久。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

  杨得志,时年63岁,湖南省醴陵县人。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5年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已达18年。曾思玉,时年62岁,江西省信丰县人。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67年任武汉军区司令员。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

  许世友,时年68岁,河南省新县人。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出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到1973年担任本职务达18年。丁盛,时年60岁,江西省于都县人。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8年任广州军区司令员。

  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对调。

  韩先楚,时年60岁,湖北省红安县人。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7年任福州军区司令员,担任本职达16年。皮定钧,时年59岁,安徽省金寨县人。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69年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在任兰州军区司令员以前,他多年在福州军区工作,对东南沿海的情况比较熟悉。

  当时全国共11个大军区,就有8个军区的司令员调动。没调动的军区司令员是: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这3位司令员任职时间都很短。原任大军区司令员的秦基伟,“******”开始不久就没有了职务,1969年10月被“疏散”到湖南省汉寿县一个农场劳动,犁地、挑粪,一直干到1972年,后来,去长沙治病,又转移到一个疗养所。1973年的一天,身边的人员忽然接到上级通知“不能喊老秦了,要叫首长”,1973年6月,军委领导通知秦基伟到成都军区任司令员。

  12月22日会议是由毛泽东当面宣布对调命令。毛泽东想给王洪文一次机会,想让他在将帅面前树立点威信,委托王洪文“点名”。

  王洪文在部队当过几年兵,他1951年入伍,呆了几年转业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当保卫干事,但对军队的“点名”没有更深层的了解,对军队高层的“点名”则更不了解。“点名”制度在军队历史悠久,《内务条令》中亦有明确规定。连队每星期都要“点名”,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点名”的内涵得到了延伸,军队的“点名”不只是清点人数,而成为了一种严肃的仪式,一般“点名”的人都是最高首长,被“点名”的是部属,点名后,最高首长要总结工作、部署任务。王洪文当了中央副主席,有些昏头,也就大大咧咧地拿起花名册,点起名来。

  “许世友!”

  没有人答应。王洪文向会场看去,许世友脸色铁青,眼望着天花板,理也不理他。王洪文在上海造反多年,最怕这个南京军区司令。他壮着胆,又点了一次:“许世友!”

  忽听得“咚”地一声,原来是许世友把茶杯猛往茶几上一磕。王洪文抬眼一看,不光是许世友,杨得志、皮定钧这些老将军都鄙夷地望着他。王洪文胆虚了,转过头来求助似地望着毛泽东。毛泽东铁青着脸,一声不吭。

  王洪文这才尝到了军队高级将领的厉害。

  周恩来不得不救场。他拿过花名册,看也不看,就先从其他司令员点起来:***、陈锡联、许世友……这些刚才还是很傲的将军们,现在一个个响亮地回答着。名点完了,周恩来宣布:“现在请主席宣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命令!”

  毛泽东宣布完了对调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员没有一个人耽搁,立即以最快的速度去上任。

  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以出奇的速度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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