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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形”与“沉实”之间
——读程兴林书法
◎王伟
中国书法史中存在一种现象：看似矛盾的两种因素得到有机融合，涵纳着内在张力，获得了一种结构上的平衡，书写效果表现的更加突出，这种现象，我称之为书写本身的“两歧性”。
这种“两歧性”可表现于“书体”，例如，草书直接传达了书写者当下的创作状态，在挥毫折腕之时，书写者与作品之间形成同步呼应，可谓是最能展露个体性情的书体；篆书则运笔徐缓平动，线条富含古意，带有超离于当下的恒定特征。某些时候，这两种看似两极的书体却需融为一体：草书要有篆籀气，尤其是大草。无论怀素还是黄庭坚，在借助草书进行情感抒发之际，他们保有了篆籒的节制，或者说，他们用篆籒的内敛适当平衡了草书的外放；这种“两歧性”又表现于“书家”，例如，在“宋四家”中，米芾追慕晋贤，“摹古”功力最深，其字因有“集古字”之称，他称得上是宋人中最具传统色彩的书家。但是，米芾的书写又最为放逸，“风樯阵马，沉着痛快”，以至于“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使其成为借助传统表现自我的绝佳典范；这种“两歧性”还表现于“书作”，尤其是在单字的“线条”与“结构”之间，例如，黄庭坚的行书，中锋用笔，线条粗细变化不大，然筋力内含，它是立体的、圆转的，如同一条蠕动之虫。黄字在结构方面却是开张伸展，内外空间疏透，其字“势”主要来源于字形结构的夸张变化而非线条本身。与之相反，米芾的行书，在结构上并无太多新奇，甚至略显拘谨，他的过人之处在于笔法的丰富性，八面出锋，行笔有节奏，笔触极其敏感，线条呈现出粗细、浓淡、轻重的多层次纹理。
对于书写本身的这种“两歧性”的理解，尤其是对于线条上的质感（内质外感）与结构上的形势（静形动势）的书写处理，是每个书写者需要应对并克服的技术挑战，兴林的书法在这两方面兼而有之，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兴林擅长行草，尤喜大字，在字形结构方面，他做着“变形”处理，其手段有二：一是对单字的某一部位进行夸张，以致对其他部位形成空间挤压，字形结构或宽博，或紧结，形成了空间上的张弛之道；二是借助线条连带，上字的末笔顺势而下，其笔势冲击到下字的起笔，从而对下字的字形也产生了空间挤压，造成了结构“变形”。同时，连带线条的粗细变化不大，弱化了上下单字的独立视觉效果，形成大面积的“字群结构”，扩大了书写表现力，这一点非常像王铎。在线条书写方面，兴林笔运中锋，笔触在纸面上行走稳定，弧形圆转真力内充，避免了粗野流荡，带有些许《自叙》、八大的意味。总之，在处理书写本身的“两歧性”问题上，兴林以其圆劲的线条支撑了变形的结构，很好地解决了这个困难。
观看者对于作品本身的接受是分层次进行的，在欣赏过程中，线条与结构居于不同的层面，大致而言，远观结构，结构显气象，气象有大小；近看线条，线条含味道，味道有深浅。就兴林的作品而言，从远处看，兴林通过空间结构上的“变形”，加上对字形排布的大小交错，以及线条墨色的浓枯变化，使其作品极具视觉冲击力，带有一种厚重阔大的气势。放置眼前，兴林的作品线条圆韧劲健，质量颇高，又可让我们体会到一种笔力沉实的蕴藉之感，着实不易。
（本文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艺术年鉴》书法卷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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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5-10-30 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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